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去，”希特勒说，“科勒尔去北部。”
希特勒和戈林过去的关系是那么密切，现在，他们却彬彬有礼而又冷淡地分别了。戈林赶到卡林霍尔，他的侍从长罗伯特?克罗普带着14辆满载衣物和艺术珍品的汽车已经等候在那里。直到翌日清晨，戈林才启程。他下令炸毁他的豪华公馆，以免剩下的珍宝落入俄国人之手，其中包括满满一屋子火车和铁路模型。帝国元帅的汽车向贝希特斯加登驶去，但是他叫克罗普在纽伦堡附近的老家屋子前停了下车，以便最后看一眼那些藏在地窖里的油画。
希姆莱返回他的司令部后，舍伦贝格告诉他，马祖尔在克尔斯滕家里，贝尔纳多特在格布哈特大夫那里，他们俩人都要求同他会谈。最后，善于说服人的舍伦贝格把希姆莱送上车，驱车向北，去见马祖尔。他劝希姆莱不要翻老账，也别谈他的星相哲学。“你直截了当把将来的打算告诉他。”
凌晨二点三十分，汽车到达库特哈尔茨瓦尔德。克尔斯滕冒着倾盆大雨走到车前迎接。他把希姆莱拉到一边，建议他对犹太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采取宽宏和蔼的态度。他说，这是向全世界表明德国现在开始采取人道措施的机会。
看来希姆莱很想讨人喜欢。“我想掩埋同犹太人斗争的战斧，”他说到，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使用了令人不快的字眼。“假如是我个人说了算，情况会截然不同。”他同马祖尔一见面，没喊“希特勒万岁！”，而说了声“你好”，并说非常高兴见到他。克尔斯滕命人备茶上咖啡，马祖尔偷偷打量希姆莱，只见他身穿笔挺的军服，上面缀满勋章，脸刮的铁青。虽然天色已经很晚了，但他没有任何倦意。马祖尔想，他本人比照片上的希姆莱好得多；他那不可捉摸的眼神和又圆又小的眼睛可能是凶暴残忍的标志。马祖尔暗想，假如事先对此人一无所知的话，他决不会相信“这个人就是制造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的罪魁。”
希姆莱一上来就老调重弹：“居住在我国的犹太人是外国人，他们一贯制造不和，曾经多次被赶出德国，他们总是又回到德国。我们执政之后，准备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了人道的移民解决办法并同美国的一些组织举行谈判，以便迅速解决移民问题。但是连那些被认为是犹太人朋友的国家也不愿接受犹太人。”
马祖尔——一个高个子瑞典人——冷冷地提醒希姆莱说，把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国家的人民驱赶出去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在战争期间，”希姆莱继续说着，仿佛根本没有听见马祖尔的话：“我们接触了东方的犹太无产阶级，这给我们带来了新问题。我们不能被这种敌人缠住。犹太人有严重的传染病，特别是伤寒。我的数千名促秀的党卫队队员被这种传染病夺去了生命。此外，犹太人帮助游击队员。”
马马祖尔问道，自从犹太人被圈进犹太区之后，游击队员怎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呢？
“犹太人向游击队员传递情报，”希姆莱答道：“他们还在犹太人居住区开枪打我们的部队。”马祖尔想，这就是希姆莱对犹太人在华沙贫民窟进行的英勇战斗所作的解释。
“为了控制传染病的蔓延，”希姆莱继续说道：“我们修建了焚尸炉。这样，我们可以火化许多传染病患者的尸体。现在，焚尸炉仅仅用于这项工作。”
“东方的战争异常困难，”希姆莱继续说：“我们本不愿向俄国开战。但是我们忽然发现俄国拥有两万辆坦克，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因为这关系到我国的命运，要么战胜敌人，要么向敌人屈服……德国士兵只有采取冷酷无情的态度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如果一个村庄朝我们开枪，我们就烧毁整个村庄。俄国人不是一般的敌人：我们无法理解他们的心理。哪怕是身陷绝境，他们都不投降。如果说犹太人遭到这场战斗的野蛮摧残，别忘记德国人民并没有幸免。”
忽然，话题一转，希姆莱开始抱怨那些关于集中营的流言蜚语：“那些错误的说法是由集中营这个不确切的名称引起的。我们本应把集中营叫作‘改造院’。集中营里不仅有犹太人和政治犯，还有刑满后尚未释放的刑事犯。由于建立了集中营，在一九四一年，也就是战争时期的一年中，德国的犯罪率下降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犯人必须从事艰苦的劳动，但是德国人民也在艰苦工作，集中营的管理确实非常严格，但也是公正的。”
