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3)
实际上，后来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为张学良开脱的历史解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安事变。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成了民族英雄，一白遮百丑，所以，他之前的所有作为，哪怕非常不堪的作为，都有了借口，甚至有了正面的意义。
不仅如此，小张的功劳，还泽及老张，张作霖也因此父藉子贵，变得十分光鲜。大概有很长时间了，大陆出的几乎所有有关张作霖的历史传记、小说、戏剧、影视作品，张作霖的形象都相当的高大，几乎接近样板戏三突出的标准。连他当胡子的历史，都变得非常具有正面价值，人家的土匪是打家劫舍的买卖，他这个土匪则是仗义疏财，救人危难的侠义道。张作霖接受招安的时候，出卖朋友的事情没有人提了，如果提的话，也是对方不讲道义，招安时，新民知府问他为什么招安，他回答说，为了升官发财。当然，这个话茬也不能提了，人家为土匪也好，做官兵也好，都是为了老百姓。辛亥革命时，对抗新军，捕杀革命党人的事，也不能提了，至于捕杀李大钊，后来基本上也没有人提了，不信现在去问哪怕历史系的学生，恐怕都不一定知道有过这么回事。最可笑的是，为了给张作霖脸上贴金，这些作品还不惜制造出一件又一件的张作霖如何对付日本人，反抗日本侵略的传奇故事，传得跟真的一样。当然，张作霖是没有签多少卖国条约，但也没有为中国挽回多少权益，而且在口头上，答应过日本人许多不该答应的东西（否则日本关东军为什么会在郭松龄反奉的关键时刻帮他），也正是因为他答应了又没有完全践约，才被关东军炸死。
张氏父子在东北的统治，就是在诸多军阀中，其实只能算中等偏上，虽然搞了一些建设，但留下来的像样的东西不多，最宏伟的建筑，大概要算大帅府和将军林（张作霖的墓地），比起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都还差点意思。更要命的是，他们父子在关外，却几乎一点好印象都没有留下，只有战乱，破坏和由此造成的哀鸿遍野。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叙述和文艺作品，对这对父子的颂扬，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本来应该有的地位，在他们身上，添加了太多的神话，这父子俩，已经完全罩在闪亮的光环里。固然，对于影视作品为代表的文艺创作而言，张氏父子的经历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确提供了很多的“说事儿”空间，但一味的美化，也实在不正常。
记得曾经听过一位资历很高的党内历史学家讲过，说是在中国现代的历史上，不管你是流氓地痞，土匪军阀，只要最后跟党合作，就有光明的前途。反之，管你是什么绅士、学者，不跟党合作，就什么都不是。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很长时间段内的历史评判准则，在这个准则里，党是唯一的衡量尺度，所有的好坏，善恶，所有的扬抑，褒贬，都以跟党的关系为准，即使是历史本相，而且这个本相已经为档案材料所证实，也得根据党的需要加以改变，就像我们把不抵抗的屎盘子，硬是从张学良头上移开，转而扣在蒋介石头上几十年一样。
誉美自己所喜爱的人，是人的天性，只是这种天性，不好滥用在历史评价上，否则，我们的历史学家，就变成了护犊子的家庭妇女，追星的少男少女。谁都知道，这种家庭妇女加追星少年式的历史书写，对所有想要了解历史的人来说，都是毒药。
最后要说的是，虽然我们这边对张学良深情款款，赞美有加，但晚年的张学良却并不买账，宁肯客死万里之遥的他乡，也不肯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的父母之乡。大概，其中最大的障碍，令张学良最担心的，恰是这种铺天盖地的不虞之誉。
“子见南子”的现代性事件(1)
子见南子，是孔夫子一生中做过的一件不大不小的尴尬事。南子是名声不好的卫灵公的宠姬，漂亮，但名声也不好。孔子去见了名声不好南子，惹得性子直的子路不高兴了，孔子急得连连诅咒发誓，说自己没做什么坏事。在过去的时代，科举考试《四书》章句作为题目出了个遍，但“子见南子”却很少有考官出过，如果真的出了，考生都要骂的，因为实在不好演绎，一个不留神，说出孔夫子“寡人有疾”来，那可麻烦大了。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孔夫子从“至圣先师”变成了“孔老二”，客气一点地则叫他“孔二先生”。孔子被“去魅”之后，子见南子的事再一次被旧事重提，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跟鲁迅关系还很好的林语堂，居然根据《论语》上的寥寥几个字的记载，铺衍成了一个独幕话剧。只不过，里面的南子，已经变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新女性，要求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同学，而且还为此跟孔子大辩其论，最后居然用一群美女唱着“郑卫之淫声”，且歌且舞，将夫子师徒包围起来，令夫子不得不落荒而逃。这样的话剧，即使拿到今天，演给今日的读经派人士，也许都会招来臭鸡蛋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有好事者在孔子的家乡曲阜来演，还特意邀请孔门的后裔来看。
