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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化课在私塾和读经之间（1） 眼下，读经是一种夹杂着反对声的小时髦。伴随着读经的呼吁，各种形式的私塾竞相出现。新私塾虽然也号称读经，但多半是些蒙学读物，《三字经》《千家诗》之类，或者干脆就是学点文言文和古诗词，真正读四书五经的非常罕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老的私塾虽然不断有孑遗被发现，但每次发现，都会伴随着一次剿灭。我在新华社的内参里，发现过不少这种“发现—剿灭”的痕迹。2002年，因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发现了湖南平江乡村还存在的老式私塾，披露后，虽然没有剿灭随之，但这最后的私塾却在学者、官员尤其是媒体的众目睽睽之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前些日子，当年陪我一起在平江调查的彭以达老人，介绍一位从上海去到平江办私塾的人来找我。言谈之间，虽然我对这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年轻教师很是佩服，但也明白了，他办的私塾，其实已经以教英语和电脑为主了。 过去的私塾都要读经。虽然，有的村塾掺杂着教一点跟经不太沾边的日用杂字，但不读经的私塾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读经当然有程度的差异，“一日三行读大(学)(中)庸”的有，一上手就读《左传》的也有；将“郁郁乎文哉”读成“都都平丈我”的可能不一定有，但读错别字的三家村学究肯定少不了；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凡是私塾就是都要读经，在读经过程中进行文字训练。读经和文字训练的目的，当然跟科举考试有关，但并不单是为了科考。离我们最近的王朝清朝，一般情况下人口是三亿上下，进过私塾的人上千万，可以算得上读书人的至少有上百万，而科举的金字塔，进士不过每三年取300个左右，每年万分之一的几率；举人稍多一点，各省多则上百，少则几十，大体上也是三年一取(另有恩科)，录取比例也相当小，三年不满千员；在秀才档次，各地的学额，清初每年大县40，中县30，小县20(大中小县以人口赋税和文风计算)，再加上府学和额外的客籍、商籍、土籍(少数民族)等名额，每县平均不到40，以后虽然有所增加，但相当有限。可以说，绝大多数从私塾出来的读书人，根本跨不进科举的门槛。“虽书香世家，能获一衿，已属不易。”柳亚子家是吴江名门，百多年来每代都能出一两个秀才，颇得当地人尊重，其高祖为此刻一印曰：“有福读书”。陈独秀考中秀才，马上说亲者络绎登门，若干年后，他跟北大的同事蒋梦麟谈起此事，还开玩笑，说蒋是策论秀才不值钱(录取名额多)，而他是制艺秀才(有读经功夫的)值钱。所以说，对于私塾这种古代社会的主要教育形式而言，科举只能算是这种教育几率很小的一个出口。如此狭窄的出口，如果私塾的功用仅仅局限在这上的话，会使得大多数的人丧失了进私塾学习的热情。事实上，跟我从前所设想的不一样，私塾的功能，其实并不限于培养科举的预备人员，更重要的是为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提供仪式和精神方面的资源。 我们知道，私塾的日常功课之一，是学习对对子。从一字对、二字对一直对到十几字。原来我以为这种学习是八股文和帖试诗的写作准备，后来才发现，实际上，对对子的功夫，主要施展在农村的百姓日用上。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和各种名目的祭祀活动，甚至一般性的应酬往来，对联在其中都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春联、祭联，喜联、挽联，都是“对课”的用武之地。写出来的东西不仅要对仗压韵，平仄妥帖，而且要对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量身定做”，只有这样，写的人和被送的人才感到欢喜和塌实。有的地方，元宵灯节时的灯，也有“经”的内容。张岱在《陶庵梦忆》里就曾提到绍兴有一种“呆灯”，上面画四书故事和相关的灯谜。习字(毛笔字)也是私塾的功课之一，从红描到临帖，其过程跟学习对对子一样艰难。这个过程，一般也是被视作科考的准备。据说，不仅写得一手好字的人应童子试就沾便宜，甚至到了殿试场合，名次的高下，也基本上是看字的好坏。不过，即使传说都是确实的，但对于大多数在童子试面前就被挡住的读书人来说，展示自家书法的机会，还是在日常书信和写对联上。对子是要贴出来，或者挂在墙上的，字必须要像样，能挂得住，在大家品头论足之间，无论哪个书写者都不会掉以轻心。即使对子对得好，但一笔字差了点，总是羞于见人，只好再用功，如此这般，无意间造就了中国书法深厚的民间土壤。 私塾学习的文字内容，从《三字经》《千家诗》《纲鉴》到四书五经，从某种意义上是为这种写对子提供了文字内容。在传统的各种形式的对联中，除了少量恭喜发财的内容外，几乎所有对联的内容，都绝对符合儒家伦理所体现的正统意识形态。显然，这跟乡绅的倡导和私塾的教育不无关系。 在陆续进行的田野考察中，我发现，眼下中国相当多的农村，对对子的传统依然残存。多数地方，一般是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对联，有少数地方在婚礼和丧礼上分别能见到喜联和挽联。