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说过，跟梁山好汉一样，北洋军阀大多数都有外号，有一个人的外号很特别，叫做“各大马路巡阅使”，此人名曰王占元。
王占元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老班底，但却既不骁勇也不善战，只因为老实听话而一步步升上去。自打袁世凯将黎元洪从湖北的地盘上骗走，到北京做光杆副总统之后，王占元就一直占着湖北，由护军使而督军而两湖巡阅使（辖湖南、湖北，但实际上管不了湖南）。此公手握重兵，占据要冲，而且还有一个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却在全国的政局变幻中无所作为。不打算问鼎北京也就罢了，连个地区霸主也不想做，一门心思稳坐武汉三镇刮地皮。那个时候武汉在全国的商业地位与现在不同，不仅九省通衢，而且商路北抵俄罗斯，南通广州，坐着就能发财。
王占元虽得地利，捞钱却捞得不高明。一般来讲，那年月做军官不喝兵血的少，但有了地盘变成军阀之后，往往会对兵客气得多。因为在军阀混战、竞争加剧的环境中，兵是他们赖以占地盘刮地皮的根本，是命根子。所以，宁亏老百姓，不亏一个兵，差不多是军阀们的信条。某些特别有野心的人物，比如吴佩孚和冯玉祥，甚至宁可让自己和家人过着比较清贫的生活，也要尽可能地多养兵，养好兵。可人家王占元不，不仅老百姓和商家的钱要刮，而且兵血也照喝不误，害得手下的士兵总是闹兵变。在1920年代，全国数湖北兵变闹得最厉害，连外国人都看不过去，老是提抗议。
王占元如此做派，未免影响到他的实力。1921年，他的近邻也是他名义上管辖的地段上的湖南人，开始打他的主意，一连串凌厉的攻势打得他招架不住，不得已只好向刚刚打败皖系军阀、风头正劲的吴佩孚求救，结果是为了拒狼，接来了狼外婆，没奈何，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还好，王大巡阅使事先已经将大部分刮来的民脂民膏和兵血，都转移到了天津外国租界，虽然变成了光杆司令，但钱还真不少。此公下野之后，随即置办产业，一时间，天津租界各大马路上，遍布王家的店铺和房产。王占元从此不问政事，专心经营，天天挂着一长串钥匙，巡行在各大马路之间，因此人送外号：各大马路巡阅使。
清末民初，是个传统意识形态坠落，而新的意识形态又没有能建立的年月。原来的道德追求随着王朝和天下的覆灭而七零八落，新的价值观又没有在民族国家的痛苦建设中确立起来，国家状况似乎又很是不好，所以，不择手段地弄钱，成为许多政界人物惟一的选择，也是他们心理最后的依靠。为了能够尽快尽可能多地弄到钱，他们可以向进城挑粪的农民要捐，可以把田赋预征到2010年，甚至不惜自挖墙角，把手伸到自己麾下的士兵口袋里。有了钱，就赶紧存到租界的外国银行，即使这些银行不给利息，反而要收保管费也在所不惜。他们看不到中国的前途，也不想做点什么来为自己的祖国争取一个好一点的未来，所作所为，只是在准备后事：一旦国家崩盘，就逃到租界或者外国。
神仙治军
说到刘湘的成功，有一个人不能不说，此人姓刘，名从云，川人称为刘神仙。他的出名因两样东西，一是创立了一个名叫孔孟道的教门（可能是一贯道的一个变种），道徒甚众；二是扶乩请神据说格外灵验。民国是个各种黑社会组织公开化的时代，各种秘密宗教纷纷登台，敢创教的人，多少得有点“法术”，不是打卦扶乩，就是气功治病。刘从云恰恰在两方面都有点名气，所以，自1925年开门，道徒就挤破门，刘湘也是在这一时期入的教。
当时，刘湘已经是四川王了，投到刘神仙门下，完全是因为神仙扶乩打卦准。自打入教以后，刘从云事实上成了刘湘的军师，所有的军政要事，都要经神仙通过乩盘来决定。也不知是神仙真的有神术，还是他阅历丰富，见机得准，或者是他门徒众多，耳目广，信息特灵，反正刘从云的乩语很是灵验，至少在刘湘那里比较灵，说这个事能成，八九不离，说这事不成，就是大费周章。特别是刘从云还成功地预测过一次以杨森为首的若干川军将领对刘湘的挑战，使得刘湘占得先机，大获全胜。
不过，即使是神仙，在得意之余，也难免有忘形的时候。很快，在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政要员的追捧下，刘神仙不再安于神仙府里的研究“预测学”，要直接插手军政事务了。先是编练了一支“神军”，一个师的建制，全由他的道徒组成，枪炮固然也要，但人家的特技是练刀枪不入的法术，跟义和团似的，惹得外面都传说刘湘有陆海空神四军。在围攻川陕红军的的时候，刘湘对刘从云的迷信达到了极点，居然让他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统一指挥六路围剿大军作战。当刘神仙身穿道袍，手执拂尘，将乩盘并扶乩的童子搬进指挥部之后，不仅让各级将领向他叩头，害得向来不信教的杨森老大委屈，而且总是拿乩语当军令，出发要良辰，开仗要吉日，行军路线都要按照他指定的“行军大吉”的方向。当然，军事地图他是看不懂的，所以有时部队居然走到了悬崖绝路上。显然，这样的总指挥是不可能不打败仗的。六路围攻一败涂地，刘神仙也只好夹起乩盘走人。
但愿那些求神仙的人和神仙本人，能记住当年刘神仙的故事。
昔日南天王
