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
七日，中共中央在汉曰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粉碎敌寇新的战略进攻①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松冈［1］游欧以后，敌军动向仍然是解决中国问题。四月间曾调动华南部
队攻占我闽浙沿海各要地——镇海、宁波、温州、平阳、福州，以加强沿海
的封锁。接着便在华北华中各地，开始其进攻的部署：敌酋畑俊六［2］亲赴华
中前线视察战地，板垣［3］中将进抵临汾，其高级指挥官多田骏［4］，亦飞往
各战地布置军事。敌军在最近期内，不间断的向着进攻准备地区调动军队，
计在晋南集中的有七个师团以上兵力（第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一、十九、
二十四、二十一、三十五师团及独立第十六混成旅团），在豫南，鄂北地区
大约集中了三个师团。在太原附近添筑飞机场，在正太路上向着同蒲、白晋
两线运输许多粮、弹、橡皮船且有铁道材料。在平绥路上各车站的护路敌军
均己集中，除大站外改以伪军驻守。在平汉路上许多重兵器及战车等均运信
阳转应山。宜昌方面亦新到敌机近二百架。
直到现在敌军已发动了进攻。晋南敌军向中条山一带的我军猛烈攻击，
并已占领垣曲、济源两城及控制沿河北岸的渡口，其进到河岸部队曾在飞机
掩护下试行抢渡，但未得逞，仍在两岸对峙中。在鄂西北一带之敌，分由枣
阳、随县、钟祥、京山各地向大洪山一带我军开始攻击。
敌寇发动此次新攻势，是在严重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就是说：敌军此
次攻势，正值英国在地中海失败，英军由太平洋逐渐撤退，不得不交由美国
接防，而美国在太平洋上，也不能不准备单独对付日本的时候；又是美国取
消对日输出锌与橡胶禁令，对日作某些妥协的时候；又是日本取得荷兰石油
一万万吨的供给，并成立日越商约，在东京成立法泰停战协定［5］的时候；总
之是敌在太平洋上经过外交活动已取得一些便利的时候。敌寇一面利用这一
似乎有利的国际环境，一面也利用中国内部的间隙，企图把中国问题作最后
解决，以便将来更主动的应付国际事变。因此，敌寇在军事上便组织了新的
战略进攻。
中日战争经过了整整两年半的战略相持。在相持的阶段上， 由于国际的
及敌我的国国内的形势有了许多新的变化，必然要影响着敌我双方的战斗力
相互消长。然而敌我双方在主观上都是能动的。在我军方面，是如何停止敌
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在敌军方面，是如何破坏我之准备，组织新的进攻。
如果说：敌后抗战愈发展，则敌之“以战养战”、“以华制华”之企图愈难
于实现；我后方政治愈进步，则抗战力量愈坚强，反攻准备则愈容易；正面
作战军队愈积极，则敌之力量愈消耗，我之阵地愈巩固。这样，则敌之战略
再进攻的困难就愈增加，而我之战略反攻准备和实施就愈顺利。列宁说得好：
咬紧牙关，不要假作顽强，而要准备力量。从这里可以认识敌之所以能够重
组战略的进攻，主要的是由于我方执政当局不能利用相持阶段上所获得的时
间推行正确的政策，而这个时间是放弃了许多空间得来的。相反的，执政当
局两年半以来所执行的抗日反共的两面政策，无疑的给敌寇以许多的便利。
应当指出，敌寇先天不足、泥足深陷，仍然是敌寇最致命的基本的弱点。
因此，敌寇组织此次新的进攻，来势也许更加疯狂，但是骤雨是容易过去的。
任何战争或战斗，如果要达到其自己的目的，首先要歼灭对方的有生力
① 本文原载于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三卷第五期。
量才有可能。从这一观点出发，估计敌在晋南、鄂北的行动，其最近目的无
疑是在晋南、鄂西一带组织歼灭性的进攻，其作战目标是针对着晋南三角地
带和豫鄂边的抗日军队。然而，这是不足怕的。根据抗战四年来的经验，如
果能够从政治上提高部队和人民作战胜利的信心，军事上进行灵活主动的运
动作战，并能与敌后游击相配合，则敌之歼灭企图一定能够被粉碎。只有粉
碎敌寇歼灭的企图，保持抗战的力量，与敌持久地周旋在抗日战场之上，将
敌疲弊、困饿、疾病、杀伤而消耗之，则此次敌之发动攻势、企图最后解决
