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家书看王国维之死
黄 波
王国维之死，曾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解读者众，以至有人还专门编了一本《王国维之死》的专著，但迄今也没有一个以足够的证据和雄辩的推理作支撑，让所有关心、讨论这一事件的人都心悦诚服的看法。不过，在20世纪至21世纪的转换年头，蔡仲德先生连续写了4篇文章，论定王国维之死是为了“殉清”，他说：“我并不否认王国维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认为，生活不幸（长子之丧、挚友之绝等）、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也许都对其死不无影响，却都不是促使他非死不可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陈寅恪提出的‘殉文化’说可谓言之成理，却无法说明王国维为何经此‘数十年’（指中国文化之消沉沦丧已数十年）不死而到1927年才死？又为何遗书有‘再辱’之语？唯有‘殉清’说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才是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
“殉清说”并不新鲜，罗继祖教授（罗振玉之孙）主编的那本《王国维之死》，在罗列诸家之说时，就曾以“编者按”的形式，对这些解读逐一批驳，而申明己论：王国维之死系“殉清”。不过，相形之下，蔡仲德先生的4篇文章显得更为有力更有声势，所以，蔡文一出，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议论遽然消歇，仿佛这个“中国文化史的世纪之谜”已经被解开，王国维铁定是为“殉清”而死无疑了。
细读蔡先生的4篇大作，个人觉得，其有力处在于用反证的形式，指出了“殉清说”以外的各种论点之难以自圆其说处，但是对自己的论点，却并未提出非常有力的论据。所以，“殉清说”恐怕也很难经得住和蔡先生文章类似的追问：如果王国维之死确是为了殉清，他为什么不在清王朝覆亡之日死？如果是因为在1927年自感复辟无望才绝望自杀，那么1924年，冯玉祥发动兵变，逼清室出宫，当此之际王国维的这种绝望应该是最深的，那时他为什么不自杀？……
应该承认，王国维与清室有着某种精神维系，他的死也肯定与清室有关，但把“殉清”认定为“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实在难以服人。很难想象，一个对中国历代王朝更替史烂熟于心，而又曾接受西方哲学美学洗礼的人，会对一个他眼中的又一轮历史循环寄寓生命之重。
考究这么多年来关于王国维之死的争论，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几乎都局限于就王国维论王国维，其他的旁证却被忽略了，而由于王国维本人留下的资料不足征，众说纷纭就毫不足怪了。我们为什么不考察一下在王国维自杀前后的背景里，和王国维相似的知识分子的境遇和心态变化呢？近读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书中收录了1927年梁启超给女儿梁令娴的家书多封，家书中既有对时局的分析，更有心境的流露。梁启超和王国维同属于一代知识分子，在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梁启超的这几封直陈心境的家书，也许对我们了解包括王国维在内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不无助益吧。
下面引用梁启超家书中的原文（括弧内为梁氏自加），不下是非对错之判断。
1927年1月2日，“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们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拼耳。”
1月18日，“思永来信所讲的政治谭，这种心理无怪其然，连我都有点如此，何况你们青年呢？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
3月21日，“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更恐北京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我现在正在斟酌中。”
5月5日，“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主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指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指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怨，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被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报上所说几次妇女裸体###，的确的确是真的，诸如此类之举动，真举不胜举。）半年以来的两湖，最近两个月的江西（今年年底两湖人非全数饿死不可，因为田已全部没有人耕，工商业更连根拔尽。）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
