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丘吉尔第一次听说罗斯福已逝世时，他简直觉得这是“晴天一声霹雳”，“深感这是一个巨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他给正在克拉里奇的巴鲁克打电话，声音里充满了深沉的痛苦，问道：“你认为我应该去华盛顿吗？”
“不，温斯顿，你应留在这里工作。”巴鲁克答应在起程前往华盛顿之前来看丘吉尔。当巴鲁克来到唐宁街10号时，丘吉尔仍躺在床上，显得惶惶不安，他又一次问道：“你认为我应该去华盛顿吗？”
巴鲁克再一次肯定地说他最明智的作法是不要去。他自己同罗森曼法官乘圣牛号飞机起程，开始作漫长而痛苦的旅行，向华盛顿飞去，这时正是中午。在飞机上，巴鲁克的脑海里浮现出他第一次在阿尔巴尼亚见到罗斯福的情景。
有人把罗斯福去世的消息告诉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他觉得这是“历史之神在振翅起飞”。他怀疑这是否就是“长期以来所盼望的命运的转机”。他打电话给戈培尔，祝贺他最近的预言得到应验，劝他“立即给新闻界发指示”。他认为新闻界既不要侮辱也不要颂扬美国新总统，特别是不应提及罗斯福和戈培尔之间的敌对情绪。“现在出现了新的前景，新闻界不应笨拙地破坏这些前景。”
戈培尔表示同意。“这一消息将彻底改变德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因为他们可以和应该把这一事件看成是命运和正义的威力的体现！”
伯爵十分兴奋，立即挥笔致书戈培尔：
我个人认为罗斯福之死乃是上帝的裁决，但也是上帝给予我们的礼物，是我们应排除万难而争得的礼物 [ 注：这里是套用哥德的话：“当你尚无把握得到父辈的馈赠时，你就应为得到它而排除一切障碍。” ] 。罗斯福之死扫除了同美国人进行接触的一切障碍。现在他们应利用上帝提供给他们的这个机会，尽一切努力促使谈判开始。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途径是由教皇进行斡旋。鉴于美国的天主教徒是一个强大而统一的集团（而相反美国的新教徒则分散于许多小派别之中），教皇的声音在美国可能具有很大的份量。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军事形势的严重性，我们就应当机立断……
在四月十三日星期五午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戈培尔嘱咐新闻界在评价杜鲁门的问题上要客观，不要作过多的断言，不要说任何激怒新总统的话，不要流露出对罗斯福之死兴高采烈的情绪。但是，下午的时候，这位宣传部长的兴高采烈的情绪就已开始减弱了。当布赛将军在电话中问他罗斯福之死是否意味着他在前一天所说的形势已来临时，他却言不由衷地回答说：“啊，这我也不知道。等着瞧吧。”
从前线来的报告表明，美国总统的更换丝毫没有使敌人的攻势有所缓和。这一天晚些时候，戈培尔打电话给泽姆勒和他的参谋部的其他成员说：“命运之神可能仍很严峻，仍在嘲弄我们，我们可能高兴得太早了。”
然而，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对美国总统之死感到高兴。一名被关在柏林南面55公里处的卢肯瓦尔德ⅢA军官战俘营的美国记者爱德华?贝蒂发现，集中营有几名卫兵似乎从心里感到难过。在这以前，贝蒂根本不了解罗斯福对欧洲被压迫人民所具有的意义。整个这一天中，总有一些波兰人、挪威人和法国人找美国人握手致哀，充满了同情。前挪威军队司令奥托?卢格给集中营里军阶最高的美国军官罗伊?赫特中校写信说：“世界失去了一位巨人，鄙国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集中营里军阶最高的英国军官，空军中校史密斯写道：“我们大英帝国失去了一个热情而忠实的朋友……按照我们的愿望，他应该活到亲眼看见战争的胜利。他为夺取这一胜利费尽了心力，表现了非凡的气魄和勇气。”
在美国战俘的牢房里，赫特中校命令宣读讣告。人们静默一分钟致哀，好几个人禁不住潸然泪下。
这一天，杜鲁门忙得没有一点空闲。在去白宫的路上，他把美联社的托尼?瓦卡罗叫上了他的汽车。“在历史上，”总统说：“很少人堪与他比肩。我踏着他的足迹前进，我默告上苍，愿我能不辱使命。”
在白宫，杜鲁门把斯退丁纽斯召来，叫他准备一份简述与苏联有关的问题的文件。接着，他又回到国会大厦，去询问国会的领导班子是否同意召开一次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席会议，以使他能在四月十六日对他们讲几句话。
“哈里，”一个参议员说：“你是想要来的，不管我们同意不同意。”
“你知道我是很想来的，”他带着中西部人的鼻音回答说：“但我希望能得到你们全体宽厚的支持和友好的欢迎。”
