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丈夫不走，”戈培尔夫人生硬地说道：“我将留下和他共命运。”
邓尼茨海军元帅不知道希特勒已死。他只知道元首选定他作为继承人。鲍曼打电报给他说，书面任命随后就到，海军元帅“可以采取适应形势需要的一切措施”。
鲍曼可能只透露了部分真相，为的是自己来掌握这一消息。与戈培尔相反，他决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也要逃出柏林，毫无疑问，他希望自己能是地下避弹室里第一个见到邓尼茨的人。那时，他就可能保住自己的权力。
海军元帅是一个没有政治欲望的军人，这项任命对他来说是绝对出乎意料之外的。他认为，希特勒要任命他，是为了让武装部队一名军官出面，从而体面地结束战争，他回电给希特勒说，他的忠诚是无条件的，他将尽一切可能去柏林解救他。“然而如果命运一定要我作为您的继承人来统治德国的话，我将把战争打到底，无愧于德国人民的史无前例的英勇斗争。”
邓尼茨总是唯恐元首之死会导致中央权力的终止和随之而来的混乱，因为那将使成千上万的人无谓地失去他们的生命。现在，如果他迅速行动，无条件投降的话，他将能避免这样的灾难，但是，首先必须确保这项任命能被希姆莱平静地接受，他在全国都有武装力量，而自己并没有什么人。邓尼茨不得不亲自打电话给希姆莱，希姆莱毫无热情地答应到普伦来讨论一件“重要的事情”。
邓尼茨取出一支手枪，打开保险，藏在他办公桌上的文件下面。这样做有点过分，但是，是必要的。希姆莱带了六个全副武装的党卫队勤务兵来到了，但他独自一人进了邓尼茨的办公室。邓尼茨拿出任命他为希特勒继承人的电报。“请您念一下这份电报。”他注意地看着希姆莱说道。秘密警察头子脸色苍白，似乎蜷曲作一团，“如同别人用针扎了他一下似的。”甚至在他与丘吉尔和杜鲁门谈判协商的消息透露出来之后，希姆莱仍然坚信，他将被任命为希特勒的继承人。他打破了令人尴尬的沉默，站起来笨拙地鞠了个躬。“在此情况下，”他说道：“我请求您让我在您这个国家成为您的副手。”
希姆莱悲哀的语调给邓尼茨增加了自信，但他还是将手滑向了手枪。“这不可能，”他自信地答道：“我没工作给您！”
希姆莱清了清喉咙，好象他要讲些什么，然后顺从地站了起来。邓尼茨也站起，陪送希姆莱一直到门口。希姆莱低着头走出房间，后面跟着他的六名贴身保镖。
“而现在，你却在我们背后插刀”
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最后一百天》] 1965
自从波兰流亡政府一九三三年 [ cdhyy注：原书如此。似乎应为1939年。 ] 迁到伦敦后，关于这个国家悲惨命运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大国似乎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接着斯大林又改变了主意，罗斯福和丘吉尔为此用尖酸刻薄语言交换了大量信件；关于同斯大林较量的方式，双方意见不一致。不久，罗斯福接受了丘吉尔的观点，但是，随后于三月底就去世了。杜鲁门不得不去处理这件他几乎是一无所知的事情。所以，丘吉尔与杜鲁门能最终谈妥以一个牢固的统一阵线面貌出现，不会是四月底以前的事情。
丘吉尔用了好几天的时间细心地研究了斯大林的最后一份来电，电报明确地说，对问题的唯一答复应是用解决南斯拉夫问题的办法解决波兰问题。四月二十九日，丘吉尔寄出了一封长达2,509个字的十分激动的回信。
丘吉尔说，双方关于在南斯拉夫实行50对50的协定没有很好地执行：铁托成了个独裁者。再说，南斯拉夫与波兰毫不相干，三大国已经在雅尔塔签订了一个有关波兰的最后协定。丘吉尔继续写道，“如果想一想自从克里米亚会议以来这件事情是在怎样地进行着的话”，那就应该说，杜鲁门和他“是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的”。
丘吉尔指责道，整个事情，由于在波兰发生的一些麻烦，不断在恶化。众所周知，15名波兰人失踪了。他们是在一个月前离开华沙前去同苏联人谈判的。丘吉尔问道，不让英国人和美国人到波兰看看事件的真相，他又怎样能够来为这样的一些事情辟谣呢？
他说，斯大林和他所控制的国家，加上其它许多国家里的共产党靠拢在一边，而一些操英语的国家和他们的盟友聚集在另一边，这种前景不会使人感到宽慰。
很显然，他们之间的争吵将把世界搞的四分五裂，而我们这一方或那一方的领导人要是同这种争吵有任何瓜葛的话，都将会在历史面前遭到耻笑。长期地互相猜疑、互相诽谤，奉行敌对的政策，将成为灾祸，妨碍世界走向广大人民群众所需要的繁荣昌盛，而他们只有靠我们三人才能达到这一目标。我希望在我这篇倾心相见的电报中，没有片言只字会在无意之中得罪了你。如果有，请告诉我。但是，我的朋友斯大林，请不要低估了在某些事情上开始出现的分歧，您或许以为这些事情是无关重要的，但是它们却象征着操英语的民主国家对于生活的看法。