过年的时候，由村里人自己写春联的和到集市上买现成春联的，大概各占一半。而自己写春联的地方，大多由受过点旧教育熏陶的老人包办，其中，有些地方还保留了上辈传下来的对联本子，上面罗列了一些各种场景该用的对子，写的时候照猫画虎就可以了。而有的在外面工作过的老人，则喜欢自撰新词，或者新老交用，由于水平有限，往往写得半通不通的。只有在极少数一直残存着私塾的偏僻山区，比如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对子才既写得好(字与文俱佳)，又对景，而且在各种仪式中都存在；人们在写对子的时候，一般都是自己创新，以照抄老本子为耻。一般说来，对于农民，春节写春联的习俗有着非常强固的生命力，只要还有点心气，家里还过得去，几副春联是过年必不可少的点缀和装饰。如果春联是自己家人或者亲戚写的，被问及的时候会感到十分的自豪，脸上泛着得意的微笑。我上大学的时候，同宿舍的一个岁数很小的同学，每到放寒假前夕，就会抽出时间来胡练一阵毛笔字，说是好过年回家给乡亲们写春联。其实他既不懂什么叫对仗压韵，也不会写毛笔字，但他说，村里只有他一个大学生，如果不会写春联，会让乡亲们笑话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写对子，有时还是那些被推翻阶级惟一被保留的“特权”，因为很多农村，只有这些人才写得一手好字，懂得拽文。在平江农村，每当有扫盲任务的时候，一些从前的地主就会变成扫盲班的教师，实际上等于变相地办私塾。贵州安顺的天龙镇，有位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前军人的郑姓老人，当地的很多对景而又漂亮的春联，大多出自他和他的学生之手。据他讲，在过去的岁月里，只有到了过年写对联的时候，他才感觉像个人。 春节贴春联，是从桃符转化而来的民俗，由原来带有巫术意义的画符，演变成具有明确文字意义的祝福(当然，桃符原来的画面也还保留，变成了门神)，而且这种祝福，一般都富有儒家伦理的含义。这种转换，既体现了儒家伦理对巫术民俗的渗透和改造，又是两者奇异的结合。这种结合，使得儒学的观念非常好地成为百姓日用的工具。

历史的进化课在私塾和读经之间（2） 儒学经典在民间的日用，还体现在农民日常仪式和调解活动两方面。过去农村的婚丧嫁娶以及年节祭祀，都要有一定的仪式。这种仪式，就是儒家所谓的“礼”。不过，儒家经典《仪礼》和《礼记》上规定的礼仪，是不下庶民之礼，跟农村百姓日用之礼，有很大的距离；两者不仅有繁简之异，而且在于农村的类似礼仪，掺杂了大量民间巫术和宗教的成分，变得很不“纯”了。以丧礼而论，不仅仪式上有僧道的念经超度，而且装殓和入殓过程也充斥了巫术的程序和理念。不过，尽管如此，这些礼仪在主导方面仍然是儒家的，不仅精神上保有儒家“慎终追远”之主旨，而且只要有条件，必须请儒者前来主持(喊礼或者点主)。一般来讲，尽管各种仪式内容混杂，只要不是刻板的道学先生，乡绅们是不会拒绝参与的。因为他们知道，一般的老百姓，恰是通过类似的礼仪活动，才能够更深切地体悟到儒家礼治所要求的长幼尊卑之序，直观地明了上下、尊卑、昭穆这样的概念，甚至可以说对礼有了某种肌肉的记忆。礼仪的混杂，对礼恰是一种有利的情势，也许正因为民间这种不纯的礼仪，才使得农民对之拥有更加强固的亲和力，因为来自巫术和宗教的成分，同时满足了农民对于祈福趋吉衷心的心理追求。 民间的调解，是乡村日常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民间纠纷是日常的节目，完全没有纷争的社会是不存在的。而在古代社会，诉讼是不被提倡的，民间有了纠纷，按约定的习惯，是首先要找人调解的，或者是族中长辈，或者是邻居好友直至乡绅或者其他地方精英。如果不经民间调停而直接讼于官府，应该属于某种反常之举。即使进入诉讼程序，如果是“婚户田土”之类的“细事”，官府首先还是要进行调解，即进入黄宗智先生所谓的“第三域”。在正式判决之前，官府和原被两造谈判博弈，乡绅和其他的乡村精英在此期间也势必要居中起作用。无论是官方的调解还是民间的调解，纠纷调解是民间日常生活得以维持的关键性环节。 对于民间和官府调解的研究，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但其机理却还是不很清楚。比如，调解的说词是什么？或者说，调解用的是什么工具？这个问题，往往被人忽视。多年游幕，曾经做过地方官的汪辉祖曾说：“且讼之为事，大概不离伦常、日用，即断讼以申孝友、睦姻之义，其为言易入，其为教易周。”(汪辉祖：《学治臆说》)意思是说，要想调解到双方撤诉，无非是申明儒家伦理的说词，即私塾所读的经里的内容。其实，海瑞处理亲族之间诉讼的原则：“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海瑞集》)，主旨也无非是孝友忠信。明代的名士张瀚处理一件兄弟争产案件时，采用的那种将兄弟俩枷在一起的非常手段，号称使他们朝夕相处，顾念亲情，最后撤诉，虽然既愚蠢又残忍，其实也是出于儒家伦理的考量。显然，调解时拿“孝友、睦姻之义”来说事，不仅“为言易入，其为教易周”，而且容易为乡里舆论所接受，为上官所赞许。当然，除了道德说词之外，官府调解还应该有律例的内容，即在讲大道理的同时，申明法律，让原被两造明了利害所在，以便主动撤诉。 官方的调解如此，民间的调解也是如此。由于调解人往往是那些“知书达礼”者，甚至是当过地方官的乡绅。所以，他们的调解话语，也无外乎孝悌仁义这一套，即使其他类型的精英从事调解，也大体离不开这些话语，只不过，他们的语言相对要俚俗一些。当然，正像官府调解包含有法律的内容一样，民间的调解也包含有其他的成分，人们在进行调解的时候，往往会分析事情的利害关系，讲一些人情常识和日用道理，甚至掺杂一些因果报应之类的半宗教、半巫术的说教。