6月15日，也就是王国维自沉后13天，梁启超致书梁令娴，谈及王国维，“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才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捶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细研梁启超写于1927年的这几封家书，窃以为，其中至少透出了三个耐人寻味的消息：一是对时局的悲观和绝望。像梁启超这样的知识分子本来对北洋军阀不抱好感，可是对北洋政府倒台后的时局走向却很不乐观；二是深刻地预感到了一个在他们以往经验之外的新的社会即将到来；三是对个人命运的深深的忧惧。回头看王国维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寥寥十六字，其中意味不正和梁启超家书中透出的相同吗？其实这毫不奇怪，梁启超、王国维那一代知识分子，本来就有着大致相似的文化背景。
前人论述王国维之死，也看到了从遗书中透出的“内心的恐惧”，但是，王国维所感到恐惧的究竟是什么呢？值得探究。是因为眼看清室覆亡而且复辟无望而恐惧吗？笔者以为，这种论调未免过于看低了王国维，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人，他会把一个王朝的存亡兴废看得如此重要吗？但他的确又充满了忧惧，个人以为，他所忧惧的并不是政治之变革，而是社会之变革。政治变革只是朝政之变化，政权之更替，很多时候只与“肉食者”有关，而社会变革显然更为深广，它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文化的，而且一旦飓风飙起，所有人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上引梁启超家书中，已经把这种社会变革的“乱象”和影响描述得淋漓尽致了。对梁启超等人来说，谁来当总统，谁接掌政权，也许都还可以忍受，和他抗争，但“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等等，却无疑是逸出他们经验之外的，他们不仅不能接受，甚至有一种欲抗争而不能的感觉——两种文化系统的人，差不多等于“秀才遇见兵”了。对即将刮起的社会变革飓风，连久经战阵、政治阅历丰厚的梁启超都要仓皇“走避”，何况是一介书生王国维？
随着时局的一天天变化，梁启超、王国维已经意识到一个为他们所全然陌生的社会将不可抗拒地降临，他们在其中会居于何种位置呢？不幸的是，1927年，又发生了湖南著名学者叶德辉被处死的事件。梁启超家书中提到了两位学者，其实湖北籍学者王葆心的死是误传，他死于1944年，但包括王葆心在内的不少学者在那个时代曾遭受折辱，则是无可怀疑之事实，所以才会有王葆心被难的误传。梁启超家书中还遗漏了一个人，1927年，章太炎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通缉“著名学阀”的呈文中，名列第一，其家产也被浙江军政府籍没。以章太炎的声望和地位，这显然是更加轰传士林更加刺激人心的事件。过去人们讨论类似事件对王国维的影响的时候，因为叶德辉其人名誉向来不好，用梁启超的话说，“有自取之道”，而王国维因为没有劣迹，所以本来应该没有恐惧的理由。但如果能对那一时代的社会状况有了较深的体察，在叶德辉、章太炎等学者的遭际之下，王国维的“物伤其类”之情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落脚点。从叶德辉、章太炎等事件中，王国维是否以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不仅为自己所陌生，而且带有某种反文化的性质？
导致王国维最终决定自沉的原因颇多，如蔡仲德先生所说，生活不幸、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都可能是细故之一，和清室的精神维系也不容否认。说到他和清室的关系，仔细体味王国维诗词，他之所以从情感上倾向于清室，毋宁说更多出于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同情和关怀，因为袁世凯从清室手中取得政权的手段不正，复由于北京政变推翻优待条件，王国维都认为这是对“弱小者”的欺凌，为他这样的笃实君子所不取。但这些林林总总，都不应该是最致命的。套用蔡仲德先生的句式，我关于王国维之死的结论是：“我并不否认王国维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认为，生活不幸（长子之丧、挚友之绝等）、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也许都对其死不无影响，却都不是促使他非死不可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唯有‘忧惧社会变革’说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才是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
