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希特勒把汉娜叫到身边。“汉娜，”他无力地说：“你和他们一样，将同我一起死。我们每人都有这样一小瓶毒药。”他把两个胶囊递给她，一个给她自己，另一个是给格赖姆的。“我不希望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落在俄国人手中，也不希望他们找到我们的尸体。每个人必须毁掉自己的身体，以免被人认出来。我和爱娃的尸体将被焚毁。你选择适合你的方法。”
汉娜悲痛欲绝，眼泪夺眶而出：“你自己快逃吧，我的元首。这是每个德国人的愿望。”
希特勒摇摇头：“作为战士，我应该服从我自己的命令，誓死保卫柏林。”他背着手，在小屋里慢慢走来走去。“我原以为如果我决定留下，德国所有士兵都会以我为榜样，前来解救柏林。”他转过身看着汉娜，突然变得非常乐观：“但是，我亲爱的汉娜，我并没有绝望！温克将军的部队正从南面向我们靠拢。他应该击退，必将击退俄国人，赢得足够的时间拯救我国人民。那时候，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抵抗！”
第二天，四月二十七日黎明，柏林完全陷入了包围。最后两个机场——加多和滕泊尔霍夫落入了俄国人手中。可是，地下避弹室里却洋溢着乐观的气氛，因为他们刚接到温克的一份电报，说他的第20师已经到达费尔希，离波茨坦只有几公里了。
戈培尔办公室立刻在广插电台宣布，温克已经到达波茨坦市区，即将到达柏林。如果温克能够来柏林，布赛为什么不能来呢？
“形势终于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化了，”柏林人听到了电台的广播：“美国人正向柏林进军。战争的伟大转折即将到来。柏林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到温克将军到达！”电台广播的当天战报还补充了其他细节：
军队最高司令部宣布：“英勇的柏林战役再一次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示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争取生存的斗争。正当首都以史无前例的顽强精神自卫之时，防守易北河的我军士兵已经调头北上，接应柏林守卫者。这些来自西部的部队在宽广的战线上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他们击退了敌人，现已抵达费尔希。
温克难以相信，电台竟然如此详细地广播了他的确切位置。“明天，我们将无法前进一步！”他对他的参谋长说：“俄国人肯定收听到了广播，他们将把所有力量集中在费尔希。”他说，这简直是告密。
中午的会议结束之后，希特勒在一位眼睛发黑的少年的军服上别上了一枚铁十字勋章，奖励他击毁了一辆俄国坦克。这位少年默默地转身走出会议室。他刚来到走廊上就倒在地上睡着了。克莱勃斯的两位副官——弗赖伊塔格?冯?洛林霍芬和博尔特——被这种情景深深打动了。他们抱怨这种局面无法忍受。鲍曼来到他们身后，伸出双臂亲切地搂住他们的肩膀，对他们说，还有一线希望：温克正在途中，马上就能解救柏林。“在最困难的时刻，你们留在此地，并且仍然信任我们的元首，”他虚情假意地说：“这次战役胜利结束之后，你们将在帝国担负重要职务，将得到大片的庄园。这是对你们的忠诚的奖励。”两位副官瞠目结舌，满腹狐疑地看着他。他们“从未听见过这样的话”。洛林霍芬和博尔特是职业军人。鲍曼及其手下人总是以极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
汉娜?莱契几乎在戈培尔的屋里度过了一整天。戈培尔似乎无法忘却戈林叛变一事。“这个混蛋一贯自认为是元首唯一最优秀的卫士，可是今天却没有勇气留在元首身边。”他挥着手，在屋里来回走动。他说戈林是无能之辈：“他的愚蠢断送了祖国，但现在他却企图领导全国。仅此一点就充分证明他从来不是我们的人。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是个懦夫、叛徒。”
他宣布，目前在地下避弹室内的人正在谱写德国的历史，将为帝国的光荣而献身，并将名垂千古。
汉娜觉得戈培尔有些逢场作戏了，但她对戈培尔夫人十分钦佩。当着六个孩子的面，戈培尔夫人总是笑容满面。当她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时，就离开屋子。“我亲爱的汉娜，”她说道：“你应该帮助我让孩子们离开世界。他们属于第三帝国和元首，如果帝国和元首不复存在，他们活着就没有意义了。但是你应该帮助我，我最担心的是在最后时刻表现软弱。”