事情是这样的，1929年初夏，位于山东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会，决定排演林语堂的这出《子见南子》，一出独幕剧排起来并不难，很快，在暑假的联谊会上，《子见南子》跟二师的学生以及部分的曲阜市民见面了。虽然已经到了1929年，但在山东的内地，男女同台演戏，还是相当新鲜，况且扮孔子者，“衣深衣，冠冕旒”，穿着春秋时平民的衣服，却戴着帝王的帽子，子路还佩着柄长剑，南子也是长袖飘飘，大家的台词，都是现代的新名词，一时间，煞是轰动。不久，又在孔庙前面加演了一场。
二师的学生为什么要演《子见南子》？那个年代，读师范的学生家境差的比较多，因为师范人称“吃饭学校”，管吃管住，还有补助，穷孩子读得起，师范连老师带学生，思想激进的比较多。二师虽地处曲阜，但非孔姓的学生很多。说是借此反封建之类，可能有点拔高，倒更像是恶作剧，恶作剧也含有小小的拿孔夫子开心的意思。尽管“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后来二师的校长宋还吾也强调，演孔子的学生，演的“极庄严”。但是只要让孔子现身舞台，而且跟“女性主义者”南子演对手戏，演的又是孔子那点糗事，对圣人不敬是肯定的了。特别关注这一事件的鲁迅说，“因为公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
非圣裔的青年们安心要惹圣裔们不高兴，他们果然不高兴了。《子见南子》的歌舞声还未消散，一封署名“孔氏六十族人”的信就递到了教育部，状告二师侮辱他们的祖宗，要求撤换校长。有意思的是，林语堂的剧作把子见南子现代化，让孔子跟女性解放接上火，孔门后裔的告的状，倒也没有多少“非圣”“毁道”的责难，而是在这出戏的“淫”字上做文章，说这出戏演的时候，“学生抹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员装成南子，治艳出神，”而南子所唱，“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这种诛心之论，其立脚点，却是民国的道德的法律。
状子上达之后，在南京政府势力很大的孔祥熙力主严办，但主管的教育部以及山东省教育厅却另有打算。尽管此时的国民党在得到政权之后，骨子里想的已经是稳定秩序，对造反时的离经叛道不太想提了，现在当家的一部分国民党人，原本就对五四运动有所保留，现在对五四精神更是大不以为然。换句话说，他们此时想的已是尊孔而非“打到孔家店”。但是，国民党从来都是各种势力的大杂烩，其中左派和西化派也有相当力量，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新人物蒋梦麟和马叙伦现在是教育部的部长和副部长，山东教育厅的厅长何思源，恰好是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而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对教育界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据奉命查案的教育部参事朱葆勤回忆，他得到了蒋梦麟和马叙伦的明确指示，不能因此开倒车。何思源也表示，此事系旧派对新派的攻击。在他们看来，二师事件事关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事实上，这一年医疗界有关中医废止问题的论争，在这一部分人看来，也属于同一性质。两个事件都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参与，在这个事件中，站在捅了马蜂窝的二师学生一边的舆论显然要多一些。事件的结果也很相似，都是新旧妥协，而旧的一方似乎还占了上风。教育部的意见是，二师演戏不等于侮辱孔子，校长虽未遭查办，但却以另有任用为由而调走，接着教育部下令，对孔子要表示尊崇，各校不许再演《子见南子》。
“子见南子”的现代性事件(2)
两个事件，都是所谓的新派主动挑起的。但挑起后引发的反弹却如此强劲，双方混战一场，各自都不满意。文化的争论，夹杂着利益的纠葛，都令政府说不清断不明。现在看来，这些事也的确不该由政府来断。
从将军到村长(1)
1927年的秋的一天，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带着几个随从，来到了山东堂邑县，他在武训生活过的村庄逐个走访当年和武训同时代的老人，参观武训当年兴办的学校，在武训曾经住过的低矮的草房面前，这个军人，流下了眼泪，嘴角里挤出来一句话：“作为将军，我愧不如一个乞丐。”三年后，这个军人，辞去了师长，1932年，他带领全家，来到漠北高原，当时绥远的五原一代，罄其所有，招徕流民，屯垦开荒，在荒原上，建起了一座新村。为了这个新村，他耗尽了家财，四个儿子全部死在荒原上，此人名叫段绳武，是当时的一代名将。
段绳武1896年出生在直隶定县高头村，15岁从军，在北洋军王占元麾下当兵，一点点靠战功升上去，老直系的王占元部被后起之秀孙传芳接掌后，段绳武成为孙传芳麾下的一员大将，直系军阀中的知名人物，我在做军阀史研究的过程中，在许多著名战役中，都能找到他的名字。1921年夏天，湖南军阀赵恒惕乘湖北内乱，想拣王占元一个便宜，派兵以“援鄂”为名抢地盘，但是碰上孙传芳，在羊楼司一带硬是把气势正盛的湘军，挡了8天8夜，为王占元赢得了争取援助的时间，这其中，段绳武出了大力。