中国事变的政治目的，必然要遭受到抗战铁拳的粉碎。
注 释
［1］松冈指松冈洋右，日本战犯。当时任近卫内阁外务大臣，积极推行日
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扩大对中国和南太平洋的侵略战争，并参与缔结德、
日、意三国法西斯侵略同盟。
［2］烟俊六，日本战犯。当时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3］板垣指板垣征四郎，日本战犯。曾参与策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
变。当时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
［4］多田骏，日本战犯。当时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5］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泰国军队在日本唆使下向法属印度支那（今
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法军进攻，后日本出面调停，于一月二十三日
在东京签订《法泰停战协议》。
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①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
今天利用这个很难得的时机和国际反法西斯的朋友们——美国的朋友们
谈一谈我们七年来华北抗战的情形，把华北战场上的敌军、友军和我军的情
况作一简单的介绍，以便反法西斯的国际战友们有一个概况的了解。
七年的华北抗战，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平型关战役至武汉失守；
（二）武汉失守至百团大战；（三）百团大战至我国抗战五周年；（四）抗
战五周年至今。现在逐一叙述其具体情形于下：
第一个时期——平型关战役（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至武汉失守（一
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一、敌方情形：
日寇进攻我国，最初是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想在三个月内
灭亡中国，这个方针用之于既无准备又无决心的国民党军队则可，用之于坚
决抗战的八路军和抗日思想酝酿已久（自“九一八”以来即开始）的广大人
民则不可，因而他只能获得初期的某些胜利。敌人进攻作战的重心，首先是
在华北，这是根据田中奏析［1］的老计划，由东北四省［2］而进入华北，企图
尽掠黄河以北，抢夺河北的棉花、山西的煤铁，然后举兵南下，经华中、华
南而直抵南洋。在太原尚未沦陷之前，敌人作战的对手，主要的是国民党
的军队。当时，敌人的华北派遣军司令是香月清司［3］，集十二个半师团
的兵力，为第五师团、第六师团、第十师团、第十四师团、第十六师团、第
二十师团、第一○八师团、第一○九师团、第一一四师团、铃木旅团、酒井
旅团、山井旅团等之全部，及第一师团、第二师团、第四师团、第八师团之
一半，近三十万人，约占当时日寇侵华兵力二十又半个师团的五分之三的兵
力，作所谓“堂堂阵容”的正面进攻。敌人由北而南长驱直入，未及四月即
占领了平、津、保定、石家庄、太原，控制了北宁路、平绥路、正太路，以
及同蒲路、平汉路、津浦路之北段。
太原、临汾相继失陷后，整个黄河以北的地区沦入敌手，友军望风南溃，
退出了华北战场，此时在华北与敌人作战的，只有共产党人、八路军、山西
新军决死队［4］、河北的杨秀峰［5］、山东的范筑先［6］，以及由监狱释放出来
的爱国志士和青年学生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游击队。这些新兴的抗战力量，团
结在八路军的周围，与华北人民相结合，就像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地生长起来，