汉娜给孩子们讲她试航的故事，教他们唱歌。孩子们马上再唱给“元首叔叔”听。“元首叔叔”向他们保证，俄国人即将被击退，他们可以重新在花园里玩耍。
汉娜也经常去看爱娃?布劳恩。她发现爱娃是个轻浮的女人，整天只知道梳洗打扮。“可怜，可怜的阿道夫，”爱娃不住地唠叨：“被大家抛弃了，众叛亲离了。哪怕死1万人，也不能让德国失去他！”
丘吉尔和杜鲁门的电话会谈虽然极端秘密，但还是泄露了出去。美国报纸报道：“一些纳粹高级领导人不经希特勒同意，在最高统帅部的支持下建议在西线投降。”报纸既没有提希姆莱的名字，也没有透露消息来源。
晚上，魏德林向希特勒报告，柏林完全被包围了，防御圈迅速缩小着。空运马上就要中断。他谈到平民和伤员的惨状。但是克莱勃斯打断了他的话，开始他自己的报告。戈培尔的助手瑙曼博士被叫出去接电话，有人向他报告了关于所谓西线投降建议的消息。他放下听筒，走回会议室，对希特勒耳语了几句。希特勒小声急促地同戈培尔交谈了几句。
魏德林被叫出去在候见厅等候，他看见鲍曼、布格道夫、阿克斯曼、赫维尔、希特勒的副官和两位女秘书都在那里。两位女秘书在聊天。魏德林开始向这些人透露克莱勃斯和希特勒不愿意听的情况。他说，他们唯一的希望是离开柏林，否则就太晚了。突围只有在外围部队同时发起进攻接应他们，才有可能成功。现在温克已经到达波茨坦附近，所以，他们必须在48小时内突围。大家都赞成他的意见，甚至鲍曼也同意。
这给魏德林增添了勇气。他后来离开会议室时，向克莱勃斯提出了这个建议。克莱勃斯仔细听完后说道，明天晚上，他向元首详细汇报这个逃跑计划。
在90公里之外，温克的集团军部里，一名发报员给魏德林发出一份电报：
第12集团军的反攻在波茨坦以南受阻。部队已转入激烈的防御战。建议你们突围。
温克
发报员等着对方发出“收到”的信号，但是对方毫无反应。
在德国的北部邓尼茨的司令部里，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正在他的日记本上写一篇冗长的文章，他的私人日记本实际上已经成了一部国家社会主义历史。他的观点显然代表他个人，但也反映了许多德国人的看法。这些德国人还在绝望地为一场已经输定了的战争寻找理由。克罗西克写道：
象戈林这样一个有能力、权威和威望的人，没有在战争中发挥自己的全部优点，而是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浪费精力，整天忙于打猎，收藏艺术品，这真是耻辱……整个战争期间，他躺在空军在战争头几年为他创建的功勋之上。没有及时提供战斗机，致使帝国遭到可怕空袭的罪魁就是他。他对一切警告和规劝置若罔闻。戈林应该对降临在德国人民头上的灾难负责，因为由于空军的软弱，我们才在军事上失败了。政治方面的责任应该由里宾特洛甫承担。由于他傲慢无礼，德国遭到中立强国的反对……
其他罪人是埃里希?科赫之流。他在东方推行的罪恶的欺骗政策使我们成了压迫者，而不是解放者，致使乌克兰人和俄国其他地区的人拒绝同我们合作，甚至拒绝同我们并肩战斗。不仅如此，他们还参加游击队，同我们进行殊死战斗。最后还有鲍曼之流，我认为他是给元首士坏主意的人，是他的纳粹——心腹谋士……鲍曼使党凌驾于一切之上。党甚至有权组织人民冲锋队，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后果。这批党内的庸才，勾心斗角，利欲熏心。党员之间毫无道理的政治分歧无休止地扩大……致使大批勇敢忠诚的德国人热烈地欢迎西方强国的侵略军，视侵略军为解放者。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摆脱了可怕的轰炸，而是目为摆脱了现政权领导人制造的恐怖……
国家社会主义的诞生地慕尼黑仍然是南方堡垒中最重要的城市。四月二十七日傍晚时分，这座城市面临着两个危险：一个来自城外，一个来自城内，派契将军指挥的美国第七集团军迅速逼近慕尼黑。在市内的第七国土军司令部内，一伙德国军人准备从纳粹手中夺取慕尼黑，交给盟军。他们的首领是翻译连连长鲁普雷希特?格恩格罗斯上尉。一九四一年艰苦的冬季，他在俄国第二次负伤后回国。后来，他成了慕尼黑地区280名翻译的指挥官。此后，他十分谨慎地组织了一个抵抗小组。
格恩格罗斯是个高大魁梧的年轻人。他博学多才，待人和蔼，完全不象一个革命者。他出生在中国上海，十一岁时随全家迁到慕尼黑。他在慕尼黑大学攻读法律，然后进入伦敦政治学院，专听哈罗德?J?拉斯基教授讲课，1939年获得博士学位。
格恩格罗斯以280名翻译为自己的秘密组织（一九四四年底，他给这个组织取名为“巴伐利亚解放行动”）的核心，并且继续在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中发展成员。他定期在家中召开会议。通过两位合作者莱奥?霍伊温和奥托?海因茨?莱林——同他一样，他们也曾在俄国负伤——的帮助，格恩格罗斯同慕尼黑一些与他的组织相似的秘密集团挂上了钩。这些集团的成员是律师、教师、法官、市政府官员、医生和牙医。
