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夏天对俄国发动的进攻所取得的最初战绩，主要归功于古德里安的方针。但开始下雪后，他请求希特勒让他一直不受约束地打到莫斯科去，元首却命令他包围并占领基辅。他照办了，但耽误了一些时间。因此，古德里安要求希特勒允许他第二年春天再攻打莫斯科。希特勒再次拒绝。于是，他立即发动了对俄国首都的进攻。结果灾难来了。希特勒撤了古德里安的司令职务，直到两年后的斯大林格勒的大溃败时，才把他从孤立中解脱出来。尽管他被晋升为最高统帅部统率，他同元首之间的裂痕也只是表面上有所掩饰而已。每次会议上，这种裂痕都几乎重新爆发。古德里安的副官弗赖伊塔格?冯?洛林霍芬男爵很担心他上司的生命安全。
古德里安二月九日去参加元首召集的会议。他从措森出发向北，前往柏林，30多公里的路上也一直坐卧不安，几乎发疯。他说，有些事情早该做了呀！在北部，很远的地方，库尔兰集团军群的12个师至今未参战，被围在拉脱维亚海岸一带。因为元首不愿让他们从海上撤退。在距离海岸2百公里的柯尼斯堡地区，北方集团军群已被包围。象比他们更北一些友邻部队一样，他们的给养全部依靠空运和海运。这两个集团军群中没有一个曾以任何方式参加过德国战役。还有在维斯瓦河上的希姆莱集团军群，虽然不完全是一个空架子，但在阻止朱可夫向柏林的进攻方面同样无所作为。尽管首都受到直接威胁，希特勒却向南部扑去，大举进攻匈牙利。“真是太可笑了，”古德里安喃喃地说，并表示，他今天要和元首摊牌。
同往常一样，党卫队的卫兵翻遍了每个人剪裁得体的军服，简直有点侮辱人格，然后才放他们走进元首办公室。会议刚刚开始，古德里安就要求希特勒推迟进攻匈牙利，代之以对朱可夫先头部队的大反攻，朱可夫的前锋已经逼近柏林。“朱可夫目前没有给养，我们从他的先头部队的两翼同时发起进攻，就可将他们拦腰截断。”
希特勒耐着性子听着，古德里安接着摆开了这一行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立即召回库尔兰的所有部队，以及在巴尔干、意大利和挪威的所有驻军。他的建议被一口回绝。古德里安按捺不住心头怒火，大声申辩道：“你应该相信，我决不是出于固执才坚持要从库尔兰撤军。我这样坚持，是因为我看不出有什么其他办法来积蓄后备力量，而没有后备力量我们就没法保卫首都。我发誓，我这样做是为了德意志的利益。”
希特勒站起来，整个左半身都在颤抖。他喊道：“你胆敢这样对我讲话！难道我不是为德意志而战？我的一生都是为德意志而战斗。”戈林走到古德里安身边，拽着他的胳膊，把他拉到隔壁房间。两个人呷着咖啡，古德里安极力抑制自己的愤怒。当他返回会议室时，不容别人开口，就再次要求从库尔兰撤军。希特勒怒不可遏，跳起来窜到古德里安跟前，古德里安也不示弱地站起来。两个人怒目相视，甚至当希特勒的拳头开始发抖时，古德里安也毫不退缩。最后还是古德里安手下的一个参谋，沃尔夫冈?托马斯将军拽着古德里安的衣角，把他拉到后面去了。
但希特勒却镇静下来恢复了自持。出乎众人意料，他心平气和地同意古德里安发动反攻。“当然，”他补充说：“反攻的规模不能象将军所希望的那样大，因为撤回库尔兰的军队是不可能的。”他的意见是，动用希姆莱用于保卫波美拉尼亚的军队，从北部发动一次极为有限的进攻。
古德里安正要表示异议，忽然意识到，小打总比不打好，起码他可以挽救波美拉尼亚，打开通向东普鲁士的道路。
朱可夫没有料到这种反攻，继续将他的先头部队向德国纵深推进。他早已在奥得河西岸屈斯特林和法兰克福之间筑起一座桥头堡。现在正准备以此为跳板，向柏林挺进。
二月九日早晨，德国空军司令部通知鲁德尔：俄国坦克借助桥头堡刚刚渡过了奥得河，正风驰电掣般驶向柏林。最高司令部无法立即调来重炮部队加以阻止，因此，只有“斯图卡”能阻挡俄国坦克。几分钟后，鲁德尔和他的全体飞行员起飞了，朝着结了冰的奥得河方向飞去。他命令一个中队去轰炸法兰克福附近的浮桥，然后，亲自率领反坦克联队飞往西岸。
他发现了雪地上有些小道，是坦克还是高炮拖车的车辙？他冒着密集的防空炮火，降低高度。当飞近雷布斯村时，他发现了12辆经过巧妙伪装的坦克。高射炮火马上朝他袭来，弹片击中了他的机翼。他以最快的速度拉起飞机，他看到下面至少有八个高炮炮位。他明白，在这样一个既没有树木又没有楼房的开阔地带，轰炸坦克等于自取灭亡。着在平时，他一定去选择一个更好的轰炸目标，但今天，柏林已经告急呀！于是，他通过无线电宣布，他和他的机枪手恩斯特?加德曼上尉去轰炸坦克，其他人待他们弄清高射炮位置后再出击，设法将这些高射炮炸毁。
