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文字这东西的力量绝不可小看，加诸史书上更是可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大家有时评价一个皇帝，都是往往听信史臣的史书，以为风骨文人们会直笔铺陈，所谓“国亡而史不亡”。
其实，真正的情况往往大相径庭。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后人一讲起此人就觉得他荒淫昏庸、荒唐至极——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他死后无子，皇位由他在湖北当藩王的堂弟朱厚璁继承。旁支入嗣的自卑和以及与臣下的“大礼仪”之争（即大臣们坚持朱厚璁应该依礼以正德父亲明孝宗为皇父，而不能以其生父兴献王为皇父），使得这位世宗皇帝在修《武宗实录》时，心怀隐恨，大暴正德皇帝这位堂兄的短处，满书都是丑行和淫暴，一点也没有“为尊者讳”的意思。使得这位并非特别坏的皇帝成为明朝“坏皇帝”的最高榜样。由此，可知历史的涂脂抹粉和歌功颂德是多么的重要！
有样学样——朱棣死后的“高煦之叛”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春天，鞑靼阿鲁台进犯大同、开平。朱棣于4月间举行盛大阅兵仪式，率众大将第五次亲征。同年8月，朱棣病死于榆木川，终年六十五岁。“遗诏传位皇太子。”
明仁宗朱高炽自幼就以聪慧仁德著称。“靖难”起兵时，朱高炽常常居北平留守，并曾以一万之兵拒李景隆五十万明军于北平城外，保全了朱棣的大本营。朱高炽两个弟弟也都不是吃干饭的，朱高煦以军功有宠于明成祖，朱高燧以慧黠见喜于明成祖。当初建文帝听方教孺之言，赐朱高炽秘诏，使“反间计”欲离间燕王父子，多亏朱高炽仁孝如一，忙派人把建文帝诏书和诏使一齐驰送朱棣，才免却父子相残的悲剧。
朱棣篡位后，朱高炽为皇太子，朱高煦、朱高燧“与其党日伺隙谗构”。永乐十六年，宦官黄俨诬称皇太子擅赦罪人，邀德名于天下，有不臣之心，东宫官员坐死者甚众。朱棣命侍郎胡滢暗中察访实情。胡侍郎禀公密奏，陈列皇太子“诚敬孝谨七事”，才免却本性多疑的朱棣猜忌。后来，宦官黄俨等想弑朱棣谋立其三子朱高燧，事发伏诛，还是皇太子朱高炽力保朱高燧不知情，救了这位一直倾陷自己的三弟一命。
朱高炽即位后，任用贤良，友爱二弟，轻刑薄役，核查冤狱。“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确实是明朝历史上罕见的仁德皇帝。可惜天不假年，明仁宗当了一年皇帝就病死，时年四十八。
明仁宗长子皇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
见年青的侄子登基，一直觊觎皇位的汉王朱高煦“反谋日甚”，很想再把他爸爸朱棣篡夺其侄建文帝的“靖难”大戏再演一次。《广韵》曰：煦，温也，所谓“煦而为阳春，散而为霖雨”。偏偏人与名不符，朱高煦自少年时代就“性凶悍”，“言动轻佻”。
靖难之役，勇武善骑射的朱高煦不仅在白沟、东昌等战役中立有大功，江上之战，朱棣本来都要撤兵返走，多亏朱高煦亲率生力军赶到，喜得朱棣当时连骗带蒙又附有二、三的诚意对他说：“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婉言有立其为储贰之意。狂喜之下，朱高煦拼命死战，大败明兵，奠定了燕兵攻克南京的最后胜利基础。
虽说“君无戏言”，但朱棣的话也属高级而严肃的“逗你玩”。“吾病矣”——一活又活了二十二年；“世子多疾”—一活又活了二十三年，多疾不等于立马就死，只要活着，嫡长子就该是皇太子。
朱棣称帝后，封朱高煦为汉王，国云南；朱高燧为赵王，国彰德。朱高煦怏怏不肯之国，说：“我何罪，斥我万里。”朱棣不悦。皇太子朱高炽仁德，力劝之下，使这位二弟其能暂留宗师。封王后，朱高煦力求一支名为“天策卫”的御林军为护卫军，又乘朱棣高兴时增益两只卫军为护卫，由此，他常常自夸于人：“唐太宗曾为天策上将，我得之岂偶然呢。”
有一次，朱棣命皇太子朱高炽、汉王朱高煦以及皇太孙朱瞻基三人一起谒拜朱元璋孝陵。朱高炽一直体弱多病，是个素有足疾的大胖子。谒陵要步行，朱高炽要两个太监左右搀扶才能一瘸一拐慢慢挪步，就这样，还时不时一个大趔趄，样子着实狼狈。身强力健的朱高炽在背后讪笑道：“前人蹉跌，后人知警”。皇太孙朱瞻基倒自少年时就有英锐之风，在朱高煦身后接口说：“更有后人知警也。”朱高煦当时“回顾失色”，感觉这位侄子不是什么好欺负的“善茬”。
