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伏击的幸存者还分散在原野上。他们一边跑，一边扔掉了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手表和其他战利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害怕德国人报复，但这是没有根据的。想进行报复的德国人是很少的，至于想搜刮美国佬的财物的德国人就更少了。
当夜，逃进树林中的士官布赖恩特?欧文和阿瑟?豪希尔德同100来名德国人遭遇，德国人却迫不及待地投降了。这两位士官夜里轮流值岗。欧文在前一周睡觉不足，值岗时两次睡着了。但一个俘虏叫醒了他，叫他“干活儿”！凌晨，欧文和豪希尔德集合了所有的俘虏，踏上一条林间小道，希望这是一条正道。走了几公里，他们来到一个小小的哨所。朦胧中他们看到哨所里有一个士兵，但不知道他究竟是美国人还是德国人。
“耶稣基督！”哨兵看到这队德国人就这样喊道。欧文真想拥抱他。
这两个士官把俘虏交给师部的一个军官，军官命令他们俩立即回去找回罗斯的尸体。他们花了一个小时才找到。德国人显然不知道他们击毙了一名美军师长。吉普车里的图表和密码都没有动，陷入土坑里的装甲车里的图表和密码也完整无损 [ 注：盟国的报纸上的许多文章都肯定说，罗斯是被纳粹“暗杀”的，因为他是犹太人。但这种指责并无证据。 ] 。罗斯的45毫米的手枪也还在他的皮套里，欧文把它取出来以便以后寄还给将军的家里。他们在吉普车和装甲车里到处搜寻才找到一条毯子，然后把罗斯的尸体裹在毯子里，用根绳子捆好，把他的钢盔放在他的脚前，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抬了回来。他们来到美军防线时，一名后备少尉问他们在搞什么名堂。当他们如实告诉他后，这个少尉责备他们竟以如此轻慢的态度对待一名将军，欧文（他的好些朋友的尸体还躺在那条路上）一气之下赶走了这个少尉，结果却被送到了军事法庭。
肩负着特别使命从美国来到英国的伯纳德?巴鲁克，于三月三十日乘一辆伦敦的汽车来到春色如茵的英国乡下。丘吉尔充满感情地对他谈起了他两位亲爱的朋友罗斯福和哈里?霍普金斯。
前几天，霍普金斯曾到过巴鲁克下榻的华盛顿肖尔汉旅馆，同他谈到了丘吉尔在战后将面临的许多问题。霍普金斯说，无论是他还是美国驻圣－詹姆斯宫大使约翰?怀南特，都未能使首相改变他的看法。罗斯福不知道巴鲁克是否想试着对他的老朋友施加影响。
巴鲁克拜见了总统，想得到更详细的指示。但罗斯福似乎首先要谈“纵横字谜”行动问题以及俄国的不正确的充满疑虑的反应。最后，罗斯福才谈到正题上来。他要巴鲁克去看看丘吉尔，同他讨论一下“与和平有关的各种问题”。巴鲁克始终没得到更详尽的指示。他觉得总统“的确太疲乏了，以至于没有精力作决定”。但有一点罗斯福是明确的，他说“如果英国人把香港归还给中国，那将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巴鲁克不同意这一看法，不过，他自然还是把总统的这个看法转告了首相。
“需要我写一封信给丘吉尔吗？”罗斯福问道。
“不需要信，”巴鲁克明智地指出：“您将来可能会不买我的账的。”
在从斯退丁纽斯、阿诺德、莱迪和金那里得到具体指示后，巴鲁克乘坐总统的私人飞机飞到了英国，他把这架飞机叫作“圣牛”。到了伦敦，巴鲁克问丘吉尔：“关于同您相处得不好的那些人的传闻是怎么回事？”接着他就公开谈到了首相反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问题。丘吉尔说他认为这个组织是没有用的。
“这会是坏事吗？”
“不，但这也不会是好事。”
“这就得了，既然这没有什么害处，您为什么要拒绝总统希望做的事情呢？”
到达契克斯前，丘吉尔表示支持总统的意见，因为总统毕竟是支持他的。
然而，丘吉尔却收到了艾森豪威尔发给他的一份无线电报，他认为这份电报表明艾森豪威尔根本没有意识到战后俄国的威胁。在这之前，丘吉尔曾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对他在此时此刻忽视柏林问题表示质疑。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就是对这一电话的回答。在答复中，艾森豪威尔重复了以往的论据，重申了他的决定：让斯大林去攻打柏林，他则径直向东进军“去同俄国人会师或抵达易北河战线”。
几乎在同时，英国军队的指挥官们也收到了一封更令人不安的信。这封信是美国三军指挥官们对他们的英国同事侮辱性地谴责艾森豪威尔新决定的行为所作的答复。这封平淡无奇的信声称，“在近期内为摧毁德国军队或他们的抵抗能力而应采取的措施方面”，艾森豪威尔是“最好的裁判”，他的战略观念是“明智的，因为他总的观点是要尽快地摧毁德国，他的战略观念应该得到完全的支持”。毫无疑问，美国的指挥官们是坚定地、甚至是以向英国挑衅的态度支持艾森豪威尔的。
