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少爷提出来，要求吃鸭舌头。他“因夸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的好鹅掌、鸭信，薛姨妈听了，忙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尝。宝玉笑道，‘这个须得就酒才好。’”
鸭信，即鸭舌，煮熟，用香糟卤汁浸泡，入味后，便是一道美味冷盘。
吃的时候，喝两口绍兴花雕，而且是加过温的，那就更是香醇佳肴了。看来，富贵公子贾宝玉，不仅仅是一个无事忙，还是一个很懂得欣赏美味且会吃善吃的美食家。其实，不是贾宝玉懂，而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懂。
那是一位写吃的文学大师，我想他写吃写得好，因为他确实会吃。当代作家已经不大写吃，我想很可能太忙于其他了，顾不上吃，因而也就不甚会吃，不善写吃，真是遗憾。
以动物的舌为菜肴，例如北京小饭馆的“卤口条”，例如广东路边档的“烧腊猪”，都属于大快朵颐、淋漓酣畅的享受。虽然，吃惯大众食品的那张嘴，吃贵族阶层的美味佳肴，应该不会有障碍，但是，让吃过“酒糟鸭信”，颇讲究精致吃食的贾宝玉，要他在前门外的小胡同口的某家小饭铺，坐在油脂麻花的桌子板凳上，夹一大筷子“卤口条”塞满嘴，喝那种又辣又呛又上头的二锅头，我想他会敬谢不敏的。肯定大摇其脑袋，对他的随从小厮茗烟说：你把马牵过来，咱们还是回府里去吧！
什么人吃什么，不吃什么，也许没有绝对的界限，但什么阶层吃什么，不吃什么，还是有一定的规矩章法可循。
第十九回，贾宝玉被他的小厮茗烟带着，偷偷地跑到袭人的家里去玩。“花自芳母子两个恐怕宝玉冷，又让他上炕，又忙另摆果子，又忙倒好茶。袭人笑道：‘你们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不敢乱给他东西吃的。’”这位贵族公子，和他贴身丫环袭人那平民百姓家的饮食好恶的标准，反映了中国饮食文化上，两个不同消费层次的区别所在。
曹雪芹接着这样写：“彼时他母兄已是忙着齐齐整整的摆上了一桌子果品来，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因笑道：‘既来了，没有空回去的理，好歹尝一点儿，也是来我家一趟。’说着，捻了几个松瓤，吹去细皮，用手帕托着给他。”把吹去细皮的松瓤，放在手帕上的这个细节，挺传神，挺雅致，将贵族和平民在饮食文化上，那种能感觉得出来，却很难条理化、具体化的差别传达出来，着墨不多，表现充分，寥寥数笔，印象深刻。老北京有句谚语，说得有点刻薄，然而却是一种历史，一种沿革，一种很具沧桑感的总结：“三代做官，才知穿衣吃饭。”或稍雅致一点的：“三代为宦，方知穿衣吃饭。”
我不禁想起前些年在江南一座古城，一家老字号菜馆，一次“红楼宴”的经历。
说实在的，我非常佩服曹雪芹，特别是他在精神方面的坚强、坚定、坚忍，是令我感到惭愧的。假如我又穷又饿，只有一碗薄粥、一块咸菜的情况下，是绝对写不来，也写不出，更没勇气去写《红楼梦》中那形形色色的吃，我没有那份经受得住自虐的定力。经过三年灾荒的我，知道饿极了，真能使一个人的道德为之沦丧，很难做到曹雪芹的“三坚”。
那天，当我入席，还未举杯拿筷，光看到那陈设，那杯盘，那酒具，那些已经放置在转盘上的看盘和冷碟，我就忍不住对一位早已故去的文学前辈讲：某某老，我在想，一个饥肠辘辘、饿得前心贴后背的作家，要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写这一桌珍馐佳肴，他的嘴里，会是什么滋味？他的肚中，会是什么动静？他那大脑下丘部的饥饿反射神经，会是什么反应？恐怕那准是一件不仅十分痛苦，而且还是相当折磨的事情吧？
前辈对我莞尔一笑：所以，你成不了曹雪芹。
我承认我没出息，宁可下辈子也成不了曹雪芹的角色，总得先解决肚子问题为上。
一个作家，穷，而且饿，还要在作品里一字一句写这些勾起馋虫的美味，这种回味中的精神会餐，其实是物质上，更是精神上对生命的双重磨耗，曹雪芹自然也就只有提前死亡的结局了。
因此，他几乎没有写完这部书，大年三十晚上，就“泪尽而逝”。
我很羡慕现在那些同行，将“食色性也”的次序颠倒了一下，成了“色食性也”，集中精力写“色”，而不写“食”。因之，当代作家的笔下，很少有人像曹雪芹那样专注地写吃了。很多同行，下力气写性行为，写性动作，不遗余力，将中国裤裆文学推向一个新高度。我好像感觉到他们对天盟誓过的，一定要超过写《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不达目的，死不瞑目。如今，如果在他们的作品里，到了第8页，或者到了第10页，男女主人公居然还没有上床的话，这位作家，很可能就是性无能或者性冷淡的患者了。
所以，我总觉得，当代文人把曹雪芹写吃的传统丢了，不能不说是一件既愧对前人，更抱憾后人的事情。《三国演义》里，曹操、刘备、孙权，还有在甘露寺招亲的孙夫人，怎么吃，吃什么，罗贯中给我们留下的，是空白。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云长，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被款待着，都宴些什么东西，也就只有鬼知道了。《水浒传》里，除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个响亮而且空洞的口号，除了花和尚鲁智深怀里那条狗腿，除了孙二娘黑店里的人肉馒头，除了武大郎先生挑上街卖的炊饼，那些打家劫舍的江湖义士，那些替天行道的草莽英雄，一日三餐，都把什么食物塞进胃里去，施耐庵自己都说不出来。作为读者的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呢？