鲁德尔观察着地形，终于发现有一组T－34型坦克从树林中开出来。他心想：“这回我得听天由命了。”他向下俯冲，防空部队一齐朝他开火。但他继续下降，到了距地面2百米左右的时候，他把飞机微微向上一拉，然后向一辆重型坦克冲去。为了避免脱靶，他不愿从一个过小的角度开火。他的两门炮同时喷出火舌，坦克起火了。接着，第二辆T－34进入了他的瞄准镜。他从后面射击，坦克爆炸，腾起一团蘑菇烟云。几分钟之内，他又接连击中两辆坦克。随后，他返回基地补充弹药。第二次出击，又击毁几辆坦克之后，他非常艰难地返回了基地，机翼和机身都受了伤，他换了一架飞机又出发了。
第四次出击，他打毁了12辆坦克，只剩下一辆体积庞大的“斯大林”号了。他突然把飞机拉得很高，避开了防空武器的射击。然后，又猛然翻身直下。他不断侧身飞行，躲避炮火。快接近目标时，他把飞机拉平，开火，然后成Z字形上升，直到离开炮火射程。他小心翼翼地往高处飞着，一低头，发现“斯大林”号虽然起火，但仍在前进。他急得太阳穴的青筋暴突出来。他知道这是危险的游戏，每玩一次，成功的希望就减少一分。但这辆坦克的某种东西刺激了他，他必须把它摧毁。这时，他发现飞机上有一门炮的信号灯亮了，炮门卡住了，而另一门炮只剩下一发炮弹了。他又飞到800米高度。此时，他思想斗争激烈：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呢？但回答是：也许正是这一炮将阻止这辆坦克横跨德国。“太言过其实了吧？”他心想，即使你打毁这辆坦克，还有成群的坦克进攻德国。但你还是应该击毁它。否则，你会感到终身遗憾。
在一片炮声中，他驾机向下飞去。在他忽而翻滚，忽而成Z形下降时，他瞥见地面的高射炮猛烈开火。他猛然将机身拉平射击。“斯大林”号被击中爆炸了。他心头一阵狂喜，迅速从空中掠过，还来了个鹞子翻身。突然，咔嚓一声，象是有把匕首，也象是灼热的铁器刺进他的右腿。他眼前发黑，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呼吸急促，挣扎着稳住了飞机。
“恩斯特，”他通过话筒喊他的机枪手，“我的右腿断了。”
加德曼平静地说：“不可能。腿如果断了，你根本就讲不了话了。”他是个职业医生，但他天生是个武士。当他还是医学院的学生时，就进行过无数次格斗。因为酷爱格斗，才当上了机枪射手。“右翼起火”，他依然平静地说，“非着陆不可了，敌人炮火已两次击中了我们。”
“告诉我在哪儿降落，我什么也看不见。然后，你还得把我拉出来，不然的话，我会被活活烧死。”
加德曼给两眼发黑的鲁德尔导航。“着陆，”他喊道，没有树木或电线杆吗？鲁德尔想，如果机翼折断了呢！这时，腿上的伤疼得他反应迟钝了。只有大声喊，他才听得见。
“着陆！”加德曼大吼了一声。
这声吼象是一块冰打到他脸上。
“地形怎样？”他问道。
“很不理想，……一片小丘。”
他随时都可能昏迷。他此时只有一个想法：“着陆”。他感到飞机偏闪了一下，于是操动左舵。他的左脚钻心的疼，他叫了起来，心想：我不是右腿负伤吗？他忘记了，左腿本来就打着石膏。
当鲁德尔慢慢地抬起头来，让飞机飘飞着着陆时，飞机已经起火。他听到一种异常的声音，机身偏斜了，接着听见起落架嘎嘎作响，然后一片寂静。他昏过去了。一阵疼痛使他苏醒过来，随即又昏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时，他已经躺在奥得河畔西侧一个救护所的手术台上。他轻声问道：“我的腿锯掉了？”
外科医生伏在他身旁，点了点头。鲁德尔想，再不能滑雪，再不能跳水，再也不能撑杆跳高了。今后怎么办呢？那么多伙计都比自己伤势严重。如果能够拯救祖国，失掉一条腿又算得了什么呢？
外科医生抱歉地说：“除了一些肌肉碎片和少量纤维组织以外，什么都没有了，因此……”不久，戈林的私人医生来了，说帝国元帅希望把鲁德尔送到地下医院去治疗。医院设在柏林动物园里。他还对鲁德尔说，戈林已将他负伤的事报告了希特勒。希特勒对德意志最了不起的英雄经受了这么大的危险表示难过。他说：“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
假如说，鲁德尔是希特勒心目中的理想的武士，那么，47岁的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就是他理想的才子了。戈培尔七岁时，左腿做过手术，比右腿短了七点五公分。上学时，他对智力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20岁左右，他先后一度利用业余时间写过小说，演过电影、戏剧，但从未成功过。他有点天赋，但因失败而感到痛苦，后来成了希特勒思想的狂热吹鼓手。
