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来就不乏能人，只是能人之间总是难以相能。曾、左、李之间，如果不是有个内修功夫好、识大体的曾国藩，晚清的中兴也许未可知。什么时候，像左宗棠这样的人学会了妥协，学会了相让，中国人就真的出息了。
做皇帝的故事(1)
农民自陈胜、吴广之后，想做皇帝的人一直就不少。当然，有此非分之想的大多是那些不安分，又见过些世面，或者有点痞气的人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时候，北方中国也是遍地烽火，大小股的农民起义到处都是，称王称帝者不知凡几。不过多数的团伙都是从戏班子抢来戏衣，用唱戏的黄袍和王冠，装备自己的皇帝，用戏装的蟒袍玉带、铠甲硬靠，装备文武大臣。然后跟吴三桂一样，搭个大棚子就当是皇宫，然后就登基做皇帝。不过，这些草头皇帝登基之后头一项急务，都是大封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以便尽快享受美女环绕的艳福。至于到底能不能配齐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就要看这些起义者的实力，一般来说，十几二十几个总是找得到或者抢得到的。在这方面，他们显然比不上同时代的洪秀全，人家一口气大小老婆就娶了好几百，害得他总是摆不平小老婆之间的关系，争风吃醋闹得天王府翻了天，往往不得不求助东王杨秀清假装神灵附体，上帝下凡，为他处理家务事。
不光乱世，农民争着当皇帝，太平年景，偷着做皇帝的也不少。明清时节，宣称具有无边法力的民间教门很是不少，教首借着三脚猫功夫的气功，再加上一些从儒释道那里抄来、从戏词里趸来的货色，一蒙就能蒙上一群人，给他上钱上货，甚至贡献女人，大家夜聚晓散，好不快活。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觉得做教首没有做皇帝过瘾，所以往往有利用教徒对自己的迷信，做起皇帝的，不敢公开搭棚子，就在自己家的土炕上穿着借来的戏衣“登基”。地方虽然窄点，但一样不耽误大封群臣，尤其不耽误封自己的三宫六院。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太平年景称王称帝的人，往往只是自己过过皇帝瘾，并不真的想打上金銮殿，夺了鸟位。只是若让真的皇帝知道了，还是一样抓了砍头——其实有点冤。
在汉人文化圈里，皇帝无疑是一个很核心的文化要素，即使穷乡僻壤，愚夫愚妇，有谁能不知道皇帝呢？有个笑话说两个农夫在田里割稻，累得不行，一个说，皇帝割稻肯定是用金镰刀。另一个说，蠢货，皇帝哪里还用得着割稻，还不是在大树下面，西瓜吃吃，蒲扇摇摇。其实，这只是笑话而已，人们编出来取笑农民的，当不得真。实际上哪个时代的农民，会一点都不知道皇帝是怎么回事？自从有了戏曲之后，戏里总是演帝王将相，即使在农村，年节农闲，也要唱大戏的。别的不晓得，谁还不知道做皇帝的高高在上，别人都要冲他磕头，三呼万岁，居有宫，出有辇，说话金口玉牙，让谁死谁就活不了；最妙的是有许多如花似玉的老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都是天下最美的女人中挑出来的。所以，凡是农民想要做皇帝，就比照着戏上的操练。
当然，农民如果不满足于做草头王、野皇帝，而且真的得了天下，那就得讲究一些了。当年从沛县起义的刘邦，土的程度跟陈胜、吴广也差不了多少，最多当过几天“大队干部”，起义以后，事情还没有眉目，就拼命地找女人、吃猪肉。英布来见，他一边一个女人在给他洗脚，张嘴就是粗话，一点礼数都不讲。看见儒生，更是不耐烦，抢过人家帽子就往里撒尿，活脱脱一个乡里的无赖。然而后来做了皇帝，发现跟原来的一帮屠狗杀猪的兄弟喝酒撒疯不成体统，这就用得着儒生了。叔孙通为他制订朝仪之后，宫里殿外，兵卫齐列，铠甲鲜明，旗帜飘飘，所有文武大臣排成两列，天不亮就在宫外候着。赞礼官说声“趋！”大家弓腰低头，一溜小碎步向前；说声“止！”则乖乖站着谁也不敢动。东向文，西向武，分两列在殿前站好。于是皇帝乘辇驾临，诸侯王、群臣按班次奉贺朝拜。礼毕，皇帝赐酒，酒过九巡，赞礼者高叫：“罢酒！”整个仪式过程，群臣无不战战兢兢，不敢稍稍违仪，有动作不合式的，朝堂上虎视眈眈的御史立刻就将他们带走（估计没什么好果子吃）。朝礼罢，刘邦高兴地说，我今日才尝到了做皇帝的滋味啊。原来要过饭、当过和尚的朱元璋朱皇帝登基的时候，也一样排场得了不得。先是郊天祭地，算是请示过天公地母，承认了他做皇帝的合法性；然后由丞相率领群臣，跪请朱皇帝龙椅就坐，朱皇帝扭捏半晌，总算坐进了椅子；再由丞相跪进衮冕，为他穿戴停当，再捧上玉玺，送到朱皇帝手中；接过玉玺之后，群臣立刻拜贺舞蹈，三呼万岁，整个南京城鼓乐齐鸣，欢声震天。接下来，换上皇帝新装的朱元璋，由仪仗导引来到太庙，奉上宝册，追尊他们朱家四代种田的祖宗为帝，告祭社稷；然后回到奉天殿，升御座，接受百官朝贺，大家如仪舞蹈，三呼万岁。此时的朱元璋说没说刘邦当年的那句话，于史无征，但心里肯定受用极了。只有李自成没有出息，打下了北京，占了皇宫，却在偏殿登基，果然没几天就丢了天下。
