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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化课“吃大菜”及其他 19世纪后半叶的上海，是中国变化最快的城市，这变化，多半来自于西方人对中国经济地理看法的改变，和太平天国在长江三角洲的闹腾。打了鸦片战争，占了香港，并且坚持要进广州城的英国人，后来发现真正能扼住中国脖子、获得最大利益的地方，其实是位于长江三角洲中心的小县城上海。他们发现并开始经营上海的时候，运气非常好的是正好赶上了太平军进军苏南和浙北。在上海的西方人虽然当时还不够多，但却成功地将太平军挡在了城外，使得遭受太平军扫荡的江南富户，有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中国最富裕地方的最富裕的一群人，涌入上海，托庇于西方人的门下，不仅使西方在上海本来没有根基的租界就此壮大起来，而且给了西方在上海的存在以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租界是当时中国的一种“特区”，中国的富人，当他们从逃难的惊魂中醒过来时，发现这块土地其实是块最适宜养生金蛋鸡的所在。于是，大规模的经营活动开始了，租界从此财源滚滚。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实际上是借助于中国人和他们的资金，在上海建筑了自己的殖民事业。如果西方不是恰好在关键的时刻选择了关键的地方，这种便宜事，也许未必会有（中国其他地方的租界，没有一个能抵得上上海的）。 上海租界虽然让西方人获利最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租界的中国人养活了租界，但他们连一丁点权力都没有），但它的存在，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意义，还是非常的巨大，这从一点小事上就可以看出。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凡是到上海的人，有两件事是他们必做的，一是吃大菜，二是坐马车。大菜就是西餐，马车是西式的四轮马车。如果到了上海而没有尝试过这两样东西，就等于白去了，会被人笑话老土。当时上海西餐的一餐值费，比中餐的鱼翅席尚要贵上数倍，而且吃了之后，几乎人人都会叫苦，说是难以下咽，味同嚼蜡，但来上海的人，依然前赴后继，竞相把钱扔在西餐馆里。当时人们对此的说法是：中餐吃个味，西餐吃个派。 无论从形式到内容，西餐何“大”之有？又何“派”之有？即使饮食专家，恐怕也找不出来。事实上，这种“大”和“派”，背后是人们对西方的崇拜。19世纪60年代，是中国人折服于西方的年代，这种折服，也许在北方和内地，尽管洋人占了北京，烧了圆明园，还多少有点心气难平，但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则表现得相当彻底。《点石斋画报》以吴友如为首的画匠们，比着租界的洋楼、洋人和洋玩意，把传闻中的西方介绍给中国人，一时洛阳纸贵。只要听说是来自于西方的东西，不管是多么离奇，大家总是在啧啧称奇之余按捺不住艳羡。洋，不仅意味着大、新，而且还意味着好。那时的上海，是中国人看西方的窗口，吃大菜、坐马车（后来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坐吴淞铁路的小火车），就意味着爬上窗台往外看了一眼。当然，看的多了，模仿加掺和也就出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文化——海派文化冒头了，它意味着创新，也意味模仿；意味着时髦，也意味着乱来；意味着西化，也意味着洋泾浜。总之，近代中国的进步，总免不了跟上海有关，晚清的混乱，也能在上海找到根源。 自从西方人选定了上海，自从西餐变成了“大菜”，中国就不一样了。

历史的进化课看杀名人 一个人要能吸引众人来看，在现在的社会，一个必要的前提是他（或者她）必须足够地有名，而且是要能吸引大众眼球的那种名。记得若干年前，有好事者把一哲学家和一群歌星影星装到一个游船上，沿着长江巡游，所到之所，众星被热烈追捧，哲学家只好坐冷板凳，尴尬了一路。看名人，而且还要看真人。现代社会，传媒发达，一个娱界明星，照片、影带、碟片无数，连穷乡僻壤也不难找到他们的形象，可是，大家仍然喜欢追踪这些人的行踪，只要他们在什么地方出现，都会引起一阵不小的骚乱。这种毛病，用相声演员牛群的话来说，是要看活的。 古代社会没有今天所谓的传媒，想要看一个人，除了画画之外，只好看活的。不过，那个时候好像大家喜欢看的，往往是美女和美男，跟名气关系不大。西晋时的著名美男潘岳（即后世所谓的潘安）出行，必有大批女人围观，摸索追吻，无所不为，就跟韩日世界杯期间，贝克汉姆在日本的遭遇一样。一次，他去看著名诗人左思，当地的女人们，也如法炮制了一回，让左思好生羡慕。左思虽然诗才独步，但相貌却不怎么样，可诗人总免不了有点自负，他认为潘岳的女人缘，不是由于人家的相貌，而是潘的打扮和表现。于是，他也按照潘的装束，乘坐潘的车，甚至按照潘的姿势挥手，招招摇摇就出来了。结果，原本意气飞扬的诗人，遭到了女人唾沫、土块（还好没有臭鸡蛋）加奚落臭骂的迎接，灰头土脸地落荒而返。美男如此，美女的待遇也是一样，西施出行，必有大批追随者随行，之东，则西巷为之空，之西，则东巷为之空。从东施效颦这个典故看，追随者中不仅有男，还有女（今天也是如此，女明星的追捧者中，男女一样多）。 然而，看名人也存在着安全问题（最令警察头痛），不仅看客自相践踏，容易出人命，就是被看的名人，也有风险。西方的女影星遭到追星者绑架、甚至刺杀的消息，已经不算新闻了。英国前王妃戴安娜的死亡，跟狗仔队的追踪有着直接的关系，属于一个跟“看”有关的名人伤亡案件。前些天法国著名影星苏菲·玛索来中国，为了防范众人“看”的过激，接待方准备了60个保镖护驾，可是，现场激动的看客依然会不顾一切地扑上去，能摸（包括抓）就摸一把。当然，古人也是人，这种事情古代也有。