马丁?鲍曼和戈培尔一样，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们俩可能是希特勒的最热心的同情者，他们甘心情愿为元首效劳。他们都对希姆莱不信任，希姆莱对他们也表示怀疑。然而，除了这些共同点之外，他们还有突出的分歧。鲍曼是个矮胖子，他的脖子粗得象个拌跤运动员。他的圆圆的脸盘，粗大的鼻梁，使他显得更加粗俗，简直象头牲口。他朴实无华，情愿躲在幕后。戈培尔身材瘦小，有活力，象舞台上的明星一样引人注目。在舞台聚光灯下抛头露面是他最快活的时刻。他极富于幽默感，思想细腻。听他讲话的人，无论是很多人，还是一个人，都会赞不绝口。鲍曼干起事来孜孜不倦，准确无误，不疏忽任何细节，而戈培尔则富于想象。据斯佩尔说，他的思想更象个拉丁人而不象德国人，这使他成为一位大演说家、一位宣传大师。
鲍曼所以笃信国家社会主义，可能是因为他反对宗教，有民族主义思想，和因此而使他的社会地位提高的机遇。作为鲁道夫?赫斯的助手，他从来不是一位知名人士，就是现在，他在总理府主持党务，在德国也并不出名。他成了希特勒的影子，随时准备去完成最棘手的差事，有时得到常常是料事如神的元首的赞许。有一天，在贝希特斯加登山上的贝格霍夫别墅，希特勒看到海湾外有一所房子，感到很刺眼，就表示希望那所房子主人去世后，把房子拆掉。鲍曼把这件事铭记在心，马上叫人拆了房子，让主人搬到了另外一处更加漂亮，但他并不喜欢的房子里去。
鲍曼是国家社会主义首脑中最不可思议的人物。他不要勋章和公开的荣誉。他回避任何抛头露面的机会，他的照片少得没有几个德国人认得出他。他最渴望的是，成为希特勒少了他就一事无成的人。
一九四三年四月，鲍曼被正式任命为希特勒秘书。出任这个职务，使他拥有大得可怕的权力，希特勒应该会见谁，该看什么文件，都得他点头。除此之外，所有会议，鲍曼场场必到。
“7?20”谋杀事件后，希特勒越来越多地只依靠那仅有的几个他还绝对信任的人。这些人中，只有鲍曼善于把各种意见和设想清晰地归纳概括成建议。希特勒有一次说：“鲍曼的建议言简意赅，我只消说个‘行’或‘不行’即可。有了他，我十分钟就能处理一大堆文件。要是遇到别人，我得费上几小时。要是让他半年后提醒我做一件事，我可以相信他决不会疏忽。”当有人抱怨鲍曼处理事务方法粗暴时，希特勒袒护说：“我知道他方法粗暴，但他言必信，行必果。在这一点上，我对他绝对信任。”
这两位大宣传家，既有共同特点又有分歧，他们拼死较量，争夺元首的青睐和信任。然而，他们的决斗是不动声色的。戈培尔深知元首对鲍曼是何等信赖，没有把他们的争斗公开，而鲍曼呢？也了解戈培尔是元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本能地暗中和他对着干。
戈培尔除了宣传部长职务外，还负责柏林的城防。二月初，他为此召开过少数人参加的会议。与会的有柏林军事长官布鲁诺?冯?豪恩希尔德少将，柏林市长，警察局长，戈培尔的秘书兼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还有豪恩希尔德派驻戈培尔身边作联络官的卡尔?汉斯?赫尔曼上尉。最近几天，年轻的赫尔曼一直在戈培尔家里，住在戈培尔夫人和前夫所生的儿子的卧室里。赫尔曼听说过戈培尔的全部艳史，但他却惊奇地发现，戈培尔是个考虑周全、体贴入微的丈夫，而且，在他看来，尽管有那些风流韵事，戈培尔一家相处得十分和睦。一天夜里，空袭时，大家都到防空洞去隐避，赫尔曼发现戈培尔夫人正拿起丈夫的手，深情地亲吻。
二月的一次会议上，戈培尔宣布他要透露一项国家机密，要求在场的人发誓不往外泄露。“我方才见到了元首，”他说道。他象演戏一样停顿了一下。“不论发生什么事，元首均已决定，决不离开柏林。”所有的人都退场了。大家深知保卫首都的紧迫性，但对戈培尔来说，这也是他对鲍曼的一大胜利。戈培尔长时期以来，始终认为，希特勒的结局，假如终有一天要到来的话，那一定是在柏林，当着他的主要助手的面。而讲求实际的鲍曼则希望，希特勒逃往贝希特斯加登。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什么胜利。虽然戈培尔和鲍曼左拉右扯，希特勒还是仅仅出于他自己的考虑，才决定留在柏林的。同时，象往常一样，他打算一旦条件变迁，就另打主意。
欧洲国家所有的元首中，只有希特勒，由于他对德国人拥有的奇特的权力，才是真正不可缺少的人。他是一种命运的主人。他自己知道这一点。他认为，他能奇迹般地躲过谋杀炸弹就是一个明证。他一直相信1924年，他在兰茨贝格监狱写下的一段话：
人类历史上，每经过一段长时间，就会出现这样一种人，他既是讲究实际的政客，又是参与政治的哲学家。这种结合越是紧密，他在政治上遇到的困难就越大。这样的人不致力于满足凡夫俗子的切身需要，他要达到的目标往往只为少数人所理解。因此，他生存在恨与爱之间。眼前的这一代人，不理解他，纷纷提出抗议，正好和他为之奋斗的后代人的感激大相径庭。
当时，希特勒的目标“只为少数人所理解”，但数百万人却怀着盲目的忠诚继续追随着他。
“赞同罗斯福的裁决”