到处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与敌人周旋。从此，日寇在华北的作战，就以八路军
为其主要敌手了。这时敌人提出“巩固已经占领的战略要点和交通线”、“确
实掌握华北”的方针，在其占领的铁路沿线和城市周围，修筑据点碉堡，以
资防守。同时又提出“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口号，进行培植伪军、
伪政权和掠夺人力、物力，财力的阴谋毒计。为了镇压方兴未艾的游击战争，
敌人以寺内寿一代香月清司为华北派遣军司令，除调走两个半师团（第六师
团全部及第一师团、第二师团，第四师团之一半）参加徐州会战［7］外，复增
派七个师团到华北战场（第二师团、第十一师团各一半，第二十一师团、第
二十三师团、第一○四师团、第一一○师团和第二、三、四、五混成旅团之
全部），并另将铃木、酒井、山下等三个旅团扩编为三个师团（第二十五、
① 这是叶剑英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时的讲话。
二十六、二十七师团）。在华北兵力为十八个半师团，约四十万人，较战争
第一年增加了六个师团，仍为当时日寇在华作战兵力三十又半个师团的五分
之三。
敌寇初与我八路军交锋时，尚不知我军的特点和厉害，在战
术上采取“突贯攻击”，单刀直入式的向我横冲直撞，以为我军如其他
国军之易欺，企图把我们碰垮，但结果反而碰伤了他自己，常常遭受我们的
歼灭打击。敌人遂不得不变“突贯攻击”的战法为
“分进合击”。在武汉失守之前，敌人以千人以上兵力向我合击者已有
十余次，以万人以上围攻我一个地区者已有五次，企图乘我立足未稳、抗日
根据地尚未臻于巩固之际一举加以摧毁，以扑灭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火焰，
但这些合击都在我集中力量、打击一路之敌的战役方针指导下，一一被我击
破。根据地在反围攻中逐渐巩固起来，我八路军也日益强大起来。
敌人为了巩固其占领要点，便利对我作战，吸吮我物资以达其“以战养
战”的目的，乃开始修筑铁路。至一九三八年底，被我加以破坏而敌人重行
修复的铁路，有平（北平）绥（远）线、平（北平）汉（口）线、北（平）
宁（辽宁）线、津（天津）浦（口）线、同（大同）蒲（州）线、宅里（良
乡至宅里）支线、西陵（高碑店至易具西陵）支线、六河沟（安阳丰乐镇至
六河沟）支线、济宁（滋阳至济宁）支线、口泉（大同至口泉）支线等十线
约二千七百九十二公里，新筑平（北平）古（北口）线一百四十六公里，合
计二千九百三十八公里。在部分地区且已开始建筑碉楼据点，但为数还不多。
在华北的伪军，在抗战前即有李守信、王英与赵雷［8］等组织的伪蒙军及
冀东保安队。抗战初，大汉奸齐燮元［9］成立靖安自治军（后改称治安军），
初仅有四个连，至一九三八年底已扩大为五个团，为华北正规伪军的主力。
此外，敌曾大肆收编散兵、土匪、会门武装，组织伪皇协军、剿共军，以及
伪护路保安队等。至一九三八年底华北伪正规军与伪地方军合计约有七万
人，但系统复杂、
素质低劣，在我游击战争开展之下，多半（估计约四万五千人）为我八
路军所消灭。
二、友军情形：
抗战开始，华北战场上的友军有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等不
下七十五万人，当时士气一般的还好，且也打过几次仗，比如南口之战、忻
口之战［10］，并有若干将领于作战中英勇殉国，如赵登禹、佟麟阁、郝梦龄
［11］等。但国民党当局对抗战缺乏信心，更无远久打算，所采取的政策是单
纯的片面的军事抗战，而不是发动民众进行全面抗战。在战略指导上，又是
正面单纯防御，而不是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不是积极防御作战，更不承
认灵活的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因而处于被动的、处处招架、处处挨打的形势。
再加以若干高级将领的贪生怕死，拥兵自肥（比如韩复榘［12］不知搜刮了多
少金钱），在敌人进攻时，不作抵抗，一味的保护着“私人财产”向后退却。
晋绥军战斗力很差，但高级军官们个个会做生意，个个发大财，李服膺［13］
当敌人占领大同，距敌尚有几十里远时，就望风而逃，急急向雁门关以南撤
退，因而形成不战即溃，日蹙百里。而太原、临汾、新乡相继失守，铁道城