在兰斯，艾森豪威尔就他为什么决定不攻占柏林再次向马歇尔作了解释。这不是“根本战略的改变” [ 注：英国方面认为，艾森豪威尔的决定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至少他们是这样看的。这使战场上的美国指挥官们十分震惊。 ] ，柏林本身已“不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了”。而且，他说道，他集中兵力向德国首都南部发动新的进攻“要比我们的部队分散行动更能加速柏林的陷落……”。
艾森豪威尔在致蒙哥马利的电报中，在谈到柏林问题时措辞更明确，电报说：
……对我来说，柏林这块地方只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这从来是不能引起我的兴趣的。我的目的是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和它的抵抗能力。
第二天，即三月三十一日，丘吉尔给英国的指挥官们写了一份备忘录，强调指出，他们未征求他的意见就给美国三军指挥官们发去刺激人的电报，是轻率之举。他说他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他强调指出：“在进入德国的部队中，我们只占四分之一，因此自一九四四年六月以来形势已有了很大变化……。总之，我理解美国三军参谋长们在猛烈反驳你们的电报时提出的理由……”。
在这份备忘录发出之前，丘吉尔收到了一份美国三军指挥官支持艾森豪威尔的咄咄逼人的回电的抄件。阅后他在备忘录上又加了一句：“又及：以上是我在看到美国三军参谋部的回电之前口授的。”
丘吉尔还就艾森豪威尔前一天的电报发了一份回电。他以卓越的洞察力逐条反驳了艾森豪威尔提出的理由（丘吉尔在写书时删去了电文的最后几句话）：
……我不明白不越过易北河有什么好处。如果敌人的抵抗会象您所希望的那样削弱下去的话，它实际上也可能会削弱，那么，我们何以不跨过易北河，尽可能远地向东方挺进？当南部的俄国军队似乎肯定要进入维也纳、侵入奥地利的时候，故意地把柏林让给他们（我们是完全可以拿下柏林的），这将产生极严重的政治后果，因为这一切可以加强他们那种已经表露的很明显的信念，即天下是他们打出来的。
另外，我并不认为柏林现在已经失去了它的军事意义，更不认为它已经失去了政治意义。柏林的陷落将对整个德国的抵抗在心理上产生深刻的震动。一旦柏林陷落，大多数德国人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放弃战斗。那种认为攻占德累斯顿和同俄国人会师会带来更大的好处的主张，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已经迁到南方的德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很可能迅速地继续向南迁移，然而，依我看，只要柏林一天还飘扬着德国旗帜，这个城市就仍然是德国最关键的地方。
所以，我更倾向于我们采取如下计划：我们跨过莱茵河，即美国的第九集团军和第21军向易北河挺进，超过柏林。不管怎么说，这同您根据贵军在鲁尔以南进行的辉煌战斗而正确策划的庞大的中部攻势并不矛盾。这只是把部队的任务移至北翼，但却能避免陛下的部队陷入意外的狭窄地带。
这天晚上，在莫斯科的迪恩将军和哈里曼同他们的英国同行前往克里姆林宫，把那封压了很久的艾森豪威尔关于柏林问题的信交给了斯大林。这位元帅看完了信，仍象平时那样不动声色。他说计划“似乎不错”，但又说在征求参谋部的意见以前他不能作任何保证。接着他问艾森豪威尔是否了解德国在中部地区部署阵地的情况。
“不了解。”迪恩回答说。
在南部发动的助攻是从意大利开始还是从西线开始？
迪恩说他估计是从西线开始。
根据苏联的情报，德国在西线有60个师。迪恩他们几个人能证实这一情报吗？
两位美国人说有61个师。
德国人在西线有后备军和增援部队吗？
显然没有。
这时哈里曼问到东部的气候条件。
“好多了。”斯大林说。
“在这以前您曾认为东线的战斗会在三月底陷入困境，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哈里曼问道。
“形势比我以前预计的要好得多。”
斯大林解释说，今年雨水季节来得很早，现在，道路已经开始干了。他们继续谈着东线情况。斯大林一直在考虑着那封关于柏林问题的信。这时，他突然说：“艾森豪威尔关于主攻方向的计划是好的。这个计划可以使我们达到最重要的目标：把德国切成两块。”他还认为这一方针有利于同红军会师。他肯定地说，他同艾森豪威尔一样，也认为德国人会在捷克和巴伐利亚的山区进行垂死抵抗。接着，斯大林向客人们保证，他明天就给最高司令官回信。他显然感到满意。
在英国，布鲁克在同蒙巴顿钓了一天鱼后回到家里，发现了首相的电报，首相要参谋部的首脑们第二天就到契克斯去见他。
