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时，罗迪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这就象小学毕业后一定要上中学一样，参加这个组织根本不用申请，够了岁数就一锅端。他说，参加希青团是一件让小孩子们很向往的事儿，大家穿一样的制服，一起打靶、一起锻炼身体、一起过野营生活，没有了家长的约束，生活又自由又愉快。说话之间他找出了一张当时的照片，上面是一群穿制服打领巾的孩子在举行篝火晚会，一排孩子正站着唱歌，更多的人坐在地上鼓掌。梳着小分头的小罗迪就站在唱歌的队伍里。
谈到那场战争，罗迪的话开始变得滔滔不绝：
“我们家兄弟4人一个不剩地全都进了军队。我大哥是个上尉，他死在法国，死得冤透了，踩上了自己埋下的地雷。他是回家结婚后重返前线时死的，死的时侯是31岁，刚结婚14天，生活道路就这样走到了头。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我二哥也死了，当时的战场已经到了德国东部的西里西亚地区，现在已经归属了波兰。听他的战友说，他被俄国人平射的高射机枪的子弹击中了头部，当时就给掀开了半边脸，死时25岁，埋在什么地方没有人能说得清。
“我和弟弟算是大难不死。在1945年德国投降前夕，我成了英军的战俘，战后5个月后被释放回家。我弟弟被美军俘获了，但他比我要倒霉得多，因为美国人把他们那一批战俘全部交给了苏军，结果他被转移到了一个位于高加索战俘营，在那里服了5年的苦役后才被放回德国。
图3-3：1943年，罗迪和二哥（左）在苏联战场上相遇。这是兄弟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二哥后来死于本土战，被平射的高射机枪击中脸部。尸体葬于何处不详。
“您是在哪里接受新兵训练的呢？”
“我参军后被送到波茨坦训练。因为我的射击成绩总是排在全连的前三名以内，所以我很快就获得了优秀射手称号，这样，我就可以不参加星期日的加班训练了。基本军事训练结束后，我又被选出来参加了无线通讯兵的培训，一起培训的有50人。看，这是我们培训小组的结业照。”老人指着一张相片给我看，那上面是7个头戴步军帽身穿白色外套的士兵，“6个学生1个老师，右面个头最大的这个是我。在这7个人中战后活下来的只有2个人。
我入伍4个月后，苏、德战争爆发了，开始攻击苏联的那天是个星期天，我们的装甲部队在半夜已集结待命，凌晨5点接到出发的命令，当天我越过边界踏上了俄国人的土地。不过，严格来讲这还不算是真正的苏联。您一定知道，战线两侧的区域原来都是波兰的领土。1939年9月德国、苏联两家平分了波兰，使波兰成为两国相互防范的安全缓冲区。其实，俄国人真正的战略防线是新国界以东300到400公里的'斯大林防线'。这条防线的西侧是'十月革命'后被苏联兼并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加盟国，它的东侧才是1917年以前的俄国领土。”
我插话说：“我想，要保住传统国土的安全，苏军在抵抗的时候一定最希望把你们消灭在'斯大林防线'以西的地区。”
“一点不错。所以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深入苏联的腹地，不突破'斯大林防线'，就谈不上对苏联的真正威胁。我所在的部队隶属于霍特将军的第3装甲兵团。这个兵团下设5个装甲师和3个摩托化师。每个装甲师都有不少于150辆坦克。您知道当时希特勒是怎么估计苏联的抵抗能力的吗？在攻击苏联前一个星期，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里对他的将领们说：'我要求你们的只有一点，用力踢开房门，然后这个房子就会自行彻底垮掉。'这个疯子，他把斯大林的苏联看成是一脚就能踹散架的破窝棚了。”
其实希特勒并非像罗迪所说的变成了一个疯子。纳粹德国对苏联志在必得的态度有三个方面的基础。
第一是基于“一战”的经验。当时俄国动员了在各参战国中最大的兵力，气势汹汹地要从东面给正和英法联军苦战的德军以致命一击，但结果是俄军大败，导致德国人产生了一种“逢俄必胜”的自负心理。
第二是基于苏军因内部大清洗造成的战力自损，在1937年到1938年期间，斯大林为解决“军人法西斯组织”的隐患，在苏军将领中大开杀戒。5个元帅中有3个被杀，15个将军中有13人被杀；在85个军团司令员中有62个被；在195个师长中有110个被杀……任何一场战争都不可能完成的对一个大国军队精英的如此高效的杀伤，苏军的指挥系统几乎被杀空了。德国人有理由相信苏联军中已无良将。