施先生和罗先生，这两位文学前辈在这个领域的失语，是我绝不敢恭维的。
从眼前这一桌绝非杜撰的“红楼宴”，我们充分体会到大师曹雪芹的艺术功力，他在这部不朽之作中，几乎提供了有关美食的全部细节。包括原料、加工制作过程，以及形状、颜色、品味等等事项。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无法做到他笔下如此详尽完善的程度。否则，那位穿着古装的服务小姐，也就无法头头是道地给在座的食客讲解“胭脂鹅脯”、“姥姥鸽蛋”、“茄鲞”的来历和特点了。
由此，我也联想到作家能够写出什么，写成什么，和他成长的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不是我们写不出，不是我们不会写。说出这个结论，是要请读者原谅的：一个没有三代为官，从只吃过炸酱面、面糊糊的地间田头，从只吃过猪头肉、羊杂碎的市井胡同，走出来的文学先生或文学女士，要他们来写满汉全席，写山珍海味，那是很困难的。
出身于贵族之家的曹雪芹，与施耐庵、罗贯中这样来自士绅阶层的文人，在饮食文化层次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曹雪芹从南京吃到北京，这两处都是中国精致美食的发源地。但是，施耐庵的家乡江苏兴化，除了咸鸭蛋外，罗贯中的家乡山西太原，除了刀削面外，便乏善可陈了。何况，曹雪芹所写的“吃”，都是他吃过的，而罗、施二位大师，所写的那些“吃”，不但没吃过，甚至没见过，没听说过。无米之炊，巧妇难为，道理就全在这里了。
那次“红楼宴”上，在座陪同的地方上的头头脑脑，一再征询那位前辈，对推出这样的旅游饮食项目，有些什么评价？对那位显然读过《红楼梦》的服务员小姐的讲解，有些什么看法时，某某老呵呵一笑，不作正面答复地支应过去。
不过，对打成右派、经过劳改的我来说，还是很过瘾的一次口福享受。
事后，我问他：为什么不表态？没想到老人家语出惊人：“如果曹雪芹就吃这种样子的，色香味毫无特点的所谓美食，他还能成为那个不朽的文学大师吗？”
这位前辈是见过大世面的，我相信他的评价。
然后，他突发奇想地问我：你觉得一个作家最要紧的自身素质是什么？我还没有想好如何回答，他先把答案讲了出来：一个是感觉，一个是想象，感觉要细微得不能再细微，想象要丰富得不能再丰富。就这桌“红楼宴”，能给我什么感觉，能使我有什么想象啊！
他这一说，我对曹雪芹更加肃然起敬了。
窃国大盗最后的日子
李宗一
袁世凯做不成皇帝，回过头来想再做总统，继续实行专制###统治。关于这一点，他在撤销承认帝制的申令中已公开说出来。
在这个精心炮制的申令里，虽然他不得不轻描淡写地写上“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这句封建帝王“罪己诏”中常用的话，借以平息全国各阶层对他的愤慨，但是，在谈到洪宪帝制这场大变乱的具体责任时，他却推卸得一干二净。他说：“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已至无可逶避，始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袁世凯公然抹煞事实，说什么帝制“并未实行”，这不过是为了证明他仍有继续做总统的资格。所以，接着他便以调解者的口吻说：“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申令结尾特别强调：“今承认之案业已撤消，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自闹皇帝以来，袁世凯颁发的命令都自称予，和清朝皇帝自称朕是一样的。“本大总统”字样已久不见了，现在又重新出现在申令里。这几个字是袁氏看到张一起草的原稿后，亲自提笔添上去的。这是他由皇帝变总统的点睛传神之笔。据张一回忆：由袁的幕僚起草的长篇文字，经袁删改者，“如神龙点睛，起稿者自愧弗如，固由更事之多，抑其天禀有大过人者。”这个由“予”改为“本大总统”的办法，正是袁在穷途末路时“天禀过人”的表现。
袁世凯深知自为总统，不容易取得独立各省的承认。因此，他不得不借重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的名声，来推动议和，而自己在幕后又包揽把持一切。1916年3月25日，他用黎、徐、段三人的名义致电独立各省说：“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同时，指令陈宦与蔡锷商议停战。他又拟定了议和六项条件，于4月1日仍以黎、徐、段三人名义向独立各省提出：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二、三省治安由各该省军民长官维持；三、三省添募新兵一律解散；四、三省战地所有兵士退回原驻地点；五、三省兵士自即日始不准与官兵交战；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
袁世凯妄想重演辛亥革命时“南北议和”的旧戏法，来结束独立各省的反抗。然而，这时的政治形势与4年前大不相同。那时袁氏戴着“赞成共和”的假面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而今人们已看清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英雄”，原来却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寡廉鲜耻的卖国贼。血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要实行###共和，必须铲除他。