布鲁克提前结束了周末休息，第二天上午就动身到契克斯去了。这天是复活节后的星期日，四月一日。在两个小时中，参谋部的指挥官们同丘吉尔都在讨论艾森豪威尔的决定。布鲁克认为，所有这一切，其中包括把辛普森调归布雷德利指挥，可能是“由于美国国民的要求，也是由于需要确保美国不至于在英国的指挥下枉费心机”。但他们几个人明白，他们对此毫无办法。最后，他们一致认为，艾森豪威尔的解释可以充分使人相信，除了主攻方向改为莱比锡而不是柏林这一点外，其战略“的确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会后，参谋部的首脑们拟就了一份电报，答复布鲁克称之为“美国三军参谋部首脑们的粗暴电报”。在这期间，丘吉尔给罗斯福发了一份长长的电报。电报以和解的态度说道，他们两国是曾经作为盟友并肩战斗过的最真诚可靠的朋友和同志。
……坦率地说，柏林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就产生能使德国所有的抵抗力量陷于绝望状态的心理影响来说，没有任何事件堪与柏林的陷落相比。对于德国人民来说，那将是惨败的最明显的标志。一方面，如果我们听任它在断垣残壁中保持一个反对俄国人的中心的话，那么，只要德国的旗帜还在城市上空飘扬，就会鼓舞所有的德国人进行武装抵抗。另一方面，阁下和我还应该考虑问题的另一方面。俄国军队毫无疑问将入侵奥地利，进入维也纳。如果俄国人再攻占了柏林，他们思想深处难道不会觉得他们对我们共同取得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吗？这难道不会导致产生某些想法，从而给未来平添许多严重而可怕的困难吗？所以我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应尽可能地向东挺进，柏林既为我等伸手可得之地，我们即应攻占之，这是很明显的。仅从军事角度言，此亦明智之举……。
此后布鲁克天黑以前在日记中写道：“一个长远的战略竟要从属于盟国的民族主义的考虑，实在令人遗憾之至……不过，正象温斯顿所说，‘只有一种情况比同盟友一道作战更糟，那就是单枪匹马地干！’”
布鲁克的心绪格外地好，但艾森豪威尔在答复丘吉尔最后一份电报时却忧心忡忡。特别使他烦恼的是首相的最后几句话。艾森豪威尔重申他“丝毫没有改变计划”，唯一的不同只是选择时机的问题。然后他接着写道：
您推测我想‘使陛下的部队陷入意外的狭窄地带’，这使我感到不安，虽不说是便我感到反感。没有什么比这更与我的想法风马牛不相及了。我认为我指挥盟军两年以来所作的工作应消除这种想法。除此之外，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在我确认贵军的后方得到巩固、向莱比锡的进攻取得圆满成功之前，把在自己战区前进的第九集团军归于布雷德利指挥，就会损害英国第二集团军和加拿大集团军的作用、影响或威望…… [ 注：整个这一段在丘吉尔《凯旋与悲剧》一书中被删掉了，也不见于他的《十字军东征欧洲》一书。 ]
当然，如果在执行“月蚀”行动的过程中 [ 注：“月蚀”行动起初是一个总的计划，旨在德国突然崩溃或投降后接管德国政府。这一行动在开始之前，代号为“法宝”，计划要求盟军第一空降军为攻占柏林和（或者）基尔做准备。具体要求是用伞兵占领柏林和基尔附近的机场。一直到战争结束前都在考虑是否把李奇微的第18空降军空投到柏林去。但是，“月蚀”行动起初考虑的是一些更具体的问题，诸如，停火的条件、解除武装，流亡国外的人员、战俘以及对德管制委员会等，一九四五年四月，形势表明，只要德国没有全部被占领，它是不会全面投降的。于是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决定不搞“月蚀”行动。 ] [ 注：就在作出这项决定的前几天，英国那份“月蚀”计划不知怎么落到了凯塞林司令部手中。这份文件被翻译后送到希特勒那里，同时送去的还有两张地图，一张标明德国已被瓜分为盟军占领区，另一张标明柏林处于俄国地区中央，该城将由英、美、俄三国瓜分。 ] ，整个战线各处都条件成熟的话，我们将长驱直入，吕贝克和柏林将被列入我们认为是重要的攻击目标之列。
虽然英国人还在生艾森豪威尔的气，美国的另一个盟友却十分满意。同一天，迪恩将军把斯大林的一份极其机密的私人电报发给了最高统帅：
阁下的使贵军与苏军会师从而把德军一分为二的计划同苏联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完全一致。
我完全同意贵军同苏军在埃尔富特、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会师。苏联最高统帅部认为苏联军队的主要攻击点应在这个方向。
柏林已失去了昔日的战略重要性。因此苏联最高统帅部准备派次要的部队攻打柏林。
滑稽的是，斯大林竟然使用了艾森豪威尔的关于柏林已失去战略上的重要性的论据（虽然在最高司令给他的电报中没有提到这个看法）来掩饰自己的意图，而此时此刻，朱可夫却在为攻打柏林发起最后的可怕的进攻作最后的准备工作。
复活节后的星期天，盟军战俘正在转移，以远离巴伐利亚战场，另外一些俘虏仍留在营房，等着盟军或俄国军队来解救他们，还有一些俘虏早已被俄国人解放了。