跟潘岳同时代的卫ND325，也是出名的美男子，晋室南渡，卫ND325也到了南方。江南的女人们，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美男，未免过分激动，在大热天里，活活把个卫美男像看熊猫似的围观了大半天，至于身体接触，当然也在所难免。可悲的是卫ND325身体一向不好，经过这么一“看”，回去就大病一场，死了。当时就传出一个典故，叫做：“看杀卫ND325”。 看名人以至于看杀，是名人和大众付出的代价。任何人，只要变成大众眼里的名人，那么，他（她）的一切，特别是他的身体，就已经不属于他了，已经成了大众娱乐的一部分，必须为大众的狂欢做点贡献。古今中外都一样，公众的东西容易损坏。在这方面，古代的美女美男们肯定要比今天的明星悲惨，今天的明星被看，标志着巨大的票房，也就是个人的收益，而古人，除了让人嚼舌头，个别美男多几个投怀送抱者之外（今人这方面收获更多），什么好处也没有。

历史的进化课茶壶茶杯和牙刷 辜鸿铭有句名言，男人和女人，就像茶壶和茶杯，一个茶壶可以有几个茶杯，一个茶杯不能有几个茶壶。意思是说，男人纳妾，享齐人之福，是天经地义的。辜鸿铭“学在西洋”，是西方文化熏出来的人，西方文化的要点之一，就是一夫一妻制，比照亚当夏娃，严格执行。即使贵为国王，也得遵行不二，拈花惹草偷腥可以，但跟中国皇帝一样三宫六院的，则不行。西方世界千余年来，除了极少数的化外之地存在个别的例外，比如美国的摩门教，还真是一体遵行。可是，为什么偏偏一肚子洋墨水，中国字都写不好的辜老先生回到中国，在欧风劲吹的当口，硬是公开鼓吹纳妾？到底是跟他的保皇政见一样，不过是借题反潮流，还是为了使他那“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的豪言壮语名副其实（他纳了一个日本的妾）？现在委实是弄不太明白了，但我估计跟这两条都有点关系。 辜鸿铭说了这句很是冒犯时髦女士的话，摇着脑袋后面小得不能再小的小辫子，依旧我行我素去了，根本不理会背后先进的男女们的叫骂。这些人叫骂得越凶，他老人家越是高兴。不过，先进的人们在批判的同时，往往在私下里不得不承认这句名言比喻的高明（尤其是男士），时间一长，大家未免有点中毒。大诗人徐志摩追上美女陆小曼，尽管有许多曲折和不快（尤其是对于小曼的原配王赓而言），毕竟是一段文人佳话。徐志摩圈子里的人，多半还是替他高兴。当时很有名的画家，也是徐志摩好友的邵洵美，特地为他们画了一幅画：一个茶壶，一个茶杯。题曰：志摩是茶壶，小曼是茶杯。大大地幽了好朋友一默。 小曼笑纳了邵洵美的礼物，但却发表了自己关于男女问题的见解，她说，男人和女人，不应该是茶壶和茶杯，而应该是口腔和牙刷，每个人应该有自己专用的牙刷。 陆小曼顺应时代的潮流，维护了女人的权利，其比喻可以跟辜老先生媲美，不愧为一代美女加才女。只是她在日后的实践中，却只顾了女权而忽视了男权，虽然有客观原因，毕竟寻下了情人，并且开支巨大，让丈夫在徒呼奈何的同时，还要两地奔波讲课挣钱，最后年纪轻轻就死于非命，让喜爱他诗歌的人，少了不少享受和激动。 自古以来，男女之事，神鬼难言之，说不清道不白的。时间一晃，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可是不仅纳妾的依然我故（据女士们说，现在的包二奶，还不如纳妾，因为没有名分，男人也不太负责），婚姻关系中，乱用牙刷的事情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造成了眼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性和婚姻关系的紊乱，大大超过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美国。是好事还是坏事，说不清，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的观念有点乱了，实在不知道是该守旧还是应该迎新，抱着茶壶还是拿稳了牙刷。

历史的进化课关公、汉室与火羊阵 已经有些年了，历史学家总是忧心忡忡，说是历史被写小说编本子的弄坏了，很是担心以后的人们，可能会按照这些弄文学的人所说的理解历史。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自从宋朝说话人（说书）讲史以来，从来历史的叙述，都敌不过文学的夸张，普通人记忆中的历史，不可能是史家的历史。只是这种文学性的历史，时不时地会借某些人的身段，冒出来，在后来的历史中留下痕迹。 闹义和团的时候，团民围攻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这时冒出来一个和尚，涂红了脸，手里捧着一本《春秋》，按青龙偃月刀，骑着马来到阵前，团民们声势大振，说是关公再世，洋人的末日到了。大家拥着再世的关公，一起上前，只听一声枪响，“关公”坠落马下，大家一哄而散，直到八国联军进城，小小的西什库教堂巍然不动。 辛亥年十月，云南新军起义前夕，蔡锷、唐继尧等人在刘存厚家，刘摒去妻子，大家歃血为盟，书“同心协力，恢复汉室，有逾此盟，天人共殛”16个字，火化调于酒中，滴上各自的血，一起喝掉。当时鼓吹排满的人，要光大汉之天声，恢复汉家衣冠，倒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恢复“汉室”是什么意思呢？在汉语里，“汉室”的意指是固定的，无非是刘家的朝廷。大概事情紧急，这些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武人，一时以为自己是奉了衣带诏的刘备、马腾和董承了。 最富创意的是冯玉祥的部下张之江，1925年他跟奉系李景林部在天津附近开战，张之江攻，李景林守，双方僵持不下。张之江想起了《东周列国志》上田单的火牛阵，打算如法炮制，可是急切之间，找不到那么多牛，京津附近，羊倒有的是。于是，张将军临时修正了古人，改打火羊阵——抓羊、买羊，在羊尾巴上浇上煤油，羊角上束好火把，拉到阵前，一齐放出去。没想到，被弄得疯掉的羊并不听从指挥向前冲，而是四面八方乱跑。火羊阵没有改变双方的阵地格局，不过，其结局，两边阵地上的士兵倒很满意，因为他们都在忙着大嚼其羊肉。 