马祖尔简直要控制不住自己了。希姆莱怎么能够矢口否认在集中营内犯下的罪行？
“有时会出现差错，这我承认，但是我也惩办了当事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党卫队旗手卡尔?科赫不就是因为虐待囚犯而被处决了吗？”
“这类罪行太多，无法挽回了，”马祖尔希望打断希姆莱的自我辩解：“为了将来，我们终将不得不在各国人民之间架设桥梁，所以，今天在德国占领的国家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应该继续活着。”马祖尔特别要求保全瑞典和瑞士的犹太人的生命，克尔斯滕支持他的要求。希姆莱把关在各个集中营的犹太人数字告诉了他们，但马祖尔认为这些数字过分夸大。例如，希姆莱声称在匈牙利留下了45万犹太人。“但是有谁感谢我呢？”他唉声叹气地说道：“布达佩所的犹太人朝我们的部队开枪。”马祖尔对他说：“假如你在匈牙利留下了45万犹太人，那就是说，这个国家原有的85万犹太人中有40万人已经被流放或杀害。”马祖尔觉得，希姆莱大概把拉封丹寓言中的一段话奉为信条：这只动物太可悲——因为它在受到攻击时，竟然自卫。
希姆莱继续说：“我一直希望集中营能够不经抵抗地获得解放，这正是我所答应的。我甚至交出了贝尔格－贝尔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领导权。相反，请看我得到了什么：贝尔格－贝尔森集中营的一名看守被绳索捆着同已经死亡的囚犯拍了照。现在这些照片在全世界散发。我放弃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而美国坦克却开火射击。医院中弹起火，然后他们拍摄尸体的照片，现在用这些照片到处宣传我们的所谓暴行。去年，我允许2千7百名犹太人前往瑞士，报纸马上借题发挥，对我进行攻击，说我释放这些人是为自己寻找借口。我不需要任何借口。我只做我认为符合人民需要的事，我承担全部责任。我并没有因此而发财致富。”
他的怒火转向报纸。“报纸拼命给我脸上抹黑，过去12年中，报纸没有对任何人采取过这种行动。但我不怕。甚至在德国，大家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写有关我的文章。报纸发表的关于集中营的无稽之谈被人利用来反对我们，这更促使我继续控制集中营。”
马祖尔迅速打断了希姆莱那些自怜自叹的话。他说，报纸上的那些文章不是犹太人写的。他继续解释道，不仅犹太人，而且其他国家也都关心援救幸存的犹太人的工作，这将对盟国起很好的作用。马祖尔本人也是犹太人。他一想到必须同这个使成千成万的人遭受虐待的罪魁祸首进行谈判，就禁不住气得发抖。他的一个姐姐和两个亲人死于集中营，但是他不能因为个人感情而影响拯救成千上万人生命的使命。
马祖尔特别关心离此地不到30公里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囚犯的命运。他想知道确实情况。希姆莱迟疑不定，克尔斯滕建议由他们中间的两个人查阅这个集中营女囚犯的名单。舍伦贝格知道希姆莱不愿意当着马祖尔的面翻阅名单，便把马祖尔请到另一间屋子讨论议事日程规定的其他问题。
他们开始浏览名单时，克尔斯滕强调要坚持3月份达成的协议。希姆莱突然要求克尔斯滕飞往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讨论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的问题。
“你要尽力说服他：人类真正的敌人是苏维埃俄国，只有我们德国人能够同它交战。”希姆莱不等克尔斯滕回答就继续说：“我将把胜利拱手让给西方盟国。只要他们给我留下赶走俄国人的时间。如果他们给我留下武器，我还来得及把俄国人赶走。”
在马祖尔重新走进来时，希姆莱说，他立即释放拉文斯布吕克的1,000名女犹太人，但他明确表示，这些人到达瑞典的消息要严格保密。为此，他建议把她们称作“波兰人”，而不是“犹太人”。马祖尔心想，采取这种预防措施正反映了希姆莱的特点，他不希望再因为犹太人的问题招惹麻烦。
四点三十分，舍伦贝格心里嘀咕着，贝尔纳多特在格布哈特大夫的诊疗所整整等了一夜，大概已经不耐烦了。五点，希姆莱同马祖尔告别，同克尔斯滕一起走出来。