一个成功的乡间调解人(和事佬)，往往善于将各种文化资源天衣无缝地混杂在一起，交替使用。不过，尽管如此，儒家经典里的内容，依然是主脑。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儒学是百姓日用的东西，经过私塾这个中介，通过宗族、乡社的活动以及婚丧嫁娶年节祭祀的仪式，日常生活、民俗信仰与儒学经典的精神水乳交融，难分彼此。儒家伦理和学说，固然不仅仅是学者象牙塔上的清玩清供，也不仅仅意味着上层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工具。 中世纪的中国农村，教育的普及程度之高，是令外国研究者吃惊的事情。更令人吃惊的事情，是民众对儒家伦理牢固的亲和力。正是这种亲和，使得任何一种形式的统治者，都得对孔子礼敬再三，连进军过程中对孔子像夹脸一箭的蒙古人，坐了江山之后，依然要祭孔如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村社会农民对文庙(孔庙)的冷淡，其实主要原因在于，文庙实际上是个官方设定的“禁区”，那里被最大限度地神圣化和清洁化了。祭孔成了官员和绅士的特权，老百姓根本不可能涉足，时间一长，他们自然就不去那里了。同时，由于所谓的儒教一直处于某种半宗教的状态，孔子和孔门弟子，一般也不是人们祈祝的对象，香火不旺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虽然百姓祈祝的香火都投向了其他的神庙，但据调查，在古代中国的农村，每个村庄街道的主轴线上，都是宗祠的所在，神庙，只能建在侧线上。而宗祠的活动，我们知道，基本上是按照儒家伦理的精神进行的。 眼下，读经和私塾都有复兴之势，不过，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意识到，在过去私塾和读经盛行的时代，在私塾和读经之间，还存在着很多东西。

历史的进化课农村宗族：命运在历史中旋转（1） 在现今的中国农村，尤其是南方农村，宗族的复兴已经是一个潮流，修族谱、建祠堂的热闹，连一些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也卷了进去，不仅乐此不疲，而且带着莫名的兴奋。虽说跟从前的宗族相比，山已不是那座山，河也不是那条河，连祠堂门外的狗都不是那条狗了，但毕竟族谱修了（而且印制成册，出版发行），祠堂盖了，祖宗牌位供起来了，甚至连族长都选出来了。 对待宗族的态度，国内学界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原来一提到宗族复兴，言里言外，多少有点“沉渣泛起”的意思，总是习惯用“把持”、“干扰”这种词来形容宗族的作为（在谈及村民选举时尤其如此）。现在除了少数立场特别坚定的人之外，多数研究者都看到了宗族在社会整合、社区建设和公共产品的提供等方面的作用。前不久在江西召开的有关宗族的学术讨论会上，美籍华人学者蔡莉莉用非常地道的政治科学方式，证明了在同样的经济文化条件下，有宗族的村庄和没有宗族的村庄，其公共设施存在很大的差别。可在国内学者看来，这已经是常识了。当然，这的确是常识，在中国古代的相关著述和国外有关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论述里，中国的宗族就是干这个的，而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鞭笞”、“沉潭”、“封建压迫”之类的丑恶。应该说，复兴之后的宗族，在兴办公益方面已经大不如前，但基本的功能还是保留了下来。这是每个肯下去调查的人，只要不带偏见，都能看到的。可是，常识虽是常识，让学者回归常识，需要经过很长一段路。 原来的恶评，显然是源于某种跟政治有关的“成见”。1949年以来，在土地改革中，宗族是非常明确的被打击对象。族长即使没有多少田产，也要被划为“公堂地主”，打入阶级敌人行列。土改过后，宗族组织被判定为阶级压迫的工具，一概强行解散。新建立的农村组织，是以阶级为标准划圈的，革的就是以血缘宗亲为基础的旧社会组织的命，或者说，就是要打破农村血缘和地缘的旧日纽带。在改革开放前，如果有农村干部敢于修复祠堂，恢复祖宗牌位，轻则丢官，重则要治罪的。再往前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有压迫束缚农民的“四大绳索”之说，族权就是其中之一。苏维埃时代，土地革命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同时，也革了宗族的命，族长如果不赶紧跑的话，多半命要丢的。1930年，李立三当家，硬要全国的党员发动暴动，江苏农村的党员被逼急了，滑头一点的半夜到祠堂里把祖宗牌位偷出来，丢到茅坑里，老实的干脆一条绳子把自己吊死在族长家门口，都算是暴动了。看来，基层农民党员，很自动地就把斗争的目标指向了宗族。 其实，共产党人对宗族的反感，最早启于“五四”。早期的中共领袖，大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五四”反传统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伦理革命，宗族组织是革命首当其冲的目标。虽然，我们在“五四”一代人的主张和诗歌小说中，看到的往往是“家族”这个字眼，但中国的家族，跟宗族往往分不太清。批判甚至控诉旧传统、旧家族，是一代“五四”青年最为热衷的事情。最激进的时候，他们甚至走向无政府主义，号召取消家庭，取消名字（消除姓氏所代表的宗族血缘印记），互相以代号相称。