汉默尔堡的那批战俘向纽伦堡转移。他们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后，停下来休息。战俘们最怕自己的部队的空袭。美国飞机已有好几次俯冲下来正要进行轰炸时，才发现战俘们在田野上竖起的牌子，但这样的好运能持续多久呢？
十一点钟的时候，卡瓦诺神甫在村里的一个旧式的为圣?约瑟夫修建的教堂做弥撒。这是他自从在阿登投降后第一次走进天主教教堂。他穿上村里的牧师的厚重的黄袍，开始为聚集在教堂内的80个人举行宗教仪式：
“亲爱的俘虏们，今天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愿我们都幸福，愿我们都尽情享受这宝贵的时光……过去四天中，我们在耶稣受难图前祷告，同苦象所代表的基督一起在我们走的大路两旁经受苦难……
我们应祈求上帝降给我们厚恩。我们恳求上苍继续保护我等，解除我等之罪，去恶扬善。”
柏林北面的ⅡA集中营里的战俘们毫不怀疑和平正在临近。他们的看守现在也平等对待他们了，对于他们那些本应受到严厉惩罚的过失故意视而不见。上星期天，桑普森神甫在当着几个看守做弥撒时靠着祭坛（祭坛里藏着集中营的电台）说：“先找一找天国和正义女神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就象念了开门咒一样，活门突然打开了（他在前一天忘了用钉子把活门拴住），秘密电台掉了下来。尴尬的神甫把电台放回原处，全场顿时哄笑起来。在场的看守并无任何反应和举动，象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三月三十一日中午，莫德尔从鲁尔区的另一面发动的绝望的进攻在美军第三装甲师的战线上打开了长13公里的缺口，截断了理查逊和霍根的退路。第三装甲师所属的那个集团军的军长柯林斯竟毫无所知。但他从俘虏的口中得悉德国人将对他的左翼发起反击。他立即给他的老朋友辛普森将军打了一个电话。柯林斯迫切需要支援，即使从属于另一个集团军群的部队那里得到这种支援也好。
原预计要派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在几天后去同布雷德利的第12集团军群会师，这将加强鲁尔地区的袋形阵地。但柯林斯对辛普森说，蒙哥马利前进得太慢，必须尽决会师，否则德国人就会向“帕德博恩方面突围”。
“比尔，我真烦恼，”柯林斯说，“我的战线太长，兵力却又太少。”他要求辛普森从第二装甲师抽一支战斗部队，立即派他们向帕德博恩前进。“我也派一支队伍去同他们会合”。
辛普森未同蒙哥马利商量就同意了柯林斯的意见。天黑的时候，他的第二装甲师开足马力全速向南急驰而去。指挥第67装甲团E连的威廉?杜利中尉飞奔在队伍的最前头。他还不知道他正在执行一个重要的任务，他甚至还不知道这是奔向哪里。上司只简单地命令他向利普施塔特迅速前进。从南面传来的隆隆炮声是如此之猛烈，以至于坦克也被空气的震动摇撼着。这正是鲁尔战役的炮火。
杜利的连队一路上只遇到过机枪和轻武器的稀稀拉拉的抵抗。他们一口气跑了80公里，在复活节早上六点钟抵达利普施塔特镇。步兵摇摇晃晃地从半履带式车辆走下来，清除了前面一排房子，然后就冲进城了。这时出现了一辆德国坦克，向前面第一辆美国坦克射击。幸运得很，炮弹只从炮台右边斜擦过去，接着德国坦克就溜了。再往前走了一会儿，美国部队陷入了埋在路上的一些水泥块中间。正在混乱为难之际，一些平民跑出来拆除了这些障碍物。
有人叫第一小队队长唐纳德?E?雅各布森少尉到城里去，有一些步兵在一座医院里受阻，需要帮忙。雅各布森叫他的部下登上坦克，向城里冲去。当他们接近医院时，30来个德国人举着手从里面走了出来。雅各布森也叫他们上了坦克，然后继续向城里开，寻找攻击的目标。到利普施塔特的另一头时，雅各布森看见一些坦克正从东面开来。在他刚要射击时，却认出这是第三装甲师的“M－5”型坦克。
清晨一点钟，整个莫德尔集团军群，约30万人，都被团团包围在德国最后一个工业区内 [ 注：为了纪念阵亡的罗斯将军，鲁尔袋形包围阵地后来被重新命名为罗斯袋形阵地。 ] 。但对于完成这个史诗般的大包围的美国人来说，这一天同平时并没有什么两样。
这天，艾森豪威尔让俄国人攻占柏林的决定仍是使丘吉尔最为痛心的事。但首相担心的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结局不妙，也担心讨论会突然中断。不过他是不想听任这件事自由发展的。
他找到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并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通情达理的友好的电报：
再次感谢你发来如此客气的电报……但我仍十二万分地重视攻占柏林的问题，其重要意义可以很容易地从莫斯科给你的回电中看出。回电的第三段有言：“柏林已失去了昔日的战略重要性”。这应从我说的政治方面来理解。我认为在尽可能靠东的地方同俄国人会师具有超乎一切的重要性……。