市被敌人控制以后，友军更溃乱不堪，争先恐后的抢渡黄河，就是当初高唱
“守土抗战”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14］先生的晋绥军亦全部退至黄河以西，
被敌人遮断而留在敌后侧翼的，只有刘戡第九十三军的五十六师，也是惊慌
失措。至于平时鱼肉人民的官僚政客，一闻炮声即携带妻妾细软逃之夭夭，
而难民、伤兵、军需器材全被遗弃；更有摇身一变，奴颜卑膝以事敌人者，
如王克敏、潘毓桂［15］、齐燮元之流。人民目睹心伤，悲愤莫名。
三、我方情形：
抗战开始时红军有官兵八万人，八月二十五日奉军事委员会命令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只给三个师的番号，按四万五千人编制和发饷，即第
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的番号。九月，我们自韩城、潼关两处渡过
黄河沿同蒲路北进，踏入了华北战场，增援前线。当时，我们就知道中国抗
战是长期性的，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基本
口号，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也给我们规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争，但不放松
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指导基本原则。因为根据敌我装备上的优劣悬
殊、留置敌后进行长期战争的艰苦环境，以及我们具有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
争的丰富经验与特长，只有在此种作战指导原则下，才能制胜敌人，这已是
被七年的战争实际所证实了。
我军先头部队，由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率领， 甫抵前线，
一与敌人接触即创造了平型关大捷［16］。我军在运动战中击溃敌精锐的板垣
师团并歼灭其一部，创开战以来的胜利纪录，一扫友军节节败退的耻辱，大
大振奋了全国人心。平型关战斗使敌锋受挫，但敌人已自茹越口友军防地突
入长城以南，我军旋即迂回敌后，猛袭敌交通线，配合友军忻口作战，保卫
太原。此时，我一一五师光复冀西、察南十余县，一二○师数度占领雁门关，
一二九师则袭入阳明堡飞机场，焚毁敌机二十四架，敌人后方的交通联络线
全被我军切断，忻口被围之敌粮弹俱绝，死伤极重，大有歼灭可能。狡诈之
敌，乃由石家庄沿正大路西犯娘子关，声援忻口之敌。我一二九师闻警驰援，
尚未进抵阵地时，该关友军已弃守。刘师长、徐副师长［17］机断行事，在正
大路南平行路上之七亘村、黄崖底、广阳连打了三个胜仗［18］，打开了敌人
阵地的一个缺口，救出被围友军曾万钟［19］之第三军，阻滞了敌人的西进，
掩护了友军的撤退。但不久太原失守，遂使忻口敌人获救，至为可惜。
在此以前，我军在华北的作战，主要尚系配合友军行动；在此以后，我
军在华北即开始单独作战，进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
太原失守前，我军已预见华北之将沦为敌后，故即确定方针： 变敌后为
前线，发动广大群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追太原失
守，即有计划的将兵力分置于同蒲路两侧与雁北敌后，以五台山、太行山、
吕梁山、管岭山等为依托，从事创造抗日根据地。对于敌人之围攻与合击，
我则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辅以对抗之，使敌人找不到我固定阵地与固定阵
线，常常扑空，我则灵活集中兵力，乘敌之隙，打击其一路予以坚决粉碎。
如敌人对晋东南和晋察冀的围攻，均合击一个中心点，待敌进至转换线上，
我主力即跳出圈外，集中力量打击其一路，使敌人在尚未进抵中心点时，即
被消灭与击溃。同时，我遣军东下冀鲁豫大平原，北出绥、察、热、冀东长
城口外，光复祖国河山，拯救沦于敌人铁蹄下的人民，协同中国共产党的地