“啊，克尔斯滕先生，我们犯了严重错误，”希姆莱长叹一声，感慨地说：“我们曾经希望德国的强盛和安全，但是我们在身后留下一片废墟，一个破烂不堪的世界。欧洲应该团结在一面旗帜之下，这仍然是千真万确的，否则，一切都将毁灭。我总是希望做得完美无缺，但经常采取违背自己真正信念的行动。克尔斯滕，请相信我，我确实是违心地这样做的，对我来说，这是痛苦的。但是元首命令这样干，戈培尔和鲍曼在一旁给他施加不好的影响。作为一名忠实的士兵，我必须服从，因为没有服从和纪律，任何国家都无法生存。现在，我只有权决定我应该活多久，因为我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历史将对我作出什么评价？决心报仇的小人将篡改伪造历史，我为德国的未来做下的好事都将归功于后人，而其他人所做的许多坏事则将归咎于我。德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女与国家社会主义同归于尽，这才是真正的悲剧。那些活下来的人，那些即将管理德国的人对我们丝毫没有兴趣。同盟国可以任意摆布德国。”
希姆莱疲惫地坐进汽车，抬起手，好象是最后告别。“克尔斯滕，我忠心感谢你这些年来对我的精心治疗。”他眼含热泪。“我最后的时间将用来思念我可怜的家庭。永别了。”
太阳升起时，希姆莱和舍伦贝格来到诊疗所。贝尔纳多特发现，希姆莱精疲力尽，但却非常激动。希姆莱仿佛猜出了他的心思，说最近几天他几乎没合眼。他们坐下来共进早餐。疲劳并没有影响希姆莱的食欲，尽管他不得不用指甲顶住牙齿的颤抖。
希姆莱拒绝满足贝尔纳多特提出的那些并不过份的要求，他不同意把斯堪的维亚的囚犯从丹麦送到瑞典。这真是不可思议。随后，他自己提出把关押在拉文斯布吕克的所有妇女交给红十字会。仅仅几小时前，他还只同意释放1,000人。后来，他走进自己的房间。
中午，希姆莱派人把舍伦贝格叫到床前。希姆莱躺在床上痛苦地看着舍伦贝格说，他觉得身体不舒服。
“我已经无能为力了，”舍伦贝格恼怒地说。他忙碌了几天，安排秘密会谈，可是会谈毫无结果。
下午，在乘车沿着拥挤的公路驶向司令部的途中，希姆莱说，“舍伦贝格，我为即将发生的情况担心。”
“这应该给你增添行动的勇气。”
晚饭后，舍伦贝格批评“卡尔登勃鲁纳坚持不惜一切代价撤走所有集中营囚犯的这种不现实和盲目的态度”。他说，这是犯罪。
“舍伦贝格，你别插手此事，”希姆莱象刚受到责备的孩子似的说道：“因为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格－贝尔森没有撤空，希特勒好几天大发雷霆。”
在所有集中营中，国际红十字会最关心萨赫森豪森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这两座集中营位于朱可夫进攻柏林的必经之路上。红十字会代表菲斯特大夫赶到拉文斯布吕克——位于离地下避弹室29公里的奥拉宁堡郊区——已是4月21日凌晨三点了。一些囚犯已经被带出棚房，冒雨整队，准备出发。东面16公里，朱可夫的大炮令人不安地怒吼着，菲斯特当即要求集中营长官党卫队上校凯因德尔把萨赫森豪森交给红十字会。可是，凯因德尔一口拒绝，借口说他接到希姆莱的命令，在俄国人到达前，除医院之外，集中营人员全部撤退。就在这时，希姆莱在库特哈尔茨瓦尔德向马祖尔保证说，集中营的撤退行动已经全部停止。
大约四万名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疾病缠身的囚犯排成两大行，在看守们的驱赶下，冒着倾盆大雨朝西北方走去。掉队的立即被打死，扔进壕沟。菲斯特大夫尾随这支可怜的队伍。仅走出六公里，已有20人被打死，都是头部挨了一枪。
“当自己的妻子被奸污时，丈夫甚至不反抗，这样的人有什么用！”这是戈培尔在说话。他在庆祝希特勒生日之际发表的那篇充满花言巧语的讲话中曾预言，一个奇特的胜利将从表面的失败中产生出来。他刚刚又向前迈了一步。他难过地向自己的副官们承认，这场战争输定了，这不是由于希特勒，而是因为人民放弃了他。“国家社会主义的所有计划和主张非常崇高，这样的人民接受不了……现在，他们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他而带讥讽的表情，扫了副官们一眼说道：“你们为什么同我一起工作？现在，人家就要切断你们的喉管了！”他大步朝门口走去，又回过身来说：“但是，如果我们辞职，大地将会颤抖！”
他也承认某些文官领导人的失败，然后，他号召文官领导人牺牲个人。“现在，我全家老小都在家里，”他含着眼泪说：“我们留在这里。先生们，我要求你们留在各自岗位上。如有必要，我们将会知道怎样死在这里。”
反复无常的戈培尔在这一天中忽而绝望，忽而愤怒。他听说两位秘书骑白行车逃往农村之后，埋怨他的新闻官说：“我现在问你，怎么能够发生这种事？现在怎么能保证办公室按正常时间上下班？”