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最后一百天》] 1965
下午四点，当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始的时候，利瓦吉亚大厅里的寒暑表刚好指着摄氏5度。房间尽头壁炉里的柴火熊熊地燃烧着。面色红润的丘吉尔穿着一身将军制服，不停地吸着雪茄烟。罗斯福的亲密合作者哈里?霍普金斯第一次出现在雅尔塔的政治场合。他患着血色素沉着症，最近八天内，体重减少了六公斤。尽管他不时痛苦地痉挛着，这位年青人却一直警觉地坐在总统身后。
罗斯福宣布开会。他提议大家讨论有关德国的政治问题。德国战败以后，瓜分德国是问题的主要之点，由苏联、美国和英国代表组成的欧洲协商委员会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 [ 注：在一九四三年十月，美国、苏联、英国的外交部长在莫斯科开会。他们作出一项决定，应立外交专家常没委员会，总部设在伦敦，专门研究德国战败以后的问题。 ] 。欧洲协商委员会已经主张在战后把德国分成三个占领区：东部的三分之一归属于俄国，西北部的三分之一割让给英国，西南部的三分之一给美国。英国和俄国同意了这个方案。但是，罗斯福不满意西南部的恶劣水土，他还没有签字。
在总统提出意见之后，斯大林表示，他想把瓜分德国的问题当场解决。参加会议的人感到惊讶的是，强烈反对这样做的不是罗斯福，而是丘吉尔。他说：“今天提出的问题是：您想要怎样分治德国？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准备不足。”这意味着对问题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我没有非常固定的看法，我希望把问题认真地研究一下，如有可能，在和我的两个伟大的盟国取得一致的情况下把问题明确下来。”斯大林坚持要立即作出决定，丘吉尔则有力地反驳说：“我不相信能够讨论出一个怡如其分的瓜分方案，这个问题应该拿到和平大会上去讨论。”
“你们二位讲的是一回事。”罗斯福劝开两个对立者，以仲裁的方式：不紧不慢地插话道。他补充说：“可能的话，把德国分成五个或七个邦……”这可能是一个妥当的想法。
“或者少分几块，”丘吉尔叽里咕噜地说道。他想干脆把德国分成两块。“或者不分。我看在目前，我们在瓜分德国问题上谈不拢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必要把我们的意图告诉德国人。”
哈里，霍普金斯给罗斯福写了一张条子：
总统先生：
我建议您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和十分紧迫的问题。三国外交部长就程序问题 [ 注：全部电文、照会、书信（英文）照书写件复制。 ] 提出一项建议，按照这个程序，对瓜分德国的问题立即作出决定。
哈里
罗斯福刚放下这张条子，斯退丁纽斯此时递给了他另一张字迹很漂亮的条子。草书的签名反映出一种乐观情绪。
总统先生：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一致，只要我们提出这样一点就行：外交部长们首先会晤。
斯退丁纽斯
罗斯福说：“如果向全世界提出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会有一百种分割的方案。然而我仍然希望我们把这个问题限制在我们这个范围，并且从明天起，由三国外交部长就一项瓜分方案作出建议。”
“你是想说，一个研究瓜分问题的方案，而不是瓜分方案本身？”首相紧接着问。
“是的，研究瓜分问题。”
丘吉尔平静下来了，斯大林大概不是这样。“我想，按照首相的方案什么也不告诉德国人，那是要担风险的。我们应该把这个方实预先告诉德国人。”
罗斯福说：“元帅的想法和我的想法也有某些共同之处，这个想法会使事情更加好办些。如果这个想法已经包括在投降条件之内的话，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方案告诉给德国人好了。”
“但是，你们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啊，”丘吉尔反驳说：“艾森豪威尔不愿意这样做。因为那样一来，德国人只会打得更加凶猛。我们不能把这点公诸于众。”
罗斯福问丘吉尔，是否同意在欧洲协商委员会已经起草好了的条款里加上“再合并”这样的字眼。
“是的，我会同意的。”丘吉尔嘟哝着说。
“剩下的就是法国占领区的问题了。”罗斯福继续说。