第三是基于苏、芬战争的经验。苏联在1939年11月30日开始的侵略芬兰行动中，计划4天“解放”小小的芬兰，但后来的结果是近50万的苏军和不足20万的芬军打了4个月，战死人数比芬兰多了一倍，给人类战争史提供了一次完美的惨胜案例。
罗迪经历了德军在侵苏初期的长驱直入式的大进军，对手的不断溃败似乎验证了德国人对苏军战斗力的判断。下至普通士兵罗迪，上至最高指挥部，此刻的德军无人不认为对苏战争是稳操胜券的。
打过仗的人最喜欢谈胜仗，罗迪描绘起那场大进军来显得绘声绘色：
“我所在的643分队是一只装甲预备队，不固定归属于哪一个师，哪个师紧急需要就把我们临时编入哪个师，所以大家都叫我们是救火队。突入苏联后，第3装甲兵团按照希特勒的大包围计划一路向东飞奔，就像一把张开大嘴的钳子一个劲往前猛插，等超过溃散的红军大部队后就立即收拢钳头，截断他们的退路，让跟进的步兵把他们围住吃掉。然后我们再张开钳子嘴继续往前飞奔，去完成下一个大包围。
图3-4：在1941年6月开始的”巴巴罗萨“行动中，中路集团军群的机械化部队向苏联国土纵深迅速推进（上图）。至当年的12月中旬，向德军投降的苏军士兵已达到300万人（下图）。
“部队先后经过了明斯克、维帖布斯克、尔热夫、维亚基马，几乎是一直笔直地向东前进。7月中旬，我们终于越过了第聂伯河，突破了'斯大林防线'。俄国人在这里抵抗的微弱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原来我一直以为在'斯大林防线'会发生最艰苦的战斗”
说到这里，他给我翻出了一张照片。那是他当年在战场上的留影，穿着深色的风衣，头戴钢盔，站在一道显然是苏军挖出来的作战工事里。照片的背面写着：“斯大林防线”。
老人继续讲道：“本来德国是有希望在入冬前把闪击战一直打到莫斯科的。但希特勒低估了苏联的战争潜力，认为拿下莫斯科只是时间的问题。他把精力放到了西俄地区，想用大包围战先吃掉苏军主力，扫清通往南俄的油田通道。就这样，他把两个月宝贵的夏季时间失去了。进入秋冬两季，苏联的战场出现了我们无法想象的恶劣气候。听说过吗？1812年拿破仑进军俄罗斯时有一个大将军挽救了俄国，在131年之后这位大将军又一次帮助了俄国，他就是'冬天将军'--我们都这样称呼1941年冬天在俄国的天气。
“我大哥参加过西欧战役。那里的作战条件和俄国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法国气候温和，道路质量高。防御线一旦被我们摧毁，我们就可以利用四通八达的公路网迅速扩大战果。可在苏联就不一样了。在我们中路大军的运动方向上只有一条经过明斯克通往莫斯科的柏油公路，其他的所有道路都是最原始最糟糕的土路，一场大雨后就变成沼泽泥潭。对这一点我们完全没有准备。按理说，履带式车辆是不大受恶劣道路条件影响的，但偏偏我们的多数车辆是轮式的。一个装甲师的履带车辆不到300台，可轮式车辆却有3000多台，一上路全陷进去了。到11月上旬，大雨和烂泥把我们完全阻滞住了。进入冰冻期后，车辆刚能行驶，从11月27日起又出现了罕见的严寒。我们的车打不着火，枪拉不开栓，燃料冻成了固体，人几乎要冻僵……12月5日我们到达了莫斯科郊区。当时记录下的气温是零下37度，其实最冷的时候超过零下40度，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寒冷。我们已经看到了莫斯科郊区的轻轨火车，但整个部队都丧失了继续作战的能力。就在我们到达莫斯科郊区的第二天，俄国人从远东调来的精锐师开始反攻了。他们的冬季反攻一共持续了3个多月，虽然进展很小，但阻止住了我们的攻势，闪击战变成了胶着战，德国军队不可战胜的故事已经讲不下去了。”
图3-5：1941年11月，德军在苏联遭遇强敌--秋雨后的道路翻浆。就连斯大林自己都没有想到，苏联交通设施的落后状态会在最危险的时侯阻挡住了德军的机械化部队，闪电战变成了蜗牛战。装备了大量轮式车辆的德军面对沼泽一样的苏联公路一筹莫展，就连坦克履带都会陷入泥潭。德军老兵常说，俄国的两大将军是他们的英雄，一个是冬天将军，一个是沼泽将军。
说到这里，老人饮了一小口红葡萄酒，然后对我说：“知道吗？我最终还是进了莫斯科。”
我有些吃惊：“怎么，您后来被俘虏了？”
他笑笑说：“不，那是战后的事了，我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去的。我一定要看看这个当时我们无法到达的城市是个什么样。对这块几乎把我冻僵的地方我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向往。”