丘吉尔的坦率越发激怒了斯大林。他回信说，如果现有的卢布林政府“不作为未来全国统一政府的基础”，将“不可能成功地完成克里米亚会议所规定的任务”。
此前，斯大林曾声称对15个波兰人的失踪一事一无所知。现在，他和蔼地承认，他们被监禁在苏联。此外，盟国还不清楚，他们是“16个人，而不是15个人”。
……这一帮人是由著名的奥库利茨基将军领导的。关于这位同其它15个波兰人一起“失踪”的波兰将军，英国情报机关鉴于他的品质恶劣，故意保持缄默。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打算保持缄默。这一帮以奥库利芝基将军为首的16个人是在苏联前线被军事当局逮捕的，现在正在莫斯科受审。奥库利茨基将军一伙，尤其是将军本人，被指控在红军后方搞破坏活动，造成了几百名红军官兵死亡的后果。他们还被控告在我军后方设立非法的无线电发报台。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这批人全部或其中的一些人——根据审讯的结果——将被交付法庭判决。因为红军必须打击破坏活动分子和扰乱治安者以保护它的部队和后方。
这些罪状，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另外一条指控接踵而来了：英国情报机关造谣说，是苏联人在卡廷森林里暗杀了波兰人。斯大林在回信的末尾用威胁的口气写道：
从你的来信中看出，你不愿意把波兰临时政府作为将来全国统一政府的基础，你也不准备让它在那个政府里占有理所应得的地位。我必须说，这样一种态度排斥了达成一致同意解决波兰问题的可能性。
然而，丘吉尔和斯大林最终在一点上是一致的：意大利的投降。杜勒斯获准继续进行“纵横字谜”行动后，便要求格韦尔尼茨带领两名密使乘坐汽车和飞机到位于卡塞塔附近的亚历山大司令部去。最初，文纳司令官和冯?施魏尼茨上尉拒绝盟军制定的无条件投降条款，但是在举行了一整夜的一个内部会议上，格韦尔尼茨说服了他们：失去的每一分钟都意味着额外的损失与牺牲。
可是，施魏尼茨坚持给冯?菲廷霍夫上将发了一份电报，大体上说一下这些投降条件。可是直到四月二十九日，没有任何答复。人们说服了施魏尼茨签署了定于五月二日中午投降的条约，以便文纳和他能及时把文件带给菲廷霍夫，让他下令前线部队停火。
在有苏联少将A?P?基斯朗科出席的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仪式上，施魏尼茨的讲话引起了一阵惊愕，他说，他超越了自己的权限：“我想，我的总司令，冯?菲廷霍夫将军是会接受的，但是，我不能对此负全部责任。”这在与会者中引起了一阵诧异的窃窃私语，但是亚历山大的参谋长，威廉?摩根中将毫不迟疑地说：“我接受。”他代表盟军在14点17分签了字。
第二天，丘吉尔打电报给斯大林：“我们应该共同为这次投降而感到高兴。”他的欣喜还为时过早。格韦尔尼茨成功地把两名德国人带回瑞士，但是他无法使他们再穿过边界去奥地利了。因为瑞士政府的最高当局、参议院，已下令关闭整个边界。秘密谈判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公开，似乎对一个以严守中立而引以为荣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难堪的。
现在是该艾伦?杜勒斯一显身手了。他摈弃一切礼仪，没有等到吃午饭时候就来到了一位瑞士官员家中。这位官员正在刮胡子，杜勒斯打断了他，走上前去，要求他准许德国人过境。四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时，文纳和施魏尼茨终于获准取道瑞士去意大利。他们俩开着一辆老式汽车，沿着奥地利的公路朝意大利多洛米特的波尔萨诺驶去。刚刚下过一场雪，路上的积雪尚未消除，车辆稀少。他们之所以走这条弯路，是因为有消息说，卡尔登勃鲁纳可能已封锁了大道，以便阻止有关投降的信件送至菲廷霍夫之手。
当沃尔夫在四月二十七日深夜赶回他在意大利的总部时，到处是一片混乱与踌躇。最近被授权指挥所有前线德军部队的凯塞林，刚刚从因斯布鲁克区区长霍夫那里得知，一项投降条约已在卡塞塔签订。他命令菲廷霍夫到因斯布鲁克来，并粗暴地重复说任何投降都谈不上。他解除了菲廷霍夫和他的参谋长汉斯?勒蒂格尔将军的职务，接着命令他们到已经撤至波尔萨诺东北的多洛米特的军事区去报到，在那里，他们可能会接到新的命令，被军事法庭传讯。
不能对沃尔夫和“纵横字谜”行动抱有任何幻想了。菲廷霍夫顺从地动身到多洛米特去了，但勒蒂格尔不愿陪同他前去。而且，他与沃尔夫联合起来向在德军驻意大利的新任司令官F?舒尔茨将军施加压力，迫他下水。但舒尔茨是位严守纪律的职业军官，没有凯塞林的完全同意，他拒绝行动。