做皇帝的故事(2)
欧洲直到现在，不少国家还存在王室，调查一下，希望王室继续存在的西方人还正经不少，但真正具有皇权意识的还是我们。我们的皇权意识，不仅在于大家在皇帝（或者大人物）面前，膝盖都有点软，碰到稍微像样一点的君主就会自动将权力交出，一任人家摆布；还在于凡是有点权力就想像皇帝那样行使，霸气冲天；更在于想当皇帝的人太多，连再平常不过的老百姓有的也有这种幻想。这对于西方人来说，真是匪夷所思，拿破仑一世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的士兵，但他绝对不会说，不想当皇帝的人不是好的人。因为即使在一度皇权鼎盛的法国，像他那样做皇帝梦而且还实现了的人也是凤毛麟角。更妙的是，我们在还没有当上的时候，摊上恶主了，抱怨固然要抱怨，但批判主子荒淫的时候，心里其实酸酸的。如果一旦像孙猴子说的那样，“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了，那么脸变得比谁都快，享受起来比谁都迫不及待，恨不得一天享尽天下美味和美色。
明朝的大儒王阳明说，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成者王侯败者贼，其实帝王也是贼。
有为政府的代价
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其实不见得个个都是昏庸之辈。乐不思蜀的阿斗和“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毕竟是少数；其他即使如成天和嫔妃玩做买卖游戏的南朝东昏侯、整日只知道做木匠活的明熹宗，其实也就是心思没放到大事上去而已，要论智商，恐怕也未必很差。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恰恰是因为太聪明了，结果倒成了昏君，而且是比上面提到的诸公更有知名度的大个昏君，这个人就是隋炀帝杨广。
杨广之聪明多才，恐怕放到中国历史上所有明君行列中也不会逊色。他自己也认为，就算是跟士大夫们比才学，他也应该做皇帝的。话虽有点浮夸，但此公才学确实有，还在当皇子的时候，就跟士大夫诗赋唱和。从流传下来的诗作来看，多少有点意思，至少不像现在名气很大的清朝乾隆皇帝的御笔那么俗气。《隋书》上说他“好学，善属文，深沉严重，朝野属望”，应当说有点道理。杨广文才不错，武功也有那么点，隋平南陈，他是行军元帅，北却突厥，他还是出征的主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至少没有给将士们添乱。即使是痛贬他的史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可是，造化就是这样弄人，被聪明所误的人，在聪明人中十有八九，隋炀帝杨广就是一个典型。
如果不聪明而且多才，恐怕杨广不会有那么多的大手笔的动作，后来让唐朝占了那么多年便宜。独享制度之利的制度创制，多半出于这个被后人骂为“炀”的皇帝，特别著名的是科举制度。正是这个制度，让中国的帝制有了世界上最完备和发达的官僚结构，被后世史学家许倬云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原色之一，让法国著名的史学家布罗代尔惊叹，怎么中国那么原始的帝制，却有了一个现代化的官僚制相伴。当然，调动几百万民工修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以及兴百万大军屡次征伐辽东，也是他的大手笔。只是这样的大手笔，最终让他丢掉了江山社稷。
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像他那样，做了如此多的遗惠后世的大动作，却因此身死名裂的。不仅科举制让后来的皇帝把天下英雄尽数纳入彀中，而且大运河也让后来的王朝尽享漕运之利，然而他得到的只有千古的骂名（只有秦始皇有点类似，但秦的江山不是丢在他自己手里，史家对他的评价有贬也有褒）。毋庸讳言，在当时，这些大手笔的施展对于社会生活的破坏是灾难性的。中国虽然有着发达的商业，但却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市场，发展出成型的商业社会，国家也没有对应的制度和税收策略；中国也不完全是一个内陆国家，但海洋经济由于受到商业发展的限制，更是进不了国家战略的视线。所以，历代王朝都只能以小农经济作为立国的基础，而小农经济是经不起国家大手笔动作的。修建东都和大运河，成百万人耽误农时，消耗储备，一已为甚，何况再乎？农业民族，从本质上讲是不宜扩张的，对外战争，最高的限度是防卫性的。以秦始皇这样的雄才大略，挟灭六国之势，击走匈奴之后尚且得修长城，可见进攻态势之不可取。百万兵上阵远征，百万人沿途馈粮，幸而战胜，尚且难以预后，何况战败！说到底，中国不是一个商业国度，可以方便地集中资源，也需要靠武力维持商路的畅通；中国也不是一个海洋国家，无视海洋的运输之利，也想不到出海谋取更多的资源。在自己限定的框架里，只能量体裁衣，量入为出，否则就要出大麻烦。