然而，这封电报并没有比前几封电报对艾森豪威尔起到更大的作用。他是那么地自信，那么认真地相信他的军事观点的正确性，以至于他甚至“准备把这一点作为他个人终身追求的目标”。
凯塞林回到他的设在图林根森林中的司令部时，他的参谋长维斯特法尔说元首大本营来了新的命令，命令莫德尔要把鲁尔作为一个要塞来守卫，不得试图撤离。
凯塞林认为这几乎是难以令人相信的。最高统帅部难道不知道陷入重围的鲁尔的食物刚刚只够全体军民吃两三个星期吗？再者，艾森豪威尔不会认为鲁尔有任何战略利益：他的目标远在东边。
西线已不再成其为一条战线了。北面，勃拉斯科维兹已被粉碎，南面，豪塞尔也已被歼灭，所剩下的全部军队分散在各处，狼狈混乱不堪，中部，莫德尔已成瓮中之鳖。凯塞林的整个战线已不存在了。现在，唯一可能做的仅是尽力采取牵制性的行动而已。
鲍曼写信给他的夫人，描述了柏林的一片绝望情景。他告诉“他的心上人”说维也纳的军事指挥部“糟糕得可怕，人们等待着最坏的结局”，军队可能要准备撤离上萨尔斯堡前往蒂罗尔。他最后写道：“我感到既悲伤又愤怒，因为我此时除了给你写信外已别无快乐，但当和平来临之时，我一定要夺回失去的时间。”
有些德国人仍然固执地拒绝正视日益严重的灾难。希姆莱坚持说军事形势并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同伯尔纳多特伯爵和施伦堡将军的四个小时的谈话中，希姆莱说道：“我准备为德国民族竭尽我的绵薄之力，但战争必须继续打下去。我已向元首宣过誓，我要履行我的誓言。”
“难道你不明白德国已打输了这场战争吗？”伯爵大声说：“象处于你这样地位的负有重大责任的人，不能盲目地服从一个上司，而应该勇敢地负起责任，并做出符合我国人民利益的决定。”
希姆莱听后沉默不语，陷入沉思之中。他一动不动地坐了一分钟。有人叫他接电话，他站起身，迅速离开了接待室，似乎为找到了一个回避伯尔纳多特的责备的借口而高兴。施伦堡给伯尔纳多特施加压力要他坚持到底。
但是，当希姆莱回来时，伯尔纳多特却没有多说什么。他要求把所有的丹麦人和挪威人立即转移到瑞典去。
希姆莱脸上掠过一丝畏惧的神色。“从我个人来说，我很想同意你的要求，但我无能为力。”他突然转换话题，承认德国政府犯了许多致命的错误。背弃英国就是一个错误。“至于我嘛，当然，我现在被认为是所有活着的人中的最残忍最暴虐的人。但有一件事我希望人们公正一点，我从没有公开诽谤中伤过德国的敌人。”
“虽然你没有这样做，”伯爵回答说：“但希特勒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受到足够的约束。他曾说：‘我们要一个一个地把英国所有的城市都夷为平地。’在这种情况下，盟军有步骤地轰炸德国的城市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在美军完成在利普施塔特的集结和对鲁尔的包围后，希特勒终于在一次“私下谈话”中承认，“德国的彻底失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很可能的”。他说：“但是，即使是这种前景，也不能动摇我对德国人民的未来的不可战胜的信念。我们受的苦难越深重，永恒的德国的复兴就越光荣！”
虽然他本人不能忍受在一个战败的德国里生活，他现在却愿意给那些活下来的人们提出一些“行动准则”。他要求他们“遵守我们所颁布的种族法律的原则”，“维护所有德意志种族的不可分离的统一”。
他还预言说，只有两个世界大国能从德国的惨败中崛起，这就是美国和苏联。“历史的和地理的规律将注定这两个大国要进行一场或者是军事的、或者是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力量较量。同样，这些规律将不可避免地要使这两个大国成为欧洲的敌人。同样还可以肯定，这两个大国迟早要寻求欧洲唯一生存下来的大国德国的支持。我要强调指出，德国人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成为一个阵营或另一个阵营的马前卒 [ 注：这是希特勒的最后一次“私下谈话”，15天后，四月十七日，人们把这些私下谈话的文件从柏林移走并藏了起来。 ] 。”
第三部分 东西会师
“O－5”
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最后一百天》] 1965
希特勒在东南部的最后企图失败了。本应粉碎多尔布亨进攻的塞普?狄特里希攻势，由于策划不周，一开始就令人失望，结果以溃不成军而告终。
党卫队中校弗里茨?哈根的战斗小组从另外一支部队搞来了一些汽油之后，成功地穿过匈牙利中部的沼泽泥泞地带向纵深前进。但是，四天以后，在离目的地还有70公里的地方，最前面的一辆坦克的排气管破了，距多瑙河还有30公里。当哈根把他的位置报告给上司后，上司却问他为什么孤军深入那么远，并命令他立即且战且退。“你难道不知道俄国人正在向维也纳进攻吗？”
哈根感到心烦。但如果他知道狄特里希发动进攻的时候多尔布亨也以更庞大的兵力展开了攻势的话，他就会更加心烦。在这样强大的攻势面前，狄特里希的第六装甲集团军几乎全军覆没，企图拼命挡住多尔布亨向维也纳推进的残余部队也大败而逃。