周恩来的笔名伍豪，实际上来源于他当年觉悟社时的代号“五号”。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宗族不言而喻是属于旧阵营的事物；对于向西方靠拢的现代进程而言，宗族跟封建大家族是一个意思，代表着落后、保守、顽固、束缚和压迫，属于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实际上，在任何时代，那些有志有为，多少有点不安分的青年，叛逆的目标都往往指向家族。《红楼梦》里贾宝玉这样的人物，许多大家族都会出上一两个。家族既是他们的庇护所，也是令他们生厌的所在。只是，当年宝玉们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理由来公开造反，只好当面唯唯，背后撒野。而“五四”的青年却有了来自于西方的理论，来自于民族复兴的大道理，作为他们的借口，可以堂而皇之地举起反传统的旗帜，向家族、家长和宗族张弓放箭。他们的行动非常彻底，从家长一直反到族长再反到孔夫子或者大总统。陈独秀虽然自己说由于年幼失怙，他没有资格组织仇父团，但如果他有父亲的话，他跟父亲的关系未必会相处得好，至少他的文字会令父亲大人很不舒服，让他的家族的长老更不舒服。显然，对于所有叛逆青年来说，家长的压迫、家族的束缚，是有切肤之痛的。革命者恰恰都是叛逆者，如果有正当的理由，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他们把切肤之痛化为公然的反抗，进而演变成革命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革命，其实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方向是一致的。 当然，建国以后之所以肃清宗族，背后还有现实的需要的拉动。革命旗帜下的现代化，是一场立体的现代化，需要强力的社会动员。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往往趋向于通过超常手段、便捷的途径，赶超先发国家，深度的社会动员，就是其中的应有之意。人们所需要的，其实不仅仅是对社会的强力控制，还要求每个人都竭尽所能，为国家民族作贡献。为实现这个目标，文化改造、社会改造和人的改造这三大改造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决不是简单的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一场涉及民族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深度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原有的农村社会文化结构是要被颠覆的，这意味着原来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农村社会结构要被割裂重组，以外来输入的阶级标准重新排列组合。组合之后，原有的等级秩序依然，但等级划分的标准变了，等级的顺序也颠倒过来了，然后所有的一切都依附在国家意志上面，成为现代国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在这个改造过程中，宗族不言而喻地处在被摧毁的境地。事实上，不彻底地摧毁宗族组织和相关的文化，农村的社会改造就无从谈起。 自然，无论是“五四”情结的作怪，还是革命的现实考虑，都导致在革命的话语中，宗族原本负面的劣迹，诸如“鞭笞”、“沉潭”、“干涉婚姻自由”、“阶级压迫”之类的话题，格外地活跃起来。说是“妖魔化”当然也无不可，只是这种话题其实也是实有其事，并非有意编造。正如当年的“五四”青年对大家族的切肤之痛是真实的一样，革命运动中对宗族的批判，也并不虚妄。可惜的是，青年终究会变老的，而耗尽共产党人心力的三大改造尤其是对社会结构重组的改造，并不成功。当领袖们将青年时代的梦想，注入社会改造的行动中去的时候，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实践，让农民分男营女营集体居住，在公共食堂吃饭，集合出操，排队上工，把改造推向了极致。可是，人间天堂的试验，结果却是一场特大的灾难。 试验的结束，梦醒了，不管梦里有没有合理的成分，但人们毕竟掉在了冰冷的地上。革命以来形成的农村社会结构虽然未必马上瓦解，但已经出现了裂痕。关键是，国家权力退缩、意识形态淡化的前提下，这个结构不再能如常地整合社会（尽管有些专断），如常地提供公共产品（尽管层次很低）。于是，陈年的历史记忆重现了，因为历史永远是人们现实行动的资源之一，在一些传统依然有根基的地方，宗族的复兴浮出了水面。亲不亲，阶级分，已经成为历史旧账，人们发现，靠阶级弟兄改善不了自己的生活状况，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却一直显示出令人依恋的可靠性。所以，大家再次有亲靠亲，依托血缘组织，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宗族的复兴，如果套用西方的国家与社会理论的话，就是在长期有国家没社会的状况下，国家逐步退出，而处于组织真空状态的农民，采取的一种取之传统资源的自救行为。

