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接下来统领北洋团体，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当身为国务总理的他，尊重民元国会，尊重民元约法的时候，几乎寸步难行，处处掣肘，跟国会以及虚位的总统黎元洪的关系，越来越僵，直至最后绝裂。当他玩阴谋，耍诡计，煽动督军团干政，最后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复辟帝制，把逊清的小皇帝抬出来的时候，反而左右逢源，连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为国务总理，组织讨逆军，杀回北京，他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了英雄之后，接受前段时间府院之争的教训，开始组织选举听话的国会，从日本弄来的西原大借款，多半养了自家的私家武力参战军，少部分堆出来一个安福国会，选出一个乖巧的听话总统徐世昌，从此，政治强人段祺瑞要什么有什么，再也没人挡道。
段祺瑞最后栽就栽在武力统一的策略上。武力统一南方，在用武过程中，同室相残，消耗掉同属“北洋团体”的直系力量，借刀杀人，一石二鸟。直系的吴佩孚卖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军却给了只知道捞钱的张敬尧，只因为张是段的亲信，而立下大功的吴佩孚只许在湘南前线拼命。算盘打得不错，但谁都不是傻子，包括吴佩孚的“主公”，人称曹三傻子的曹锟。结果是，武力统一，变成了北洋火并，直系从湖南前线回师北上，段祺瑞花大钱养的少爷兵，敌不住吴佩孚，天下从此变了颜色。
皖系倒台之后，有一个直系和奉系共同当家的时段，在这个阶段，占了优势的直系调子唱得很高，对宪政看起来相当尊重，不仅民元国会重开，连黎元洪都再作冯妇，重回总统宝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驱逐出关，直系一统北京政府之后，曹锟就公然搞起了贿选，早就堕落成政客的民元国会议员，也相当配合，3000元一票，5000元一票地把个文字上只知道写一笔“虎”字的曹锟，选成了民国大总统。连选总统都可以收钱投票的国会，自然做不起代议机关，国会，从此废掉。北京政府，进入了曹锟要钱，吴佩孚专权的时代。
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3)
直系的垮掉，跟内部分裂有关。一方面是吴佩孚个人专权，排挤同一系统的其它将领，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员骁将冯玉祥。一方面也是由于吴佩孚民族主义的高调唱得太高，上去下不来，阻碍了北京政府靠出卖主权换取借款的途径，导致中央政府财力枯竭，机关干部和军警一起上街游行讨薪。财力有限，难免就分赃不均，吴佩孚自家的嫡系还能保障供给，而别的人，尤其是没有地盘的冯玉祥就好闹穷，转而接受直系夙敌奉系的资助，一旦直奉开战，冯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当的直奉，打得正激烈的当口，直系一个方面军回师倒戈，抄了大队人马的后路，吴佩孚再硬也撑不下去，于是，开始了奉系入主北京政府的时代。
当然，奉系时代的序幕，有一个国民军和奉系共同当家的过渡，此时的临时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段的头衔，是临时执政，执政府，根本没有立法机关。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做了大元帅，代议机关，连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奉系统治的4年，是北洋时期最黑暗的时期。不仅连形式上的代议机关不复存在，连起码的言论自由，也遭到封杀。敢言的记者被捕杀，民国最有名的两个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系军阀手里。学生的游行请愿，也遭到军警射杀，著名的3·18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奉系的天下里，才可能出现。北京的教育界，一向独立，由专家教授治校，但奉系上台之后，派人接管，说是教员的薪水不再拖欠，但必须听话，如果不听话，就军法从事。张作霖的名言，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
后来，由于小张（张学良）后来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一白遮百丑，结果，父藉子贵，连老张（张作霖）的种种，包括做土匪打家劫舍，也变得很是正面，实在是历史叙述的滑稽。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中央政府在下降线上行进，其它地方也如此。孙中山的南方政府，非常国会，也一样卷在阴谋、暗杀，军阀恶斗之中难以自拔，孙中山在骂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时候，他的政治操作，也没有脱离权术和武力威胁的窠臼。湖南的赵恒惕，广东的陈炯明提倡联省自治，省宪倒是做的像模像样，可是基于省宪的自治却都谈不上，还是有枪的说了算。