哈根带着仅剩下的25辆坦克一直退到横在布达佩斯－维也纳大路上的一块阵地上。多尔布亨紧紧追来，洋洋得意，满不在乎，结果被几乎弹尽的德国豹式坦克击毁了125辆斯大林式重型坦克。
由于狄特里希是向西北方向，即向维也纳方向败退，他的右翼同赫尔曼?巴尔克将军的第六集团军的联系被切断了。四月一日，多尔布亨向这个缺口投入了强大的装甲力量。
巴尔克的侧翼失去了任何保护。他用挖苦的口气对指挥南方集团军群的韦勒将军说道：“狄特里希师是阿道夫?希特勒精锐师，它尚且顶不住，你还指望我们做什么呢？”
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使希特勒暴跳如雷，他吼叫道：“如果我本人的精锐师不能顶住，他们就不配佩带我的卐字徽章！”他命令凯特尔给狄特里希发了一份电报：
元首认为你部没有象形势所要求的那样进行战斗，命令阿道夫?希特勒党卫队的三个师，即帝国师、鼠猴师、霍亨施陶芬师立即摘下臂章。
狄特里希看了这封电报，立即把各师指挥官叫来，把电报向桌子上一扔，大声说道：“这就是对你们五年来所建功勋的报偿！”于是，事情迅速传开了。狄特里希给希特勒拍了一份电报，声言他宁可自杀也不能执行这项命令。他把他的勋章都扔进了便壶。这个故事和实际情况并无多大出入，但也还具有另外一种性质。狄特里希对希特勒并无怨恨。他深信希特勒这样做是由于不了解真相，所以他干脆不理睬这一命令。敢于象他这样拒不执行命令的指挥官是不多的。
但希特勒的这份电报的内容逐级传达下去。当哈根知道后，他和狄特里希不同之处是，他感到不可理解。在他心目中，元首就是上帝。他永远忘不了他和其他20个人在帝国总理府排队第一次谒见元首的情景。当时，希特勒机械地依次同他们握手，但走过一头浅栗色头发、相貌堂堂的哈根后，又回过身来，双手握住这位坦克部队指挥官的手，灰蓝色的眼睛凝视着他。从这时起，哈根就决心为元首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了。
但现在，哈根不禁勃然大怒。他把军官们叫来，对他们说：“拿一个便壶来，把我们所有的勋章都扔到便壶里去，然后用格茨?冯?伯利欣根 [ 注：格茨?冯?伯利欣根是一个骑士，在哥德创作的一出戏中，他手持宝剑对班贝格大主教说：“吻我的屁股。” ] 师的绶带把便壶捆起来。”但一阵怒火之后，哈根战斗小组又投入战斗了。
马利诺夫斯基和多尔布亨并肩向奥地利前进。北面，马利诺夫斯基由于遇到了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而耽误了行程，而多尔布亨却沿着大路长驱直入，并于三月三十日星期五接近奥地利边陲，到达距维也纳只有70公里的地方。
上一年，整个奥地利都自发地松散地组织起了许多抗战小组。一九四五年初，属于奥地利武装部队一个少校参谋长卡尔?索科尔同一个由七人委员会领导的抵抗小组进行了接触。这七个人是民间抵抗运动的领袖，虽属各种政治派别，但对纳粹的共同仇恨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索科尔对他们说，在奥地利发动起义的成败取决于军民抵抗组织的合作。他告诉他们，他本人已经把在德国部队中服役的奥地利爱国人士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网。
索科尔身材瘦弱，最多有一米五高，面带倦容，大约30来岁。他曾经参加过7月20日阴谋活动，在维也纳协助监禁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公开成员。阴谋失败后，他勉强使他的上司相信了他这样做只是出于履行职责。
索科尔和七人委员会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决定把这个联合组织称之为“O－5”。简单说来，这就是奥地利（Oesterreich或Oster－reich，这是一九三八年德奥合并以前奥地利的写法，一九三八年合并后，奥地利叫做奥斯特马克，写为Ostmark）一词的头两个字母，“5”是表示“e”在德语字母表中是第五个字母。于是这个抵抗组织的成员开始在所有公开宣传文件中都用“O－5”。一般地说，人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抵抗运动的名称的缩写。在全国，在图画上或用粉笔写“O－5”，对于所有奥地利人来说，成了一个普遍的运动，从而使人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这个抵抗运动比实际的运动还要广泛得多，强大得多。
一九四五年三月中旬，“O－5”的领导人确信，希特勒打算在垂死挣扎中牺牲奥地利，维也纳可能要遭到布达佩斯一样的命运。他们要保卫他们的这个城市，同时也要向全世界表示，尽管被纳粹长期占领，尽管抵抗运动的几百名领导人遭到监禁，但奥地利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愿望并没有因此而泯灭。