文纳和施魏尼茨于四月三十日午夜到达波尔萨诺，形势似乎毫无希望了。投降仪式要在30小时后举行，而舒尔茨仍不想遵守（投降）条约。沃尔夫和勒蒂格尔一直谈到天亮，得出一个结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逮捕舒尔茨。早晨七点，他们把这位怒气冲冲的将军和他的参谋长关进集团军群中央指挥部的监狱，中央指挥部设在一个用炸药炸开大量岩石而建成的一个庞大的地下掩蔽室里。
舒尔茨这个障碍就这样被排除了，逮捕舒尔茨引起了一场新的纠纷。统帅驻意大利两支部队的赫尔和勒梅勒森将军，经说服工作后勉强同意参加“纵横字谜”行动，但认为逮捕舒尔茨对全体军官是一种侮辱，并收回他们的决定。他们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既不服从勒蒂格尔，也不会命令他们的部队投降。
中午，亚历山大元帅发出一份无线电报给沃尔夫，叫他立刻提供情况：菲廷霍夫和他是否同意了在卡塞塔签署的条件？停战是否能在五月二日实现？这份电报被一台安装在靠近沃尔夫寝室旁的小换洗室里的秘密电台截获了，他的寝室位子设在皮斯图瓦亚公爵的官邸的总部里。报务员瓦察尔?哈德基，别名叫沃利，是一个捷克人。他隐藏在官邸里为杜勒斯工作。上星期，他曾把送给沃尔夫的饭食吃掉，以掩饰他不在总部。
对沃尔夫来说，马上要做的事是同刚刚被他逮捕的人交换意见，舒尔茨自然是“被深深地触怒”了：他在接替指挥权的第二天就遭到逮捕。沃尔夫用了两小时的时间，然而这是有说服力的两小时。他使舒尔茨毫无保留地承认，在意大利投降对祖国来说只能是件好事。“好吧，我们同意。”他最终说道：“我们在私下里或正式场合都不提异议。但是，没有凯塞林的同意我们不能投降。”
沃尔夫需要的是同盟者，而不是中立者。“我们不要继续浪费时间了。这件事关系到德国，不是个人的问题。帮助我把事情办好吧。请对您的部队的指挥官们说，必须严格执行投降的命令。”
虽然舒尔茨还未被完全说服，但他还是给赫尔和勒梅勒森打了电话，并召集他们在五月一日十八时来参加一个所有驻意大利的军官会议。沃尔夫亲自用电话约请了德国驻意大利空军司令官里特尔?冯?波尔将军。
“我的天，我们陷入了困境呀！”波尔惊呼道：“而正是您把我们大家弄到这种地步！”
“不，波尔，我没有使你们陷入困境。不管度过这一关有多么困难，我相信，你们会懂得，这是唯一可行的，唯一理智的摆脱困境的方式。到时把情况汇报给我。”
“好吧。”波尔叹着气答道：“我同意您。”
这些将军们生性保守，他们不喜欢主动行事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样，集团军群总部里那些狂热的亲纳粹青年军官的态度也是可理解的。
当他们一听说投降，就扬言要叛乱。勒蒂格尔把他们都召到办公室里说道，继续战斗是失去理智的表现，而他不能再负这样的责任。
一位年青的上尉走向前：
“那您为什么不按元首的命令，把指挥权交给您的一个部下？而他是能够承担这样的责任的。”
勒蒂格尔说，他清楚地知道元首这道命令。
“然而，我认为，此时实行停火是我最重大的责任，因为它将避免无谓的流血。上尉，想一想处在第一线的你的同志们的痛苦的命运吧。甚至在目前这种时刻，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还在为丢失的阵地而战斗着。而或早或晚，他们也会各自作出今天我以全体驻意大利帝国武装部队名义而作出的决定。”勒蒂格尔说，他将独自承担这项为大家作出的决定。“如果我不再能承受这副重担的话，我将通知你，还有参谋部，上尉。”
十八时，沃尔夫开始了军官会议。他说道，不能再耽误时间了。离规定的停战时间只剩下20小时了。德国海军驻意大利司令的代表勒维施海军少将坐在一个角落里，用悲哀的音调再三说：“海军上将是永远不会赞成的，看在上苍的面上，我们不应该强迫他！”波尔发言说，空军将接受条件。赫尔和勒梅勒森犹豫了一阵后宣布：继续战斗是不合法的了。
轮到驻意大利最高统帅舒尔茨发言了。“我完全同意。”他说道。沃尔夫心想自己胜利了。然而，舒尔茨接着说，没有凯塞林的同意，他还是什么都不能做。
人们打电话呼叫元帅，但是找不着他。半个多小时后，他们再一次呼叫元帅，还是没有成功。掩避所里，空气混浊。二十点，亚历山大的另一份电报来到了：肯不肯签字投降？如不立即给予肯定的答复，盟军将重新开始进攻。
沃尔夫回答，他尽力在22点前答复。他第三次打电话给凯塞林的总部。他的参谋长威斯特法尔将军说，不能打扰他。“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机会！”沃尔夫叫道：“但是你和舒尔茨将军都不愿承担责任。这儿有四名军官要求您给我们权力做必须要做的事。我们中间任何人都没有个人野心，任何人都不会寻求敌人的保护。我们准备维护我们的行动，征求元帅的意见。但是，现在就应该作出决定，否则，就太迟了，战斗还要继续下去。”威斯特法尔说，他将向凯塞林汇报，半小时后回电话。