其实，这种“忧惧社会变革说”也是卑之无甚高论，因为如果取“文化”的广义，从本质上讲，它和陈寅恪先生的“殉文化说”、叶嘉莹教授的“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说”并无区别。
“看花终古少年多，只恐少年非属我。”性格忧郁而又深受叔本华哲学影响的王国维在一个新的社会即将来临之时选择了自沉，这总让人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也许这有些比拟不伦，但我却禁不住总要这么想，想起茨威格夫妇自杀前写下的那段震撼人心的遗言：
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
汪伪巨奸印象
李时雨 张德旺
李时雨，1908年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1927年春入北平法政大学预科班学习。193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在南京被各地学生推举为请愿示威行动总指挥；全面抗战爆发后，1939年8月被中共地下党华北联络局派遣参加汪伪第六次代表大会，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政权覆亡。他先后任南京伪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兼军法处长等要职，与汪的汉奸集团各政要均打过交道，尤其与陈公博接触密切，被汪伪圈子公认是陈公博的亲信。通过这些渠道，李时雨为中共获取了大量日伪核心机密战略情报，并营救了一些被捕的抗日志士。建国后，李时雨曾任河南省政协秘书长、北京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等职，1999年12月28日于北京病逝。我于1997年至1998年间两次利用暑假赴北京，同李时雨深入交谈20多次，现将其有关汪、陈、周三巨奸的一些回忆摘要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因为李时雨突然逝世，故这些回忆也未经他过目，再加本人水平所限，疏漏之处，敬请指正。——张德旺
五见汪精卫
第一次见到汪精卫是在1939年8月下旬，当时我冒充国民党改组派，以汪伪国民党“六大”代表的身份从天津乘海轮到上海。8月28日，汪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沪西极斯菲尔路76号秘密开幕，汪精卫与陈公博、周佛海等坐在主席台上，我在会场看见了汪。会议只有200多名杂七杂八的代表与会。说杂七杂八一点儿也不过分，我这个与国民党毫无关系的就当了正式代表。会议匆匆忙忙地通过了选举汪精卫为中央执委会主席议案，就于6月30日草草闭幕。我这次对汪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六大”后，我被任命为伪国民党北方党务办事处下属的天津市伪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我得到伪北方党务办事处通知，汪要接见河北省、北平、天津的党部常委，了解“和平运动”的情况，并指示今后工作。当时我们共去了12人，抵沪第二天上午就到豫园路汪官邸的一栋三层的花园别墅，进入二层的客厅。我们刚刚在沙发上坐好，汪精卫就穿一身崭新的浅蓝色西服进来，同我们一一握手寒暄，问了各人的姓名，然后就让我们汇报。他说：“大家随便谈，不要拘束。”我因为有搞情报的思想准备，就第一个起来问：“我们搞和平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汪精卫说：“这次和平运动是救国，关键是解决好中日关系。现在的形势说明中国打不下去，打下去最后只能是国民党垮，中国最后归共产党。退一万步说，假使日本失败，国民党也要垮台。中国除了和平，没有别的出路。我主张与日本讲和是给全国做个示范，内则完成###建设，实现国父孙中山之遗愿，外则负保东亚之责，实现国父之大亚细亚主义。当前是要把国民党失败丢掉的地方收回一点，尽快实现还都，组织政府，进一步搞好和平###救国。”
我问：“我们承不承认满洲国？”汪精卫含含糊糊地说：“对满洲国能不能统一于我们的政府没把握，但我们要争取，争取，所有能争取的都要争取。”
我又问：“日本人利用我们，将来我们会否像溥仪那样成为傀儡？”
汪精卫表示：“不会。日本人吃不了那么大，他们是想吞并中国，但他们吃不下去。我们成立政府，满蒙现在看来是拿不回来，但我们要争取做工作。我们要把国民党丢失的要回来。蒋介石也并不要一直打下去，我们也要和他合作。我们和日本订了和平大纲，原则是善邻友好，共国防共经济提携，中国真正实现和平两年后，日本撤兵。当然这个目标实现要有很多周折，我们要努力争取。”
