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后狼狈不堪，小短腿一阵猛倒，直逃上殿中高阁，远远看见东堂内自己傻老公惠帝正在中间坐着，便高声喊道：“陛下有妇，使人废之，亦行自废矣！”话音未落，齐王司马冏已冲奔到她身后，一跤踹贾后一个大马趴。事即至此，贾南风倒冷静下来，问司马冏：“起事者是谁？”司马冏回答：“赵王（司马伦）和梁王（司马肜）”。黑娘们儿闻言，后悔不迭，拍地大叫：“系狗当系颈，反系其尾，何得不然！”悔之晚矣，贾后被立废为庶人，被幽禁于建始殿。
同时，起事诸人立刻在京城逮捕了贾氏亲党，皆全家诛死。贾谧之母、贾后亲妹贾午也被逮入狱，大棒击死。司马伦由于已存篡逆之心，“欲先除朝望，且报宿怨，”就又下诏逮捕大臣张华、裴頠，以及早先与孙秀有仇的解系、解结等人，“遂皆斩之，仍夷三族”。可惜张华老才子，受刑前还辩称自己是大晋忠臣。执刑的张林称诏诘问：“卿为宰相，太子之废，不能死节，何也？”张华辩称自己当时竭力谏阻贾后废太子。张林又问：“谏而不从，何不去位？”张华无言以对。
该废的废了，该杀的杀了，该关的都关了，赵王司马伦“称诏赦天下，自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一依宣、文辅魏故事”，集文武大权于一身，并大封诸子为王侯，孙秀等人也皆封大郡，掌握军权，“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九子，为惠帝的叔祖辈，当时也差不多六十好几，“素庸愚，复受制于孙秀”。糟老头子本来就没什么本事，自己实际上反成了孙秀手中的傀儡。“（孙）秀为中书令，威振朝廷，天下皆事（孙）秀而无求于（司马）伦。”
为收买人心，赵王又下诏追复司马遹太子位号，封其二子司马臧和司马尚为王。并以梁王司马肜为太宰（梁王不久病死），淮南王司马允为骠骑将军，兼领中护军。
诸事已定，司马伦又派人至贾后被幽禁的金墉城，以金屑酒赐死。贾后死状，史不详载，估计黑胖娘们也是被几个人按压住，硬灌毒酒而死。笔者曾去日本游历，见倭人不解事，望文生义，市场中竟有标价不菲的“金屑酒”大肆摆卖。酒里面金光闪闪，金箔片片，据中药药理，生金确可以消毒、祛湿。但以“金屑”为酒名，显然倭人对中国古文化生吞活剥，一知半解，殊不知晋朝赐死人，都是这种“金屑酒”。如此不祥之物，竟被倭人欢天喜地过节过年当作重礼相送，也真真晦气到家了。
综观晋武帝死后的三次宫廷改变，废杨后、废太子、废贾后，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禁卫军权的重要，二是出身寒门的士人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晋书》《杨骏传》中，写杨骏父女矫诏独掌西晋军政大权后，杨骏“又多树亲党，皆领禁兵”，显然一开始他就知道掌握禁卫军的重要性。但由于杨骏政事繁忙，主要精力又大都倾力于严防司马氏皇族子弟，认为惠帝大傻，贾后妇人，他对皇宫内廷的禁卫军权没有太重视，只有自己的外甥张劭做中护军，亲党刘豫作左军将军，两个人皆是宫外禁军的高级将领，而最终导致杨骏覆之的恰恰是平时不受杨骏重视的宫中禁军中级官员殿中郎李肇和孟观。
当时，贾后居禁庭皇宫，可以直接书诏下“最高指示”，外间又有一直怨气冲天、不受重用的司马氏诸王，事变一起，惟一可用的左军将军刘豫又被裴頠骗去自首，身边没有了“枪杆子”，本来就无大智勇略的杨骏只能死路一条；诛杀杨骏后，禁卫军及外营兵将封侯者有一千零八十一人之多。贾后利用楚王司马玮除掉杨骏，而后又利用他杀掉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卫瓘，但贾后很快又凭其族兄贾模和从舅郭彰两人所掌的内廷禁卫军攻杀司马玮，完全控制了内外禁军三十六军，并使外甥贾谧任后军将军从军，亲舅郭彰任右卫将军，表兄裴頠任左、右军将军。如此，诬废太子司马遹就是非常容易之事。大兵在手，诏纸任填，想弄谁就弄谁。赵王司马伦入京后，深与贾氏宗族结纳，并最终得到“右军将军”这样关键的禁卫军权位。由此，贾后也为自己及其宗族找好了掘墓人。在废除贾后的行动中，多名中下层禁卫军军官参与了事变，有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常众督许超、殿中郎士猗、殿中侍御史殷浑、右卫司马督路始、右卫佽飞督闾和，加上宗室翊军校尉齐王司马冏，深夜入殿，贾后计谋再深，势力再强，也难逃这些职业军人之手。
赵王司马伦大权在握后，也命孙秀和他本人的几个儿子担当禁卫高官，完全控制了禁卫军。掌握了禁卫军，也就掌握了皇帝。皇帝在手，挟天子以令诸侯，借天子之名干事就可以事半功倍，左右天下局势。只是后来司马三王相继起事，直攻京城，司马伦不得不把精锐禁卫军派出城去抵挡，削弱了力量，最终也导致了他自己的覆亡。
