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特勒对人类犯下的全部罪行之中，他那个“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办法”最使文明世界感到张皇失措和局促不安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里曾明确规定了这一条行动准则。在这一本书中，他不仅多次阐明他想采用极端手段解决问题，而且他还披露了他自己的偏见的渊源。
在他18岁的那年，他来到维也纳学习艺术。“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去，我首先看到的就是犹太人。”他在书中写道：“而且，我越是看见犹太人，他们在我眼里就越和人类的其他部分有明显的区别。”起初，他这种偏激情绪只是针对个人，那些穿着奇装异服、满脸胡须的传统的犹太人，使他全身感到难受。但是，当他阅读了《耶路撒冷贤哲教诲录》之后，反犹太主义便使他坐卧不宁：他应当捍卫世界，反对犹太人。这个文件是在一九○五年，由帝俄的情报机关捏造出来的，该文件声称，犹太人企图秘密地把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奇特地结合起来，从而统治世界。一位所谓的犹太领导人宣称：“我们将到处挑起动乱、争斗和对立。”“我们将要发动一场世界战争——我们将迫使世界人民自愿地把世界统治权交给我们。”年青的奥地利人希特勒当时已是一个激进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了。他相信了这份伪造的声明里的每一个字。“在这个时期，”他写道：“我看到了两种危险：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对此，我以前几乎不知其名，当然也不明白它们对于德国人民的重要性何在。”
他把他在维也纳度过的五年形容为他“一生中最艰苦、最完美的学校。”“我刚踏进这个城市时还是一个小孩子，离开时却已成人，性格也变得沉静严肃了……如果命运的力量——和我的学习——没有确立我的各种看法的基本原则的话，那么，今天我就不知道应以什么态度来对待作为一个整体的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等等。”
这种憎恶和忧虑的心情很快就变为了一种一成不变的想法了，这是他一生里“精神上最为动荡的时刻”。“我不再是个优柔寡断的世界主义者了，我成了一名反犹主义者。”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病态仇恨心理主要起源于他想当建筑师和艺术家的欲望未能如愿以偿，犹太人在这些领域里的成功刺伤了他。“任何一件肮脏的事情，任何一件堕落的行为，特别是在文化生活方面，与犹太人无关吗？如果你切开，哪怕是小心谨慎地切开这个脓包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个犹太鬼，它象腐烂的肌体中的一只蛆虫，突如其来的光明使它感到眼花缭乱！”
但是，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威胁煽起了他的反犹大主义的狂热，并使他行动起来。希特勒是二十世纪迷人的演说家，他善于把自己的狂热情绪传达给其他的人。在他那连篇累牍的演讲中，希特勒反复地说，一旦犹太人控制了交易所和至关紧要的财权，并进而控制了全世界的经济命脉，他们就会夺取政治控制权。“犹太人这个时期的最终目的是‘民主政体’的胜利，或者象他们所指出的那样，是议会制原则的胜利……他们以无限的洞察力，激起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蛰伏在每个雅利安人身上的对社会正义的需求，以便把它变成对那些得到好运过分厚赐的人们的仇恨，而这种做法又使得消灭社会弊端的斗争具有了一种明确的哲理性。他证实了马克思的学说。”
“这样一来，”希特勒继续写道：“犹太人就要结束他那骗人的把戏，暴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了。民主国家人民中的犹太人就会变成嗜血成性的犹太人和全世界人民的暴君。几年之内，他将试图灭绝全国的知识阶层。此外，犹太人懂得，失掉了他们的天然的智识精华之后，各国人民将永世为奴。在这方面，俄国已经作出了最令人愤慨的先例。在那里，犹太人以发疯的野蛮手段，有时还间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屠杀了、饿死了3,000万人，以便把对一个伟大的人民的统治权交给一群犹太记者和交易所的强盗。”
