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麦尔曾这样回忆他刚刚接任师长时的心情：“疲惫的士兵看着我。伤员们在凄惨地嚎叫。这些年轻人如何还能产生力量来经受住这种倾泄钢铁般的残酷战斗？他们还没有学会生活，却已经理解了死亡。坦克的履带结束了很多年轻的生命。我泪流满面，我开始憎恨战争。”
“婴儿师”给世界带来的震惊不仅因为这支部队在作战时所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好斗和凶悍，也不仅因为该师中有4000多人在参战不足半月内即横尸战场，更在于这些狂热的未成年人所犯下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战争罪行。在诺曼底地区经历严重挫折，并亲眼看到大批战友阵亡之后，狂怒的孩子兵们开始显现出和他们的年龄完全不相称的残暴。对于师长麦尔“不收留俘虏”的模糊指令，他们的执行方式是冷血杀俘，先后用枪决，棍击甚至车辆碾压的方式杀死了100多名加拿大的战俘，导致加拿大军队也一度以殴打和枪决德军战俘予以报复……
在“婴儿师”在西线战场经受灭顶之灾8个月后，一场类似的悲剧在柏林重演。在攻克柏林的战役中，苏军的坦克部队在柏林的蒂尔花园区遭遇到400多希特勒青年团员的阻击。苏军元帅朱可夫试图用不流血的办法解除这些孩子的武装，但没有成功，因为这些孩子们向一切试图靠近他们的敌人猛烈开火。最后，苏军的坦克群开火了……战后，朱可夫在说到此事时语气沉重：“谁会把孩子推向必死无疑的境地？只有疯子才这样做！”
我当时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作为残疾人参战的。”
“我当时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作为残疾人参战的。”
和很多“二战”老兵一样，哈帕赫的回忆也是从“父母房屋”（德语称作“Elternhaus”，意为“由父母建立的家庭”）开始的。
他的父亲是1894年生人，20岁时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到过比利时和罗马尼亚。战后他选择学习牙医，并读了博士。“二战”开始时他已经45岁了，还是被再次征入军队。作为一名大龄老兵，他没有参加在波兰的军事行动，而是被派到波兰参与对占领区的管理工作。西欧战役结束后，他又被派往法国和比利时执行同样的任务。
在派驻比利时的那段期间，父亲和他的比利时房东一家结为朋友。这种友谊保持了两代，至今哈帕赫与那个房东的儿女仍然有联系。哈帕赫在过81岁生日时还收到了来自比利时的贺卡。
父亲在战后开了一间牙医诊所，1975年死于脑疾，去世时的岁数和哈帕赫现在的年岁正好一样，也是81岁。说到这里，哈帕赫摘下了眼镜，开始擦拭不知不觉流下的老泪。我想，远离社会中心的老人们在生命暮年更容易向逝去的亲人倾注感情，这一点可能是人类的共性。
情绪平静下来以后，哈帕赫接着说：“一个家庭传统的接替，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职业的传承。我爷爷就是给人看牙的，我父亲也是牙医，我在战后又接了父亲的诊所。”
我插话道：“在中国也是这样，职业信誉的最有力证明就是'祖传'。当医生、腌咸菜、修指甲、做菜刀……全都是这样，代代相传的手艺才让人信得过。”
哈帕赫会心地一笑：“现在这座城市还有哈帕赫博士的牙医诊所，但那个哈帕赫不是我，而是我的小儿子。”
“我是独生子，”老人继续说，“家里还有3个姐妹。我的大姐长我4岁，在战争后期她也进了'空防助手'的队伍，负责操纵探照灯，而且还加入了纳粹党。当时有个'聪明人'给我们出主意说：入党吧，还是入党好，战争要是打赢了，战时入党的人就有了以后谋生的政治本钱。要是打输了呢，也就不会有人再去问这件事。德国人嘛就讲究个'生涯设计'，这个说法打动了姐姐，并导致了她的入党。
“姐姐的决定让我也动了心，我也跟着递交了入党申请。不过，艾森斯的纳粹组织还没来得及处理我的申请，德国就投降了。这一场阴差阳错，造成了我和姐姐在战后完全不同的命运。我后来顺利地走上了学牙医，读博士的道路，而姐姐因为当过纳粹党员，上大学一概遭拒。在'生涯设计'上的失误造成了她一生的遗憾，直至最后去世。”
我感叹道：“这种错误是很难避免的，当时德国有多少人具备独立判断政治的能力啊！”