在导致西晋政局剧烈动荡的重大事件中，数位寒门出身的文吏也成为极其关键的人物。
杨骏之诛，楚王司马玮大显身手，而后诛杀汝南王司马亮，也是由他而起，开启“八王之乱”的序幕。但楚王司马玮才二十出头，在政治斗争场上完全是个“乳臭未干”之辈，真正左右局势的当属他的长史公孙宏与舍人歧盛。此二人先给司马玮出主意让他靠拢贾南风，得以留侍京都。杀掉司马亮和卫瓘后，二人又切谏司马玮趁机直入入宫废掉贾后。司马玮犹豫之间，机时已失，贾后先发制人，诬称司马玮假传圣旨，擅杀亲王大臣，最终也把司马玮干掉，公孙宏和歧盛也被“诛三族”。假使司马玮听从这两人的劝告，后事的结局就全然不同；赵王司马伦年长庸愚，凡事皆由孙秀出谋划策。“（孙）秀起自琅琊小史”，纯粹的寒人出身，但他一手包办策划了赵王司马伦从入京师队贾后、联络禁卫军官、激使贾后杀掉太子、最终又废掉杀贾后的全部过程，并在政变成功后秋高官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的高官，又与皇帝成为亲家，实际掌握了晋朝的朝政。
在以阀阅为重的西晋，士族高门不论贤愚，一直垄断各级要职，寒人阶级一直在倍感压抑的气氛中努力争取往上爬。这些人往往天资聪颖，又无路显达，只能想尽一切办法投身于诸王或高官门下，乐乱好祸，迂回反抗。当然，寒人阶层的谋士们贵显只是一时，昙花暂现，很快就三族被诛，连根杀净。
杨骏被诛后，潘岳多亏楚王司马玮的长史公孙宏袒护，避过一劫；赵王司马伦得势后，美男子又开始忧心忡忡——司马伦的心腹孙秀也和自己是老相识！
不过，潘岳和孙秀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公孙宏。
潘岳的父亲潘芘做琅琊内史时，孙秀当时作为最低层的小吏被潘芘派去伺候公子潘岳。“孙秀为小史给（潘）岳，而狡黠自喜。（潘）岳恶其为人，数挞辱之。”可见，英雄莫问出处。当初孙秀作孙子状伺候潘公子时，不仅多次受到潘公子的拳打腿踢，更是大庭广众之下屡遭辱骂呵斥，这些经历，就是胸怀磊落的君子也不能忍耐，何况孙秀又是个心胸狭窄的真小人。
“及赵王（司马）伦辅政，（孙）秀为中书令。”已界中年的老美男子惶恐之下，也曾抽机会在中书省内参拜孙秀，小心翼翼地探问：“孙大人还记得我们从前的交情吗？”孙秀冷笑，双眼直视恭谨弯腰的潘岳，很轻又很清晰地迸出几个字：“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窘急之余，闻此言如五雷轰顶。“（潘）岳于是自知不免”。不仅仅是不祥的预感，脑袋能在脖子上扛着，也只能以时日来计算了。就算潘岳与孙秀没有过节，只要秋后细算帐，挖出他为贾后和贾谧书写导致太子废死的书草一案，美男子的三族也应该被杀得精光。
攻伐大乱满京城——“八王之乱”高潮迭起
赵王司马伦和孙秀骄横跋扈，潜怀废立之心。惠帝的兄弟淮南王司马允在贾后乱平后被封为骠骑将军，并兼任中护军，执有一部禁卫军军权。
司马允“性沉毅，宿卫将士皆敬服之”。他逐渐知悉赵王司马伦有篡逆之志，便称疾不朝，密养死士，暗中准备趁机诛除赵王和孙秀。司马伦很忌惮这位年青英果的亲王，便加封司马允为太尉，外示尊崇，实际上是剥夺他的兵权。司马允言称自己有疾，不接受太尉官号。司马伦忍耐不住，派宫中御中持诏收司马允中护军印信，并弹劾其大逆不道。
淮南王司马允接诏，细看之下，上面是孙秀的笔迹。大怒之下，司马允历声对左右宣言：“赵王欲破我家！”于是壮士感奋，左右七百多人随同司马允起兵，从王府杀奔而出，沿路大叫：“赵反造反，我将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一路归附的人非常多。
淮南王率兵本想先入皇宫，把老哥惠帝掌握起来。但赵王司马伦的死党尚书左丞王舆派人关紧左掖门，门墙牢固，一时攻不进去。不得已，司马允就率左右精兵围攻司马伦的相府。“（司马）允所将兵，皆淮南奇才剑客也。”这些人武艺高强，能打善战，一举杀掉司马伦护兵一千多人，司马允又于承华门前结阵，施放弩箭，齐往相府中放射，飞矢雨下，幸亏司马伦秘书挺身遮蔽，否则这老王爷肯定变成刺猬。司马伦相府中办事的官员无法走避，都躲于树后，“每树辄中数百箭。”
太子左率陈徽心向淮南王，集结东宫兵鼓噪呐喊，为司马允助威。但他没有诏令，不能发兵实助。陈徽的哥哥陈准当时在宫中值勤，也想帮司马允，便对傻楞楞又惊又吓的惠帝说：“应遣人举白虎幡出宫解斗。”惠帝痴愚，连连点头。陈准原意很好，白虎幡是麾军进战之旗，驺虞幡才是解斗之旗。陈准本想派人持白虎幡授其弟陈允，助战司马允，那样一来，司马伦兵将看见宫中白虎幡归对方，肯定会不战自溃。谁料，人算不如天算。陈准派出执举白虎幡的司马都护伏胤在出门前被当时正在门下省办事的司马伦儿子汝阴王司马虔叫住，哀求说：“富贵当与卿共之！”伏胤墙头草，贪得富贵，便携带没有写字的空版诏书出宫，诈称“有诏助淮南王”，没有把白虎幡递送到陈允手中。