希特勒深信，犹太——马克思主义的阴谋将在德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把德国工人阶级置于犹太金融界的剥削桎梏之下，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化，即德国知识分子的灭绝，不过是犹太人进而征服世界的前奏。就象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情形一样，德国是这场残酷无情的斗争的中心。如果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民族一旦沦为嗜血成性、贪得无厌的犹太暴君们的牺牲品的话，整个地球将要落到这条章鱼的触手里，反过来，假使德国摆脱了它的控制的话，那么，各民族面临的最大危险就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被认为是粉碎了。”
这些看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可是，希特勒对他自己的那些荒诞无稽的话却坚信不移。在“我的奋斗”一书里，希特勒具体地指出了他准备走到什么地方：“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1.2万或1.5万名伤风败俗的希伯来人被窒息性毒气毒死的话……那么数百万人在前线的牺牲就不会是徒劳的了。反过来，如果及时地铲除了1.2万个恶棍，100万真正的德国人就不至于死于非命，而这些人对未来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一个文明国家的首脑竟然相信所谓“耶路撒冷贤哲教诲录”，这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了，而他又居然用大规模杀人手段来制止“犹太人的危险”，那就使人完全无法理解了。所以，当法西斯集中营里最令人发指的暴行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大部分西方人认为希特勒是疯子，是最大的罪犯，是最顽固的反基督教义者。
看来，在许多宣扬千年盛世的中世纪的先知们的眼里——他们在“启示录”第20卷一书中曾经预言过一千年的巨大的幸福、廉洁的政府和贫困的消失——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应该是最可信的，甚至是最值得仰慕的。在他们看来，与其说希特勒是反基督教义者，倒不如说他是复活了的耶稣的化身，正如12世纪初期发动弗朗德勒革命运动的特兰夏尔姆，一三八一年带领英国农民造反的约翰?鲍尔，以及一五二五年领子了德国农民暴动的托马斯?明策尔诸人一样。所有这些先知们无不以各种不同的称号把自己比做复活了的耶稣，他们的降世是为了打倒专制暴政，赐予人类新的体面的生活。杀死他们的反对者乃是上帝的意志。就拿明策尔来说吧，他要求他的信徒们毫不留情地杀戮：“别让你们的利剑冷却下来！……只要天还亮着，就向他们冲过去，向他们冲过去！上帝在给你们引路，跟上他，跟上他吧！”同这些狂热分子一样，希特勒渴望摧毁一切，把世界变得更美好，他同样声称自己是被挑选来给一个堕落了的世界带来一千年的幸福的。他提出了无穷无尽的目标，许下了无数的诺言，但他与当时的其他政客们不同的是，他赋予社会冲突和民族希望以崇高的和自身终结的神秘意义。
在这一整套神秘论的后面，有一项满足几乎是所有的阶级的要求的具体规划。希特勒许下诺言，要废除“卑鄙的”凡尔赛条约，重新把失去的荣誉赋予德国，重建德国武装力量和帝国空军部队，把国家从走向灭亡的萧条景象中拯救出来，把德国的疆界一直扩展到亚洲，以及象消灭犹太人一类所有“不受欢迎”分子那样铲除布尔什维主义。
希特勒并不是在真空里诞生的，他那些无法无天的行为是与几个世纪以来无情的迫害活动一脉相承的，从十字军东征直到现在，中经第一帝国——日尔曼罗马神圣帝国，从中世纪到俾斯麦和皇帝纪尧姆二世的第二帝国，每当德国种族优越的信念占了上风的时候，这种迫害活动便猖獗起来。此外，希特勒也是嗜血成性的预言家们的必然的继承人，他同他们一样，精力充沛但残酷无情，时时刻刻被世界末日的景象缠住不放，并且坚信自己绝对正确。他烟酒不沾，是个素食主义者，他生活简朴，简直是个禁欲苦僧，对任何腐化堕落的引诱都无动于衷。他有一个情妇，但他并不让她抛头露面，为的是使他自己以不迷恋女色的纯洁面目出现。他把他的目标看得高于一切，为了完成他的使命，他可以牺牲一切，甚至几百万人的生命。每一位古代的先知都感到必须摧毁腐化堕落的巨大的力量。就希特勒来说，那就是犹太人——一个多年来的目标——，消灭犹太人不过是给世界带来最终的光荣的一次洗身礼而已。“（犹太人）沿着他们那罪恶的道路走下去，直到另一个强者起来反对他，并在无情的斗争中，把这个侵犯天庭的家伙打翻在地，把他赶到魔王那里去为止。”
希特勒承袭了这种悲惨可怕的怪念头，屠杀了数百万的犹太人 [ 注：关于被屠杀的犹太人的大致数字，说法不一。有些德国人认为纽伦堡审讯战犯时提供的数字——570万人——是过于夸大了的。杰拉尔德?里特林格把这个数字定在419.42万到458.12万之间。 ] 。他无所顾忌，不择手段。“我相信，我的行动是符合至高无上的造物主的意志的，”他说，“通过反对犹太人的自卫斗争，我为上帝的事业而战。”
一九四五年三月，失败的阴影促使希特勒加快实行消灭犹太人的计划。他命令把关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全都杀死，以免他们日后被俄国人及其同盟者解放。