丘吉尔和斯大林象好斗的公鸡似地对视着。在戴高乐再三坚持和丘吉尔热情支持下，法国已被接纳为欧洲协商委员会成员，但由于斯大林的坚决反对，任何占领区都没有划分给法国。前天晚上，丘吉尔告诉艾登说，保持三大强国团结的一切东西，他都同意，但是今天，显然为了给法国一个占领区这样一件好事，他可能会损害这种团结。
这时，丘吉尔站了起来，俨然象法国的保护人，其实，他的目的是阻止俄国的侵略。丘吉尔深信，希特勒德国一旦被摧毁，力量的平衡将会产生大幅度的变化，俄国将企图把共产主义强加给西欧，它在东南部早就在这样做了。把德国的一个区分给法国，可以加强反对共产主义的壁垒。“法国人想要一块占领区，我准备奉送他们一块，我甚至会高高兴兴地给他们一块英国的地盘。”
我认为，如果我们接纳第四个成员，这将会使我们的任务复杂化。”斯大林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反驳道。
“这是一个关系到法国在欧洲未来的作用的问题，”丘吉尔继续说：“而且，我个人认为，法国可以在欧洲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法国人有长期占领的经验，他们会做得很好，而且将不会宽恕德国人。我们希望他们强大起来，这将有助于使德国抬不起头来。”他意味深长地向罗斯福看了一眼，说道：“我不知道美国能够同我们一起占领德国多久。”
“两年。”罗斯福很快地答道。他没有考虑到这样的说法将会引起怎样的反响。
当M?巴甫洛夫给斯大林翻译时，马修斯博士看到斯大林的两眼炯炯发光。为了证实巴甫洛夫没有听错“两年”这句话，斯大林要求总统确切地说一遍。罗斯福说道：
“为了和平，我可以得到人民和国会的绝对合作，但不能在欧洲长期驻军。期限是两年。”
显然，斯大林内心十分高兴。哈里曼了解元帅如同了解任何一个美国人一样。他希望总统不要轻易地把这样一个好处让给斯大林。
“我希望情况将允许这么办，”丘吉尔竭力掩饰他沮丧的情绪嚷道：“不管怎样，我们需要法国帮助。”
“法国是我们的盟国。”斯大林说话的样子象星一只大猫正在吞食一只耗子。“我们已经与法国签订了条约，我们希望法国有一文强大的军队。”斯大林说道。
他可以表现得宽宏大量。
过了一会儿，罗斯福使丘吉尔更加沮丧。他指出：“只要法国人不在发号施令的岗位上就行。”他想说的意思不十分清楚，连霍普金斯也不清楚，因为法国已成了欧洲协商委局会的成员。霍普金斯开始起草另一张便条。
斯大林终于想到，罗斯福支持他反对丘吉尔。于是，他兴冲冲地说：“我希望法国强大起来，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这次战争中，法国向敌人敞开了大门……，监督和管理德国只能由那些从战争一开始就反对德国的人来搞，如果追溯到那时的话，法国不在其列。”
“在战争开始时，我们都处在困难之中，”丘吉尔尖锐地指出：“但是，法国仍然应有它的地位，我们反对德国需要法国的支持……当美国人撤回国内的时候，我就要好好地想想未来了。”
毫无疑问，斯大林懂得丘吉尔想要说什么。他重复说，他反对那种认为法国可以呆在发号施令的岗位上的想法。当丘吉尔继续要在这一点上讨论时，哈里?霍普金斯已经写完了那张给他上级的条子：
1、法国现在已在欧洲协商委员会之内。现在的主要之点是德国问题。
2、答应给一个占领区。
3、推迟作出关于监督委员会的任何决定。
罗斯福抬起头说道：“我认为我们没有看到法国在欧洲协商委员会内的地位。”霍普金斯早就提醒过罗斯福，他可能挑起严重的问题，“我建议法国可以有一个占领区，但是我们把关于监督的问题留到以后去讨论。”
“我同意。”斯大林毫不迟疑地说。在斯退丁纽斯看来，元帅显然不愿意和罗斯福吵翻，他却决心要与丘吉尔作逐点讨论。丘吉尔说：“我建议三国外交部长就建立一个监督委员会起草一个大纲。”艾登凑过身去在他耳边叽里咕噜地说了些什么。“他（艾登）说，这点已经研究过了，因此我撤消我的提议。”丘吉尔说道。
后来，赔款问题冒了出来。精通英文的伊凡?梅斯基给斯退丁纽斯以深刻的印象，他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一派学究气。当他巧妙地提出苏联要求1百亿美元赔款时，丘吉尔反对支付这样大的数目并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赔款的痛苦后果。他同时提到德国可能发生饥荒。“如果1千8百万人饿死了，我们是否会说：‘这是为了你们好呀！’否则，谁来花钱养活这些人呢？”
“不管怎样，他们会有东西吃的，”斯大林说。
罗斯福再次以调停者的姿态出现，采取了某种中间人的立场。“我们不想饿死人，我们愿意让德国人活下去，但是，它不应该高出苏联的生活水平。我考虑的是一个自给自足，饿不死人的德国。我们应当为重建德国而尽力。但我们不能把什么都承担下来，要留给德国相当的工业和工作，以便它不至于会饿死。”