淮南王司马允见皇帝哥哥的诏使前来，心中不疑，认为来人手中必是派自己讨伐司马伦的圣旨。他开阵让伏胤进来，从兵车跳下，跪地接诏。伏胤禁军军校出身，身手敏捷，抽刀一下，就把司马允的脑袋砍下。淮南王司马允左右虽有千人之众，都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主公被杀。伏胤口宣诏令，表明他是受帝命斩杀司马允。同时，他又命跟进的军士立杀司马允三个儿子。司马允死年二十九岁。京城百姓“闻允死，莫不叹息。”
事后，司马伦、孙秀广为株连，“坐（司马）允夷灭者数千人”——其中，就包括忧心忡忡、一直延颈待戮的美男子潘岳。
斩杀淮南王司马允父子后，孙秀报称潘岳、卫尉石崇以及石崇的外甥欧阳建皆密谋参与淮南王谋反一案。潘岳自不必说，孙秀小人，必报前仇。欧阳建作尚书郎时曾上表奏称“赵王（司王）伦罪恶”，结怨于前。石崇本来就是贾谧亲党，贾氏宗族被收捕后，他已经被免官于家。
后人说起石崇，总想他和贵戚王恺、羊琇竞相斗富的故事，想当然以为他是个贪鄙暴富的粗陋之人，如此则大谬。石崇之父石苞（字仲容）就是个美男子，时人称“石仲容，姣无双”，为晋武帝之父司马昭所知，大受信用。曹魏末年，石苞已官至镇东将军、东光侯。在一次入辞魏帝曹髦时，君臣相谈甚欢，“留语尽日”。但石苞感念司马氏提携，出宫后就提醒司马昭：“（曹髦）非常主也。”数日后曹髦就为司马氏爪牙成济弑掉。司马昭死后，石苞“每与陈蹇讽魏帝（曹奂）历数有终，天命有在”，是司马家族篡魏的得力功臣。石苞晚年，官至司徒，“在位称为忠勤”，死后策谥曰武，备极哀荣。石苞有六个儿子，石崇最小。石司徒临终时，把家财均分给五个儿子，惟独不分财给石崇，石苞妻问老公这样做的原因，石苞说：“此儿虽小，后自能得。”
石崇字季伦，生于青州，所以小名齐奴。“少敏惠，勇而有谋”。晋武帝时，因石崇是功臣后代，气局丰厚，深得信任。杨骏辅政时，石崇受排挤，被外放外荆州刺史、南蛮校尉，“（石）崇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行检”。也正是在荆州任上，石崇常带官兵外出打猎一样“劫远使客商，致富不赀”，顿成天下豪富之人。由于石崇是性情中人，行事很不检点，朝廷对他屡拜高官，但屡拜屡免，他自己也丝毫不放在心上。后来，又被召入京师做卫尉（京师卫戍司令），和潘岳等人诌事贾谧，是“文章二十四友”中的重量级人物。一般史书皆言他和潘岳对贾谧望尘而拜，但晋书《石崇传》中讲“广城君（郭槐）每出，（石）崇降车路左，望尘而拜”，此载较为可信，以石崇的出身地位，拜贾谧的姥姥说得过去，拜贾谧就不符合他一贯的为人性格了。
“（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玉耳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疱膳穷水陆之珍”。孙秀势焰熏天时，听说石崇有一位名叫绿珠的美人，“美而艳，善吹笛”，于是他就派人去索要。石崇当时正在他的金谷别墅宴饮，便让他数十位婢妾都出来，任孙秀使者挑选。使者不上当，看了一圈后，表示：“您这些美人确实都漂亮非常，但我受命只索绿珠，不知哪一位是她？”石崇勃然大怒：“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孙秀使者很沉得住气，劝说道：“君侯您博古通今，愿加三思！”石崇坚称不可。“使者出而又返，（石）崇竟不许。”孙秀大怒，正在推审淮南王“造反”案，顺便就把石崇名字列入逆党之中。全副武装的兵士前往逮捕石崇时，老哥们“正宴于楼上”，忽见刀枪盈庭，他转头对身旁的绿珠说：“我今为你得罪”。绿珠也是一烈性女子，泣言“当效死于官前”，言毕越梯而下，跳楼自杀。
石崇自恃晋朝功臣之后，没想到会被杀头，更没想到会被“诛三族”，他当时对左右从人说“吾不过流徒交、广（岭南）耳。”谁知囚车并未把他押至官狱，而是把他一在家子人都径直载往东市刑场。石崇至此，方知不免于死，自叹道：“奴辈利吾家财！”骑马押送他的军校闻言回驳他：“知财致害，何不早散？”石崇无言以对。
潘岳那边，也是一大家子被依次被执，校检正身，直接以槛车载送东市。眼见白发苍苍的老母也身披锁具，忆起昔日对自己的劝诫叮咛，潘岳泪如雨下，跪拜于地痛陈：“儿负阿母！”
“（潘）岳母及兄侍御史（潘）释、弟燕令（潘）豹、司徒掾（潘）据，据弟（潘）诜，兄弟之子，已出之女，无长幼一时被害。”
美男子披头散发被押到刑场，忽见大富豪朋友石崇一家好几十口已经背插罪标跪在那里。石崇一抬头，在这个场合看见潘岳也吃了一惊，随即明白事由，苦笑说：“安仁，你也有份儿呵。”《晋书》讲“（石）崇乃与黄门郎潘岳阴劝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冏以图（司马）伦、（孙）秀”，仍是史官不辩真伪，依当时晋朝的官方文件照抄进去。试想，假使潘岳、石崇真是结党在背后与司马允等图谋，那么司马允死后石崇不可能还安心天天大搞宴饮潇洒，更不会在刑场上看见潘岳大吃一惊，本来两人的被捕就是“俱不相知。”可见，石、潘二人被牵入淮南王案中，完全是孙秀诬告而成。