克尔斯滕博士是希姆莱的按摩医生，他请求希姆莱取消这道命令。“这是元首的直接命令。”希姆莱反驳道，“我的任务是保证这些命令逐字逐句地得到执行。”在整整一个星期内，他们俩人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希姆莱坚持认为：“不应当让集中营的罪犯心满意足地以征服者的姿态逃脱灭亡的命运。”但是，不知疲倦的克尔斯滕不肯让步，结果是被搞得疲乏不堪的希姆莱亲自给他写下了个人的诺言，保证不派人炸毁集中营，不再杀害一个犹太人。所有的俘虏都应当呆在他们的营地里，并被“秩序井然”地移交给同盟国的军队。
当希姆莱起草完他那惹人注目的文件的时候，他又透过他那夹鼻眼镜仔仔细细地把文件看了一遍，最后，缓慢地用他那浮夸的字体签上了名：“海因里希?希姆莱，帝国元首，党卫队总队长。”
克尔斯滕骄傲地拿起同一支笔，在一时的冲动之下，在文件上与道：“以人类的名义，费利克斯?克尔斯滕，”
克尔斯滕的这个举动本来是很重要的，然而，那毕竟只是一个私下的契约而已，再说，尽管希姆莱轻率地表示了妥协，但是，他到底能否恪守他的诺言，这一点是没有任何保证的。
由于命运的嘲弄，就在希姆莱向克尔斯滕的论据让步的同时，他在奥地利安排了一次同红十字会组织国际委员会主席卡尔?J?布克哈特博士举行的秘密会议，这次会议将导致监狱里和集中营里的条件的显著改善，希姆莱想以此换取的是全世界的善意。希姆莱派出的代理人是卡尔登勃鲁纳博士。希姆莱的政敌，如瓦尔特?施伦堡之流，可能不会相信他会参加如此人道主义的谈判 [ 注：据克莱斯特博士说，卡尔登勃鲁纳在1943年曾试图谈和：“那时候，说出这样的想法是很危险的。在我同吉勒尔?施托希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卡尔登勃鲁纳尽一切努力来帮助我。只是由于施伦堡的干涉才使全部工作耽误了好几个月。” ] [ 注：克莱斯特博士认为，施伦堡希望这种谈判能够避开里宾特洛甫。卡尔登勃鲁纳以及他本人，以便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去进行这些谈判，他是“我们不折不扣地称之为下流坯的那种人”。施托希最近写道，“考虑到施伦堡所起的作用……我和贝尔纳多特伯爵曾答应在瑞典给他提供政治避难……” ] 。
布克哈特博士想要说服卡尔登勃鲁纳让红十字会的人参观集中营，并给囚禁的犯人们带去一点宽慰。十年以前，他曾试图从卡尔登勃鲁纳的前任、臭名昭著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那儿得到同样的让步，可是，这位已成为盖世太保的残暴行径的象征的海德里希却回避了布克哈特博士的请求，为纳粹主义政策进行了辩护。他说：集中营关满了罪犯、间谍和危险的宣传分子。“您不应该忘记我们是在战斗，元首在同全世界的敌人进行战斗，”他说，“问题不只是要使德国安全无恙，而且，我们还有义务把世界从文化和精神的堕落中解救出来。象您这样的人是不懂得这样的事情的。”然后，海德里希降低了声调，象一个密谋者一样悄悄地说：“在外国，他们认为我们是最后一批未开化的人，是不是？对于单独一个人来说，要把这件事最终圆满地完成，那实在是太困难了，但是，我们应该象花岗岩一样坚硬顽强，否则的话，元首的事业就会完不成。总有一天，他们将会感谢我们大家担负起了这些职责。”
布克哈特博士从海德里希的继承人那里得到了比口头上的许诺更多的东西。有趣的是，卡尔登勃鲁纳居然同意尽快地把食品包裹分发给战俘，他甚至还同意让观察员们在战俘营里住下来，直到战争结束。由于受到卡尔登勃鲁纳的“合乎情理的态度”的鼓舞，布克哈特博士又把如何对待平民俘虏的问题摆了出来。卡尔登勃鲁纳作了同样的让步。“其实，”他说，“你们甚至可以往犹太人的集中营里派遣长驻观察员。”
在以后的日子里，希姆莱还作出了更为人道的让步。克尔斯滕说服他取消希特勒关于摧毁海牙和须德海堤坝的命令。三月十七日那天，希姆莱变得十分温顺，于是，克尔斯滕要求他秘密会见世界犹太人大会的领导人之一施托希。
希姆莱气喘吁吁地说：“我绝不能接见一个犹太人！要是元首听到这个消息的话，他会立刻叫人把我枪决的！”但是，他已经作了太多的让步了，而且，克尔斯滕还搞到一份希姆莱签了字的抄本，在这份抄本里，希姆莱许下了违背元首意志的诺言。希姆莱终于用很轻微的声音表示了赞同。
希特勒知道他周围的人正在背着他做着什么，而且，其中有几件事还可能是在他授意下进行的。譬如说吧，他知道里宾特洛甫在瑞典进行的谈判和沃尔夫在意大利进行的谈判。他还知道希姆莱用很多时间同犹太人打交道。但是，希特勒允许这些人继续谈判，仿佛这些谈判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着似的。如果谈判失败，他就声明对此全然不知，如果成功，他就利用谈判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希特勒也毫无疑问地知道，他的最好的部长艾伯特?施佩尔激烈地批评他实行“焦土”政策的命令。施佩尔；齐在3月8日的一份备忘录上大胆地抨击了这个想法。希特勒在此之前就知道了施佩尔的态度。施佩尔在这份备忘录中写道：