到二十二点，威斯特法尔还是没来电话，沃尔夫懂得，他该去说服在房间里的这些人主动行动了，特别是舒尔茨。“舒尔茨在谋求脱身之计！”沃尔夫愤怒地叫喊道：“似乎这里没一个人有足够的胆量自己作出决定，尽管这个决定涉及到成千上万士兵的性命和数千家德国家庭的悲惨命运。所以，我们，我们在这间房子里的人，应该作出决定。让舒尔茨去干他愿干的事吧——对凯塞林也一样！”
一阵令人惊异的寂静。赫尔将军突然转向他的参谋长，用一种平静的权威性的口气说道：“结第十军所有的部队下命令，明天中午放下他们的武器。”
弯子转过来了。勒梅勒森和波尔也下了同样的命令。
这天晚上二十二点，沃尔夫打电报给亚历山大说，停火将如期生效。他的话得到对方的信任，而他自己却未感觉到。他知道舒尔茨和凯塞林可能还会破坏投降。一小时后，有个人闯进来说：电台刚刚广播了希特勒死亡的消息。欣慰的泪水涌上了沃尔夫的眼睛，现在凯塞林和舒尔茨从他们对希特勒所作的誓言中解脱出来了。但是，希特勒之死对舒尔茨产生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效果。“先生们，”他高声道：“直至现在，我是太顺从了！我授权同意，并尽我所能在这场拙劣的交易中做得更好些。尽管我在道义上支持你们，但是请你们不要忘记今天早晨对待我的那种令人气愤的方式。我准备同意你们的观点。但我是被迫服从的。元帅对我说，他信任我，我不能背叛这种信任。我不能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而你们应该理解这一点。”他的面孔涨成紫红色：“你们怎么敢来这儿威胁我？你们马上出去！”他指着门：“我厌倦这一切！我永远是这儿的最高统帅。如果你们决定各走各的路，那好，祝你们走运。但这是你们自己的责任。看在上苍的面上，你们不要期望我也会这样做！”
沃尔夫狂怒地走出房间，后面跟着赫尔、勒梅勒森和波尔。在两处主要的出口处，有全副武装的卫兵，沃尔夫害怕遭到逮捕，带着他们从秘密隧道回到自己的司令部。
沃尔夫的怀疑是完全有理由的。午夜后不久，一份电报来到，命令逮捕勒蒂格尔。他象其它人一样，不走隧道，而是取道上莫尔逃跑了。“继续战斗。”凯塞林宣布。从表面上来看，希特勒的死没有带来任何变化。
波尔、勒梅勒森和赫尔决定把他们司令部搞的更安全些，并力劝沃尔夫过来和他们呆在一起。但沃尔夫希望留在大厦里，如可能的话，以便尽可能挽救“纵横字谜”行动计划。他命令他所有可以信赖的党卫队把守所有场所。他仍然感到不安的是，卡尔登勃鲁纳会不会派奥托?斯科尔兹内带一支伞兵突击队来逮捕他 [ 注：当人们告诉他这件事时，斯科尔兹内用讽刺的口气说：“如果认为这些党卫队员会打我，那才是荒谬的呢。” ] 。七辆坦克在大门前排成一行保护他。
他对凯塞林的意图一无所知：凯塞林可能取消一切投降命令，逮捕所有阴谋者，按叛国罪把他们枪毙，或者消极地默认他们投降。
沃尔夫没多久就发现了凯塞林的真正想法了。五月二日清晨二点，凯塞林在电话里嚎叫道：“你们怎么敢没有命令就行动？”
沃尔夫提请凯塞林注意，凯塞林一个月以来就知道密谋的情况。“如果您那时候就能和我们一致的话，许多人本来可以不流血，大规模的破坏也可以避免。”沃尔夫说，他能为凯塞林的军队获得同样的投降条件。“我只须发一份电报就行了。您似乎忘记了，事情开始以来您就熟知内情，您知道一切有关的事情，而现在您却抛开了菲廷霍夫在我们背后插刀！”沃尔夫说，应该恪守在卡塞塔缔结的协定，他坚信，历史将会证明他们是对的。“您最好是赞成我的意见，看来您不懂得事情的重要性。”
凯塞林打断了他，他不再发火了，但还激动着：
“您是说，您与英国人和美国人通过了一项协定帮助他们打铁托和俄罗斯？”
“元帅先生，我不知道您怎么会有这样荒谬的念头。这完全是题外的话！”沃尔夫解释道，他只是为一个简单的军事投降协定进行了谈判。“我是在设法让我们的人避免牺牲。他们不会到西伯利亚、北非或上帝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的，我还可能为了许许多多的士兵做同样的事。继续一场无益的战斗是荒唐的。特别是现在，自从知道元首已死，您就从您的誓言中解脱出来了，您现在的职责是拒绝把这个誓言再用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忠诚的誓言是不能转移他人的。我与邓尼茨海军元帅丝毫无关。我也绝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与邓尼茨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我来说，邓尼茨无足轻重，微不足道。如今，不管谁继续战斗，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战犯。”