潘岳回思前因后果，也苦笑对石崇说：“今天真可谓‘白首同所归’了”。潘岳曾有《金谷集作诗》，陈述“文章二十四友”在一起欢饮笑谈、切嗟诗艺的快乐时光，怀念风花雪月、清啸赏乐的同志友情，其中最后两句是“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一语成谶，今朝显验。兹录全诗于下：
《金谷集作诗》
王生和鼎实。石子镇海沂。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何以叙离思。携手游郊畿。朝发晋京阳。夕次金谷湄。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椑。灵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颜。便愬杯行迟。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
潘岳原诗本来是讲两人友情笃深，当一起终老田园，即所谓“白首同所归”，殊不料横祸忽来，一起于盛壮之年血溅黄壤。潘岳儿子早死，女儿又与父同戮东市。由此，中国最聪慧最潇洒的美男子竟无直系血脉流传于后世，我们仅能借凭茫茫史书和后人吟诵的歌诗中想象潘安仁的美妙姿容。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清风月下，不知河阳县里满城桃花在阳光下为谁绽放。春风香气里，尽是美男子余留不尽的万古恨意。
如遭遇明主，身逢盛世，文人诗客可以妆点升平，优游卒岁；不幸的是，潘岳满腹才学，又值西晋乱离季世，多年仕途坎坷，虽悻悻地作过《闲情赋》表示“奚拟乎明哲，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最终仍逃不过名缰利索，入世之心最终化为婪毁自己身家性命的烈焰，即使没有孙秀这样的小人构陷，想必他最后也不会有善终的下场。
为此，金朝大诗人元好问也曾叹息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千古高情《闲情赋》，争识安仁拜路尘。”这首诗确可作为腰骨常弯的中国文人的一首风貌诗。元好问本人其实也不比潘安好到哪里去，金朝的元帅崔立以汴京城献投蒙古，淫虐贪暴，元好问仍旧大泼笔墨，颂扬崔立，并“勒石记功”，成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污点。
回头再说晋朝中央政事。贾后之废，晋武帝的亲侄齐王司马冏（其父司马攸是司马炎弟弟，差点被司马昭立为世子）居功不小，但事后叙功，只得了个游击将军。“（司马）冏以位不满意，有恨色。”孙秀觉察到这位王爷怏怏不惧，又怕他在京城内会生出什么事端，就一纸诏书把他外调，坐镇许昌。
为了继续抬高赵王司马伦的威望，加紧篡逆步伐，孙秀又在朝议上提出为司马伦加九锡（只要人臣加九锡，一般距篡位只有半步之遥）。这个提议几乎就是自己给自己封官，“朝廷”当然同意。司马伦得了“九锡”，诸子又皆握各路禁军大权，孙秀自然也水涨船高，加侍中、辅国将军、相国司马等官。
司马伦及他的几个儿子都庸愚无识之徒（大奸雄司马懿这个儿子真是不肖之子，此只血脉出奇的差，且一代不如一代），真正的幕后主人公反而是寒人小吏出身的孙秀。但这位孙秀“狡黠贪淫，所与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竞荣利，无深谋远略，志趣乖异，互相憎嫉”。真正是小人得志，因时趋势。孙秀有个儿子叫孙会，“形貌短陋”，状若下等仆隶。为了彰显老孙家，孙秀竟把惠帝亲生女儿河东公主娶为儿媳。一年前，孙会还和数位商人之子在洛阳城西贩马，如今，城中百姓忽闻这位丑八怪马贩子当了驸马，“莫不骇愕”。河东公主虽然父是大傻冒母是黑娘们贾后，但毕竟是公主身份，竟与这么个人成婚，也成当时一大新闻。
晋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春正月，孙秀与司马伦再也等待不了，派晋惠帝的堂叔义阳王司马威去惠帝那里逼大傻“禅位”。惠帝愚憨，但也知道身上的玺绶是很重要的东西，抱持不放。司马威伸手就夺，几乎把惠帝手指掰断，大傻哥们嗷嗷大哭。司马伦以兵士“护送”惠帝至金墉城，表面上尊惠帝为“太上皇”（辈份简直乱了套，司马伦是惠帝的叔祖，侄孙竟成为自己的太上皇！），同时，又把已经立为皇太孙的司马遹之子送入密室一刀结果。可怜这数岁小儿，虽生于天家，却没几天好日子可过。