从骨子里讲，北洋时代跟中国历史其它历史阶段出现的军阀统治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武化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有的调节机制受到很大破坏，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崇，枪杆子，成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物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际上是湖南一个文人出身的军阀谭延闿总结出来的，很形象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政治的真谛。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跟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又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时的中国，已经被西方拉入了它们的世界体系，军阀政治，无论在操作手段上多么的传统，但毕竟摆脱不了现代性的印痕。中国农民，在闹义和团的时候，对洋枪洋炮还相当地陌生，想拥有，但拥有了却不会使用。可是经过军阀多年混战、兵变为匪，匪变成兵的战争习染，农民对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实现了质的飞跃。招来农民，稍加训练，就是兵，当兵也成为很多地区农民的一项还算不坏的职业选择，这一切，也为后来的共产主义的农村革命，提供了准备。
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知识界，不但没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两个方面特别的活跃，一方面依然沉醉于“根本解决”的方案，当发现制度改变没有能改变中国的时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向伦理和文化改造方向。新文化运动本身倒无可厚非，但知识界寄托在其上的政治理想，不仅过于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变革的真正方向。另一方面，某些知识精英，又对好人政治，贤人政治有过多的幻想，甚至希望托庇于某个好军阀，借助军事和政治的强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4)
这一时期虽然也不乏有留学西方，专攻宪政和民主的学者回国，但就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并无多大起色，即使在学界也没有多少声音，学界丧失了对政治的理性思考的能力。相反，唯物史观和阶级话语，倒在学界逐渐发出大声，甚至占据主流，唯一有力的抵抗，倒来自于主张文化保守主义的陈寅恪、钱穆等人。
北洋时期这种延下降线行进的政治演进，值得后来的人们认真地思考，在政治的台前表演的军阀武夫们，不见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也不见得都是背后受帝国主义列强牵线操纵的牵线木偶。中国政治从代议制逐渐演变军事专制，最后变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治和军事专制的混合，道理何在？绝非一句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可以说清楚。
历史从来都是复杂的，北洋时期纷乱的历史，就更加复杂，这个复杂，蕴含着机遇，一种可以解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转型迷局的机遇，但愿，当我们再次面对北洋历史的时候，不要再放过了。
三跪九叩的健身操(1)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经过革命时代的奋不顾身，忽然之间对于养生健身在意起来了，吃穿行止，都在养生上下留神。先是打鸡血、喝红茶菌，然后学气功，扭秧歌，现在是打太极拳，练健身操，有钱的泡健身房，上器械。各种名目的保健品，从当药吃的到当饭吃的，不管管用不管用，都卖得出去，活生生冒出来一个产业，发了一干白手起家的人。
古人也讲养生，官员讲的更多一点，因为吃的好，运动少，又惜命。有节食的，有吃药的，也有练功夫的，从五禽戏到玉女经都有人钻研。在此基础上，晚清的时候，有人琢磨出的一套健身方法，很出有创意，即使在当时，也令很多人大跌眼镜。此人叫全庆，系满族正白旗人，进士出身，为官60年，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最后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活到82岁，在那个平均寿命不到40岁的年月，应该属于很长寿的了。此老长寿秘诀，据他的学生，晚清一个更有名的重臣翁同和在日记里记载，是三跪九叩。即每日磕头一百二十次，起来跪倒四十次，风雨无阻。在得知老师的这个秘诀之后，翁同和也加以效法，尤其在晚年被罢官回乡之后，每日坚持，入夜，必在房间三跪九叩凡五次，才上床安歇。翁老能活到75岁，据他自己讲，全赖于此。