四至八个星期内，德国经济将要最后崩溃，这是可以料定的……经济崩溃以后，即使从军事上说，战争也就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必须尽力维护我国公民的生活，哪怕是使用最原始的手段……在战争的现阶段，我们没有任何权利进行那种可能影响我国人民生存的破坏活动。如果敌人要摧毁我们这个曾经无比英勇作战的民族的话，那就让他们自己去干吧，历史将会对这种可耻的行径作出判决。我们的责任则是使这个民族有一切的可能在遥远的将来得到复兴……。
施佩尔是当年希特勒的建筑业的同僚。他一直受到希特勒的赏识，只有很少几位合作者能象施佩尔那样得到希特勒的关照。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施佩尔在备忘录中所说的那席话使希特勒大发脾气。如果说希特勒对是否在德国实行焦土政策还有过犹豫的话，那么，施佩尔的备忘录促使他下决心付诸于行动。他训斥了施佩尔，并非常激动地说：“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必要考虑德国人民过原始生活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恰恰相反，最好由我们自己动手把这些东西破坏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要证明它是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俄国）。而且，战后幸存下来的人是低级的人，因为最优秀的人是不会活过来的。”
元首粗暴地把施佩尔打发走了，并向人口授了施佩尔曾力图阻止的那道命令。他命令把所有德国的军事、工业、运输和交通设备统统毁掉，以免它们落入敌人之手。这些措施要在纳粹地方领袖和“民防委员们”的协助下由军事人员执行。命令最后说，“凡与本命令相反的一切指示均属无效。”
自从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希特勒就以这种方法做出一系列轻率和任性的决定，尤其是在七月二十日谋杀事件之后，他变得性情暴躁，专横武断。他的计多参谋们懊丧地指出，现在，他对一个问题只提出唯一的一个解决办法——这个办法是令人失望的——，而不象以前那样提出好几个解决办法。
尽管如此，希特勒对待他的司机肯普卡、他的服务人员和秘书们却继续表现得和蔼可亲，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也能觉察出，他的神情越来越紧张了。“大家都欺骗了我。”他对他的一位秘书说：“我没有可以信赖的人。他们都背叛了我。这使我难过。要是我没有忠诚的莫勒尔（给他服过大量药物的医生）的话，我肯定得完蛋，而这些混账医生们却想摆脱他。假如没有莫勒尔，我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个问题他们就不考虑了。假如我出了什么事，德国便没有领袖了。我没有接班人，赫斯疯了，戈林失去了人民的爱戴，希姆莱不会得到党的赞同。”
他为他在饭桌上谈论政治而表示歉意。接着，他又说：“你们再挖空心思想想吧，并且告诉我，有谁能做我的接班人。我经常不断地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可是永远也找不到答案。”
在他那些最后的“私下谈话”里，有一次，他使人猜到了同一方面的担忧和畏惧。他埋怨有人指责他企图在他生命的短暂的时间里干完一切事情。接着，他指出：“现在，我已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我考虑在这个阶段里，当火炬从我手中滑落的时刻，在我的接班人中间，是否有一位命中注定要重新拾起火炬并把它高高举起的人。在悲剧性的过去，命运使我成了一国人民的仆人。然而，这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人民，根据不同的情况，他们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如果我们有时间使德国青年充满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并能使未来一代一代的人进行不可避免的战争的话，那该有多好呀！我所担负起的任务是把德国人民提高到他们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上去，不幸的是，这个任务并不是一个人或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但是，我至少使他们看到了他们自己的伟大，而且，我使他们一想到德国人在一个伟大和坚不可摧的帝国里的团结一致，就会激情满怀。我已经播下了良种。”有朝一日，希特勒预言道，收获的季节会来到的。“德国人民是一个年青的人民，强大的人民，一个有着伟大的前途的人民。”