司马伦继位，改元建始。坐上帝位，自然是大封“功臣”，孙秀、张林、司马威等加冠晋爵，“其余党羽，皆为卿、将、超阶超次，不可胜记。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次朝会之时，貂蝉满座，“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这就是“狗尾继貂”典故的由来）。
司马伦虽当了皇帝，但真正的皇帝显然是孙秀。“孙秀专执朝政，（司马）伦所出诏令，（孙）秀辄改更与夺，自书青纸为诏，或朝行夕改，百官转易如流。”
为了安抚宗室，拉拢人心，孙秀也以司马伦名义加封齐王司马冏（坐镇许昌）、成都王司马颖（坐镇邺城）以及河间王司马（左禺右页）（坐镇关中）大将军名号，并把司马伦亲信多人派出给三王充当僚佐，以为监视和内应。
司马伦称帝才两个多月，在许昌坐拥强兵的齐王司马冏就遣使告成都、河间、常山、新野四个司马王爷，移檄天下，发兵讨伐赵王伦，称“逆臣孙秀，迷误赵王，当共诛讨。有不从命，诛及三族”。一时间各地响应，军队赶至朝歌县时，已汇集二十多万人。
孙秀、司马伦听说三王起兵，大惧不已。不得已，二人只得硬着头皮派亲信将领张泓、士猗、许超以及孙会等人率京中禁军四出拒战。司马伦、孙秀两个人又信邪教巫术，“日夜祈祷，厌胜以求福”，天天弄几大帮人在宫里跳大神。
也是恰巧，大神跳得还真有灵验。齐王司马冏在颍阴被张泓打败；孙会、士猗等人又在黄桥大败成都王司马颖，杀死数万成都王兵马。消息传回宫内，孙秀、司马伦大喜，大赏黄桥之功，“士猗、许超与孙会皆持节”。这样一来，三将地位相当，“各不相从，军政不一”，谁也不听谁的指挥和调动，对于仍未退军的败军之将成都王司马颖更是不放在眼里，以为朝夕可灭。司马颖在黄桥大败后本来想撕丫子逃跑，被手下卢志等人劝住，乘孙会等人松懈之机突然进攻，大败对方，乘胜长驱渡过黄河。
三个败将带数名残卒跑回城内，孙秀大惧，“忧懑不知所为”。几个人连夜商量对策，有的说西，有的说东，有的建议收败兵出战，有的想要焚烧宫殿趁乱逃跑，有的指出要挟持司马伦南逃荆州，还有的干脆劝说孙秀大搜宝物乘船东逃入海……正你一言我一语争吵，手中掌有精装禁兵的左卫将军王舆先窝里反，率七百多兵士从南掖门入宫，攻杀孙秀、许超、士猗等人，并召八坐大臣入殿，强迫司马伦发诏：“吾为孙秀所误，以怒三王；今已诛秀，其迎太上皇复位，吾归老于农亩。”
于是，宫内高举驺虞幡解兵，数千甲士又迎惠帝复辟。估计大傻皇帝非常郁闷：怎么总是大半夜把自己从被窝中喊醒，稀里糊涂地一会儿被拥上殿一会又被弄去金墉城。
事定之后，三王入城，发诏杀掉赵王司马伦四子，捕斩孙秀等人亲党，并派人送金屑苦酒给司马伦，赐死。估计这金屑酒还是内廷数月前为黑娘们贾南风配制喝剩下的，如今又轮到赵王尝尝鲜了。“（司马）伦惭，以巾覆面，曰‘孙秀误我！孙秀误我！”饮药自杀。八王之中，司马伦是第三个上西天的。（淮南王司马允没有在“八王”之中）这次混战虽然只打了两个多月，却战死士兵十来万，成为皇族大血战的第一个高潮。
你方唱罢我登场——“八王之乱”的“渐入佳境”
惠帝复辟，篡位的赵王伦赐死，齐王自然也要大赏“功臣”。齐王司马冏获封大司马，加九锡；成都王司马颖为将军，加九锡；河间王司马为（左禺右页）太尉，加三锡；常山王司马义改封长沙王，为抚军大将军。其中，齐王司马冏是惠弟堂兄，成都王司马颖与长沙王司马义与惠帝都是同父异母的同房兄弟（司马义与楚王司马玮同父同母，楚王起兵时跟随左右，被贬为常山王），这几个人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王爷。河间王司马是武（左禺右页）帝堂叔，年纪在四十岁左右。可以想象，这些人在一起，宫中横坐的又是个大傻皇帝，谁又能向谁低头呢。
手夺惠帝玺绶的广平王司马虔从外退兵至九曲（今河南巩县）时，闻听赵王司马伦倒台，慌忙丢下所统军队，逃归洛阳大宅子待罪。诸王商议想饶他不死，一直呆呆坐在上座的惠帝忽然发话：“阿皮（司马威小名）掰我手指，夺我玺绶，不可不杀。”傻爷们这句话，也是他当皇帝一辈子惟一自己做出的“决定”，诸王当然无话，派人杀掉司马威。
刚刚安定没几天，数位王爷各自结伙拜祖陵。新野王司马歆劝说齐王司马冏：“您与成都王一起建立不世之功，应该留下他在京城辅政，如果无此心，应该削去他的兵权。”长沙王司马义在拜陵时对异母兄成都王司马颖也建议：“天下者，先帝之业，王宜维正之。”意思是应该由武帝一系的人来维持，提防齐王。
成都王幕下高参卢志提出以退为进的谋略，他说：“齐王当时号称有百万之众，为张泓所败，正是王爷您强攻孙会才成大功；两雄不俱立，大王您应该以太妃（成都王生母）有病为由，上表还归邺城，朝廷委重齐王，此举可收四海之心。”成都王司马颖但听话，马上入宫辞别惠帝，与从人怀马加鞭从洛阳返回邺城，“由是士民之誉皆归（司马）颖”。回到邺城后，司马颖又推御九锡殊礼，表论功臣，赈济灾民，埋葬阵亡将士，“皆卢志之谋也”。史载，“（司马）颖貌美而神昏，不知书，然气性敦厚，委事于（卢）志、故得成其美焉”。