“我当时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作为残疾人参战的。”（2）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 收藏本书 字号 -+
哈帕赫补充说：“特别是当时的孩子们！孩子们是最容易追随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直到德国彻底失败之前，我都把纳粹的领导和民族的希望联系在一起，根本想象不出失去了'元首'的德国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这儿距离威廉斯哈芬的海军港只有50多公里的路程，从1934年6月30日'海军上将格拉夫斯佩'铁甲舰下水开始，人们光是从这个军港身上就能看出德国的备战景象。1939年4月1日，”提尔比兹“战列舰下水时，希特勒亲临现场剪彩，这对我们这些小地方的人来说可是天大的喜事。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涌向威廉斯哈芬，到那里去夹道欢迎希特勒的车队。那次我也跑去了，就是为了看一眼希特勒，当时我才11岁，全体德国人都在为希特勒重振经济的成就欢呼，我当然也跟着欢呼。从战后到现在，我一直对我的上一代人不满，他们是经过'一战'的，是知道两百万德国军人是怎么死的，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应该从那场战争里学到什么教训，独裁政府灭绝了他们的一切判断力。
“1938年慕尼黑协议刚一签署，人们就觉得不会打仗了，结果一年后德国就开始打波兰；拿下波兰以后，人们认为战争就此结束了，但第二年德国就开始了西欧战役；在西欧战场把法国打垮，把英国人赶回岛上以后，人们相信战争不会扩大下去了，结果一年后又开始打俄国人……，德国老百姓就这样一步步地被拖进了战争的深渊。”
我问：“您到德国投降时也不过是17岁。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您是怎么被卷进去战争的呢？”
哈帕赫说：“我当时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作为残疾人参战的。”
我感到很意外：“您的腿那时就有毛病吗？”
老人拍拍右腿说：“我在很小的时侯患了小儿麻痹症，后遗症造成了膝关节后软组织挛缩，导致终身的关节屈曲障碍，说白了，就是一辈子的瘸子。按理说，像我这样的身体条件别说是打仗，在后方还需要别人关照呢。”
“那您为什么也会参战呢？”
“我其实不必参战，但我认为自己也有一份保卫国家的责任，所以就主动报名去当'空防助手'。原本我特别担心会遭到拒绝，没想到学校还真得批准了，部队也真得就收了我！就这样，作为一个未满16岁的残疾人，我在1944年1月17日进入了海军防空部队的协防行列，被派到东弗里西亚群岛去操作105毫米口径的高射炮。第二年的4月22日，也就是德国投降前的两周，我被正式编入了海军炮兵部队，变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
一个瘸足的残疾孩子不仅被送到前线，而且还会成为一名正规军的士兵？这简直是匪夷所思！联想到老兵奥克尔在战争后期见到的“老头连”、“聋子营”、“胃痛营”……德国军队在“二战”后期的兵员质量的惨状已可想而知。
我算了一下问：“这么说，您参战的时间总共是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您打下过敌人的飞机吗？”
哈帕赫说：“高射炮是'集体项目'，不能说哪个人打下过多少飞机。我所在的连队总共击落过11架美英空军的飞机。同时，我们也付出了3人死亡和10多人负伤的代价。”