当然，在史家眼里，这个亡国之君跟他的同类一样，有着雪崩式的道德败坏的经历，矫情做假、荒淫无耻、挥霍无度、任用奸佞，等等。野史小说更是把杨广说得像恶魔一般：弑父杀兄，淫母奸嫂，杀人取乐，甚至还近乎色情地描写他坐着羊车在众多宫姬住处之间游走，为了能得到他的临幸，宫姬们竞相在门口堆满羊爱吃的食物。尽管后者荒诞得有点像后现代先锋派小说，但实际上两者都是暗示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就在于隋炀帝的品质和道德的败坏。事实上，隋炀帝的奢费并没有耗尽国家的储备，而使隋朝从仓储之粮满赢，到饿殍满眼的转换，恰是因为他动机看起来还不算坏的大手笔。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格言，言外之意就是不能乱折腾、大折腾，老是翻锅。老子的这句话自从两千多年前说了以后，相信历代稍微明智一点的君主，都是铭记在心的。至少在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忘了这句话。
“胭脂虎”和夫人路线
中国古代是典型的父权制的社会，男人怕老婆，原是要招笑的。但无论什么时代，总免不了要出一大批怕老婆的典型，连贵为“天下之大父”的皇帝老子也不例外。否则，我们的笑话库就要少很多材料了。
进入唐朝之后，一世英雄的唐太宗李世民偏有一个豆腐性的儿子李治，而偏又是这个儿子继承了皇位。于是，皇帝惧内的故事在唐朝有了更辉煌的续篇。我们知道，在续篇中，李治贤内助表现得更加出色，心也更黑，手更辣。不仅管皇帝的后宫，而且大模大样地把手伸到了前台，替高宗皇帝管了天下，连上朝都要并排坐，“朝中并称二圣”。
独孤氏和武则天这两位“母仪天下”的顶级河东狮吼，虽说碰倒醋缸的时候未免手辣心狠，但一个内部治理，一个内外兼治，把夫人政治搞得红红火火。以后人观之，国家治理的效果还算不错，至少王朝的政治并不因此而浑浊，国家上下也算太平。不过，夫人政治流风所及，大家群起效法，固然使女界扬威，但也难免出点流弊。据《隋唐嘉话》载，杨弘武曾为唐高宗时的吏部尚书，在杨大人当家的任上，高宗发现，经常有些莫名其妙的人被授予官职。于是一次问杨尚书：某人为什么要授某职？杨弘武回答说：我的老婆韦氏特别凶悍，昨天特意嘱咐让我给人家这个官职，我不敢不给，否则后患无穷。
韦氏替老公选官，到底是收了人家钱财，还是为娘家的亲戚办事，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大正大光明是肯定了的。能把这种坚决执行夫人路线的事情跟皇帝坦白出来，不说明杨某人的胆量，只表明夫人政治的雌威，已经浸及“干部队伍”的选拔。露出来的有，不敢坦白如斯者不知凡几。就在此事发生的同时代，“干部队伍”里还有个陆慎言，在做尉氏县令的时候，老婆朱氏，居然公开替他治理县境，心贪手还黑，老百姓称之为“胭脂虎”。
唐以后，女人被逐渐兴起的理学弄得灰头土脸，夫人政治不得已转入地下，除了个别命好的熬到太后资格的，基本不再敢公开干政。
民国是个讲女权的时代，头面人物的夫人往往风头很劲，像蒋夫人宋美龄、汪夫人陈璧君之类，抛头露面的机会几乎不让夫君，夫人政治再次浮出水面。不过，这些光彩照人的夫人们，毕竟还没有正式的行政职务，夫人政治还只是在枕边和闺房之内起作用，跟隋唐时代差不多。夫人政治真正光大的时代是文革时期，那时候，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非常多，而且变化也非常快，今为座上客，明为阶下囚。凡是在台上的，几乎都用自己的夫人做自己的办公室主任，或者干脆自己的夫人走到台前，直接参与决策和政治操作。政治人物之间的恶斗，也往往跟夫人之间的角逐或者撕打连在一起。
女人当家好不好？这个问题显然并不只有“牝鸡司晨”这一种答案。古往今来，从平头百姓到阀阅之家，再到皇宫那个巨大无比的大家，女人当家，当得好的有，不好的也有。只是，人们要解决的是制度上对女性的不公正的排斥，而不是提倡或者默许女人的非制度的干政。不管有多大的不公平，不在其位的女性，最好还是不谋其政的好。否则固然不排除有干政干得好的，但也更为徇私舞弊开了方便之门。
事实上，哪个时代的男人们，对于抨击女人干政从来都不遗余力，但却一直没能将夫人路线的后门关上。政坛上走夫人路线，从来都是制度外的一条终南捷径，什么事情办不明白了，或者要官要不到的时候，走走当政男人的夫人或者任何一个心爱女人的门路，都可以收到奇效。夫人路线只要走起来，就难免跟行贿受贿、买官鬻爵纠缠不清。大家都知道晚清的光绪皇帝是个可怜人，最好的光景也只有一点小权。然而就是这么一点小权，也有人惦记着走他身边女人的路线。现在文学作品上极正面的珍妃，当时其实也替人吹过升官的枕边风。
其实，只要制度有空子可钻，就会有人钻。至于钻什么门路，本是个次一等的问题。除了夫人路线，还有亲友路线、娈童路线，等等，都是可以走的。
名人肚子的故事