阶级的共同利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利益造成的。但是，共同利益一旦形成，它又区别于个人的利益。袁世凯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以致进步党人和那些对家天下心怀疑忌的北洋军阀们都觉察到不抛弃袁氏，就无法保住他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因此，原来积极拥护袁世凯的人，也变成了积极或消极的反对者。
当时，全国反袁的舆论中心在上海。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联络各方面人士，坚决主张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他发表《讨袁宣言》，愤怒地指出袁世凯是帝制的罪魁，无情地揭露了袁所谓“停战议和”的险恶用心，号召各地反袁力量“猛向前进”，“决不使危害民国如袁氏者生息于国内”。另外，唐绍仪、谭延、汤化龙、吴景濂、彭程万、胡景伊、张继、孙洪伊、张耀曾、井勿幕及一大批国会议员和社会名流，以各省“旅沪公民”或各界人士名义纷纷通电，或指出袁“盗国奴民”，“久已丧失总统资格”；或揭露袁“帝梦不成，皇冠强卸，又复退攫总统”，“无非忍辱一时，思为卷土重来”；或表示“吾四万万国民绝非无血气者，安能一再受其愚弄”，“戴兹罪魁”；或要求“扑杀此獠，以绝乱种”。全国各阶层纷纷声讨，对袁世凯展开了强大的舆论攻势。
3月底，在川南和湘西，北洋军和护国军虽然达成暂时停战协议，但是，全国的反袁武装斗争方兴未艾，日益高涨，而以广东、浙江、山东、湖南、陕西最为猛烈。广东人民对帝制和龙济光的野蛮统治异常不满，武装起义遍及全省：广州及其附近各县有朱执信领导的中华革命军和徐勤率领的护国军；惠州、增城一带有陈炯明、邓铿组织的武装力量；潮州、汕头、钦州、廉州的驻军也相继宣布独立讨袁，广州大为震动。龙济光面临灭顶之灾，急电袁世凯求援。4月初，袁决定抽调驻上海的第十师一部乘军舰到广州，但当北洋军将要开拔时，龙济光在民军的压迫下于4月6日宣布“独立”。袁世凯无可奈何，只得放弃派兵入粤的计划，而企图派遣北洋军入浙江。因此，又立即激起浙江人民和地方军队反对北洋军入浙的风潮。在中华革命党人的策动和影响下，宁波、嘉兴先后宣布独立，一批浙军军官趁势把兴武将军朱瑞赶走，于12日宣布浙江独立，推巡按使屈映光为都督。不久，因屈映光暗通袁世凯，又被赶下台，改推嘉湖镇守使吕公望继任。
广东和浙江独立后，反袁怒潮进一步高涨，南方独立各省即筹划成立政府。原来，梁启超于3月下旬已经到达广西，经陆荣廷和梁启超等策划，独立各省于5月8日在肇庆（今高要）宣布成立“###军务院”，遥推黎元洪为大总统，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蔡锷、陆荣廷、刘显世、龙济光、李烈钧等为抚军，又推举唐绍仪为驻沪外交专使。军务院表面上统一了南方独立各省的军事和外交，与袁政府形成对峙的局面。独立各省断然拒绝了袁世凯提出的议和条件，一致表示非袁退位，无协商善后之余地。稍后，又提出将袁世凯“驱逐至国外”和“抄没袁世凯及附逆十三人家产”等作为南北议和的条件。
与此同时，袁世凯企图取得帝国主义列强援助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自取消帝制后，袁政府即通过各种渠道向帝国主义国家的财团乞求贷款。经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介绍，袁政府财政部与美商李·希金逊公司（Lee Higginsonand Co.）于4月7日签订了5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但是，此项借款人联名致电中国驻美公使和美国国务卿，声明拒绝承认。美商见势不妙，只交付了100万美元，就停止交付。4月11日，驻日公使陆宗舆奉命向日本政府递交照会，要求“给予友谊的扶助”，并表示今后一定加强“两国亲善提携”。日本政府不予理睬。因为日本早已秘密决定“支持”护国军方面压迫袁氏退位，以便乘机“确定在华优势地位”。日本通过半官方的商人，贷款给岑春煊100万日元，使肇庆军务院得以迅速组成。又贷款给孙中山，“支持”上海和山东中华革命军起义反袁。当时英国在欧战中正处于被动地位，自顾不暇。袁世凯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表示爱莫能助，不胜遗憾，于4月中旬就忧伤地预感到袁氏“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时刻已迫近了”。
冯国璋于5月5日赴蚌埠约同倪嗣冲，6日至徐州会晤张勋，三个地方实力派于11日通电发起召开未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会议开幕之前，袁世凯派阮忠枢到徐州煽动张勋说：总统的去留不是个人问题，关系到北洋集团的生死安危。袁又指令蒋雁行为中央代表，临会监视。5月17日又亲自致电冯国璋、张勋和倪嗣冲说：“近日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等以退位为要求，陈宦亦相劝我休息，均实获我心。予德薄能鲜，自感困苦，亟盼遂我初服之愿，决无贪恋权位之意。然苟不妥筹善后，而撒手即去，听国危亡，固非我救国之本愿，尤觉无以对国民。目下最要，在研考善后之道，一有妥善办法，立可解决。该上将军等现约同各省代表，就近齐集，讨论大计，无任欣慰。时局危迫，内外险恶，相逼而来。望将善后办法切实研求，速定方针，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定各员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全，不致立见倾覆，幸盼曷极！”