眼下是出高人的时候。几年前就老是听说哪个哪个地方官，找高人卜卦，经高人指点，修了条本来可修可不修的路，盖了座可盖可不盖的楼，甚至改了本来不该改的大门，结果官运亨通。开始还有点不信，架不住总是类似的消息传来，有的还见了报，最后，发现连自己认识的一些官员，也搅在找高人、占卜、改动外部环境以求升官发财的三步曲里，不由你不信。
人有没有命运？人的命运能不能靠当事人弄点小花招就变得面目皆非？说不好。不过，这“高人指点”的事倒是让我想起，在不太远的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个故事。1930年代，统治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心高志广，对屈居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名下，一直心有不甘。这时候高人出现了，告诉陈济棠，如果把你家祖坟迁个好地方，肯定不会屈居人下。见陈动了心，高人进一步支招，说是洪秀全家的祖坟风水特好。于是，南天王一声令下，洪家的祖坟动迁，陈家祖宗的枯骨由此鹊巢鸠占。迁了祖坟之后，效果如何，史无记载，但至少陈济棠没有升官是可以肯定的。
时间到了1936年，得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怂恿，和祖坟搬家双重鼓舞的陈济棠，在准备公开反蒋，但又举棋不定的时候，又想起了高人。于是请高人扶乩，请神说话，忙活半天，得乩语四个字：机不可失。于是乎南天王心雄胆壮，打出反蒋大旗，兴兵北伐。可是兵尚未动，陈济棠赖以自豪的广东空军，一股脑儿反出南天，飞到了南京；接下来，他名下的陆军也相继离散，南天王变成孤家寡人，只好夹起细软走人，躲到了香港。到了这个时候，陈济棠才悟到，原来“机不可失”的意思是：飞机不可失。既然如此，那高人为什么不早说呢？再找高人，高人已杳如黄鹤。其实就是找到高人也没有用，人家会说，天机不可预泄。
又过了几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派飞机来香港接知名人士，名单中就有陈济棠。大概是老蒋担心陈跟日本人搞在一起，对他不利，可是同在香港的孔二小姐偏不领会姨夫的心机，硬是把上了飞机的昔日南天王扯了下来——因为飞机要运她的狗，德国黑贝。唉，如果当初不听高人指点，南天王何至于命不如狗。
古人云，国之将兴听于民，国之将亡听于神。其实，一个家族，一个团体，都是如此。——不，古人的话需要修正一下，实际上不是听于神，是听于“高人”。
别个世界里的第一夫人(1)
宋美龄走了，享年106岁。在世界二战期间的风云人物中，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整整比别人迟了二三十年。俗话说，盖棺定论，然而对于宋美龄来说，在她没有告别这个世界之前，历史对于她的“论”其实早就已经定了。正如她自称“蒋宋美龄”一样，她的功过事实上是跟她的夫君蒋介石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国家领导人给宋美龄的唁电中所强调的，坚持抗战和坚持一个中国的两点，用来赞扬蒋介石其实亦无不可。
作为当年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曾经有过无限的风光，美国人称之为“亚洲第一夫人”，她委实当之无愧。当年，她发动“夫人外交”攻势，以她摄人心魄的风姿和演讲，迷倒了不知多少美国人，为处于艰难抗战中的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援助。来华参战的美国军人，凡是见过第一夫人的，无不为之倾倒。在华的美国军人，无论是陈纳德天上的飞虎队，还是史迪威印缅战场上的陆军别动队，均堪称是全美国二战中最勇敢、战绩最显赫的军人，由于欧美特有的崇拜夫人的传统，所以这种勇敢和战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跟宋美龄不无关系。不仅如此，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力压国民党高层力主讨伐的呼声，亲自犯险进入西安，对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积极作用。其勇气和见识，绝非一个普通的贵妇人所能望其项背。在中国抗战独立支撑的年月，在国际法西斯阵营扩张势头猖獗，国民政府内部高层分裂的年月，在推动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并且最后站对队方面，应该说宋美龄和宋家的兄弟姐妹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凡是见识过宋美龄的人，都对她的能干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是中国第一夫人，但宋美龄从来就没有想到专门做夫人，她是要做事的。刚与蒋介石结婚不久，闹着要做事，蒋让她去管北伐军的遗族学校。她没有嫌这个事情小，把个小小遗族学校管得井井有条。美国人来参观，说它是“东方第一新兴学校”。此后，无论是参与政务，还是参与妇女界活动，都有声有色。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由于有了她和一干新派人物的掺和，才避免了沦为一场霉味过重的复古运动的命运。