齐王司马冏一直怀疑大才子陆机为赵王司马伦替惠帝撰写禅位诏书，就把陆机陆云兄弟抓起想杀掉。成都王也为之辩理，救了二人，并表陆机为平原内史，陆云为清河内史。二陆兄弟的友人劝他们赶紧还吴地，远离是非，陆机认为司马颖对自己有保荐之恩，“可与立功”，不听。齐王司马冏手下的东曹掾张翰（字季鹰）也是吴中人士，“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莼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遂命驾便归。”此举聪明，果然保全性命。莼菜汤、鲈鱼脍不见得多么好吃，但以此为借口挂帆而去，不仅能避祸，还能留千秋万古潇洒之名，张季鹰此举是真名士所为。
由于惠帝太子司马遹被贾后杀掉，司马遹的两个儿子又被赵王司马伦杀掉，惠帝就没有继承人。按继承人顺序，“大将军（司马）颖有次立之势（可为皇太弟）”，齐王司马冏当然不会任情势这样发展下去，于是他就奏请立惠帝的侄子、年方八岁的司马覃为皇太子，自任太子太傅，又加封亲信东海王司马越为司空，领中书监。司马越也是惠帝族叔辈。
齐王司马冏大权在手后，骄奢擅权，大起府第，耿于宴乐。传中嵇绍、殿中御史桓豹、孙惠等人皆上书相劝，尤其是孙惠上书，言语恳切，词理分明：“天下有五难，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锋刃，一难也；聚致英豪，二难也；与将士均劳苦，三难也；以弱胜强，四强也；兴复皇业，五难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难而不以为难，虑其不可而谓之可，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齐王司马冏对这些良谏，都“逊辞谢之，然不能从”。
一年多以后，惠帝永宁二年（公元302年），河间王司马在（左禺右页）长史李含的怂勇下起兵。李含出主意说：“成都王司马颖是皇帝至亲，齐王司马冏越亲而专权，朝野怨恨，现在发檄长沙王司马讨攻齐王，齐王必会先干掉长沙王，我们因此再以此罪除掉齐王，拥戴成都王入京，以安社稷。”
河间王司马本来（左禺右页）就是赵王司马伦亲信，当时也是因形势所逼才不得已加入讨赵王的军队，齐王对他一直怀恨在心。至此，他觉得时机成熟，派部将李含、张方为先锋，率军直奔洛阳，同时，他遣使邀成都王司马颖一起发兵。卢志谏劝，司马颖不听，准备兵马待发。
河间王部将李含、张方临近洛阳屯军，便发檄让长沙王司马义攻讨齐王司马冏。两位王爷本来同时在京，关系还不错，但齐王认为长沙王与成都王是兄弟（同父异母），便先下手为强，派人攻袭长沙王。“（司马）义身长七尺五寸，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他率百余人飞驰入宫，关闭诸门，“奉天子攻大司马府”。有皇帝在手，一下子就转被动为主动。当夜，城内大战，齐王称“长沙王矫诏”，长沙王称“大司马（齐王）谋反”，飞矢雨集，火光冲天。在上东门楼上哆嗦避难的惠帝又被吓了一巨跳，“矢集御前，群臣死者相枕”。
连战三日，齐王部队大败，司马冏被自己的长史赵渊执送入宫。“（司马）冏至殿前，帝恻然，欲活之”，傻冒皇帝也知道好坏，这位堂兄拥立自己复位，很想活他一命。“（司马）义趣左右牵出”，斩于阊阖门下，循首六军示众。齐王司马冏是八王中第四个死掉的王爷。
河间王司马的部（左禺右页）将李含、张言等人闻知齐王已死，就引兵还据长安。
才过半年多，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8月，因长史李含等人为长沙王司马义所杀，河间王司马又起（左禺右页）兵讨伐。成都王虽一直在邺城，但恃功骄奢，起先还能“遥制朝廷”，但随着长沙王司马义翅膀渐硬，兄弟生出嫌隙，于是成都王附和河间王，共同前往洛阳讨伐长沙王。卢志谏劝，司马颖不听。
河间王司马以张（左禺右页）方为都督，将兵七万自幽谷东趋洛阳；成都王司马颖引军屯朝歌，以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率二十多万人南向洛阳。
众人大战，死伤数万。长沙王手中有惠帝这张王牌，关键战斗皆在军中显耀皇帝旗鼓。建春门一战，陆机大败，“赴七里涧，死者如积，水为之不流。”由于陆机兄弟与成都王司马颖的太监孟玖不合，孟玖就说陆机有贰心想联合长沙王谋反。成都王没主见，下令诛杀二陆兄弟及其三族。杀头之前，大才子陆机叹道：“华亭鹤唳，可复闻乎！”与当年咸阳市上被腰斩的秦朝丞相所发黄犬之叹，大相类似。知退不退，后悔无及！
打败成都王派来的陆机，长沙王司马义深觉惠帝这个幌子确实好用，又“奉帝攻张方，（张）方兵望见乘舆（皇帝御车）皆退车，（张）方军大败。”