安禄山的一肚皮忠心，很快就露了馅。“渔阳鼙鼓动地来”，安禄山拖着他那大肚子，带着精锐的亲军“曳落河”反上长安了。最后虽然没有把唐朝江山推倒，却也害得一直信任他的唐明皇丢了皇位，跑到了巴山蜀水吃老米。被安禄山认作干娘的杨贵妃，遭际最惨，“婉转蛾眉马前死”，从此让爱她的风流皇帝茶饭不宁。这还不算，看似铁桶的唐朝江山从此风雨飘摇，一天不如一天。当然，安禄山自己也没落个好。好像就是要印证一下他当年的话，造反了若干年后的安禄山被亲信奴才在肚皮上捅了一刀，流出臭肠数斗，死了。
安禄山肚皮里的忠心是假的，但苏东坡肚皮里的不合时宜倒是货真价实。自从出道以来，虽然才高八斗，名震京师，但为官处事却总是好唱反调。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对改革提出质疑；到了旧党复辟，司马光主政了，他又反对尽废新法。弄得两面不讨好，旧党新党都不待见。官越做越小，直至被发到烟瘴之地的海南，吃香蕉去也。
古往今来，凡是自称自己怎么怎么好的人都有些可疑，宣称自己的忠心如何就更是靠不住。反过来，倒是那些总是唱反调，一肚皮不合时宜的人，很有可能是些真正值得信赖的，至少他不会是害人的家伙。可是，古往今来，有点权势的主儿，却总是迷惑于某些人的自我表白。前车颠进去了，后车依然前进如故，等到明白了，什么都晚了。世界上，像安禄山这样，最后被人捅漏了肚皮的恶人恶报并不多，往往是恶人纷纷遂了好愿，一个个把先前的表白对象当了垫脚石，发达去也。喜欢听好话，不喜闻恶言，是人性的弱点。越是身居高位，其弱点就越是突出，不是他们不明白，而是他们不乐意明白。
据说唐明皇逃到四川之后，一次说起他过去的这些臣子，谁好谁坏，一清二楚。旁边的人忍不住问道：那陛下当初干什么去了？唐明皇一声不响，只有叹气。
吃溺与排场
不过，既然接待排场主要是满足被接待者的精神享受，那么，接待的时候形式肯定要重于内容。接待的规格越高，形式越是讲究，从具体办事人员到能见到高官面的地方官，层级越多，里面的猫腻也就越多。不仅操办接待的借被接待者的名义捞满了荷包，而且被接待者，有时候也难免在至恭至敬的招待中吃了瘪。清人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记载了一件据说是他的祖父亲眼所见的事情。说是嘉庆初年（其时，乾隆尚在，虽为太上皇，但大权在握），福康安出巡。福康安据说是乾隆的私生子，乾隆爱屋及乌，对这个一表人才的宝贝喜欢得了不得。自打生下来，好事都是他的，坏事都是别人的，几件安邦定国的大功劳，虽然都是别人立的，但都归在他的名下；官封到最大，爵也封到极顶，权倾朝野，在当时，其实比那个“天下第一贪”和还要神气威风。所以，他的出行，自然也是轰轰烈烈的“四大天地”，沿途州县极尽逢迎之能事，恨不得把官衙卖了也要把福王爷伺侯好。福康安有一好，走到哪儿都要吃白肉片（即今天我们封为满族宫廷菜的汆白肉）。这白肉片非得用精选全猪，整个放锅里慢慢煨熟，方才合适。一次，途经四川的一个驿站，上面早就吩咐厨子安排大锅煮上全猪。在福康安快要到的时候，厨子突然爬上大锅，解开裤子就向锅里撒尿。旁边的人大惊，厨子说，忘了买硝，只好拿这个顶了。
故事的结尾是富有喜剧色彩的，福康安大人吃过下了尿的白肉片之后，居然感觉甚好，说是一路上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白肉片，因此赏了厨子一匹绸缎。
后来福康安是否知道自己其实吃了厨子的尿？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古往今来的办接待差的人们，心里都知道，他们为官老爷安排的排场，有多少是蒙人的。
吃了下人尿的故事，还会延续。
一副急泪
大权在握者总免不了有几分横劲，尤其是当他发现这个权力可以横扫一切的时候。项羽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意思是显摆不起来）。而对于某些官员来说，有权不耍横，也是等于锦衣夜行。能颐使气指，呵仆骂从，跺一跺脚，让某个地方的地皮连同地上的人乱颤，而不跺脚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仰着脖子看你，这才是做官的过瘾处。至于人所共愤的贪污受贿什么的，其实只是这种横劲的自然延伸，权都来了，钱还远吗？很可能许多做官的开始并没有有意要当一个贪官，权一大，横起来，自然钱就飞来了，想不拿都难。
在中国这个国家，产生权力的崇拜甚至迷信是难免的。君不见，福禄寿三星，除了寿星佬光头，看不出身份外，剩下两位都是官帽子，有位据说还是什么“天官”（传说的吏部尚书）。有钱能使鬼推磨，那是没权的人才说的话，有权的人从来都信有权就有一切，钱算什么“阿物”？不，西晋的大司徒王衍已经命名了：“阿堵物”。也许正因为有钱的不及有权的威风，所以人家司徒大老爷才硬是口不言钱。在中国，死了娘老子是需要有哭声的，如果孝子们哭不出来的话，则需要花钱买，有专业的“哭丧人”可以替哭。可是碰上有权的横主儿，这专业的“哭丧人”可就没钱赚了，自有大批的下属自动地来替哭。不仅官老爷的娘老子翘辫子会有人来哭，就是老爷的狗，不，爱犬死了，也一样有人涕泪交加，昏迷毡块。