然而，有魅力而且能干的第一夫人，就像她的这个头衔一样，其实并不属于她身处的这个世界。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宋美龄等于是“皇后”，她的行为方式应该是这样的：或者像唐朝的长孙皇后那样，躲在丈夫的身后，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或者像武则天一样，凭借丈夫的权力飞扬跋扈。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至少要聚敛一些财富，争取生个儿子，或者抱养一个。然而，这一切距离宋美龄是太远了，宋美龄出身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从小就在美国生活和受教育，读的是威斯里女子学院这种很贵族化的学校，饱浸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她的优雅、她的活力甚至她的能干，更像是美国式的，不怎么“中国”。她的英语无论说和写，都比她的中文好，甚至连她的思维方式都是英语的。尽管贵为第一夫人，但她的交往圈却还是欧美化的中国人，连打电话都用英语，给接线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英语的人看她，和她看人家，都显得那么地顺眼、和谐。抗战前和抗战期间，作为中国最高统帅的夫人，她自己或者陪同蒋介石，从慰问伤兵到视察前线，没少在军队里转。几乎个个精通英语的空军，对第一夫人的感情之深，都恨不得为她去死；然而在陆军里，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的人。一位美国的传记作家写道：在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以后，“美丽的新娘子伴随着总司令转战各地。车站、农宅、临时屋都曾是他们的落脚处，不过有件特别的事情，那就是不论到了多么恶劣、简陋的地方，委员长夫人对她所素持的干净标准丝毫也不肯打一点折扣。每到一个地方，她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抹地擦窗，务必直到看起来纤尘不染后才肯罢手。当然，漂亮的窗帘和芬芳的鲜花是绝对不可免的。”显然，对于当时中国的老百姓来说，第一夫人典雅、高贵、整洁、魅力四射，但绝对谈不上亲切、可近。
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尽管政见不同，宋美龄和宋庆龄之间，感情一直是非常好的。不论宋庆龄多么令蒋介石头痛，双方如何仇视，宋美龄却一直竭力维持着她和宋庆龄之间正常而且算得上亲密的姐妹关系。无论宋庆龄与蒋介石关系恶化到了什么地步，宋美龄都绝不允许蒋介石的特务碰她姐姐一根毫毛。为此，她不仅三番几次正色告知蒋介石，而且亲自出面警告戴笠。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宋美龄给宋庆龄的信，依旧款款情深：“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这不是说宋美龄没有立场，亲情高于一切，而是一种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美国作派的体现——政治和家庭分开，意识形态的歧见跟家庭亲情是两回事，绝不往一块掺和。
在解放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宋美龄用牛奶洗澡的传说，在解放区到处流传，以至于到了我能懂事的时候，大人们还这样说。这个传说虽然表面上是对宋美龄的一种丑化或者诋毁，但也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隔膜和对立。
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结合，固然还算是琴瑟和谐，但事实上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宋美龄的朋友圈子里，无论是欧美的友人，还是国内的“欧美同学会”，对传统理学味道十足的蒋介石并不欣赏，甚至还说三道四。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对这些人自然也是若即若离。我们不知道，到了台湾之后，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在遭到国民党整肃的时候，宋美龄会是个什么心情？然而，事实上不管她的心情如何，已经深入她骨髓的美国老式的中产阶级生活作派，都只能让她继续扮演夫唱妇随的角色，绝不可能允许夫妻关系的任何裂痕暴露出来。
别个世界里的第一夫人(2)