过了一会儿，会议结束，剩下了几个美国人，其中有波伦。他认为，在赔款的问题上，总统没有明确支持英国人。尽管罗斯福放弃了摩根索计划，这项计划要德国撤出鲁尔和萨尔工业区，使那儿“首先成为农业和畜牧业地区。”但是摩根索计划的痕迹还保留着。对于波伦和所有了解东欧和中欧历史的人来说，一下子沦为牧区的德国毫无疑问地意味着俄国将统治整个这个国家。
第二天的全体会议以讨论一项关于联合国组织的计划开始。这项计划一直挂在罗斯福的心上。
丘吉尔声称，虽然和平取决于三大强国，世界上那些无足轻重的国家也可以充分发表意见。“这好象是我们（三国）要称霸世界，而我们的愿望是为世界服务，并阻止那些滔天的罪恶不再降临人间。依我看来，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表明我们服从大家的意见。”
善于察颜观色的斯退丁纽斯看到丘吉尔的玳瑁架眼镜顺着鼻梁滑了下来，而重新开始吸着俄国雪茄的斯大林则不停地在一张纸上漫不经心地划来划去。
“不存在一个或三个强国想当世界霸主的问题。”斯大林反驳说：“我看不到任何一个大国想要统治世界。除非我弄错了。”他以尖刻的讽刺口气说道：“或者我有眼无珠。我倒要问问我的朋友丘吉尔先生，请指名道姓地讲出谁是想要统治世界的大国。我深信，丘吉尔先生和英国不要这种统治，我也深信，美国没有任何这类想法。而俄国更没有。这样，剩下来的唯一的强国就是中国了！”
“我的意思是，在这里开会的是三大强国，而且聚在一起的人物的身价又是这样高，因此，其它人可能会想到三国在谋求统治世界。”丘吉尔反驳说。
斯大林解释说，问题要严重得多：“只要我们三家，我们还活着，我们中间任何人不会允许我们的国家卷入战争。但以后，从现在起再过十年，可能我们中间有人不在人世了，而新的一代将会出现，他们不了解战争的恐怖，他们不知道我们承受过的苦难。我希望，至少五十年时间的和平。这就是我的想法，我认为我们应当建立一些机构，这些机构将成为称霸世界的障碍……将来，最大的危险，可能是我们之间发生冲突。”
总统用最紧迫的波兰问题岔开了话题。几个月期间，丘吉尔不断对罗斯福施加压力。罗斯福曾执意迫使伦敦的波兰人用俄国合作的名义向斯大林作让步，而现在却是丘吉尔出来捍卫波兰了。
“英国在波兰没有物质利益。”他开始说。它的利益仅仅是一个荣誉问题，既然我们是为了波兰才反抗希特勒的赤裸裸的侵略的，任何不能保证波兰自由和独立的解决办法，都不会使我满意。”
丘吉尔从他的眼镜框里射出了使人敬畏的目光：“我们一生要为之坚持的纯真愿望是：让波兰自己主宰自己和它的灵魂。”一个临时政府或者是代理政府，象总统所说的那样。在举行自由选举以前组成，以便我们三国能如期承认它……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离开会议桌向未来的和平和中欧的繁荣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斯大林提议休息十分钟，总统府的侍从，他也是“都会”饭店的领班，进来了。紧跟在后面的身穿制服的服务员，用银盘子托着糕点和三明治，把热茶斟在玻璃杯里。最使俄国人感到有趣的事情莫过于看到美国人不停地把他们手中的杯子从一只手里急忙转到另一只手里，以至于侍者不得不拿来几个银制的托盘。
会议以斯大林的平静的讲话重新开始，他指出，在最近30年中，德国人曾两次跨越波兰入侵俄国。斯大林自然不会提及——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有粗野地向他指出的是——一九三九年德国跨越半个波兰进军的同时，俄国盟友穿越了另外半个波兰来与他们会师。然而斯大林强调说，寇松线是外国人发明的，不是俄国人，他不能带着少于寇松和克雷孟梭以前提供的东西回到莫斯科。
“现在我们来讨论政府问题吧。”斯大林说道：“首相说，他希望在此地成立一个波兰政府，我担心，这是一个口误。没有波兰人参加，我们不能成立任何波兰政府，他们会说我是个独裁者。”丘吉尔微微一笑，补充说：“但我是很有民主精神的，所以不能成立没有波兰人的波兰政府。”
在听完这段长篇大论之后，精疲力尽的罗斯福提议说，既然已经是二十点十五分了，大家散会吧。但丘吉尔还想说上最后一句话：“可能我们自己弄错了，但我不认为卢布林政府也代表三分之一的波兰人，……我不认为卢布林政府能声称代表波兰民族。”
一项公报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它宣布：“关于反对纳粹德国战争的最后阶段的联合军事行动已经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关于建立持久和平问题的讨论业已开始，”公报语调坚定，但是曾与俄国打过交道的许多美国人特别感到不安。前驻俄国大使威廉?C?布利特首先担心罗斯福正在受骗。他想起罗斯福有一次私下曾对他说过，为了民主合作的利益，为了打败纳粹，他要把斯大林同苏联帝国主义分开，给他所需要的一切。总统说，斯大林十分需要和平，为了和平，他情愿付出代价与西方合作。布利特预言斯大林是从不会遵守他的诺言的。