5月18日南京会议一开场，就遇到袁世凯的退位问题。山东、湖南等省代表主张退位，张勋和倪嗣冲的代表则坚决反对，双方相持不下。袁世凯急忙密令倪嗣冲带兵到会，进行威胁。冯国璋提出承认袁为总统，召开新国会后，由袁提出辞职，再选新总统。这个方案也未能得到与会代表一致赞同。各省军阀钩心斗角，意见分歧，争执不下。会议开了5天，终无结果。
段内阁的成立和南京会议不仅都未能达到袁世凯预期的目的，而且他已清楚地意识到段祺瑞和冯国璋正袭用他于辛亥革命时逼迫清廷的一套办法来对付他，因而十分沮丧。同时，由于军费激增，政府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袁既不能从帝国主义列强取得贷款，只得依靠梁士诒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筹款。当时，这两家银行流行市面之钞票面额共达7000余万元，而库存现金仅剩约2000万元，除放出商款约2000万元外，被政府财政部支用累计达4000万元。广大人民对袁政府失去信任，纷纷到中、交两行提存挤兑。段祺瑞组阁后，为摆脱银行倒闭的危机，便于5月12日悍然下令中、交两行“一律不准兑现付现”。命令下达后，上海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首先于14日通电，愤怒地指出：袁政府此举“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并宣布上海中国银行独立，“照旧兑钞付存”。各处中国银行纷纷效法，宣布不服从袁政府命令。江苏、山西、河南、湖北、安徽等省亦先后电请袁政府变通办法，“以维持金融”而且“均照常兑现”。袁世凯一筹莫展，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自云南起义后，袁世凯已“形神颇瘁”，有元旦入贺者见他“面目黧黑，且瘦削，至不可辨认”。袁世凯自取消帝制后，“夜间失眠”，“喜怒不定”，又患腰痛。至此，病情逐日加重，“失其自信勇断之力，仅存一形骸矣”。据5月中旬谒见他的禁卫军团长说：“仰望神气，大失常态，面带愁容矣。”袁世凯在这种情况下，口头上不得不一再表示“极愿早日退位”，实际仍借口须先“妥筹善后”，拖延时间，还是不肯放弃一点权力。多次传谕阮忠枢等人，所有紧要文件必须呈送亲阁。当他不能坐写字椅时，便在躺椅上躺着批阅公文。后来，“不能执笔，仍阅公事，口授阮忠枢、夏寿田二氏代行批答”，或由袁克定代阅，夏寿田代批。但这时他仍讳疾忌医，否认自己有病。周围的心腹爪牙对他的病也讳莫如深。某日，徐世昌推荐其弟徐世襄来给他治病，说“肝火太旺，神思太劳，宜休养”。他很不高兴，立即令徐世襄退出。
全国人民反抗怒潮继续汹涌澎湃。山东、湖南、四川、江苏、陕西、安徽、江西等省接连爆发了由以孙中山为首的###派领导的反袁起义，迫使袁世凯安插在各地方的爪牙或赶忙改变对袁的顺从态度，或宣布“独立”以保住自己的权位。袁世凯完全失去了对各省的控制能力。4月底，山西北部反袁“风声逼紧”，黑龙江也有酝酿“独立之事”。袁世凯奉天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公然把袁派往东北的镇安上将军段芝贵赶回北京，还扬言要追究段“盗卖奉荒林及亏空若干”之事。袁世凯得悉实情，“不免动怒”，但又不敢开罪张作霖，而急忙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接着，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在蒲城于5月9日宣布“独立”。他率兵进据西安，驱逐陕西将军陆建章，自称都督。陈树藩虽然是陕军，但属于北洋系统，又是段祺瑞的爪牙。袁世凯立即意识到这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军阀公开倒戈的信号。22日，当南京会议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时，陈宦宣布四川“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的电报也到达了。袁世凯“愤急兼甚”，“半日未出一言”。次日，他连发两道申令，痛斥陈宦反复无常，并令第十五师（川军第一师改编）师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率兵进攻成都。这时，湖南汤芗铭对袁世凯即将垮台的形势看得愈来愈清楚，于29日急忙宣布湖南“独立”讨袁。这个消息，使袁世凯一下子变得难于控制自己。他时而顿足怒骂近侍，“语多伧俗，不可入耳”；时而又呆若木鸡，陷入绝望的沉思。多年来，他视全国为北洋军的征服地，生杀予夺，恣意妄为，从来不把人民放在心上，而结果却落得举国反抗，人人喊打。多年来，他视北洋大小军阀为家奴鹰犬，颐指气使，无不从心，一下竟陷入众叛亲离，“心腹爪牙亦反颜攻之”的境地。多年来，他相信帝国主义列强是靠山，而帝国主义列强也迫于形势，不得不抛弃他，另寻觅新的代理人。几十年来他巧取豪夺来的权力都将化为乌有，这一切对他来说，确实是难以承受的致命打击。
末日的恐慌，激起袁世凯作最后的挣扎。湖南宣布独立的当天，他公布了所谓“帝制始末案”，把“撤消承认帝制申令”中的谎言又重复了一遍，并说：“即今日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袁世凯说这话的目的，一是给那些看风使舵的爪牙一点颜色看看，然而这恰恰暴露出他在众叛亲离之下一副黔驴技穷的蠢相；另外则是在人民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不明不智”的受骗者，似乎他称帝是由于受人蒙蔽，以为这样足以博得舆论同情。然而没有人再上当受骗，回答他的是更为猛烈的进攻：讨袁的电报、斥令其退位的函札，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这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如“天神雷电，轰击妖怪”，他再也支撑不住了。