除了自己的翻译队外，格恩格罗斯还掌握着几支小部队，以及阿格法、施滕因海尔和库斯特尔曼工厂的工人。但是，他知道夺取城市是非常困难的。他必须同时逮捕慕尼黑区长、凯塞林的参谋长和巴伐利亚的帝国行政长官弗朗茨?里特尔?冯?埃普将军，然后占领电台和报社。
这是一个复杂的计划，但是格恩格罗斯坚信，如果他的得到派契将军的有效配合，他一定成功。他已经派出两名密使前去通知派契，暴动马上开始，请他停止对慕尼黑的空袭，以使暴动的最后准备工作顺利完成。空袭真的停止了，格恩格罗斯断定：派契已经收到他的计划，一俟“巴伐利亚解放行动”夺取了城市并且宣布该市为不设防城市之后，派契立刻进入慕尼黑。
四月二十七日晚上，格恩格罗斯坐在兵营内一间空气混浊的潮湿房间里沉思着，一位职员正在用打中机誊写最后的命令。外围地区已经接到通知，“追捕歹徒”的军事行动将在第二天凌晨两点开始。
几个月来，格恩格罗斯一家提心吊胆，生怕走露了风声。现在，他的怀孕的妻子带着孩子躲进了一所山间别墅。格恩格罗斯本人也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他在床下放了一根绳子，一旦有情况，他可以跳出窗外，顺绳而下，几秒钟内，便可驾着停在下面的汽车脱身。霍伊温几次想吓唬他一下，看看这个大个子怎样从绳子上滑下来。
晚上七点，翻译连集合了。军士长在格恩格罗斯的房间里看着窗外的队伍，微笑着说：“为了保卫慕尼黑，连队准备完毕，我的上尉。”
格恩格罗斯走出屋子，检阅了队伍。“时机到了，”他说道：“我们将解放自己。我们将结束毫无意义的战斗，从而结束毁灭我们国家的行动。”他说，他将谅解拒绝参加这次行动的人。“但是跟着我的人必须干到底。我正式宣布你们可以不再履行效忠希特勒的誓言！”
大家都愿意参加行动。甚至连队的几名纳粹分子也自愿参加，格恩格罗斯曾命人把他们拖住，以免引起外人的怀疑。每个人都领到一根白布条。凌晨两点，大家将把白布条缠在左臂上。
全市参加暴动的部队开始进入阵地。贝茨中尉带领61营的一个排负责逮捕威斯特法尔将军；19营的普茨中尉率领他的排前往最重要的官方大楼，去抓保罗?吉斯勒区长。其他部队有的负责占领两家报社——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机关刊物《最新消息报》和《人民观察家》——，有的负责抢占北郊的慕尼黑电台和慕尼黑东北35公里的埃尔丁电台。
霍伊温带着20来人分乘小汽车和一辆旧卡车赶奔施塔恩贝格湖。他们的任务是占领肯普芬豪森最高司令部通讯中心。年夜前，他们到达了士兵营房附近的停车场。霍伊温三步并做两步走进通讯大楼，说是要找人。他跑遍了每层楼，查看有多少人。大楼几乎是空的。他回到汽车旁，等待凌晨两点。
半夜刚过，格恩格罗斯和莱林驾着一辆从一位纳粹重要官员那里偷来的梅塞德斯牌汽车向冯?埃普将军的住宅驶去。他们身后的卡车上裁着一个排。住宅的门岗把他们拦住了。格恩格罗斯告诉值勤中士，他要见埃普的副官卡拉肖拉少校。此人也参加了暴动。格恩格罗斯掏出刀子，割断了连接电路总开关的电线。
卫兵们吓懵了，根本没有抵抗。其中一些人表示愿意参加暴动。卡拉肖拉神色慌张地走出来。“我的上帝，你真的干了？”
格恩格罗斯同莱林走进住宅。埃普正在同重要的文官举行会议。卡拉肖拉把这位一副贵族气派的老将军带到走廊上。1919年，埃普曾协助推翻了慕尼黑短暂的共产党政权，现在仍是深孚众望的要人。
“你被‘巴伐利亚解放行动’逮捕了。”格恩格罗斯说。
埃普毫无惧色，摆出一副高傲的神态。
“你听着，”格恩格罗斯不耐烦地说：“你可以为巴伐利亚人民做点好事，洗去你的褐色（纳粹）历史。我们要你签署一份南巴伐利亚投降的声明。”
埃普转过脸对他的副官说：
“我怎么能向一名上尉投降？”
格恩格罗斯觉得好笑，建议他们一起去弗赖辛，那里有“巴伐利亚解放行动”的一位少校，名叫布劳恩。
“如果我拒绝前往？”埃普问。
“那我们把你当俘虏押解去。”
格恩格罗斯把冯?埃普将军交给莱林，冒着冰凉的毛毛细雨驱车直奔他的司令部。司令部设在慕尼黑北部的一座铁路桥下。有人向他报告，两座电台已被占领，完整无损。他立刻来到慕尼黑电台。拂晓前，他拿起话筒，宣读了一篇事先准备好的讲稿。讲话阐明了“巴伐利亚解放行动”的目标，最后发出激动人心的暴动号召。
一切都按预定计划进行。凌晨两点整，霍伊温带着十个人走进肯普芬豪森的士兵营房，大喝一声：“举起手来！”这里也一样，没有任何反抗。有几个人还自动要求帮助破坏电报电话中心。
初步的胜利尚不稳固。上午九点，格恩格罗斯接到报告。报告说暴动遇到严重困难。负责逮捕威斯特法尔的那个排遇到一支党卫队部队的顽强抵抗。这个排的人被打得七零八落。普茨中尉带人到政府大楼去逮捕吉斯勒区长，区长的卫兵拼命扔手榴弹。经过激战，他被迫撤出战斗，空手而归。