三月二十五日，索科尔在“O－5”的一次会议上说，只有帮助红军攻占维也纳才能拯救维也纳。他说：“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就应主动地帮助他们攻城。”他还解释了他可能采取的办法。他现在已被派到第17集团军参谋部任职，被指定协助在维也纳正面建立一道防御东方攻击的防线。这就使他有可能把忠于“O－5”的一些营部署在维也纳南面的森林里。索科尔说，在红军发起最后冲锋的时候，就撤出这些部队，俄国人就可以毫无阻挡地径直穿过这些位于维也纳城南22公里的森林，出乎意外地从后面冲入城内，在“O－5”的帮助下占领城市，不至于造成过分的破坏和流血。索科尔的这个计划得到与会者的热情支持，于是会议指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军民之间的联络工作。
五天以后，即耶稣受难日，维也纳人听到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这是多尔市亨的部队到达奥地利边境了。当夜，东南方的熊熊战火映红了半边天空。全城实行了军事管制。第二天一早，盟军飞机对调车站、多瑙河上的桥梁和重要的交叉路口进行狂轰滥炸，到处都是烈火在燃烧。消防队忙得团团转，也无法制止大火的蔓延。维也纳人把床铺搬到了地下室或掩蔽室，开始在地下生活。大街上满是石块和瓦砾，车辆无法行驶。地铁运输一片混乱，公共汽车也只能来往于很少的几条线路上。每天只能限制使用几个小时的煤气和电，许多区已经断水。
德国人在政治上的合作者和曾支配过这个城市的官方成员已不敢穿着棕色的军服公开露面了。傍晚，大路上挤满了那些有势力得到通行证的人们。
大部分人都未能逃走。但作为真正的维也纳人，他们并没有失去幽默感，他们最后一个玩笑是：“复活节时，你可以乘公共汽车上前线。”到复活节时，这已不是玩笑了。他们听说多尔布亨已经突破了狄特里希在维也纳东南的防线，离市郊只有15公里了。从前的区长、现在是防务特派员的巴尔杜?冯?席腊赫（曾任希特勒青年组织的头头）宣布，城市就是堡垒，人民冲锋队立即动员。青年人和老年人开始在市郊挖战壕。老百姓都被从家里赶出去修反坦克障碍，在街上迅速地用铺路石块、树和有轨电车的铁轨筑起一道道路障。希特勒青年组织分得了“装甲拳”，并受命挖个人掩体。
席腊赫声称：“现在是保卫维也纳的时刻，为真理而战的时刻！”一份小战报这样写道：“仇恨就是我们的祈祷，复仇就是我们的口令。”狄特里希在广播里辩护说：“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党！元首万岁！”
不久，天尚未黑下来时，索科尔终于弄清楚了由两个党卫队师组成的狄特里希最后的后备部队的准确位置和口令。得到了这些情报后，他立即在维也纳紧急召集“O－5”的领导人开会。
他们四月二日秘密集会的地点就在第17集团军参谋部，索科尔的办公室。
“先生们，谁愿意把我的计划送到苏军最高指挥部？”他问道。他环顾四周，最后目光停在费尔迪南?克斯身上。克斯是一名上士，31岁，矮胖结实，肩膀宽阔。他们俩12年前就已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俩的父亲曾在一个团里服役。“时机到了，上士。”索科尔说。
克斯向前跨了一步：“我已准备好了，少校。”
索科尔告诉他怎样绕过城东南的主要战线，把一张假的安全通行证和一份上面标明他的计划的地图交给他。两人握手告别。
在少校的私人司机约翰?赖夫的带领下，克斯径直向东南而去。走了25公里后，他们来到著名的巴登温泉疗养区，多尔布亨可以从这里穿过德军防线。但是，他们又向南行了25公里，一直到维也纳新城，从那里走小路折向西南。四月三日天刚破晓，他们抵达一个十分安静的地带，希望能从这里穿过德军驻地。他俩没遇到什么麻烦，顺利地到达前线。但当他们到最后一个前沿哨所附近时，卫兵发现了他们并向他们开枪射击。他们的奥佩尔汽车被击中，跑了几百米就报废了。他俩跳进一个土坑，不顾弹雨在头上呼啸，爬着离开了火线。
一个俄国人头戴皮帽，手持一把巴拉莱卡琴，藏在一棵大树后面。他突然站起来喊道：“举起手来！”
这两个奥地利人被从一个指挥所带到另一个指挥所，前后耗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在将近晚上十点钟的时候，他们来到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参谋部。该指挥部设在霍赫沃尔克多尔夫的一个村庄里，离维也纳新城仅15公里。等了一个小时后，克斯被带到一幢大房子的接待室里。在一张桌子后面端坐着三位将军和六个参谋，他们都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他。司令官阿列克谢?谢尔盖维奇?杰尔托夫将军满头灰白的头发，留着小胡子，礼貌地请克斯坐下，说道：“请讲吧！”