在北洋军阀诸系统中，直系的军人，比较起来，是比较有报负有想法的，直系军队的纪律也相对好得多，能吃苦，能打仗，但比起其它军阀，尤其是皖系和奉系来，也比较土气。段绳武是军阀混战中的失败者，虽然他的部队被国民党政府收编，他依然是师长，手里有一支军队。但长年的征战，不仅没有使国家富强，反而导致政治昏乱，社会失序，生灵涂炭，哀鸿遍野，老百姓生命财产被南来北往的军队随意践踏，这一切，一直在困扰着这个质朴的农家子弟，战败后寄人篱下的困境，更是深深地刺激着他，最终，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军队，放弃了高官厚禄。在当时的军阀中，能做到这一点，其实相当不容易。军队是军阀的生命，不仅意味着巨大的利益，而且是生存的依据，跟别人交易的筹码，放弃军队的人，往往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属于彻底输掉的了的人，像段绳武这样，还有实力就卸甲归田，实属罕见。
当然，段绳武卸甲，是有想法的。这个想法，既来自于他家乡米鉴三父子的乡村建设，也来自他驻扎山东时，武训事迹给他的刺激。他想为自己长期因陷于战乱而苦难深重的家乡做点事情，为日益增多的流民找一条出路，也开创一条乡村建设的新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他的乡村建设设想，增加了屯垦卫边内容，地点选在以及成为前线的绥远。1933年，黄河泛滥，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大片农田被淹，成千上万的农民流离失所，段绳武和河北籍的清末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等河北乡绅，组织河北移民协会，开始具体实施他的计划。
就这样，昔日的段将军，变成了段村长。他在五原一带，购买了大片的土地，先后把几千河北流民，迁移到五原，开荒屯垦。他先后建了三个新村，都是他的村长，他把全家都带到了荒原上，脱掉皮袍皮鞋，布衣蔬食，跟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开荒。村里有自卫团，自治会，良心省察会，村民大会是新村的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大事由村民大会议决。但是由于他的军人特色，新村的组织还是具有军队编制色彩，所有的行动，都非常整齐划一。村民们用土坯盖房，修建宿舍、教室、礼堂、活动室，还修建战备工事。清晨一起出操，每日都有“朝会”，他和一些自愿来帮忙的知识分子大学生，给农民做“精神讲话”，激励农民发愤自强，灌输民族国家意识，讲国家自1840年以来，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讲“九一八”的痛史。农事的间歇，则进行军事训练，为此，还筹集到了一些枪支弹药。在开始的时候，新村的农民连吃饭都在一起，由食堂供应，后来有的农民家眷来了，则有家室的农民在家里吃，但集体活动依然按组织进行。为了更好地支撑农民开展生产，村里还组织了供给、信用、运销、利用合作社，发给农民农具、牲畜、大车，抵作给农民的低息贷款，农民可以分四年还清。当时，国民党政府开展新生活运动，提倡所谓对社会的“教、养、卫、管”，段绳武也把这个口号接了过来，不过，国民党政府的“教、养、卫、管”只着眼一个“管”字，但新村却真的落实了所有的四个字。
从将军到村长(2)
在有幸留下来的老照片中，我们看到穿着整齐，精神饱满列队出行的农民，还看到了一人一个大海碗，习惯于蹲在饭厅地上吃饭的农民，也看到了坐在教室里上课的农民和农民的孩子。当然，我们还看到了一些穿的跟农民一样，同样晒得黝黑，但却被鼻梁上架着的眼镜暴露了身份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是学校的教师，也是为村庄管理服务的志愿者。还看到了齐整干净的街道，房舍和碉堡。
虽然段绳武是武人出身，但他最关心的，却是农民的教育，以及如何培养农民的自治精神和能力。为此，他在建村伊始，就筹建了武训小学和各种形式的扫盲班以及妇女识字班，教农民识字，教各种科学常识。段绳武感到当时通行的学校教材不切实际，于是组织人员自编具有乡土气息的教材，这一点，跟许多有志于平民教育的人士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得到了晏阳初、陶行之和顾颉刚的支持，许多有志于平民教育的知识青年，来到五原帮助他。武训小学在开办时只有段绳武夫人王庚尧一个人任教，后来许多知识分子来了，不仅教学条件大大改善，还根据实际情况，动手编写自己的教材。
当然，段绳武最钦佩的人，还是武训，因为当年在武训家乡的考察，深深地打动了他，也是促使他卸甲归田，从事乡村建设的一个原因。在河北新村，所有的公共场所，礼堂、教室都悬挂着他请人画的武训像，村中特别建有武训纪念堂，陈列武训的事迹，供村民参观，武训小学的学生，早晨进学校，要向武训鞠躬行礼。他还请人根据他对武训事迹的考察，编写了《武训典学》的连环画，在顾颉刚主持的北平通俗读物编刊社印制出版。对他而言，他所从事的事业，就是武训事业的延续，他就是要做当代的武训。
当代武训的事业，毕竟具有现代化的意味。跟晏阳初、梁漱溟以及陶行之的乡村建设一样，不仅着眼于农村的组织建设、平民教育，而且着手全面的社会改良和生产生活改善。新村由于是在荒原上起家，从建设规划起，就着眼于耐用整齐，从起点上，注意卫生，特别注意修建公共厕所，培养村民良好的卫生习惯，长年的军旅生涯，使得他对厕所对于环境卫生的重要性，有深切的体验，新村通过示范、教育、组织村民自我反省等方式，从根本上杜绝不良的行为，在几年内，实现了新村没有人随地便溺，随地吐痰，人人衣着整洁。为了解决村民看病和医疗保健的问题，段绳武还从大城市请来了喝过洋墨水的医生，在包头开办诊所，服务延伸到新村。五原地区靠近黄河，段绳武组织村民兴修水利，修建了两条干渠，八条支渠，引来黄河水，灌溉新开的土地，并且试种水稻。在这方面，新村得到了河套地区著名的水利名人王同春的儿子，水利专家王乐愚的帮助。