希特勒的敌人在雅尔塔奠定的新欧洲的基础已经开始瓦解。三大强国曾经比较一致地制定了有关计划，但是对于如何执行这个计划，它们却各执一说，它们的讨论围绕着波兰问题进行。三大强国的代表们在莫斯科开会商议如何织成一个波兰的新政府，但会议陷入了僵局。莫洛托夫不断声明，卢布林的政府真正代表波兰人民；而哈里曼和英国驻苏腊大使阿尔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则在争取使人们接受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政府，这个政府包括象米科莱契克这样的人。
就在他们进行讨价还价的时候，在伦敦和在美国的波兰人越来越激烈地攻击雅尔塔会议。“我认为一个很大的不幸已经来临！”安德斯将军指责丘吉尔说。丘吉尔严厉地回敬了他：“这是您的错误。”
丘吉尔的话同他的真正的立场并不相符。他私下里还在为波兰的问题努力着。他试图说服罗斯福和他一起反对斯大林。他说，他们一块儿给苏联领导人发一份电报，要求他遵守雅尔塔协议，这样，他们将使波兰建立一个民主政府。
最后，罗斯福在三月十一日向丘吉尔作了答复：
……我觉得在促使苏联政府就范的其它一切办法都用尽之前，我们个人最好都暂不出面干预。所以我极其希望你在这个时候不要写信给约大叔，尤其因为我感到你的电稿中的某些部分可能引起同你原意相反的反应……
在整个巴尔干半岛，苏联人公开地在已被解放的地区里引进了共产党政府。丘吉尔清楚地看到，除非共产主义现在被制止，否则的话，它将以危险的速度赢得地盘。他不得已而为之，把给斯大林的电报推迟到以后再发。但是，另一方面，他却迫切要求罗斯福总统让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把他在建议发出的电报中列举的各点提出来。
……波兰已经失去了它的边界，它现在是否还要失去它的自由？……我相信如果我们联合起来施加压力，坚决遵循我们一向采取的方针和我提议打给斯大林的电稿中的建议，我们倒有可能得到成功。
三月十五日，当贝纳德?巴鲁克来到白宫拜访总统的时候，他也发现，一旦要作出决定的时候，罗斯福便保持缄默。他们谈到了雅尔塔，然后又谈到了战后的世界。“我们应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吸取巨大的教训”，巴鲁克说，“等到战争一结束，每一个人都成了英雄。美国作出的努力将遭到贬低。我们应该是强者，在遣散我们的部队之前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吧。”
“伯尼，您认为还需要多少时间我们才能在世界上赢得真正的和平？”罗斯福突然问巴鲁克。
“五年或者十年。”
“天哪，不。”
“如果我们要和平，我们就应当找到一些人，这些人知道怎样获得和平，并懂得如何使人们为他们所选定的一项任务去工作。”
罗斯福尤其珍视这最后一句话，他重复了一遍：“是的，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
“还要看我们研究和平问题时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您认为您还能再次当一任总统吗？您不能了。您应当决定由谁来接您的班。”巴鲁克提到了三、四个候选人，可是罗斯福只是呆望着窗外波托马克河的流水。
“您应当作出决定，”巴鲁克催促他说，“怎样起草一项条约？需要什么样的和平？还有，谁来接您的班？”
但是，罗斯福仍然一言不发，有很多问题连巴鲁克这样一个亲信也不知道总统是怎么想的。史汀生最近透露，美国将很快就能试验一颗原子弹，而当原子弹看来可以使用的时候，谁也无法想象他的威力如何，也不能预料它对战后世界的影响。
在这些紧急的日子里，总统变得越来越容易发怒了。他的夫人第一次感觉到，他“再也不能忍受一次认真的谈话了”。她如果有什么事情没有依他，他就要心烦意乱。“富兰克林不再是一个沉着镇定的人了。而在过去，每当遇到政治问题的时候，他总是一再逼迫我，让我发表激烈的看法。这再一次表明他在变，而我们大家都试图否认这一点。”
这一事实在三月十六日，罗斯福写给丘吉尔的一封回信中得到了证明。此前，丘吉尔曾再次要求罗斯福在波兰问题上对斯大林采取更为坚决的态度。罗斯福在回信中说，他不能接受那种认为雅尔塔协议面临破产的说法，他要求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继续在莫斯科同莫洛托夫谈判。丘吉尔感到，这封信和最近的其它一些信件似乎“都不是出于他的手笔”。于是，他给罗斯福发了一封怀念旧情的私人信件，他希望这封信能够“使正式关系的进展不那么困难”：
……我们的友谊是一块巨石，我正是打算在这块巨石上面建设世界的未来，只要我还是建设者中的一员。我经常想起那些你在考虑租借法案时度过的可怕的日子……我记得我们的个人关系在促进世界的事业中所起的作用，而现在，这个事业即将实现它的第一个军事目标了……正如我最近所指出的那样，当巨人之战过去后，侏儒之战让开始了。一个山河破碎、满目疮痍和饥寒交迫的世界正需要我们帮助它恢复元气，不知道约大叔和他的接班人对我们两人所主张的做法，又将有什么意见？……
祝你一切顺利！
温斯顿