但是也有报告说，群众的支持逐步扩大。施莱斯海姆机场的机组人员破坏了自己的飞机，有一个师全体官兵同意投降，士兵们把武器扔进安佩尔河和格隆河。慕尼黑人民认为暴动胜利了。马里恩广场上升起了巴伐利亚的蓝白两色旗。从广播里听到格恩格罗斯号召的数千各市民跑到街上欢呼跳跃。许多人认为希特勒已经一命呜呼，急忙向朋友们传播这个好消息。街上人山人海，“战争结束了！”的呼声响彻慕尼黑。
但是到九点五十六分，南部德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突然停止播送正常节目：“现在请听慕尼黑－上拜恩区区长讲话。”然后，吉斯勒开始讲话：“保罗?吉斯勒谨向全体德国人民解释我们地区内一家私设电台的活动：有一个名叫格恩格罗斯上尉的家伙，带着他的翻译连的一群无赖，制造假象，企图使人相信，他们夺取了慕尼黑政权。”他说，这一切都是谎言，叛徒们马上就要被包围。
15分钟后，格恩格罗斯又在电台发表讲话，试图消除吉斯勒讲话的影响。他说，冯?埃普将军已在巴伐利亚缴械投降。他要求人民帮助“新领导人迅速恢复正常生活的条件”。格恩格罗斯是真诚的，可是暴动出现了不利的转折。埃普本来准备投降，但是他听到格恩格罗斯在电台说：“巴伐利亚解放行动”将要解除军人的武装，老将军顿时火冒三丈，断然拒绝合作。布劳恩少校对这个“疯老头”毫无办法，只得打发他回家。
中午，起始非常顺利的暴动行将失败。德国西南民事部不停地谴责占领慕尼黑电台的叛徒。“由所谓格恩格罗斯上尉唆使的犯罪分子没有抵抗，全部投降了，”一位播音员广播道。吉斯勒接着讲话，叙述自己险些被绑架的经过。
“大家不要相信那个愚蠢的格恩格罗斯，”他继续说：“他说的全是假话。我要求你们热爱祖国，忠于祖国。在战争初期，你们慕尼黑人曾经表现出高度的忠诚和爱国精神。……这些无赖妄图在最困难的时刻玷污德国的光辉名字，他们将立即被枪决、歼灭。然而，慕尼黑人民不应该反对同敌人作战的勇敢士兵。慕尼黑人民忘不了自己的烈士，永远忠于德国，忠于阿道夫?希特勒！这种忠诚和热忱将与我们共存！德国万岁！元首万岁！万岁！”
吉斯勒迅速控制了全市。“巴伐利亚解放行动”的16名主要成员和格恩格罗斯的亲属被关进了监狱。14点，格恩格罗斯本人也承认，无法抵抗了。他宣布，暴动结束，请大家各奔前程。格恩格罗斯和他的三名同谋者乘着一辆挂着党卫队牌照的汽车离开了慕尼黑。
暴动结束了，但是“巴伐利亚解放行动”引起的骚乱依然存在。军营里一片混乱，甚至发生过兵变。除了死心塌地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徒外，谁都不听指挥。局势非常混乱，前线的一些部队奉命前来弹压。吉斯勒本人也扔下他的司令部，落荒而逃。通向南方和东方的公路上挤满了士兵和官员。他们试图逃出正向慕尼黑合拢的美国步兵师——第三师、第42师和第45师——的包围。
格恩格罗斯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但并不象他所希望的那样达到的。美国兵在德国人的欢呼声中开进市区。德国人手中是一束束的鲜花。
“意大利解决办法”
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最后一百天》] 1965
敌人从东、西两面侵入德国领土，越来越多的德国人终于醒悟了，他们根本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有关投降的谈判日益增加。从希姆莱到格恩格罗斯，都出于不同的动机，进行着谈判。
三月一日，有一位国家元首也试图同西方谈判。这个人就是本尼托?墨索里尼。墨索里尼派他的儿子维托里奥?墨索里尼给米兰红衣大主教舒斯特尔带去了口信。红衣大主教要求写去书面建议。三月中，小墨索里尼带着一份题为《国家元首的谈判建议》的文件再次来到米兰。墨索里尼在这份文件中建议向盟军最高司令部投降，“为使意大利北部人民免受更多的苦难，保护仅有的工农业财富免遭毁灭……”进而挽救他的国家免遭共产主义的蹂躏。只要“专门审判法西斯党员的罗马法庭”不对曾向意大利法西斯共和国宣誓的人起诉就行。墨索里尼还答应解散法西斯党。
梵蒂冈对投降感兴趣有三个原因：投降可以使意大利北部人民免遭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进行最后绝望挣扎带来的恐怖。投降可保全国家的工业设施。最后，投降可阻止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几个月中，多尔曼上校代表沃尔夫将军同舒斯特尔红衣大主教讨论谈判和平的可能性。红衣大主教充当沃尔夫和梵蒂冈的中间人。红衣大主教曾答应，如果德国人保全意大利北部的工业设施，他将在沃尔夫和意大利游击队之间进行调解。