罗迪接着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刚打进苏联时，俄国人一路溃败，我们一路追赶。装甲部队的任务是快速穿插，最前面的坦克冲得太快，来不及收容被击溃的俄国士兵。这样，等我们后续部队赶到时，道路两边就常有大批被打散的苏军士兵在袭击我们。我们连奉命消灭沿途的苏军散兵，大家纷纷从车上跳下来，手持武器向公路两侧搜索。我发现了一个仰卧在麦地里的苏军重伤员，他已经一点也爬不动了，脖子上被子弹洞穿的伤口冒着一串串血泡，黄军服的胸襟被染红了大半边，在我步步走近时，他恐惧地注视着我，喉咙里发出一阵像轻微打鼾似的声音，像要对我说什么。我想那一定是请我救救他。
“我不忍心看他那惨状，刚要调头走开，就被我的连长用手枪拦住了。他让我打死这个伤兵，还说这是命令。我不干，他就把手枪指向了我。我火了，对他大喊：'我只能向敌手开枪，他是垂死的人，不是我的敌手！'连长不再说话了，自己上前朝那个俄国人的头上开了一枪。我当时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按照军纪，连长完全有权转过身来将第二枪打在我的头上。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也没有举报我。这是我走上战场后逃过的第一劫。德国军队的纪律非常严。就在我所在的无线通讯班里，有一个话务兵因为打瞌睡耽误了传达命令，当天就被长官下令枪毙了。我算是有运气的了。”
图3-6：德军在打扫战场时用手枪对零星苏军重伤员进行“果断处置”。
接着“运气”的话题，罗迪的讲述变得更为生动：
“1942年，我们经过短期修整后被编入了'大德意志'机械化师。这是一支装甲步兵师，属于国防军中装备最好、专打硬仗的顶尖精锐师，至今德国还有介绍这支部队的各种书籍和画册在发行，当然都是从纯军事角度出发的。在这样一支部队里，战争对我变得更加残酷和危险。在频繁的激战中，我一次次和死神遭遇。
“有一次我们在行军途中遭到俄国人突袭，对方火力极猛，打得树叶刷刷地落下来。当我在装甲运兵车里探身还击时，一颗子弹贴着我的胸口嗖地一下滑过去，打在了汽车的水箱上，我甚至感觉到了子弹的滚烫的温度。事后一看，子弹滑破了我左胸部位的衬衣，打破了我贴身藏着的士兵证，也就是说，如果我的身体当时再侧转一丁点的话，被击中的就是心脏了。
“还有一次，我和另一个无线电报务员正在汽车里低头发报，我刚刚抬起头来往后一靠，一颗子弹就擦身而过打在了我身边那个仍然在低头发报的报务员的头上……
“我们盼望能调到西欧战场，但被调来调去总离不开东线，因为东线太需要我们这只部队了。我们对调动的情况一无所知。有一次我们在南俄乘火车出发，走走停停折腾了一个晚上。大家都兴奋起来，觉得走这么长的路肯定是去西线了，都盼望能被调防到法国，结果天亮到达目的地一看，大家都傻了：原来我们北上来到了阻击苏军反攻的主战场！
“在一次激战后，我和一个弟兄负伤掉了队。我的右眼被炮弹炸瞎，左眼被灼伤，什么都看不见了，而那个弟兄的两腿都被炸断了。他哭着说：'罗迪，没指望了，我们不能落在俄国人手上，来吧，都把枪放进对方的嘴里，我喊一二三。'我说：'别胡来！只要我们有一个人能走路，我们就还有希望。'就这样，我把他背了起来。瞎眼的我负责走路，断腿的他负责指路，我们竟然以这种方式最后找到了队伍。后来我的左眼被保了下来，但那块打瞎我右眼的弹片至今没能取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会自己移动，现在它到了我的右腮部，就在这个部位”
老人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指他的右腮。停了一会，他又拿起了相册：“战争真是太残酷了。你看，这是一张1943年我们在苏联挖战壕的照片，里面的人最后活下来的只有我一个。这个拄着铁锹看镜头的人是个德意志族的南斯拉夫人，他在回家探亲的路上被游击队杀了。你看这个正在低头干活儿的小伙子，他在拍完这张相片的第二天就被俄国人的狙击手敲掉了。”
我问罗迪：“那您杀过您的敌人吗？”
他迟疑了一下答道：“杀过，我杀过俄国人，至少有两个是很清楚的，因为当时是在面对面的情况下我扣动的枪机。我是军人，战场上的敌对军人在相逢时就是这样简单，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但我的枪口从来不指向平民……”
谈到平民，罗迪的话题转移到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
“我的战争记忆并不都是血和火。从在莫斯科郊外撤退到第二年德军发动夏季攻势，中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乌克兰地区修整练兵。我们的驻地是一个未经战火破坏的村庄。当地人和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们分散住在老百姓的家里，我的女房东叫娜斯提亚，她的丈夫上了前线，留下她和一个小女儿守家。在住她家的3个多月时间里，我一直在用业余时间教小姑娘数学。”