跟义和团运动期间，北方遍地的拳坛上，一“上法”（进入某种状态）就宣称自己是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相比，跟成千上万唱着“三国战将勇，要属赵子龙”走向战场的军阀士兵相比，上面提到的事情算不得什么，不过是些小说观念改变世界的小案例。但是这些告诉我们，不真实的历史，也许比史家叙述的比较真实的历史，更能创造新的历史。因为它有更多人乐意相信，也有更多的人乐意模仿，历史也许从来就是这样将错就错地演进着。跟上述故事类似，比如辫帅张勋，对关羽崇拜到了骨头里，他不知道《三国演义》里关羽所谓的忠臣不事二主，降汉不降曹的鬼话，都是罗贯中编出来的。当然，如果张勋仅仅止于崇拜，跟历史的变化关系不大，可是他在清亡后还抱着清室的大腿不放，上演了一场清室复辟的闹剧，让后世的历史学家不得不记上他一笔。从某种意义上，小说的历史虚构，就有了真实的历史意义，参与创建了一段真实的历史。

历史的进化课有关人头像章的一点考据 中国一度有过纪念章的盛世，在那个盛世，伟大领袖的像章，成了一道中国特色的风景，除了特别的穷乡僻壤，谁家没几个乃至上百个像章呢？记得那个年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们，经常被人挂满了像章，有时甚至几层。——在衣服上挂上布片，再往上别像章。有的像章有脸盆大，有的是金子或者稀有金属做的。至于把像章生生别在肉上，弄得鲜血淋漓，也不算是什么稀罕事。 劳动佛祖，让他来为自家护身保驾，挂个佛像在胸前或者腰间，这是国人古已有之的老习惯。这些佛像如果是金属做的，而且又足够的扁平，也就跟像章相差无几了。不过，为世俗世界的人做纪念章的事，还是一种舶来货，是洋人先弄起来的，中国人后来一直在学。清朝覆灭之后，别的现代化好像没什么起色，但在这方面，倒是进步神速；在山西和江西的旧货摊上，我淘到过孙文、袁世凯、黎元洪、蒋介石，甚至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的像章，都蛮精致的，个个人头硕大，端庄可敬。但是翻遍历史并名人日记和回忆，却没有人人戴像章的记录，甚至军政人士好像也没什么人佩戴这种看起来很美观的东西。如果非要佩戴点什么的话，大家显然对勋章更感兴趣，在老照片上，顶多能看到人们挂上若干或者若干排勋章的形象。 显然，这些曾经威风过的伟人（用广东话来说叫猛人），不是自身个人魅力不够，就是手下抬轿子的人太蠢，造出了像章，却没有办法或者干脆没有想到让大家都佩戴。袁世凯手下的梁士诒等人，想出了组织妓女和乞丐请愿团拥护老袁当皇帝的招数，大太子袁克定甚至连报纸都伪造出来，以示舆论一致，居然就是没想到让老百姓人人都戴有袁头的纪念章（哪怕让军政人员戴也行啊）。如果人人胸前都佩戴老袁的像章，别说做皇帝，就是直接做神仙，都准保没人敢反对，蔡锷之辈就是想捣乱，也没有人会响应。 不过，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上面提到过的大人物这样蠢，造出像章只拿它做纪念品，不充分发挥其政治效用。有两个不大的军阀，造了有自己头像的纪念章，然后强令自己的部下，每人一个，佩戴在胸前，如果有人不遵，军法处治。这两个人，一个在胶东，叫刘珍年，一个在关中，叫管金聚。 相比较起来，刘珍年推行个人崇拜的力度要大一点，不仅发像章，据说还编了自己的语录，发给手下的军政人员，人手一册，某些警句据说也是要求背诵的。可惜的是，现在刘珍年语录已经找不到了，我搜寻多年都没有结果。如果有一天刘语录能出土问世，肯定是件让收藏旧文物的人们高兴的事情。 更可惜的是，刘、管两位的队伍毕竟太小，不过几万人枪，崇拜所形成的战斗力又不足够大，所以没有显示出像章本身所应该具有的巨大精神威力，先后都让更大的军阀吃掉了。管金聚的遭遇更具戏剧性，打败了仗，本来他是可以化装逃走的，可是，即使变了装，他的士兵人人胸前都有他的像章，等于到处张贴了通缉令。——于是管大人没有跑成，落到了对手手里，而对手又是个六亲不认的家伙，结果管大人胸前吃了花生米，翘辫子了。 时间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了，没有人为我们的刘大人和管大人总结过经验教训，为什么他们的个人崇拜不够有威力。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二人开创了利用像章推行个人崇拜的先河，拥有货真价实的首创性。仅凭这一点，他们就有资格在历史上留下名字，因为这两个小老鼠，后来居然拖出了那么大的木锨。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发生过很多事情，有伦理革命、思想解放，还有科玄论战、教育救国、乡村建设。可是，当时发生的并不仅仅是这些事情，不仅大学生和教授在忙活，很多让后来的人们看起来很不怎么样的人，也在忙。对历史发生作用，甚至影响到后人行为的，其实并不都是那些很光鲜的思想和行为，思想家和先进时髦的学生在创造历史，军阀、马贼们也在创造历史。有讲唯物论的就有装神弄鬼的，有拜佛传戒的就有用水龙头给部队洗礼的，有主张教育救国的就有扶乩打卦的，比较起来，利用像章搞个人崇拜，还多少有点创造性。只不过，大家乱忙一场，流芳百世也罢，遗臭万年也罢，究竟哪个影响更大，还真说不清。