他的话一停，凯塞林又以同样的热情与他争了起来。两人关系密切使得这场争论更为激烈。双方互相叱责，直至精疲力尽。威斯特法尔和文纳接上去继续争论。整整激烈地争吵了两小时。当争论结束时，沃尔夫头昏脑胀地坐了下来。
四点三十分，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是舒尔茨打来的。沃尔夫愤怒地走过去，刚要对他说，“我不要听你讲话”，驻意大利最高统帅却宣布说，凯塞林已经给他打来电话，允许他批准投降。
为了听到这些话，沃尔夫曾几次危险地往返瑞士，差一点被科莫湖的游击队抓获和击毙，他直接受到希姆莱和希特勒的狂怒的斥责。此外，他卑躬屈膝，他被迫逮捕过他的一个军官朋友，他多次遭受辱骂。然而，成绩是令人失望的。这一切，他已经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他叫沃利打电报告诉亚历山大说，“凯塞林也同样接受了投降条件”。随后就扑到床上睡着了。
“东方的铁幕越来越接近了”
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最后一百天》] 1965
四月三十日深夜，布赛的庞大的游动的防卫圈即将瓦解。精疲力竭的士兵只是由于害怕被布尔什维克消灭，所以还在西线继续战斗，以便同温克的第12集团军会合。
执行阻止俄国人突破防卫圈北侧任务的汉斯?肯平上将丢弃了奥得河与2万名士兵逃跑了。他属下的潘策尔?格尔纳迪党卫军32师，尽管曾经得到过大量的增援，但是，经过十天不停的运动战后，只剩下了400人，一辆坦克也没有了。大个子肯平——他的身材同斯科尔兹内一样高大——打仗多年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苦难。他手下的许多人都疲劳得站不起来了。“如果你们想脱身的话，”肯平对一帮妇女说：“你们就自己逃吧。”她们捡起扔在地上的卡宾枪和冲锋枪朝西走去。在场的大多数士兵也纷纷站起，跟随她们去了。
在防卫圈的南边，有几具老百姓的尸体，他们是在从奥得河逃出来的路上被枪杀的。在黎明前夕，老百姓听到了一阵凶恶的吼声，接着看见了一些黑影——俄国人。他们拔腿便跑，上气不接下气地穿过树林一直到达赫姆河边，这条河不到八公尺宽，但河水异常寒冷。士兵们就地扎了筏子，然后脱下衣服下水，拖运妇女们朝对岸划去。
当第一批俄国人出现时，伊丽沙自?多伊奇曼，她的丈夫在俄国打仗时失去了一条腿，刚刚登上陡峭的河岸。两位光着身子的士兵把她送到安全地带时，他们冻得已经不能动弹了，他们让她趁俄国人没有渡过河之前逃跑。但她用手揉搓着他们冻得麻木了的身体，并用她的皮大衣裹住他们的身子。
他们听到对岸传来一阵歇斯底里的叫喊声和几阵枪响。随后又静了下来，他们想俄国人可能走了。突然，一位红军战士，高高的个子，额头上缠着血染的绷带，在雾中出现了，并朝他们这个方向舞着手枪。“不用害怕。”他用德语说着，做了个鬼脸。
一位苏联军官抓住伊丽沙白，但高个子苏联人用手枪抵住了他的肋骨。“不，不，这女人是属于他的。”他指着其中一个德国人说。当他带领俘虏们穿过树林时，他们赶上了两个德国人：一个鼻子被割掉了，另外一个被阉割了。但俄国人继续向德国人保证：他们是安全的，并分发给他们大块的面包和火腿。
受到红军四面威胁的布赛命令他的先头部队尝试最后一次攻击，以便突破敌人的阵线和温克会合。在整个防卫圈里只有两辆虎式坦克了，他们从丢弃的军车里收集汽油，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
在黑暗中，他们遭到了俄国人的机关枪和迫击炮的猛烈射击。但是两辆虎式坦克边开炮边继续前进。打得炮栓都热了。坦克后面跟着步兵，伴随着几百名妇女和姑娘，她们也拿着冲锋枪、卡宾饱和弹药。
温克在西面15公里处等待着他们。他乘坐摩托巡视了整个正面防线。他的部下提醒道，红军即将突破他们的防线，12集团军应该后退。但他不能忘记防卫圈里还有无数的妇女和儿童。“我们应该留下来。”他用报话机对他的部下指挥官们说：“布赛还没来，我们应该等他。”
在五月一日熹微的晨光中，温克的先头部队看见了曳光弹在天空中掠过。然后，一些黑乎乎的身影接近了，这是一些衣衫褴褛的第九集团军的人。“我们成功了！我们自由了！”他们在狂叫后就摔倒在地了，他们的精力消耗殆尽，再也不能动弹了。
显然，魏德林的看法是正确的。他想到了，俄国人是不会同藏在地下避弹室里的人谈判的。中午，克莱勃斯从苏联人的战线回到了滕珀尔霍夫，他的衣服上满是皱折。他说，他和近卫第八军司令官瓦西里?崔可夫元帅谈过了。崔可夫又打电话给朱可夫，朱可夫说，德国要无条件地向三大国投降。
戈培尔指责克莱勃斯歪曲了他的提议，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戈培尔又攻击所有其他人，并要求他们重派使者到俄国人那里去，取消克莱勃斯的一切提议，并宣布“决一死战”。