1927年她和蒋介石的结合，使颇有理学气味的蒋介石入了基督教，但是多年来，她并没有将蒋介石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虽然到了台湾之后，蒋对基督教感情日深，但更多地只是求助基督的庇佑。可以说，到死，蒋介石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一个中国的专制强人。在蒋介石的棺材里，宋美龄放入了四本书，一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本《圣经》、一本《荒漠甘泉》、一本唐诗，西方基督教的书占了一半。也许，这样的陪葬品，只是代表了宋美龄的一种愿望。
事实上，宋美龄虽然身在中国的土地上，却一直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典雅、美国老式中产阶级的世界。尽管我们把她列为“四大家族”中的一分子，然而报上说，她死后的遗产只有12万美金，她惟一的房产在上海。可以说直到死，她都维持了一个老式的美国中产阶级的财产水平。
总理县长唐绍仪
总理是指国家内阁总理，县长是指广东省中山县的县长，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先做总理，后当县长，两个职位之中，官小的比官大的干得更有兴致，此公就是唐绍仪。
唐绍仪本是农家子，按道理很难出头，可是人家命好，赶上了曾国藩派容闳组织幼童公派留学美国。大江南北，士绅人家子弟打死也不肯去，最后不得不便宜了风气已开的广东人，唐绍仪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大大有名的人物叫詹天佑。
幼童留学事业后来因国内顽固派的反对而提前中断，回国的唐绍仪好一段时间都郁郁不得志，有幸的是，很快他就跟袁世凯结识，从此成为袁的智囊之一。晚清最后十几年，唐这种有着几乎是最早的留洋经历的人物特别吃香，又加上袁世凯的援引，唐逐渐窜升为方面大员，成为晚清的重要人物。
辛亥革命起，随着袁世凯的复出，唐绍仪被委以重任，担任南北谈判代表；谈判成功，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出任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我们知道，当初孙中山当大总统的时候，采用的是美国的总统制，不设总理，由总统直接统辖内阁。在交权前夕，为了限制袁世凯，临时起意把政府改成内阁制。显然，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可能入其彀中。这样一来，唐绍仪这个内阁总理注定是要不讨好的。可悲的是，受过美国教育的唐绍仪，当时却并不明白自己的命运，反而很认真地要负起责任内阁的责任来。结果不问可知，不仅责任内阁搞不下去，袁唐之间多年的交情也完了，唐绍仪只得不告而别，悄然失踪，从此离开了政治舞台。其时，在辛亥革命的第二年。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唐绍仪基本上变成了政坛的点缀和看客，看人起高楼，看人屋宇塌，多数时间在家乡隐居。直到1931年，国门上的五色旗已经换了青天白日旗若干年后，蛰居多年的他突然拇指大动，出任起家乡香山县（时已改为中山县）的县长。古稀之年的唐绍仪做起七品芝麻官来，跟当年做巡抚、尚书和总理一样，雄图大志，有板有眼，绝不糊弄。在不到四年的功夫里，他四处化缘，修马路，建医院，把自家的花园改建成城市公园，对市民开放，甚至还野心勃勃地想在中山县的海岸上建成一个大海港。至今中山还流传着他的逸事，说他修马路的时候，碰到土地公公挡路，民工不敢动，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头，然后让民工下手。马路修好之后，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五十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
唐绍仪以做过总理的身份去当县长，在民国时期好像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倒是中共建国后，此事入了毛泽东的法眼，他几次公开引用这个例子，教育干部要能上能下。其实，跟今天我们通常的看法不一样，当年的唐绍仪，并不会认为以做过高官的身份再当芝麻官，是屈尊。实际上，唐绍仪晚年一直是在家乡做乡绅，出任县长，不过是乡绅为自己家乡做事的一种特殊形式，他只是在做事，或者比较方便地做事，算不上是做官。在那个年代或者更早，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多的，凡是退休回家的士大夫，总要为桑梓谋点福利，否则就不配做乡绅。尽管唐绍仪喝过洋墨水，但毕竟没有脱出传统士大夫的积习，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顺人章士钊
一个人活在世上，不顺心事，十之八九。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就是长时间的痛苦中间夹杂着瞬间的快乐。大概只要某人快乐之间的间隔稍微短一点，大家就会认为他命很好了。不过，这个世界上，事情总是不平衡的，在大多数人埋头苦熬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些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能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都混得很好。下面我们要谈到的章士钊，就是这样一位。