这种事情说起来似乎是恶心而且新鲜，但细究起来，实际上也是古人玩剩下的。南北朝时期，南齐最后一个皇帝东昏侯，就干过这等事。一次，南朝小皇帝爱妃早早地归了天，多情的皇帝下令朝中大臣一起前去送葬。可能是嫌现场哭声不够响亮，气氛不够悲戚，于是下诏，哭得哀痛者升官三级。某官闻言放声大哭，泪流满面，涕涂一手加一地，在大家目瞪口呆之际，升了上去。完事后，有人不服，问这位：你哪儿来这副急泪？这位回答说：啊，我自哭我家亡妾耳！
看来，自己死了亲人，不管是娘老子还是爱子或者爱犬，真要是伤心还是自己哭好，别家的眼泪多半都靠不住。古语道，凡为官家，娘老子死了挤破门，自己死了没人问。
还别不信，不信试试，真死不行，装一回也行。
鸡犬升天之后
在当下的语境里，“鸡犬升天”基本上属于贬义，安到谁头上，都跟骂差不多。不过，话又说回来，人们在说谁家鸡犬升天的时候，其实话里话外多少是有几分艳羡，几分醋意，比酸葡萄味还要重些。在一个以家庭或者家族为本位的古代社会里，发达者照顾家族和亲戚，本是理所应当之事。所以看见鸡犬升天的事情，贬固然是要贬的，但骨子里未必就不赞成，只要自家有机会，总是免不了要实践一下鸡犬升天的境界。只是在这个境界里，发达者和他攀龙附凤的亲戚心境有所不同。想攀的人实践鸡犬升天的心情更迫切些，恨不得一步登天，而被攀的感觉相对复杂，一则有荣耀之感，二则有时也难免会被拖累得暗暗叫苦。我们自古以来推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光，亲戚之间沾一点或者更多，好像历来是理所应当的。如果有光不让亲戚沾，那倒是要有点勇气，即使那些亲戚并没有跟你有难同当，甚至还落井下过石，到时候人家来沾光，似乎也没什么不应该的。显然是只要一人得了道，那么鸡犬自然就会一拥而上，跟着升天去也。
同样的道理，几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创业，共患难的时候，大家往往齐心合力（亲戚自然不会沾边），一到度过难关发达起来，轮到同享福了，却往往会起了分歧，最后不闹得乌眼鸡似的你死我活，就算幸事。因为一旦有福可享了，各自的身边就有各自的亲戚了，鸡犬来了，鹅鸭也来了。时间一长，原来的患难兄弟就分成各自的亲戚集团，再在一起共事，想不起意见都难。
鲁迅在谈到袁世凯的时候说过，中国的猛人身边总有一批包围者，事都坏在包围者身上，围垮了一个猛人，大家再围另一个。其实，猛人最贴身的包围者就是自己家的鸡犬，比如袁世凯称帝，那个连报纸（顺天时报）都伪造好了送给他看的人，就是他的犬子袁克定。
所以，中国人是相当聪明的，当年编这鸡犬升天传说的人，就已经知道这升天的结果好不了。所以，他们给刘安安排了一个啼笑皆非的结局，说是刘安升天以后，不谙礼数，“起坐不恭”，于是被人弹劾，要受惩罚，幸亏有人（仙）说情，才算放过，但仍然被安排去看厕所。有人知道这个结局之后，还写诗质疑刘安：“身与仙人守都厕，可能鸡犬得长生？”（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大概刘安上天以后，一群鸡鸭鹅狗成天跟着，四处聒噪，四下方便，弄得天界大乱，噪音超标，卫生不达标，因此才会将刘安同志发到环卫部门去，让他将功补过。刘安命运如此，那些跟上天的鸡犬呢？书上没说。不过，我想，既然连刘安都差点受到惩罚，免罚之后，还被打入另册看厕所，这些惹祸了的鸡犬，如果不赶紧逃下界来的话，那么很可能要进仙人的厨房了。
看来，从鸡犬升天到任人唯亲，再到家散人尽，这样的三步曲从古时候就开始在演了。
排名的重要性
安、史都是武夫和老粗，不过，老粗在唐朝那种遍地是诗的环境里，也未必能耐得住。果然，当他们打两都树起大燕国号之后，居然也做起诗来了。说的是一日史思明在东都洛阳尝了新摘下来的樱桃，感觉甚好，忽然诗兴大发，赋诗一首，诗云：“樱桃一篮子，半青一半黄，一半寄怀王，一半寄周贽。”（怀王是他的儿子史朝义，周贽据说是他儿子的老师）写完之后，遍示群臣，左右群臣都说好。半晌，有一人嘟囔道，好是好，不过，要将第三句和第四句调一下，也许就合辙压韵了。不想，史思明听罢大怒，说：你胡说，怎么能让周贽压在我的儿子之上呢！？此人脑袋是否因此丢了，书上没讲，估计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把史思明的这个逸闻当成笑话，其实，笑话固然是笑话，但其中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史思明不肯改诗，里面有个排名先后的问题，而所谓的排名，实质是个礼仪秩序的问题。要知道，此时的史思明既不是当年在边境游荡的小卒，也不是玄宗手下总是生事的边将。他已经打到长安，做了大燕国的柱石。昔日刘邦一介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小亭长，做了皇帝也知道礼仪的重要，何况安、史反的时候已经当了唐朝这么多年的重臣，也不知随班参见了多少次，岂有不知排名重要性的道理？从另一方面说，就算安禄山对此不明白，但安禄山手下，不乏文人学士，连当时名满天下的大诗人王维，不也被他网罗在帐下，其中懂得朝廷礼仪的自然不在少数，自然要教会安、史点什么，否则他们存在的价值何在？当年刘邦打天下的时候，儒生叔孙通百无一用，好不容易出个主意封六国，之后还被证明是馊的。结果到了天下已定的时候，当年的高阳酒徒摇身一变为制礼的博士，才有了用武之地。