每天跪倒爬起几十上百次，有无助于健康？当然有！如此大的运动量，比起现在任何一种形式的健身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老年人，每天坚持这么折腾一回，身体安有不好之理？只是，这种健身方式，的确有点奇特，奇就奇在它跟当年官员的公务活动，有太多的一致性。
人活在那个时代，长了膝盖，就是要下跪的。不过，一般人只是在过年和祭祀的时候跪，而做了官，不仅过年和祭祀，见皇帝和见上司，都要跪，官越大，见皇帝的机会越多，跪得也越多，以至于很多高官都得准备特制的护垫，缝在裤子里，免得腿脚受不了。下跪，甚至三跪九叩，不仅仅是礼仪，还是一种为官的工作方式，比全庆早一些的官场前辈曹振镛，做官秘诀据说就是“多磕头，少说话”。见了皇帝，一句话，三个头，稍微出点差池，那头磕的有如鸡啄米一般，皇帝就是想怪罪，也多少有点于心不忍了。据说磕头也有技巧，感动皇帝，关键要响。头上不能暗藏护垫，摆放机关，不会磕的，头磕得生疼，甚至出血，也不响，会磕的，声若擂鼓，却不十分痛。因此，做官，在熟悉公务之前，要先练习磕头。
清朝是个官员做奴才的朝代，满人见了皇帝和上司，自己就称为奴才，汉人臣子，虽说不称奴才，要称臣和卑职，其实却是比奴才还要低三分的奴才。这个朝代，皇帝不允许有名臣、能臣存在，所有的官员，都只能是心甘情愿做做事情的奴才，皇帝和太后，评价一个官员的好与坏，只是说这个人能不能办事，某人能办事，某人不能办事，某人办得好，某人办得不好等等。连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中兴名臣”，到西太后嘴里，也不过是能办事而已。
不仅如此，官员们还动辄获咎，稍有不慎，就莫明其妙地犯了错，重则丢命，轻则丢官降级，全庆60年宦海生涯，以高等种族之身，又是满人中不多见的进士出身，行事谨慎小心，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前辈遗训，依然数次被罚，连咸丰时大学士柏葰的科场舞弊案平反，也被因所谓的“附和”（即没有抵制当时皇帝和肃顺对柏葰的处分）而被牵连进去，遭到降职处分。伴君如伴虎，无妄之灾太多，官员们能做的，大概只有磕头，三跪九叩，以磕头作公务。实际上，所谓三跪九叩的上朝礼仪，也是到了清朝才确定下来的。
小的时候，看鲁迅先生提到过，说是有人认为，磕头有利于健康。一直以为是先生在调侃国人，没想到其实是真的，真的有人拿磕头当操做，还真的可以强身健体，活到七八十岁。不知道是上朝磕顺了，回家以后惯性动作，还是化公为私，创造性发挥，把公务活动拿回家来操练了。反正，如此家里家外地操练起来，到了官场上，动作会更加娴熟，对公务也是种促进。
三跪九叩的健身操(2)
只是，这样的官场，这样的官场文化，只能盛产逢迎和顺从，作为皇帝和上司，固然因此而周身上下比较舒服，屁股因此而干净，但真话却听不到了，真实的信息，也收不到了。整个朝代，什么人都不缺，就是缺直臣和诤臣，连所谓的康乾盛世都是如此。所以，一旦外部威胁来到，上下全无应对之方，因此上留下来一连串挨打的记录，让后人读起这段历史时，只感觉气闷。
时间过得很快，磕头作为官场礼仪和工作方式，已经早不见于神州，但比磕头更讨上司喜欢的方式，却依然存在，而且在以后现代的速度，在某些地方发展着。小说《神鞭》说，辫子没有了，神在。头不磕了，神也在，那种低眉顺眼，那种阿谀奉迎，都还在，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都能不费力气地看到。
文人的舌头(1)
文人的舌头是惹祸的根苗，也是谋生的工具。姑不论众多三家村学究，私塾的教书先生，无日不赖这根舌头为自家换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庙堂之上的士大夫，无论晋升还是保级，舌头都是离不了的。我们曾经有过游说得官的年代，那时候的张仪，在被人暴打一顿之后，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有了舌头，就挡不住人家滔天的富贵。后来得官之途改道了，从推荐变到考试，但做官的人，还得要会说话。
做官首先要建言，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建言当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但开会的时候，总要说话，这时候面对面的对话，显然更要紧些。其次是拍马，拍马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当面拍，毕竟立竿见影，喜笑颜开。其三是“忽悠”，想法让别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这当然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
不过，但凡要说话，就有风险，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某些出身草莽、居心叵测的皇帝，比如朱温和朱元璋，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然后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比如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柳木做车轴好。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马上大怒：你们玩我，柳木怎么能做车轴，车轴必须用枣木做！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至于建言和忽悠，危险就更大，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哪根龙须，人家龙颜大怒，自家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做官要多磕头，少说话。少说话还是得说，为了防止说错，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头缩尾，到处留下活扣，见机行事，看风转舵。这些说话的“经验”，一提起来大家就痛心疾首，大批特批，说实在的，其实这些招数，多半是皇帝老儿逼出来的，又要让人说，说错了就要挨整，不想点辙可怎么混呢。