章士钊刚出道的时候，运气并不太好，赶时髦弃文从武，不过进了江南陆师学堂，如果一直学下来，日后的出息肯定比不上北洋系的武备学堂。不过还好，章士钊很快就脱离那个培养兵头的地方，掉过来弃武从文，接手办《苏报》；当惹出事来，明明他是主编，最后倒是邹容和章太炎两个进了监狱，前者还死在了狱中，他却平安无事。这里就有点运气了。
章士钊真正的时来运转是在1904年到日本留学期间。到日本后，原来的热血愤青章士钊不再热心革命，改埋头读书了，连同盟会也不肯加入。章太炎、张继这些昔日的朋友，怎么劝都不行，没办法，有人出主意说章士钊很喜欢一个新近来日本的美女，而这个美女恰好很倾向革命，不如让她去劝劝试试。这个美女名叫吴弱男，是当年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嫡孙女，清末四大公子之一的吴保初的掌上明珠。结果呢，美女吴弱男去劝了，没有劝动，反而把自己搭了进去了，从此，吴弱男成了章士钊的枕边人。
革命党赔了夫人，章士钊抱得美人归。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对章士钊来说，却是一个命运的关键性转折。吴家在当时的中国可是非同小可，李鸿章、吴长庆和袁甲三原本同属淮系，而吴长庆又是袁世凯的恩公，所以吴家跟清末民初势力最大的北洋系关系甚深。无怪乎吴弱男张口闭口就是我们官家如何，在那个时候，吴家的确属于中国最有权势的“贵族”，要不吴保初怎么能入选四大公子呢。有了如此美人相伴，章士钊从此变了模样，过去那个当过私塾先生的湖南穷小子，开始跻身于上流社会。无论办杂志、办学校还是做官僚，都带着三分贵族气。军阀、政客、革命党甚至青红帮，都对他高看一眼，给官，给面子，给大头（光洋）；请饭，请花酒，请留洋（欧洲）。欧洲游学当时是费用最昂贵的，人家章士钊可以一去就是若干次，一呆若干年，还带着家眷、仆人，而且据说还拥有整屋子的社会主义的德文书（陈西滢语）。
章士钊日子过得顺，不仅是命好，识时务，关键是性格上顺。历史上此公作金刚怒目状只有两次：一次是在编《苏报》的时候，那时还是“愤青”；一次是在段祺瑞政府里做老虎总长，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撤鲁迅的职。除此以外，跟谁都混得不错。章士钊自己说，平生见过最难交的人有三个，其中一个是陈独秀，可是章士钊还是跟陈独秀交上了。平心而论，章士钊是讲交情的，为人并不势利，但他比一般人讲得柔，讲得顺，无怪乎能讨那么难讨喜欢的人喜欢。
性格决定命运，信夫！
簧声戏影里的西太后(1)
1901年的中国，曾经出现过这么一幅图景，作为占领者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一天被一群中国商人请去听京戏。在咚咚呛呛的皮簧声中，老瓦如坐针毡，头痛欲裂，好不容易捱了一个钟点，总算找了个借口“得脱苦海”。与此同时，被瓦德西赶到西安的西太后，却是个既要食有肉，又要居有竹（丝竹）的戏迷，一天没有戏看，就闷得难受。打和挨打的双方总算都在中国的土地上，看了一回我们的国粹京剧。
对于西太后叶赫那拉氏，眼下的评价，总算是呈现了一点历史的复杂性，有点毁誉不一了。荧屏上的形象越来越正点，从相貌到行为一概如此，而网上却依然以骂为主，兼说别样。不过，在我看来，关于西太后的评价无论怎样毁誉不定，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京剧如果没有这个老太婆，肯定难以有今天第一国粹的地位。
西太后是京剧的知音，正是由于她坚定的支持，原来上不得台面的乱弹才得以成为压倒所有其他戏曲形式的京剧。对于戏剧，她喜欢花部的乱弹二簧戏，有意抬花抑雅，而且不满足于宫里太监的演出，打破常规，大量地将外间优秀的二簧伶人召进宫来大演其戏。那个时代出名的艺人，谭鑫培、陈德霖、杨小楼、孙菊仙、王瑶卿等人，都受到过她的赏识，不仅每有赏赐（甚至还给官爵），令太监伶人看得眼红，而且对这些“戏子”相当优容。在这些京剧名角面前，她的确称得上是和蔼可亲的“老佛爷”，传说中的西太后如何如何的寡恩刻薄，其实大多是没影的事儿。即使是那些艺人解放后写成的回忆，也往往透着对老佛爷的喜爱。当然，在那个时候，京剧界对西太后也是投桃报李，几乎所有剧目里的太后都是正面形象，最过分的是《法门寺》，不仅太后光彩照人，连太后身边的太监也顺便沾光成了好人。
西太后还是个懂戏的超级“票友”，晚清吃过洋面包的宫廷女官德龄告诉我们，西太后经常兴致勃勃地给她们讲戏剧故事，在看戏的时候也不肯安静，不断地将各种演戏的轶事和规矩说给身边的人听。事实上，京剧发展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在西太后的鼓励下完成的。在开始的时候，京剧演出比较粗糙，工唱的行当只管捧着肚子唱，工做的行当就只管翻跟头打把式；后来有“通天教主”称号的王瑶卿首先开始改革，将表演动作融进了演唱当中，“演得跟真事似的”。在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中，西太后说话了，“王大演得好”（王瑶卿行大）。谭鑫培的唱腔也与传统不合，但西太后却喜欢，给了他“叫天”的赞誉。从此以后，京剧进入了一个生旦同挑大梁的新阶段。