我问：“现在日本军方对我们不支持，我们在华北搞和平运动，可能性如何？”（我这是指华北汉奸怕汪伪夺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串通华北日军不支持汪伪一派的活动。）汪说：“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他们（指华北汉奸集团与华北日军）还不理解我们建立国内统一政府的意图，日本内阁是要和平的，在外的军人也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了解他们政府的意图，也能逐步了解我们的和平运动。”
我说：“我们过去参加过抗日运动，日本对我们是否算账？”
汪答：“没问题。我们要审时度势，要承认我们是失败者，日本已经站在我们头上。”汪谈得最多的是：“中国汉文化博大精深，有几千年历史，日本到中国来，慢慢地一定会被中国文化同化。辽金元清进入中原，到最后还不是归化，被我们同化了。”（我们插话：“今天的时代已不是那个时代了。”）汪说：“这一点你们不要怀疑，我在日本留过学，他们地处岛屿，想找个好地方生存发展。元忽必烈那么强悍，满清那么强悍，都没在中国统治到底，日本也一样。”汪说：“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所以我们不是卖国，而是真正的爱国，我们不能眼看中国共产党坐大，把中国引向灭亡。”
我问：“日本在中国扩张会不会引起英美干涉？”
汪说：“没法妄断。但日本要吞并东南亚，可能性很大，英美他们能走到什么情况，也说不定。”汪在谈话中还透露了他与日本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的内容，说这些和平条约来之不易，对中国有利，是他和周佛海努力争取的结果。汪在别人讲话时细听，不急于回答，答时总以商量口气，常说：“对不起”，“你看怎样”，力图给人很客气、很诚恳的印象。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很容易被他迷惑。
第二次见汪精卫是1940年春，内蒙德王同伪华北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堂、朱琛等在北平东城的外交大楼设宴招待汪。我凭“请柬”进门，被引到二层的客厅。宴会前汪精卫已先单独接见了我们几位伪华北党部的工作人员。
汪说：“先向诸位通报一下这次来北平同‘华北临时政府’和‘内蒙临时政府’会谈的情况。华北、内蒙都是仰日本人的鼻息，他们能不能收到统一的政府里，还要我们做工作。我这次来是有成果的。我们是很痛快地要他们统一于我们还都建立的政府。现在他们凡事都往日本人身上推，说华北日本人不同意。我们不要急躁，正好同时多做日本人的工作。”
我告诉他：日本人至今不让我们华北党部公开挂牌子。汪说：“不要急，要同日本方面多做工作。”汪提到大后方各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骂他卖国时说：“我叫什么卖国，那些地方不是我失掉的，我是失掉个人的历史、名誉，我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从重庆回来，从日本人手里把中国领土拿回来。我们发挥了缓冲作用，有了我们，比日本人直接搞要好得多。我们这是真正的救国。中国打不过日本，这是最好的选择。”
宴会开始，汪豪饮，酒量很大，频频举杯干杯。他同德王、王克敏、王揖唐、朱琛等海阔天空地互相吹捧，互相拉拢。汪翻来覆去地强调一个意思：他已经在日本方面得到承诺，由他来统一建立中国的政府，他也绝不会亏待他们。把他们的职务、地位安排好，会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和条件。德王、王克敏、王揖唐等都哼哼哈哈，东拉西扯，虚言应付。捧汪是孙中山的继承人、革命领袖，是真正的救国领袖，对他的统一要求则不明确回答，推说要看华北日军态度。
事后，一个在朱琛手下干事的东北老乡告诉我，朱琛、王克敏等背后议论说汪精卫是个很滑头的政客，摆他国民党###、孙中山弟子的资格，卖他国民党的膏药，野心不小可本钱太少，日本人绝不会把华北给他，他们绝不愿意统一在汪的政府。汪的手伸得太长了。
第三次见汪精卫是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时，我到南京任伪政府立法委员、法制委员。一次在汪公馆开茶话会，客厅很敞亮，沙发前摆满水果、点心。汪让我坐到他身边，说：“在上海、北平见面后印象很好，现在###搞和平运动正需要你这样真正懂法律的年轻专业人才，到立法院要努力工作，多帮陈先生（公博）把立法院搞好。”
第四次见汪精卫是1943年。此前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事前没通知汪，汪非常不快，感到日本人没把他放在眼里，表面上也宣布参战，但从此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情绪一直低落，但还是紧密“配合”。汪伪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搞清乡运动。这时汪伪政权的影响范围只有南京等几个大城市，城外都是游击队的天下（有我党的，也有国民党的）。汪伪搞清乡，搞治安肃正，实际是妄图肃清力量、影响越来越大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同时搜刮老百姓、掠夺粮食等战略物资，所以老百姓都把清乡叫“清箱”，清老百姓的箱子。汪自兼清乡委员会主任，实际工作主要靠李士群，让他当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江苏省主席，抓江苏的清乡。上海的清乡分会由陈公博管。上海保安司令部当时就挂两个牌子，兼管清乡。
