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等）与随时的不间断的破击。特别是对沧石路、石德路的破击，冀中、冀
南均各动员五万人以上，坚持时日甚久，敌人的修路计划为之推迟半年。总
计抗战第三周年，八路军在华北共破坏铁路五千三百二十里，公路一万六千
四百零八公里，毁电杆四万二千二百二十根，收电线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九十
三斤。抗战第四周年，计破坏铁路二千一巨六十四里，公路一万零四百八十
二里，毁电杆二十三万四千五百零一根，收电线一百四十万六千五百三十二
斤。平均每天破坏铁路六里，公路三十里，桥梁一痤半。差不多每七天炸毁
敌人一个火车站，九天炸毁敌人一个火车头，每天炸毁敌人一辆汽车，每天
毁电杆六百四十二根，收电线三千八百五十三斤。仅抗战第四周年所破坏铁
路的长度就将及一条平绥路，或一条半同蒲路，或三条胶济路，给敌人的“交
通建设”的打击之大是不难想见的。
在平原地区作战，不仅要破坏敌人的“交通建设”，而且要挖掘道沟，
以改变平原地形。道沟深六尺、宽五尺，刚好通牛车，沟外有胸墙，以便我
军凭之作战，沟内每隔一里挖一圆形或弧形沟将积土堆在中间，既使敌人无
法顺沟之纵深以行射击，而人马又可在此让路。一九四○年，河北平原已纵
横皆是此种道沟。据冀中第八行政区统计，已挖成的此类道沟，占所有道路
的百分之八十二。有了道沟，我方可在沟中隐蔽运动，人民也可经由道沟行
走，而敌方则遭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汽车装甲车不能畅行，速率降为与步兵
相等，平均每小时只能走八至十二里，这样就消灭了敌人快速部队的优点，
迫其像步兵一样的与我们作战。
拔除敌人据点是反击“囚宠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据冀南经验共有六
种办法：（一）常用袭扰、袭击、强攻以袭敌；（二）钩鱼，即诱敌外出，
以伏击之；（三）狐狸咬鸡，即埋伏于据点附近，待敌出来时给以意外的突
然袭击；（四）利用坑道进行爆炸；（五）地道战，即在村庄内普遍挖地道，
其内有横墙，并村与村相通，洞口多为隐蔽，内有储粮储水及防毒设备如黄
蜂窝形，敌来则利用此地道以进行战斗，小股敌则消灭之，大股敌则我从地
道中进行转移，伺机以打击之；（六）利用地雷封锁，并利用坑道钻入敌人
据点内打击敌人。
为了更进一步的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大量牵制敌人的兵力，破坏
敌人进攻西安、昆明、重庆的计划，以及克服当时严重存在的国民党当局内
部的投降危机，我军于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发动了百团大战。
第三时期——百团大战后（一九四○年底）至抗战五周年（一九四二年
七月七日）。
一、敌人情形：
百团大战［54］使敌人大为震动，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多田骏因
其“囚宠政策”之破产而滚蛋，继任者为冈村宁次［55］，提出“治安强化运
动”的方针，取消战争初期“剿共灭党”的口号，改为致力于“剿共”。所
谓“治安强化运动”实系“治安肃正”之演进，意即强化其对华北的进攻、
统制、奴役和掠夺。把华北变为日本法西斯的殖民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敌人更提出“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建立华北防战体制的方针，企图
将华北作为日本法西斯侵略太平洋的兵站补给基地。
此时期内，敌人抽走了第二十一、四十一师团去参加太平洋战争，第三
十三师团也曾一度抽走，但不久即被调回，此外又由华中一度调来第十七师
团，并将第十、十六混成旅团扩编为第五十九、六十九师团，经常在华北保
持着十五至十七个师团的兵力。
在“治安强化运动”之下，敌人以“囚宠”为依托，将华北划分为三种
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
与“非治安区”（即我抗日根据地），而施行不同的政策。对“治安区”以
“清乡”为主，强调“乡村自卫之强化”，县筑县界沟，乡筑乡界沟，强化
保甲制度连坐法，用圈村办法编制大编乡，肃清内部的“不稳分子”（抗日