西太后懂戏，也入戏。此人虽然粗通文墨，掌权之后也找过几个老儒给她讲点经史，但真正的教育却是戏剧给的。晚清时节，京剧虽然已经进入宫廷，但毕竟是来自民间的乱弹，不惟用词鄙俚，思想内容也相当混乱。固然不乏忠孝仁义的鼓吹，但来自游民的江湖义气与恩怨分明的意识也相当明显。不仅如此，过去的京剧对帝王时常会有点不敬，总是批评他们听小老婆的话，忘恩负义，滥杀功臣，针对的大抵是朱元璋，屎盆子却都扣在比较远久的刘秀头上。对于清朝第一大戏迷西太后来说，戏的情节和内容不可能不影响到她的思想和行为。虽然总的说来，西太后还算是个头脑清醒的统治者，为政大体上中规中矩，但却也时不时地发点“京剧脾气”。
一个官声很是不怎么样，又贪又蠢的小小知府吴棠，只因为在西太后扶父之柩归葬的落难之际，误送了一笔馈赠给她，待到昔日的待选秀女成了太后，吴棠就开始官运亨通，位极人臣，不管犯了多大的错，任谁也参不倒。八国联军打上门来，老太婆落荒而逃，一口气跑了几百里，连口水都喝不上；兵荒马乱之际，怀来县令吴永好歹总算准备了一锅稀粥，让老太婆喝得舒心，于是也成了一个参不倒的人物。接下来，来自广西的岑春煊，脾气坏得要命，逮谁得罪谁，只因为在西太后逃亡途中第一个带兵前来护驾，也因此而官运大好，甚至连朝廷份量最重的庆亲王奕和袁世凯联合参奏，都没能动得了他的乌纱。在有恩报恩的同时，西太后对待功臣也相当地富有人情味，所谓的中兴名臣，无论以后的作为如何，都会顶着一堆官爵头衔终老，临了的谥号还会给找个最美好的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自不必说，连沈葆祯、袁甲三之辈也同等待遇。中兴名臣中，遭际最差的是郭嵩焘，出使西方后，再也没有被起用。但他的倒霉主要怪他第一个吃禁果，以翰林出身的身份跑到了洋鬼子的地方做事，以至于官场舆论说他去“事鬼”，意思是伺候鬼子。西太后待他的不好，也不过就是没有很快再用他而已。
查一查二十四史，善待功臣的皇帝当然也有过几个，但是对臣子报恩的帝王却几乎没有。从理论上讲，皇帝实际上没有什么恩人，所有人对他好都是应该的。即使所谓对他有恩的功臣，以后如果犯了错或者不合皇帝的意，那么也一样是要受到惩罚的，否则就不足以维持朝廷的纲纪。只有民间的戏曲里，才会按农民的思路，编出一些抨击帝王负恩的故事。显然，西太后的这些作为是上了京剧故事的当。
反过来，对于那些她认为负了她的人，西太后也决不吝惜报复的手段。在西太后眼里，最大的负心人就是戊戌以后的光绪皇帝。对于这个她从小拉扯大的皇帝，她理所当然地认为有说不尽的恩义。戊戌事变，西太后不仅将谭嗣同图谋借兵围颐和园的事算在光绪头上，而且更加恼怒他居然陷她于不得不完全交出权力的窘境，逼得她发动不得人心的政变，重新拿回权力。在西太后谋求废掉光绪，遭到地方督抚和洋人的反对而无法实现之后，身为皇帝的光绪就成了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不仅衣食不周，而且得不时地忍受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连宫里经常性的演戏活动，也成了西太后折磨光绪的最好方式。戊戌政变之后，宫里最爱演的戏是《天雷报》，这是一出养子得中状元之后，不认养父母，最后遭到雷劈的戏。这出戏此时在宫里演出的时候，西太后特意要求加到五个雷公和电母，狠狠地劈那不孝子，同时将不孝子换成小花脸，一副小丑模样。面对这样一出明摆着是讥讽的戏，光绪必须得陪着西太后从头到尾地看，一边看，还要一边发表意见，痛骂自己。对光绪的怨恨，西太后至死未消。在1908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光绪37岁生日的前一天，西太后特意安排在皇帝的“万寿节”前夕，演出三国戏《连营寨》。这出戏演的是刘备为关羽和张飞报仇，兴师伐吴，最后失败的故事。戏里刘备是主角，有一段哭祭关羽和张飞的戏，满台白盔白甲白旗号，气氛极其压抑。其实，平时在宫廷演戏也是很讲究吉祥的，而在皇帝生日的“前三后五”的庆贺期内，演这种哭灵戏，无疑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诅咒。此时的光绪已经病入膏肓，经这番刺激，几个月后便撒手归西。而连续拉了几个月稀的西太后，却终于熬过了比她年轻三十几岁的光绪，在光绪死后第二天才咽了最后一口气。
簧声戏影里的西太后(2)
西太后对于珍妃的处置，也很具有京剧的味道。开始她讨厌珍妃，其实主要是因为担心皇帝受小老婆的蛊惑，所以屡屡裁抑珍妃。戊戌政变以后，旧恨又添了新仇，恨屋及乌，结果是珍妃进了冷宫。甚至在八国联军打来她要逃跑之际，也没忘了把珍妃从冷宫里提出来，塞进井里。在她的心里，也许珍妃就是戏里经常演的那种挑唆皇帝干坏事的“西宫娘娘”。
自电视剧《走向共和》播出以后，有关西太后的评价问题再次成为某些人们议论的热点。说实话，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女性统治者，历史的评价往往趋于苛刻，弄不好就落得“牝鸡司晨”之诮。如果抛去这种对于女人的偏见，我认为，作为晚清最后岁月的统治者，应该说西太后做得还差强人意，至少比她死要面子甘做鸵鸟的夫君咸丰要强，比她那个十五六岁还读不成句的纨绔儿子同治更是强到不可以道里计。但是，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历史转折关头居于最高位的人物，她没能推动这个转折的完成，无论如何都算是大节有亏。