汉王朱高煦身长七尺多，矫捷善骑射，“两肋如龙鳞者数片”，这种其实是牛皮癣的皮肤病更让他觉得自己是“真龙”下世，常以雄武自骄。洪武十三年，朝廷改封其封国为青州，朱高煦又不想去。他私募卫士三千人，也不隶籍于兵部，常常纵使这些人劫掠。兵马指挥徐野驴擒审其部下，朱高煦大怒，冲入衙府以手中铁瓜当头把徐指挥活活砸死。
在外出征的朱棣回南京闻讯，大怒，把他囚禁在西华门内，准备废其为庶人。皇太子朱高炽又“力劝”，削其两支护卫，改封山东乐安州。朱高煦此次不得不行，到乐安后，“怨望益甚，异谋益急。”皇太子多次亲笔写信告诫这位老弟要遵令守法，朱高煦仍旧我行我素。
明仁宗朱高炽继位后，朱高煦的儿子朱瞻圻日夜与其父互派信使通报京城的情况，潜伺变故，有时一昼夜就有六七趟来往谍报。“上固知之，顾益厚遇，倍加岁禄，赐赉万计。”后来，朱高煦因怒在封国的王宫杀掉朱瞻圻生母，怨恨之下，朱瞻圻就上书揭其父过恶。朱高煦也怒，狗咬狗反诉这位儿子常为自己“侦觇朝廷秘事”。明仁宗毕竟是个老好人，叹息说：“尔父子何忍也！”罚朱瞻圻去凤阳守皇陵。
明仁宗崩逝时，皇太子朱瞻基正在南京，奔丧回程时，朱高煦还想于半路伏兵谋杀这位嗣帝，因事发匆忙而未果。
明宣宗继位后没两个月，汉王朱高煦还假惺惺地“陈奏利国安民四事”。朱瞻基性格很像他父亲，也是个厚道人，对侍臣讲：“永乐年间，皇祖常谕皇考及朕，谓此叔有异心，宜备之。然皇考待之极厚。如今日所言，果出于诚，则是旧心已革，不可不顺从也。”于是，明宣宗大张旗鼓诏命有司施行，并亲笔写信表示感谢。
转年（1426年，宣德元年）正月，朱高煦以献元宵灯为名，派人窥伺朝廷武备，“反谋未尝一日忘”。他向明宣宗索要骆驼，“与之四十”；索要马匹，“与之百二十”，索要袍服，“又与之”。见这位侄子皇帝很好说话，“高煦愈自肆。”他暗约驻守济南的山东都指挥靳荣到时献城为应，又授指挥王斌、朱煊等人为太师、都督等官职，命其世子朱瞻垣居守，另外，四个儿子各监一军，他自己率中军，准备举兵进攻北京。
起兵前，朱高煦自作聪明，派遣其属下枚青入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张辅是朱棣“靖难”第一功臣张玉的儿子，闻言连夜就把枚青绑起送入宫内。即使事已至此，明宣宗仍派中官侯太带自己亲笔信至乐安“晓谕”这位皇叔。
侯太到乐安后，朱高煦陈兵相见，南面高坐，也不拜领皇敕，令皇使侯太跪于阶下，大言道：“我何负朝廷哉！靖难之战，非我死力，燕之为燕，未可知也。太宗（朱棣）信谗，削我护卫，徒我乐安；仁宗（朱高炽）徒以金帛铒我。今又辄云祖宗故事，我岂能郁郁无动作！……速报上，缚奸臣来，徐议吾所欲。”语气语态，与当初朱棣反建文帝时几乎同出一辙。
太监侯太是个胆小鬼，怕汉王杀掉自己，伏地惟惟。回京后，明宣宗问他汉王说些什么，他回答说：“汉王无所言”。随行护卫的锦衣卫“俱陈所见”，明宣宗大怒，对侯太说：“事定必治汝！”
为了给自己造反制造论据和做铺垫，汉王朱高煦派人上疏朝廷众官，指斥明宣宗违背洪武、永乐旧制，与文臣诰敕封赠以及南巡诸事，“斥朝廷罪过”。同时，他又斥责夏原吉等几个大臣擅权为奸，“并索诛之”，同时，私下写信给诸位公侯重臣，“骄言巧诋”，污蔑明宣宗违祖制等事。至此，明宣宗才叹道：“高煦果反！”
明宣宗集朝臣集议。本来要派阳武侯薛禄率兵讨伐，大学士杨荣以建文帝时李景隆为戒，劝帝亲征。大臣夏原吉也表示：“臣见高煦命将而色变，退语臣等而泣，知其无能为也。且兵贵神速，宜一鼓而平之，所谓先声有夺人之心也。”英国公张辅自告奋勇，想自请两万兵前往平定朱高煦。明宣宗表示：“爱卿您确实能击败叛贼。但朕新即帝位，保不准有小人怀有二心，亲征之事就这样决定了吧。”
明宣宗虽年纪轻轻，却属少年老成英明果决之主。1426年（宣德元年）秋八月，经过周密布置，祭过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百神之后，他亲率大营五军将士出征。
行至杨村，明宣宗在马上询问左右群臣：“众卿认为高煦计将安出？”有人说“乐安城小，贼军必先取济南为大本营”；又有人说朱高煦先前一直逗留南京，此次造反一定会引兵南去。明宣宗听毕摇头，说出自己的看法：“不然。济南虽近，未易攻取；闻朕大军将至，亦无暇攻取。高煦护卫军多家在乐安，不会弃家往南京方向征战。高煦外似诡诈，内实怯懦，临事狐疑，辗转无断。今其敢反，轻朕年少新立，众心未附。又以为朕不能亲征。今闻朕亲行，已经胆裂，其敢出战乎！至即擒矣。”
如此名正言顺，加上皇帝亲征，明宣宗仍在路上遣使向朱高煦传达诏旨，谕以逆顺祸福。“上英畅神武，词旨明壮。六军气盛，龙旗钲鼓，千里不绝”。设想，当初建文帝有此远识和胜略，能够御驾亲征，估计走到一半，北平城内就会有人擒燕王朱棣来献。
大军一路鼓行，径直来到乐安城北，把乐安城围个水泄不通。惊惶之余，城内守军“乘城举炮”，想弄出些大动静来吓唬城外明军，同时给自己壮壮胆。“大军发神枪铳箭，声震如雷。”（明朝火器相当先进，排放轰响，估计和“卡秋莎”火箭炮的威势差不多。）“城中人皆股栗”，叛军个个发抖。