西线的所有司令部流传着一些谣言：柏林的领导人完全丧失了信心，最高统帅部正在迁往贝希特斯加登。只有一个人对这些谣传感到欢欣鼓舞，此人就是海因里希，这些消息意味着希特勒也将撤往南方，部队可以有秩序地撤退。
俄国人在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防线上撕开了六个缺口。这是红军自莫斯科大战的艰苦岁月以来一直等待的最后总攻。朱可夫及其参谋人员六天没有合眼，靠白兰地硬撑着。朱可夫打开的两个最深的突破口分别在泽洛和北面40公里的弗里岑。第一路红军越过泽洛，继续西进，逼进柏林。目前这支部队离最后目标——地下避弹室只有36公里。另一路经过弗里岑向更远处推进，现已到达柏林正北。这支部队接近了萨赫森豪森集中营。这一路的目标是迂回包围柏林，然后从背后——柏林西南发动进攻。那时，朱可夫部队将同出乎意料地从南向北推进的科涅夫部队会师，全部完成对柏林的包围。
海因里希告诉克莱勃斯，他愿意在城外保卫柏林。他命令雷曼将军阻截突破泽洛的俄国人。雷曼运用法国马恩出租汽车的经验，命令80个营的人民冲锋队搭乘出租汽车、地铁和火车全速开赴东线。四月二十一日午前，海因里希再次打电话问雷曼，多少营进入了新的阵地。
“13个营，”雷曼答道：“但大部分人赤手空拳。有武器的人也只有五发子弹。此外，许多人军服不整。”
中午，突破泽洛的俄国人离柏林已经很近，开始用重炮轰击柏林外围。当地下避弹室内隐约听到了微弱的炮声时，克莱勃斯和约德尔正在汇报海因里希的情况。“布赛和曼特菲尔守住了阵地，”他们说：“但是朱可夫在他们的阵地和弗里岑之间打开了缺口。俄国部队已经抵进奥拉宁堡，可能包围曼特菲尔集团军。为了反击这支部队，海因里希将一支小预备队——党卫队将军弗莱克斯?斯坦纳指挥的一支坦克部队——部署在柏林以北50公里一线。”
希特勒精神大振，灰心丧气的情绪一扫而光。对他来说，斯坦纳如同斯科尔兹内和鲁德尔一样，是个神奇的人。今年一月，他从波美拉尼湾发起的拼死进攻减慢了朱可夫的前进速度。希特勒聚精会神地察看地图。最后，他抬起头，两眼放光。“反攻，”他兴奋地说：“斯坦纳向东南方向进攻，切断朱可夫的先头部队。打一个漂亮仗，就叫以解救柏林，保护曼特菲尔免遭包围。”
“让手下士兵后退的任何军官必须在五小时内枪决！”希特勒说道。
没人反对，命令立即下达给海因里希。海因里希违心地向斯坦纳转这了希特勒的命令。
在斯坦纳最近几个月接受的所有不可能执行的命令中，这个命令是最荒唐的。他的装甲部队名存实亡。他总共有1万人，都是从什切青和但泽乘船撤出来的。他要用这些精疲力尽的人和少得可怜的坦克进攻至少拥有10万人的强大装甲部队。
下午，海因里希获悉，科涅夫正迅速向柏林挺进。十八点四十五分，他打电话告诉克莱勃斯，布赛的第九集团军必顶在夜里撤出战斗，否则将陷入重围。面对柏林方面的沉默，他接着说：“我是出于良心，为士兵着想。”
“元首对自己下达的命令承担全部责任。”克莱勃斯冷冷地说。
“问题不在这里，我要对我的士兵负责。”
晚上，克莱勃斯打电话给海因里希，激动地告诉他，舒埃纳尔顶住了科涅夫向柏林的挺进。“敌人同后续部队失去了联系，”他说：“元首请你注意：他不改变让第九集团军坚守阵地的决定。他认为，只有第九集团军原地不动，舒埃纳尔才能重新发起进攻。”
“舒埃纳尔什么时候进攻？”
“两、三天后。”
海因里希断定，到那时，布赛早就被包围了。“这太迟了！”他冷淡地说，随后挂上了电话。
他说得对。舒埃纳尔的进攻仅仅暂时拖延了科涅夫的攻势，随后，科涅夫则更加迅猛地向柏林扑去。
“元首歇斯底里大发作”
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最后一百天》] 1965
斯大林虽然向哈里曼保证，苏联的主攻方向是德累斯顿，但是到四月二十二日，他的意图完全暴露无遗了，即使最天真的人也看得一清二楚。科涅夫的一支部队确实在向德累斯顿前进，然而，另一支更强大的部队正朝西北方向进攻，在舒埃纳尔和海因里希中间打开了缺口。拂晓，这支部队到达了地下避弹室以南60公里的卢肯瓦尔德。早晨六点，一辆俄国的装甲小汽车沿大道风驰电掣般开进了卢肯瓦尔德附近的ⅡA战俘集中营，17,000名盟国战俘光着膀子涌出棚房，拼命鼓掌。小车停下后，驾驶员打开顶盖爬出车外。俄国战俘一拥而上，将他举起，抛向空中。
四小时之后，几辆俄国坦克开到战俘营门口。一位身材高大的步兵战士站在第一辆坦克上，拉着手风琴放声高唱。在一辆半履带装甲车上，一位战士弹着巴拉莱卡琴，好象奏着音乐奔赴战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俄国人快活地跳到地上同战俘们握手，拿出葡萄酒、伏特加和啤酒，不停地为三大国、艾森豪威尔、科涅夫，飞行堡垒、斯托摩维克攻击机和斯蒂倍克汽车干杯。