各报采访头版消息的记者和摄影记者在参议院门口排成了一道人墙等待总统光临。总统同他们一一握手。
“孩子们，”他说：“现在为我祈祷吧。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感到意外，但当我昨天得悉所发生的事时，我顿时感到月亮、星星、所有的星球都落到了我的头上。我要承担一个人从未承担过的可怕责任。”
“祝您交好运，总统先生。”一个记者大声说。
“我本来希望你们不这样称呼我。”
这一天中，他收到许多唁电和充满鼓励的信件。斯大林发来的电报说：
美国人民和美国失去了象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一位世界性的伟大政治家，一位战后和平和安全的捍卫者……
在莫斯科，罗斯福的逝世激起了人们真诚的悲痛和对未来的某种忧虑。所有的报纸的第一版都套印了黑框。城内下半旗，最高苏维埃也静默致哀。（即使是作为敌人的日本新首相铃木?贯太郎海军上将也对美国人民失去这样一位“美国赖以获得今天的杰出地位”的人物表示“深切同情”。但日本的宣传家们却编造故事，说罗斯福是忧虑而死，并把总统最后说的那句“我头痛得厉害”篡改为“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杜鲁门收到了丘吉尔写来的充满同情的信。他说他要给丘吉尔去一封电报，谈谈他“在波兰问题上的观点和建议”。15点钟，他接见了斯退丁纽斯和波伦，他俩对他谈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情况。杜鲁门准备了另一封致丘吉尔的电报：
斯大林给阁下和给罗斯福总统的回电使我们下一步行动显得极为重要。虽然除去某些例外的情况外，他暗示不会出现令人乐观的局面，但我坚信我们应该对他进行另一次试探。
正当杜鲁门还在起草这份电报时，斯退丁纽斯拿来了哈里曼发回的电报。这位大使刚刚谒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表示希望能象同罗斯福一样同杜鲁门密切合作。哈里曼向斯大林提议说，使大家对苏联愿意继续合作的愿望放心的最好方式就是派莫洛托夫前往旧金山。斯大林毫不迟疑地对哈里曼说，如果杜鲁门正式邀请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然后前往旧金山的话，他就派莫洛托夫去。
杜鲁门要斯退丁纽斯起草一份请帖。
罗斯福夫人守着丈夫的遗体，登上开往华盛顿的列车。整整一夜，她都呆在卧铺上，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一切，“望着夜里到各个车站甚至交叉路口来向总统遗体告别的人们的激动而悲伤的面容”。
四月十四日上午十点钟，列车到达华盛顿联合车站。安娜?伯蒂格走进运送遗体的车箱，同她一起上来的还有她的哥哥埃利奥特?罗斯福准将及其夫人演员费尹?埃默森。接着，杜鲁门、哈里、华莱士和伯恩斯都来向罗斯福夫人致意。
六匹马拉着一辆灵车，车上放着盖有一面旗帜的棺材。在几十万人的注目下，马车走上通向白宫的制宪大街。自从林肯逝世以来，还没有一个总统的逝世如此深深地牵动美国人民的心。许多人在无声地哭泣，有些人表情严肃而坚强，或者只是痛苦地呆望着。美国人民现在还很难相信，这个自一九三三年以来就是他们的总统的人已经去世了。杜鲁门看到，一位年老的黑人妇女正些在路边用围裙蒙着脸失声痛哭。
当罗森曼及其夫人走过白宫柱廊时，她喃喃地说：“这是我们生活中一个时代的终结！”罗森曼也认为，对于美国和全世界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他想起罗斯福应在前一天做的杰斐逊纪念日的演说词，特别是罗斯福亲笔写的一句话：“让我们怀着伟大的、积极的信念前进吧。”
在杜鲁门返回政府办公室几分钟后，哈里?霍普金斯来了。
“你感觉怎么样，哈里？”杜鲁门发现他脸色惨白便问道。“我希望你不要怪我在这个时候把你叫来，但我需要知道你所了解的关于同俄国的关系的全部情况，即你所了解的关于斯大林、丘吉尔的情况以及开罗、卡萨布兰卡、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的情况。
霍普金斯说他很高兴帮忙，他深信杜鲁门会继续执行罗斯福的政策。“而且您知道该怎样执行这种政策”。他俩一起谈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匆匆吃了午饭。“斯大林是一个直率而极端固执的俄国人，”霍普金斯说：“他是一个战士，一个不顾一切的俄国人，他首先考虑的总是俄国。但同他谈话可以很坦率。”
霍普金斯说他打算在五月份退休，但杜鲁门要他留住，如果健康状况允许的话。霍普金斯说他再认真考虑一下。
杜鲁门及其夫人和女儿为参加葬礼前往白宫。棺材已放在法国式的门前，周围已摆满了鲜花。200人将参加送殡行列。其中有个叫罗伯特?舍伍德的人觉得有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子他的肩膀，原来是霍普金斯。他脸色“苍白得可怕，面颊上似乎没有一丝血色”。伍舍德想，罗斯福逝世了，他似乎再也没有理由活下去了。