历史的进化课农村宗族：命运在历史中旋转（2） 严格地说，虽然孙中山先生一直诟病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但从古至今，中国农民实际上是不能没有组织的。尽管其组织的程度可以松紧不一，组织形式可以各种各样，但组织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作为以农耕和贸易为主要生活内容的人群，没有组织是不行的。农民在用水灌溉、房屋修建、生活娱乐甚至日常耕作方面，都需要合作和互助。农村社会的民间组织是百花齐放的，有各种各样以互助为目的的会与社，也有各种半宗教半娱乐的香会、花会，还有自卫性质的看青会、联庄会和各种武会。当然，数量最多，规模也最大的，还是宗族和宗教组织。事实上，血缘纽带和信仰纽带是农村各种民间组织的基本组织线索。宗族和宗教组织本身自不必说，就是那些看起来跟血缘或者信仰没有关系的组织，包括第三社会的帮会组织，都有亚血缘和亚宗教的性质（比如洪帮，有关帝信仰，有按照虚拟的血缘纽带排列的帮会结构）。事实上，尽管政府讳莫如深，目前农村自发产生的民间组织，还是在血缘和信仰两条线索上发展最为广泛，也最为迅速。 宗族的复兴浮出水面，有些人感到忧虑，有些人感到兴奋，也有些人操心如何让它们变成现代社会的NGO。但无论怎样看待它，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它的复兴，不是发生在大宋朝或者大清朝，而是20世纪的末年和21世纪的初年，恰好赶在了一个中国从来没有过的现代化高潮的浪峰上。城市化的浪潮，迅猛地吞噬着乡村，中国的东西南北，内地和沿海虽然差异巨大，但受城市化的波及却是无一幸免。绝大多数农村，都程度不等地面临着衰败的宿命。如果说，在清末和民国的现代化浪潮中，乡村中出现了精英离乡的困境，那么，在此次浪潮中，不仅精英离开了，而且连同村里的绝大多数青壮年男女也离开或者半离开了。由于精英和骨干成员的常年或者季节性缺席，宗族的活动，不可能十分充分。更为重要的是，宗族生存的文化条件，或者说跟宗族相伴而生的话语环境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我们说传统中国是个礼俗社会，以知书明礼为核心的礼俗运作，跟宗族活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个泥娃娃，离了哪个都会有麻烦。自科举废除以来，新教育和新文化的推行，已有近百年之久，除了极个别的地方，农村中已经没有什么知书达礼之人。因此，传统习俗在卷土重来的时候，由于没有礼的支撑，显得散乱不堪，支离破碎。在宗族活动中，拿什么来举行仪式，拿什么来协调族人，似乎都成了麻烦事或者尴尬事。眼下，尽管有好事者在鼓吹复兴儒学或者国学，甚至组织小孩子读经，但这些东西毕竟还是城里人的小热闹，什么时候能到乡下，到了乡下能不能管用，都还是个问号。现在，有的地方，农村宗族已经在寻求新的话语资源方面做了些尝试，比如在族规民约里，写上了“三个代表”。但是，这种来自于庙堂之上的理论，能否变成农民日常生活的操作性话语，估计还需要很多思量和力气。而农村中精英的散失，为这种新话语的整合与吸纳，造成了更多的困难。 当然，出路也是有的，古代社会宗族文化是由乡及城走过去，而现在则有可能外面的精彩由城及乡走过来。我们已经看到，在有些地方，城里退休的干部和工人回到乡下，已经成为宗族和其他民间组织的骨干；城里的某些文化因素，已经因此而进入了宗族活动之中。随着城乡之间的高度互动（打工者的定期来回），宗族组织的新资源输入，想必不是问题。虽然，最后宗族的演变会越来越呈现出非驴非马的面目，但它们会对农民有用，而且能持续地生存下去，这就是好事。

朝堂上的变戏法花儿与皇帝 皇帝的天下差不多都是凭刀枪打下来的，可是差不多像点样的皇帝都喜欢弄文做诗。刘邦当年不过一亭长，大队干部而已，斗大的字能认识几个都说不准，可是人家也有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虽说比薛蟠同志的哼哼调强点，大抵也就是不识字的王熙凤“一夜北风紧”的水平，可是历代都夸好，说有帝王气象。不过，拿皇帝跟皇帝比，刘邦的诗还就是不错。近一点，就说乾隆的几万首歪诗，挨个排过去，没一首能赶得上当年刘亭长的。 早就听说当年的放牛娃朱和尚也做过诗，一直没福见到，见到以后吓了一跳，原来是首咏菊诗，诗云：“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虽是标准的薛蟠体，但却霸气得紧，听口气就是天字第一号，任谁都不怕，而且还要把别个干掉。不过诗意却好像似曾相识，仔细一想，哦，原来黄巢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货色：“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过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诗，在过去那个特别推崇农民起义的年月里，曾经非常吃香。黄巢跟朱元璋一样，都是农民造反的头，只是命不太好，仅仅做成了个草头皇帝。草头皇帝也是皇帝，皇帝抄皇帝，跟学者抄学者一样，本是自然之理，那时候又没有版权的说法，抄就抄了，断不会有好事者出来在媒体上说三道四。 本来，菊花秋艳，并没有杀掉百花的意思，要论杀气，本是秋风的事。自古以来，平头百姓家闺女，名菊叫兰的不知凡几，大户人家的婢女，被赐名秋菊者更是不知有多少，大家看到的其实都是菊的妩媚柔顺。大概只有黄巢、朱元璋这样舞刀弄枪，一路杀奔龙廷，夺了鸟位的人，才会赋予菊花杀百花的意义。实际上，这种寓意只是他们自家心理的一种投射。霸气和杀气，对于这些刀口舔血的人来说，本是应有之义。只是，令人奇怪的是，怎么两个大男人，而且都是舞枪弄棒的粗人，做起诗来，都以花来自喻？难道他们不能把自己比点别的什么？尤其是那个朱元璋，居然抄袭前辈笔意，可见对以菊花自况境界的向往。 按传统的周易解说，做皇帝的，都占个乾字，属于至刚至阳的东西。同样按传统，花无一例外地属于至阴至柔、属坤字的女人的象征。不过，中国文化，总是势不可挡地要展现出自己阴柔的特性。不仅是审美方面，人们评价一个男性的美，总是以状若好妇来比喻，而且在政治甚至战争中，往往推崇斗智不斗力的境界。狠毒配上阴柔的功夫，才是谋略的善之善者；走刚猛路线的，只配叫做一勇之夫。如果碰上晏子，用两个桃子就能杀掉三个。黄巢是个不第书生，在自命是李耳后裔的唐朝皇帝治下，估计读过老子，读没读过韩非子很难说；而出身放牛娃，并在庙里混过的朱皇帝，肯定两者都没看过。不过，这并不耽误他们使阴招，弄诡计。比起来，什么都没有读过的朱元璋，活干得更漂亮，得天下十几年，就把昔日一起打拼的老兄弟杀得干干净净，连一点反抗都没有，古今中外，谁能做得到？ 一个菊花，也被弄得这般阴鸷和戾气。碰上了皇帝和草头皇帝，任它什么东西，都只好自认晦气。