历史的进化课有关名人和辫子的故事 由于近些年清宫戏的流行，估计全国的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清朝的男人是要留辫子的了。在美国，很有些人到现在还以为中国男人脑后有辫子，因为国人给他们最早的印象就是如此，祖祖辈辈传下来，形成刻板印象了。其实，当年中国男人的辫子，之所以最终被剪了下来，主要是这些西方人外加东方的日本人闹的。首先是西洋人少见多怪，心怀种族歧视之见，说国人的辫子pigtail（猪尾巴），后来一心要脱亚入欧的日本人也跟着起哄，猪尾巴长猪尾巴短地叫，日本小孩还成群结队地跟在清国留学生的后面，一边嚷着，一边伸着手，试图揪一下。清朝最后的十几年，国人到日本留学的最多，慢慢地对这种起哄招架不了，有些人在境外某些势力的策动下，居然想起了原来这辫子其实是满族人逼我们留的。一来二去，明末清初的笔记，《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什么的都出来了，大家一看，原来我们的祖先，为了脑后的这根辫子，死了那么多人。辫子，不仅给了洋人骂自家的由头，还是奴隶的标志。 大家想通了之后，有勇敢的人就把辫子铰了，不长不短的头发，披散在脑后，前面还因为经常剃的缘故是光光的，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一种发式。不过这样一来，中国使馆的留学监督不干了，总是找这些人的麻烦。因为留学生中很多是公费，即使不是公费，父母家人也在国内，虽然那个时候朝廷在搞新政，整个社会，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人心不稳，控制也不那么严了，但如果真要较真，追究起来，总是有点不妥。于是，没了辫子的诸公就亟思有所反制。经过侦查，他们发现监督大人姚某，跟某女留学生关系暧昧，于是决定设伏捉奸。俗语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只要惦记着，总能找到机会下手。某天，机会终于来了，姚某被抓了个“现行”，三个好汉一拥而上，邹容抱腰，张继捧头，陈独秀挥剪，只听咔嚓一声，监督大人的辫子就被剪了下来。结果姚监督丢了官，而三位好汉也不能再继续求学，自然也就逼上梁山，做了大名鼎鼎的革命党。 打这以后，继任的留学监督再也不敢为难留学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留学生们也就日益胆大妄为，不再把辫子塞在帽子里，隆起一座富士山，纷纷剪下辫子跟日本下女换酒喝了。风气所及，连满族学生也受影响，不过，这帮八旗子弟多半未必真的下手，倒是将剪辫变成一种跟家里人要钱的手段。端方的儿子也留学日本，到日本没几天，就把带来的学费、生活费连同回去的旅费统统花了个精光，然后问老子要钱。老子闻后大怒，不给。儿子又来一信：再不给钱就剪辫子换钱！端方虽是满人官僚里的开明派，但满人剪辫子毕竟不成话，于是赶紧给儿子汇去一千大洋。 当年留学日本的人，绝大多数去得快，回来得也快。因为一来国人真正肯下功夫的少，二来日本人也比较会糊弄中国人，大批地办速成学校，一年甚至半年就打发中国人学成回国。回国的留学生有的虽然连正经日语都不会说，只跟下女学会了几句戏谑的话，但却大批地担任国内新学堂的教师。这样一来，剪辫子的“不良风气”就传给了国内的学生。为了防止境外反动思潮的侵蚀，清朝的地方官采取了许多紧急措施，最主要的就是规定学堂的教员不能没有辫子。可是，如果这条规定严格执行起来，那么学堂就有办不下去的危险，因为留学生没有几个有辫子的。没有办法，只好变通，允许“海归”们弄条假辫子挂上充数，结果国内一时间假发店大发市利，生意奇好。鲁迅回国的时候，也买了一条假辫子，可是那些冬烘的先生，偏要像苍蝇见了血似的盯在后面品来品去，研究辫子的真伪，逼得鲁迅一怒之下干脆扔了假辫子，就光着脑袋走来走去。——学校居然也没有辞退他。其他回国的“海归”，装假辫子的经历大抵差不多，都先后被过于苛求的赵老太爷们逼上了梁山，最后大家索性不要辫子了。 当然，事情也没有那么绝对，海归们也有自愿挂假辫子的时候——那是朝廷授予他们洋进士、洋举人的时候。晚清新政曾经弄过某种中西合璧的玩意，给留学回国、学而有成的海归们授科举的头衔。举行一个小小的考试，按成绩，也按留学生在国外拿的学位，学工的授工科进士和举人，学农的授农科进士和举人，学军事的，就授兵科进士和举人，当然，如果是学牙医的，就授牙科进士和举人。我们很多近代的大名人，像严复、李四光、蔡锷、唐继尧、吴禄贞、蒋方震，都得过这种科名。虽然那时候很多时髦的人都在骂科举，但真要是头上落个进士举人的头衔，谁都不会拒绝。——毕竟，那东西我们祖祖辈辈为之奋斗了那么多年。 再后来，革命了。革命党只要起义成功，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剪辫子。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凡是不肯剪辫子的人，不予公民权。更多的时候，革命党人是靠武力强迫，抓住有辫子的，按倒就剪。害得农民不敢进城，街上流行戴尖的高帽子，当年见于日本的“富士山”转移到了中国。但是一门心思革命的人很不理解，为什么国人对自己奴隶的标志这么看重？一个很有革命思想的军官冯玉祥，下令他的部下士兵统统剪掉辫子，他亲自带人手持驳壳枪监督，士兵们哭得呼天抢地，纷纷把剪下来的辫子珍重地包好藏起来。冯很愤怒，也很无奈。可是，过了不久，当冯玉祥也变成了一方军阀，他招兵的时候，定下一个关键的条件就是，没有辫子的不要。——有辫子的农民，才是真正的老实人，招来当兵——塌实。 再到后来的后来，国人的辫子逐渐地没了，毕竟乡下人敌不过城里人。在乡下向城里看齐的过程中，随着风习的改变，九斤老太和赵老太爷都渐渐地没了市场，被城里人强行剪掉辫子的农民，安然无恙的日子一长，大家突然发现，原来没有辫子也是可以活的，而且活得很方便。可是，辫子没有了，神还在。这是冯骥才小说《神鞭》里说的，小说主人公傻二原来有一手甩辫子的“神功”，参加义和团，辫子被洋人的洋枪洋炮打没了，但练了洋枪，一样神乎其技，百发百中。此话，从另一个角度讲似乎更对——辫子没了，奴性还在，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甚至还会变本加厉。上层的人，讲“政治贞操”（注意：讲的都是大男人），下层的人，矮着身子狂呼万岁。 其实，个中的道理是常识：奴性之有无，是脑袋里面的事情，跟脑袋上的头发无关。