杜鲁门走进来时，没有一个人起立。伍舍德肯定地认为，“这个举止稳重的人甚至没有注意到众人这一缺乏礼貌的举动。如果说他并不计较这一点，那也是因为他明白在场的人们还不能把他和他的崇高职务联系起来，现在压在人们心头的只是总统已经去世这一令人悲伤的现实”。然而，罗斯福夫人一跨进大门，大家都恭敬地站了起来。
仪式结束后，霍普金斯请伍舍德等人到乔治城他的家里去。霍普金斯疲乏地躺着，伍舍德坐在他身边。“天哪！”霍普金斯说，深沉的眼中闪出一道光亮：“现在我们要开始独当一面地工作了，我们本该这样做的。但是，这些年来，一切都太容易了，因为我们知道有他在那里，我们有接近他的特权。”
显然，霍普金斯还有理由活下去。
但是，他认为他本人和整个内阁应该辞职。“杜鲁门周围应是他自己的一班人马，而不应是罗斯福的这班人，”他说：“如果我们还在那里，我们就会总是看着他的一举一动，我们会想：‘总统是不会这样他的！’”
西线的胜利
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最后一百天》] 1965
盟军全线推进，所向披靡。在北面，蒙哥马利逐步向汉默尔堡进击，一路上只遇到了一些象征性的抵抗。他所遇到的主要障碍是古恩特?勃鲁门特里特指挥的那个集团军。勃鲁门特里特决定采取有条不紊的退却战术。双方都只蒙受了一些轻微的损失，并没有真正地打。勃鲁门特里特已同英国人达成一项君子协定，甚至派了一名联络官去事先通知敌方何处埋有窒息弹。
在蒙哥马利的右翼，布雷德利的三个集团军前进得快得多。巴顿和霍奇斯即将抵达易北河。已经在河的对岸建立了两个桥头堡的辛普森离德国总理府的直线距离不到120公里。这一切并没有使希特勒特别感到不安，因为他已制定了既可以粉碎辛普森部、又可以为陷于鲁尔的莫德尔的士兵解围的方案。他依靠的是他刚建立的第七集团军，这个军由在严重车祸中受伤、现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的瓦尔特?温克指挥。
始终身着紧身军装的温克手中只有一个参谋部、几张地图、20万士兵（纸上的数字）。希特勒命令他就从辛普森建立的桥头堡地区发动强大的反攻。他必须打开一条穿过辛普森防线一直到鲁尔袋形阵地的长达350公里的走廊。如果他能作到这一步的话，他就能为陷入重围的莫德尔的B集团军群解围，并同时打垮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
四月十三日，希特勒把莫德尔作战部的年轻军官京特?赖希海尔姆召来，叫他立即担任温克的参谋长。“第七集团军应该在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同B集团军群会师，他们应直接打到莱茵河！”赖希海尔姆曾亲眼见过鲁尔袋形阵地上完全绝望的情景，他认为这个作战计划完全是荒唐的。但元首却说他要使用从俄国人那里学来的一种计谋。“他们曾在夜里穿过我们的防线，不带装备，只有少量的弹药。”他命令赖希海尔姆集中两百辆大众牌汽车，趁夜色混过敌人阵线，在敌人的后方竭力制造混乱，以使第七集团军趁机进行成功的突破。
莫德尔并没有把元首的关于第七集团军的乐观计划传达给他的部下，因为他知道温克根本不可能打到他这里来同他会合。B集团军群的30万人被困在一个直径不相过50公里的环形地带，弹药和粮食最多只够用三天了。局势十分严重和令人绝望。莫德尔的新参谋长卡尔?瓦格纳将军催促莫德尔要求最高统帅部准许他们投降。由莫德尔这样一位忠诚的战士提出要求，可能会促使最高统帅部结束这场已经失败了的战争。
“我可能很难提出这样一种建议。”莫德尔回答说。投降这个主意的本身使他反感。但到天快黑下来时，局势已经明显：不投降是不行了。在柏林和他的被围部队之间，又有三个最大的城市——汉诺威、不伦瑞克和马格德堡落入了美国人手中。莫德尔用一种瓦格纳几乎听不出来的声音说，他责无旁贷地要拯救他的部队。于是他作出了一个空前的决定：下令解散B集团军群，使部队免受投降之辱。他首先命令瓦格纳遣散年纪最小和最年老的士兵，让他们回家去。72小时后，其他的人有三条出路：回家、以个人身份投降、试图突围。
第二天，四月十五日，盟军把鲁尔袋形阵地一分为二。希特勒获悉此情况后，即电令两部分部队靠拢。莫德尔只瞅了一眼这份电报，根本不屑传达这个无法执行的命令。这是徒劳无益的。薄暮时分，东半部阵地陷落了。
第18空降军的李奇微将军派他的副官F?M?布兰茨特德尔上尉打着白旗来到莫德尔司令部。上尉带来了李奇微将军的一封具有骑士风度的信。
在历史上和军人的职业中，再也没有比美国的罗伯特?E?李将军具有更崇高的声誉、更显赫的战功和更忠于自己对国家所承担的义务的人了。80年前的这个月份，他被占压倒优势的军队包围，他的忠实的指挥部被打散，他本人也失去了继续进行真正的战斗的任何可能，他于是选择了体面的投降的作法。