方党部与爱国人士，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起义，开始抗日游击战争。在光复
的国土上，我们即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安抚流亡、救护伤兵、实行二五减租
［20］、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廉洁政治，发动广大民众，团结各阶层人士，帮
助友军进步，……所有这些，都是为着增强抗战力量，树立长期抗战的基础，
把华北创造成为坚韧不拔的抗日基地，使中国抗战在正面战场以外更增辟出
一个敌后战场，以便前后夹击敌人，制敌死命。
在这一时期，我军为配合徐州、武汉两大会战，一方面坚决粉碎敌人对
我新建根据地的“扫荡”与围攻，消灭敌有生力量，牵制敌人的调动，如一
九三八年三月晋东的一二九师反对敌人九路围攻，长乐村一战［21］，歼灭敌
第一○八师团第二十五旅团一部，并给敌由同蒲路调兵东援徐州造成很大的
困难。九月，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反对敌三万兵力的二十五路围攻，曾击毙
敌常冈宽治［22］旅团长与正亚、清水两联队长……。另一方面，我军又主动
的向敌交通干线、战略要点进击，并扫荡日寇所培植的爪牙——伪军。计一
九三八年初，晋察冀我军大破平汉路北段，袭入保定、定县、望都、正定等
县城。二、三、四、五月间，一二九师破袭平汉路、津浦路，在南宫赶跑敌
清水司令，消灭盘踞河北伪军崔培德［23］等约五千人。三月三十一日，一二
九师在东阳关与涉县间的响堂铺伏击敌人［24］，焚毁敌汽车一百八十辆。山
东我军在台儿庄会战［25］正酣时，破击鲁南之台（儿庄）潍（县）公路和台
（儿庄）枣（庄）铁路支线，发动矿工起义。七月六日起，晋察冀我军同时
出击平绥、正太、平汉诸铁路，激战三天二晚，毙伤敌一千四百余人，炸毁
北平城北石景山之发电厂，使北平顿成黑暗世界。七月十六日，唐山矿工在
我军领导下，发动抗日起义。“七七”抗战一周年，我宋、邓支队［26］进入
冀东，与当地共产党组织一起领导冀东人民举行了二三十万人的抗日大起
义，占领遵化、玉田、迁安等十八个县城。我一二九师所部主力进击平汉路、
道（口）清（化）路，消灭冀鲁豫伪军扈全禄［27］部。九月，一一五师陈旅
［28］在晋西三战汾（阳）离（石）公路。八月十三日，山东我军袭入济南。
十月三日，山东我军又破坏胶济路百余里，等等。
由于游击战争之广泛开展，反“扫荡”作战的连续胜利，人民抗日情绪
空前高涨，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我军力量倍增、声威愈壮，活动区域东临
渤海、黄海、北达冀东长城口外，南至陇海路，西襟黄河，数大抗日根据地
基本形成。在抗日民主政府确实管辖下的人民，为数达千万之上。
第二个时期——武汉失守至百团大战（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
一、敌方情形：
敌人在未占领武汉之前，已深感八路军在敌后的严重威胁，认为是灭亡
中国的“绊脚石”。一九三八年八、九月时，敌华北派遣军即提出“五台与
武汉并重”的口号。敌人占领武汉以后，立刻改变战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
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而将其战争重心放在对敌后八路军的进攻。
从此在中国抗战的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中，即以敌后战场为主。
此时期内，敌寇回师华北兵力骤增。一九三八年敌寇在华北战场的兵力
为十八个半师团，曾调走第五、十、十四、二十、一○九等五个师团参加武
汉会战［29］，但旋即新增第三十二、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一师团
和第六、七、八、九、十、十五混成旅团及第二十师团之一半等计八个半师
团，因而此时期内敌人在华北战场的兵力为二十二个师团，四十四万人。较
抗战第一年（一九三七年）增加了九个半师团，较抗战第二年（一九三八年）
增加了三个半师团，占当时日寇侵华总兵力（一九三九年初为四十八个师团）