历史的进化课卧辙代表 在清代，地方官离任的时候，这个地方的绅商都得表示一点挽留的意思。比较通行的方式是送“万民伞”，意思是这个父母官，像伞一样遮蔽着一方的老百姓，送的伞越多，表示这个官越有面子。当然，有时候也会有更热烈的表示，那就是当官上路的时候，组织一群人拦车或者拦轿，虽然最后人总是要离开的，但那场面还真有点感人。 当然，这种事，有真的。不过，如果在这个官被撤职或者降职的时候，当地还有人送伞，甚至拦轿，说明这个官绝对是个清官或者好官，而且当地人同时又有情有义。可惜的是，在多数情况下，所谓万民伞之类，多半是当事人自己操办出来的。当地人看在离任官员即将升官的面子上，一般都不拂其意，怎么也要表示一下，不过如果需要大力度的表现，比如组织拦轿拦车什么的，那就需要离任者出点血了。某些官声不佳的人，连一般的万民伞都得出点血，否则没有人乐意操这个心。当然，也有官声不好，不肯出血，却非要伞不可的，那就是放赖不肯办交待，逼接任者为他张罗。 进入民国以后，地方掌权的人，逐渐换了军人，军人的脸皮比较厚，横征暴敛，营私舞弊，做事情不在乎人家怎么说。很多地方，1920年代的田赋已经征到了2020年代，小老婆讨了N个。不过，军阀也有好面子的，如果有机会换个地方当头，也有人热衷搞一点万民伞之类的噱头。1917年，冯国璋以副总统继任总统，必须离开南京，于是把他的亲信江西督军李纯调到南京，做江苏督军。李督军在历史上，没有多少声响，除了“二次革命”时打过国民党之外，似乎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只是有点好面子，讲虚荣（否则大概后来不会自杀），从江西调到江苏，等于升值，走的时候，总要风光一些。于是在他的安排下，江西的绅商一如前清时节，送万民伞，发电报挽留，沿大街安排商家预备送别席，而且还推举了一个老绅士做“卧辙代表”，意思是在李督军上路的时候要躺在车前拦驾。只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轮船，从南昌到南京一般是坐轮船的，不知道到时候是否把老绅士丢到江里去。当然，所有的这一切，都有代价，就是说，由李督军买单的。 比起依权仗势，以强力胁迫老百姓对其表示欢迎或者挽留的，这种花钱买感情的方式，其实还算是温和的，温和虽是温和，却多了几分肉麻。只是拿肉麻当有趣，从来都是政界人士的特殊爱好，这一点古今大同小异。一位现任的地方官说过，现在选拔干部，得有一部分能干事的，有一部分老实听话的，还得有一部分拍马屁的。他强调说，如果没有拍马屁的，咱们当官图个啥？其实，这些人明知道拍马屁的说的不是真话，跟他也没有真感情，但就是要听他们的好听的，一天不听，就浑身难受，不用说，这是种瘾。我们知道，在实际的生活中，拍马屁的诸公，不仅说好话，灌迷汤，而且会组织人员装出灿烂的笑容，欢迎或者挽留，如果必要，卧辙代表或者卧辙群众都会有的。跟过去不一样的是，今天的万民伞、送行宴或者代表什么的，所有的花费都可以堂堂正正地由公家报销。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直接由纳税人买单，而且组织活动的人，还可以在年终的时候，把这些活动算作政绩。 谁说中国人没有进步？呸！那是万恶的旧社会。

历史的进化课“义和团药方”为何再现江湖 出一趟差回来，发现北京的非典型性肺炎已经闹大发了。商店里的口罩脱销，都扣在了行人的嘴上，消毒液也脱销了，都洒在或者正洒在各色房间的空地上。更有意思的是，虽然致病的病毒还没有最后查清，但防治这种病的中药药剂却冒出来一堆，有中国的也有韩国的。民间的验方也层出不穷，跟小道消息一并，在底下到处传。其中有一位好心人特意打电话相告，他刚刚获得的一份珍贵的防治“非典”的验方，方子念完，电话这边的我不禁哑然失笑，我告诉他，这是当年义和团的药方。 放下电话，怕记忆有误，找出史料查了一下，果不其然，那位好心的朋友告诉我的验方，就是一百多年前，流行的义和团揭贴上附着的防治洋人下毒的药方： 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用水煎服即愈。 在现在人的眼里，上个世纪之交是中国人跟外国人过不去的年代，包着头巾挥舞着大刀的义和团，自我感觉有刀枪不入的法术，老是冲着洋人以及信基督教的人们砍砍杀杀，好像很激昂，也很神气。其实，那也是个恐慌的岁月，人们，包括义和团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什么，洋人在井里下毒，就是其一。据说，人们喝了下过毒的水，会出现瘟疫，让中国人都死光光。这种恐慌还不是最恐怖的，人们还传说洋人诱人入教，女的奸淫，男的鸡奸，死后挖出眼睛做成药水，据说可以点铅成银。不仅如此，洋人传教士和修女还拐骗儿童，挖出心肝来做药。自打西方撞开大门进来，基督教各派在中国城乡的传播成了气候，类似的传说就在不胫而走，只要谁家走失了孩子，什么地方闹起了瘟疫，如果当地恰好有洋人或者洋教的话，那么针对洋人的恐慌就会闹起来。于是乎教堂被烧被砸，教士教民被打被杀，历史上称之为教案，在义和团之前，已经闹了几十年。 耐人寻味的是，真正因为洋人和传教士欺负中国人而闹起的教案并不多（这种事其实很多），闹起来而闹大的，往往是根据我上面提到的这些讹言和传说。尽管，每次这样的教案在西方的干预下，都以闹教的地方赔款惩凶为结局，但是，处理教案的中国官方，却从不公布事件的真相，告诉人们其实没有人挖了心肝做药，也没有人在井里下毒，慷慨激昂的冲突，含有了太多误会的成分。信息控制的结果，给人的印象是，赔款惩凶的处理不过是洋人武力胁迫的结果，而讹言是实有其情。于是乎，讹言越传越盛，越传越玄，最后以庚子年华北的大旱为契机，酿成了举国皆狂的排外大潮。当然，最后是超大规模的赔款惩凶——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员人头落地，四万万人每人交出一两银子。 历史似乎在借助“义和团药方”告诉我们，凡是大规模的群体性恐慌，往往与当局有意无意地控制信息有关。事情就是这样，越是担心真相的暴露会引发人心的骚动，就越是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安。当正式的渠道闭塞的时候，人们对于各种非正式渠道就格外地依赖，从而导致小道消息乃至讹言被激活，群体在传播和接受讹言的时候情绪相互感染，恐慌由此产生而且升级，直至出现危机。更加可怕的是，群体性恐慌所引发人们的紧张，使人们会自动地寻求消解之道，紧张的情绪要有地方宣泄，不满积聚要寻找替罪羊。这时候人们往往趋向于“做点什么”，有点火星，有人刺激，就完全可能像溃堤一样形成骚乱，更不用说有人有意组织策划了。 虽然，信息控制是传统政治治理术的组成部分，但是某些聪明的统治者也知道，什么时候能瞒，什么时候不能瞒。在人们意识到危险可能波及每个人的时候，信息公开往往是化解危机的不二法门。因为公开的信息可以让人们知道如何规避危险，绕道而行，而反其道而行，则很容易使自己成为人们情绪激动后果的承受者。 义和团药方的再现江湖告诉我们，人们在情形暧昧的危机时刻，其心境、情绪和行为大体上是相近的。也许没有几个人知道，正在流传的药方中有义和团的药方，甚至人们可能并不真的相信这些中药和药方，可以治疗今日的非典型性肺炎。它的出现，不过是一种人们在恐慌的时刻想要做点什么的征兆。 时间虽然过了百多年，在触及到人类最本原层面的时候，人的变化其实并不大。