但是，他仍然没有下决心引退。他最担心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他的态度。6月1日晨，他在卧室里召见蔡廷斡说：“听说各国使馆认为我应该或将要辞职？”蔡回答道：“大家都认为您十分需要休养。政府财政前景非常暗淡，困难与日俱增。”本来，袁世凯每个星期五都要接见北洋军官，次日正逢星期五，侍从武官推说“元首事忙”，“军官均未照例进谒”，“实则病重矣”。从6月初，有法国医生卜西尔和中医萧龙友等负责给袁治疗，诊断为尿毒症，开始他们都认为没有危险，可是由于治疗不当，病情骤然恶化了。袁克定主张用西药，妻妾及袁克文等则坚持服中药，“家族三十余口，情急失措”，争吵不休，莫衷一是。6月5日深夜，袁气短神昏，濒于死亡。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等齐至居仁堂守候。延至6月6日上午10点，这个窃国大盗怀着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恐惧、对帝国主义列强遗弃的怨怼、对爪牙背叛的愤恨，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年57岁。
次日，遗体入殓，头戴平天冠，身穿祭天大礼服，俨然如“大行皇帝”。北洋政府下半旗志哀，禁止人民娱乐活动1天，文武百官持服停止宴会27天。6月28日出殡，灵柩由新华宫居仁堂移出，北洋文武官吏送葬执绋。在北洋军的礼炮轰鸣声中，送柩专车由前门火车站出发，次日抵达彰德，葬于洹上村东北的太平庄。
陈独秀在1921
孔庆东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述七大的工作方针时讲过，“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一年365天，发生着数不清的琐事和要闻、密谋和公务、噩耗和喜讯。但是当这365天过去之后，能够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也许只有那么一件两件事情。有的年份，甚至连一件事也没有留下，就像火车呼啸掠过一个不起眼的小站，转瞬就消失在人们的脑后了。
那么，关于公元1921年，你能想起、你能记起什么呢？
现在的中国人，如果他对于那遥远的1921年只记得一件事，那十个人会有九个说：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发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但在选举中央领导人时，毛泽东等十几位代表一致推选他们心目中的领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局书记，这个众望所归的人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1880-1942)，本名庆同，字仲甫，安徽安庆（原怀宁）人。距他家几十里外有一座独秀山，因此，1914年他发表两篇文章时分别署名“独秀山民”和“独秀”，从此，“陈独秀”就成了尽人皆知的名字。
他不满两岁时，父亲死于瘟疫。幼年的陈独秀，在严厉的祖父和要强的母亲的督导下，不仅打下了传统文化的扎实基础，而且养成了独立不羁的坚毅性格。祖父打他时，他瞪着眼睛，一声不哭。气得祖父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
陈独秀长大成人后，没有杀过人。他晚年说：“我一生最痛恨的就是杀人放火者。”但陈独秀却成为让那些杀人放火者切齿痛恨的革命党领袖。陈独秀在他们眼中，不止是凶恶强盗，简直是洪水猛兽。就是这样一个让旧世界痛恨、让新世界仰慕的人，在他42岁这一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开山领袖。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位中共首任书记，却没有参加中共一大。这在世界各国的政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21年，是中国混乱而又痛苦的一年，也是陈独秀紧张而又充实的一年。
1921年，中国仅史书明确记载的地震就达10次。此外，水灾、旱灾、火灾、雪灾、鼠疫，此起彼伏。匪盗和兵乱蜂起，军阀混战，杀得尸横遍野。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我国土，杀我人民。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大混乱的状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到处是自发的农民起义、工人###。这个像星云一般纷乱扰攘的民族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核心，它将把这团星云凝聚成一个巨大而有序的天体，运转在自己选定的轨道上。
然而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第六大城市上海，许多醉生梦死的人们还在过着颓废而麻木的日子。中国的灾难仿佛离这个中国的第一大都市很远。