之一半稍弱。
为了加紧进攻，敌曾三易其帅，由寺内寿一面杉山元而多田骏［30］。其
间阴谋层出，花样翻新。由于“速战速决”的计划破产，加以在上一时期敌
人已饱尝我们的老拳，知道八路军和华北人民是个很“讨厌”的敌人，故改
唱“百年战争”，说要“掌握民心”与我“进行比赛忍耐力的斗争”。这自
然是十分可笑的，因为任何延年益寿的仙丹灵方，也不能使日本法西斯有百
年之寿。一九三九年春，敌华北派遣军颁布所谓“治安肃正计划”［31］，提
出中国内战时期“反共英雄们”所早已唱滥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
针，强调“军政会［32］民一体”的“总力战”［33］。在军事上提出“巩固点
（城市）线（铁道、公路），扩大面的占领”的方针。一九三九年九月多田
骏上台后便提出“竭泽而渔”的“囚笼政策”［34］，实行“分区扫荡、分散
布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牛刀子战术”为一日本术语，取中国语
“杀鸡焉用牛刀”之义，表示八路军虽“小”，但需要很大的力量去进行战
斗。在政治上则高唱中日“同文同种”，说什么“黄种人联合起来打倒白种
的英美”。在敌占城市举行反英美宣传，并把侵略中国的战争叫做“打回祖
国去”。对于老百姓则大烧、大杀，强迫人民承认“不抗日”、“反对共产
党、反对八路军”、“反对英美”，一经承认则又施以小恩小惠以事笼络，
称之为“威德并用，软硬兼施”。在经济上，敌对我解放区施行严密封锁，
说要陷我于“无衣无食”、“自生自灭”，这种封锁政策以后长期继续，从
未放松。敌人用这种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毒辣办法，猛烈的向我们进攻。
战局是空前紧张，“扫荡”是大大加紧了，北起冀东及大青山，南迄黄
河两岸冀鲁豫，到处都爆发全面的“扫荡”与反“扫荡”。抗战第二、第三
两周年，敌对华北千人以上的“扫荡”有一百零九次之多，使用兵力在五十
万左右，其间一万人至二万人的“扫荡”有七次，三万人以上的“扫荡”有
二次，还有一次六万人以上的大“扫荡”。配合这些“扫荡”，敌人疯狂的
实施“囚笼政策”，大事修筑铁道、公路、据点、碉楼。一九三九至一九四
○两年中，敌修复的铁路有同蒲、正太、胶济、道清、汾阳（平遥至汾阳）、
微水、博山（张店至博山）、阳明堡（至原平）、周口店（琉璃河至周口店）
等线，计长一千八百七十公里；新建铁道，有白（圭）晋（城）、石（家庄）
德（州）、新（乡）开（封）、凤山（南张村至凤山）、西佐（马头至西佐）
等线，计长四百七十七公里；合计二千三百四十七公里。新建公路有平（北
平）大（沽口）路、唐（山）大（沽口）路、邢（台）济（南）路、邯（郸）
济（南）路等，计长一万五千六百公里。新建碉楼、据点二千七百四十九个，
其中一九四○年即较一九三九年增加四倍。
所谓“囚笼政策”，为德国塞克特的“堡垒政策”［35］与清代曾国藩［36］
步步为营”政策的结合，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给敌占区人民
加上一付深重的枷锁。在“囚笼”之内，强化伪政权，组织伪自卫团，厉行
“人质”政策，掠夺粮食、棉花，倾销海洛因毒品，强迫人民种植鸦片。但
无论什么方法也不能阻止人民的公开的和隐蔽的破坏和反抗，有八路军与解
放区的支持，敌占区人民是绝不愿当“顺民”的。比如，敌军散发鸦片种子，
老百姓将它在蒸宠里蒸熟之后再撒播在田里，自然不会发芽，敌人莫名其妙，
大叫“皇军倒霉，皇军倒霉”。对于我根据他说来，“囚笼政策”则是敌封
锁、割裂、蚕食、“扫荡”我根据地的依据。白晋路的贯通，把晋东南划成
太行太岳两区，平汉路封锁沟墙的修筑断绝我山地与平原的物资流通，而在
平原地区大修公路将我平原地割裂成井字、王字、田字形，缩小了我军活动
的周旋地区。此外，敌还专门修筑了一种圆形式螺旋形的公路，以为包围合
击我军的基线。在敌人进行修筑“囚笼”之前，必先以兵力向我“扫荡”，
迫我让路，而“囚笼”筑成之后，“扫荡”遂更有所凭借。敌“扫荡”愈繁，
“囚宠”愈密，“扫荡”愈烈。这是华北战场敌寇活动的规律。
“囚笼”政策的实施，使敌人产生另一弱点，即兵力愈加分散，更感不
敷应用，而此时由于汪逆精卫［37］之投敌，敌人遂更加强化其“以华制华”
的政策，大量的有计划的培植伪军，繁殖其爪牙，并开始将伪军加以整顿，