朝堂上的变戏法骗术与禅让 禅让是中国古代传说中，只有圣贤之君才能操练的一种继承之法。不过传说毕竟是传说，按顾颉刚的说法，古史是累层堆积起来的，传说中实行禅让的尧舜，这两个人事实上有没有还是个问题，更何况禅让？即便是有，按另一些人的说法，也不过是因为这些贤君，其实不过是部落酋长，或者部落联盟的领袖，工作操劳有余，实惠不足，所以乐于让出来。不过，虽然禅让的事实，在历史上很可能没有那么回事，但禅让之名却很有市场。很多篡权夺位的家伙，最后让那个倒霉的前朝君主让位的时候，都喜欢排演一场禅让的大戏，臭脚和捧臭脚的一起搭台子上窜下跳，最终的结果是，那个野心家羞答答喜滋滋地坐在了龙床上。 所以说，所谓的禅让，实际上不过是抢劫，抢了人家，还要让人家说是自己乐意给的。当然，也有所谓的内禅，就是老皇帝还活着的时候，把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内禅也有两种，一种是老皇帝自己情愿的，一种是被逼无奈。被逼无奈其实跟被别人抢了差不多，只不过抢的人是自己的骨肉，听起来感觉好一点。自己情愿的内禅，多半是名让暗不让，所以等于没让。所以，事实上，禅让基本上都是有文化修饰的抢劫。 不过，世界上总会有白乌鸦存在，中国这么大，历史又这么长，例外偶尔也会有那么一两个。战国时期的燕国，就发生过这么一个例外。那时的燕王叫哙，此公志向高远，但就是才能不那么相配。当然，从内心深处说，他跟当时的战国七雄一样，都有超出国境的愿望，不仅期望有更大的地盘，而且还想有更大的名声。他的相是子之，也是王族的嫡系，虽然没有很大的本事，上任以来政绩平平，但此人却跟燕王哙一样，野心不小。只是，比较起来，燕王哙对名声的追求，有时近乎痴迷，而子之在这方面，却有相当清醒的头脑。于是，一件荒唐事发生了。一天，一位说客（那个时代盛产这种人）来到了王宫里，对燕王哙说：当年尧曾经要把天下禅让给许由，许由不答应，结果尧得了禅让之名，又占了天下之实。大王何不效法尧，禅让给子之，如是，大王之实无损，大王之名将会如日中天。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到底这名说客是自己发神经一逞三寸不烂之舌，还是受人指使有意为之。反正燕王哙接受了说客的建议，真的将王位让给了子之。可惜，子之没有像传说中的许由那样清高，他接受了王位而且真实地占有了它。好在，燕王哙还有一个好儿子，燕太子平不像他父亲那样糊涂，而且手里还有一定实力。于是子之和燕太子之间一通混战，齐国又趁火打劫，于是燕国大乱，在大乱中，哙和子之都去见了他们的祖先。最后，燕人拥戴燕太子平即位，是为鼎鼎大名的燕昭王。面对残破的国家，燕昭王用千金买马骨的绝招，招来了乐毅，南下伐齐，连下七十余城，差点没有把偌大的齐国给灭了，狠狠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禅让不仅有抢的含义，还有骗的内容。抢的时候比较好理解，对方实力雄厚，想不交出来根本行不通，乖一点说不定还能保住小命。骗的时候，占有者一方其实没到山穷水尽之时，甚至实力上的优势尚存，之所以吃人骗了，关键是自家太贪，没有自己搬块镜子照照，就妄学古人。 禅让在本质上跟天上掉馅饼一样，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真的有谁告诉你有了，不是骗局就是闹剧。可是，世界上就是总有那么一些人，硬是喜欢把头望着天或者低头看着地，指望有意外的惊喜。怎么办呢？随他去吧，要不骗子吃什么。

朝堂上的变戏法傀儡的本分和儒学的痴迷 三国时，魏国倒数第二个皇帝高贵乡公曹髦的事，差不多地球人都知道。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写到诸葛亮死后，全没了创作的激情，基本上照着史书在抄，所以演义的后半，基本上等于《三国志》，曹髦跟司马昭拼命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按道理，像曹髦这样的皇帝，本属一介标准的傀儡，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老老实实按照牵线人的意思，摆摆样子，最后等时机成熟了，识趣地把皇冠交出来。碰上牵线人兴致好，也许后半生可以落个富家儿的生活，在这方面，前朝的汉献帝已经做出了样子，作为后来者，依样画葫芦便是。可是，曹髦不肯，他愤愤了，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能坐以待废，于是挺剑而起，率领百十个仆从搞自杀性袭击。结果还没有见到司马昭的影子，就被司马家养的——什么呢？只能算家丁吧，当街一枪穿了个透心凉（“刃出于背”）。 说起来，悲剧的发生，儒学多少也有点责任。虽然没有留下著述，但曹髦的确是个对儒学有造诣的人，史书上说他“少好学，夙成”，其言不虚。