“诸将请即攻城，上不许。敕谕高煦，不报。复遣敕谕之曰：‘前敕谕尔备矣。朕言不再，尔其审图之。”下了最后通牒后，明宣宗又派人以箭缚“招降归正”敕书于城内，告以福祸逆顺，“于是城中人多欲执高煦以献。”
牛逼这么久，侄子皇帝真正提兵前来，朱高煦反倒狼狈失据。在内殿徘徊思虑大半天，朱高煦只得秘密派人哀求明宣宗宽假一天，“今夕与妻子别，明旦出归罪。”明宣宗答应。
当夜，朱高煦把多年私造的兵器和与众人往来密谋造反的文书信札，全部付之一炬，销毁罪状，“城中通夕火光烛天。”
转天，朱高煦要出城投降，其将王斌很有血性，劝他说：“宁一战而死！就擒，辱矣！”朱高煦以城小为辞，从地道偷偷溜出城，穿白衣跪伏于侄子面前，顿首自陈：“臣罪万死万死，生杀惟陛下命！”
明宣宗仁德，没有依刑法对他“明正典型”，而是把他一家人送至京师，在西安门内新筑宫室，虽属软禁，但“其饮食衣服之奉，悉仍旧无改。”班师之后，仅仅诛杀逆党王斌等六百余人，胁从者皆不问。
明宣宗本来想一鼓作气挥军趋彰德，把另一个叔叔赵王朱高燧也一并擒来，大臣杨士奇苦劝，认为赵王谋反无实，又属至亲，攻之没有正当理由。明宣宗很听谏劝，回京后派人送亲笔信晓谕，忐忑不安的朱高燧见信，大喜曰：“吾生矣”，忙上表谢恩，上献自己所有护卫军队。明宣宗收其所还护卫，保留其仪卫司（仪仗队），赵王朱高燧得以善终。
朱高煦虽为囚徒，大宫殿大酒大肉仍旧享受，诸子妃妾也一大家子住在一起，按理说装装孙子哀乞苟活也能善终。有一天，明宣宗处理朝政后心情不错，亲自去逍遥城（宫殿名）去看往这位被拘禁的叔王。
朱高煦不知哪根筋又搭错，倨傲不拜，横坐于地，冷眼观瞧明宣宗。宣宗围着这位皇叔转了几圈，本想好言安慰几句，说说亲情叙叙旧，不料想朱高煦忽然伸出一腿使个大绊子，把明宣宗绊倒在地。“上大怒”，命力士从殿外抬口大铜缸进来（就是故官里常见那种）把朱高煦扣闷在里面。铜缸重300斤，这位汉王身板特好，孔武有力，用脖子还能把缸顶起，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朝宣宗逼近。盛怒之下，明宣宗派人“积炭于缸上如山”，点火燃之，不久，炭烧铜熔，把朱高煦烧成一顿灰烬。余怒未消，朱高煦诸子也被下令处死。
纵观朱高煦所为，比其亲爹朱棣相差远矣，判若云泥。他既无深谋远虑，又无能将谋臣，更无坚城广地。苍猝起兵，困守孤城，一俟宣宗亲征，即刻束身就缚。败则败矣，认命拉倒，又伸出臭脚，绊龙一跤，由此，也可知朱高煦毕竟只是一介赳赳武夫，实无大计。
历史往往会惊人地相似，有时是喜剧，有时是悲剧，有时是笑剧。不幸的是，朱高煦拨个未筹。虎父犬子，十分不肖。
不做无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 文 / 梅毅
“……他们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着怀表，边走边思虑，就连吃饭的时候眼睛也一刻不停地看着商业新闻，没有任何闲暇。”——这是当今商品时代中国大都市人的真实写照吗？不是，这是疯掉的天才哲学家弗思德里希·尼采在一百多年前对美国人刻板、紧张、乏味生活的抨击——可以想见，虽然科技呈几何级极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人类的智能生活竟长达百余年没有任何称得值道的本质进步。“我看见，我们这一代最优秀的头脑为疯狂所毁坏，饥渴困顿、浑身赤裸、歇斯底里！”由此，艾伦·金斯堡才在二十世纪中后期以“垮掉的一代”名义发出如此哀痛狂野之声。
在浮躁、喧嚣的时代，在处处皆是“宏大叙事”充斥语境之中，既无“兼济天下”的进取心，又乏“独善其身”的保己术，只能模仿袁枚大才子的楹联来进行自我安慰：“不作公府，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读诗书又恋花。”因此，读书、鉴史、写作确实让人往往从中得到某种莫名的愉悦。
萨特曾不无嘲讽地讲过，“世界上只有四件事情是‘高尚’的，第一是爱情，因为这是一种无用的激情；其次是旅行，因为旅行者蜻蜓点水地从一个社会走入另一个社会，最完美地体现着寄生现象；第三就是文学艺术，恰恰因为这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消费品；有时战争也算，因为战争无限地消耗人和财富。”真正的大知识分子如此解构，生出醍醐灌顶的苦涩之余，顿感“人生忧患识字始”，但面壁十年又非福，心中水火，真不知如何从根本消融得。至此，再悟“生之大患，在吾有身。及吾无身，夫复何患!”一拍脑袋，不知不觉又陷入虚而又玄的哲学深井。翻来覆去，我终于明白，作为没有任何逻辑必然性的偶然性的个人，太深入自己的内心绝非一件好事。因此，我才会怀着一种飞蛾扑火的恶意把自己掉入故纸堆中，在浩瀚无尽的史海中畅游，以此无聊之事，遣此有涯之生。