1921年7月1日，上海夏令配克影戏园首映了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影片讲述赌输的阎瑞生将身携财宝的妓女王莲英骗至郊外，夺财害命，后来被捕伏法的故事。这个故事本是一件真实的新闻，影片风靡上海，轰动一时。市民们把这种悲惨的社会现象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有人想到，一群南腔北调之人正要会聚到上海，立志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
就在这一年炎热的夏天，本该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陈独秀，正在炎热的广州，满腔热忱地大办教育。热火朝天的局面刚刚打开，陈独秀想要趁热打铁，不愿为开会而离开。他指派包惠僧携带他的意见去上海出席。陈独秀是个喜欢实干的人，年轻时主办过被誉为“《苏报》第二”的《国民日日报》，参加过志在推翻清王朝的暗杀团，创建过比同盟会还要早的岳王会。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创办《新青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发动文学革命，可谓是身经百战，功勋累累。当中共一大结束后，包惠僧告诉他当选了中央局书记时，陈独秀笑道：“谁当都一样。”
当然，作为辛亥革命的老将，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作为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开创人，对于当选书记，陈独秀应该是有“舍我其谁也”的绝对自信的。
1920年12月29日，离1921年只有几十个小时的时候，陈独秀到达广州。应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热诚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陈独秀行前向陈炯明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1）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2）以广东全省收入的1/10拨作教育经费；（3）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同一趋势。
到达广州后，陈独秀住在距江边不远的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门口贴了一张纸，上书三个大字：看云楼。
不过陈独秀很少有时间看云，倒是广州的各界名流云集上门来看他。广州的青年听说陈独秀驾临，都想一睹这位五四主帅的风采。各校的校长纷纷拜访，陈独秀来者不拒，请者不辞，连日发表文章，四处演讲，广州掀起了一场“陈旋风”。
陈独秀办事雷厉风行，决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在广东进行一场彻底的教育改革。
他创办了“宣讲员养成所”，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人才，为广东的革命运动培养了一批宝贵的干部。
他提倡男女同校，为女子求学大开方便之门。
他创立了“注音字母教导团”，规范国语教学，在广东地区大力普及国语。
他开办工人夜校，向工人讲授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还有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等。
他还开办了俄语学校，引导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
陈独秀的到来，对于广东的革命形势是一个推动。广东的无政府主义势力本来比较强大，1921年3月，陈独秀重建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把拒不改变立场的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去，由陈独秀自己和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负责。陈独秀是原北大的文科学长，另外几人也都是北大毕业，包惠僧笑谓：“广州小组成了北大派了。”
陈独秀在广州各界的演讲，广泛地涉及教育改革、军队改革、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解放、文化建设、人生追求以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此时的陈独秀，正在热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的演讲，如雷电，如狂飙，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深深触动了广州的顽固保守势力。于是，一场对陈独秀的围攻开始了。
那些仇恨陈独秀的人首先给陈独秀加上了一个吓人的罪名，说他“废德仇孝”。广州城谣言四起，纷纷传说陈独秀把“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改成了“万恶孝为首，百行淫为先”。接下去又诬蔑陈独秀主张“讨父”和“共产公妻”。一时间，人身攻击，人格侮辱，纷至沓来。守旧势力嚣张地叫喊：“我们要把陈独秀赶出广东。”他们还把陈独秀的名字改为“陈独兽”或“陈毒蝎”。
一天，陈炯明在宴会上半真半假地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