同样的抉择也摆在你面前。为了一个战士的荣誉，为了全体德国军官的声誉，为了对你的国家的爱，为了贵国的未来，从现在起放下武器吧。你挽救下来的这些德国人将会为贵国人民重新得到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作出有益的贡献，你保存下来的德国城市将对贵国人民的繁荣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布兰茨特德尔和莫德尔参谋部的一名军官返回来，这个德国军官带来了一个口信：由于受到效忠希特勒的誓言的束缚，将军不能投降。如果他考虑接受李奇微的建议的话，他的名誉就会受到玷污。
在东面350公里处，辛普森在他的设于易北河附近的野战司令部制定着攻打柏林的最后计划。正在这时，有电话叫他：布雷德利要他立即飞往威斯巴登第七集团军战术指挥部。辛普森认为，布雷德利是要了解第九集团军何时能向柏林运动。他一路上重新审查了他的计划。再过48小时，第二装甲师和第83步兵师将一同向通往柏林的高速公路发起进攻。等他一回来，他就要下达最后的命令。
当他在威斯巴登走下飞机时，布雷德利正在那里等候。他俩互相握手问好。布雷德利谈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要坦率地告诉你，你的部队应原地停止前进，你不能再往前进，你应重新渡过易北河。”
“哦，我的上帝，从哪来的这种命令？”辛普森惊得张口结舌：“再过24小时，我就可以到柏林了！”
“这是艾森豪威尔的命令。”
辛普森解释说易北河彼岸几乎没什么抵抗。他认为，通往柏林的道路实际上是畅通无阻的，他可以相当迅速地抵达柏林，因为真正的防线在柏林城郊。他的申述没有任何作用，只好郁郁不乐地回到他的指挥部。“先生们，事情是这样的，”他对其军官们说：“我接到原地停止前进的命令，我们不能向柏林挺进了。”
“这简直是出丑！”一个军官大声说。
辛普森竭力掩饰自己的失望情绪。“这就是我的命令。”他镇定地说：“我没有什么说明。”
三月底，促使艾森豪威尔决定避开攻击柏林的决定的原因之一是俄国人离这个城市较近，他们显然会先抵达柏林。两个星期后，辛普森和朱可夫离德国总理府几乎是同样远。辛普森曾说他能在24小时内抵达柏林，那纯粹是吹牛皮。然而，除了几支孤立的德国部队外（其中大部分本不会抵抗，或只能进行些许抵抗），在希特勒和辛普森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部队，只有艾森豪威尔从中作梗 [ 注：六天后，比德尔?史密斯在巴黎斯克里布饭店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招待会上说“柏林已不再具有任何重要性了”。一个记者问艾森豪威尔是否是在同俄国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后才在易北河停止前进的。“不，”史密斯回答说：“我们同俄国人达成的唯一协议是关于选择什么地方同他们会师的协议。在互相交换的信件中（大约六至八周以前），我们达成了在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会师的协议。” ] [ 注：第二天，德鲁?帕森在《华盛顿邮报》上载文说： ] [ 注：“四月十三日星期五，即总统逝世后一天，美国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波茨坦（波茨坦与柏林的距离相当于布朗克斯到纽约的距离）。虽然官方否认这一点，但这仍是一个确凿的事实……但在第二天，这些先头部队却从柏林周围撤退了，退到了南面80公里处的易北河。命令进行这种撤退的大部分原因是事先同俄国人达成了让他们攻占柏林的协议，也是由于俄国人为使这一协议始终有效而表现出的固执态度。” ] [ 注：哈里?霍普金斯亲笔写文章，气势汹汹地对上文作了回答： ] [ 注：“德鲁?帕森的说法纯属造谣。我们在雅尔塔没有达成任何让俄国人首先进入柏林的协议。事实上，我们甚至连提都没提过这件事。盟军参谋长们同俄国参谋长们以及斯大林只是就总的战略达成了协议。双方都将以最大的效率继续前进。” ] [ 注：这是确实的。但后面的话透露出霍普金斯根本不知道易北河实际发生的事。 ] [ 注：“说布雷德利将军按兵于易北河是应俄国人的要求而为，是为了使他们能先进入柏林，这也是不真实的。布雷德利可以派一个师进入波茨坦，但这就会迫使他把战线拉得太长，后勤供应也会跟不上。任何了解这一情况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能够攻占柏林的话，我们一定会攻占之，那将是我军的光荣。但是德鲁?帕森现在却说总统曾同意俄国攻占柏林，这纯属无稽之谈。” ] 。