做了皇帝后，曹髦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臣子们论经说道，周易说罢讲尚书，尚书讲毕论礼记。入太学，每事问，经常把那些博士们问得一愣一愣的，嘴巴张开了合不上。乃祖曹操，是个不论忠孝的实用主义者，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到了重孙子辈却变成了寻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儒生。当儒生也就罢了，君子动口不动手，坐而论道就是，偏是有皇帝身份的人，是做不成儒生的，君臣大义之类的说教听多了，无论如何都是个刺激。现实的卑微，与道理上的尊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于一个年纪不到20岁的年轻人来说，能刺激出什么冲动来，真是不好说。况且，曹髦对自己的挺剑而起，还是有点自信的，以为真到了真刀真枪冲突的当口，司马昭会碍于道义，未必敢杀他。所以他说，“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 显然，血气方刚的曹髦已经忘了（至少在冲动的时候忘了），其实不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之势也路人皆知。经过父子两代人的经营，曹家的天下，早就姓了司马。人们本是由于屈从司马家的势，才故意装作看不见司马家的狼子野心，因为这种屈从，小可以换来合家平安，大可以换来富贵尊荣。那些不屈从的，则一个又一个地丢了性命，从举兵造反的诸葛诞，到放浪形骸只会弹广陵散的嵇康。儒家的君臣大义，在政治领域，本来就是胜利者秩序稳固时的精致讲究，一旦时局转换，就当不得真。当曹髦准备跟司马家玩命，找来商议的近臣中，只有尚书王经劝了几句，其他的人一言不发，会一开完，就赶紧溜出去给司马昭报信，好让司马昭有足够的时间，找来一个肯当街“弑君”的傻子，从根上了结此事。就是这个王经，虽然并没有跟着曹髦去搞自杀性袭击，只因为没有首告，居然被夷了三族，以曹家太后名义出的诏令，给的罪名是“凶逆无状”。 自然，那个结果了曹髦性命的家丁成济，也得被牺牲掉。因为不管怎么说，儒学的面子还是要给点的，表面文章必须做，因为以后司马家坐了天下，总不能让人说曾经公然容忍当街弑君者。虽然成济得到的命令明确来自于“司马公”，但最后结账的时候，一切都算在了这个可怜的家丁头上。这个头脑不清的武夫在被抓捕时非常愤怒，公然拒捕不说，还跳到房上，大肆散布政治谣言，进行反革命宣传，以至于不得不将之乱箭射死。 可惜的是，曹髦的自杀性袭击事件，尤其是收尾善后工作的过于粗糙，还是给司马家后来的统治带来了一些麻烦，整个事件成了晋朝的一个疮疤，提都提不得。两汉除了西汉前期之外，基本上是经学的天下，在那个经学氛围极浓的情况下，士大夫为了表现自己的孝义忠节，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那个时代，当然也有弑君的事情，但都是密室里偷偷干的。魏晋时期虽然经学已经式微，但在公开场合，大家依然在装忠臣孝子，所以，在大街上把个皇帝公开杀掉，无论如何都是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晋室南渡之后，王导给东晋的司马睿讲起这段往事，居然令这个偏安的小皇帝掩面而泣，进而怀疑起自己王朝的前途来。 看来，作为皇帝，即使是傀儡皇帝，如果非要不守本分玩命的话，麻烦也是相当大的。作为一贯的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家伦理，在曹髦被穿了个透明窟窿的同时，也出现了窟窿，而且继位者又没有及时修补，大家都装作没事似的。晋朝政治，过于迷信物质收买，迷信自家宗亲血缘关系，开历史倒车地把宗室分封为有实权的藩王，跟意识形态的这个窟窿不无关系。自秦汉以来，只有作为社会普遍道德的儒家伦理岌岌可危的时刻，人们才会特别迷恋于血亲，把自己龟缩在自己血亲关系的小圈子里，信不着亲人之外的任何人。显然，对于一个官僚帝国来说，这种龟缩无疑等于自杀。西晋王朝其兴也勃，声势浩大，然而却二世而亡，个中道理，也许就在这里。

朝堂上的变戏法文人的舌头 文人的舌头是惹祸的根苗，也是谋生的工具。姑不论众多三家村学究、私塾的教书先生，无日不赖这根舌头为自家换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庙堂之上的士大夫，无论晋升还是保级，舌头都是离不了的。我们曾经有过游说得官的年代，那时候的张仪，在被人暴打一顿之后，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有了舌头，就挡不住人家滔天的富贵。后来得官之途改道了，从推荐变成考试，但做官的人，还得要会说话。 做官首先要建言，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建言当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但开会的时候，总要说话，这时候面对面的对话，显然更要紧些。其次是拍马，拍马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当面拍，毕竟立竿见影，喜笑颜开。