分子或动摇分子），掠夺粮食物资，以一切方法巩固其占领区、强化其奴役
的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与怀柔兼施，强迫居民“接
头”、“维持”，或制造“无人区”，并在这些地区广修封锁沟墙与碉楼，
防止我军深入游击区、敌占区活动。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实
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严重的摧毁和破坏，企图在人民中制
造失败与悲观的情绪。在“扫荡”作战的战术上，则有所谓“铁壁合围”，
“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而“清乡”、
“蚕食”、“扫荡”三者又是密切配合的，“清乡”以巩固其占领地的“治
安”，限制我军活动；“蚕食”以伸张扩大其占领地，缩小与割裂根据地，
消灭我八路军主力，以便“确掌华北”，这便是敌人政策的中心目的。在敌
人的千奇百怪的阴谋进攻之下，华北战场的敌我斗争愈演愈烈，至为复杂，
至为残酷，非目睹者所能想象。以“扫荡”而言，抗战第四、五两周年，敌
人对我根据地实行的千人以上的“扫荡”达一百七十四次，较前两年增加三
分之二；使用兵力达八十三万八千九百人，较前增加一倍，其中一万人以上
的大“扫荡”达十五次，亦较前增加一倍。“扫荡”的性质也愈演愈为毒辣，
有所谓“毁灭扫荡”、“抢粮扫荡”等，时间有延长到两三个月的，企图彻
底破坏我抗日根据地内人民的生产、收割，消灭我之“生存条件”，情形是
十分严重的。
同时，“囚笼政策”仍然是继续强化。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新筑与修
复之铁路七百五十二公里，公路发展至三万七千三百五十一公里，封锁沟墙
增加至一万一千二百三十公里，新增据点碉楼共七千八百零一个，尤以平原
地区为最繁密。一九四二年十月，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谈话：“华
北碉堡已新筑成七千七百余个，遮断壕也修成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公里之长，
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外长城线的六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
其所耗工程之巨，扰民之苦，是骇人听闻的。这些堡垒、沟墙，都是拆老百
姓房屋的木料，毁老百姓的田地，强迫老百姓的劳力而修筑起来的。被抓去
的老百姓，二三十人一起做工，稍有怠慢，敌兵即用皮鞭抽打，并有以水泡
石灰，使之滚热，将怠工者抛入而被脱皮烧死的。
由于前一时期受我“交通斗争”与百团大战的沉重打击和教训，敌人对
于交通线、据点的建筑和保护，也采取了许多新的办法。比如，填高铁路之
路基，路轨不用螺旋钉钉在夹板上而改以死钉钉死，使不易拔取与破坏，又
在重要地段附近预置铁轨器材以便遭我破坏后迅速修复。公路两旁挖护路
沟，深八尺宽一丈二尺，许多重要公路且筑有平行路，此条遭破击，另一条
仍可通行。电杆用钢骨水泥之建筑保护，上悬路灯，每隔三五里置一电话机、
不断的联络通报。碉楼筑外壕，架铁丝网，最重要的且通以电流。最毒辣的
是利用编乡保甲强迫敌占区人民分段保护交通，要他们晚间放哨当“肉电
杆”，哪一地段遭到破坏，即由该地段附近村庄负责修筑，赔偿损失，甚至
屠杀人民以为报复。这些，就使我们在破坏敌人交通上增加很多困难。
由于交通线与据点之增加，需要更多兵力配备，同时敌人企图抽调兵力
增援太平洋，乃更加大大地扩充与整顿伪军，虽有我军之争取与瓦解，华北
伪军在一九四二年仍达三十四万之众，尤以山东为多，占十五万七千人，多
半是由国民党地方武装哗变投敌的。国民党在敌后，为敌人培植了不少爪牙，
增加我抗战军民的许多困难与负担。
但这一时期，敌人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困难和矛盾，主要的是：（一）“治
运”之推行，奴役与掠夺分外加紧，民族矛盾空前增长，敌占区人民无论哪
一阶层都感到无法照旧生活下去，均增加了同仇敌忾之心，便利于我对敌占
区工作的开展。（二）交通线与据点之增殖，敌人兵力不足的弱点愈益暴露，