人生蹭蹬之余，当然出世、读史、写作都可称是诸件快事。殊不知，写作有时也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和麻烦。数年之前，我一篇名为《赫尔辛基的逃亡》的小说在北京一家大刊物登出，而且由当时印数三十多万份的《中篇小说选刊》转载，一时间读者反应热烈，好评如潮，笔者也有洋洋自得之感。未曾想，总会有人伺伏暗中，对号入座，这篇当时影响甚大的小说竟于不经意间得罪了当时地方一位上升势头正猛的行业内“官人”，他一句“此人绝不可重用”的叮嘱，果真“掷地有声”，让我数年间都可领略到波谲云诡的时世里青年人是多么容易在有意的“关照”中沉沦其间。近年以来，此位“官人”运势急退，已经逐渐淡出行业，我有形无形中感到的压力也日趋减轻。虽如此，间或一年半载，我还会听说此位已经半退隐的、在香港作“富家翁”的官人在酒席宴间仍旧会以我为谈资，大讲当初他如何义薄云天“救我”的奇异经历，确实也让我打过不少次“喷嚏”。恰如白头老妇于一帮盛华佳丽面前炫耀其寡居旧贞，只能在往昔荣光回忆中咀嚼快意，而失落之态，尽曝于洋洋之中，悲夫！虽然politician的翻云覆雨之术诚能博人一晒，但细细回首思之，即使孔圣人之“臧氏之子”，往往实收令狐绹于李义山之效！
遥想东坡先生当年，因“乌台诗变“东窗事发，老夫子被逮入狱，“州郡望风，遣更发率，围舟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你好读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辈如此！”惶怖可怜之状，虽出自笑语，犹可矜怜。回思我的“文学生涯”，也似一梦秋风之中，数载之后，凛凛犹寒。
偶读寒山拾得问对，心中顿有开悟彻然之感——寒山问拾得曰：“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贱我，我当如何处治乎？”拾得曰：“暂且忍他、避他、由他、耐他、让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作为读过书、阅过世、吃过亏的“知识分子”一员，其实理想中的生活无外乎如下情景：“竹楼数间，负山临水，疏松修竹，诘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书万卷其中，长几软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间日过从，坐卧笑谈，随意所适。不营衣食，不问米盐，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于斯极矣。”描画理想言易，真正居世则难。无五柳先生数亩薄田，采菊东篱望南山的生活只是幻想；缺倪瓒大师亿万巨资，攒蝴蝶轻翼做如厕便垫更是痴人梦呓。
平素出差休假，与散落各地的昔日同窗好友相见，大多数人皆因工作酒食和忧心忡忡而累成了肥胖的中年，那些昔日眉目之间的疏秀英挺皆为庸常老成所替代。当然也有不少可称“富贵”者，叹息之余，哥们之间也纵言“仓鼠”和“厕鼠”的艰辛以及“臣妾意态间”的种种辛酸。偶读明人袁宏道信札，其苦恼于诸位腾达同窗如出一辙：“弟（指袁宏道自己）作（县）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如妓，治钱谷则苍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与丘长孺书》）有见于此，可见活得都不容易。
记得有则寓言：有人看见上帝整天用泥土捏人，又用手把捏成型的人摁碎。循环往复，无有停歇。于是，此人便问上帝：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上帝思之良久，哭了，回答说：不做这个，我更会无聊啊。可见，连上帝都会无聊，况我等凡人乎！这，也许是常常把“关门即深山”当成诫训的蹈距之人聊以自慰的借口。无聊复蹭蹬，观史论书确也能想出些名堂来。
有一阵子，众人皆推崇西洋人以及身在西洋的国人论史，尤其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热卖后，《剑桥中国史》系列又大行其道。为了趋时，我不免也托人从国外弄回一套原作，由于对自己水平的历史知识水准心怀惴惴，还从书店买回一套汉译本准备参读——只是译本真的佶屈聱牙，恰似香港高级金领们撰写的汉语章程，还不如研读原文来得明白。随便翻看《剑桥隋唐史》，很快就发现一处硬伤：