有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汪精卫到上海视察“清乡”工作。由陈公博和当时已“投诚”的伪军头目孙良诚、张兰峰、吴化文、叶蓬等前呼后拥地陪同，一行人到了上海保安司令部。我当时兼保安司令部的军法处长，也陪同陈公博迎接。汪这次穿了一身崭新笔挺的呢子军装。他那个书生派头身板单薄好像架不起军装，走起路来轻飘飘的，样子很不带劲，很做作。我看他这样是学蒋介石，想通过清乡抓武装，扩充自己的实力。他在保安司令部坐定后，由参谋处长、封锁处长分别汇报，轮到我时，我汇报了一些禁烟、禁毒、禁赌的情况。然后汪发了一通指示，大意是要和友邦精诚合作，坚决和苏俄、英美斗争，坚决###，彻底剿灭共产党游击队。
第五次见汪是1944年5月间，陈公博让我和吕琪（司法处长）、日本人科长山本等4人去考察日本警政，同时代表他去东京看望在东京住院的汪。我们经山本联系，先在外间见到陈璧君，陈嘱咐我们不要多说话。我们进入病房，向汪鞠躬，问“汪先生好”，他点点头。汪面色不怎么好，可也非病入膏肓的样子，但过了不到半年他就死了。
我多次听汪身边的人说，也看到汪不抽烟，生活上相当严谨。汪伪圈子里的人都说汪有风流野性，但实际上风流不起来。因为陈璧君看管得非常严。她安排自己的三姑六姨和一群有亲戚关系的女孩子包围汪，除工作时间外整天和他说说笑笑，让他接触不到外边的女人。陈璧君对汪伪的什么事都干涉，她随时掌握汪的行踪，检查汪的警卫，因为汪曾遇刺，她是吓怕了。同时她也是在照顾的名义下全面干涉，汪心里明白，但说不出口，只能听之受之。
我感到汪活动的最大特点有两个：一是抓住国民党的旗帜不放，言必称国父，就是孙中山如何说的，好像他的一切行动都是照孙中山的意见办的，对于没有政治信仰、没有理论修养的人有一定诱惑力、欺骗性。二是###，他对中共及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最仇视。言谈间对蒋个人不攻击，说到蒋总是称蒋先生、蒋介石先生，最多是直呼其名，给人一种对蒋留有合作余地之感。
陈公博其人其事
我同陈公博接触最多，在汪伪圈里，人们传说陈有两大亲信，一是吕琪，一是我。
我同陈公博第一次个人接触是在1940年5月，我任南京伪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一次伪立法院长陈公博主持会议，一些伪立法委员就立法院的“立法程序”是否要“三读通过”发生了争议。我在国立北平法政大学（不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系统地学过法律，又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发言说明，立法院的一般条例不同于国家的法律，无需三读，那样太烦琐。陈公博学过哲学，爱好文学，但他法学是半瓶子醋。当即对我点头示意，带头鼓掌。第二天陈叫我去他办公室，称赞我是个法律专业人才，鼓励我今后要多负责任，多做工作。
我同陈公博关系密切的另一个原因是通过陈的贴身秘书莫国康。莫是陈公开的情妇。莫在上海有一套花园洋房，陈每星期都去。莫不漂亮，打扮也不妖娆，但长得小巧玲珑，有优雅风度。她是北###学院毕业，有政治野心，想借陈谋取更大权力，不是当花瓶的那种人，人称“莫委员”。她每天早上为陈公博安排一天的公务程序，但常常和陈在办公室一谈就是半个甚至一个小时，一些在汪伪政权有地位的人找陈也只好等。我对她就此提出：这样对和平事业、对陈先生都不好。她居然听了，还和我说她是有学问的人，愿意和我这样有学问的人常谈谈。莫还负责帮陈看各种报纸、杂志，每天归总一下定时向陈汇报。我又给她出了个主意，重要的应摘录整理，让秘书打字装订好呈陈，还便于长期保存，积累资料以备后用。她接受了，陈也欣赏。我则借此取得了不少情报。从此我和她经常同时同车来往于南京、上海之间。汪伪圈里不少人立即有所议论，说我同莫怎样怎样。但我同莫保持严格的同事关系。陈在一次同我谈工作时谈到莫，我说我同莫是同学，都在陈身边搞事业，情如兄弟姐妹。陈表示，我对部下的私生活从不干涉，你同莫委员的交往我非常了解、非常放心，但是人言可畏，还是注意为好。从此对我更加信任。
陈对人对事与汪不同。汪处处以领导自居，不太过问具体事。陈实干，凡事打破沙锅问到底；说干就干，忙起来，一干半夜，批文件很快，吸烟一支接一支不断。他对汪死心塌地，汪也把他当二把手，不是当一般下属。别人，包括周佛海也承认他二把手的地位。陈谈得最多的是“一定要在上海搞个廉洁政府，日本人现在都说蒋介石是贪污政府，我们一定要让日本人看清，我们不是蒋介石那一套”。当然他实际根本做不到。陈公博自己就用私人。他让莫国康的弟弟莫雅德担任清乡委员会的封锁管理处长，管禁运毒品，收税收粮，发了大财。他用盛宣怀的侄子人称盛老三的盛文颐，当上海禁烟局长，实际他成了鸦片专卖局长，发了大财，家里的鸟笼都是纯金的。我亲眼见过。