双方僵持不下。长沙王主薄祖逖（闻鸡起舞、击楫中流两个典故的主人公）建议，派人持诏到西北，命雍州刺史刘忱起兵袭击河间王司马（左禺右页）的后方，这样，张方军不得不回，可解京城之围。
长沙王司马义虽然总是把皇帝大傻哥哥弄在军中打仗，“而未尝亏奉上之礼”，服侍周全，礼数不亏，故而“城中粮食日窘，而士卒无离心”，前后斩获六、七万人。围城二王兵马略尽，张方也准备逃回长安。
关键时刻，本来与长沙王一伙的惠帝族叔东海王司马越“虑事不济”，害怕城外二王兵马越聚越多，就与殿中亲将密谋，半夜冲入司马义房中，把这位俊伟英勇的长沙王捆绑起来，关在金墉城里，并以皇帝名义下诏免其官职，召成都王司马颖等入城辅政。“城既开，殿中将士见外兵不盛，悔之，更谋劫出（司马）义以拒（司马）颖”。司马越见情势不妙，大惧，想杀掉长沙王司马义以绝众望。黄门侍郎潘滔（与潘岳同官同姓同为文人）出个绝好的坏主意，遣人密告张方，借张方之手除掉司马义。
张方本性残暴，派兵从金墉城中押出司马义，绑缚于城外兵营中，放在火堆上慢慢烤炙而死，时年二十八。“（司马）义冤痛之声达于左右，三军莫不为之垂涕”。八王之中，长沙王司马义是第五个被干掉的。
交战中数次大败的成都王司马颖此刻得意，耀武扬威入京师后，又还镇于邺城。“诏以（司马）颖为丞相，加东海王（司马）越守尚书令。”司马颖又派亲信将领石超守洛阳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颖皆杀之；悉代去宿卫兵”。并废齐王所立的皇太子为清河王，河间王司马也乖（左禺右页）间买好，表请立司马颖为皇太弟，“诏从之”。
西北方面，河间王司马屡为（左禺右页）刘枕所败，急召张方还长安。张方临行，掠劫洛阳宫中男女万余人而去，途中乏食，便杀掉掠来的男女夹杂牛羊肉充当军粮。到关中后，张方与司马（左禺右页）双方合军，大败刘枕，腰斩杀掉了这位雍州刺史。
“太弟（司马）颖僭侈日甚，嬖幸用事，大失众望。”居于京中的东海王司马越也久有自固之心，于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秋天勒兵入云龙门，声讨成都王，并恢复司马覃的皇太子身份。司马越还效仿司马义，“奉帝北征”，挟十余万军队直扑邺城。洛阳城内为司马颖守城门的石超早已闻讯跑出，逃回邺城。司马颖给他五万兵，命他迎击司马越。
双方兵马在荡阴（今河南汤阴）相遇，石超大败司马越军。混乱之中，晋惠帝车倒草中，脸上中刀，身中三箭，狼狈不堪。“百官侍御皆散”，惟有侍中嵇绍“下马登辇，以身卫帝”。兵士把嵇诏从车上拉下，用刀乱砍，惠帝高叫：“忠臣也，勿杀！”兵士们回答，“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嵇绍死于乱刀之下，“血溅帝衣”。不久，司马颖派卢志找到坐在草中嚎啕大哭的惠帝，移至邺城。“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书至此，史臣也慨叹：孰言惠帝憨愚哉！
嵇诏之父嵇康当初在魏末不与司马氏合作，受诬被杀；嵇绍纯臣，尽忠司马氏而死，可谓君子伟丈夫，难怪日后文天祥在《正气歌》诗中也以他为忠臣样板。
东海王司马越从洛阳出兵时，河间王司马（左禺右页）已派张方袭取了洛阳。兵败的司马越只得逃回自己的封地东海（今山东郯城）。按常理，司马越这个宗室疏宗已经败成定局，怎么也不能再缓过神来扳动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左禺右页）。
但历史总是存在那样的偶然性，时任都督幽州诸军事的王浚坐山观虎斗之余，在边疆地区联合鲜卑、乌桓部落骑兵，与东海王司马越的弟弟东赢公司马腾合兵，南下进攻邺城。
司马颖听说少数民族骑兵来攻，忙派王超等人拒战，连连败绩，王浚属下的鲜卑等部落骑兵所向披靡，秋风扫落叶一般。“邺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
卢志劝司马颖奉惠帝还洛阳，当时还有甲士一万五千多人，逃跑时做护卫还绰绰有余。黎明时分，司马颖生母程太妃眷恋邺城，迟迟不愿起身，“（司马）颖狐疑未决。”“俄而众溃”，万余大军见主师无谋，一哄而散，司马颖和卢志只带数十骑拥着惠帝乘犊车南奔洛阳，狼狈不堪。逃至邙山，张方率万骑精兵迎谒，“（张）方将拜谒，帝下车自止之”。堂堂皇帝，虽傻傻乎乎也觉察到自己如今连一个将军的跪拜也承受不起了。
王浚攻入邺城之后，纵兵大掠。兵还蓟州之前，王浚又怕鲜卑士兵携带抢掠的妇女行军耽误正事，便下令：“敢有挟藏者斩！”诸族骑兵当时还很害怕晋朝军法，纷纷把千挑万选抢掠来的绝色妇女都推入易水中淹死，共死亡八千余人。
诸王争战期间，晋朝的流民首领李雄已在巴蜀成割据之势，自称成都王；匈奴贵族刘渊本来为成都王司马颖荐为冠军将军，也趁乱率五部杂胡起事，建国号曰“汉”，自称汉王。这拨儿高度汉化的匈奴哥们儿果真是“人面兽心”，西晋最后两个皇帝怀帝和憨帝都是为他们俘虏，接连晋帝上演“青衣侑酒”的历史悲剧，成为历代汉族臣子心永拂不去的伤痛。