“没有语言障碍吗？”我问。
“当然有，但是学数学不必懂德语，我们用手势和数学符号就能交流得很好。每当我给小姑娘上数学课的时候，娜斯提亚就给我们煮土豆、擦皮鞋。1942年复活节这天，我们把一些钱交给娜斯提亚，让她安排一下过节。结果她给我们煮了很多彩蛋，还和村民们一起灌我们喝烈性酒。不喝？那可不行，不喝就灌你小子！那真是我在俄国最愉快的一段时光了。”
图3-7：1942年春天，罗迪（左侧的身穿背心者）和两个战友在乌克兰农村和女房东娜斯提亚等人一起过复活节时的合影。罗迪搂着房东的小女儿，两个光膀子的小伙子手里捧着房东给煮好的复活节彩色鸡蛋。
说到这里，老人又指点我看两张照片。一张照片记录着他所在部队在1942年春季军训的场面，一些头戴钢盔的德国兵正在练习逾越障碍，训练场两侧站满了旁观的居民。另外一张是过复活节时在房东门前拍摄的。画面左面是穿背心的罗迪，他的身前坐着房东的小女儿，身后站立的是女房东娜斯提亚。另外两个手里捧着复活节彩蛋，赤裸上身晒太阳的小伙子都是德国军人。
“大德意志师”一兵（5）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 收藏本书 字号 -+
他放下照片后又继续讲道：
“进入1942年夏季后，我们的部队又被投入战场，参加了库尔斯克战役，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坦克会战。之后我们被调到顿河战线，后来又进军高加索油田。血腥和残酷的战斗连绵不绝，这就更使我怀念在乌克兰乡村的那段安宁而愉快的日子。在战争后期大撤退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又经过这个村庄。我专门去看望了房东娜斯提亚。但她脸上已失去了以前的笑容，她目光呆滞地直视着我说：'德国兵坏。'
“原来，她的村庄刚刚经历了后撤中的党卫军的洗劫。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在我转身要离去时，她突然叫住我，眼睛里流出了泪水，低声说：'你是好人，愿上帝保佑你。'我是含着眼泪走开的，不敢再回头看她。人这种动物有时候真是很难理解的，照理说我们是敌对的双方呀！
“战后我才了解到党卫军这一恶行的背景：1943年9月7日，希姆莱对撤离苏联的党卫军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他们必须做到'在撤出乌克兰时不留下一个人、一担粮、一段铁轨'。娜斯提亚和她的女儿后来是否躲过了党卫军的烧杀，是否遭受到收复乌克兰后的苏军对亲近德军者的清算，我一无所知。我宁愿不知道，好让心里永远保留着对房东大姐娜斯提亚和小村居民那种祥和与美好生活的记忆。
“战争结束后的第5个月，我从英军战俘营被释放回家。当时母亲像疯了一样跑下楼扑向我，我们相拥大哭。我很理解母亲，毕竟她的4个儿子只回来了一个啊！而那时我的双目已经接近失明：一只眼睛丢在了高加索战场，另一只受重伤后看不清东西，我的右肺只有四分之一还在工作，属于100%伤残等级……”
图3-8：罗迪随“大德意志师”转战东线的各个战场，在战车中个头最高的戴钢盔者是罗迪。
商人特质或许是能遗传的。战争毁掉了罗迪家族的一切财产，他在战后从当水泥搬运工开始，一步步再次成为富商。他经营的是办公用品生意，一直干到计算机时代的到来。他说，计算机对他来说太难了，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他决定退休了。
罗迪说，他在战后最大的爱好就是旅游。他现在的太太就是他在1963年的芬兰旅行中结识的。老人兴致勃勃地给我讲出一大串他到过的国家和地区的名字，并伴以简单的国情介绍，听上去有些像体育解说员在现场介绍奥运会的各国运动队入场式。他说：“我对豪华旅游不感兴趣。豪华的玩意咱家里有，既然出去了就要了解世界，接近最普通的人，吃最家常的菜，过最老百姓的日子。”
在出国旅游的路上罗迪有个发现：他们这一代德国人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由他们联想到战争。他曾两次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最愿意做的事情是看古迹和找老人聊天。有一次他和一个俄国老人一起喝酒，谈话中他发现两人竟在顿河战线的同一地点作过战。俄国老兵指着他的鼻子说：“哈哈，你带枪进不了莫斯科，现在带钱进来了啊？”两人随即大笑碰杯，既为了掩盖尴尬，也为了灾难后的幸存……
图3-9：作者和罗迪老人的合影，拍摄者是他的老伴。老人对这张照片的评价是：人拍的还马马虎虎，可取景太差，落地灯不应该长在他的脑袋上。