陈注重实干，每天早晨必去市政府，听各处处长、局长汇报，能定的事当场就决定，不拖泥带水。陈很注意拉拢文人。他让一个黄埔一期毕业的在伪实业部当专员，让他编了一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讲历史上英国、俄国侵华史，只字不提日本侵略中国的事。他让莫国康编了一本《陈公博文选》，30多万字，文章多半是关于上海建设的，莫国康拿纸型给我看过。汪伪下属的伪军头目，都去拜会陈，那些人愿意同他打交道。但不如同周佛海亲近，因周管发饷。同陈是政治上搞关系。像孙良城等就在饭店设盛宴，向陈汇报工作。席上有燕窝鱼翅，外国名酒应有尽有，上海大酒家、外滩大饭庄等都去过。陈还常去时任伪上海警察局副局长卢英家。卢英家在豫园附近，是个很大的兼具中西风格的大宅子，叫楚园。园子很大，有几十亩的草坪，栽满了名贵树木花卉。卢家还有中西厨子，随时可以开宴。还有一些十###岁的打扮漂亮的礼仪小姐，实际是一些妓女，端酒上菜，吹拉弹唱都行，客人看中哪个，就可以叫过来，搂搂抱抱随便。高兴了进个房间陪睡也随便。还有专门的抽大烟室。我就见到陈公博多次到卢家去抽大烟，与伪政府、伪军的头头谈话议事，联络感情。陈公博的私生活对部下不隐瞒，他多次对我说：“人的私欲不能放纵，但说人没私欲不可能。”陈公博多次说，他爱用北方人，北方人讲义气，豪爽；南方人计较太多，不好相处。上海伪政府中北方人占多数。
陈公博笼络部下出手大方。我这个级别和处长、局长，他都给7到10根金条，还有一套洋房（有使用权），再加一部小汽车。鼓励这些人生活上无后顾之忧，给他卖力效劳。部下出事他也敢承担责任。当时，北平日本当局要抓我，但上海日本人不让，说我地位高，没证据。他们就把我太太孙静云抓去问，企图审出口供再抓我。我立即报告陈，陈当着我的面大发雷霆，叫一个日本处长来说，这个不符合中日关系原则，你们抓我的高级工作人员的家属，又搜他的家，太过分了！我要求你们立即放人！结果我太太两个星期就回来了。
陈多次同我谈到同日本人打交道的感受。他从日本人那里回来后常常显出很不痛快的样子，多次说，与日本人上层打交道能讲通道理，比较顺利，但与日本在华人员事事难办，让他们真正了解上层的意思不容易。
1944年汪精卫死后，根据汪生前的遗嘱和日本军方意见，陈被推为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对我说，原来就预料到这事要推到我身上，现在看来不干又不行。实际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圈里的不少人都很消沉，陈也是。他多次对我说过：汪同日本秘密交涉伊始他就表示反对，汪离渝出走前他再次表示反对。但汪不听。汪出走到越南，他去了，参加起草艳电。但到了香港他就不想干了，不想再往前迈了，并劝汪也到此为止。到还都伪国民政府成立前，陈璧君找到他，流着眼泪让他出来帮汪，说不然权都让周佛海抓去了。陈说，他是感念汪的知遇之恩，势成骑虎，只能干到底了。陈的这些话围绕一个意思，他本不想当汉奸，是因为追随汪才落水的。
这个时期他的大烟抽得越来越多，气色也不好，脸色又黄又黑。但他并不是消极等待日本垮台，而是企图通过代主席的地位，把汪伪各种力量，特别是伪军统一起来，由自己掌握，以便在同重庆谈判时有本钱，努力做出一副满怀信心、龙行虎步、大步流星的样子。还与华北的齐燮元等人也联系过，但最后效果不大。因为这时汪伪圈里弥漫着树倒猢狲散的失败预感，都在各自通过多种渠道直接与重庆国民党拉关系、找后路，对陈只是虚与周旋，实际是不买他的账。陈这时也在到处与重庆国民党方面拉钩，但蒋介石不太理他，他的关系没周佛海硬。
陈的夫人李励庄受过大学教育，不干涉陈的政事。她鹅蛋脸，皮肤白皙，不秀丽也不难看，身体微胖，很稳重，不多说话，与长期居家的陈的姘妇何大小姐关系挺好。
陈有一个儿子叫陈干，陈被处决时已十###岁，人很老实、安静。国民党###何世祯向蒋介石要了一笔钱，说明不算抚恤，算照顾，资助陈干去了美国。
关于周佛海
我认识周佛海是在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但没有个别接触谈过话。与周佛海接触较多的是在陈公博接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周佛海接任伪上海市长后。我第一次去他家，印象是他家吵吵闹闹的，一进门听到他家有人正拉京胡，才知道他喜欢京戏，但没听他唱过。到客厅坐在他面前，看得出他抽大烟很多，比陈公博还厉害，脸色黑糊糊的，很暗，无一点血色，说起话来有气无力，像是大病未愈的样子。他对我很客气，说早就对我有很深的印象，要我给他多帮忙，有空多上他这儿来坐坐谈谈。我一一从容应对，但我的心里很紧张，很怕被他看出破绽。每次见他说什么，怎么说，他问什么，我怎么答，都反反复复考虑过，与我见汪精卫、陈公博时感觉不同。因为他是搞特工的，76号特工总部、伪税警团都是他抓的。我总觉得他有很阴险的一面，随时随地在算计人，像个职业刽子手，看人总是看脖子，看怎么下刀砍起来方便。
这时德意日轴心集团败局已定，日本也快垮了。从后来发表的日记看，周心里也惶惶然如丧家犬，但当时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来，他谈起时局来充满信心，隐隐约约给人一种印象，他早已与重庆当局勾结好，将来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他说：既然让他负责，他就要实行他的主张。他还说以往国民党在京沪没干什么好事，吏治不好，社会秩序不好，作风不好，不得民心，他在沦陷区就要做好事。他还谈到自己的部下，谁好，谁不好；他特别称赞当时任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兼上海警察局局长的罗君强忠心耿耿，意思是让人都像罗君强那样绝对忠于他。