“比尔，我不否认事实。”罗斯福说：“事实是确凿无疑的。我不否认你的推理逻辑。我只是觉得，斯大林并不是象你所想象的那种人。哈里（霍普金斯）也说，他不是那种人，他什么也不需要，只要他的国家安全。我想，如果我把我能给他的东西都给他，不向他索还什么，是贵族就得行为高尚嘛，他就不会搞吞并，他将和我为建设民主和平的世界而工作。”
布利特对此无动于衷。总统说，他想起一九一八年，德国冲破法国和英国战线的年代。那时，他曾要求伍德罗?威尔逊派遣美国士兵堵住那个缺口，否则，盟国将可能被打败。“威尔逊看了看我说：‘罗斯福，我不愿派遣我们的军队去堵住这个缺口，你所预言的东西可能会发生，但我的印象是不会发生。这是我份内的事，而不是你的，我将按照我的直观感觉行事’。”
罗斯福仍然相信自己对布利特说过的话，但是他也考虑到他的军政专家们的最有权威的意见，军人迫使他作出尽可能多的保证，以便与红军的合作继续下去，红军是未来西线总攻的重要因素。马歇尔恰好在马耳他会议前曾会见了艾森豪威尔。最高司令官指出：在德国发动的最后攻势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俄国人是否继续在东线大举进攻。
乔治?马歇尔更为关注太平洋的战争。他曾经告诉罗斯福，可能要付出50万人或1百万人的生命代价，才能征服日本，除非俄国人参加战斗。他请求罗斯福就此在雅尔塔得到斯大林的肯定答复。作为美国民意的忠实代言人，罗斯福知道，绝大部分美国人热情支持一顶能够拯救美国人生命的纲领。所以他决定采纳马歇尔的意见。
最后几周，罗斯福比以往任何时候对国务院的意见更为敏感。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和其它赞成对德国采取强硬政策的人物的影响在减弱；象波伦和马修斯这些职业外交家的比较更温和的言论已经在起作用。总统特别注意艾夫里尔?哈里曼的报告。此人告诉他，尽管斯大林表面上坦率，说话直爽，但大多数人还是犯了轻信他前几次言论的错误。“你给他提三、四个问题，”哈里曼劝告说：“直到你发现他的真正要价为止。”他知道，斯大林是个体格健壮的人，具有非凡的工作能力。尽管斯大林信仰共产主义，并准备为传播共产主义而付出一切，但他是神学院学生，是牧师的儿子。哈里曼打算丝毫不动声色地告诉罗斯福，斯大林为了掌握农民，故意使几百万富农挨饿。
哈里曼也指出，与普遍看法相反，个人关系对斯大林是重要的，斯大林赞赏丘吉尔是一个坚强的战士，但他只是在战争继续进行的情况下才相信他。有一天，他以温和的语气对哈里曼说：“这个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但是，他佩服总统，并对罗斯福所说的一切都全神贯注地听着。他承认美国社会经济改革计划是一个独特的计划。
罗斯福头脑里装着所有这一切，在利瓦吉亚宫里周旋着。此外，他不能忘记一九四四年六月初，德国人正东线比西线多4倍，没有红军，不可能登陆。
这天晚上，总统和他的顾问在讨论了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决定就波兰问题给斯大林写信。因为，这个问题很可能使会议破产。在哈里?霍普金斯和国务院的帮助下，他拟了一个新的草稿。哈里曼把一份抄件带到了沃隆佐夫宫。丘吉尔和艾登读了这份抄件。艾登认为，这封信“路线是正确的，但语气不够坚定，”并提议作几处修改。丘吉尔和哈里曼同意改动。晚上，罗斯福把他们的意见写进了定稿：
我亲爱的斯大林元帅：
今天下午会议以后，我有许多想法，我想开诚布公地向你谈谈我所想的。
有关波兰政府的问题，我十分遗憾的是：三大国对波兰的政治局势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这使我们都处于一种十分困难的境地。您承认一个政府，而英国人和我们又承认在伦敦的另一个政府。我深信，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如果这样，这只能使我们的人民想到我们之间存在分歧。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您应该相信我，象我对您说的那样，在这场战争的生死攸关的阶段，我国人民在我们的国家里以批判的目光来看待他们认为是分歧的东西。他们实际上在说，在我们的军队集中打击一个共同敌人的时刻，如果我们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也将不能在更重大的事件上取得一致意见。