段绳武的新村建设，是中国上个世纪30年代农村建设浪潮中的一朵浪花，有着上流社会关注农村，关注农村改良的大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不管是中国本土的有识乡绅，还是留洋的知识分子，甚至一部分政界和军界的上层人士，都程度不同地对乡村建设表示出了一定的热情。尽管真正投入这个事业的人并不多，能像段绳武这样牺牲自我，毁家兴业，全身心投入的人，尤其不多见，仅仅梁漱溟和陶行之可以比拟。但是，由于有这样的环境和气氛，毕竟使段绳武的事业争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这里，有传统的乡绅，比如刘春霖、张清廉，他们跟段绳武一起发起组织了河北移民协会，当地乡绅，比如王同春家族也给了段绳武一定的支持。还有著名的学者，如梅贻琦、顾颉刚、杨钟健、张星烺等人，他们发起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组织年轻的大学生来新村考察，其中顾颉刚还和段绳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顾颉刚不仅亲自来到新村，而且给新村带来了乐意投身乡村建设事业的大学生，带来了新村稀缺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的加入，使得段绳武的事业，不仅有了干部和技术的支撑，而且有了思想和理论资源的供给。
从将军到村长(3)
当然，握有大权的军界政界人士的支持，也是新村事业的一项重要资源。显然，跟有识乡绅和知识分子不同，这些有权者的支持，是需要利用段绳武个人的关系的。在军界和政界人士中，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河北省长冯治安和北平市长秦德纯等二十九军的将领是比较热心的，段绳武为此将河北新村三个村分别以上述将领的字来命名，比如明轩村（宋哲元），仰之村（冯治安）幼青村（秦德纯）。这种支持，显然跟他们同为直系将领的经历有关。而同样热心乡村建设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则对段绳武的事业就不热心，显然好名的阎锡山，担心段抢了他的名头。由于阎锡山的缘故，实际统治绥远的晋系将领傅作义，虽然也支持，但显得比较矜持。
引起我对段绳武关注的，是来自一个摄影师的留下的老照片，照片记录了1937年夏天河北新村的一场集体婚礼。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由于新村是由河北流民组成，这些流民男女比例失调，男多女少，青壮年村民的婚姻成了大问题。鉴于此，当时任北平特别市市长，也是段绳武老朋友的秦德纯，特意从北平救济院找了20名年轻妇女，这些年轻妇女，大多为从前受虐待的使女、流浪儿和妓女，很乐意到新村过正常人的生活，正好顾颉刚率领科学考察团也要来五原考察，所以顺路请顾颉刚他们把人带来。这些妇女“生力军”来到之后，经过一个短时间跟村中特意挑选出来的青年村民的接触，配成了20对新人。新村为他们组织集体婚礼，用当时的术语，叫做“集团结婚”。
婚礼由段绳武主持，新娘身穿淡雅的旗袍，身佩红花，手上拿着一大捧当地出产的豌豆花，新郎身穿土布的中山装，胸佩红花，带着当时时兴的礼帽，段绳武亲手把一个个新娘交到新郎手上，新人们对孙中山像鞠躬，对武训像鞠躬，对主婚人鞠躬，礼成，新娘挽着比新娘还羞涩的新郎的手，一起步入洞房。全体村民一起欢呼，绕村游行一周，以示庆贺。
用自己的照相机记录了这场婚礼的摄影师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最初我以为救济院女择配垦民是不值一笑的事，可是经过实际的考察，便观点大异。每一对新人我们都亲自拜访了，我们问遍几个新郎：‘你喜欢她吗？’‘咋子不喜欢呀！’新娘的答话虽不如新郎的爽快，但也在羞答答的表情之下默认高兴。每一个新家庭有一间土屋，屋内的桌子凳子都是土的，端庄而大方，炕面铺着用红柳条编成的席子，舒软不亚于钢丝床；门是积棘草编织的，美观而适用，这一切都是土产。因为后套盛产红柳和积棘，凡无庄稼处，差不多遍生此种植物，为修渠筑堰的重要材料。北平市长送给每位新妇一只柳条箱，一套新衣，有了这些初步的设备，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就顺利地开始了。”的确，我们在他留下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每对新人，都洋溢着羞涩而幸福的笑，可以看出，那是发自内心的笑。
新村的新人们的笑，告诉我们，段绳武的新村建设，的的确确给那些流离失所的流民，安了一个家，一个简朴但幸福的家。而他自己，就是这些家的大家长，一个由将军变成的老村长。
抗战爆发后，段绳武应召担任军政部的主管伤病安置的工作，为此尽心尽力，鞠躬尽瘁，人称“荣军之父”，1940年7月因劳成疾，在重庆逝世，临终前呓语，依然说，我要回河北新村，做村长去。一个旧军人，在村长的位置上，找回了自己。
会馆演绎的官商故事(1)
官商之间的事儿，从来都是大事。自秦汉以来，封建制基本上见了鬼，皇帝要靠官僚来治理整合国家，从此以后，中国社会的两大最有势力的群体，一是官，其中包括候补和退休的，一是商，其中包括半农半商和半官半商，他们之间的事，小得了吗？不过，在一般人看来，官商之间，没有什么好事，提到“官商”后面跟着就是“勾结”，勾结之后，自然是坑害老百姓，损害国家利益。