不能不更多的依靠伪军，并分散配备，将旧据点的兵力抽到新据点去，使其
后方更加空虚，为我造下更多的活动余地；至于伪军的“不可靠”，更是敌
人不可挽救的悲哀。（三）日军厌战情绪比以前严重，士气比以前低落，特
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少敌兵感到返国无望，悲观诅丧与不满情绪日益
增加。
我要在这里代表华北一万万同胞，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行。这一时期，
日寇绝望之中的疯狂暴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决非世人所能想象。这种暴
行并非个别日本士兵的行为，而是日本军部有计划的“杰作”，反之有许多
日本士兵倒是不愿意而被强迫干的。这个“杰作”的名字，就是每一提到都
令人热血上涌的所谓“三光政策”。在“扫荡”中，凡敌人兵行所遇、人、
畜、财、物、田产一扫而光，无一幸免，许许多多的村庄都成了废墟。杀人
之惨，较之吃人生番的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平白无辜的老百姓都被
杀掉。八路军士兵或抗日干部被俘获了只有死路一条，有用以训练新兵射击
或刺杀作活靶的，有用以训练军大作猎物的，有被活埋的。杀人的方法更是
多种多样，有滚水剥皮的，有挖眼睛的，有抽舌头的，有摘心肝的，有“五
牛分尸的”，有将人挂在树枝上割为两半的。小孩子也被杀掉，并有剖开孕
妇之腹以取出胎儿杀戮的。对于妇女的侮辱，更为古今中外所仅有，强奸之
后，有割其阴户钉在树上的，甚至强迫父淫其女、子淫其母，以为作乐取笑，
颠乱我中华民族的人伦和道德。虽疯狂的野兽，也赶不上日本军阀的残暴。
敌人梦想其残暴兽行，可收震慑人心、动摇我军民抗战意志的“功效”，但
结果适得其反，我全体军民对日本法西斯的仇恨是更加深重，抗战意志是更
加坚定，坚信只有消灭日本法西斯才能获得解放。这笔血债是要用血来偿还
的。我们希望在打败日本以后，能把在华北作恶的那些日本法西斯刽子手交
给华北人民来公审制裁。
二、友军情形：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友军遍布于晋、冀、鲁、豫各省，号称八十万大
军，实际上约有四十八万至五十万人。计中条山周围有曾万钟、刘茂恩、李
家钰［56］等集团军约二十五万人，晋冀豫交界地区有庞炳勋、孙殿英［57］集
团军及地方纵队约八万人，山东于学忠、沈鸿烈［58］、秦启荣部及地方保安
队约十五万人，此外还有阎锡山部队之一部。
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这个数目不能算小，但他们采取的方针仍是：“反
共第一”。他们认为敌人“不足虑”，在剿共中容易与敌订无言协定（反共
将军李仙洲［59］语），因而对敌人则一味观战，被动招架与应付，求得“和
平共居”。更有暗地与敌人谈判投降条件者，信使往返于平津、太原、新乡，
大摇大摆，毫不以为可耻。而对八路军与抗日人民，他们则视之若眼中钉，
所谓中条山抗日基地实际上主要还是反共基地。庞炳勋窥我太行，阎锡山于
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复派四十三军与六十一军袭我大岳，一九四二年李仙洲
之率部奉命入鲁也是为了反共。
敌人抓紧友军之“反共第一”的特点，采取诱降与威逼相辅而行的方针，
“和平”谈判不成，即继之以军事压力。一九四一年五月七日，敌人发动中
条山战役［60］，友军既以“反共”为事，对敌人作战就毫无准备，致使不到
三日敌人尽占温、孟、济源、平陆、垣曲等县，全军溃散，被俘达十万之众，
有第三十四师师长公秉藩以及第三、九、十七、八十、九十三、九十八军之
各一部投敌，为数约二万二千人。与此同时，日阎谈判失败［61］，敌人进攻
晋西南地区，晋军骑兵第一军被击溃，第五十一军的一个团被消灭，骑一师
师长赵瑞、骑二师团长杨诚［62］各率一部投敌。一九四二年六月，敌在“扫
荡”太行我军之余，进攻陵川、林县，新五军暂三师的两个团溃灭，第二十
七军四十五师溃不成军，预八师在当时仅得保存两千入，新五军暂三师师长
刘月庭率部三千人投降敌人。接着敌人又“扫荡”山东，东北军大受损失，
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率三个团（约五千人）投敌。这就是友军在这时期内
的表现。