“618年，他（隋炀帝杨广）在浴室被宇文化及所杀。宇文化及是他父亲（杨坚）无情地取代的皇室的后裔，又是他最信赖的将领宇文述之子。”——宇文化及之父宇文述原姓破野头，役属鲜卑俟豆归部，后依从其主人改姓宇文氏，与北周皇族宇文氏根本不是同宗。而且，史书只记载“擒帝于（成象殿）西阁，送至幕下缢杀之”。不知杀于浴室之说，洋哥们是从何演义而来。知一叶而知天下秋，洋人们的错漏籍此可见大概。此外，在电视上看见我崇慕久之的大才子李敖“讲古”，此位爷也信口雌黄无遮拦，大讲唐朝徐敬业割腿上肉给关在狱中的单雄信吃。割肉于股之事确实有过，不过男主角是徐敬业的爷爷李世勣，当时李世民要杀单雄信，曾经与单雄信是吻颈之交的李世勣在狱中割肉示信与之泣别。……多闻广见如李敖，也有这般疏漏，失望之余，也生出几分窃喜：自家的史学功底确实不差，还可以给众位中外大家、专家纠错呢。
真正萌发写历史随笔的念头，源于我一位好友文华的怂恿撺掇。文华此友，虽小我几岁，然生性任达，土木形骸，颓然自放。在他“日积月累、著作等鸡”的“鼓舞”下，我牛刀小试，网上发帖，天涯网“煮酒论史”竟也博得不少喝彩之声，《隐蔽的历史》一书终于问世，并且销路不凡。矜持之余，倒真是激发了一阵子写历史随笔的热情，并达成此本新书的写就。观无尽涟漪，当思最初一粒玉石。在此，谨表达我对文华老友深深的谢意。虽长久以来皆为酒肉良朋，仍可披襟箕坐，肆言无隐。此外，吾友赵君亚明，翩翩浊世佳公子（已胖）；李君鸣钟，如履薄冰谨慎人；田颇仁兄，胸无机心仁厚长者；李辉仁兄，洋洋洒洒实学才子；刘兄志才，俨然长者阅世多；江华仁兄，清华才子尽坎坷;吴兄永和，知命练达散朗客；马兄建军，坦荡刚竣英武人（已废）……——诸君茶余酒后，教诲有加，谐揄之间，受益实深，加之皆交非势利，心犹澄水，于此物质时世，诚属难得，特表我忱忱谢意！
“一日未尽人生路，一日错信路漫长”。这是李小龙之子李国豪位于洛杉基墓地上的碑铭，而立之年过后，寻章摘句之余，乍读这两句言浅意深的文字，恍然之间又感黯然。
深圳灿烂的南方阳光，总会在每个晴朗的上午从墨绿色的巨型玻璃窗射入办公室，在我桌边的一角映出一块鲜明的光影。暂时忘却奔淌着泪水的深南大道，可以看见远处的许多摩天高楼静静地闪着光，再望远眺就是界河那边香港绿意葱葱的丘陵，起伏跌宕，绿意如滴。所有这一切，这一刻，这瞬间的景像、气味、光影，甚至我闻到南国阳光的香浓气味，都似乎是重复的，此情此景我在从前的某个时刻完全经历过，那么熟悉，那么普通，都又那么令人产生稍许的怔忡。自少年时代起我就常常产生这种幻觉一般的恍惚意念，特别是在风和日丽气候宜人的时刻这种重复生活的感觉会忽然凸现，活生生的，仿佛曾经，令人迷离。美国作家冯内古特写过一本小说叫做“Timequake”（《时震》），讲的是宇宙间奇妙的“故障”，因时空的瞬间收缩，时间一下子倒退了数十年，人们又重新生活一遍，只有极少数人保留着未被抹去的零散记忆，感觉到“重复生活”的熟悉与迷茫。当然他的小说是虚构，但他一定也会有我这般的幻象才会诱发他写出这部小说。只要仰望星空，想想宇宙之大，想想平素懒得去深究的哲学，世界和人类的荒谬就会令人脑仁发疼。我们总是轻视蚁蝼，还有朝生暮死的蜉蝣，可蚁蝼和蜉蝣是实实在在的，以我们的肉身能感觉它们实实在在的“存在”。Being，etre，存在，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因理智的干扰它们变得那么模糊不定，即使是证实了物质存在的客观意义，即使我们相信人类在更高一级的智慧生物眼中无异于蝼蚁，那么宇宙类似“时震”的交叉错位使这种瞬间的真实感又立刻消失殆尽。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以前的文字，以及以后的无数人写下的千百亿文字不仅是抽象的，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人类终究消亡，世界终究消亡，宇宙（我们所处的）也将在五十亿年后完全被黑洞吞噬。但面对如此巨大的想来那么深刻又那么可笑的悲伤，我又忽然发现人类具有无比巨大的勇气，面对无尽的虚空，我们如此勇敢，如此无所谓，如此义无返顾地吃、喝、拉、撒、繁殖，创造历史，书写历史，如此认真，如此玩世不恭，如此坚韧不拔，这需要多么不凡的承受力和深刻的幽默感啊！
是为跋。
锦绣蓉城藏帝家，只是凋零似落花 文 / 梅毅
——前蜀末帝王衍与后蜀末帝孟昶
平素无聊，喜欢翻阅古画帖，特别是对那些工笔人物、禽鸟、阁台，尤为注意。观五代画家黄荃的作品，形神兼备，笔法纤密，构图巧妙，用意精湛，使人对这个公元十世纪生活在成都的画家兴趣顿生。仔细研读黄荃的生平，发现这位画家竟然大半生都生活于被中国文人称为“季世”的混乱黑暗的五代时期，而且作为御用画家侍奉过前蜀王衍和后蜀孟昶两个历史上有名的昏庸君王。