红军坦克车队渐渐远去的时候，一辆坦克开到围墙前面对准铁丝网冲了过去，把铁丝网拔了起来。“你们现在自由了！”指挥员用德语叫道。
在卢肯瓦尔德南面，科涅夫向德累斯顿方向发动的攻势遭遇到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希特勒把他的主要防御力量部署在那里，他错误地认为，那里是斯大林的主要目标。有几处，俄国人根本无法顶住舒埃纳尔的反扑。在一条长达两公里的地段上，有一支由18名预备役军官组成的奇特队伍，其中一人名叫米哈伊尔?科里亚科夫。他原是空军的记者，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被调到步兵部队。科里亚科夫上尉现在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通讯员。
四月二十二日拂晓，科里亚科夫把枪靠在排指挥所小屋的墙上，掏出珐琅质的圣母像，跪在地上开始祷告。然后，他给卧在散兵坑里的同志们送饭。散兵坑挖在长满绿色禾苗的麦地里。前面几百米处有一片树林，一条公路从树林中间穿过。这是一个静谧的地方。突然，公路上出现了一伙人影。
“去看看是什么人！”指挥员大声命令。
科里亚科夫走向前去，看见了长长的难民队伍。难民们推着装满行李的儿童车，一些人骑着自行车，另一些人跟在装得满满当当的马车后面慢慢走着。忽然，一排子弹嗖地钻进科里亚科夫脚边的土地。他听见从树林里传来的德国自动武器短促清脆的射击声。马匹惊奔而走，好几辆马车被掀翻，孩子们跌倒在地。紧接着，炮弹落地爆炸，科里亚科夫赶紧卧倒，动弹不得。每当他试图匍匐撤退，树林里就射出一排子弹封锁他。他趴在地上大声祷告：“我们束手无策了，噢，圣母！只有你能救我们……”
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他的领子，把他提了起来，一名高大的德国兵看着他，举起枪托。“波兰人？”他吼道。
科里亚科夫试图向他解释，他是俄国军队的上尉。德国兵放下枪，把他推向另一个士兵——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德国人在指挥部审问科里亚科夫是否虐待过德国妇女。
他摇摇头。
“好，好！”一名上尉奚落地说。他扬手给了科里亚科夫一记耳光，科里亚科夫的眼镜被打落在地。德国上尉用德语大喊大叫。科里亚科夫只听懂一个词：“枪毙！”
四个肥胖的德国女人朝他们挤过来，歇斯底里地喊叫着。德国上尉困惑不解。为首的女人边擦眼泪，边向科里亚科夫微笑。她在险些被奸污时，科里亚科夫曾经救过她。她的三个女儿紧紧围在他身边，流着眼泪向他点头微笑。
一位中年的德国上校在一旁看着，一言不发。最后，他拾起科里亚科夫的眼镜，一声不响地递给这个俄国人。
这天早晨，地下避弹室里的人都在议论斯坦纳。他是否已从北面发动了解救柏林的进攻？如果已经开始进攻，现在打到哪里了？希特勒三番五次地向克莱勃斯提出这个问题。克莱勃斯每次的回答都是：一无所知。
十一点，克莱勃斯接到海因里希打来的电话。他还没来得及问话，海因里希将军就说：“今天是希特勒离开柏林的最后机会。我没有足够的兵力救他！”
“斯坦纳呢？”
海因里希忍住了笑，他彬彬有礼地说，除非疯子才会把最后一线微小的希望寄托在斯坦纳身上。克莱勃斯说，海因里希有责任阻止柏林被围。置希特勒于不顾是可耻的！
这番话激怒了海因里希：“你说我应该阻止元首不体面地落入圈套。然而，你不顾我的意愿，不听我的奉劝，不考虑我已把指挥权交你支配这一事实，仍然不允许我把部队从前线撤下来保卫元首。”
克莱勃斯还没来得及反驳，对方已把电话挂上了。他再次接通电话后，对海因里希说：
“元首不同意这样调动部队，因为这可能会把德国切成南北两部分。”
“事实已经如此，”海因里希说道。他要求克莱勃斯再次请示元首并在十三点给他答复。
十五点，克莱勃斯终于通知他，布赛可以撤出一部分部队。
海因里希立即给布赛打电话，布赛并不感到特别高兴。
“这不是上策。”他说：“要么，我和我的所有部队一起撤，要么我就留在此地。”
“那好！撤退。”海因里希当机立断。
他故意结布赛下达一个不明确的命令，让布赛理解成允许他撤出全军人马。
但是，布赛不能让海因里希承担这种责任。“我有元首的命令。他命令我原地不动，”他斩钉截铁地说道。这只不过是借口。假如他现在撤退，已经陷入重围的比勒的部队将在法兰克福要塞全军覆没。二十四小时以来，他们企图在俄国防线上夺路突围，但是没有成功。只有等比勒同第九集团军残部会合之后，布赛才能撤退。