历史的进化课废科举：百年之痒与百年之羞（1） 2005年是科举废除100周年。100年前，一项存在了1400年的制度，经当时的重臣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端方等人一撺掇，几年前一手埋葬了戊戌变法、被人视为顽固派首领的西太后下了一纸诏书，就这么完了。顺手翻了一下当时也算是小名人、而且对时政颇为热心的郑孝胥的日记，1905这年，关于废科举，居然一字未提。戊戌变法时废八股引起的轩然大波，此时已经消失在了爪哇国里，知识界看起来已经帖然接受了这个在后人看来几乎是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被著名学者许倬云称之为中国文化三原色之一的科举制，居然完结得这么无声无嗅，波澜不惊，不仅令今天的我们不解，而且让当时有点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看了，惊奇之余，未免有点盲目乐观，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居然由此推理说：既然“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改革”（《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莫理循没有明白，废科举这项看起来最具现代性的制度变革，虽然似乎表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忱，其实背后却有古已有之的老套路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这种老套路，科举即使不可避免地会被废除，也断不会如此迅速，更不会如此地朝野一致。 古代的中国人在政治上有个习惯，只要国家出了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制度上，甚至干脆就是皇帝自己家里有了麻烦，大家在找原因的时候，板子往往都打在士的头上，打在士风或者学风上，而最终又都反映在选举（官吏选拔）上。自从秦汉创制以来，这种局面就形成了。选举制度的几次重大改革，比如从察举到九品中正，从九品中正到科举考试，以及中间小的变革，如察举从四科到唯经义是举，科举考试内容从诗赋变八股的标准化演进等等，无一不是这种找原因然后大批判的结果。大抵自秦汉以来，皇帝必须依赖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管理帝国，大小官吏等于是皇帝开工资的雇员，形成了实际上的“半公司”架构，无论是追求效率还是讲求稳定，都只能落在官吏身上，官吏的素质和能力，成为后来我们所谓的“人治”的重中之重。这样一来，选举就成了王朝政治的“纲”，每次出了问题，大家就指望“纲举目张”，一抓就灵。 晚清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在应变方面的成绩不佳，选举制度自然难逃板子。自明末以来对八股制艺的批判声，随着中国跟西方打交道中的一连串败绩，越来越高。当然，一般说来，这种批判的内容大抵是老生常谈，无非是说科举考试将人们束缚在八股制艺的牢笼之中，不能很好地选拔人才，以至于中国事事不如人，本质上跟明末士人类似的呼声没有多少区别。不过，跟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批判，随着人们对西方的了解日益深入，很快手上就有了批判的参照——西方的学校制度。西方的节节胜利，使得这种参照更加光彩照人，很具有说服力。事实上，正是义和团运动这种归向传统的抗争的彻底失败，不仅导致原本戊戌以来对变革的反对声销声匿迹，而且引发了改革的紧迫感，才使得废科举如此顺利。这里，人们不仅听到了“破”的呼声，而且看到了“立”的榜样，目标当然是向西方学习。这意味着，在中国历史上，选举制度的变革，第一次有了来自别种文化的资源，而且是特别有诱惑力的资源。 然而，我们的先进知识分子所引进的西方参照，在事实上跟科举制度并不对应，至少不完全对应。严格来讲，我们的科举主要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属于选官制度，虽然随着科举的推行，学校制度（官学）日益和科举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科举制度事实上的附庸。在明清两朝，甚至官学的入学考试，被人们看成科举的第一个台阶——进学成为生员（秀才）。但科举毕竟不等于学校制度，因为它事实上什么都不教。不过，由于科举创制的时候，引述古义（周礼所谓的学校制度）所造成的先天误会，以及国人天生不善分类的思维方式，因此，那个时候的人们，即使是最西化的先进分子，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分类学上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失误，从一开始就拿西方的学校制度来类比科举，一直比到科举废除还意犹未尽。 其实，尽管清朝官学是跟科举捆绑在一起的，但恰是因为这种捆绑，反而使得官学逐渐退化，到了晚清时节，官学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段可有可无的阑尾。