克斯陈述了索科尔的计划。但他明确指出，要想计划有效，俄国人必须做出一些保证，例如必须停止对维也纳的一切空袭；另一方面，俄国人不得逮捕“O－5”的任何成员，奥地利战俘应在其他战俘以前释放。
奥地利的要求激怒了参谋部的军官们。他们远没有杰尔托夫那么客气，纷纷问道：“何谓‘O－5’？他们有武器、弹药和部队吗？他们的领导人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何许人？是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党人、共产党人还是法西斯分子？奥地利的政治形势如何？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现在起什么作用？难道奥地利人不都是纳粹分子吗？如果不是，那么当希特勒到奥地利时他们又为何狂热地欢呼欢迎？”
克斯明白，他们是想逼他讲出真话。他谨慎小心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最后，有人在桌子上铺开一幅大地图，克斯指了指地图上的霍赫沃尔克多尔夫。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一个人突然发问。
“这里有消防队的标记。”克斯回答说。大家听后哄笑起来。
克斯在俄国地图上指着德国人的阵地说：“战争已经结束了，现在任何士兵的死亡都是无谓的牺牲。我们奥地利人希望你们把维也纳视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纳粹分子不在乎可能出现的结局，他们已经下令要使这个城市成为一个堡垒。我们抵抗组织很弱，不能阻止维也纳被摧毁，但我们可以把俄国部队平安顺利地带入城内。”
克斯说明了怎样才能直穿位于巴登的维也纳森林、然后绕道从西南进入首都。在那里，“O－5”的成员将同俄国人会合并带领他们进入市中心，与此同时，抵抗组织的其他部队则占领战略要点。
一个情报军官注意了克斯提供的关于德军位置的情报，说这些情报恰恰证实了他亲自收集到的情报。这一事实给杰尔托夫参谋部的几个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其他许多人仍然狐疑。有一个少将怀疑地说，他不相信克斯是一名上士，他显然是德军最高指挥部派来的一名军官，目的是要引俄国人上圈套。克斯很佩服杰尔托夫将军的智慧和客观态度。他转身对将军说，他愿意在进攻时给第一辆俄国坦克带路。杰尔托夫终于信服了，但还需征得莫斯科最高统帅部的同意，几个小时就可得到莫斯科的回电。
第二天，即四月四日一清早，克斯就被叫醒了，并在没人押送的情况下被带到了会议室。会议气氛比前一天轻松多了，他见到了一些新人。一位昨天会晤中基本上没有发言的年迈的将军站起身来。他点燃了一支烟，用德语说：“红军最高统帅部接受了奥地利抵抗组织的条件。”他接着说，“O－5”方面应该答应尽可能多地占领城内战略要点，例如公共建筑物和桥梁，恢复市政工作和民警。“O－5”带领红军进入维也纳，但战斗应由俄国人进行。
杰尔托夫打断了他的讲话，说如果克斯同意刚才所说的条件，盟军对奥地利东部的空袭就立即停止，红军保证向城内供水。
克斯站起来：“我以维也纳的名义表示同意。”
杰尔托夫也站起身来，两个人互相握手。他们又回到桌旁。桌上铺开了一张大地图，这是红军总参谋部的攻击计划。图上有一个箭头穿过维也纳指向这个首都的后方。在这之前，多尔布亨已研究过索科尔的计划。另一个箭头从东北方向指向维也纳，这是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乌克兰第二方面军。
电话响了。有人告诉克斯说这是在意大利的亚历山大元帅的电话，元帅同意红军指挥部关于不轰炸施泰尔马克、奥地利南部和维也纳的请求报告。克斯感到“一股轻松的热流涌遍全身”，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返回维也纳。
希特勒十分重视维也纳。他已命令从柏林防线抽调一个装甲师迅速开往奥地利首都。他还给海因里希的维斯瓦河集团军群下了一道同样的命令，命令抽调两个步兵师驰援维也纳。这两个师过去曾属舒埃纳尔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
海因里希并非不知道抽调这么多部队可能意味着已经拉得太长的战线彻底完蛋。失掉三个师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立即找到支援部队。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即把驻在法兰克福‘堡垒’内的比勒上校的久经战火考验的18个营调来。必须把这支部队从奥德河那一边调过来，部署在十分重要的法兰克福－柏林高速公路的两侧。显然，这就意味着海因里希必须采取这种或那种方式说服希特勒放弃法兰克福“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