在莫斯科，哈里曼大使使用了他很早以前就对他的上级提出的办法。他在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的陪同下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了会谈。哈里曼借此机会对163名美国飞行员在波尔塔瓦被迫降一事提出了抗议。迫降的借口是其他一些美国人自己轻率地行动，例如，一名美国飞行员被指控带走了一名自称是他的同胞的波兰人。美国的一架轰炸机由于中弹降于波兰的一个机场以进行维修，后来未经允许就又起飞了。斯大林宣称，这些情况只能证明这类迫降事件有其明确的原因，美国人“同波兰抵抗运动串通一气反对红军”。
“您这是攻击美国最高指挥部不正直，”哈里曼反驳说：“这是我所不能容忍的！”赫尔利试图制止他，但哈里曼继续谴责斯大林“怀疑马歇尔将军的光明正大”。
“我以性命担保我没有非议马歇尔将军，”斯大林反驳说，口气稍稍缓和了一点：“我不是说他，而是指的一个更年轻的军官。”
赫尔利激动地把话题转到了中国问题上。他说他倡议发起了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政府之间进行的谈判，并保证说他们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打败日本，在中国组成一个自由、民主和统一的政府”。他说罗斯福曾指示他要让中国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方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并让他就此事同丘吉尔商量。首相和艾登赞同让中国自己去组织一个统一的、自由的和民主的政府，以便把中国所有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打败日本。
会谈结束后，赫尔利给斯退丁纽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元帅感到满意并答应给予帮助。他说鉴于总的形势，我们可以依靠他的完全的支持，以便立即采取行动使中国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并说他完全承认蒋介石的民国政府。总之，斯大林毫无保留地赞同在会谈中提出的美国的对华政策。
然而，哈里曼却认为赫尔利上了斯大林表面真诚的当。他认为斯大林“最终不会同蒋介石合作，一旦俄国转入远东作战，他就会出于利用的目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乔治?凯南也是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他十分熟悉俄国人的作法。他也不同意赫尔利的那封信，他还说，在他看来，当俄国染指满洲、蒙古和中国北部以后，它不会真正因此而感到满足。
可悲的是，在这种关键时刻，我们一心想帮助苏联，却忽略了斯大林用言辞使大家满意的手法和他那可疑的彬彬有礼的态度，从而使我们错误地相信苏联会支持和同意我们对华政策的长远目标……
在最近三天中，杜鲁门感到总统这副担子“令人难以置信的沉重”。星期日在海德公园参加罗斯福的葬礼回来后，他着手准备第二天下午在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稿。临睡前，他祈祷上帝保佑他能应付局势，很好地完成他的任务。第二天四月十六日一清早，他读了哈里曼的最后一份报告。报告驳斥了“斯大林关于波兰委员会会议的一些说法”，要求“我们要反复声明不能同意为华沙政权恢复名誉”。
艾登和英国驻美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上午也来了，三个人着手就波兰问题起草给斯大林的电报。最后拟就的电文措词客气，但坚持主张不顾波兰政府的反对邀请米科莱契克和在伦敦的另外两个波兰人出席会议。杜鲁门通过无线电把电报发给了哈里曼，叫他立即亲自去交给斯大林。
艾登对他第一次同杜鲁门的会晤“很满意”，他致电丘吉尔说：
这次会晤给我的印象是，新总统是诚实而友好的，他明白自己所承担的新职责，但他并未感到自己应付不了。他对阁下的评价充满了热情。我认为他会成为我们的忠实的合作者……
十三时二分，杜鲁门走进众议院大厅，所有的人都起立，报以热烈的欢呼。他抬头骄傲地看了看主席台，发现了杜鲁门夫人和玛格丽特。
“议长先生……”他开始演讲。
“等一等，哈里”雷伯恩低声说：“让我哈你作作介绍。”
杜鲁门总统开始对全国发表第一次演说。他保证继续奉行罗斯福制定的战争与和平的政策，要求全美国大力支持他。他重申一定要使德国无条件投降，一定要惩罚战犯。
“美国的战争战略已经确定，这种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的已故最高司令……”
“我希望全世界都要知道，这一方针应该是并将一定是无可变更的和不受约束的！”
他还清楚地指出，罗斯福制定的外交政策不会被抛弃。“对于世界未来的和平来说，最主要的是各国要继续合作，各国应该集中必须的力量挫败轴心国统治世界的阴谋。”