此外，这一时期内华北友军投敌者逐渐增加，其较大者有：冀察战区游
击总指挥孙良诚率部六千人投敌，山东警备处长孙玉田［63］率部三个团投
敌，山东保安二师师长张步云率部八千人投敌，暂编三十师师长赵云祥率部
四千人投敌，山东警备第三旅旅长齐子修［64］率部八千人投敌，新五军四师
团长王天祥率部一团投敌。此外，较小的在冀鲁方面尚有杜心齐、吴恩胜、
周长富、刘经川、高玉林、曹振东、苗春庭、董砚朴、成建基、董硕儒、徐
斌彝、杜孝先、莫正民、高玉朴、蔡吾康、李岐山等多人率领地方武装投敌，
给敌人大大扩张了实力，且其中不少为保安队、地方武装等，对地方情形熟
悉，为害不小。所有这些人的投敌叛变，国民党当局从无有一纸明令讨伐或
通缉，而这时却正是国民党当局高唱“军令军纪”唱得最响的时候，所谓“军
令军纪”为何也就不难了解了。
三、我方情形：
百团大战给予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但我也支付了相当的代价。百团大战
时，我军使用兵力的总数为四十万人，而一九四一年曾一度略有减少。同时，
由于敌人在“治安强化运动”下采取了一套新的特别野蛮和狠毒的进攻办法，
而我们在初时还缺乏充分的研究，缺乏一整套针锋相对的方策，因而也曾吃
了一些亏。至一九四二年春，华北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六分之一、人口减
了三分之一，冀中、冀南平原游击根据地变成了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处
于非常严重的局面，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
与锻炼，我们便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寻到了制胜敌人的办法，证明我们
是经得起考验的。
我们的方针是：一面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
争保卫根据地；同时，针对敌人的“总力战”，我们也实行了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思想上的一元化的对敌斗争，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
后进军”，深入到敌人心脏里活动，打击敌人的封锁、割裂和蚕食，使敌人
“变华北为兵站基地”的企图归于破产。如果详细说来，则可分别为在根据
地、在游击区、在敌占区的三整套办法如下：
甲、在根据地：
我们首先努力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因为只有根据地建设得好，抗日的
力量增强，才能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
在建设根据地上，我们做的工作是：政治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加强各阶层的团结，实施三三制（即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的联合）的民主政治。经济政策上，厉行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精兵简政，
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提倡生产，发展经
济，开展农业增产运动，分散建设手工业，保证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自给，冲
破敌人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文化工作方面，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增设国民
小学和中学，加强冬学等社会教育活动；帮助报纸书刊的出版发行，提高人
民民族民主思想和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认识。军事工作方面，加强军区建设，
培养地方武装和民兵，将正规军分遣于各分区并抽调部分军队干部和武装分