雷马根的桥头堡向东扩展了15公里，第9师的巡逻部队已经接近他们的目标：法兰克福－科隆高速公路。尽管德军进行空袭和炮轰，鲁登道夫大桥仍旧巍然屹立，德国人由失望转为狂怒，他们拉来了一辆巨型装甲车，车上装有一门540毫米口径的大炮：“卡尔榴弹炮”，这个庞然大物重达132吨，能够发射两吨重的炮弹。但是，在打了几发炮弹之后，人们便把它撤下去维修了。打出的炮弹也没有命中大桥。德军还从荷兰射来了12枚V－2飞弹。这些飞弹的落点很分散，其中只有一枚造成了相当可观的损失：它击中了离桥300公尺处的一幢房子，炸死三个美国人。
200名美国人沿河布置的防空炮和榴弹炮震撼着大桥，德军射来的炮弹也同样地摇晃着大桥。三月十七日下午三点钟，美军工兵着手焊接一块几乎断裂成两半的桥拱上的钢板。桥拱要是能修好了，大桥也就坚固了。工程兵第276战斗营营长凯雷顿?腊斯特中校站在中心位置上，监督工程的进展。突然，他听到了一下沉闷的爆炸声，那仿佛是一声枪响。他抬起头来，又听到了一声。他看到大桥结构的一部分折断了。他还没来得及发出警报，大桥已在颤动了，烟雾从桥面的铺板上腾空而起。工兵们纷纷扔下手中的工具，急忙朝靠得最近一边的河岸跑过去。腊斯特跑回雷马根一边的河岸，这时，大桥的中心跨梁一直在抖动着。接着，大桥拖着两根脱出桥台的珩构梁，缓慢地倒向河中，发出一阵金属撞击的轰隆巨响。整个大桥都掉进了莱茵河。腊斯特和他的许多部下被河水一直冲到贝利桥，在那儿，他们被救了起来。但是，有28人当场被砸死或被河水淹没了。
恰好这时候，霍奇斯从斯帕打电话给米利金，要解除他第三军司令的职务。
“我有一个不幸的消息要告诉您……，”霍奇斯开了口。
“先生，”米利金打断了他的话头，“我也有不好的消息要告诉您。就在刚才，铁路轿倒塌了。”
鲁登道夫大桥崩塌以后，斯尔科策兹内的蛙人队决定摧毁上游的浮桥。将近晚上7点钟的时候，他们潜入莱茵河冰冷的水中，每个人紧紧抓住一个容积为20升的空罐，在空罐上固定着四包塑性炸药。但是，在他们到达目的地之前，使用高度机密的CDL烛光（一种很强的光的射线，它的来源难以推测），进行搜索的美国人就发现了这些大胆的游水人，并向他们开了火。结果，他们之中两个被淹死，其他的全都被捕获。
莫德尔的B集团军群全部被击溃，蒙哥马利和霍奇斯的部队包围并俘获了德军15万名，剩下的德军被赶到莱茵河的对岸去了。在南边，党卫队将军保罗?豪塞尔指挥的C集团军群被逼到莱茵河左岸，无路可逃。他们很快就要被包围了：巴顿的第三集团军从北边来，亚历山大?派契中将的第七集团军由南边来。65岁的豪塞尔是个风趣的人，他好挖苦人，他明白他在走向死亡，于是，他要求凯塞林准许他在为时尚不算太晚的时候，刻不容缓地率部渡过莱茵河。
“不惜一切代价固守莱茵河左岸的方针最后只能招致更加可怕的损失，甚至可能全军覆没。”
凯塞林迟疑不决。
“应当迅速作出向莱茵河后面撤退的决定，”豪塞尔焦急地敦促他。
“不行，”凯塞林粗暴地回答，“继续留在你们的阵地上。”
豪塞尔又再次据理力争。凯塞林并没有发怒，他只是摇了摇头，带着几分歉意地说：
“这是我的命令。您应该守住。”
然而，当凯塞林一离开屋子以后，豪塞尔便指示他手下的指挥官们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做好撤退的准备。
两天以后，即三月十五日那天，巴顿向豪塞尔的部队最南边的阵地作了一次突破，然后便向莱茵河挺进。豪塞尔命令部队后撤，然后，他打电话给凯塞林，请求他批准这一行动。
“守住你们的阵地，”凯塞林回答说，接着，他又补充道，“但是，要避免被围。”
这就是豪塞尔所需要的一切。“谢谢！”他突然地说了一声。接着，他又同样突然地挂上了电话。可是，已经太晚了：B集团军群的主力已经完蛋了。
鲁登道夫桥倒塌的那天，艾森豪威尔极其严肃地对巴顿说：“关于你们第三集团军，令人烦扰的是你们不重视自己的价值。你们的自豪感不强。让全世界知道你们所做的事情吧，不然的话，美国士兵的丰功伟绩就不会得到充分的重视。”
巴顿和他的副官查尔斯?科德曼上校同艾森豪威尔一起，坐飞机到第三集团军总部去。途中，最高指挥官继续赞扬第三集团军。
“乔治，”他激动地说：“您不仅是一位很好的将军，而且是一位非常走运的将军，您大概会记得，对待一个将军，拿破仑更多的是重视他的运气，而不是他的才能。”
“好，”巴顿笑着回答，“这是咱们一起服役两年半以来，您对我说的第一句恭维话。”
在吕内维尔召开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说，德军齐格菲防线仍然横在派契的第七集团军的面前，而巴顿却已经完成了一次突破。接着，他问派契，巴顿是否可以通过第七集团军防区的北部地段发起进攻。派契爽快地答应了：“咱们都是在同一支军队嘛。”
当晚，巴顿回到第三集团军总部，晚餐时，他无拘无束，非常愉快。
“我想，艾克过得十分愉快，”他说：“他们应当更多地让他出来走走。”
“我不能够理解他所说的第三集团军自豪感不强是什么意思。”哈普?盖伊神情迷惘地说道，“这怎么解释呢？”
“这很简单。”巴顿一面回答，一面用勺子在他的汤盘里来回搅拌着，“过不了多久，艾克将会参加竞选总统。第三集团军可以投不少选票呢。”他看到他周围的人脸上都浮起了微笑，便又接着说：“你们认为我在开玩笑？绝对不是。你们等着瞧吧。”
纵横字谜行动
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最后一百天》] 1965