其三是“忽悠”，想法让别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这当然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 不过，但凡要说话，就有风险，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某些居心叵测的皇帝，比如朱温和朱元璋，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然后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比如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柳木做车轴好。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马上大怒：你们玩我，柳木怎么能做车轴，车轴必须用枣木做！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至于建言和忽悠，危险就更大，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哪根龙须，人家龙颜大怒，自家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做官要多磕头，少说话。少说话还是得说，为了防止说错，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头缩尾，到处留下活扣，见机行事，看风转舵。这些说话的“经验”，一提起来大家就痛心疾首，大批特批，说实在的，其实这些招数，多半是皇帝老儿逼出来的，又要让人说，说错了就要挨整，不想点辙可怎么混呢。 最惹祸的舌头，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上司说东，他偏说西，上司说西瓜好，他偏说南瓜也不错。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训的，就是断不了根。这样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的不对，给皇帝提意见的，学名叫诤谏；一种是自说自话，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连一般人听了都受不了。第一种比较常见，在明朝之前，朝廷里设有专门官员，专职干这个。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时期，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就动静特别地大。比如东汉后半段，外戚、宦官换着专权，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闹学潮，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打的打，杀的杀，抄的抄，赶的赶。明朝中叶以后，宦官再一次专权，这一次更厉害，干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来，结社集会，不依不饶。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一直打到稀烂，断了气。 然而，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但是却对统治意识形态不敬的，所谓，“得罪名教”者。东汉的王充，非孔刺孟，由于当时法网不严，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当爹的制造孩子，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而子之于母，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结果被曹操办了，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贽，读了几本佛经，就混说乱道，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有头无尾，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行申（不害）、韩（非）之政，但却不能说破，偏这个李贽，公开说申韩的好话，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于是，李贽以古稀之年，被捉将官里去，断送了老头皮。清朝文字狱最盛，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白日见鬼，只有吕留良、曾静案，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吕留良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鼓吹反清，虽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华夷之辨上，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于是，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锉骨扬灰，吕氏一族，满门抄斩。 看来，文人最大的祸患，在于有一条不合时宜，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把这样的舌头割了喂狗，天下就太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