红衣大主教通过驻伯尔尼的教廷大使向盟国转达了墨索里尼的建议，但是直到4月16日，墨索里尼还没得到答复。然而这一天，他在一家瑞士报纸刊登的一篇报道中，获悉了另一种实现和平的尝试。这就是“纵横字谜”行动。这篇报道与事实基本相符。
四月四日星期五，驻米兰德军接到命令，不得离开营房。据新法西斯和纳粹人士说，这项措施同旨在解决驻意大利德军命运的谈判有关。一个游击队组织的两名成员突然获释，并被送出边界。他们带有最终确定下来的建议。其中一人名叫费鲁乔?帕里，是解放北意大利全国委员令军事部长。帕里在米兰被捕，曾被党卫队关押在维罗纳。
墨索里尼读完这篇报道，心神不定，连忙召见德国驻意大利大使鲁道夫?拉恩，要他做出解释。拉恩当然知道“纵横字谜”行动，而且支持这个行动。但是，他佯作不知，立即向沃尔夫报告了意大利领袖的不安。
第二天，墨索里尼在加尔达湖畔他的总部接到拉恩和沃尔夫的电话。领袖开始详细介绍在科莫湖以北山区瓦泰利内组织极其危险的最后防御的计划。沃尔夫一听，十分不安。因为这种行动可能损害“纵横字谜”谈判。他对墨索里尼说：防守瓦泰利内是不明智的，建议他“在我们附近活动”。
一九四三年，盟军打进意大利之后，意大利法西斯领导人采取了大胆的行动，逮捕并废黜了墨索里尼，恢复了维克托－埃曼努埃尔国王的王位，同年九月，墨索里尼被斯科尔兹内营救出来后，在意大利北方的加尔达湖畔建立了一个法西斯共和国新政府。德国部队控制着整个地区，而墨索里尼只不过是希特勒手中的傀儡。现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间出现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墨索里尼最后的一线希望是寻求一种“意大利政治解决办法”，结束这场灾难性的战争。因此，他从未向希特勒透露在瑞士举行的和平谈判 [ 注：几周前，希特勒同他的亲信“私下交谈”时承认，他同墨索里尼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可能是一个错误。“实际上非常明显，我们同意大利结盟对我们自己好处不大，但却帮了我们敌人的大忙……如果说尽管我们全力以赴，但是无法赢得战争的话，那么，同意大利联盟却是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果意大利不卷入冲突，倒可以帮我们一个大忙。”希特勒说道，他仍然对意大利人民保持着本能的友好感情。“但是，我应该谴责自己没有服从理智。理智曾要求我不要被对意大利的友谊迷住自己的眼睛。” ] 。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一日，墨索里尼接到梵蒂冈的来信，说盟国断然拒绝他的建议。墨索里尼顿时觉得万念俱灰。
自希特勒在阿登地区发动的冒险进攻失败以来，墨索里尼显然精神失常了。“他一直在梦想，全靠梦想，在梦境中生活，”他的年轻的人民文化部部长费尔多南?梅扎索马说：“他根本不正视现实。他在一个完全由他臆造出来的幻想世界里生活和行动。他脱离现实。他对事物的反应，他的欢乐和颓丧同现实生活毫无关系。那些感情都是莫明奇妙地突然迸发的。”
伊瓦诺?福萨尼在加尔达湖的一座小岛上同墨索里尼交谈时，墨索里尼似乎濒于发狂。“假如现在是夏天，”他对这位记者说：“我将甩掉大衣，象快活的孩子一样在草地上打滚。”福萨尼认为，这种急躁情绪和怪癖行为是由于墨索里尼的卫兵、部长、整天大喊大叫的夫人多娜?拉凯莱和总是哭哭啼啼的情妇克拉蕾塔?佩塔奇一时不在他身边的缘故。
他谈到自己的错误，同时指责其他人犯的错误更大。英国“毒辣的外交政策”迫使他卷入战争，希特勒不听他的劝说，入侵俄国。他激烈攻击国王、反动宫廷、总参谋部和只考虑个人利益的工业和财政集团。然后，他以平静、悲伤的口吻承认，自从在王宫被捕以后，他一直是被监禁的人。“我对自己的命运不抱任何幻想，生命仅是永恒之中的一刹那。斗年结束时，他们将唾弃我，但是以后，他们可能会来抹去他们的唾沫。那时，我将微笑，因为我同我的人民言归于好。”
另一位记者马德莱娜?莫勒觉得他犹如一名苦役犯，因为他脸色苍白，脑袋剃得精光，两颗黑眼珠毫无生气。他不单是屈服了，而且自暴自弃。“你想了解什么？”他问女记者，“我记得七年前，你到过罗马。当时，我是风云人物。现在，我已经过时了……今天上午，一只小燕子闯进我的房间，它飞不出去，在屋里拼命挣扎，最后精疲力尽，掉在我床上。我轻轻地捧起小燕子，生怕惊吓着它。我打开窗户，松开手。小燕子起先不知如何是好，向四周看看，然后张开翅膀，愉快地鸣叫一声，飞向自由。我永远忘不了那愉快的鸣叫。但是窗户永远不会为我打开，除非是让我走进地狱……”