最惹祸的舌头，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上司说东，他偏说西，上司说西瓜好，他偏说南瓜也不错。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训的，就是断不了根。这样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的不对，给皇帝提意见的，学名叫诤谏。一种是自说自话，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连一般人都受不了。第一种比较常见，在明朝之前，朝廷里设有专门官员，专职干这个。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时期，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就动静特别的大。比如东汉后半段，外戚、宦官换着专权，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闹学潮，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打的打，杀的杀，抄的抄，赶的赶。明朝中叶以后，宦官再一次专权，这一次更厉害，干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来，结社集会，不依不饶。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一直到打到稀烂，断了气。
然而，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但是却对统治的意识形态不敬的，所谓，“得罪名教”者。东汉的王充，非孔刺孟，由于当时法网不严，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当爹的制造孩子，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而子之于母，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结果被曹操办了，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贽，读了几本佛经，就混说乱道，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有头无尾，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行申（不害）、韩（非）之政，但却不能说破，偏这个李贽，公开说申韩的好话，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于是，李贽以古稀之年，被捉将官里去，断送了老头皮。清朝文字狱最盛，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白日见鬼，只有吕留良、曾静案，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吕留良（图33）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鼓吹反清，虽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华夷之辨上，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于是，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挫骨扬灰，吕氏一族，满门抄斩，嚓。
文人的舌头(2)
看来，文人最大的祸患，在于有一条不合时宜，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把这样的舌头割了喂狗，天下就太平了。
小人不可得罪(1)
无论是在皇帝还是大臣的眼里，宦官（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太监）不过是伺候人、打杂跑腿的下人差役。由于所伺候的对象是皇帝，或者皇族的王爷（在没有皇帝之前是周天子或者诸侯），这些享有众多妻妾的人，恰好对自己的性占有权特别在意，或者特别没有自信，所以，这些伺候人的人，被摘掉了命根子，成了阉人。
对于宦官，历史评价负面的多，宦官专权被史家列为历代王朝三大祸患之首，每每提起赵高、十常侍、刘谨、魏忠贤之辈，大家都恨的牙根痒痒，到今天也余恨难消。不过，宦官专权必然有昏君当朝，宦官的恶跟昏君之昏，每每有绝对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宦官专权之权，实际上是从昏君那里趸来的。专权的宦官让人怕，不专权的宦官同样令人忌惮三分。纵然是严嵩这样的权臣，上朝的时候也得对旁边伺候的小太监拱拱手才上去。有清一朝，鉴于前朝之弊，对宦官干政防范特严，但聪明的大臣对于皇帝身边的太监却一直陪着小心，甚至刻意笼络，绝对不敢怠慢。个中的道理，最近读史读到的两个故事也许能说明一二。