虽说各个府、州、县都有学校，房屋设备齐全，但这种学校基本上是不开课的，逐渐甚至连起码的考试也成了形式。进学的实际意义，除了获得参加进一步考试的资格外，主要是为了拥有一种初等缙绅的身份，可以有某种官方赋予的特权，并得到民间的尊重，跟学校学习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人们真正学东西的所在，其实是私学（各种名目的私塾），真正的老师，也是私学的教书先生（尽管，在那个时代，人们一般对自己真正的受业老师并不重视，而却将那些在考试中录取自己的所谓的房师和座师当成老师。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扭曲，目的无非是结成官场上的人脉）。所以，实际上，西方学校制度的对应物应该是中国的私学体系，而不是科举制度。晚清新政时大家众口一词的“废科举，兴学堂”，按理应是“废私塾，兴学堂”才是。虽然，废科举后，私塾也走向式微，但那是废除科举的副作用导致的。 古代中国被人称为“选举社会”，选拔官员的制度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事实上，无论是早先的察举，还是后来的科举，都既是社会精英上升的阶梯，也是政府联系士人的桥梁，更是使社会围绕着政府旋转的磁石。科举的金字塔的最顶层是进士，其次是举人，再其次是秀才，秀才之外，还有人数众多的童生。从进士到童生，台阶虽然只有四层，可上层和下层，人数比例可达到了一比十几、数十万。科举制度就是这样牢牢地将社会上绝大多数精英和预备精英，都固定在了政府的轨道上，用《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话来说，孔夫子到了今日，也一样要赶考。自元朝以来，官方将朱熹编定的《四书》定为考试范围，将朱熹的注释作为标准答案，无非是将原来科举所有的制度上的政府与士人的联系，加上一道忠诚的锁链而已。 科举制度在古代社会的作用，还体现在这个制度对日常生活的塑造上。定期的科举考试不仅滋生和激活了古代的印刷出版业，产生了一批居住在城市里，专门编制、评点“考试复习资料”为生的读书人，也刺激了乡村的私学的发展，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比较宽口径的谋生饭碗，使得中国的古代社会有了惊人的识字率。更重要的是，这个制度塑造了大批的读书人“应考—谋生”的生活模式，即所谓“耕—读”的模式（许多乡村的读书人，都是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准备考试，一边种地）。这种模式不仅给了读书人还算体面的生活，而且为乡村礼俗生活提供了“礼教”的资源，维持了乡村世界的秩序。很多人之所以生命不息，考试不止，不仅仅出于他们对仕途的迷恋，而且还是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生活模式。

历史的进化课废科举：百年之痒与百年之羞（2） 在科举废除的时候，虽然来自西方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已经进得门来几十年，在政治上，业已成功地将中国拉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但在社会生活上，除了少数的沿海口岸城市外，这些外来者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更为深刻的变化。换言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尽管已经进入20世纪，依然还是按着古老步调，演着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的“旧戏”。那些沿海城市，虽然也逐渐有了记者、律师、银行职员之类的现代职业，但由于过于稀缺，一时也难以满足新式教育的学堂毕业生以及留学生们的需要。在科举废除前，虽然学校教育大有起色，各色学堂办了不少，但新教育的出口，多半也要指望政府的洋务部门。而西方教会办的新式学校，毕业生如果不设法留洋的话，只有留在教会内部消化。事实上，直到科举废除，在学堂里读书的人们，多半是脚踩两只船，一边学着声光化电和ABCD，一边复习着八股文，背诵子曰诗云，随时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当年进了江南水师学堂的鲁迅兄弟的例子就很典型。周作人后来回忆，在科举废除前夕，在学堂读书的他，仍然受家里人的催促，要他回去参加秀才考试，“当时家里的人，大概还觉得当水手不及做秀才的正路，或者由于本家文童的力劝，也未可知；而同时在学堂本身也存在着这样的空气，这是很奇妙的，虽然是办着学堂，实际却还是提倡科举，即如我们同班丁东生告假去应院试（秀才考试的最后一关），进了秀才，总办还特别挂虎头牌，褒奖他一番呢。”（《知堂回想录》）不管社会舆论对科举的态度如何，在周氏昆仲和其他类似处境的读书人来说，脚踏两只船，无非是多一条发达晋升的途径而已。 其实，废科举并非没有反弹，也不是没有引发不满情绪。科举之废，对于身处风气已开的江南地区的周氏昆仲来说，可能只是在科举的那条船上收回了脚而已，但对于像蒋廷黻这种地处偏僻的湖南邵阳乡下的读书人来说，事情就要麻烦得多，由此带来的苦恼也多得多，他们的家长不得不为此烦恼，而且付出更多的金钱，以便把他送到省城里上学堂。还有很多人，连学堂都进不了，只好投奔新军，做当时很为人所看不起的“粮子”（过去对士兵的称呼）。显然，他们这些人在改革过程中，是没有声音的，至少，他们的声音没有那些上层的读书人那么大，由于没有那些救国求新的大道理，他们即使发了声，也没有人听，自己的底气就不足。他们的境遇甚至可能还不如一些农民。我们知道，在清末新政期间，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烧先生”、“打学堂”的农民风潮，农民借这种看似非常落后愚昧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兴办学堂的不满。