小股的合成为大股。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更采取“精兵之义”，放弃过去的
乱编办法，改“皇协军”为“剿共军”，改“靖安自治军”为“治安军”，
并加强伪军训练，提高其战斗力，使之协助据守公路、据点，配合“扫荡”
及进行清乡，时常以一班敌军控制一排伪军而据守一个小据点。同时，又大
量建立伪军之地方部队，如伪县警备队、伪警察、伪保安自卫团等。又建立
爱护村和厉行连坐法，胁迫群众为其守望道路、电线。连坐法为古代“专制
魔王及内战时间“反共英雄”所用的“一人犯事十人同罪”的杀人不眨眼的
老办法，以期根绝抗日分子。至一九四○年底，华北伪军为数已达十四万五
千人，较第一时期内约增加一倍，而国民党军队这时已有投敌被改编为伪军
的，如驻防绥远［38］的东北挺进军所属的热河先遣军司令白凤翔率部投敌，
豫北的张岚峰［39］也率部数连叛变，使伪军的势力更加扩大。
（2）友军情形：
国民党当局在武汉失守、汪精卫公开投敌之后，政治即开始倒退。他们
错认日本人再下会向他们进攻，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八路军，而不是
日本人。因此，把抗日政策改变为反共、反民主、反人民政策，专制独裁，
倾向法西斯。一九三九年六月颁布了钻进共产党内破坏共产党的《限制异党
活动办法》［40］，九月又颁布了可用军事进攻对付共产党的《异党问题处理
方案》［41］。此后，共产党遂被称为“奸党”，八路军遂被称为“奸军”或
“匪军”，敌后解放区被称为“匪区”。抗战初期，他们曾将华北弃如敝履，
但到了八路军艰苦作战、解放沦陷国土、打开一个抗日局面之后，他们又忌
恨丛生，纷纷遣军北上，要再从抗日人民的手里去“收复失地”。这些被派
到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其目的不是为了抗战，而是为了“反共”。因此这一
时期他们在抗日方面，几乎什么都没做，做出来的都是反对共产党、八路军，
危害抗战的罪行。
他们一方面下命令要八路军退过沧石路、正大路以北之线，一方面调集
大军二十六个师，以中条山为基地，杂牌军为先锋，嫡系部队在后督阵，自
南而北向我迫来，以与当时日寇由张家口、北平一线自北而南向我军的“扫
荡”遥相呼应。而旧日被敌截留于敌后的石友三［42］、张荫梧［43］、秦启荣
［44］、赵云祥［45］、胡和道等，当其托庇于我军之时皆曾相安无事，此时在
国民党当局反动政策的指使和特务活动的阴谋下，也就勾结敌寇，袭击我军
后方，杀害我官兵，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破坏对敌作战。此时我军处于敌寇
和国民党的两支大军夹击之中，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处境十分艰危。
同时，当局又下令取消各地民选的抗日政府，连国民政府既经承认的晋
察冀边区政府也企图加以取消，硬派一批法西斯分子充任县长、专员，压迫
民众抗日运动，解散群众抗日团体，暗杀活埋抗日干部家属，摧毁一切抗日
民主秩序。陈立夫、戴笠、康泽［46］的特务系统更派来大批特务混入解放区，
造谣惑众，放毒暗杀，无所不用其极。至于我八路军每月应得六十三万元军
费也从此取消，再无分文发给。总之，种种倒行逆施，使志士侧目、寇奸弹
冠，记得当时北平敌伪还曾召开过一个庆祝会，庆祝国民党当局的“反共”
战绩。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内战内行”的措施，我共产党、八路军起初曾
一再忍让，据理交涉，希以团结抗战为重，勿令盟帮失望，并陷民族于万劫
不复，但竟未获见谅，反被目为“示弱”而进攻愈急。有些人甚且高唱“曲
线救国论”，决心“联日反共”，释其卖国行为为“先联合日本，打倒八路
军，然后再行抗日”。在如此“反共第一”的政策下，终于爆发了一九三九
年冬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正式向我们开火。当时情势紧急，迫不
得已，乃对向我总司令部所驻之地进攻的朱怀冰［47］的一个军予以还击。朱
军起初声势汹汹，作战时且有日本飞机配合助战，暴露了其与日本军联合进
攻之事实；对此，朱军官兵多感愤慨，一经接触，其内部即土崩瓦解。朱怀