当卡尔?沃尔夫重新返回意大利的时候，他发现他的一位参谋军官、党卫队的欧格恩?多尔曼上校也和他一样，对未来表示忧虑。多尔曼仪表堂堂，老于世故，说话尖刻。对他的朋友来说，他是个颇有头脑的人；可对他的敌人来说，他非常恶毒。他的母亲是意大利人，因此，他在意大利无论是社会上或者在知识界里，他都有很多联系。沃尔夫还多次同德国驻墨索里尼的新法西斯政府的大使鲁道夫?拉恩谈论过他。
两年以前，当拉恩还是德国驻突尼斯的全权代表的时候，他就曾经制止过灭绝这个地区的犹太居民。
他们三个人相信，如果德国的抵抗力量一旦弱下来的话，意大利北部的游击队将会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他们将和西边的法国共产党人以及东面的铁托一起，搞成一条宽广的红色地带，并将一直延伸到欧洲南部。唯一的办法是设法让德国部队明明确确地投降，只有这样，才能使西方赶在游击队之前，占领意大利北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多尔曼承认，他对“这场该死的战争”感到厌烦，他还觉得，谁也没有能够同盟军接触一下，这是非常愚蠢的。这种不谨慎的谈话本来是会使计划失败的，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就在多尔曼讲话的时候，一位名叫吉多?齐默尔的党卫队中级军官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幸运的是，齐默尔也感觉到战争已经打输了，而且，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愿意制止无谓的死亡和破坏。他断言说，假如多尔曼走上这条道路的话，沃尔夫会跟他走的。
齐默尔想认识一下能够充当中间人的那个人：路易吉?帕尔里利男爵。爵士过去曾经是美国纳什－凯尔文纳特公司的成员，这一公司是制造电冰箱的托拉斯；爵士也是米兰的一位工业家的女婿。齐默尔听到过一些关于帕尔里利的流言蜚语：帕尔里利帮助过意大利的犹太人离开他们的国家。他叫来了男爵，并把多尔曼的话告诉了他。帕尔里利象沃尔夫一样，担心共产党人会控制意大利北部，而他本人在那里还有许多财产呢。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了齐默尔的解释，只有沃尔夫才能使形势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因为他作为党卫队和警察的头子，有可能挫败这样的密谋活动。
帕尔里利被说服了，他答应帮他们的忙。二月二十一日，他乘火车到瑞士的苏黎世去会见他的老朋友马克斯?胡斯曼博士，胡斯曼是楚格尔贝格一所著名的男子学校的校长。胡斯曼的态度很和蔼，但是，他不相信有朝一日盟国会同俄国发生冲突。尽管如此，他还是给他的朋友马克斯?魏贝尔少校打了电话。魏贝尔是一位四十四岁的职业军官，他曾经在巴塞尔和法兰克福的大学里上过学，并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他也同样看到笼罩在意大利北部的共产主义威胁。热内亚是瑞士人使用得最多的港口：如果这个港口被共产党控制了的话，他的国家的经济将为此而受到影响。魏贝尔知道，万一密谋被发现，那么他的一生就会葬送。但是，一项有沃尔夫参加的行动计划使他深感兴趣，他答应合作——很显然，不是就一份正式的计划进行合作，因为这将意味着违反瑞士的中立地位。
看来，胡斯曼找不出比魏贝尔更理想的人选来支持他的计划了。魏贝尔是一位精明绝伦的瑞士军队的军官，他能设法安排德国的谈判者秘密地来到瑞士，他还认识艾伦?W?杜勒斯。杜勒斯是一位神秘人物，人们通常把他看作是罗斯福在瑞士的私人代表。
早在一九四二年，杜勒斯就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开设了一个办事处，并使用了“美国陆军部特别助理”这一泛泛的含糊其词的称号。然而，瑞士的报界却不顾他的否认，坚持称他为“罗斯福的特别代表”。事实上，他的使命既不是象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杆，也不是瑞士人所想象的那样。他是威廉?J?多诺万少将的美国战略服务处的代表。多诺万是战略服务处在德国地区、东南欧以及法国和意大利一些领土等地的负责人。杜勒斯是一位长老会神甫的儿子，美国的一位外交部长的孙子，又是另一位外交部长的侄子。他曾经同他的哥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一起在法律界做过事。杜勒斯身材肥胖，态度友好，无拘无束，穿粗花呢衣服，嘴里总是叼着烟斗。他好象一位人们邀请来讲课的秉性安闲的教授。可是，他热衷于收集政治情报，而且最叫他感到快慰的，无庸置疑是从后厅出入饭馆，或者是在一席晚餐正在进行的时候神秘地消失。
在胡斯曼给他打电话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二日，魏贝尔邀请杜勒斯和他的首席助理格罗?冯?S?格韦尔尼茨共进晚餐，并对他们说，他的两位朋友非常希望同他们讨论一项计划，这项计划将使他和他们同样地感到有兴趣。“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将在晚饭后把他们介绍给你们两位。”他说道。很显然，杜勒斯不能马上亲自出场，他建议首先由他的助理去会晤“两位朋友”。