我愿对您说得请楚些，我们不能承认，象现在这样组成的卢布林政府。全世界可能会把我们由于一个公开的和明显的分歧而分道扬镳的事实看作是我们在这里的工作的一种可悲的结果……
他建议把卢布林政府的贝鲁特和奥索勃卡－莫拉韦斯基以及米科莱契克和伦敦波兰人的代表马上请到雅尔塔来。
我希望我不需要向您保证美国将永远不会以任何形式来支持一个和我们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波兰的临时政府。我们在这里同波兰人开过会之后成立的任何代理政府都应该保证早日进行自由选举。我知道，这一点是完全符合您想看到一个摆脱了这场战争混乱的、民主、自由的新波兰的愿望的。
向您致以诚挚的问候
富兰克林?D?罗斯福
第二天下午，当会议参加者围着大圆桌入座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时，丘吉尔费力地拖了一下他身后的椅子，插到了罗斯福和斯退丁纽斯中间。“乔大叔将抓住敦巴顿橡树园，”他以嘶哑的嗓门低声说道。这意味着斯大林将会同意美国关于在联合国安理会进行表决的建议。前年秋天，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起草了一个世界组织的计划。美国代表强调指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英国、美国、苏联、中国和法国）应该一致投票赞成维护世界和平。美国人还坚持所有联合国组织的大小成员都应有发言权。
会议开始后，罗斯福建议回到波兰问题上来。斯大林说，他只是在一小时半以前收到了总统来信的译文。自那时起，他一直在给贝鲁特和奥素勃卡－莫拉夫斯基打电话，可怎么也打不通。“请等一会儿，”他说：“莫洛托夫准备了一个和总统的建议相吻合的草案，晚上，我们听一听这个草案好了。既然我们要等一会儿，那就谈谈敦巴顿橡树园吧。”
这一次，罗斯福知道莫洛托夫将要说些什么：“我们相信，在敦巴顿橡树园作出的一切决定，总统提出的修改将保证战后一切大小国家的合作。因此，我们认为所提出的建议是我们能够接受的。”
总统喜笑颜开，直到莫洛托夫补充说，如果大家同意三个或至少两个苏联加盟共和国成为联合国成员，苏联将会感到满意。罗斯福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他连忙写了一张条子：“这不太好。”他把条子递给了斯退丁纽斯。然而，他庆幸苏联人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于是，又开始漫不经心地，但彬彬有礼地批评刚刚莫洛托夫所提出的要求。
霍普金斯打断了总统的话，塞给了他一张条子：
总统先生，我认为在产生麻烦以前，你应该力图把这点提交外交部长去讨论。
哈里
罗斯福看了一下条子，说道，立即成立新的联合国是重要的，并建议全盘问题提交给外交部长去讨论，他们也可能在三月份选择一个日期来召开联合国第一次会议。
“我不反对总统的建议，”丘吉尔说：“但我认为大家已经给了外长们许多工作。”他想，三月份举行第一次会议为时太早，那时仗打到了白热化程度并且世界的格局还不太肯定。
斯退丁纽斯塞给罗斯福一张条子：
史汀生同意这个观点。
但罗斯福对霍普金斯的条子更感兴趣：
……这里面有些东西我们还不清楚。我们最好是等到晚上再了解一下他脑袋里装的东西。
罗斯福在条子下面写道：“所有这些全是废话。”后来，他把“废话”两字勾掉了，并以“局部政策”来代替。
一位信使递给莫洛托夫一份关于波兰问题的草案。外交部长开始高声朗读这份草案。当莫洛托夫读到草案第三部分时，罗斯福和丘吉尔一起皱了皱眉头。那上面说，人们认为给波兰临时政府增加几个在流亡者范围内产生的民主人士是合适的。
“有个字我不喜欢。”罗斯福指山：“就是流亡者。”丘吉尔表示同意。他象是要给斯大林上历史课似地解释说，流亡者这个说法是在法国革命期间产生的，它表明这个人被他自己的人民赶出了他的国家。
罗斯福用简练的文体给霍普金斯写了另一张条子：“现在我们下去半个小时。”罗斯福向他的知已开玩笑地抱怨这个“亲爱的温斯顿老头”的长篇大论的讲话，这个人在罗斯福看来有时说起话来就走题，并且显然使斯大林感到恼火。
丘吉尔说，他希望波兰得到一部分东德的土地以补偿苏联不久从东波兰得到的土地。但是，在他看来，波兰人不应太死盯着东部德国。他说：“我不愿意填喂波兰这只鹅，以至于因为消化不了德国而撑死。”他还指出许多美国人对于强迫近600万德国人转移一事感到震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