很显然，这个出身中产阶级、表现得既骄傲又谦虚的身材矮小而精力充沛的人，由于个人的和政治上的联系，仍是忠于罗斯福制定的所有政策的。例如，他虽然想对俄国表现得更强硬一些，但这对他来说却很难做到。美国人民毫无保留地拥护罗斯福的友好政策。总统最后给斯大林、丘吉尔和哈里曼的几封电报似乎充分证实了美国人民的这种态度。他曾要丘吉尔尽可能地把苏联问题大事化小，因为类似“纵横字谜”行动所导致的局势似乎“每天都在出现，而在大多数情况，都可以解决”。他还曾嘱咐哈里曼要“把伯尔尼（阿斯科纳）的误会看成是次要的事”，并对斯大林说：“这样的次要的误会今后再也不会发生”。
但这些电报并不能证明罗斯福日益增长的要坚决支持丘吉尔反对斯大林的决心。他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决心只是在给英国首相的一封电报的结尾部分表明过，他当时曾这样写道：“但是，我们将是强硬的，只有这样，我们的政策才是好政策。”然而，对于一个新总统来说，遵循这条行动路线就太棘手了。
就象他以前的几任总统一样，杜鲁门并不了解作为一个政府首脑必须面对的那些可怕的问题。例如，只是当罗斯福去雅尔塔后有人才向他透露白宫里有一个秘密的地图室，而他到现在还没有去看一看。因此，这位新的政府首脑对处理如此繁重的事务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只有靠自己敏锐的思想和顽强的意志才能防止在今后犯严重的错误。
四月十七日上午，杜鲁门举行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出席的记者异乎寻常地多（大约350名）。电台和报刊杂志社的记者都试图挤进他的办公室，但许多人仍不得不呆在走廊里。他用一种惯常的生硬而又和蔼的态度，或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或根本不予理睬。
一个记者问他是否想会晤诸如斯大林和丘吉尔这些盟国首脑。
“我十分高兴会晤他们，包括蒋介石元帅在内，”他回答说，“如果戴高乐将军想见我，那我也很高兴。我希望会晤所有的盟国首脑。”
四月十八日，杜鲁门正在了解德国占领区的情况，丘吉尔给他发来了一封电报，要他们的军队迅速地尽可能远地向东深入，并要稳固地守住这些地盘。这实际上是杜鲁门并不熟悉的一个棘手问题 [ 注：在这之前，丘吉尔为攻占柏林事向杜鲁门作了最后一次试探，但杜鲁门的回答同罗斯福的回答别无二致——毫无保留地支持艾森豪威尔。 ] 。“在我担任总统的头五天中，我觉得仿佛过了五个一生……一夜之间，从副总统的地位登上总统宝座，这简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晚上，他写信给他的母亲和妹妹：
……甚至在宣誓就职以前，我就不得不作出两个世界性的决定：继续进行战争，继续在旧金山举行和平会议。星期六和星期日我都花在处理总统的葬仪上了。星期一，我向国会谈了我的打算，为此我花了整个星期日下午和半夜的时间，一直到第二天上午11点钟才准备好讲稿。但我认为我也得到了一些鼓舞，因为从各种表面现象来看，我的演说把国会和全国都动员起来了。我利用星期一下午接见了各界人士，作出了一些涉及到几百万人的决定。星期二上午，我会见了全城的记者，其中许多人向我提问，持续了可怕的15分钟，但这场考验已得到成果。
整个下午和晚上我都要准备对正在战斗的男女战士发表五分钟的广播讲话，上床休息时已是深夜一点多了。这一天比以前更忙乱。我现在正准备休息，但我想最好还是给你们写几句话。祝愿你们都健康平安。
致以深切的情意。
哈里
杜鲁门把哈里曼从莫斯科召回来，要同他单独谈话。他们于四月二十日中午会面。总统希望从这位大使那里得到关于俄国人的第一手情报。
在哈里曼看来，苏联认为可以同时成功地继续奉行两条政治路线，一是同美国和英国合作，一是通过采取独立行动扩大苏联对其邻国的控制。斯大林的几个顾问错误地理解美国的宽容慷慨态度，把这种态度视为软弱的表现。他说：“我认为苏联政府丝毫不想同美国决裂，因为他们需要我们帮助他们重建其国家。”他断定，美国可以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上采取非常强硬的立场，由于以上的原因，这不会招致任何危险。
哈里曼强调在个别问题上还存在困难，但杜鲁门打断他说：“我并不怕俄国人，不管怎么说，俄国人对我们的需要超过我们对他们的需要。”他打算表现得强硬些，不过要公开坦率地表现。
“我认为，我们正面临着欧洲遭到野蛮入侵的局面，”哈里曼提醒总统说：“今后一定会发生令人不愉快的事，我们现在就应确定将来应该采取的态度。”他说，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们可以同俄国人找到共同的行动基础，但我们必须恢复我们的政策。必须放弃认为苏联政府会在国际问题上按照指导世界其余地区的原则行事的幻想。”