戈培尔博士似乎已把昨天埋怨德国人民的长篇大论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应该承认柏林人的勇敢和才智，”他一边看着窗外在柏林上空盘旋的盟国飞机，一边对他的新闻官说：“他们甚至不躲进防空洞，而是抬头看着将要发生什么情况。”
街道交通阻塞，到处是破砖碎瓦和抛锚的汽车。戈培尔不得不取消了每日记者招待会，开始录制告人民书。但是他还没有结束录音讲话，俄国的炮弹已经在屋子附近爆炸了，一颗炮弹紧挨着屋子爆炸，窗上的玻璃被震得粉碎。戈培尔镇静地停了一会，然后继续录音。讲话结束后，他转身问录音技师，电台播放这篇讲话时，人们是否会听到刚才的爆炸声。“你不觉得这是很好的音响效果吗？”
午餐时，戈培尔神情傲慢，甚至很愉快。他说丘吉尔是“小人物”，艾登是“摆阔气的穷酸”。然而，当他的老朋友温克尔医生打电话来找他时，他首先庄重地感谢温克尔过去为他所做的一切，然后低沉地说，“我们永别了。”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希特勒越来越烦躁易怒。他无法了解斯坦纳的进展情况。每当克莱勃斯向他报告：尚未得到准确报告时，他都抑止不住地发作一通。（斯坦纳指挥的那支可怜的装甲部队仅能向西南前进了13公里，现在被彻底挡住了。）
今天下午出席元首会议的与会者中有几位新人。埃卫希?福斯海军少将代表邓尼茨。邓尼茨正在德国北方建立另外一个司令部。同希特勒的一位女秘书结婚的埃卡德?古里斯蒂安将军代表空军。他代替已将司令部迁至柏林西北的科勒尔。出席会议的还有鲍曼、凯特尔、约德尔、克莱勃斯以及他从古德里安那里带来的副官弗赖伊塔格?冯?洛林霍芬少校和其他副官们、秘书们。
克莱勃斯照例要装出一副乐观的样子，约德尔却向希特勒报告了真实情况：柏林三面被围。朱可夫的一支部队已到达城东。另一支部队由北向波茨坦逼进，预计一周后将同来自南方的科涅夫部队会师。
约德尔的话使希特勒感到震惊。他再次问道，斯坦纳向前推进了多少公里？克莱勃斯只得说实话，斯坦纳的部队仍然存在，但仅此而已。
希特勒摇摇头，呼吸急促起来，用紧张嘶哑的声音命令，除了几位将军和鲍曼之外，其他人都出去。大家急忙走出会议室，一声不响地站在候见室里，心里非常害怕。
门一关上，希特勒就暴跳起来，左臂迟钝地垂着。他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用力地挥动右臂大骂他身边的人都是叛徒、骗子。他大声说，他们太渺小，太可怜了，不能理解他的伟大的抱负。他们腐化、怯懦，害了他，今天人家都抛弃了他。
会议室里的人从未见过他如此失常。他用手指点着将军们，指责他们以及其他军人把战争打输了。在场的人中间，只有鲍曼表示反对，军官们听了不禁大吃一惊。可是，鲍曼说的话无疑是为了安慰希特勒，并不是为军人辩解。
希特勒念叨了几声斯坦纳，突然跃坐在扶手椅里，苦恼地说：“打败了！”尔后，他用颤抖的声音说，第三帝国以失败而告终，他本人只有一死了。他脸色苍白，身子猛地抽搐了一下，仿佛是痛不欲生。
忽然，他平静下来，微张着嘴，慢慢地直起身子，用他那双死眼盯着前面。这比他狂怒的时候更使人胆战心惊。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谁也不知道这样挨过了多长时间。最后，元首脸上慢慢泛起了血色。他神经质地痉挛了一下。鲍曼、凯特尔和布格道夫恳求他保持信心。假如他丧失信心，那真的一切都会完了。他们劝他立即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他慢慢地摇摇头，有气无力地说，他决不离开地下避弹室，他们要是愿意走，可以走，而他要在首都等死。他要见戈培尔。
隔壁房间的人听得一清二楚。菲格莱因急忙抓起电话，向希姆莱报告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希姆莱十分震惊，赶忙给希特勒打电话，恳求他不要丧失信心。他答应立刻派党卫队去。
“柏林的人都疯了，”希姆莱对党卫队中央办公室主任戈特劳布?贝格尔中将说道。贝格尔头脑简单，从未怀疑过国家社会主义的光辉前途。他认为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你应该立即到柏林去，帝国元首先生，当然，必须带上你的警卫营。元首打算留在帝国总理府内，你不应该把一个营的人留在这里。”希姆莱毫无反应，贝格尔厌烦地说：“那么，我去柏林，你也应该去，这是你的责任。”
希姆莱没有动。他再次打电话，恳求希特勒离开柏林。希特勒还是不答应。菲格莱因拿起电话，劝他的上司亲自来劝说。他们一直争论着，希姆莱最后答应在瑙恩会见菲格莱因。这个城市距离地下避弹室40公里，位于柏林最后的一条退路上。