一个来自《左传》，是定公三年的事儿。一个小国邾国的国君邾庄公，一天晚上和大夫夷射姑饮酒，喝得差不多的当口，夷射姑出来小便，看门人（阍者）问他讨肉吃，大概凡是君臣饮酒的时候，大夫都会顺便给看门人点什么吃的，可是，夷射姑已经有点醉意了，不但不给肉，还一把抢过看门人手里的木杖，敲人家的头。喝罢了酒，夷射姑离去，第二天，看门人用水把门庭弄湿，邾庄公从房间里出来，看见门庭里是湿的，问看门人怎么回事，看门人说，这是夷射姑撒的尿。邾庄公恰好是个有洁癖而且性急之人，马上下令把夷射姑抓起来，从人出去以后，不知怎么，半天没有抓到，邾庄公急的直跳脚，一个绊子摔到火炉上，“烂，遂卒”，一命呜呼。一泡似是而非的尿，就这样断送了一个国君的性命。
第二件事发生在三国时期孙权的儿子孙亮做皇帝的时代。一次，孙亮想吃梅子，要宦官（小黄门）到库里取蜜渍梅，取来之后，发现蜜里居然有老鼠屎，召来管库的藏吏，库吏呼冤叩头。孙亮问库吏，黄门是否跟你讨过蜜吃？库吏回答说，是的，但我没有敢给他。孙亮说，那事情就明白了，老鼠屎必是黄门放进去的。黄门不服，左右大臣提议交付司法审断，孙亮说，此事想弄清楚很简单，把老鼠屎剖开，如果外湿里干，则是后放进去的，如果里外皆湿，则是收藏时就有的，剖开，果然外湿里干，黄门服罪。
邾国的阍者，虽然不知道是否为阉人（是阉人的可能性很大，左传里已经有很多寺人，即阉人行动的记载，都是国君身边的人），但没有证据表明邾君对他有所宠信。同样，对于孙亮身边的那位小黄门，似乎也不可能很得宠，一来孙亮是史书上记载的聪明正直之主，从无信宠宦官的记录，否则他被权臣废的时候，这一条肯定会被当作一大罪状；二来那位小黄门如果真的受宠的话，估计库吏也不至于连一点蜜都不肯给他。就是这样两个根本谈不上得宠的帝王身边人，居然闹出了大事，出人命的大事。前一个故事，仅仅由于夷射姑大夫没有及时到案，而且邾君性子又过于急，才阴差阳错，死了国君逃过了本该丢命或者亡命的大臣；后一个故事，如果不是摊上聪明的孙亮，那么十有八九，得罪了小黄门的库吏，小命是保不住的，弄不好还要连累家人。
刘安升天成仙的时候，把家里的鸡犬也都带了上去，在仙人周围过活，哪怕再低贱，也沾了仙气。同理，处在权力核心的人，无论你是干什么的，能否得到有权者的信任，哪怕是烧饭、理发、看门的，也都有可能沾了“权气”，得罪不起。不知什么时候，什么机会，使一个小绊儿，就能送了你的命。只要人家在有权者身边，而且这个有权者的权力又足够的大，而且足够的霸道，那么这种机会就非常多，多到令人防不胜防的地步。
小人不可得罪(2)
所以，无论皇帝是否明白，是否宠信宦官，给皇帝当差办事的人，都不敢轻易得罪这些原本地位低下而且缺少关键零件的人。
洋人遇见兵
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其实，洋人遇见兵，有时也挺麻烦的。庚子以后的中国兵，对洋人很怵，一方面被八国联军打怕了，一方面担心人家再说自己是拳匪，不文明。所以，即便在革命时期，交战双方的革命党和清军，都竞相保护洋人，动粗的时候，只要碰上洋人，不管西洋还是东洋，都客气极了，革命军满大街追着人剪辫子，碰上给洋人当差的不乐意，只要洋人出来说句话，辫子就留下了，还要道声歉。
不过，误会总会有，尤其在打仗的时候，西洋人还好说，毕竟长相有别，东洋人就麻烦，一个不留神，弄错了，就有麻烦。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和革命党人就闹翻了，革命党二次革命，南京闹得最凶，先后两次枪声响起，打了又打。袁世凯用来镇压南京革命党人的干将，是号称辫帅的张勋。张勋拖辫子，是为了表示爱皇帝，满清的皇帝，张勋和手下的辫子兵，辫子粗，手也狠，打散了革命党人，张勋放假三日，放手让这些丘八在城里烧杀抢掠，一时中外舆论大哗。放肆够了的辫子兵，整队集合的时候，张大帅一点名，发现人少了很多，原来不少人抢够了就开溜回家享福去了。兵少了，但张勋却堂而皇之地住进了从前的两江总督府，每日吹号放炮，过过民国的“两江总督”的干瘾。
然而，没想到辫子兵烧杀杀过了头，把三个日本人也报销了，惹出了外交事端，日本公使不依不饶，非要把张大帅撤职查办不可，外务部好说歹说，千陪情万陪钱，才保住了张勋的官位，但是条件是，张大帅必须放下身段，亲自率领辫子兵，到南京的日本领事馆道歉。辫子兵遇见洋人，凶不起来，尽管有一万个不情愿，张勋只好带着部下，拖着辫子到日本领事馆道歉，鞠躬如仪之后，日本领事指着张勋脑后的大辫子说：这玩意不卫生。
不卫生的大辫子，张大帅后来一直拖着，不过，从此以后学乖了，不再误伤洋人，即使在最得意也最失意的复辟时期，也是如此。所以，复辟失败，才可以躲进荷兰使馆，在洋人护佑下，全身而退。
爱皇帝爱得不得了的张勋，遭遇了洋人，直不起腰来，很是委屈，讨厌皇帝讨厌得不得了的冯玉祥，也遭遇过洋人，同样是东洋人，却有几分潇洒连带几分滑稽。那是在几年之后，身为旅长的冯玉祥被派往湖南常德做镇守使，其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常德也有反日示威，日本商人于是推领事去找冯玉祥，要求制止反日行为，保护日本商人。冯玉祥痛快地承诺，每个日本商店派两个士兵“守护”，荷枪实弹，刺刀明晃晃的，只要有人进店，士兵就前去盘查，一来二去，弄得日本人的商店门可罗雀，日本商人受不了，只好请求撤去保护，民众反日的事儿，也不好提了。