冰本人身为军长，竟经敌驻之邯郸，由平汉路、道清路坐日本人火车回大后
方，至今尚在我大后方作官，诚如咄咄怪事。这次磨擦与反磨擦斗争，不仅
是民主与反民主斗争，而且是抗战与投降之争，如果我军当时未能妥善应付，
克服反共投降高潮，则华北早已被国民党断送给日本，决不会再有今日敌后
抗战形势，也不会有今天的全国抗战形势，更不会有与英美盟邦共伸正义打
倒日本法西斯的共同事业。
（3）我方情形：
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的正面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华北的局面遂一天更
比一天艰苦。这时期内，我们坚定不移的坚持华北抗战的既定方针，努力巩
固各个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作战指导上，针对着敌人的“联合扫荡”与“囚
笼政策”而着重进行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辅的“反扫荡战”与军民结合的“交
通破击战”。
反“扫荡”战，此时期内在全华北展开。在晋察冀：一九三九年五月敌
人向边区北部进攻，我在上下细腰与大龙华打了两个大胜仗，敌遗尸近千；
九月敌向我腹地陈庄突进，被我包围歼灭千余，敌水原旅团长［48］即于是役
毙命；十月敌以二万兵力分十二路向边区进攻，我军血战四十三天，将敌击
退，并于涞源战斗中毙敌阿部规秀［49］中将，此为中国战场上打死敌人中将
级军官之第一次，敌酋多田骏在追悼阿部之挽联上写到“名将之花，凋谢太
行山上”。在冀中，曾粉碎敌人的五次围攻；一九三九年四月在河间齐会战
斗［50］中，我贺师长［51］中毒负伤。此类为国际公法所禁止使用之毒气与达
姆弹等，敌寇在中国战场上于一九三八年就开始使用了。在冀察热：平西于
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六月粉碎了敌人三次“扫荡”；冀东于一九三九年三月粉
碎了敌人的大举“扫荡”；七月间我冀热察挺进军派一部队伍越平绥路深入
平北，在明代十三陵地区创造游击根据地。在晋冀豫：一九三九年七月，敌
以六万之众发动九路围攻，贯通白晋路，深入我腹地，尽占所有城市，企图
“釜底抽薪”，一举摧毁我根据地，但终为我所粉碎。在冀鲁豫：敌于一九
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年底连续发动四次大“扫荡”，兵力由一万五千至三万
不等，并配备有机械化部队，也终归失败。一九三九年二月，刘师陈赓旅之
一部［52］，在威县香城固创造平原歼灭战，一小时内歼敌两个中队。在山东：
自我一一五师之一部于一九三九年春挺进山东后，战事即告紧张，六月，敌
以二万兵力合击沂蒙山区，为我击破；八月梁山战斗，我以一个营歼敌三百
余；一九四○年一月，敌以三万人“扫荡”鲁西南，又为我粉碎。在晋绥边
区：一九三九年二月，粉碎万余敌的六路进攻；六月，我一二○师三五八旅
歼灭静乐敌六百余。大青山区，也粉碎了敌人的两次“扫荡”。此外，在此
两年中，敌曾七次进犯我陕甘宁边区河防，悉为我河防部队与一二○师健儿
联合击退。在这些胜利的反“扫荡”战中，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便日益巩固起
来了。
为了破坏敌人的“囚宠政策”，我们发动了“交通斗争”。“交通斗争”
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是群众斗争，唯有军队与人民结合，协助破击，才能
收到宏大的效果。这一斗争，起初是将重心放在平原，但也不放松在山岳地
区的破击战。在山区，我们曾主动地发动白晋战役、邯长战役、平汉战役［53］
等，破坏敌深入我根据地的交通线，摧毁平汉路两旁的封锁沟墙。在平原，
我们整年的从事有计划的交通破击战。在组织上，有军、政、民破路委员会
的统一领导机关，破击时划分一定地段，且有指挥、掩护、联络、侦察、警
戒、破击等之具体分工。破坏性质，有战术性的破击与战役性的破坏。破击
时机，有季节性的破击（如春季泛滥时期、秋季青纱帐时期以及“扫荡”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