配给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以帮助他们发展和训练，提高其战斗力，建设起正
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位一体的军事机构。一九四一年我正规军数量虽
有减少（但质量提高了），而县以下的地方游击队和不脱离生产又是兵又是
民的民兵，差不多都较前发展了一倍。
在反“扫荡”作战方面，我们采取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
我们以一部分主力分散开来与民兵相结合，依靠地方游击队与民兵日夜和敌
人扭打，在敌进犯时，不断的袭扰敌人、截击敌人、围困敌人。民兵利用土
制的地雷、手榴弹和石雷到处巧妙地杀伤敌人，并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
所掠夺，以切实保卫人民的利益。同时，我另以有力部队转进敌后，破坏敌
人交通，打断敌之补给线，摧毁敌占区的统治机构，错乱敌人的作战布置，
主动的制造敌人的混乱和恐慌，然后灵活的集结部分主力坚决消灭敌之一
部，迫使敌人撤退，粉碎敌人的“扫荡”。这就是依靠地方武装与 民兵有
力的坚持我腹地游击战争，使二者作为主力的有力配合的战法。此时期中之
后期，许多次敌人的大“扫荡”都是在这种战法下被粉碎的。
比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敌以六万兵力“扫荡”我晋察冀北岳区，敌
人事先有周密的计划，首先在晋东北与冀西交界处的高山岭上建筑起一条南
北五百里长的封锁线，然后反复合击我腹地，以寻求我主力决战；我即在腹
地展开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同时以有力部队出击平汉线，敌虽坚持了
三个月的“扫荡”，但终于支持不住，鼠窜而逃，沿途又遭受我严重打击。
又如，一九四二年四月，敌以五万兵力发动对冀中平原的大“扫荡”，采取
“拉网捕捉”的办法企图歼灭我主力，但在群众性游击战的广泛开展下，其
目的终归落空。唐河两岸地区虽为敌一时所控制，但不久在游击战争火焰的
燃烧下，又把敌人在大“扫荡”中所获得的些微成果夺取回来了。再如，一
九四二年五月，敌伪以八万兵力对我太行山区实施“铁壁合围”，起初凶猛
无比，但当我游击战争展开时，便疲于奔命，终于在我军不断袭击下被迫撤
退。
乙、在游击区：
针对敌人的“蚕食”政策，我们向敌人展开反“蚕食”斗争。我们采取
充分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有机结合，实行“正面坚持们敌后配合”。在
正面我们组织联防线，以正规军、地方游击队、民兵三位一体的密切结合、
乘敌立足未稳，给以坚决打击，斩断敌人的蚕咀。在平原地区，堡垒林立，
活动异常困难，我们便创造了黄蜂战，即以地道战（坑道和掩体）、坑道爆
炸（掘至敌人堡垒下，以硝药爆炸）和地面的游击战结合，以保卫村庄，使
敌人每占领一个村庄、一条河流都需支付重大的代价。比如争夺冀中北堠村，
敌人便死伤了七百多。在敌后我又以武装深入敌占区活动，激发群众的抗敌
热情，推翻伪政权，使敌人腹背受敌，顾此失彼。此外，我又集结主力，乘
敌之隙，坚决拔除深入我内地的敌据点，或袭占敌纵深据点，或围点打援，
迫敌处于被动地位。采用了如此种种对付的办法，至一九四二年秋，敌人的
“蚕食”政策即归于失败了。
丙、在敌占区（或敌后之敌后）：
以反“清乡”斗争为主，我们组织了武装工作队，越过敌正面的封锁沟
墙、据点、公路，潜入于敌人的格子网内（囚笼里面），在“中国人民大团
结一致对敌”的口号下与群众共商对敌斗争的办法，切实保护人民利益。
武装工作队是军队、政府、人民结合的一元化组织，也是军事斗争与政
治斗争相结合的斗争形式。其成员包括军队中的中下级干部和模范战士、政
府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知识分子、敌工干部与日人反战同盟的战友等，组
织精干，纪律严明，政治觉悟也较高。每个队员都是战斗员、宣传员、组织
员，能打仗又能独立作政治活动，分合自如，出入无常，敌人找下到他们，
老百姓却经常与之会面，同敌人进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动的、静的
各种斗争，其活动的最高准则是处处为人民着想，一切为着人民利益、为着
抗战利益。