可惜的是，西太后所钟爱的京剧，并没有给过她这方面的启示。
西太后、义和团和公使夫人(1)
西太后、义和团与外国公使夫人，是三个不能同时相容的东西。西太后信任义和团之时，就是公使夫人们受难之日，在义和团和清军围攻使馆的枪炮声里，夫人们不惟提心吊胆，有的还丢了丈夫，有的受了伤。反过来，当西太后跟公使夫人握手言欢的时候，义和团就被镇压得呜呼哀哉，没死的不是逃奔他乡，就是改换门庭做了洋教的教民，而教民恰是当年他们拼了命要杀的主儿。
按常理，西太后跟义和团与公使夫人都应该搭不上界。于前者，清朝的政治文化多少有点理学的味道，对于义和团这种“怪力乱神”的东西，向来是排斥的，断没有沆瀣一气的道理。于后者，西太后虽然不像她老公咸丰那样看见老外就头痛，但对洋鬼子也没有太多的好感。在庚子之前，总理衙门拟好的接见外国公使的章程，也是只见公使不见夫人，所以，做太后的单独接见公使夫人好像只有一次。说实在的，作为一个挑剔的老太婆，对于那些穿着怪里怪气的公使夫人，不可能有多大的兴趣。
西太后与义和团扯上瓜葛，说起来还是戊戌变法惹的祸。出于对失去权力的担心，西太后出手镇压了维新派，然后就只能被守旧派牵着鼻子走。西太后发动政变之后也并不想尽废新政，但人家告诉她，不废新政，则训政（即西太后再度直接掌权）无由。于是有些她本来同意的新政也一股脑全废了，只剩下一个京师大学堂没动，实际上也停了没办。可是，一旦得势，守旧派的脚步就不可能停下来，他们不约而同地向后走得更远，直到回到封闭状态去。这样一来，难免要惹得西方列强不乐意，中西关系在平稳多年之后出现了紧张，下层反洋人的运动受到了官方的鼓励，变得异常活跃。守旧派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跟外国人抗衡，这时开始主张借助“民气”，其实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义和团之类民间团体刀枪不入的“神术”，相信借助义和团刀枪不入之术，就可以抵御洋人的坚船利炮。为了让西太后坚定地做他们的“首领”，守旧派还不断地给西太后拱火，甚至不惜伪造列强要求西太后交权给光绪的“照会”。
尽管西太后对外国人干涉他们的“家事”十分恼怒，但对于义和团的神术能不能靠得住，还是心存疑虑。这个时候，宫里宫外已经把义和团大师兄的超人功夫传得跟真事一样，西太后还是派了两个她认为信得过的军机大臣，刚毅和赵舒翘，前往驻扎在涿州的义和团，看一看团民刀枪不入法术的真假。按说，这两位都在刑部干过，刚毅还曾是刑部秋审处的“八大圣人”之一，向有公正刚直之名，理当具有较强的判断力和辨识能力。可是，也许是刚毅他们本身就倾向守旧派，眼睛出了问题，也许是义和团大师兄袒着肚子，拿火枪啪啪地朝上着家伙，表现特别出色，最后两人回去汇报，居然言之凿凿地认为，刀枪不入确有其事（也有一说是，赵舒翘还有所怀疑，但在刚毅的坚持下，没有说真话）。结果自然是很可怕的，清政府由此发布了自近代以来第一份“宣战诏书”，向来连一国都打不赢的大清，居然向所有的西方列强宣战。
还没等八国联军打到门口，西太后实际上已经明白她是上了刚毅、赵舒翘加义和团的当。在经过了颠沛流离跑到西安之后，她总算明白了外国人其实并不真的在意谁是这个国家的头，以及这个头是公是母。在彻底明白也彻底服气之后，西太后对于西方表现出了出奇的热情。原来死活看不上眼的外国公使夫人，在回京以后，竟然频繁地成为西太后的座上客。据经常出入宫廷的美国女医生赫德兰夫人说，西太后往往给予这些公使夫人过高的礼遇，往往是公使夫人落座之后，光绪皇帝才能坐下，而且还欠着半个屁股。西太后不仅让皇帝对这些过去看不上的外国娘们降尊纡贵，自己的架子也放下了许多，时常拉住这些洋女人的手嘘寒问暖，让人感到眼前就是一个慈祥的中国老太婆。赫德兰夫人是这样描写在公使夫人面前的西太后的：“只有在私下接受某外国公使夫人的觐见时，这位非同寻常的女人才会表现出她的机智，她的女人味儿，和她作为女主人的吸引力与魅力。她与每一位客人握手，非常关切地嘘寒问暖；她也抱怨天气的炎热或寒冷；如果茶点不合我们的口味，她会非常着急。她十分真诚地说，能和我们见面是她的一种福气。她还有办法让每一位客人都为她着迷，即使她们以前对她存有偏见。她对每一个客人都很关照，这也充分表现了她作为一朝之主的能力。”（I·T·赫德兰：《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有的时候，这些不谙宫廷礼仪的洋女人忍不住乱摸乱动，甚至抄点什么走；吃饭的时候，面对盛宴，有人居然挑三拣四，说些难听的话。西太后也真像个佛爷似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果人家主动要礼物，自然也是尽量满足。一次，据说一位非常尊贵的公使夫人，居然看上了老佛爷用的碗（那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跟西太后讨要，西太后说这是用过的，就不给了，按中国人的习惯，送礼送双，可以给你另外两个这样的碗。