陈独秀大声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己便是一个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孩子。”
陈独秀对父母是十分孝顺的，对子女则要求严格。他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离开家乡到陈独秀所在的上海后，陈独秀每月给兄弟俩的钱只够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兄弟俩白天做工，晚上自学，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出了豪迈的气概和过人的胆略，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袖人物。陈延年于1927年7月的一个深夜，被国民党在上海龙华监狱用乱刀砍死，年仅29岁。不到一年，1928年6月，陈乔年也在这里受尽酷刑后，被国民党杀害，年仅26岁。
陈独秀虽然受到顽固势力的大肆攻击，但他凛然不为所动。一面回击，一面继续进行教育改革。陈炯明也表示继续支持陈独秀。但作为全国思想界“火车头”的陈独秀，却不是广州一地所能久留的。
陈独秀到广州，同时也把《新青年》的编辑部带到了“看云楼”。创刊于1915年的《新青年》，是中国20世纪最著名、最重要的一份杂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就是以《新青年》为主阵地，掀起一场改造中华民族命运的文化革新运动的。然而到了1921年，《新青年》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胡适不满《新青年》越来越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要求陈独秀改变宗旨，否则就停办，或者另办一个哲学文学刊物。陈独秀当然既不会改变宗旨，也不会放弃《新青年》不办。于是，他同意胡适等人另外去办刊物。从此，陈独秀与胡适等实用主义者在思想上分道扬镳，《新青年》成为更加激进的共产主义刊物。
1921年的上半年，陈独秀还三战区声白，用共产主义理论驳倒了无政府主义的宣传。
1921年1月19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作了《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指出无政府主义要求离开制度和法律的人人绝对自由的幻想是“走不通的路”，“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这篇演讲词见报后，立即遭到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区声白的反对。区声白三次致信陈独秀辩论，陈独秀三次回信批驳。这六封信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总标题，一并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陈独秀指出，“绝对自由”，实际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它将使中国一事无成，最后仍然是一盘散沙。
好像是为了庆祝这次论战的胜利，就在1921年8月1日，《新青年》刊登这次论战的同一天，在嘉兴南湖的那只画舫上，陈独秀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这只画舫，几十年后，成为中国比诺亚方舟还要尊贵的圣物。
同在8月1日这一天，一份鸳鸯蝴蝶派的小报《晶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一个被强盗捉去的新文化运动者底成绩》，嘲笑新文化运动者手无缚鸡之力，只会打电报、发传单，根本没有实际改造社会的能力。这些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们不知道，新文化运动者中最激进的一部分已经凝聚成一个钢铁般的组织，不但要去捉强盗，将来，连他们这些鸳鸯蝴蝶的风花雪月之事，也要管一管了。
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千头万绪，需要党的书记回去主持。陈独秀遂以胃病为由，向陈炯明辞职。正在前线作战的陈炯明真诚挽留，回电说陈独秀“贞固有为，风深倚重”，表示“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长扫除之”。陈独秀只好请假回到上海，到10月底，才正式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
7、8、9三个月，正是中国的多事季节。内蒙古地震，绥远地震，青海地震，四川地震，长江溃堤，黄河决口，人畜死伤无数，哀鸿遍野。8月5日，就连上海也出现罕见的风雨大潮，潮水溢出马路，天津路、浙江路一带水深二尺，浦东一带水深三尺。7月28日，湘鄂大战爆发，举国震动。8月10日，湘直大战又开始，吴佩孚两次密令决堤，水淹湘军，结果成千上万的百姓被淹死，灾区纵横数百里。面对连树皮都已吃尽的灾民，中国政府无能为力，美国总统哈定呼吁美国人民救济中国灾民，但那也只是一句空话。中国，迫切等待着一群英雄的降临。