有一次罗迪独自去荷兰漫游，摩托车在一场大雨中熄了火。在他徒劳的修理过程中，漆黑的夜幕悄然降临。最后是一个荷兰男子在瓢泼大雨中帮助了他。当他在那男子家中的壁炉前烤衣服时，他意外地了解到主人是个犹太人，“二战”时他的全家都被关进了德国纳粹的集中营，最后只有他一人活着出来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帮助我这个德国人？”罗迪带有几分歉意问道。
主人沉静地反问道：“难道在经历了这场灾难之后我们还学不会和睦相处吗？”
罗迪老人讲到这里时已经说不下去了，他开始摘下眼睛去擦拭泪水……
“人应该学会反省和宽容，这一点是我从在荷兰的那次经历中学到的。”罗迪先生在谈话结束时这样说。
纳粹的“多国部队”
“二战”时期，不仅是德国的敌手和集中营里的囚徒，就连德国国防军的士兵都把党卫军视为一支令人生畏的特殊队伍。
党卫军的名称来自党卫队。“党卫队”的德语原文是“Schutzstaffel”，意为“护卫队”，缩写为“SS”。高度军事化之后的党卫队称为“党卫军”，在德语中称为“Waffen-SS”，直译应为“武装护卫队”。我以前读过一些关于“二战”的书，对“武装护卫队”不算陌生，但对这支号称是“德国陆海空三军外的第四支武装”的真正有些了解还始于对艾卡特的采访。
艾卡特曾是党卫军中的普通一兵，他是在战争后期才加入这支队伍的，而且只干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尽管如此，与很多远距离观察党卫军的人比较，他对这支军队的诠释无疑更具权威性。
2002年，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艾卡特，他住在萨克森－安哈特州的农村，当时已经79岁了。我登门拜访时，他正在收拾门前的菜地。生活在城市的德国人喜欢在门前空地上种草，而住在满目草场的乡村的农民却更喜欢在自家的院子里种点蔬菜。艾卡特和我握手后说：“自己种的菜，不施农药，不上化肥，纯天然，吃着放心。”
老人有些驼背，身材显得比较瘦小。他头戴一顶东德时期的布军帽，说话缓慢，但头脑很清楚。他和一个从外表上看比他年轻不了多少的独身儿子住在一起，他住在楼下，那个“老”儿子住在楼上。这座外观寻常的小楼在当地也算是一幢古建筑了，它是艾卡特的先人在1850年建造的，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1923年4月14日，艾卡特就出生在这里。
艾卡特中学毕业后选择了钳工作为职业，在1938年到1941年之间当了3年学徒，接着就参军了。
他说：“从童年到参军的这十几年时间里，我经历了德国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巨大社会变化。希特勒上台之前的全国性饥饿、1933年后的经济振兴我都亲身感受了。'二战'前夕的德国人，包括我，都很振奋、自豪和齐心，当时有一句最常听到的话就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专制给德国带来了经济奇迹，使德国在和英、法民主的竞争中占了上风。老百姓看见了魏玛共和国实行的民主体制没有成功，也看见了纳粹党执政后所推行的独裁体制在经济上的成就，他们没有理由去讨厌和抵制专制。《我的奋斗》有多少老百姓读过？我没有，我认识的人中间也没有什么人读过。民众看重的是实际利益，信任的是给他们带来这些利益的人。在这种心态下参军，多数人的态度是积极的，要不然德国军队也不会这么能打仗。
“我最初并不在党卫军，1942年3月入伍的时候加入的是空军，做地勤工作，先在法国南部接受了4个月的训练，然后在法国中部担任机场警戒任务。从1942年9月开始，我接受了半年的飞机机械师的培训。按照上面的安排，培训后我们本应调到北非战场，但那里的战局在我们的培训结束时已经糟糕到了完全丧失增兵意义的地步了。1943年5月，德国在意大利的北非军团在突尼斯投降，被俘德军人数达到了13万人，北非被盟军完全控制了。于是我们被派到了意大利的撒丁岛，当时盟军正在准备登陆意大利。
“那时的飞机航程不远，撒丁岛是德国空军在南欧地区的一个中途加油站。我的任务是吊装炸弹、保养机械、还得给飞机加油，好让这些飞机能从这里出发前去攻击在北非的英国军队，破坏和延缓他们登陆意大利半岛的计划。在地中海的这座大岛上，我和一群弟兄们天天都在猜测，盟军登陆会选择在什么地点？是我们所在的撒丁岛还是西西里岛？幸运的是，盟军最终选择了西西里岛，我们在没有发生任何战斗的情况下从撒丁岛撤回到了意大利半岛本土。
“1943年9月，我被调到意大利北部，在一个又一个的机场之间不停地调动。在法国和意大利，我负责维修保养的飞机主要是容克52型（JU52）运输机，这种飞机的动力有两千马力，在飞行了上百次后，就需要换一次马达。