杜鲁门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交换条件。他并不指望斯大林会百分之百地给他所要求的东西。“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得到百分之八十。”
哈里曼问总统在多大程度上认为波兰问题是同旧金山会议和美国参加联合国问题紧密相联的。杜鲁门立刻回答说，除非波兰问题按照雅尔塔确定的方式得到解决，否则参议院就决不会批准美国参加联合国（不管这个组织如何）。“这正是我打算直率地告诉莫洛托夫的事，我准备对苏联政府采取强硬态度。”
在晤谈结束时，哈里曼以推心置腹的口气说道，他急于要回华盛顿的原因之一是担心杜鲁门不了解（罗斯福直到最后才了解）斯大林正对已达成的协议嗤之以鼻。“我怕您抽不出时间来研究最近的电报。但是应当说，您很好地看了这些电报，我们对形势所见一致，这使我从心里感到宽慰。”
在这段时间中，正象原来预计的那样，欧洲的战斗到了最关键的时刻。4月17日上午，莫德尔的计划开始实施，在他的亲笔指令下，B集团军群残部溃不成军。这位身材矮小的骁勇的元帅转向他的参谋长说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为了证实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我们是否已做了应该做的事？作为一名败将，下一步该做什么呢？”他停了一会儿，接着，他自己作了回答，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回答，它决定了他的命运。“过去，败将们都服毒自杀。”
关于温克，莫德尔确有先见之明。这个新编第七集团军根本不可能抵达鲁尔。温克也根本没有发动这种毫无希望的攻势。他只好尽他的本分坚守易北河战线，他的左翼已经受到了霍奇斯势不可挡的攻势的威胁。温克命令马克斯?冯?埃德尔斯海姆将军继续坚守哈雷和莱比锡，以保护这一翼。然而霍奇斯却在4月17日拿下了哈雷，把莱比锡孤立起来了。
莱比锡在历史上就是一颗珍珠，它也是德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之一。正是在这里，马丁?路德在宏伟的圣－托马斯教堂第一次布道；巴赫在这个教堂里奏了整整27年的管凤琴，最后就埋葬在这里；瓦格纳也是在这里受洗礼的。德国最大的纪念碑之一——国家战役纪念碑也矗立在这里。这座高达1百米的纪念碑使人记起1813年战争结束时的情景。德国的统计学家曾仔细地作过一番计算，认为修建这样一座纪念碑所必须的石头和水泥如果用货车来装运，车队将长达55公里。这不大象是一座纪念碑，而更象是一座堡垒：再过几天它就会成为一座堡垒。
莱比锡市的防务实在可怜：汉斯?冯?庞塞特手中只有第106摩托化步兵团的750人和作为后备力量的一个摩托化营（250人）。剩下的是第14防空师的几支部队，人民冲锋队的几个营和该城的警察头目威廉?冯?格罗尔曼少将指挥的3,400名警察。
格罗尔曼更多的是一名警察头目，而不大象是一个军事指挥官。他坚决反对把人民冲锋队投入毫无希望取胜的战斗。他说，这等于是屠杀儿童。“警察归我指挥。”他对庞塞特说，他无意把警察交给任何人去干任何事情，“我们自己的部队太弱了，不能进行真正的抵抗，因为部队再也没有任何重武器了。”“所以，”他解释说：“为保卫城市所作的努力是完全徒劳的，只会荒唐地使75万居民遭受危险。”
正当霍奇斯指挥第二和第69美国步兵师对该城进行包围时，格罗尔曼和庞塞特却在各行其是。庞塞特上校指挥他的主力部队在市政厅周围建立防线，并派他的最精干的300名士兵秘密占领了那座庞大的纪念碑，而格罗尔曼却在准备投降。四月十八日，他在电台宣布占领了指挥部，并将尽其所能代表市民的利益。下午四点钟，他终于与第二师的指挥官瓦尔特?罗伯逊通了电话，宣布莱比锡投降。
罗伯逊要格罗尔曼命令冯?庞塞特放下武器。接着，他同第五集团军的指挥官克拉伦策?许布纳进行了接触。许布纳在电话中告诉霍奇斯，他将去谈判莱比锡投降的问题。霍奇斯回答说，他只能接受无条件的投降。在这段时间里，格罗尔曼终于叫通了庞塞特的电话。当时庞塞特正同他的部下在那座纪念碑那里。“我根本不打算投降。”庞塞特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但格罗尔曼派了另一名军官去见美国人，再一次表示献城投降。这个军官在暮色苍茫中被带到了查尔斯?B?麦克唐纳上尉的指挥所。麦克唐纳22岁，当时是第二师23团G连连长。
“他知道我是一个上尉吗？”麦克唐纳问翻译：“他愿意向一个上尉投降？”
回答充满了热情：“愿意！很好！”一个小时后，麦克唐纳的吉普车行驶在莱比锡的街道上，所遇到的许多市民或者十分惊异地停下来莫名其妙地在一旁看着，或者竭力挥手表示友好。在警察局，麦克唐纳遇到三位戎装整齐的德国军官。麦克唐纳心中暗暗思忖，是否应该行礼？为了不致产生误会，他还是按照德国的方式两脚跟咔嚓一靠拢行了军礼。