周佛海这时绝对揽权，他主持伪行政院，亲自抓财政部、中央储备银行、经济委员会，当上海市长还兼保安司令，直接控制伪税警团、上海市保安队与警察、伪军第十二军及浙江保安队等武装力量，显然，他把这些都当作向蒋介石邀功的筹码，想稳住局面，把上海、南京完整地交给蒋，立上一功。
周佛海喜欢用南方人，虽然他没有公开说，这是他用行动表示与蒋介石保持联系。像在上海伪警察局当科长的彭寿、程克强等都是人所共知重庆的人，都是南方人。他给他们安排了住房、办公室，还设立电话专与重庆联络，他们昂然出入伪政府各部门。
后来几次见周佛海，汇报工作后，周佛海讲，他搞和平运动，跟汪精卫干是经陈布雷同意的。他说他是根据汪的意图，在同日本人的多次谈判中力争，才争取到还都、建国的一些条件。常常是汪精卫已经泄气了，他还在积极争取。他还说，汪精卫用他，但还用得不够，如果全照他的主张办，和平运动可能发挥的缓冲作用更大一些，更能减少中日冲突，减少给中国造成的损失。
周佛海生活很腐化，特别好色。他与上海的一个女作家有关系，还有一个唱花旦绰号“小玲珑”的年轻女戏子，还有其他的。他老婆杨淑慧以前对他有恩，对他管得很严，但管不住他。汪伪圈里常常有花边新闻。
周佛海很爱记日记，他对我说过，他每天再忙也要写日记。实在不能记，以后也要补上。以后他死了，可从日记了解他的真实情况。他说他对得起任何人，此心可鉴天日。
周佛海的长子叫周幼海，是杨淑慧生的。周幼海与周佛海的矛盾先由家庭引起，就是他站在母亲一边，反对周佛海在外胡搞。逐渐分歧扩大到政治上。周幼海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受张执一领导，与周佛海分道扬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周佛海毫无办法。
被虱子吞噬的女人
吴小东
谁能想到，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中心不是写作，不是研究，不是游历，而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
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似乎是夸张，因为这样算下来，张爱玲搬家次数达180多次，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张爱玲给文学史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说法更吓人：“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可以确信，晚年张爱玲即使不是每天都搬家，其搬家频率之高也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张爱玲如此频繁地搬家，仅仅是为了“躲虫子”——一种她认为来自南美、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栖身处发现跳蚤就马上离开。1991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强迫症，一种病态。
17岁时，张爱玲就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想来令人恐怖，不幸的是一语成谶。张爱玲的一生，正是与“虱子”战斗的一生。
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灵魂中蛰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明知范柳原不会把她当作唯一的爱，但为了嫁个体面的富家子弟，不得不拿残余的青春作最后一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无爱无性的婚姻中消磨了一生，导致心理变态，以摧残儿女的幸福为乐事……贪欲使她们没有勇气和力量清除内心的“虱子”，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张爱玲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家与作品人物的关系有两种：同构或超越。张爱玲属于前一种。她本人和她笔下的人物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她内心深处情与物、灵与肉的挣扎，比她笔下的人物还要剧烈和悲惨。
张爱玲有一句坦率得近乎“无耻”的名言：“出名要趁早。”那是1944年，有人劝她不要在当时上海一些与日军和汪伪政权有染的刊物发表小说，她的回答是：“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1944年是什么年头？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蜗居于西南，有的做学术积累，有的投身抗战宣传，有的默默写作，连张爱玲所崇拜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也寄寓重庆，在作品中显示出抗战倾向。与张爱玲同样身陷“孤岛”的钱钟书开始写《围城》，但“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直到1947年《围城》才出版。而张爱玲却迫不及待地要“出名”，而且理直气壮，洋洋自得。