北洋时期，是个军阀自己对自己的官衔说了算的时代。中央政府要想解除一个手握兵权的军阀的官职，比登天还难，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此下策，即便出来这个下策，实际上也执行不了，对军阀而言，大不了去一个空头衔，但对中央政府而言，却添一个敌人。满清时代，洋人在地方碰到麻烦，公使到总理衙门一交涉，中央政府一个命令，地方都害怕，军人也不例外，只有让步“保护”的份。但北洋时期这种事有点行不通，只要地方军阀安心找洋人的晦气，中央也无可奈何，除非洋人肯自己出头，派兵过来，但是一般的小事又不值得大动干戈，所以，碰上冯玉祥这样的人，不仅派兵“保护”过日本人，而且据说还动过粗，跟鬼子骂过街，洋鬼子也拿他没办法。实际上，其实当时只要张勋挺住，大可以不必受那个委屈。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那些见了洋人硬气不起来的人而言，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自己什么地位，摊上事儿，遇见洋人，总归要低头。
说了不白说，做的必须做(1)
我们的各种机关是特别喜欢发布禁令的所在，每年都有新的禁令出台，从不许上班时间打扑克，到禁止领导拥有女秘书，不一而足。有些禁令保持了跟法律条文的高度一致，比如不许受贿，不许贪污，不许泄露国家机密，禁止强奸幼女等等。有些禁令则保持了跟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比如婚事不许大操大办，吃饭限制几菜几汤，禁止接受异性按摩等等。不过，无论什么样性质的禁令，命运都一样，两个字：没用。既然没用，却还非要有，每年叙旧翻新，禁令套禁令，年复一年，谁都记不得到底哪个禁令是旧瓶旧酒，哪个是新瓶新酒，哪个是新瓶旧酒，反正不管新旧，禁令总是要出的。
为何如此？其中的奥妙历史上早就有明示。清朝秕政，高官家的门子收“门包”，即对有事来见者索取贿赂，要算不大不小的一个。此风晚清尤甚，庆亲王奕劻多年秉政，权倾朝野，本事有点，但贪心更大，因此他家门子门包收的最多，也最横。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公事私事，想见庆王爷，都得留下买路钱，否则概不通禀。奕劻家门包的名声大，大到连西太后老佛爷都知道。知道归知道，老佛爷也管不了，对前来打小报告的人，顾左右而言他。一次，一位官员获派江西提学使（这是新政之后的官），按规矩得拜访各个军机大臣之后才能赴任，奕劻为首席军机，不能不拜，可巧这位官员是个穷京官，掏不出据说达72两之巨的庆王府门包，因此被挡驾。最后官员急了，指着门房墙壁上贴的奕劻严禁收受门包的手谕说，王爷说了严禁，你们怎么还收？门子道：王爷那个话不能不这么说，我们也不能不这么做，总而言之，大人您的银子不能省。
清朝的门子是一绝。说起来，这属于有技术含量的职业。有师承的想从事这个职业，得交学费学拜师傅学，类似幕僚，即我们一般所说的师爷。凡是做门子的，官场上的事儿都门儿清。所以，《红楼梦》里贾雨村官场初入，居然得听门子的，了断葫芦案（不听估计不行）。门子的那番教诲——对案情之了然，对官场之谙熟，对世态（当地巨族）之明白，令看官瞠目结舌。无怪乎毛泽东要把载有门子教诲的这一回（第四回）视为《红楼梦》的纲。这一次，奕劻的门子又说到点上了。
说的不能不这么说，也必须这么说，作为禁令，必须说得字正腔圆，义正辞严。上级号召什么，老百姓反对什么，都要收到禁令里去，推陈出新。这不仅是官样文章，而且是官场公务。说，代表着一种态度，一种表态。但凡需要下禁令的时候，往往是官场某种陋行惹出麻烦，已达上听而且引起关注了。下禁令，白纸黑字，说明本级领导对这个问题已经重视了，表了态，要禁止或者遏制这种行为。做到这一步，至少上头再来查的时候咱有话可说。所以，说，说了，不白说。至于下了禁令有没有效果，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以真禁，也可以明禁暗不禁，更可以似禁非禁。总之要考虑压力，计算成本，没有人会干亏本的买卖。至少，下了禁令而禁不了，遁辞比较多，可以讲困难，谈国情，论条件，实在推不了，也无非技术问题，能力问题，只要态度正确，政治正确，一切OK。
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说是潜规则吃掉了明规则，隐性制度吞噬了显性制度，但是细究起来好像又不全是那么回事。一来，禁令所禁止的也不尽为潜规则，往往只是潜规则实行过程中的一些后果。禁止这些后果，自然要中止潜规则，但造成令不行禁不止的现状的，却并不是这些所谓的潜规则，而只是一些历史悠久而且适应一切事务的官场积习。这种积习，不仅对禁令产生作用，对别的官场行为也起作用，好事固然干不好，坏事有时也干不太坏；二来，禁令也说不上是明规则，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它几乎没有制度的意义，禁令贴出来，大家就在禁令下面照做“禁事”（这样的新闻照片，已经非常多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仅仅是一种表态，一种对上不对下的表态，只有上面下来检查的时候，它才有临时的制度价值，上面的人一走，价值也就跟着走了，时间效应非常短。
说了不白说，做的必须做(2)
从根本上讲，禁令不是法制社会的产物，不过是人治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即使对那些认真对待禁令的官员而言，禁令也有因人设政的随意性，人亡（或者走）政息是难免的下场。而且对于这些人来说，禁令一多，往往就把某些原本法律规定的东西变成了政策性的禁令，这样做固然有强调的意思，但也有化法为政的嫌疑，一旦政随人亡，法也等于亡了。更何况，禁令式的治理必然伴随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无论治理者个人有无良好的道德愿望，个人品质如何，最后都会走向禁令归禁令，做事归做事的老路上去，禁令变成了例行公事，变成了没完没了的表态。