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的经常工作，是发动与组织人民，展开对敌政治攻
势，比如寄慰问袋给日本士兵，利用机会与日本士兵用电话通话，上夜课，
占领敌人的会场宣传我军与盟国的胜利战绩，通过访问伪军家属进行对伪军
的政治工作等。总之，用各种方法，燃起日伪军的反战火焰。打击敌宪兵队、
特务队及死心踏地、鱼肉人民的汉奸，使其不敢随便入乡勒索人民，减轻人
民的负担与痛苦，同时对于可以争取的伪军伪组织人员也设法加以争取，摧
毁伪政权、伪情报网，解放伪合作社和仓库，使敌失去统治、奴役和掠夺人
民的爪牙。反对敌人的抓丁、抢粮，在敌人抓丁、抢粮时，予以袭击和截击，
以解救壮丁、保护粮食等等。
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活动，处处要取得人民的掩护与配合，因而宣传与
组织人民为其经常的重大工作。比如，组织“反资敌联防线”、“哄鬼大同
盟”游击小组、“保家民团”等，增加真正的人民自卫力量，以数村或数十
村互通声气、齐心对敌。武装工作队在一个地区活动得久了，在老百姓中生
了根，就可以创造出隐蔽的游击根据地，把敌人占领的土地从敌人的口中挖
出来。
如此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三者相结合的斗争，一方面
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停止了敌人的前进，使其压缩与摧毁我抗日根据地
的计划失败，同时又在敌后之敌后解放出许多村庄，建立起抗日基地，把敌
占区变为游击区以至游击根据地，使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破产，使“治
安区”永远不安，使其一切吸吮物资、征兵南下的计划均成泡影。敌人一九
四二年曾拟在华北征粮二千万石，结果其所得当不超过十分之一。如在太谷
县预定征粮六万石，结果连抢带买只得三千石，仅及预征额的二十分之一。
在我政治攻势宣传下，日军士气逐渐下落，一有调往太平洋的风声，士兵们
就愁眉不展，向人表示“死啦！死啦的！”山西、河北、山东各地，都一再
出现日军集体自杀或失踪事件。石家庄、安阳等地还发生过日兵暴动事件。
这样士气的部队，即使有一两个师团调往太平洋作战，效能也要降低。抗战
第四、第五两周年，我俘获伪军三万三千二百六十九人，反正的有九千四百
八十四人，此外，被我打散、解放的伪自卫团与被征壮丁则更不计其数，无
怪乎敌酋和汉奸头子王揖唐［65］都叫苦连天，说什么“华北因匪患不靖，兵
站基地的一切使命均无法实现”。
这就是我们从敌我的生死斗争中创造出的一整套战胜敌人的办法。
第四个时期——抗战五周年至今。
这一时期的情形，由于交通困难，有些报告尚未收到，有些材料尚在整
理，因而只能较简略的谈一谈。
一、敌方情形：
这一时期，敌人经常保持十四个师团左右的兵力。敌人进攻中原时，曾
从华北抽调了第三十七、一一○师团和独立第七旅团，骑兵第四旅团。第一
一○师团原在石家庄地区，现已为敌新编师团所接替；独七旅团原在胶济路
西端，已为申板旅团所接替；第三十七师团原在晋南之三角地区，现为第六
十九师团所接替；第六十九帅团原驻之临汾、汾阳地区，现由第十三旅团和
特务旅团接防；骑兵第四旅团原在陇海线开封、砀山地区，现为伪军张岚峰
所接替。此外，第三十五师团他调后，新乡、开封及道清西段之防务，已由
铃木旅团及第四旅团所接替。
在向我进攻的方针上，自“治强运动”破产后，敌于一九四三年三月提
出了诱降之所谓“对华新政策”。这是敌人“以华制华”政策的新发展，因
敌占领南洋后，要利用汪逆的臭招牌接管敌后，所以企图以所谓“民族形式
和地方形式”来统治和进攻我国。同时，在华北敌占区，敌人还发动了所谓
“新国民运动”作为“治强运动”的继续，不过其名词更较“温和”一些而
已。
“对华新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对付友党友军，并作为欺骗中国人民的
幌子；而对于八路军的进攻和压迫，不但没有丝毫放松，反而更加疯狂和残
暴。抗战第六、第七两周年，敌人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千人以上的“扫荡”
共一百七十七次，使用兵力为六十六万多人，其中万人以上的大“扫荡”二
十二次，使用兵力二十九万七千人。此时期内，“扫荡”的特点是以“铁壁
合围”与“驻守清剿”相配合，更带有毁灭性与长期性。