就在这个季节，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兴致勃勃地投身书记的角色，开始了繁忙的工作。不料，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不把他这位中央局书记放在眼里，以“钦差大臣”的姿态，事事都要干预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大发雷霆，他以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傲骨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他拒绝与马林会晤，还打算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职务。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局面。
1921年10月4日下午，法租界巡捕房在一户打麻将的人家抓到了“王坦甫”等5个涉嫌出版《新青年》的人。巡捕房见没有抓到陈独秀，就又留下了几个便衣，抓到了接踵而来的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成和《觉悟》的主编邵力子。褚辅成一见到那个“王坦甫”，张口便问：“仲甫，怎么回事，到你家就被带到这儿来了？”巡捕房的头头一听，喜出望外，原来这个自称“王坦甫”的人，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这是第三次。
陈独秀第一次被捕，是在1913年夏天的“二次革命”中。逮捕他的龚振鹏已经出了枪决他的布告。经过社会名流的营救，陈独秀幸免于难。
陈独秀第二次被捕，是在五四运动中的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的新世界游乐场亲自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早有准备的北洋政府的军警捕获，关押了将近100天，经过李大钊、孙中山以及各方舆论的呼吁营救，被保释出狱。
这第三次被捕，陈独秀估计如果在家中搜到马林的信，起码要判刑七八年。他自己对坐牢是不在乎的，他早在五四时就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研究室与监狱》。文章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奇*书*网.整*理*提*供)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作了最坏的打算。他嘱咐一同被捕的包惠僧说：“惠僧，你是没有事的，顶多我坐牢。你出去后，还是早一点回武汉工作。”
10月5日，法租界会审公堂指控“陈独秀编辑过激书籍，有过激行为，被侦处查实，已搜出此类书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
陈独秀见事情不太严重，首先为一同被捕的其他4人开脱，说他们都是来打牌的客人，“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马林为陈独秀请来了律师，要求延期审讯，取保候审。
10月6日，上海《申报》刊登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胡适得知后，请蔡元培与法国使馆联系设法营救陈独秀。胡适用安徽话骂道：“法国人真不要脸！”
中国共产党内部，张太雷和李达商量后，请孙中山出面。孙中山致电法租界领事，请他们释放陈独秀。
10月19日，法租界会审公堂再审陈独秀等人，问陈独秀：“报纸讲你在广东主张公妻，你是否有此主张？”
陈独秀气愤地答道：“这是绝对造谣。”
7天后，10月26日，陈独秀被宣布释放，罚款100元。李达、张太雷、张国焘和一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青年团员雇了一辆汽车，开到会审公堂。陈独秀上车时，几位青年团员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
这次有惊无险的被捕，使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得到了缓和。陈独秀感谢马林的积极援救，表示愿意多听共产国际的意见。马林充分领教了陈独秀的刚毅倔犟之后，也放下了架子，说：“中国的事主要是中国党中央负责领导，我只和最高负责人保持联系，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建议。”
在激流澎湃的1921年，身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也仍然是书生本色。他没有故作深沉的官架子，像个小伙子一样，与人辩论动不动就面红耳赤，敲桌子打板凳，不讲究什么“领袖风度”。
1921年，陈独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西游记〉新叙》。陈独秀从白话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指出《西游记》和《水浒传》、《金瓶梅》具有同样的价值。陈独秀的学问是十分渊博的。他是文字学专家，在汉语词义研究、古音学研究和汉字改革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陈独秀又是杰出的文章家和书法家。也许，专心从事学术，他会成为一代学术大师。但是中国的1921年，呼唤着一个强有力的先锋队，来拯救这片四分五裂、多灾多难的山河。迎着这个呼唤，走来了骨头和鲁迅一样硬朗的陈独秀。他把一批散布在神州各地的文化先驱集合起来，攥成了一只高高举起的拳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看见了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