希姆莱同格布哈特一起等候菲格莱因。格拉维茨教授自杀之后，希姆莱刚刚任命格布哈特为德国红十字会主席。两小时后，格布哈特说他想单独去找希特勒，请求元首批准他担任这个新职务。
希姆莱欣然同意，如释重负，因为他不必再等菲格莱因，可以返回他的司令部了。希姆莱要格布哈特放心，元首肯定会同意这项任命的，并嘱咐他告诉希特勒，帝国元首的警卫营誓死保卫地下避弹室。说完，他转身向北走去，消失在夜色之中。
戈培尔得到元首精神已垮的消息时，还在自己家里。有人告诉他，希特勒要立刻见他。这个不幸的消息对他刺激很大。他刚准备出门，又接到通知说希特勒还希望会见玛格达和孩子们。大约十七点，弗劳?戈培尔镇静地吩咐保姆给孩子们换衣服去见元首。孩子们非常高兴，一个劲地问，阿道夫权叔会给他们巧克力和糕点吗？他们的母亲心里明白，他们可能是去死。她强颜欢笑，告诉孩子们：“你们每人可以带一件玩具，只准带一件。”
戈培尔全家分乘两辆汽车朝地下避弹室驶去。泽姆勒目送他们远去，他注意到他的上司镇静而又庄重，但玛格达和孩子们却哭了。
戈培尔全家被安顿在临近希特勒的房间的四间小屋里。一切安排就绪后，戈培尔和妻子去看望元首。戈培尔说，他也想留在地下避弹室自杀。玛格这说，她也这样做，谁都不能阻拦她，甚至希特勒也不行。她坚持让六个孩子同他们一起死。
凯特尔终于把其他人打发出会议室，以便同希特勒单独谈谈。他想说服希特勒连夜奔往贝希特斯加登，开始谈判投降事宜。希特勒曾经多次听到这类劝告，因此，不等元帅说完，希特勒就打断了他的话：“我完全知道你要说的话：必须立刻作出决定！”希特勒提高了声音：“我已经作出了决定。我决不离开柏林。我将守卫这座城市，直到最后一刻！”
凯特尔说，这纯粹是“荒唐的念头”。他终于提出请元首立即乘飞机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他说，这样，元首可以继续领导帝国和武装部队，但在柏林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柏林同外界的通讯联系随时可能被切断。
“没有人阻拦你立即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反驳道：“我命令你赶快走。但是我将留在柏林。一小时前，我在电台宣布了这个决定。我决不食言。”
凯特尔焦虑地说，如果希特勒不走，他也不走。就在这时，约德尔走进了会议室。
希特勒又叫来鲍曼，命令他们三人坐飞机到贝希特斯加登去，凯特尔作为元首的私人代表同戈林一起担负起指挥的责任。
“七年来，我从来违抗你的命令，”凯特尔随声附和着：“但是，这个命令，我拒绝执行。”他提醒元首说：“你仍然是武装部队最高司令。你领导我们，指引我们这么长时间了，现在，你不要你的参谋部了，并且希望参谋部能指挥战斗，这是不可思议的。”
“总而言之，一切都完了，我无能为力。”希特勒反驳道。他还说，今后的事留给戈林处理。
“没有一个士兵会为帝国元帅而战，”一位将军说。
“你所说的‘战斗’是什么意思？可以说，今后再也没有战斗了，如果我们终于要进行谈判的话，帝国元帅会比我更管用。至于我，要么就投入柏林战役并打赢柏林战役，要么就死在柏林。我不能落在敌人手中。我将在最后一刻自杀。这就是我最后的、不能改变的决定。”
将军们发誓，情况没有糟糕到这种地步。舒埃纳尔仍然很有力量，温克的第12集团军可以运动过来解救柏林。几天后，斯坦纳将得到足够的补充，可以在北面同时发动进攻。
希特勒的眼睛马上开始闪光了，他令人难以置信地又有了希望，并开始作决定了。他提出许多问题。过了一会，他详细地提出于拯救柏林的方法。
凯特尔说，他马上亲自去向温克下达命令。希特勒完全恢复了常态，要求凯特尔留下，先喝一碗豆泥汤。他命令凯特尔和约德尔在柏林西面波茨坦附近设立最高统帅部。万一柏林被围，他们可以安全撤到邓尼茨那去。克莱勃斯留下，担任元首的军事顾问。
凯特尔和约德尔拿着一篮子三明治、白兰地和巧克力——元首亲自下令这样作——乘坐一辆参谋部的汽车，离开了帝国总理府的废墟。天黑了，凯特尔悲伤地说：“我能够告诉温克的一切，就是关系着元首命运的柏林战役已经开始。”
午夜时分，凯特尔在地下避弹室西南100公里的一个孤立的森林窝棚中，非常意外地找到了温克的司令部。凯特尔命令他向后转，向东北方向进攻，突破科涅夫的头几道包围圈。同时，布赛向西北方向进攻，他们一起解除柏林之围。温克说，这根本不可能：布赛陷入重围，眼看就要弹尽粮绝了。
凯特尔搬出一大堆论据。他说，柏林战役已经开始，这次战役的胜败决定着希特勒和德国的命运。第12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必须援救希特勒。他说，元首的生命完全取决于温克。他透露了一个甚至没有告诉过约德尔的想法：他决心把元首从地下避弹室弄出来，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