在“对华新政策”的诱降下，华北友军大批叛变，敌人并以“青天白日”
旗帜诱骗善良的农民参加伪军，伪军数量遂较激增，总数达四十七万。齐燮
元的伪治安军，即由号称七个集团军扩大为十二个集团军。一九四三年冬，
敌人更大肆整顿伪军，表面上由汪逆统一指挥（实际上绝不能达到统一的目
的），将治安军、剿共军陆续改编为华北绥靖军，并另扩充伪中央军，逐渐
向充实装备、严整编制的方面发展。
二、友军情形：
中条山战役以后，华北战场上友军的实力已大为弱削，剩下的只有在山
西的晋军，在晋豫边的庞炳勋、孙殿英的第二十四集团军，在山东的李仙洲、
吴化文［66］（于学忠在李仙洲入鲁时奉命离鲁），此外为一些地方性的武装，
如山东的宁春霖、秦启荣和晋豫边的侯如墉等。
这些在华北战场上残余的友军，不但没有从中条山战役的失败中取得真
正的经验教训，以求改弦更张，放弃“反共第一”政策；反而变本加厉，更
为丧心病狂地与敌寇“联合反共”、采取“变奸伪区（反共将军们给我抗日
根据地的称号）力敌区，再由敌区变为自卫区”的借刀杀人政策。这明明白
白地是在为敌人效劳，是和敌人“以华制华”的“对华新政策”两相心照呼
应。
但是，敌人并不完全满意于友军的如此若明若暗、若即若离的态度。所
谓“对华新政策”中不仅有“拉”的手段，而且有“打”的手段。敌人见“拉”
的手段已收到一定程度的效果，已把许多友军“拉”为实际上的奴才，乃进
而迫其“明朗化”。一九四三年敌人对友军连续进行军事上的压迫，于是有
所谓“山东战役”与“昭和十八年夏的晋豫之战”。友军精神上早已投降敌
人，又熬不住敌后的艰苦，招架不住敌人的压力，乃纷纷公开投敌或公开与
敌相勾结。除李仙洲部有一部退过黄河外，其他如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
炳勋、新五军军长孙殿英、预八师师长陈孝强、新四师师长吴化文、山东保
安司令部参谋长宁春霖、冀察游击四纵队侯如墉、山 东游击三纵队秦
启荣、山东游击四纵队王尚志、河南九纵队李旭东等，都纷纷在国民党当局
“机宜行事”的电令下率部投敌，或者说奉“令”投敌，这就是为什么数十
将级军官卖国投敌，而国民党当局连一纸通缉令也没有的原委。自中条山战
役以来，友军正规部队投入“汪逆之伪和平阵营”的前后约有十五万人，许
多部队在投敌以后番号不变、防地依旧，完全证明了是久已暗中通敌；而我
英美盟国援助我国的武装弹药，不但早已不曾用之以打击敌人，而且整整齐
齐的公开的奉献敌人，实堪痛心。今天，这些伪军大多环伺我各抗日根据地
周围，充当日寇向我“扫荡”之鹰犬走卒，其行为特别残暴和无耻，为我抗
战军民之死敌。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一意孤行的巨共反民主政策的恶果。
现在华北战场上仅存的友军，只有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张里元（新三
十六师）、赵保原（暂十二师），都是不择手段谋求自己的存在。阎锡山部
号称二十五个师，实际每师平均只有一千五百到一千八百人，大部都背靠后
方与日寇“和平共居”。只有一个六十一军，为进攻八路军与决死队，于去
冬与日寇订立协定，在日寇掩护下由晋西南进入晋东南，形式上好像是在敌
后，实际上跟敌人是一家人了。
三、我军情形：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的艰苦斗争，给我们奠定了这一时期胜利开展的
基础。我们继续坚持反“清乡”、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更努力
于开展“敌后之敌后”的游击战争，坚决打击敌人的“对华新政策”，揭穿
其各种各样的欺骗，宣扬美国在太平洋上反日战争的辉煌胜利，以振奋人心，
更进一步动摇日伪军，并不断的主动出击敌人，打击作为敌人爪牙的伪军、
伪组织。
反“扫荡”作战方面：山东清河区曾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与十一月两次粉
碎敌二万人的大“扫荡”。晋冀豫太行区于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五
月先后在四次反“扫荡”战中都取得胜利，特别是后一次反“扫荡”战，在
主力与民兵紧密结合的作战方针下，依靠着出敌不意的袭击和广泛开展的地
雷战，显示了我军民作战的很大威力；辽县、武乡境内，凡与敌人接战村庄
的民兵，平均每村打死十三个日本兵，每五颗子弹打死一个日本兵；警卫团