惠帝入返洛阳后，张方拥兵专治朝政，成都王司马颖丧失前权，形同软禁。
张方所部士兵大多从长安来，一直把京城当作块大肥肉，在洛阳剽掠搜刮，都吵嚷着要“奉帝迁都长安”。他们以请惠帝出效拜谒陵庙为由，想把惠帝和群臣骗出城。惠帝不愿再颠簸，不答应出城。张方于是率大批军士披甲执兵入殿，搜出躲在后园竹林里的惠帝，逼使上车，“帝垂泣从之”。于是张方军士在后宫大肆奸污宫女，抢劫珍宝，“分争府藏，割流苏、武帐为马障，魏、晋以来蓄积，扫地无遗。”张方还想一把火把宫室和宗庙烧毁以绝人望，卢志劝他：“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何为袭之！”张方这才作罢。
张方挟持惠帝、成都王司马颖以及惠帝另一个弟弟豫章司马炽到长安，河间王司马就暂（左禺右页）时成为西晋王朝真正的主人。他让惠帝下诏废掉司马颖的皇太弟身份，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时存者惟颖、炽及吴王晏”。
惠帝永兴二年（公元305年）7月，东海王司马越喘定之后，又以张方和河间王司马“劫（左禺右页）车驾”为罪名，发檄天下讨伐河间王。成都王司马颖的旧部也纷纷在河北起兵。见山东、河北等地兵起，河间王“甚惧”，就又封原来和自己一个战壕现在又被自己软禁的司马颖为镇军大将军，派卢志和千余兵拥他一起返归河北招抚。
成都王司马颖此时兵马衰弱疲极，早已丧尽昔日手下数十万熊虎大军的威风。
东海王司马越东山再起之势勃然，一路进兵顺利，军近洛阳。眼见天不如一天，河间王司马想（左禺右页）与司马越言和。由于张方自己有“劫驾之罪”，怕二王和解后对自己不利，坚决表示反对。河间王便遣张方的老友郅辅以送信为名，趁张方读信时一刀砍下这位骄横将领的脑袋。
本以为杀了张方后东海王司马越会许和退兵，但政治斗争向来是“得寸进尺”，东海王司马越继续西进。当时携残兵驻洛阳的成都王司马颖在洛阳也站不住脚，狼狈败向华阴，中途听说河间王和东海王有言和之事，如九雷轰顶，不知何去何从。两王如果讲和，成都王自己肯定会被当作牺牲品干掉。
306年五月，东海王的将军祁弘攻入关中，连败河间王司马（左禺右页）军队。司马本人（左禺右页）也跑进太白山中。当时百官散走，在山谷中拾采橡食充饥。祁弘军攻入长安后，部下的鲜卑军人纵情大掠，杀掉两万多人。祁弘抢到惠帝后，又拥着皇帝还洛阳。河间王又趁机夺回长安城，但关中地区都臣服于司马越，因为惠帝在司马越手中，河间王仅保有长安一城。
公元306年七月，惠帝又回到旧都洛阳，改元光熙。每经一次劫难，惠帝就被迫改一次年号，这也是西晋“八王之乱”一大特色。
东海王司马越拥大军入驻洛阳后，被委任为太傅、录尚书事（实际上是自己委任自己）。并以自己的亲宗堂兄范阳王司马（九虎）为司空，镇军邺城（司马越和司马（九虎）两个人都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馗之孙，按理讲是帝室疏宗）。封进攻成都王甚有“功劳“的王浚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
惶惶在外的成都王司马颖听说东海王兄弟已经控制了京城，便想从华阴往武关方向跑。行至新野县，东海王已经以惠帝名义下诏搜捕。惶急之间，司马颖也顾不上老母妻子，只和一个御车的兵士单车载着两个小儿子渡过黄河跑到朝歌，又召集了从前的属下数百人，想投奔老部下公师藩。没走多远，范阳王司马（九虎）属下把司马颖等人一网打尽，关在邺城监狱里。“范阳王（九虎）幽之，而无他意”。估计司马（九虎）对这位惠帝亲弟弟没什么毒怨，不打算害他性命。不巧的的是，范阳王忽然暴疾而死，他手下长史刘舆（大文豪刘琨之兄）知道司马颖从前一直在邺城坐镇，声名不错，怕有人再趁机劫持他又生后患，便派人假称台使，“称诏夜赐（司马）颖死”。
在最后的时刻，这位年青貌美的王爷倒很镇静。读毕“诏书”，他问监守田徽：“范阳王死了吗？”田徽答说：“不知道”。这一问一答很有意思。见有赐死自己的诏书，司马颖就猜到范阳王已死；田徽作为办公人员，也不好透露消息。司马颖又问：“您今年多大。”田徽答五十岁。司马颖问：“知天命了吗？”（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田徽说“不知道”。面对这位冷忍无情的“警察”人员，王爷也无可奈何，与这样的人不可能再深谈下去，他自叹道：“我死之后，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于今一年，身体手足不见洗沐，取数斗汤来！”魏晋风度，在这么一个临死王爷身上也可窥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