魏德林敦促他们坚持他们的逃跑计划：“现在不是继续柏林战斗的问题了！”克莱勃斯说，他不能同意，接着又改变了主意。“立即下达命令吧。”他说道：“不过请在这儿等一等，以防万一有变。”
当其他人都在忙于制定各种逃跑计划时，戈培尔却准备死了。他要求施通普夫格尔医生给他的六个孩子注射毒药。但施通普夫格尔说，他不愿让自己受到良心的谴责——他自己也有孩子——，戈培尔从住在上一层的难民中找了另外一位医生。
在动物园的防空楼里，一位名叫弗立克的情报军官把韦勒曼上校拉到一边，用颤抖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他刚刚得知希特勒死了，政府将向全世界宣布这个消息。如同许多其他人一样，韦勒曼首先是不相信。他对弗立克说，自己知道就行了，不要再外传。
五月一日在普伦，邓尼茨接到了鲍曼又一封措词含糊的电报：
遗嘱已经生效。我将尽快地到你那儿去。在我来以前，我建议你不要发表这一消息。
邓尼茨现在确信希特勒是死了，而为了别的什么原因，鲍曼隐藏了真相。他个人认为，与其让来自其它渠道的骗人的消息散布混乱，不如把事情的真相立即告诉德国人民和军队。但他对所得到的消息还是没有把握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决定询问鲍曼。然而，战争是显而易见地输掉了。既然不存在任何政治解决办法，他作为一个国家元首有责任尽快地结束敌对行动，避免无谓的牺牲。
“据我看，”他对凯特尔和约德尔说：“舒埃纳尔的军队应该放弃他们固守的阵地，朝美军战线方向撤退，这样一来，投降的时候，他们就能投向西方。”
他决定把德国北部让给蒙哥马利。因此，他打电报给有谈判经验的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雷德堡海军上将，要他做好准备，执行一项特殊使命。等到这一切就绪时，他就让西线剩下来的人投降，同时拖住俄国人。但是，谈判要尽可能地拖延下去，以便使大部分人成功地朝西面撤退。
同一天，他向军队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声明，保证他有坚定的意愿，“继续与布尔什维克战斗，以使我们的士兵和东部各省成千上万户的德国人家庭幸免于奴役和毁灭”。他宣称：“你们每一个人对元首所作的效忠誓言，现在和我本人联系起来了，因为他已指定我作他的继承人”。
他还派人去寻找派驻在捷克斯洛伐克、荷兰、丹麦和挪威的帝国专员，命令他们尽可能地避免在这些国家出现新的流血事件。他又打电话对里宾特洛甫说：“考虑一个接班人吧，如你找到合适的人就告诉我。”一小时后，里宾特洛甫亲自打电话给邓尼茨：“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仅能向你推荐唯一的一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那就是我自己。”
邓尼茨“没有笑出声来”，他彬彬有礼地谢绝了这个建议。他要求施威林?冯?克罗西克担任这个职务。“你此行不会赢得任何荣誉，但是你我都必须为德国人民的利益尽义务，完成这个任务。”
希姆莱一得知这项任命后，便把施威林?冯?克罗西克召到他的住地。
“我知道你将是新任的外交部长。”他说道：“我仅向你表示祝贺。从没有过哪一位外交部长会碰上这么好的机会！”
伯爵凝视着他。
“您的意思是？”
“几天后，俄国人与美国人就去发生内讧，而我们德国人将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因此，我们进军乌拉尔山的目标从未象现在这样接近于实现了。”
“您个人还有什么任务要完成吗？”施威林?冯?克罗西克带着奚落的口气问道。
“当然！我是中流砥柱。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都知道这一点。我所需要的仅仅是同他们每人谈一小时，大功就算告成了。”
黄昏时，鲍曼和戈培尔正式通知邓尼茨元首已死的消息：
元首于昨日十五点三十分逝世。在他的四月二十九日的遗嘱中，他指定您为帝国总统，戈培尔为帝国总理，鲍曼任党务部长，赛斯－英夸特任外交部长。根据元首的命令，遗嘱将寄给舒埃纳尔元帅，放在柏林城外一个安全的地方。鲍曼力图今天见到您，向您说明形势。对军队与公众宣布此事的方式和时间由您决定。收悉后告知。
然而，邓尼茨不愿让戈培尔和鲍曼进入他的政府，他下令说，如果他们来到普伦的话，就逮捕他们。