格韦尔尼茨是个美男子，举止彬彬有礼，在他的身上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他的父亲格哈德?冯?舒尔策?格韦尔尼茨教授是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老格韦尔尼茨在纳粹党徒上台之前，是议会的议员，他参加过魏玛宪法草案的制订工作。在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同他在政界的朋友一起，为美－英－德联盟的形成而努力。他认为，这一联盟是拯救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径。他的最后一篇著作是对施彭格勒的《西方的衰落》的回答。
小格韦尔尼茨曾经在法兰克福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一九二四年，他动身到美国纽约去。在那儿，他从事国际上的银行交易工作，并成为美国公民。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他便将他父亲的思想付诸于实践。他明白，他的任务是使德国反纳粹分子同美国政府之间建立并保持密切的联系。某些反纳粹分子领袖已经同他认识了，并对他寄予信任。反过来，他也懂得，如果他能说服杜勒斯相信这些人的诚意的话，那么，在推翻希特勒政权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早日结束战争方面，将迈出很大的一步。就在杜勒斯来到伯尔尼的时候，他要求格韦尔尼茨为他工作，渐渐地，他们两人之间的合作变得越来越密切。
帕尔里利向格韦尔尼茨谈到了意大利的局势。格韦尔尼茨听着，他很有礼貌，但心中疑虑重重：这太不能令人相信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表示，如果帕尔里利还有具体的提议的话，他准备再同他会晤一次。帕尔里利问格韦尔尼茨，他本人或他的一位同事是否有兴趣直接会见齐默尔或者多尔曼。
“可以这么干，”格韦尔尼茨回答道。会面就这样结束了。
帕尔里利从瑞士回到意大利。沃尔夫本人第一次了解到同艾伦?杜勒斯进行接触的情况，他决定放弃他通过教皇或英国人所进行的谈判尝试，并派遣多尔曼到瑞士去。三月二日，魏贝尔少校偷偷地把多尔曼和齐默尔带出边境，来到瑞士的基亚索，在那里，他们见到了帕尔里利和胡斯曼博士，使他们大为吃惊的是，多尔曼同他们平起平坐，并没有以一个哀求者的姿态行事。在卢加诺的比安希饭店里，他宣称，他期待与盟国谈一个“公正的和平”，以便挫败共产党在意大利北部的野心。胡斯曼反驳说，德国无法谈判，只有神经错乱的人才会相信西方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前能够切断同苏联的联系。
多尔曼认为这是讨厌的说教，但是他侧耳听着，一言不发。然而，当胡斯曼说到德国唯一的希望是无条件投降的时候，他的脸唰的一下变成了紫红色，紧接着，他跳了起来。“您指的是叛国吗？”他大声叫道。看样子，在他的心目中，假如措辞正确的话，投降并不是叛国。他指出，德国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谈判地位，没有必要屈从于无条件投降。德国在意大利还有一支完整的军队，这支军队有1百万人，并且尚未被击败。
“好好考虑一下吧，”胡斯曼说，“你们已经面临绝境。请征求一下您的朋友们的意见吧。”
多尔曼并不想通过一个中间人来继续讨论下去，他等待杜勒斯的一位代表。但是，当这个人——是保罗?布卢姆，而不是格韦尔尼茨——终于来到的时候，他也同多尔曼谈到了无条件投降的问题。他还说，那些帮助结束战争的善意的德国人将受到尊重。说着，他递给多尔曼一张纸条，在纸条上写着意大利抵抗运动的两位领导人的名字，他们是雷鲁乔?帕尔利和乌斯米阿尼少校，两人都不是共产党人。整个这件事情使多尔曼想起“小学生们的聚会，在会上，大家玩互相担保的游戏”，但是，他的脸部仍然毫无表情，他问道：“你们要这两个人干什么？”
帕尔里利解释说，杜勒斯认为，如果能释放这两个人，并把他们秘密地从意大利带到瑞士的话，那将被看成是友好的表示，这简直是疯了，人们一下子就会认出帕尔利的。多尔曼虽然有点担心，但还是说，他将尽力而为。第二次会见就这样以友好的握手而结束了。
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并没有使沃尔夫象多尔曼那样强烈地感到受了侮辱，因为谈判至少已经开始了。不能排除在今后的商议中，会有比较松劲些的建议的。可是，释放两名重要的政治犯却是另外一回事，这要冒极大的风险，搞不好就会使全盘的计划告吹。不过，沃尔夫还是作了决定，这是唯一打动杜勒斯的办法。多尔曼建议沃尔夫到瑞士去一趟：党卫队驻意大利最高指挥官亲自出马，这对美国人来说将是举足轻重的。沃尔夫说这样不行，这太危险了，因为现在他在瑞士已是众人皆知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