历史告诉我们，不论是流氓还是草寇，登基做了皇帝，自然都要讲礼仪、排班次。即使他不讲，群臣也要劝他讲或者说逼他讲。礼仪的要紧处，就在于等级排名，在公共场合露面，文武两班，班次森严，地位、官阶、资格一路排下来，谁在先谁在后，半点也错不得。礼是仪式，更是秩序，秩序就要讲排名。不论排名，上下位置乱起来，天下也就乱了。做诗也要政治挂帅，你怎么能让人家把自己的儿子排在周贽的下面！
不过，史思明毕竟还是个武夫，虽然对排名非常敏感，也粗知“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亲自出面吟诗，大有偃武修文之势。但却不知道这种“建设”，其实是可以做假的，自己做不好诗，让手下的文人代笔就是，当时没人敢追究真假，后世则莫辨其真假，落到谁的名下就是谁的。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也是一介舞枪弄棒的武夫，可是人家传下来的几首诗，都合辙压韵，中规中矩的，后世又有谁能说得清到底是谁的手笔？当然，现在我们这么说，多少有点苛责人家史将军的意思。人一旦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能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就难了。史思明做了诗敢于遍示群臣，就说明人家觉得自己的诗做得好，不允许下面的人除了叫好之外，再说三道四，这也是一种自信，有了这种自信，当然也就不屑于劳人代笔了。
尊严与权力
在中国，一个人但凡有点权力，总是喜欢将权力延伸到原本不该进去的地方，损伤甚至干脆打掉被管者的尊严，据说只有这样，才算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小时候，每当犯了错误又不肯轻易认账时，老师往往会冷不防地在同班同学面前，将平时侦查到的你所有的隐私，一股脑公布出来，让你感觉被猛然剥成了一丝不挂似的示众，恨无地缝可钻。大了以后，发现当众剥人衣服的事情仍然在继续，只不过变成了“斗私批修”和批判会，不仅领导剥群众剥，还要你自己剥。
进入新时代，政治运动风光不再，可是权力依然威风八面，只要人家管着你，总是有办法让你时不时地尝一尝屈辱的滋味。公司发给员工薪水，本是劳动合同中的应有之意，但有些老板就是喜欢把这个过程变成吃嗟来之食；上下级之间，本是一种工作关系，但在有些地方往往变成了主奴搭配。过去奴隶制的时候，主人只要求奴才服从，并不一定要求奴才用谀词歌颂他们，可现在，下级不仅需要无条件地服从上级，而且还时常要忍受上级劈头盖脸的责骂，和向上级奉献阿谀之词。尽管多数领导未必不知道人家的好话不一定是真的，但多数人都爱这口，而且利用权力去要这口。从前，如果一个人不善逢迎，也许只是难以升迁而已，现在如果拒绝逢迎上级，就有受到惩罚甚至丢掉饭碗的威胁。不过，事情总是平衡的。被下级马屁拍足了的人，见到他的上级，也就是这么拍，辱骂下级的主儿，碰见自己上级不顺气，同样要被骂得一佛出世，二佛涅，回家找不着北。权力肆虐的地方，没有人可以有尊严。
无原则的吹捧和没有道理的责骂，是一对伴生物，有权力的肆虐就有这种东西孳生。因为人们喜欢奴才，这种喜欢，有时候说起来好像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虽然人们大抵都知道奴才在使用效率上有点问题，除了拍马没有什么本事，但在上面的人却都以为奴才比较忠诚，用起来顺手。北洋军阀自袁世凯以下，对下属都有一种不打不骂不升迁的惯例，想要提拔某人，就无缘无故地赏之一通耳光外加辱及先人的臭骂，如果对方贴然接受，则视为“效忠检验”合格，不日即可加官了。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这种效忠检验是根本靠不住的，恰是那些任打任骂、无条件服从的人，在关键时刻都变成了倒戈将军。
可是，如果我们把北洋军阀的故事，再搭配上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统统讲给现在正在选择接班人的当权者听，有用吗？没有。他们依然会按照惯例和自己的感觉，在针对自己的拍马比赛中选择接班人。历史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人们往往不是一代一代地演着新鲜的故事，而是偏要把那些老掉牙的旧事，演了一遍又一遍。否则，司马光老先生就用不着劳神费力去编《资治通鉴》给皇帝看了（其实编了也没用，旧戏还是照样演）。