“1944年，德国的燃油日益紧缺，飞机也大量减少，制空权已经完全被美、英空军操纵，德国空军气数已尽了，我们工作量也就随之减少。在这种形势下，我在这年的9月被调回德国，然后就被派到东线战场，编进了党卫军。
“由一个远离前线的机场机械师变成了一个必须在一线拼杀的党卫军士兵，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背景是：1944年7月20日，以施陶芬贝格上校为首的一批德国军人谋刺希特勒的计划失败，这使得希特勒对国防军的猜疑加大，决定在军队中增大了党卫军的比例，他采取的方式是把很多国防军士兵直接编入党卫军系列。就这样，我被编入了党卫军第5师--维金师。”
“维金师？”我插话道，“我听说过。它好像是党卫军的主力装甲师，作战非常凶悍，一直在东线打仗。是吗？”
艾卡特点点头说：“难得。您居然知道维金师。现在的青年人里能有百分之一的人知道就不错了。”
我接着问：“所谓'维金'是否指的是9世纪前后被称作'维金人'的北欧海盗？”
艾卡特说：“是的。因为维金师最初是以北欧人为主的，所以希姆莱就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希望他们能像历史上的北欧海盗一样凶狠强悍。不过，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这支队伍里逐渐加入了很多外国人，使得维金师成为了一支真正的多国部队。”
“党卫军不是效忠于德国的纳粹党的吗？”我有些不解，“党卫军里会有多国部队？”
“对，而且还不仅仅是我们一支部队，到战争后期时，整个党卫军都国际化了。”老人发现这个话题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谈性更浓了，“党卫军不是一般的军队，用一般的军队特征是无法概括它的。它既是一支精锐作战力量，又是纳粹党的种族和生存空间理论的推行者。
“最初的党卫队确实是百分之百由德国人组成的，但在党卫队向党卫军转化的过程中，就开始吸收西欧的外国人和境外德意志族人了。随着德国在东线战场上的损失加大，党卫军放松了用人的标准，开始吸收被占领国、盟友国和中立国的志愿者参加。其中有荷兰人、丹麦人、挪威人、法国人、波罗的海三国的居民，后来甚至加入了俄罗斯人、东土耳其人、穆斯林人和印度人。当然，这些外族的部队一般来说并不参加大兵团作战，它们主要被安排在后方对付游击队。”
“那您知道外国人在党卫军里大致能占多大比例吗？”我问。
“我只能说出一些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数字。战后我看过一个统计资料，证明参加党卫军中的外国志愿者中有荷兰人5万、比利时人4万、法国人2万、丹麦人6千。其他的国家我就记不清了。但有一个数字是很有说服力的：在战争结束前夕党卫军的兵力一共是31万人，其中德国人只占11万，也就是说，党卫军中2/3的士兵都是外国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外国人自愿为纳粹德国当炮灰呢？”我问。
“他们可谈不上是炮灰。外国人参加党卫军，不是为了德国利益，而是为了自身利益。他们需要借党卫军来阻止欧洲的苏维埃化，需要通过保卫德国来防备苏联的势力直接到达自己的家门口，可以说他们和纳粹之间是在互相利用。当时整个西欧都对苏联的扩张姿态有恐惧心理。'二战'前，苏联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占领了罗马尼亚北部油田区，对芬兰的领土要求不能满足，立即发动战争，'二战'打响后又和德国分割了波兰。面对这样一个极具侵略性并且致力于输出暴力革命的大国，整个西欧只有一个大国与之相隔，这就是德国。所以，尽管西欧并不喜欢德国，但又必须借德国的力量，通过对德国的支持来阻止布尔什维主义的西扩。
“在我进入党卫军时，德国人在维金师里已经成了'少数民族'。部队里主要是丹麦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他们全都是出于恐共反共心理自愿参加党卫军的。这些人打仗特别凶狠，而且冷酷无情。我加入维金师后一个月，在斯洛伐克听到了一些关于纳粹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罪行，我当时内心非常震撼，无法理解我所在的这支军队会犯下这样的罪恶，而我身边的大多数老党卫军士兵听完后没有任何的反应和评论。真是一群冷血动物。”
我插话道：“听说，战争后期党卫军在执行希特勒的罪恶训令中最为坚决。比如说在东线的撤退途中摧毁一切设施的'焦土令'和处决所有向敌人举白旗的军人或平民的'旗令'。国防军对这些命令的执行打了很大折扣，而党卫军干起来是一点不含糊的。是这样吗？”