“是的，女士，我完了。我的宿星已经不亮了。我还在工作，但我知道，这只不过是一场闹剧。我等着悲剧的结局，对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一年来，我身体不好，我只喝稀粥。不抽烟，不喝酒……总之，可能，我的天命仅仅是为我的人民指明道路。你是否已经听到人们谈论一位谨慎和慎重的独裁者？……
“垂危的时间太长。我如同一名处于暴风之中的船长。船沉了，我坐在一条根本无法控制的舢板上，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飘荡。没人听得见我的声音。但是可能有一天，人们将听到的。”
四月十三日晚上，希姆莱打电话给沃尔夫，命令他“火速”返回柏林。有人向他报告了这位部下企图举行谈判的反复的尝试。沃尔夫答应立刻就去。随后，他打消了这个主念，打电报告诉希姆莱，他不能去柏林。
第二天，希姆莱第二次打电话给沃尔夫，再次命令他到柏林来。沃尔夫置之不理，若无其事地参加墨索里尼在加尔达湖召集的每日例会去了。意大利领袖还想在瓦泰利内进行最后的顽抗，但是，他道到几乎全部与会者的反对。鲁道弗?格拉齐亚尼元帅——意大利军队总司令，一位上了年纪的白发老人——嚷得最凶：如果没有德国盟友的完全同意，就从前线把他的部队调回来，那就太丢人了。
“没人强迫你们到瓦泰利内去，”墨索里尼平静地说：“你们每人应该决定自己的行动。”
会后，沃尔夫再次劝说墨索里尼放弃前往瓦泰利内的念头。
“我还有什么路可走？”墨索里尼问道。
“放弃你的社会主义计划，同西方资本主义谈判。”
“太好了！”领袖回答。沃尔夫觉得，他讲的是真话。
“耐心一点，”沃尔夫说。他建议墨索里尼不要擅自通过舒斯特尔红衣大主教开始谈判。
沃尔夫虽然暂时稳住了墨索里尼，但他自己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他怎样对付希姆莱要他去柏林的命令呢？他致电杜勒斯，征求他的意见。杜勒斯通过帕里利建议他不要到柏林去，立刻带参谋部和全家到瑞士去。
然而，沃尔夫决定不顾一切风险前往柏林，面见希姆莱和希特勒。四月十六日——朱可夫对柏林发起总攻的日子——晚上，沃尔夫的飞机在首都以南25公里的机场降落。格布哈特在机场迎接他。谨慎的希姆莱想通过格布哈特摸清沃尔夫的底。格布哈特把他带到离地下避弹室不远的阿德隆旅馆过夜。第二天上午，他们坐车来到诊疗所，同希姆莱共进午餐。席间，沃尔夫再三向希姆莱保证，他一直在按希特勒的意志办事。
卡尔登勃鲁纳突然一阵风似的走进来，说有话要同希姆莱单独说：他刚收到特务发来的电报，说沃尔夫和舒斯特尔红衣大主教正在进行秘密谈判，几天后，可能最后签订意大利全线停火协定。
沃尔夫被叫进屋子，希姆莱激烈地指责了他。
“我个人从来没有同红衣大主教举行投降谈判！”沃尔夫发誓说。
这是真的，他一直委托一名部下负责谈判。他的生气样子十分真诚，以致希姆莱对这个情报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但是卡尔登勃鲁纳却不相信沃尔夫的话。他们争论了一个小时。希姆莱一会相信这个，一会相信那个。沃尔夫想，这好比是拔河，希姆莱是绳子。他心中暗想，这个犹豫不决的小个子怎么会一度成为他所崇拜的英雄呢。
最后，沃尔夫要求他们一起去柏林，向元首本人说明卡尔登勃鲁纳对他的控告。希姆莱当然不同意。沃尔夫却一再坚持，至少让卡尔登勃鲁纳陪他去。他讥讽地说，他准备向元首报告：希姆莱和卡尔登勃鲁纳都收到有关在瑞士谈判的详细报告和希姆莱严禁他向元首报告有关谈判的消息，他希望在元首听取报告时，卡尔登勃鲁纳能够在场。
他们三人都知道，这是讹诈。但是卡尔登勃鲁纳根本没有被唬住。他说，他同沃尔夫一起去地下避弹室。这是他发出的威胁，4月10日凌晨一点，两个对头出发了，他们并肩坐在车上，两个小时一言不发。但是，就在他们走进地下避弹室之前，沃尔夫说了几句话，把卡尔登勃鲁纳气得脸色发白：“如果你向元首汇报你的特务的报告，我不会一个人上绞架。希姆莱和你，一个也跑不了，我们一块死！”
他们在走廊上遇见希特勒。“啊！你来了，沃尔夫，沃尔夫，”希特勒吃惊地说：“太好了！请你等一下，我先去下达一些命令。”
凌晨四点，会议室的门开了，菲格莱因示意沃尔夫进去。希特勒十分冷淡，劈头就说：
“卡尔登勃鲁纳和希姆莱向我报告，你在瑞士同杜勒斯谈判。”他走近沃尔夫，两眼直盯着他：“你为什么这样公然违抗我的命令？你担负的驻意大利党卫队指挥官的职务只能使你看到政治和军事总形势的一小部分，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亲自向每一位指挥官介绍其他战场的形势，或政治形势。你这样做就承担了重大责任，你至少明白这一点吧？”
“是的，我的元首。”
“什么原因促使你这样做？”