其实，权力的产生，是跟暴力和征服分不开的，而所谓的征服，当然不仅意味着肉体的控制，也意味着对被征服者精神的摧折。从某种意义上说，被征服者灵与肉的服从，意味着权力施用产生的效果。其屈服程度越高，权力的效果就越佳，从权力所有者的角度来说，其心理的满足感也就越强。正因为如此，中国尽管有儒家学说“仁政”的影响，暴力的底色依然难以消褪，一不留神，暴君就冒出来了。在暴君的心理中，折辱人，打掉人的尊严，无疑是一种非常快意的事情。
现在的世界，虽然君主制基本上消亡了，皇帝也早就不存在了，但暴君的心理却依然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一代代遗传着。就像我们把某些具有专制作风的人说成是土皇帝一样，程度不等的“暴君”实际上并没有消失。更可怕的是，大量并没有政治权力的普通人，也可能具有暴君的心理，他们对子女（可能以爱的名义）和对比他们更弱的人，也一样折辱；他们痛恨甚至私下痛骂暴君，只是因为眼下没有机会做暴君。所以，任何单位都会出现这样的循环，当年被折辱的人，有朝一日上了台，不仅照抄他当年所痛恨的一切，而且还推陈出新，以青蓝之姿，展现在昔日的同事面前。
权力摧折人的尊严，最终伤害的是人的羞恶之心，人只有没有了羞恶之心，才能做到对任何羞辱都贴然接受，到达“厚黑”的境地。历史证明，这样的人，混得好，但破坏性也是最大，什么坏事恶事都可以做得出来。如果人人都没有了尊严，那么世界也就不像个人的世界了。
财富，模糊的边界(1)
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约两千多年吧，使用的货币是一种外圆内方的铜钱（可能从秦五铢就开始了）。将钱做成这副模样，当然有浇铸之后方便加工的意思，但也暗含着国人对宇宙的认识——天圆地方，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枚小小的铜钱，蕴涵了天地宇宙。晋人鲁褒《钱神论》言道，“体圆应乾，孔方效地”，即此之谓也。不过，这样一来虽然气魄够大，可也有麻烦，因为宇宙在中国人认识中还有另外一副模样，那就是混沌，所以连带着钱这种财富的表征，也不免混沌起来。也就是说，财富的所有权含糊不清。
就拿传统的中国人认为最稳定的土地所有权来说，虽说早就有了土地的自由买卖，张家买李家的地，请来中人，写好契约文书，方位标志一清二楚，连一个垄沟都不错，地契在谁那里，地就是谁的，哪怕你多年不在，地还是你的。明清之际江南盛行永佃权，田地权（所有权）和田面权（使用权）分得清清楚楚，可以分别典卖，按说物权是清晰的了吧？可是且慢，一旦到了更高的政治层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真要是政府因“国家需要”看上了谁家的土地，那么二话没有，你就得让出来。仁慈一点的还有点补偿，横的主儿，连象征性的补偿都没有，好在这样的事情并不太多。但是至少在理论上，古代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含糊的。
连脚下最坚实的土地都如此，其他的财产的边界就更糊涂。中国人一向号称以农立国，但几乎人人都爱经商，也会经商，富可敌国的巨贾自不消说，农夫村妇也断不了推着挑着挽着篮子去赶集。挣来的钱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是自己的，但是如果倒霉赶上了贪虐的官儿和暴虐的皇帝，那可就说不定了。一个小小的芝麻官七品县令，想要让一个有钱的主儿倾家荡产，从来就不是什么难事，要不然怎么会有“破家县令”这个说法呢？秦汉时候皇帝一有急需，就拿有“市籍”的商人开刀，商人的钱就变成了国家的钱。
后来“市籍”这种贱民称号消失了，但商人地位依然不高，挣得的家产还是不保险。于是讲究一点的，赚了银子就去买地，让自己变成地主，然后课子读书，考试进入仕途；性急的干脆大把银子买个官当，直接混入捐班的行列。总之是让自己或者子孙从铁砧化为铁锤，重则让人家破家，轻则保自己的家。但是做了官就可以确保家产无忧吗？好像也未必。政坛风云，宦海沉浮，一不留神，罢官抄家也是司空见惯寻常事。石崇富甲天下，连皇帝帮着自己的舅家王恺跟他斗富都斗不过。他家的厕所里花团锦绣，香气扑鼻，有美婢24小时值班，高捧手纸伺候，害得客人进去以为误闯了内室。结果呢？风向一变，照样家产籍没，身首异处，最心爱的歌妓绿珠也被连累得跳了楼。当然，如果都像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一样（此公有盐商的家庭底子），天天多磕头少说话，安享富贵的可能性显然要大一点，但同样不等于进了保险箱。比如和吧，虽然已经被眼下的媒体炒成了天下第一巨贪，好像十恶不赦的样子，其实此公八面玲珑，不光只讨乾隆皇帝的欢心。钱是捞了不少，不过大多出于人家的主动孝敬。然而，和多年攒下的家当，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姓他钮祜禄氏，而是被后来的皇帝嘉庆拿去了。原因呢，当然有十大罪状，但真正的原由大概就像朱维铮先生说的，连年剿五省白莲教起义，剿得国库空虚，害得嘉庆心里空落落的，只好来个“和跌倒，嘉庆吃饱”。其实也就是半饱，君不见，从此以后，嘉庆再也没有像他爹一样南巡找乐子了。