温克连声反对。他说，解救柏林的计划是空想，因为计划中要使用的师已经不复存在。凯特尔却一个劲地劝说。最后，这位年轻的将军只得答应尽力而为。他目送凯特尔的汽车远去的时候，心中惦念着养育他长大成人的柏林，为城里的妇女和孩子们的命运担忧着。
几天来，弗赖伊塔格?冯?洛林霍芬少校一直要求克莱勃斯设法使大家不要死在地下避弹室里。可是，他的长官却劝他听天由命。也许，克莱勃斯不愿离开，也许是不能离开。他告诉年轻的男爵，他对自己担任元首最后一名军事顾问一事丝毫不感到骄傲。“但是现在，我无法改变这种状况。元首命令我留下。你同我一起留下。”
四月二十三日午夜过后不久，克莱勃斯终于使希特勒作出了让步，或者是克莱勃斯认为是让步的决定：布赛可以撤退。克莱勃斯立刻打电话向海因里希报告这个好消息。当然，撤退的唯一目的是让布赛同温克一起进攻，解救柏林。
但是，布赛仍然拒绝撤出战斗，然而，这次他向海因里希报告了拒绝撤退的真实原因。他说：“在所有部队撤出法兰克福之前，我不能撤退，我要一直等到比勒同我们会合。”
这个决定激怒了海因里希。但是他理解布赛的心情，于是，挂上了电话。
在希特勒歇斯底里大发作几小时之后，克里斯蒂安将军来到柏林城郊科勒尔的司令部。“元首泄气了！”他讲述了刚才发生的可怕事情。
科勒尔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给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戈林通电话，因为帝国元帅是希特勒的合法继承人。“我们常常请示的那个人不愿意离开他所在的地方，”科勒尔对戈林的副手贝尔恩德?冯?布劳希奇上校说：“但我必须从这里出去。”
布劳希奇明白，科勒尔指的是希特勒。他说：“帝国元帅希望你立即到这来。”
挂上电话后，科勒尔转身问克里斯蒂安：
“最高统帅部在干什么？”
“最高统帅部离开了柏林，今晚在坎普林茨（柏林和波茨坦之间的一个坦克训练营）集结。最高统帅部决定将西线部队投入东线，继续进行战争。”
科勒尔要地下避弹室的电话。
“发生了什么事？”他问希特勒的副手、空军上校冯?贝罗：“克里斯蒂安告诉我一些事……我感到吃惊。这一切是真的吗？”
“对，是真的。”
科勒尔问，他是否应该加强北线的防御。
“是的。”
但是科勒尔要的是另一种答复。
“这毫无用处，”他恼怒地说，“现在是千钧一发。”
他说，他必须去南方，亲自向帝国元帅全面汇报。
“去吧。”对方答道。
“他（希特勒）不可能改变决定吗？”
贝罗的答复是：不可能。
科勒尔急忙驱车火速赶到最高统帅部的新驻地，要求约德尔证实克里斯蒂安叙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
“克里斯蒂安讲的都是真的。”约德尔镇静地回答。
科勒尔问，元首真会自杀吗？
“在这个问题上，元首不会出尔反尔。”
“莱比锡市长全家自杀后，元首说过：‘这是逃避责任的一种愚蠢和怯懦的办法。’而现在，他也要干同样的事！”
“你说得对。”
“你怎么办？对我有什么吩咐？”
“没有。”约德尔说。
科勒尔说，他立刻出发，去向戈林汇报。有人告诉他，元首曾说：“如果谈判，帝国元帅比我管用。”“这种消息绝不能通过电报说明，唯一的办法是我亲自去。”
“你说得对，”约德尔简练地答道：“没有其他办法。”
四月二十三日拂晓前，科勒尔及其参谋部全体人员分乘15架容克－52式飞机，飞向慕尼黑。
在俯临贝希特斯加登的上萨尔斯堡别墅里，戈林已经从另外一条渠道，得到了许多有关消息。那天上午，他告诉他的看门仆人约瑟夫?齐希斯基——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鲍曼发来一封密电，说元首歇斯底里大发作，要戈林行使指挥权。戈林半信半疑。他该怎么办呢？立刻行动，还是等待？
直到中午，科勒尔才到达上萨尔斯堡。他走进戈林那所舒适但并不显眼的别墅，激动地向帝国元帅和纳粹党官员菲利普?布勒述说希特勒发作的消息。戈林当然心中有数，所以不太激动。这倒使科勒尔感到意外。戈林问，希特勒还活着吗？他是否指定鲍曼为继承人？科勒尔答道，他离开柏林时，希特勒还健在，柏林还有一条，甚至两条通道。这座城市大概可以坚守一周。“不管怎样，”他最后说：“你现在应该采取行动，帝国元帅先生！”
布勒表示同意，可是戈林仍然犹豫不决。希特勒怎么没有任命鲍曼为继承人？他还在寻思。他的死对头鲍曼打来过一封密电，那可能是引他上钩，诱骗他非法接管政权。“如果我照办，他会说我是叛徒。如果我不行动，他可以指控我在最严重的时刻溜之大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