跟外国公使夫人打交道，义和团的话题虽然尴尬，但有时候还是逃不掉。有一次，西太后发现一个公使夫人佩戴着勋章，就问这个东西的来由。公使夫人答道，这个勋章是因为我在义和团围攻使馆的时候受伤，我们国家奖给我的。西太后马上双手握着这位夫人的手，似乎显得很激动地说：“对那次动乱中所发生的事我深表遗憾，义和团匪民一度势力盖过朝廷，更有甚者，他们竟然把大炮架到了紫禁城的城墙上，这类事情以后永远不会再发生了。”如果赫德兰夫人所记录的西太后这段话属实的话，西太后当然是在撒谎。那时候，在北京的义和团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炮，更别提架在紫禁城墙上了。当时的义和团势力虽大，但并没有真正成为北京城的主人，西太后是有能力控制局面的，没有她的支持，义和团根本成不了那么大的气候。不过，事过境迁，不把屎盆子扣在义和团头上，老佛爷怎么下台？
西太后、义和团和公使夫人(2)
跟外国公使夫人的接触，也导致了西太后自身的某些变化。在晚清最后的几年里，西太后对所有的西方事物都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汽车坐得，望远镜望得。现在西太后留下来的许多照片，包括摆拍出来的许多“艺术照”（比如她扮观音，李莲英扮韦驮的那张），都是这时候的产品。西太后还在美国公使夫人的劝说下，同意把自己的画像送往圣路易斯博览会展览，因为公使夫人说，各国首相的画像都在那儿展出。为此，西太后请外国画师一连画了几个月的像。
当然，西太后跟那些“洋鬼子”妇女也有些小小的抵牾，比如说，她很看不上外国妇女束胸的习惯，背后总是出言不逊，并且始终坚持自己的满人服装连同她六英寸高的满式高跟鞋是世界上最好的服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西太后跟公使夫人的合影，依然一边是满族桶式的旗袍，一边是束胸的西式长裙。
在西太后跟外国公使夫人打得火热之际，朝廷的新政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几年前的守旧派首领，如今变成了改革的当家人，只是变革的方案，却是抄人家康、梁的。不过抄归抄，康、梁却不能平反。不仅不能平反，连看到康、梁的名字，西太后都要神经过敏。开经济特科，第一名梁士诒，只因为有人说他的名字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字祖诒），就被西太后刷掉。西太后的明白和服气，都是对这老外的，而对中国人，她却“墨索里尼”，总是有理，镇压改革是对的，开历史倒车也没错，后来改革更是对的。活生生造出了一个历史的大别扭，不为别的，只因为自己的脸面。
对于一个垂了近五十年的帘、操纵了两任儿皇帝、安排了一任孙皇帝的人来说，脸皮的确是很金贵。不过，在她和她的脸皮进了棺材以后，大清的气数也就尽了。
“官屠”刀钝(1)
清末官场上据传有三屠，张之洞为“士屠”，袁世凯为“民屠”，岑春煊为“官屠”。张之洞得名大概是因为他主张废科举，断了大批“士”的上升之路；袁世凯则是因为镇压义和团，杀了不少大师兄、二师兄之类的团民；而岑春煊的“官屠”之名，却是从他立志整顿吏治这儿来的。
晚清走到20世纪，吏治之滥，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官场普遍的问题，原先制约腐败的监察系统也已经失灵，而且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密折制度也无形作废，满朝文武，没有人会为了贪污去上奏折打小报告。严格地说，朝廷所有的官都是买来的，即使科第出身，要想混个好缺，也非花钱打点不可。想当官的人们，光花钱买官还不行，还要买缺，买了缺之后，想要早点做上官，还得买排队优先的位置。得官的成本在提高，做官的成本也在提高。由于各级官吏都是买的，大家都需要早点收回成本，尽快赢利，因此对下属的孝敬都很在意。冰敬、炭敬，以及各种“敬”，花样出新，刮来的地皮虽然肉痛，但都免不了要拿出部分来打点上司，一层一层供上去，直到中央。这个时节，官员更换的周期也在缩短，凡是好一点的缺，轮换的频率都非常高，有时一年不到就得换人。所以大家一上任，气还喘不匀就要张罗捞银子，否则离任的时候就有可能收不回成本。要知道，那时候许多人都是借了高利贷买的官。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肃清贪污，整顿吏治，不从制度的根本着手，无论采用什么手段，基本上都是无效的。不过，就现实而言，贪还是要反的，尤其在新政的改革时期，如果不反贪，改革很可能会变质，只是在反的同时，制度建设要跟上。客观地说，个别封疆大吏的肃贪行为，对于所属地方的“官场投资人”来说，的确是一场灾难，一场跟别的地方比较起来感到很是委屈的官灾，无怪乎人们要称岑春煊为“官屠”。尽管如此，岑的反贪还是具有正当性。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岑的反贪，也是反给朝中的庆王奕看的，因为这个奕贪财好货，已经为人所共知，在地方的反贪，实际上是间接打击朝中的对手。不过，毕竟刀是直接砍到两广的地方官头上，真正痛的，还是这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