王衍、孟昶与南唐主李煜和宋微宗赵佶一样，虽然政治上昏庸无能，耽花湎酒，终至亡国，可他们在艺术上的造诣都可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家，无论诗词歌赋画文，皆臻至逸品和神品之境。
相传，前蜀后主王衍得到唐朝画家吴道子的《钟馗捉鬼图》，上面画钟馗正用右手食指剜出小鬼眼睛准备当小吃的场景。王衍也是内行，他自忖，如果把钟馗描画成用大拇指剜出小鬼的眼睛，效果可能会更好，更显衬出钟馗的昂然气势。黄荃受命后，回家琢磨，怎么想怎么不对，皇上的旨命又不能违背。无奈之余，黄荃就重新画了一张钟馗用大拇指剜小鬼眼睛的画，然后，他把两张《钟馗捉鬼图》一并奉给王衍。王衍大为不解，忙问黄荃为什么不在吴道子原画上面修改。黄荃答道：“观吴道子所画钟馗，整幅人物的气力、眼神、筋骨皆落于右手第二指上，如果改为用大拇指着力，原先的人物姿态一下子就散掉了，整幅作品就会丧失原有的人物神采和光芒。而为臣我画的钟馗，人物力道着于大拇指，以此奉上，特供参考。”王衍琢磨一番，大为称赞，遂成一段画坛佳话。
此外，后蜀末帝孟昶，与这位黄荃大画家也有一段“艺术交流佳话”。后蜀广政七年（公元944年），南唐与后蜀结为“友邦”，送来六只江南特有的白仙鹤。喜爱丹青文辞的孟昶忙命人宣黄荃进殿，让大画家为这六只仙鹤图形写真。黄荃落笔如飞，浓点淡染，不大功夫，六只仙鹤或理毛、或整羽、或唳叫、或翘足、或惊恐、或啄苔，“体态鲜活，有愈生者”，喜得后蜀末主孟昶大叹不已，把作画的偏殿也命名为“六鹤殿”。画幅悬于殿中，这位皇上朝夕临视，流连不已。
于黄荃而言，可幸也可悲！可幸的是，两个君王皆是彬彬文士，品画作诗的高手，言语谦谦，和蔼可敬；可悲的是，两人都是盛世亡国之君，只知沉湎于“艺术”，不知体恤政情民意，真个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丹青”，其结果，皆是国破家亡，命丧人手！
前蜀末帝王衍
说起王衍，不得不交待他老爹王建。
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此人隆眉广面，状貌不俗。但王建年少时是个远近有名的无赖之徒，以杀牛、偷驴、贩私盐为生（很像黄巢，不过规模不如黄巢大，文化修养方面更比不上这个给唐王朝致命打击的强盗头子），当时，邻居都送给王建这位“混混”一个绰号：“贼王八”，可见当时他是多么地讨人憎厌唾弃。后来，赶上唐末乱起，王建也趁机投军，从小兵做起，渐成队将。黄巢攻陷长安，唐僖宗奔逃于蜀地，恰值王建当时为都头，与忠武军将领鹿晏弘一起西迎僖宗，喜得苍惶如丧家狗似的唐皇如捞救命稻草，号王建等诸人所率军队为“随驾五都”。大太监田令孜（当时任十军观军容使）也收王建为养子。唐僖宗还长安后，王建一下子跃为御林军宿卫将领。
僖宗光启元年，大将王重荣和大太监田令孜争权夺利，兵端又起。王重荣举大兵直攻长安，唐僖宗依旧又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向凤翔狂奔。
光启二年，僖宗又逃往兴元，任命王建为“清道使”，背负玉玺以为开路前锋。一行人跑到当涂驿时，栈道被焚，王建冒死牵控僖宗御马，从浓烟中一溜小跑，刚刚奔离，身后栈道轰然蹋断，落入万丈悬崖之下。夜晚露天宿营，唐僖宗枕王建膝方能安眠。半夜醒转，悲从中来，这位荒唐半辈子的帝王忽然被眼前这位出生入死的将军所感动，解身上御衣赐与王建。
兵乱稍息，大太监田令孜觉得自己在皇帝身边不安稳，就以皇帝名义下诏，自己委派自己去给当时任西川节度使的同母兄弟陈敬瑄当“西川监军”。当时王建正拥军在外，带着一帮八千之众的亡命之徒四处攻城掠地，这让陈敬瑄很忧虑。田令孜知道此事后，对陈敬瑄说：“王八吾儿也，派人召他来可为我们效命”。
王建闻召大喜，忙选精兵二千奔往成都。骑兵到达鹿头关时，陈敬瑄又后悔“引狼入室”，派人阻止王建。王建大怒，也顾不得什么干爹田令孜的情面，攻破鹿头关，取汉州，攻彭州，大败陈敬瑄五万兵，俘掳万余人，横尸四十里。陈敬瑄惊吓过度，亲率七万兵与王建相持三个多月，双方久攻不下，互有胜负。此时，唐僖宗已死，有名无实的唐昭宗连忙派人谕和，又派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替换陈敬瑄。唐廷又分邛州、蜀州、黎州、雅州为永平军，拜王建为节度使。
陈敬瑄当然拒绝听命。唐昭宗命韦昭度和王建一起讨伐。韦昭度是个文臣，没什么本事，数万兵马在他指挥下，向陈敬瑄发起数次攻势，皆无功而返。王建趁机让韦昭度回长安继续作他的“太平将相”，劝说“师久无功，您远在蜀地又没什么好处”。