谁的红色？何来经典？(1)
八个“样板戏”和文革中诞生的一些文艺作品，被称为“红色经典”，（图34）已经很有些日子了。前一阵某些“红色经典”被网上“恶搞”，还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有劳有关单位，下令禁止。也不知是国人记性太差，还是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在20年前，这些作品还几如过街老鼠，即使不是人人喊打，至少也没有人敢公开拿出招摇。记得那时候许多老干部和老资格的文艺工作者，一提到样板戏就头痛，偶尔哪个电台如果不小心放了一段样板戏的唱段，马上就会招来一阵讨伐，有的老人回忆说，文革时他们受迫害，被造反派严刑拷打的时候，经常伴以样板戏的唱段。
当然，这种事无疑是有的，笔者当年就见过。不过，打人用样板戏来伴奏，倒不能说是戏的错，当年纳粹用毒气室杀犹太人，如果用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来伴奏，恐怕也不能说是这两位音乐家的过错。显然，问题不在这里。凡是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样板戏跟文革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文革“旗手”江青的精心培育的产儿，尽管后来有的创作者说过，是江青劫夺了样板戏的成果，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位“旗手”劫夺过来后，还真是下了了大功夫，一句台词，一段唱腔地推敲琢磨，以至于在每个戏上都印上了鲜明的“江青记”的烙印。样板戏不仅对文革的发动有着独特的作用，而且几乎伴随着整个文革十年的进程，八亿人民，八个戏，既起到了给烦闷之极的人们消遣的作用，也给各种急风暴雨的斗争伴了奏。那个年月，有多少人仅仅因为唱错了词，而遭到批判，甚至丢了性命。文艺界的人体会应该更深，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样板戏不是戏，而是棍子，棒子和刀子，在样板戏的所谓创作原则的大棒下，多少作品和作者遭殃，样板戏的繁荣，意味着中国文学艺术界的百花凋零以及栽花人的倒霉。
即使这些陈年老账都不作数，样板戏以及文革后期的作品，诸如《龙江颂》、《杜鹃山》、《平原作战》、《闪闪的红星》之类，也由于那个特殊的岁月，不可避免地自身有着严重的缺陷。里面的“三突出”原则，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自不必说，所有的正面人物都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人的情感，所有人别说男女之爱，就是正常的婚姻，都谈不上，《红灯记》里的李奶奶还没出场，老伴就已经死了，李玉和根本就没有谈过婚嫁，而李铁梅年龄18，自然不能早婚。《杜鹃山》里的柯湘，据说跟丈夫关系不错，然而在柯湘露面之前牺牲了，至于《海港》里的方海珍和《龙江颂》里的江水英，干脆是“妾身未明”，不知道single，还是double，好容易有个有丈夫，而且还活着的阿庆嫂，结果还让人家丈夫到上海跑单帮去了，连面都没让露。这样的形象，很难说是一种英雄塑造，只能说是造神，即使对中国革命的宣传，也不一定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当然，更不能反映中国革命的真实历程。这种概念化、脸谱化、为我独革的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当年的鲁迅就很反感，曾经告诫人们，辱骂和恐赫不是战斗。不是说写了工人，歌颂了革命，就一定是革命文学，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人还是拿着那些陈腐的货色当旗帜，兴高采烈地挥来挥去。
在我们一般人的习惯里，红色代表革命，而在某些人的习惯里，只有最高大，最纯洁、完美无缺、最不可思议的英雄才配称革命人物，这样的人物，从出生的第一声啼哭开始，就应该是政治正确的，一路走来，都完美无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红色，这样的人物描写，才可以称作红色经典，即使这些所谓的经典的来路，很有问题，而且参与了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政治过程，身上带着无论如何都洗刷不干净的污点，这些人们还是觉得，只有这样的东西，才是好东西，纯货。批了多少年的极左，但在某些人眼里，依然是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只要是左的东西，哪怕不近人情，不可思议，走到极端，也是可爱的。好像唯有如此，才是革命的正宗，标准的红色。
谁的红色？何来经典？(2)
现在社会上有一股暗流，暗流上往往漂着革命的浮萍，在革命的名义、人民的名义下，大张挞伐的纵队开出来了，改革好像从开始就错了，改革所有的成果都是灾难，好像只有他们才关心人民的疾苦，但在革命的成败问题上，人民疾苦好像又不话下了。在似是而非的道德制高点上俯瞰，从前的一切，都有了正确的依据，已经做出的历史决议，仿佛都不算数了，改革初期所深恶痛绝的货色，似乎又有了可爱的颜色（据说是大红的）。“江青同志”炮制的垃圾，堂而皇之地变成了红色经典，红色与革命，在不知不觉中，甚至可以被偷换成“文革”的同义词。