沃尔夫向希特勒提起2月6日同里宾特洛甫举行的会议。“你在会上听到了我提出建议，如果我们不能肯定特别武器将及时制造出来，那么我们应该同同盟国谈判。”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谁都没有打断他。同时，他两眼直视元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回避。他觉得，假如避开元首的眼光，他性命难保。沃尔夫说，他把元首在那次会议上的赞许态度看作是“祝福”，因此，他就采取了行动。他解释道，由于来不及请示柏林，3月8日，他自作主张会见了杜勒斯。
“现在，我高兴地向你报告，我的元首，通过杜勒斯，我已经同总统、丘吉尔首相和亚历山大将军取得了联系。我请示下一步行动该怎么办。”
希特勒注视着他。
“好，”他说：“我同意你的建议，你非常幸运。假如你已经失败，我全象抛弃赫斯那样抛弃你。” [ 注：希特勒可能是存心引诱沃尔夫犯错误。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就意味着他已秘密地把赫斯派往英国去了。如果谈判成功，他可以归功于自己。 ]
沃尔夫如释重负，夸大地向希特勒介绍了瑞士谈判的情况，并且强调指出，由于总的军事形势和俄国的态度，无条件投降不可避免。
“好吧，我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希特勒说：“但我要先休息一会。”
傍晚，他们在空袭的间隙又见面了。希特勒决定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叫人拿来了大衣。他和沃尔夫、卡尔登勃鲁纳和菲格莱因一边在总理府花园的废墟中间散步，一边继续讨论。
“我考虑了你今天上午提出的问题，”希特勒第一个说话，但他立即回避了这个难题。他首先描绘了他为保卫柏林建立的纵深配备的反坦克防线。每天有250辆俄国坦克被击毁。即使是红军，也无法承受这样大的损失。红军的进攻即将被挡住，但是他承认，俄国部队和英美部队可能在柏林以南的某地会师。他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同意让俄国人进入欧洲，但是，俄国人将不会在预定的位置上收兵。
“可是，美国人不可能容忍这种情况，因此，他们不得不用武力击退俄国人。这……（希特勒忽然站下，用审视和得意的眼光看着沃尔夫）……到那时，人们会来请我参加决战，帮助这一方或那一方！”他说，他可以在柏林坚守六周，甚至八周，顶住西方和东方的攻势。“在这段时间内，这场冲突将会爆发，那时，我再作出决定。”
沃尔夫十分惊愕：“我的元首，在这场战争中，你将站在那一边还不明确吗？”
希特勒向沃尔夫转过身，略一思索，说道：“谁给我好处最多，我站在谁一边……（他站在那里纹丝不动，抬头望着天空）……或者帮助第一个同我联系的一方。”
沃尔夫心目中所有的英雄一个一个地垮掉了。“这场西欧讨伐本世纪成吉思汗的战斗”导致了什么后果？他思索着，昔日的现实主义跑到那里去了？
希特勒继续说，由于罗斯福总统去世，同盟国队伍很可能分裂。
“对，我的元首，”沃尔夫说：“但是，不是有人向你报告，我们头顶上每天有15,000至2万架次飞机轰炸吗？每天，每小时都有生命财产损失。我们难道不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吗？”
“我不能在这些报告面前屈服，”希特勒冷淡地回答：“应该作出最后决定的人不能让战争的恐怖吓倒。执行我的命令：你乘飞机回去，代我向冯?菲廷霍夫将军问好！”
他的神情突然一变，仿佛在自言自语：“如果我指挥的这场德国人民的决战失败，那么德国人民就不配存在，”来自东方的种族将表明，它是“优秀的种族”。到那时，除了“英勇地倒下”之外，别无他法。他抬起眼睛，看着沃尔夫，突然恢复了乐观情绪：“你回意大利去，同美国人发展关系，看看是否能争取到更好的条件。不要操之过急，因为建立在这种含糊不清的诺言之上的无条件投降是不合理的。”
一名仆人走到他们跟前说：“我的元首，晚间会议的时间到了。”
沃尔夫以为墨索里尼被稳住了，其实不然。意大利领袖准备动身去米兰，打算同全国解放委员会（游击队）或西方同盟国谈判，寻求他结束战争的“意大利解决办法”。如果不行，他还可以返回北方的瓦泰利内，进行最后防御。“总之，”他对格拉齐亚尼元帅说：“法西斯主义将在那里英勇地倒下。”
这天，当多恩?潘西诺神父来看望他时，他好象有点预感似地说：“你现在向我告别吧，我的神父。谢谢你为我做的祷告。请你继续为我祈祷，因为我需要。我知道，我将被枪毙。”
太阳落山时，他在费尔特里内利别墅的花园里同妻子告别。他还同姐姐埃德维杰告别。他还说，他准备“迈进死亡的寂静之中”。然后，他带领一支小车队动身去米兰。