韦昭度迟疑不决。王建就派遣军士把韦昭度从长安带来的一帮师爷亲兵一骨脑抓住，在军门内捆上，碎剐了下酒。然后，王建自己冲进帐内禀报韦昭度：“军士饥饿，正需这些人当饭吃！”韦昭度这种京官哪见过这阵势，吓得差点拉一裤子，马上把符节等等拱手相让给王建，单人匹马慌忙离开四川。待韦昭度离去，王建派兵把守剑门，四川由此同中原完全隔绝。
转回头，王建集中注意力收招陈敬瑄、田令孜两个“瓮中之鳖”。很快，资州、简州、戎州、邛州等诸多州府相继降附，王建包围成都。无奈之下，陈敬瑄与田令孜开门出降。王建先把干爹、干叔囚于雅州，不久就派人把这有老二的干叔和没老二的干爹都干掉了。接着，王建又降黔南节度使王肇，杀东川节度使顾彦晖，又降武定节度使拓拨思敬，于是并有两川兼三峡之地。唐昭宗乾宁三年，唐廷封王建为蜀王，不得不承认这位割据一方的地方枭雄。
唐昭皇帝天佑三年（公元907年），朱温灭唐，派使人谕晓王建。王建不纳，并驰檄四方建议各地军事势力会兵讨梁，“共复唐室”。“四方知其非诚实，皆不应”，可见，王建当时的名声确实不怎么样。
同年，闭起山门、恃险而富的王建也在秋天九月即皇帝位（比朱温晚五个月），封诸子为王。由于中原战乱不已，唐末许多士人名族都逃入四川避难，所以王建的大臣“皆唐名臣世族”，虽然王建“起自贼寇，人多智诈”，但他善待士人，善于量才授用，一时有明帝之称。
王建晚年，逐渐昏庸奢侈。太子王元膺与大臣唐袭相互倾轧攻杀，“窝里斗”的结局是双双丧命。不得已，王建立幼子郑王王宗衍为太子。本来王宗衍于王建十一个儿子中年纪最小，因其母徐贤妃最有宠，故得立为皇太子。
王宗衍继位后，更原名“宗衍”为“衍”，尊其母徐氏为皇太后，尊其姨母（也是王建的妃子）为皇太妃。这两个妇人不知是何出身，王衍初掌国柄，两人就教唆王衍卖官求财。“自刺史以下，每一官缺，必数人并争，而入钱多者得之”，情形和现在的公开拍卖如出一辙，果真荒唐得令人瞠目结舌。
王衍年少继位，生于深宫之中，养于妇人之手，浑然不知经营天下的辛劳和他老爸开疆拓土的艰难。按理讲，依王建那“贼王八”的穷出身，应该几代教养下来才有贵族气象。至王衍则不然，其父虽是猛戾武夫，这宝贝儿子们倒天生艺术家、大诗人的料儿。
王衍继位后，把国政交给平日伺候他的太监宋光嗣、王承休等人，自己与韩昭、潘在迎一帮文士终日吟诗饮酒，欢笑怡然，并下命兴建重光、太清等数座宫殿，兴筑名为“宣华苑”的皇家园林，其中遍充美妇人，清唱侑酒，酣饮终日。
王衍有个宫人名叫李玉兰，容貌姣美，音声清丽，王衍特作《宫词》一首，令玉兰美人歌之：“晖晖赫赫浮五云，宣华池上月华春。月华如水浸宫殿，有酒不醉真痴人！”
王建的义子嘉王王宗寿是明白人，看见皇帝弟弟如此溺于酒色，也想在酒席宴上斗胆进谏一次，他起立行礼，言发泪下，呜咽地劝王衍要以社稷为重，经营国事。未等王宗寿讲上几句，韩昭等文士在旁一起嘲谑起哄，讥笑地说：“嘉王这是喝多了撒酒疯呵。”举座哗然，笑语纷纷，王宗寿不得已退回原席暗自伤悲。
“蜀人富而喜遨”。王衍也不例外。他常常率领成千上万的随从扈驾东游西走，游玩打猎，每次出发都旌旗戈甲，连亘百余里。王衍往往出发时走山道，归来时又换行水路。蜀地江河湖泊，常见王衍的龙舟画舸于其中逡巡，遮天蔽日，当地人民为这位皇帝的出行弄得苦不堪言，劳苦至极。民间虽苦，丝毫不减王衍的“雅兴”。
有一次，他在剑州西部山区游逛，忽然密林中窜出一只猛兽，从随行人群中咬叼住一个役夫，如入无人之境一般，摆尾掉头回山。王衍并未派兵去“虎口救人”，反而大叫刺激，命群臣以此情状赋诗。
文士王仁裕作诗道：“剑牙钉舌血毛腥，窥算劳心岂暂停。不与大朝除患难，惟于当路食生灵。”言语之间，对猛兽还有斥责之义。翰林学士李洪弼不甘落后，也随口赋诗一首“崖下年年自寝讹，生灵餮尽意如何？爪牙众后民随减，溪壑深来骨已多。天子纲纪犹被弄，客人穷独固难过。长途莫怪无人迹，尽被山王税杀他。”后主览诗大笑，以为此诗作诗巧妙。狎客韩昭也不示弱，急智吟诗，大拍王衍马屁，颂扬皇上巡游不是以玩乐为目的，而为了安定边疆。其诗曰：“吾王巡狩为安边，此去秦宫尚数千。夜昭路岐山店火，晓通消息戊瓶烟。为云巫峡虽神女，跨凤秦楼是谪仙。八骏似龙人似虎，何愁飞过大漫天。”王衍闻诗大喜，也自作一诗，和之曰：“先朝神武力开边，画断封疆四五千。前望陇山登剑戟，后凭巫峡锁烽烟。轩王尚自亲平寇，蠃政徒劳爱学仙。想到隗宫寻胜处，正应莺语暮春天。”
王衍五年，在一次“嘉年华”宴会上，这位皇帝乘着飘然酒兴，亲自唱吟唐朝韩琮的《柳枝词》：“梁宛隋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春风。何须思想千年事，惟见杨花入汉宫”。乐极生悲，众人不觉泫然。奇怪的是，太监宋光嗣估计是一直替王衍判行政事，对蜀国的政务靡烂有较清醒的认识，也知道虎狼般的强邻唐国（李存勖的后唐）虎视眈眈，也乘醉咏胡曾的诗以应之：“吴王恃霸弃雄才，贪向姑苏醉绿醅。不觉钱塘江山月，一宵西送越兵来。”以越王勾践灭夫差故事，讽谏醉醺醺的帝王。王衍何其聪颖，半醉半醒仍一下子明悟宋光嗣所吟的诗意，果然不快，为之罢宴。