这种风潮被记录下来，总算留下一点民间有关废科举的声音。 对于已经成年的人来说，生活模式和生活轨道的改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使改变后有出路都是如此，更何况无出路。国外史学界已经证实了由废科举导致的士人与朝廷的传统联系的中断，跟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其实，给士人带来更大惶恐和不安的是生活状态的改变和混乱。这种惶恐和不安，可能才是最后压倒清朝政府骡子脊梁的一根稻草。我们都承认，新军是革命的主力，但武昌的新军士兵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才造反的？有多少是由于生活的不满而发泄愤怒？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各种的比例各占多少，我们现在是无法弄清了。据当时还算个领袖人物的仇鳌讲，其实那时候就连他满脑子想的也不过是排满，对于民主共和并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应该说至少有一部分人，其实不过是借着更西化、更具现代性的口号主张，发泄了他们原本对现代性意义上改革的不满。 民国建立之后，人们逐渐明白了，考试取官，作为制度形式而言，至少在那个时代，谈不上腐朽落后。当时的西方国家大多处于政党分肥的文官制度状态，现代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是后来才建立的，而且据说是受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启发。事实上，后来的民国政府，考试作为一权独立出来，表明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传统资源的重要性，而且，学校不再和选官考试捆绑在一起。应该说，民国的教育，比较成功地将教育和选官分离开了。到此，按道理说，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蒙在科举头面上的百年之羞理应去掉了吧？可是，没有，科举还是没有真的从当年的恶运中走出来，不仅有识之士，每每谈及现实的教育问题，科举还是挨骂，至少作为一个坏背景在挨骂。而且，最糟的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计划体制下，科举居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复活了。不仅科举复活，而且当年的科举制度下选官和学校制度不分的老病再次复发。新中国的高考，怎么看还都像是科举的变种，不仅形式像，而且考试内容也充斥了八股味道。凡是高考及第者，一律转户口粮食关系，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好像是23级（虽然比进士出来就是七品差了点，但考虑到大学的名额比当年进士及第不知多了多少倍，所以也说得过去了）。虽然号称是最革命、最先进的教育，但主旨却是跟当年确定朱(熹)注为不可动摇的标准一样，是一种给定结论（真理）式的教育。无论什么学科，什么问题，都有标准答案甚至是惟一的标准答案（甚至在今天，研究生考试，都必须将标准答案出好，以备教育行政部门检查，如果检查中发现老师判卷有不符合标准答案的地方，就要按事故处理）。当年是科举考试的内容成为学校（私学）教育指导，而今天同样的指导也发生在高考和中学教育之间。不仅科举复活，而且我们的学校以及相关的教育机构，也有复古的迹象。学校基本上变成了衙门，而教师有官阶和官身，但没有权力，薪水微薄而且寒酸，现在也差不多。过去是学官管着教师，现在依然，过去是学生看重学官而不看重教师，现在依然。虽然，改革已经有了二十多年历史，但由于教育体制的改革滞后，整体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虽然大学毕业生不再天然具有“国家干部”的身份，但学校和高考运行机制和内容，却是青山依旧，恶水照流。更要命的是，正像当年没有弄清楚病灶所在就贸然下刀子一样，现在改革的方案，也一样存在着打算倒脏水连小宝宝甚至澡盆也一并扔掉的现象。 实际上，科举的复活，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嫁接在我们的制度上，科举中最陈腐和选官的内容，被决然地安在了高等教育体制上，而干部选拔（选官）制度，却跟科举没有了关系。传统就是这样以错位的方式被继承了下来，结果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和干部选拔制度，变得历史上空前的糟糕。我们一方面没有办法改掉高考像科举的毛病，更没有办法改掉教育按给定形式灌输的弊病，同时也没有办法真正通过考试来选拔干部。例行的公务员考试，到目前为止，仅仅是干部选拔制度的一个小小的补充。这种变革，实际上更多地是考虑控制，而轻视效率。教育的逻辑，是所谓的李申科思想的合理延伸。既然是培养齿轮和螺丝钉，那么，教育就只在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技术，二是驯化。在这种情形下，科举的复活，也就成为必然。 废科举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科举蒙羞了一百年，它留下的伤痕也让我们痒了一百年。在这期间，西方的学说我们不知引进了多少，知识更是添加到了不知爆炸了几回的地步，可是，我们的智慧好像还在原地打转，甚至还有点退步。当年现代性的变革骨子里是传统的套路，今天却也海棠依旧，甚至并没有红肥绿瘦。一百年了，觉得自己走了很远，走来走去，才发现其实还在古人的迷局中没有绕出来，甚至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