“是的。党卫军的坚决其实带有相当一部分感情上的因素，那就是仇视敌人。纳粹很清楚这一点，遇到杀人放火的事就交给党卫军干。1944年8月1日在华沙爆发了武装起义。镇压者主要就是党卫军。镇压持续了两个月。10月初，战斗完全停止，战后我才知道，波兰人在这次起义中死了20万人。我所在的部队参加了事后的清查和报复行动。”
“那是什么样的报复行动？”我试探地问。根据经验，垂暮之年的老人在回忆自己的军旅生涯时都不愿意讲述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但直率的艾卡特回答很干脆：“在华沙北部30公里的地方，我参加过大面积炸毁民宅的行动。我不愿意，但必须做。”
艾卡特说：“我在党卫军的时间一共不过7个月，但这是我在整个战争中最危险和最艰苦的一段时间。在抵挡苏军大反攻的过程中，我所在部队在东欧战场上调来调去，哪里危急就增援哪里。我先后去过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1945年1月22日部队在布达佩斯被苏军包围了。在突围过程中，我的左臂中弹，被送到了维也纳养伤。当苏联红军逼近维也纳时，我在枪伤未愈的情况下又返回部队，接着就参加了在南德爱尔兰根一带和美国人的作战。1945年4月19日我再次负伤，并被美军俘虏。3周后，维金师向美军投降了。对这个党卫军主力师来说，这是最好的结果。'二战'后期，德国军队在明知没有胜利希望的情况下，还是拼死抵抗苏军的推进，就是希望盟军能加快占领德国土地的步伐，不要让德国落到苏联人的手里。在必须投降的时候，德国军人们毫无例外地都希望成为盟军的战俘，党卫军就更是这样。在维金师里，这些投身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志愿者为什么甘愿流血？目的就是阻止苏联扩张，在经过和俄国人的连年血战后，他们知道向俄国人缴枪意味着什么。
“我被美军送到设在乌尔姆的战俘营，在那里只待了两个月就被释放了。在回家乡的路上，我搭乘的是盟军运煤的火车，每列车的车顶上都坐了30多号人。火车开到离家乡还有20公里的地方到了尽头，我没有了任何交通工具，于是拖着还没有痊愈的左腿步行回到了家乡。”
“瘸腿步行20公里？”
“这不算什么。那时还有一些断腿的伤兵是拄着双拐步行回家的。”
艾卡特接着说。“在东德实现合作化以后，我担任了合作社的机械师，这样，我在战争中学到的技能有了用武之地。我一直工作到1988年退休。退休第二年，柏林墙倒塌了，东德垮台了。”
讲起过去，艾卡特有很多感慨。他说：“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偶然组成的。如果我当初没有学钳工，很可能一参军就去了步兵师，那样我可能早就战死了。我干空军地勤那几年，离战场很远。真正的危险还是在加入党卫军以后，但是我熬过来了。和我差不多大的人死去的非常多。当时征兵以18岁划线，一满18岁立即入伍。中学毕业生都是一届接一届地被送到前线。在我读中学的那所学校里，1922年出生的那一批毕业男生没有一个从战争中活下来的。”
“在党卫军的这段历史对您的战后生活有影响吗？”
“我没有感觉到。战后，纽伦堡军事法庭把党卫军定义成了犯罪组织，并且追究了一些罪犯。但对于普通的党卫军士兵，战胜国并没有进行清算。不过，党卫军很招人恨。在战争中常发生虐待党卫军俘虏的事，特别是当盟军吃够德军激烈抵抗的苦头之后，或者是刚刚看见纳粹集中营里的囚犯尸堆之后，他们就特别憎恶党卫军。美国人对刚抓到的国防军士兵通常最多就是在后背上砸上一枪托，照腚沟子踢上一脚，而党卫军的俘虏在这时就要吃'小灶'了。美国人常把他们单独带走，放回来时他们已经是头破血流了。不过，我倒没有挨打的经历。
“针对德国的纳粹化，四大战胜国在战后发起了一个'非纳粹化'运动。非纳粹化有两种形式。一个是组织上的，趋于严，表现为取消纳粹组织，清算纳粹罪犯，杜绝纳粹分子混进重要部门；另一个是思想上的，趋于宽。就是让多数德国人远离纳粹，卸下历史包袱。我们普通党卫军士兵当然属于后者。”
“现在的年轻人会怎么看待原党卫军士兵呢？”提出这种敏感的问题可能会触到对方的痛处，但我实在太想知道答案，于是鼓起勇气问了。
老人注视了我一下，目光依然平和：“在战后的很长时间里，德国民众之间彼此并不存在偏见。原因很简单，整整一代人都经历过那段把全部德国人统统卷入的历史，家家都有当兵的人，人人都在为国尽职，谁歧视谁呀？可现在就多少有些不同了。孩子们看'二战'的电影多了以后，心目中的党卫军一律妖魔化，党卫军成为了一个罪恶的符号。如果他们听说你曾经干过党卫军，看你的眼神就有些异样，还会相互嘀咕：快看，这个老头是个'武装护卫队'！我们为了那个时代曾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还要付下去。当然，有一点还是令我宽慰的：德国的多数年轻人厌恶党卫军，他们并不把党卫军看作是很酷。”