官商勾结，是官主动还是商主动？谁是主犯，谁是从犯，这个问题，在有皇帝的年月，答案一向是清楚的，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大家都认定商家一方，是罪恶之源，就像亡国都怪那些倾城倾国的美女一样，板子不由分说，都打在老板的屁股上。即使到了今天，前几天刚看的一个黄纪苏写的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依然是批官的时候，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商之时，乱棍齐下，既狠又黑。在这些人看来，世道坏，就坏在商人黑心趋利，把官老爷连带老百姓都带坏了。
尽管我不相信商人都是邪恶的逐利之夫，但在官商关系上，的确商显得要主动一些。问题是，商人为什么非要巴结官？道理很简单：在官与商之间，官是绝对的强势，不仅握有公共资源（可以通过商来分享），而且享有福人祸人的权柄，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也是百里侯，人称“灭门县令”。纵使富埓王侯，一个有权的小吏，也可能让你阴沟翻船，身死财空。反过来，商人，则处于绝对的弱势，不仅权势上无法与官抗衡，连自家的身份也带有道德上的污渍，在有“市藉”的时代自不必说，身份上就是准贱民，在有了正常的法律地位之后（明清），士农工商，商依然排在四民之末。
商人勾搭官府，到底是出于分享公共资源的动机多些，还是出于自保的动机多些？这还真是个问题。
不管哪个原因多些，反正只要做买卖，就得跟官府和官员打交道，赶集买菜也就罢了，只要有个固定摊位，哪怕卖包子，也得对衙役老爷陪个笑脸，忍受人家时不时白吃几个包子。大一点的商人，跟官府打交道，途径当然有很多，但跟今天比起来，却有太多的限制，王朝政府对商人的道德岐视，无形中增大了商人与官员沟通的难度。官员接受商人的吃请，包括同赴妓馆青楼，都可能受到都老爷（明清之际的监察官）的弹劾，上门送红包，更是风险巨大，因为官衙就是官老爷的私邸（在任上的地方官，都住在衙门里），难保不让人看见，即使让自己的属下知道了，也大事不妙。这些书吏和衙役，原本就不是自己带来的，都憋着找正印官的茬，做成把柄，便于操控，为自家舞弊提供机会。因此，在那个时代，商人勾搭官员，双方必须是熟人，至少得经过熟人的介绍，这样做起来才保险。
一个新入道的商人，怎样结交官员呢？一则可以经过已经结交了官员的前辈商人做中介；一则可以通过资助家乡的儒生，看哪个有出息，是绩优股，先投资押宝；一则可以培养自己家的子弟读书，然后一步步考上去，为官为宦。除了这些一个比一个效率低的渠道之外，明清之际，官商之间，还存在着一种非常有效而且特别为官员（尤其是京官）所喜的交往渠道，这就是会馆。
那时的北京南城，是会馆的天下。大一点有以省为单位的，比如湖广会馆（图30-1）、山陕会馆、安徽会馆、江西会馆等等，江西会馆据说在民国还第一个备有发电机，建有西式洋楼。小一点的则以县或府为单位，如绍兴会馆、南海会馆、新会会馆等，感觉上都是地缘的圈子。
建会馆的都是商人，会馆的运作，也是商人支持，不过，会馆却跟商业关系不大。建会馆，目的是为本地进京赶考的举子提供吃住的——记住，是免费的吃住。北京的会馆，最早出现于明朝中叶，因为是为了给赶考的举子，提供吃住的方便，因此也叫“试馆”。由于发现这种会馆（试馆）对于联络京官和培养举子（候补官员和正选官员）跟商界的感情特别有效，于是会馆越办越多，到了清朝，凡是本地商业稍有规模的府县，都在北京设有会馆。会馆的建设，有各地在京的官员参与，但资金基本上来自商家（因为明清两代，官员俸禄很低，京官捞钱的机会不多，不大可能有此财力，即便有，由于京城目标明显，也没有人敢公然露富）。
会馆演绎的官商故事(2)
许多出身科举的名人，都有过在会馆居住的历史，比如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乾隆年间的名臣陕西人王杰，就是住在长安会馆期间中的状元，这个状元，破了西北地区几百年的天荒。
直接帮助进京赶考的举子，比起从童生开始培养来，无疑是一项短线而且见效快的投资，因为所资助的对象，基本上处在科举台阶高端的人，步入仕途的概率相对较高（最差的也是参加顺天乡试的生员），即使考不上进士，也有可能从举人大挑和五贡出身。做了官之后，如果顾念资助之恩和乡谊之情，那么就有可能对商家有所回报。更何况，很多考中进士又做了京官的同乡，如果家底不太厚，考虑到京城消费的压力，往往就住在会馆里，为商家联络官员，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既然会馆是商家联络官府的由头，商家当然不会把注意力，仅仅投放在资助同乡考生和京官上。因此，像样的会馆，都设有戏楼。不仅省级会馆像湖广会馆、江西会馆的戏楼特别有名，连一些府县会馆，如洪洞会馆，平介会馆，也设有戏楼，不仅演各地的地方戏，而且大演昆曲，清朝中期以后，新兴的京戏开始占据各个会馆的戏楼，成为名角和看戏的商家跟官宦出没的所在。各地的地方菜系，也随之进京，有吃有看有听的，到了看戏的时候，原来的地缘规矩就不存在了，沟通无极限。