此外，他还决定，现在该是把希特勒死亡的消息告诉人们的时候了 [ 注：邓尼茨认为希特勒死于一次空袭。他最近说：“我现在庆幸自己当时不知道希特勒是自杀的，因为如果我知道了的话，我就全不得不把这个情况告诉人民，那样，就会有许多士兵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 ] 。二十一点三十分，汉堡广播电台中断了它的节目，宣布即将播放“一条沉痛的，重要的消息”。随后播送了瓦格纳的歌剧音乐选段，接着是慢速度的布鲁克纳第七交响乐。音乐过后，一个庄严的声音宣布：“我们的元首同布尔什维主义战斗到最后一息。今天下午（实际是昨天下午）在德国总理府的作战大本营里为祖国牺牲了。四月三十日（遗嘱上注明是四月二十九日），元首任命海军元帅邓尼茨为他的继承人。现在由元首的继承人海军元帅对德国人民讲话。”
邓尼茨说，希特勒“率先”牺牲了，他的首要任务是“把德国的男人和女人从向我们进攻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破坏中解救出来”。
这天黄昏后不久，韦勒曼被召到魏德林设在本德莱布洛克的司令部汇报情况。突围计划已被取消了。
韦勒曼要求他的参谋部的一位首席参谋持冲锋枪护送他，他的司机也自愿作他的保镖。实际上，自从俄国人占据了利希膝施泰因桥以后，是不可能从动物园斜穿过去的。在走上东西轴心大街前，他们在防空大楼下等待着炮击停止。几颗炮弹在他们头上爆炸了，他们赶紧跳进一个炸弹坑里。这使韦勒曼想起了在凡尔登的情景。鉴于炮击持续不停，他们爬出弹坑，朝东走去。到达弗雷德里希?威廉大街时，他们冒着枪炮的连续射击飞快地穿过宽阔的大街。新胜利大街酷似一个进行大屠杀的场所：曾经统治普鲁士和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卢尔斯和霍亨佐伦王朝的凯撒?腓特烈三世的塑像底座全被打坏了，塑像倒塌下来。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过瓦砾堆，一直来到国防部大院。七月二十日施道芬堡和其他人就是在这里破处决的。
地下避弹室里笼罩着一种抑郁的气氛，使人感到世界末日就要来临。戈培尔召见了他的助理京特?施瓦格曼，并向他简单概括了最近几小时来发生的重要事件。“一切都完了。”他说道，“我将同我的妻子和孩子一道死去。然后你烧掉我的尸体。”他递给施瓦格曼一张装在银制框子里的希特勒的照片，并向他告别。
地下避弹室里的其他人得到了逃跑的最后命令。他们分成六个小组。第一小组打算21点时去最近的地铁站，然后沿着铁轨走到弗雷德里希?威廉大街站。从那儿，他们走出地铁，渡过施勃利河，朝西和西北走去，一直到他们遇上盟军或邓尼茨为止。其它五组也沿着同样路线先后出发。
肯普卡负责照管由20名妇女组成的一组。他于二十点四十五分来到戈培尔的房间向他告别。孩子们已被毒死。戈培尔夫人平静地请求肯普卡代她向儿子哈拉尔德问好，并对他说明她是怎样死的。
戈培尔夫妇挽着手臂离开他们的卧室。戈培尔显得非常镇静，他感谢瑙曼医生的忠诚和谅解！玛格达把手伸给他，瑙曼吻了下她的手。
戈培尔厌烦地说，他和他妻子将走上台阶一直走到花园去，免得朋友抬他们的尸体。他握了一下瑙曼的手，陪着他的脸色苍白、默默无语的妻子一直走到出口。瑙曼、施瓦格曼和戈培尔的司机拉赫呆滞在原地，看着他们登上水泥台阶消失了。
一声枪响，接着又响了一声。施瓦格曼和拉赫跑步登上台阶，发现戈培尔夫妇躺在地上。一个党卫队队员在看着他们。就是他开枪击毙他们的。施瓦格曼、拉赫和这位党卫队队员把四桶汽油泼在他们的尸体上，点上了火。他们没等火葬结束，就回到了地下避弹室，他们奉命放火把它烧掉。他们倒空了最后一桶汽油，扔上一支点燃的火柴。
当熊熊的火焰包围住了曾是激烈争论中心的会议桌时，莫恩克和京舍指挥第一小组撤离了地下室。第一小组有赫维尔大使、海军少将福斯、三位希特勒的秘书和一位厨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多日没有外出，当他们走出地下避弹室时，才发现灾难要比他们原先想象的大的多。整个柏林似乎都在燃烧。天黑了，但总理府的废墟还在熊熊的火焰中耸立着。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灰尘盖住了他们。枪弹的刺耳声和机枪断断续续的连射似乎越来越密集。他们一个接一个鱼贯而行，通过一个狭窄的窗口进入了破烂不堪的总理府。她们又一个紧接一个地跑过一段二百米长的盖满破砖烂瓦的路面，消失在凯撒霍夫饭店另一边的地铁口里。尔后，他们又出现在弗雷德里希地铁站，冒着阻击的炮火奔跑在铁架人行桥上，渡过了施勃利河。
100多人（士官与将官都有）聚集在本德莱布洛克魏德林的办公室里。将军站在他的工作台后，脸上露出不快和严肃的神情。“先生们，”他用生硬但坚决的嗓音说着……他把希特勒的婚礼和自杀情况告诉他们。“按照他的遗愿，他的尸体已在总理府的花园里火化了。因此，我们从我们所作的誓言中解放出来了。”