难道，还真的让文革回来吗？
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1)
——读史札记
拳民就是义和团的成员（图35-1），这种称谓是义和团发生那个年月的，没有褒也没有贬，他们的对手，被称为教民。在那个农民起义比较被看重的年月，中学生都知道，义和团跟太平军不一样，没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组织。但是没有统一组织的拳民，却穿着差不多的服装，黄布包头，红肚兜，行为方式也高度一致，都是集中在一处（拳坛）“亮拳”，表演神灵附体（上法），然后舞刀弄枪，用大刀片往坦露的肚皮上砍，扎枪顶着咽喉，展示“刀枪不入”的本领。从山东到直隶，从河南到山西，北方诺大面积的土地上成千累万的义和团，都差不多，好像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样。
很长时间以来，义和团研究是个显学，但是学者都忙着给给义和团找根正苗红的“爹”（组织源流），只是这个出身好的爹，总也找不准，大家吵成一锅粥，有的说义和团源于鲁南半土匪性质的大刀会，有的说源于谱系上曾经有过造反历史的民间教门八卦教，有的则说是源于跟教会有冲突的民间拳会梅花拳。除了这几样之外，学者们找到的其它的组织源流，这个教，哪个门，总括起来，能有几十种之多。
“爹”找不明白，儿子的秘密自然也没人理会，一本又一本的著述问世，但拳民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之后，依旧不明白（因为没有人屑于说）。其实，当年的史料文献和后来的口述材料说得很清楚，义和团大体上由这样几部分人组成，一是老师，或者叫师傅，属于传道授业的。义和团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老师都有“法术”，说起来都是从峨眉山、昆仑山什么地方下来的，有异人相授，比金庸先生还要早些，给这些山抹上了带有气功和武功的神秘色彩。当然，实际上这些老师，也都是乡下人，本没有什么特殊的本事，不过见过点世面，胆子大，敢说，也敢做，就成了老师。
好在要教的东西也不难，无非是点半像气功，半似技巧的玩意。这种玩意现在依然有人玩，比如用刀往运好了气的肚皮上砍（注意事项：不能用刀划，一划肯定出事），扎枪顶着咽喉（注意事项：找好角度，否则穿帮）等等。还有的有点类似于前不久曾经很是流行的气功，老师装神弄鬼弄几下，接了功的弟子们马上像神鬼附体一样，乱蹦乱跳，一跳老高。不同的是拳民们荷枪带棒，手里有家伙，而且上法（接功）之后，往往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神仙附体，跟乡间跳大神的巫婆神汉差不多，跳够了，马上精神萎靡，回复常态，回家照吃煎饼。当然，老师传功，也像后来的气功大师，总是要弟子孝敬银钱。
不是一个拳坛一个老师，老师要到处走，义和团就是在老师的走村串街中流行开来的。老师虽然号称传的功法各有玄奥，但就跟前些年气功热的时候的气功一样，虽然大师们的门派不同，据说奥秘也各异，但基本的招式却大致差不多，所以天南地北的拳民，比划起来，外人看上去，就都一样了。应该指出的是，义和团运动过后许多年，华北乡村兴起红枪会的时候，类似的老师，类似的功法传播，又出现了。新面孔，老招术。
义和团拳坛的真正骨干人物，被称为大师兄二师兄的人。这些人或者是对气功感悟性好，或者有点武功底子，或者比较脾气比较暴，拳民行动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些人领头，烧教堂，杀教民，动真格的，需要这些人带头下手。当然，下手的时候，原本在拳坛练的本事，大多用不上。对方要是弱，比如妇孺什么的，就剁成肉酱，对方如果强，坚持抵抗，多半也就算了。
拳坛的多数，是一般的拳民，老少都有，小的十岁上下，属于义和团的儿童团，老的七八十的都有。这些人平时的时候，在老师的指导下，在大师兄二师兄的带领下，在拳坛上演练，个别有条件的地方，还有民间鼓乐伴奏。这种演练，在美国学者周锡瑞看来，很有表演性和仪式性。的确，看当时人的记载，拳坛经常有很多人围观，跟看戏似的。后来气功热的时候，每逢大师出场，聚众练功的时候，好像看得人也很多，可见古今一个道理。当然，拳民办可能只在家门口表演，还要出去干事（其实真有不少拳民办打算出远门的，只在家乡玩玩算了，但袁世凯做山东巡抚，非逼着拳民北上京津，说是那边有鬼子打，实际上是以邻为壑），出去干事的时候，杀杀烧烧，吆喝呐喊，全指着这些普通拳民。
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2)
除此而外，一个拳坛，还有若干不经常出现，但却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们算是拳坛的后台或者叫恩主。这些人是多半是乡绅或者富户，以武举居多，武举人和武秀才。明清两代，虽然文、武都有科举，但军队的军官，却基本上不由武举来充任，大多行伍出身，武举基本上成了人们求个功名，改变身份，取得绅士资格的一种方便门路（比起文举，考试也相对容易通过），因此，武举，成了乡村社会低级绅士的代名词。这些人比较闲，好生事儿，所以，官府鼓励，拳民起来的时候，他们往往乐于掺和其间，为拳坛张罗个吃喝什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