在没有广播影视等现代传播和娱乐形式出现之前，戏曲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消闲娱乐唯一渠道（前提当然是戏剧已经出现），官员当然也不例外，许多人不仅喜闻乐见，而且还是“顾曲周郎”，比如汤显祖和孔尚任。尤其是清朝禁止官员嫖娼之后，官员对于青楼妓馆的兴致，全都转移到了戏园子上，加剧了官员对于戏剧演员狎玩的分量，一时间，逛“相公堂子”蔚然成风。这样一来，某些设施比较好，在看戏的同时可以摆宴招待客人的会馆，就成为商人联络官员的最佳场所。通过演员这个中介，官商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有的名角（尤其是旦角），往往跟大商人和王公贵胄、达官贵人，同为腻友，彼此兄弟相称，乳名互唤，商人可以借机得到了大批政府的订货，以及承包政府工程的机会，甚至直接变成官商，获取垄断性商机。明朝到清朝中叶的盐商（徽商），晚清的晋商的票号业，都是会馆的杰作。而徐润、郑观应，乃至胡雪岩（图30-2）、盛宣怀这样的富埒天子的官商，商官的产生，也跟会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胡雪岩是红顶商人，盛宣怀则是商人红顶，因为他最后变成了朝廷实任的邮传部尚书）。
官商勾结到了这般田地，以至于李鸿章和一些淮军将领在1872年兴建安徽会馆之后（估计资金也是商人报效的），一反会馆常规，特意规定，会馆除淮军将领之外，其它人员不得入内。这到底是欲盖弥彰还是故意遮人耳目，就说不清了。反过来，可以说明当时会馆官商勾结风气之盛。
当然，商人所要联系的，并不限于官府，一切有权的人，或者跟权力中心沾边的人，都是他们联络的对象。比如宦官，六部的书吏，军机大臣家的长随等等，甚至，八国联军打进来以后，各国占领军成为北京城实际的统治者，这种情况下，商人为了生存，同样要跟他们拉关系，联络感情。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在日记里曾经记录过商人请看戏的情景，地点在湖广会馆，热情的商人将瓦德西迎到雅座，为看戏的洋人准备了红酒、咖啡和西式点心（不像中国人之预备瓜子和茶水），特地邀来名角，知道洋人喜欢翻跟斗打把式，所以把武戏的分量加得很重，可惜，瓦德西一听锣鼓声响，头就大了，半途退场，生生辜负了北京商家的一片盛情。
清末科举废除以后，会馆逐渐开始式微，进入民国之后，北京虽然一度还是首都，但由于中国政治呈现多元状态，地位开始下降。一部分会馆成为一些穷京官和来京读书的外地大学生的住所，依然起到联络官府的作用，一部分则逐渐被管理者霸占，成为他们的私产。会馆这种官商联系的平台，逐渐没入历史。
会馆演绎的官商故事(3)
会馆这种官商联络平台的存在，是明清之际的商人挖空心思创造的一种隐形制度形式。这种制度形式格外清晰地表明，在传统的中国，官商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商人群体，只有依附官府，包括官员个人，才可能求生存和发展。靠自身的经济力量壮大，行会的组织力量，最终通过市民运动的方式，染指政治权力的途径，在中国似乎根本没有市场，商人甚至不乐于做这个方面的尝试，他们更热衷于通过软性的贿赂方式，实现跟官府以及官员个人的结合，从而获得安全的保障，以及分享垄断权力。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不惜迂回曲折，通过地缘关系，借助资助举子的名义，转弯抹角地跟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搭上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商人群体的依附性，得到了他们自身行为的高度强化。
在当代中国，自从计划经济告别历史舞台之后，新生的企业家阶层，似乎依然无师自通地在袭承前辈商人的故技，他们对于依靠自身力量改造国家的法律体系和制度环境不感兴趣，对市民运动畏之如虎，反而特别热衷跟官府和官员个人的私下结合，从找保护伞到寻租，实际上随着最终可能仅仅是舔上一点官员吞噬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余沥。为了在国家加大反腐力度的情况下，更好地跟官员拉关系，某些商人对上党校学习和参加某些重点高校的高级管理班特别有兴趣，其主要目的，无非是力图跟官员有机会接近，建立“同学”关系，最终在双方的交易中，加大保险系数，让官员更放心。不消说，从这些行为上，我们或多或少可以嗅出昔日“会馆”的陈年霉味。
历史告诉我们，尽管有会馆这种运转有效的沟通平台，但中国的商界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真正的发展，明清的“资本主义”只好一直萌芽下去，从来长不成树，现代工商业只有在清末到民国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变革中，才赢来了自己两个黄金发展期（1914到1918；1927到1937），成长起新一代企业家群体。然而，在清末崛起的一代企业家损失殆尽之后，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二茬的企业家群体却重蹈会馆时代商人的覆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事实上，腐败的官员，并不是一个好的保护伞，基本上没有可靠性。而对公共物品的分享掠夺，官员往往占有更大份额，而且既不承担风险，也不付出成本，而且还有在大事不妙的情况下，反噬的可能。现在的官商合作中，官员的份额越来越大，贪欲会使他们变得非常疯狂，贪欲使合作的“诚信”荡然无存，只要有必要，他们毫不犹豫地吞掉合作伙伴，这样的事情，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官商结合，现代市场运作，资本运作的结果，使得今天的官僚阶层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充沛财力，手中的权力变得格外的强大，不仅可以方便地操纵政策的制定，聚敛社会资源，刮老百姓的钱，而且终有一天可以吞噬合作者，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部分来自于迷恋政府权力的企业家。一个老百姓都知道的真理：作茧者，终究是要自缚的。