他谈到了克莱勃斯与俄国人的谈判，俄国人没同意，谈到了戈培尔的最后的命令：捍卫柏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感到再也无法承担使别人在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中继续成力牺牲品的责任，所以我决定投降。”他准备派他的参谋长特奥多尔?冯?杜夫芬去同俄国人谈判。“这样，这可怕的悲剧便将结束！”
室内鸦雀无声。谁都知道此时正是魏德林的军人生涯中最为痛心的时刻，没有人表示反对。
午夜前不久，魏德林向俄国人发出了第一次呼吁。一小时后，他得到了如下答复：“我们等待着你。”魏德林对杜夫芬说，只能是在下列条件下，他才愿投降：部队要体面地投降，立即停火，保护平民，反对恐怖主义；保证必须的食品供应和士兵的个人财产要留给士兵；官兵要和他们的部队呆在一起。
杜夫芬动身到俄国人那边去了。
肯普卡领着他的小组走出了弗雷德里希大街地铁站，但他自己却决定，在试渡施勃利河之前，在拉米拉宫的剧院里等待。清晨两点，他小心翼翼地溜出剧院，看见一小队人在黑暗中前进着。小队由鲍曼率领，他身穿党卫军首领的军服，和他在一起的还有施通普夫格尔医生、拉赫、施瓦格曼、阿克斯曼和党卫队上校贝茨，贝茨是希特勒的私人驾驶员之一。
鲍曼在寻找坦克以求帮助他们通过俄国人的防线。正在这时，三辆德国坦克和三辆装甲运兵车在黑暗中出现了。肯普卡拦住了第一辆车。车上的指挥官说，他是党卫队中尉汉森，并说这就是北方师的一个装甲连残存的东西。
肯普卡令他朝齐格大街慢慢驶去，以使整个小组有铁甲保护。鲍曼和瑙曼乘坐一辆坦克紧随在肯普卡左后几公尺外。突然一声苏制反坦克炮响了，轻武器齐射过来。肯普卡旁边的一辆坦克爆炸了，一股巨大的火焰冲天而起。他看见鲍曼和瑙曼被抛出车外，摔在地上了。对他来说，他们的死是确信无疑的了 [ 注：维尔拉?瑙曼当时没死——他现在还活着。鲍曼和其他四个人又回到了莱特尔站，并在那儿分了手。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阿图尔?阿克斯曼肯定说这天晚上后不久，他看见了鲍曼的尸体。但他的说法得不到证实。这天晚上逃出地下避弹室的人中有许多都是活着出去的。在所有的纳粹头子中间，马丁?鲍曼可以说是最走运的，他没有被抓获。因为在德国，认识他的人很少，他是一位未暴露姓名的领导人，很容易在黑暗中脱险。据党卫队的一位人士最近说，在南美洲找到了鲍曼。如果说有一个重要的纳粹分子逃脱了的话，那就是鲍曼，好象他生来就能逢凶化吉似的。 ] 。紧接着，他就感觉到施通普夫格尔倒在他身上，随后他也失去了知觉。
当肯普卡苏醒过来时，他什么也看不见。他摸索着爬行了40多公尺，碰上了什么东西。他慢慢站起，试图跨过它：那是一个路障。当他视觉恢复时，看见贝茨木呆呆地站在他面前，头皮已被掀起耷拉下来。他们互相搀扶着，艰难地朝拉米拉宫的方向走回去，直到贝茨说他再也走不动了才停下来。肯普卡环视了一下他的周围，看见了豪塞尔曼夫人，她是布拉施克教授的助理医生，布拉施克是希特勒的牙医。她答应把贝茨带到她家去。
肯普卡知道，他没有任何可能把他的小组安全地带出柏林了。他命令他们分散开来，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逃跑。肯普卡本人，走上小铁桥渡过了施勃利河，在四位苦役犯的陪同下躲进一幢铁路房里。他们中间的一位漂亮的南斯拉夫姑娘把他领到一间顶楼里，给了他一件满是污垢的工作服让他换上。肯普卡的右臂已经负伤，但他疲倦极了，顾不得这些，顺势躺在地板上了。
与此同时，冯?杜夫芬上校平安地进入了红军的防线，并谈妥了投降的条件。俄国人给所有周围的德军部队去信，要求他们立即投降：“我们答应体面地等待你们。军官相士兵可以随身携带他们的背包。”
在整个燃烧着的城市里，德军士兵开始从各处打着白旗走出地窖和小型掩体。当魏德林本人来投降时，没有发生意外。他穿过地方部队守卫的战壕，走到吊桥上向苏联部队投降了。人们把他带到崔可夫司令部。在那里他亲笔起草一份电报，命令他的部下立即放下武器 [ 注：五月九日，魏德林、杜夫芬，五位将军和一位一等兵坐上一架飞机，被带到了莫斯科。一位中等年纪的士兵，战前是波茨坦烟商，名叫杜鲁门。在他被俘后，人们问他是否是杜鲁门总统的亲属。他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他的曾祖父之一曾移居到美国。因此，他受到了极好的照顾。 ] [ 注：杜鲁门在莫斯科与杜夫芬合住一间牢房。在受到俄国秘密警察多次审讯后，有一天，他对杜夫芬说：“政治委员刚才对我说，我与美国总统无任何关系，我应向所有的人说明这件事。”三个月后，他离开了这间牢房，杜夫芬再也没见过他。 ] [ 注：杜夫芬最终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回到了西德，魏德林于同年十一月死在苏联监狱。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