麦克唐纳被一直带到了格罗尔曼办公室。将军急忙迎上来向麦克唐纳伸出手。他戴着单片眼镜，红润的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神采。在麦克唐纳眼中，他好象是一位好莱坞描绘的显赫的纳粹党人。饮了一杯法国的白兰地酒后，他俩坐下来谈判。格罗尔曼说他将十分高兴地命令所有的警察部队投降。但当麦克唐纳要他让所有的武装部队放下武器时，他不得不遗憾地摇了摇头，说道：“我根本无法控制冯?庞塞特上校，我甚至不知道他的指挥部设在哪里。”但他认为，大部分武装部队已经离开城市了，庞塞特不会成为麻烦。美国第69师后来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个师是从城东南进城的，在前面开路的是兹威博尔中校率领的坦克部队。
兹威博尔的部队接近纪念碑时，庞塞特的部下开火了。一直以每小时16公里的速度行驶的兹威博尔的坦克部队就开足马力以比平时快三倍的速度在通向市政厅的大街上急驰。由于速度快，所以每次转弯时都有一个步兵从坦克上摔了下来。到达市政厅前的最后一条街时，兹威博尔从一个意大利难民口中得悉，这里至少有2百名党卫队士兵。他带领剩下的65个人（有160人已从急驰的坦克上摔了下来或被敌人的枪弹击毙）趁夜色小心地隐蔽起来。
黎明时分，第69师的一个步兵连试图攻打市政厅大楼，但遭到了猛烈反击而退了下来。兹威博尔调动他的几辆坦克和一些反坦克炮去支援他们。
当兹威博尔的作战部队接近时，有两位姑娘，加布里尔?赫尔贝纳和她的朋友，正在一个十字路口。在坦克放慢速度之前，她们一直以为这是德国坦克。坦克里有一个人叫道：“停一下，小收子们！”
一个人从炮塔探出头来说：“到掩蔽所或地下室去吧，市政厅就在这广场尽头，我们要进攻了。”这人笑了笑，缩进去了。过了几秒钟他又探出身来，手里拿了些糖果，扔给两位姑娘。但是，两位姑娘吓得面如土色，赶快钻进一个掩蔽所。这些敌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兹威博尔把部队分成两组，和步兵连一起发动进攻。然而，美国人又一次被德军的装甲拳、机枪和步枪挡住了。发动两次徒劳无益的进攻后，将近九点钟时，焦急的兹威博尔决定智取而不采用强攻。他说服了一个德国消防队员，说如果他同意把最后通牒送进市政厅，就可以避免许多人死亡。最后通牒是这样写的：如果市政厅里的指挥官不立即投降，再过20分钟美国人就要用重炮、火焰喷射器和一整个师的兵力发起进攻。
几分钟后，150名德国人举着手走了出来。美国人在楼内发现了弗赖堡市长，他的副官和他们全家人的尸体。他们都自杀了。
现在，莱比锡内唯一进行认真抵抗的地方是纪念碑，庞塞特在那里扣压着17名美国战俘。美军用八门炮轰击这个庞然大物，但无济于事，有些炮弹甚至一接触那些花岗岩石就弹了回来。如果这样下去，那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代价巨大的包围战。第273团的汉斯?特雷福斯上尉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告诉他所在的团的团长C?M?亚当斯上校说，他认为应设法使庞塞特投降。特雷福斯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九三六年同他的父母逃到美国，六年后成了纽约市立学院的大学生联谊会成员。
十五点钟的时候，特雷福斯在该团候补军官乔洽?奈特和一名手持白旗的德国战俘陪同下爬上通向这一建筑物后面的纪念品商店的阶梯，庞塞特和另外两名德国军官走出来同这几位谈判者见面。
特雷福斯对庞塞特说，抵抗是荒唐的，“你们绝无胜利之可能，战争已经打败了，现在应放下武器，避免伤亡，才是明智的”。
“我个人已经接到元首关于绝不投降的命令。”庞塞特回答说。他拒绝释放17名美国俘虏或用他们来交换德国俘虏。但是，双方达成了停火两小时以撤退伤员的协议。
医务人员抢救着12名伤员，特雷福斯则继续同庞塞特在纪念品商店前谈判。将近17点钟的时候，他终于说服了庞塞特，到纪念碑里去继续谈判。
在莱比锡市内其他地方，战斗已经结束，但仍然不时有人放冷枪。美国部队聚集在大街上。美国兵乘着吉普车或卡车来回奔驰，向纳粹旗帜行礼。一个美国兵用一个黑梳子做成希特勒式的小胡子，唱着《霍斯特?韦塞尔》，逗得连德国人也哄笑起来，其中有些人多少年来大概还是第一次放声大笑。
半夜时分，特雷福斯和庞塞特还在谈判。“如果你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庞塞特说：“我甚至根本不会跟你讲话，再过四年，你我就会在西伯利亚重新见面。”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特雷福斯说：“现在牺牲这些你可以用以对付俄国人的士兵不是很可惜吗？”
“是的，但我现在接到了不准投降的命令。”
“我肯定你是知道霍姆堡亲王的故事的，”特雷福斯引用克莱斯特的一个戏剧说：“他没有服从命令，却为选帝侯赢得了战役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