在中国的企业家中，最令人诟病的小煤窑主。各地的小煤窑主，都在做着一样的事情，在安全设施不具备的条件下招募工人下井挖煤，出了矿难则掩盖事故，转移尸体。但是几乎每个能运转的小煤窑，背后都有官员。官员平时分享着煤窑的利润，出了事，只要瞒不住了，前来查处的人中，也往往有昔日拿股份的官员。等于是婊子要做，牌坊要立，扫黄也要参加。小煤窑主固然可恨，但是这样官员呢？我们看到，最大的利益，官僚拿走，最黑的黑锅，往往都是企业家在背，我们要问，你们还能背多久？
今天，北京城里，昔日残留的会馆还有孑孓，有的如湖广会馆，还重新修缮，再度开放，戏迷们依旧可以前去听戏。但是这些会馆留下的残墙剩瓦也许想不到，时间过了这么久，昔日的官商故事还在继续演绎着新的悲喜剧。
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1)
帝制结束之后，中国变了民国，在名义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经挂在了首都的城门楼上，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建立了代议制政府。民国的前半段，人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2到1928年，差不多16年。这一段历史，类似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乱打群架的时光，今儿联甲倒乙，明儿乙联丙倒甲，后天甲再联合乙、丙、戊等一起倒己。南与北打，东与西打，一省甚至一区之内，几个小军阀忽而刀兵相见，忽而握手言欢。看这段历史，谁都头大，不仅头痛混战不已，民生涂炭，还头痛找不到头绪，连最好读的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往往几页就冒出来几十个人名，几场乱仗同时开打，乱哄哄，你未唱罢我登场，叫我如何认得他！
不过，如果粗线条的概括，民国北洋这段，从北京政府的角度上看，大体上是袁世凯4年，皖系4年，直系4年，奉系4年，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依次各唱了4年的戏。这16年，虽然依王闿运的对子，“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但细分起来，还是有分别。比较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着下降线行进。袁世凯时期，民国元年的国会，是全国普选的，尽管农民们未必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由别人包办着投的票，但普选的形式，毕竟在，人为操纵的痕迹不大，其实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们的意志，选出了他们心目中应该做议员的人（有的地方，人还在国外留学，已经被选为议员）。到了皖系上台，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结果弄出来一个安福国会。轮到直系出头，居然公开贿选，议员成了猪仔。冯玉祥联合奉系倒直，首先推出来的临时政府，居然连代议制机关都没有，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首领是大元帅。套一句俗语，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当政的都是军阀武夫，不知道宪政是怎么回事，就像民国的外交家顾维钧所说的那样，袁世凯对西方民主，缺乏起码的认识。袁世凯如此，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团体”中的骁将，则更是等而下之。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虽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议制，更不懂民主是什么，可毕竟他们都是从晚清过来的，深知清朝积弱积贫的历史，明了若干年来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苦努力，虽然他们不了解代议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优越，却是经过西方的“先生们”验证过的，即便在清朝的王公贵族最喜欢的帝制德国，也有国会和宪法。吃过西方军队苦头，并且受过西式军事教育，其中有些人还留过学（德国和日本）的经历，至少知道他们所效法的西方，称雄世界的道理。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武夫，实际上，对风靡知识界的进化论，也略晓一二，他们对当时堪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心底里服膺的，就当时而言，西方的制度，就意味着进步，意味着进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议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不理会这个制度，不希望尝试按照这个制度操作一下，好让中国也强盛起来。