张爱玲从小就要“做一个特别的人”，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外曾祖父则是名满天下的清朝名臣李鸿章。
然而人生是诡谲的，一个人太想得到一样东西，上天倒不一定让他得到。张爱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政权易手，上海文坛的“传奇”时代结束。3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后者张爱玲本人也承认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写的，连“故事大纲”都被拟定，写作时还有他人参与。这样粗糙的文字，难道是由张爱玲那只高贵得几乎不染纤尘的手写出来的吗？
《秧歌》和《赤地之恋》出版不久，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很快与一个叫赖雅的比她大29岁的美国剧作家订婚。而赖雅却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的坏话，捷克共产党领袖是他的好友。有人会说，婚恋是婚恋，写作是写作，但联系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张爱玲的人格和写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共产党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都与她无关，她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既然发表作品可以乘机出名，那就快快发吧，哪怕发表的地方不那么干净；既然写###小说可以赚钱，那就写吧，反正天高皇帝远，共产党也管不到这里；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又那么有号召力，人也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年龄大点有什么关系？此后，在生活的压力下，张爱玲还在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中共术语研究，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当年中共言论中的新名词，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一边是《红楼梦魇》，一边是中共术语，也许只有张爱玲才能在生命中书写出这样的“传奇”。
有人说张爱玲毕竟是女人，不懂政治，没有政治敏感，但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上海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通报上列出张爱玲的名字，她马上表明了拒绝的态度。
一个人迫不得已时可能会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但到了张爱玲这个地步，也真够可怜的了。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不用说是一场孽缘。胡兰成是够下作的了，与张爱玲结婚不到半年，就在武汉与一个姓周的护士如胶似漆；当张爱玲追到温州质问，他又已经与一个叫范秀美的当地女子同居。人们常怪胡兰成给张爱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问题是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上了胡兰成？
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原则是能出人头地，尽享浮生的繁华与荣耀，只不过胡兰成确实更下贱一些。
在美国，最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20世纪40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没有原则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十分主动，其实是被动的，路越走越窄，人生越来越暗淡。胡兰成、张爱玲都是如此。而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颗博大的心灵和日益坚实的信仰体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