太监王承休在成都呆腻了，求王衍放外任，到秦州做天雄军节度使。这位太监很有意思，自己没有“那话儿”，也要个貌如天仙的严氏做妻子，估计觉得自己是“封疆大吏”，怎么也应该得有个老婆做摆设。王衍和王承休等人名义上是君臣，关系却哥们一样，一来二去，皇上私下和严氏打得火热，时时通奸。王承休携家眷赴任后，王衍很想念严氏，便托言巡视民情，带着大队人马去秦州看望老情人。秦州路途险远，又有强邻窥境，众大臣都劝谏不止，连太后也哭哭嚷嚷闹绝食阻止王衍前去。先前曾任秦州节度判官的薄禹卿上表陈言，内容最为中肯：
“先帝艰难创业，欲传之万世。陛下少长富贵，荒色惑酒。秦州人杂羌胡，地多瘴疠，万众困于奔驰，郡县疲于供役。凤翔久为仇雠，必生畔隙；唐国方通欢好，恐怀疑贰。先皇未尝无故盘游，陛下率意频离宫阙。秦皇东狩，銮架不还；炀帝南巡，龙舟不返。蜀都强盛，雄视邻邦，边庭无烽火之虞，境内有腹心之疾，百姓失业，盗贼公行。昔李势屈于桓温，刘禅降于邓艾，山河险固，不足凭恃！”
这篇谏表王衍没有看到，为文臣韩昭截留。这位佞臣手拿谏表，对蒲禹卿恶狠狠地威胁道：“我先把你这篇表章留着，等主上巡境之后回成都，肯定会派遣狱吏依据你的奏章逐字逐字地来审你！”韩昭一个词客，当时竟然官居礼部尚书、文思殿大学士、成都尹的要职。
925年冬，王衍引数万大军从成都出发，天气不错，心情不错，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向秦州而去。一行人马行至汉州，军使报告说后唐大军正逼近蜀境。王衍见报，认为是大臣们用敌兵压境的情报吓唬自己，阻止自己巡幸游玩，很不以为然，哈哈大笑说：“我正好要耀武扬威，就让唐军来吧！”一路之上，他与众文臣词客饮酒赋诗不辍，殊不为意。
在王衍欢宴观光的时节，蜀国威武城已被攻克，城中数十万斛粮食也为倍道而来的后唐军所得。以战养战，很快就迫使蜀国大将王承捷等人献数州投降。王衍行至利州，有奔逃的威武城败兵来告，才知后唐兵真的已经入蜀境。
王衍这才慌神，忙派王建从前的义子王宗勋等三人为招讨使，以三万兵逆战。蜀军士兵长年跋涉在外，亲见王衍的御林亲军龙武军锦衣玉食，临战之时，见到皇帝反派自身这些平素待遇低下的士兵御敌，心中甚是不平，纷纷叫骂：“怎么不派龙武军去，我们又冻又饿，哪里能打仗！”而且，平素这些军士扈驾，总见王衍与一帮穷酸文臣在那里“叉手摇头”吟诗作赋，心中可气又好笑，这时节也趁机出口冤气：“敌兵攻来，让那些叉手摇头的人去打仗吗。”
军心如此，后果不难想也。王宗勋等三招讨一战便败，唐军斩首五千，又得蜀国数州土地。蜀军守将宋光葆、王承肇、王宗威、王承岳等多人献城投降，“其余城镇皆望风款附。”王衍闻讯大惊，又下令王建另一个义子王宗弼斩杀御敌不利的王宗勋等三个招讨使，哪知王宗弼早已暗中与唐军有往来，把王衍密旨给王宗勋等人观瞧，一起决意“卖掉”王衍，投奔后唐以取新富贵。
925年11月，王衍回到成都。百官和后宫嫔妃迎驾于郊外，王衍竟还有心思“入妃嫔中作回鹘队入宫”，败亡之际，仍不忘大摆排场曳队妖娆。歇息几天后，在文明殿里见群臣，泣下沾襟，蜀国君臣大眼瞪小眼，“竟无一言以救国难”。
王衍回到后宫，一筹莫展，看着周边那些穿着道服，头戴莲花冠。施红胭脂的宫人，还有心做《醉妆词》一首：“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这边走，莫厌金杯酒。”几杯酒落肚，隐约听到成都城外的军旅嘈杂之声，忧惧之情涌上心头，又口吟周宣帝所作歌诗：“自知身命促，把烛夜行游”，命宫女们连臂舞蹈而歌，以遣漫漫长愁。
王宗弼带着数万蜀军自绵谷驰归。王衍以为这位义兄是回来“勤王”，和太后一起亲自前往营劳师。不料，王宗弼早已和唐军有约在先，严兵自卫，见到蜀主及太后“骄慢无复臣理”，端坐于上，爱搭不理。
接着，王宗弼劫迁王衍和蜀太后以及后宫诸王于西宫偏殿，收缴印绶，又派亲兵把内府的金帛财宝统统运回到自己家中。王宗弼的儿子王承涓“杖剑入宫”，四面观瞧，把王衍数位貌美的宠姬悉数取回自己府中享用。不得已，王衍在王宗弼逼迫下让大臣李昊写降表，亲自抄录乞降，呈进给统率唐兵而来的李继岌和郭崇韬。
925年丙辰，王衍“白衣、衔璧、牵羊、草绳萦首，百官衰祬、徒跣、舆梓、号哭俟命”，依例做足了国主投降的“仪式”。“（李）继岌受璧，（郭）崇韬解缚，焚梓，承制释罪。（王衍）君臣北向拜谢。”后唐军队自出师到平蜀成功，总共七十天，共得蜀国十节度、六十州、二百四十九县、三万兵丁，此外铠仗、钱粮、金帛无数。至此，蜀国亡，共历二主，共三十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