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其实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不见得都是我们教科书所说的卖国贼，至少，也有希望中国好起来的愿望。所谓的“北洋团体”中，像张勋这样的人是少数，而且属于团体的边缘人物（不是北洋军事学校出来的人），其它的人，即使对共和并不热心，也不至于公然开倒车，所谓的袁世凯复辟，他的帝制，其实并没有取消代议制，打的主意是君主立宪制。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国家之混乱，国势之衰落，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复辟却总也实现不了（包括强人袁世凯所尝试的看起来仅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对者中，最有力量的还是“北洋团体”的军人们。进化论的魅力，在那个时代，显然不是其它什么力量可以抵消的。
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2)
但是，在这16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每当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议制的时候，跟国会往往很难处理好关系，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当他们抛弃了对宪法，和对国会的尊重，实践起他们一向熟悉的权术操作、军人干政时，则到处绿灯，诸事遂顺，想干什么往往就能成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但的确是现实。
当袁世凯（图31）尊重宪政的时候，民元的国会选举，他没有干预，甚至没有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对自己所期待的政党施一援手，眼睁睁看着同盟会变的国民党，取得优势，成了国会具有绝对优势的第一大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步履维艰了，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乱糟糟的局面，遍地民军，遍地军政府，土匪，帮会横行，中央政府，统一财政，削减民军，整顿地方，一样也做不成。然而，最后袁世凯动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国民党势力土崩瓦解，大小头目出国流亡。更损的是，袁世凯派人化装成“公民”，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逼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居然这个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还就真的把他选成了正式大总统。吃硬不吃软的政治现实，逼得北洋军阀走回了老路。
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做流氓，那么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干脆以收缴议员国民党党证的方式，把国民党议员统统赶走，迫使国会因不过半数开不成会，然后自己一家说了算，连刚刚的盟友进步党人，也一块涮。然而，接下来，他进入了自家统治的最高点，秩序稳定，改革前进，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军人，也开始被收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乘欧洲列强忙于世界大战之际，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让袁世凯做不起人，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一切看起来很是不错。当然，真的把袁世凯毁了的，还是他的帝制“改革”，这一招，不仅没能实现他加强中央权力的初衷，反而给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过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势力以反抗的借口，一个合乎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最好借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陈汤”（原本是他亲信的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都宣布独立反袁），本是自家从药店买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