最要命的是，相当多对私有财产的剥夺，都有着相当正当的理由。因为我们的文化里有道德意味过于强大的“公”与“私”的概念。那个出过“何不食肉糜”笑话的昏君晋惠帝，听见虾蟆叫，问道：“为公乎，为私乎？”看来他并不是真的糊涂，王朝政治的要害就是这么点事，无非是公乎私乎，公私要平衡了，国家也就太平了。只是平衡说说容易，做起来却难。国家不言而喻地体现着“公”的一面，由公而剥夺私，即使手段不那么光明，道理上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有的时候，所有的鬼魅行径，只要挂上了公的招牌，就可以堂皇地行来，官吏们假公济私自然也就难免。可是说到底，哪个时代的“公”其实也掺了百分之八九十的“私”，皇帝以天下为家，天下也多少有皇家家产的意思。君不见，昔日的沛上无赖刘邦做了皇帝，就跟他老子吹牛，说是你从前老说我没有我家老二能置家业，现在看谁挣的家业大？
古往今来，老百姓都知道这个道理，无论是汉朝还是唐朝，都认为那是刘家和李家的天下，也都认可刘家和李家对他们土地财产的征用。只要这种事情别太频繁，别太无度。当然，那些当官的更是认可来自皇权的“公”的肆虐，落难倒霉的时候，无论有多大的脾气，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产被抄走。明朝万历年间有过不小的作为，也捞了不少钱财的张居正，得意的时候日食万钱还说没有下箸处，死后家产被抄，一家十几口人被关在一间屋子里活活饿死，竟没有一个人有过冲出来想点办法的念头。
其实，就是在私的领域，财产权也不那么清楚。一个人只要有点出息，家族的负担马上加重，人人都认为可以沾上点光，手里有点银子，需要管的人就多。实际上，几乎每个做官的，后面都要管一大家族的人（叫他们怎么做清官！）。利益均沾的结果，财产权多少也就模糊了。
财富，模糊的边界(2)
其实，就是在私的领域，财产权也不那么清楚。一个人只要有点出息，家族的负担马上加重，人人都认为可以沾上点光，手里有点银子，需要管的人就多。实际上，几乎每个做官的，后面都要管一大家族的人（叫他们怎么做清官！）。利益均沾的结果，财产权多少也就模糊了。
中华帝国：制度的断想(1)
中国很早就确立了相当完善的官僚制。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国家实际已经进入了欧洲15、16世纪才出现的绝对主义国家的形态，形成了具有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有税收和财政体系以及庞大的常备军，甚至形成了欧洲到近代晚近才出现的文官选拔系统。相对于欧洲，也许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制度是“早熟”的。但是更可能的是，这种“早熟”的评判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暗含着以西方作为评价标准的意思。实际上，中国的政治制度跟中国的文化一样，是按照自己的理路发展的。长期以来，虽然中西之间不能说没有交流，但这种交流还远远达不到在制度文化层面上相互影响的地步。中国的制度几千年来，一直走着自己的路。这条路，虽然不时地受到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干扰，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其他文化输入，比如佛教文化的影响，但是它的发展却一直在官僚制帝国的轨道上行进。不仅跟中世纪的西方，而且跟周边的印度都非常地不同，甚至与一直跟我们学习的日本也很不一样。
从秦汉起，官僚体制就是中国制度的核心问题。而这个核心问题又可以分成两个大的子问题。一是官僚的选拔问题，当时称之为“选举”。实际上，正如古往今来许多人指出的那样，中国政治的中心可以归结为选举。通过选举制度以及相应的文化，官员选拔的金字塔居然将整个社会联结到了一起。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阶层，其活动和文化实际上都在围绕着选举进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也可以被称为“选举社会”。历朝历代都将选举视为关系王朝命运的头等大事，显然不是古人头脑发昏，因为稳住了选举，就能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二是官僚体系内部的权力制衡。中国是个巨型的帝国，皇帝依靠对于他来说显然有些过于庞大的官僚群来管理国家，如果没有起码的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权力的运行将是无法控制的。所以宏观上有行政、监察与军事上的三权分立，而微观上有相权的分割以及每个部门的权限细分，与各个部门之间权限的模糊和相互渗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