四月二十日，沃尔夫返回了他的司令部，不管希姆莱 [ 注：几小时前，希姆莱通过电话命令沃尔夫不得前往瑞士，并且说出于安全的考虑，他已把将军的家属从意大利的布伦内罗迁到蒂罗尔。希姆莱以此相威胁。 ] 和希特勒下达什么命令，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了在意大利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决心。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凯塞林的后任冯?菲廷霍夫将军终于同意派遣两名军官前往亚历山大的司令部，谈判投降事宜。
然而，事与愿违。杜鲁门和丘吉尔刚刚作出决定，避免同斯大林发生新的矛盾，同时停上同沃尔夫及其代表的任何接触。同一天晚些时候，联合参谋部长官向设在那不勒斯的亚历山大元帅司令部发出一份电报：
非常明显，至少在目前，驻意大利德军总司令（菲廷霍夫）丝毫不打算按照我们能够接受的条件命令他的部队投降。在这种情况下，鉴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同俄国人之间引起的纠纷，我们两国政府决定，战略服务处立即停止同德国密使进行任何接触。美国参谋长向战略服务处下达同样的命令。
你应该认为这件事已经了结，并且照此通知俄国人……
四月二十三日，沃尔夫带着他同菲廷霍夫亲自选择的两个人越过了瑞士边界，来确定投降条件。菲廷霍夫的代表是维克多?冯?施魏尼茨中校，此人的祖母是美国高级法院院长的直系亲属。沃尔夫选的是文纳少校。文纳穿着粗呢的党卫队将军服。
三人由魏贝尔少校和胡斯曼博士护送到卢塞恩。但是，在他们到达魏贝尔的住所之前，魏贝尔告诉他们，同盟国中止了一切谈判，魏贝尔几乎同德国人一样愤慨，但他还是努力安慰了他们。最后，他给杜勒斯打了电话：“我们的处境极其困难！我们如果不能圆满完成任务，那将被人取笑一辈子。”
杜勒斯重申，他接到严格的命令：不准再同沃尔夫接触。“可是我们偏偏不能这样做，”魏贝尔再三坚持道：“德国代表已经到了，准备签订无条件投降书，盟国却不想见他们！你们看来是想通过杀人来结束战争。”杜勒斯终于让步了：他将向亚历山大报告，亚历山大将请求联合司令部允许杜勒斯同沃尔夫恢复“接触”。
但是魏贝尔不敢肯定，在收到积极的答复之前，他能否挽留住这三位客人。第二天上午，他们象关在牢笼里的狮子一样在屋里走来走去。沃尔夫说，他不能在这个远离自己司令部的地方呆下去，假如军事形势突变就糟了。几个月来，波洛尼亚以南的哥特防线变化不大。这条防线从利古里亚海到亚得里亚海，共有25个德国师和五个意大利法西斯师防守。但是，马克?克拉克中将的第15集团军最近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目标是攻克波洛尼亚，渡过波河，现已突破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防线。现在，克拉克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可以出动坦克，穿过波河流域平原，长驱直入。
情况越来越严重，沃尔夫收到希姆莱发来的急电，命他立即从瑞士边界魏贝尔的家中同他通话，希姆莱说：
坚守意大利前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停止进行任何谈判。
然而，沃尔夫对魏贝尔说，他还想圆满完成“纵横字谜”行动。天很快黑了下来，意大利南部的盟军司令部仍然没有任何答复。
沃尔夫的处境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糟糕。他也在同全国解放委员会谈判德军投降之事，但是这种谈判只不过是烟幕，目的是在“纵横字谜”行动成功之前，稳住游击队员。
沃尔夫带领两名密使进入瑞士境内的当天，舒斯特尔红衣大主教通知多尔曼上校，如果沃尔夫不能立即到达米兰，游击队员将中断一切接触。多尔曼马上打电话向沃尔夫报告这一紧急情况。沃尔夫要求他“拖延时间”，并且告诉舒斯特尔红衣大主教，沃尔夫接受游击队员的条件，“一有可能”，马上到米兰去。
红衣大主教还要求墨索里尼参加这次会议，但是墨索里尼仍然迟疑不定，不知如何是好。人们给他提出了六、七种逃跑的办法，包括建议他同克拉蕾塔?佩塔奇一起坐飞机到西班牙去，但都不合他的意。
在总主教府举行会议的当天上午，格拉齐亚尼元帅试图说服墨索里尼，允许他把在克拉克的攻势面前节节败退的部队撤至北方的新阵地，但是墨索里尼根本不愿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他18点同舒斯特尔有约会，他要向全国解放委员会投降，以免使“军队付出新的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