图5-8：同一幢楼前的同一个人，只是时间相隔了59年。左图为空军地勤兵艾卡特在1943年回家探亲时的留影。右图是2002年在家门口收拾菜地的老年艾卡特。在这59年间，艾卡特打过仗，进过战俘营，经历了苏管期、东德建国、农业合作化和德国统一后的农业再度私有化。
告别之际，艾卡特老人送我走到院门口。我回头看了看他家的小楼，想到老人就出生在这幢小楼里，也很可能会在此终老，我决定给他在他自家小楼前照一张相片。当我把这张照片和艾卡特1943年在同一地点拍摄的照片放在一起时，我理解了岁月的含意。
“婴儿师”的覆灭
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刚结束，党卫军征兵局局长贝格和帝国青年局协商达成共识，决定成立一支由1926年出生的自愿者组成的精锐部队。也就是说，只要在1943年内达到17岁者即可应征。此前德国征召兵源的最低年龄限是18岁。战争打到现在，生产战争物资的任务落在了后方的妇女和老人身上，而在兵力补充方面，如果不降低法定的征兵最低年龄，德国就没有了后续兵源，于是16到17岁之间的“孩子兵”披挂上阵了。相应地，加入党卫军的身高条件也为之放宽，由原来规定的1.78米下降为1.70米。帝国青年局局长阿克斯曼还明确表示：这些大孩子加入党卫军的愿望“不需要家长的认可。”
这一年，党卫军共征召了35000名这样的小兵，其中大部分人被运送到比利时完成了少年师的建制。按照“强帮弱”的原则，希姆莱决定从党卫军的“第一师”（党卫军第一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抽调有作战经验的老兵担任军官和军士。因为这些小兵尚未成年，需要按照从事重体力工作的兵种的标准供应营养，他们每人每周要保证能喝到3.5公升的鲜牛奶，加上军服上那个特有的“奶瓶”标志，人们干脆就把这支部队称为“婴儿师”。发给成年军人的香烟和烟叶，在“婴儿师”这里也变成了糖果和巧克力，这个规定一直执行到1944年3月16日，以后孩子兵们就可以抽烟了。
在训练少年师的时候，党卫军总结了“一战”时因为德国军人缺乏“世界眼光”而导致作战目的不明确的问题，因此每周提出一个政治题目让小兵们学习讨论，“德国需要生存空间”的理论就是学习任务之一。
1943年7月，希姆莱在向希特勒汇报孩子兵的训练和作战情况时说：“少年师比成年的军人更狂热和忠诚，是出色的作战师。”希特勒听后异常兴奋地说：“少年军人能和成年军人一样作战，敌人要舔自己的伤口了。”
“英雄梦”加上日益增长的纳粹狂热使这只部队的求战情绪极为高涨。1944年4月，少年师终于被投入使用，被部署到法国北部防范随时可能发生的盟军登陆。当时少年师的兵力达两万人，配备有177辆坦克、700挺机枪、70门迫击炮、37门野战炮、33门高射炮。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那天师长维特率领全师宣誓“尽心竭力参加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役”。伏击加拿大第27坦克团的战斗正是少年师参战后的第一仗。
1944年6月的初战刚刚告捷，灾难性的打击便接踵而来，强大的盟军对党卫军第12装甲师进行了异常猛烈的报复。参战10天后，部队伤亡已经极为惨重，半数以上的连、排长阵亡。全师4千人战死，8千人负伤和失踪，一个侦察连的大部被碾毙于英军坦克的履带下。卡昂之战后仅仅一周，师指挥部就被英军的舰炮摧毁，师长维特被炸得肢体分裂，33岁的麦尔走马上任，成为了党卫军序列中最年轻的一位师长。
战斗打到8月15日时，两月前还拥兵两万的少年师只剩下了最后的500人，但仍然在拼死抵抗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面对这样的军队不由感叹道：“一群野蛮的杂种，但是真正的士兵。和他们相比，我们成了纯粹的业余军人了。”
8月21日，盟军胜利结束了对西线德军的一次包围战，共计有一万德军战死，5万被俘。组建仅一年，参战刚刚3个月的少年师在此役中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麦尔侥幸突围逃脱。半个月后，他在比利时境内的一个乡村农舍中被主人发现。他藏身的地方极不光彩：是在这个农民的鸡圈里。被俘虏后，他曾被加拿大的军事法庭宣判死刑，但后来又被赦免，1954年被释放回到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