第五连与民兵相结合，百余人打死了一百二十三个敌人，自己仅有数人伤亡。
晋察冀北岳区于去年九月到十二月胜利地粉碎了历时三个半月的三万五千敌
人的大“扫荡”，由于在这次“扫荡”中，敌人不仅想打击我主力部队，而
且要破坏我秋收及囤粮计划，企图在经济上予我以摧毁，因而我们反“扫荡”
作战的组织也十分复杂，一面要艰苦作战，一面要争取每一分钟时间从事生
产，最后终将敌人驱走，完成了秋收和囤粮计划。冀东区曾于去年十月和今
年二月至四月击破敌人的两次大合击，第一次在山海关附近，第二次在锦热
路上。
各地我军主动出击和组织远征方面：晋冀豫的太岳区在中条山友军退出
后即遣军南下，又从敌人手中重新解放了中条山，今年四月复攻克沁水等县，
前后解放国土一万六千平方公里，我军先头已活动到黄河沿岸；太行区于今
春收复林县、榆社；在冀鲁豫平原，自德石路以南至陇海路，我军克复了清
丰、内黄、朝城、城武、莘县、菏泽等县，并由武工队开拓了数十块隐蔽的
小游击根据地，共解放人口千万。晋察冀的北岳区，去年一年中消灭了敌人
五百八十一个据点，恢复和汗辟了三千个村庄；冀中，我军克任丘，肃宁、
高阳等十余县城，敌人据点在一九四二年为一千三百四十三个，至今被我消
灭得只剩下四百九十五个了；冀察热我军北出长城口外，东向辽宁之锦州和
热河［67］之凌源、承德，新开辟了将近十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此外，晋
绥边区和山东我军的活动均有发展，山东方面己扩张至海岸线。
讨逆战争方面：去年八月，大行我军出动讨伐伪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
孙殿英部，毙俘伪军六千人，伪暂编第七军军长刘月庭为我击伤。十一月，
鲁南我军讨伐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第三师刘桂堂部，将其全部消灭，滋扰华
北六七省、为匪数十年之刘桂堂也为我击毙。同时，鲁西我军讨伐伪第二方
面军孙良诚部，孙逆总部直属队被消灭，伪第二方面军参谋长甄纪印以下官
兵一千六百人 就擒。又滨海我军讨伐伪和平救国军三十六师七十一旅，攻
克赣榆县城，活捉伪旅长李亚藩等一千二百人，使之全军覆灭。鲁中我军于
去年冬至今年春，曾发动三次讨伐伪和平救国军山东方面军吴化文部的战
斗，将吴逆总部各处和伪四十六、四十八师两个师部，以及其部下十三个团
消灭殆尽。这些战斗大大削弱了敌人的羽翼，破坏了敌人“对华新政策”的
某些收获，也使其始终无法由华北战场抽调大批兵力出去，其意义是很大的。
经过以上的许多战役，华北解放区的面积大为扩张，人口新增加了二千
万，因而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军在华北敌后渡过严重困难后再次开拓和发展
的时期。
目前，我八路军共有兵力三十二万人，经常抗击着敌人侵华兵力的五分
之二至五分之三（伪军三十余万还不在内），最多时曾钳制敌人二十二个师
团。
七年中，我们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七万四千零六十次，平均每天与敌
作战二十九次；共毙伤敌军三十五万一千一百一十三人、伪军二十三万九千
九百五十二人，俘日军二千四百零七人、伪军十四万八千七百二十六人，争
取日军投诚者一百一十五人、伪军反正者四万九千四百六十一人，约等于已
消灭侵华日军之半数和全国伪军之半数。缴获长短枪十八万九千零二十八
支、轻重机枪三千一百二十挺、各种口径炮四百八十九门，我们主要就依靠
这些胜利品来武装和补充自己。七年的艰苦战斗，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负伤指战员八万六千五百九十三人，阵亡十万零三千一百八十六人，敌伪
与我伤亡的比例总平均为二与一。
经过七年的艰苦斗争，我们在华北敌后巩固地建立了五大块抗日民主根
据地，军事上划分为五个大的军区，既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晋冀豫军区、
冀鲁豫军区与山东军区。我根据地东自锦州、山海关、胶东半岛、黄海与渤
海沿岸，西至黄河，宽二千二百里；北自热河之宁城、察哈尔［68］之多伦和
商都、绥远之百灵庙，南至陇海线，长一千八百里；跨越华北之晋、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