我又问：“面对这样的战争代价，您觉得应该怎样总结这场战争的责任呢？换句话说，有些'二战'老兵一直在主张重新评判战争责任，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哈帕赫说：“每一场战争都存在责任国，但确定责任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很难用'这一方正义，那一方非正义'这样简单的方法来界定是非。比如说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敌对的各方都不是绝对正义的。不过，任何一场争斗都存在着主要责任方。'二战'因德国而起，这个主要责任是德国无法推掉的。承认了这一点，历史的这一页就要翻过去。我知道现在有一些人总想好好说道说道'二战'胜利国的责任，我觉得这样做其实没有什么积极作用。面对已经发生的战争灾难，人们更应该操心的是如何确保悲剧不再重演。所以，彼此清算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要让后人从这场战争的代价中看清一个国家的行为准则，知道今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做了以后会怎么样。”
我说：“向前看的基础是了解历史，了解历史的前提是搞清历史。德国在这方面总体做的不错，所以成了'欧洲家庭'的核心成员。您觉得日本有可能在亚洲发挥类似的作用吗？”。
哈帕赫笑了：“这不可能吧，至少在看得见的时间内。带动欧洲走向联盟的火车发动机是德法合作，可谁都知道这两个国家曾经是上百年的死对头！德国人在战后是一点点站起来的，最后达到了和邻居们目光平视的高度，靠的是什么？就是认错、赔偿、合作。亚洲要走联合的道路，没有中日的联盟是不可能的，但日本对在中国犯下的罪行都不认账，又怎么会做到和中国联手推动亚洲一体化？要想得到掌声，仅仅露出笑脸是不行的，还要拿出让人家欢迎的行动！”
战乱中的“女党卫军”
自1871年德意志第一帝国诞生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孔武强悍的德国军队历来是男人的世界。但是，这个历史到了第三帝国时期被改写了。
1935年5月颁布的德国“国防法”在第一条第一款中规定：“每个德国的男人都有义务服兵役。”同时在第二款里又规定：“每个德国男人和女人在战时均有超越兵役为国服务的义务。”这是一个十分糟糕的法律表述，它至少不应该把义务不同的男人和女人放在一起谈。难道女人在和平时期就不必为国服务了？本来没有当兵义务的女人又如何在战时和男人们一起“超越兵役”？
一向严于语言修辞的德国人为什么会在如此重要的法律中做出了如此含糊不清的表述？合理的解释是，准备打仗的德国要给战时的人力资源预留出最大的合法的开发空间，同时又不愿意过早明确具体的形式。
具有“一战”经验的希特勒深知的一点是，以德国男子的数量规模根本不可能胜任一场称霸欧洲和东扩疆土的大战。一旦开战，德国一方面要在兵源上倾全国男丁之力，另一方面，凡女性胜任的非作战类军中岗位，应由女性占据，借以释放更多的男子用于前线作战。
4年之后，随着波兰战役的爆发，德国女性介入战争的形式终于得以明确：符合条件的女性将以“国防军女助手(Wehrmachtshelferinnen)”的身份介入非前线的军队工作。
在当代德国的社会福利体系中，服务于国家的工作年限均被纳入养老金的有效工龄，这一规定与当事人就职期间的国策是否正确，当事人所服务的国家组织是否在后来被判有罪，当事人为其服务的政体是否一直延续都不发生直接关系。这也就是说，无论当事人在纳粹时期是党卫军、国防军还是国防军女助手，他的服役时间都会被联邦德国计入其领取国家养老金的有效工龄，除非当事人本身被定为罪犯。在德国的第六社会福利法典（SGB6）中，“国防军女助手”的服役期也在退休工龄计算的范畴之内，而“国防军女助手”的概念也涵盖了“党卫军女助手”，即被很多人误读的所谓“女党卫军”。
在“二战”时期的德军建制中不存在女性，女人在军中的身份只是协助者，没有军职和军衔，也不佩带武器，而且基本上只在自愿者中间征召。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应征成为“国防军女助手”的德国妇女达50万人。战争结束后，这批带着传奇色彩的女人们像沙中覆水一样迅速从现实中蒸发了。她们不写书，不集会，无组织，也无声响，众多和“二战”有关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也很少提及这一批人。
在北威州花山市的采访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二战”时的国防军女助手，她就是党卫军老兵查斯特洛先生的太太安捷.查斯特洛。
她出示了一张自己当年穿“国防军女助手”制服的照片。从这张照片开始，安捷讲起了她的往事：
“我是1925年出生的，我的家乡在德国最北部的施勒斯维西斯坦。我的父母一共有5个孩子，当时在德国多生孩子是能得奖章的，生4个孩子的母亲能得一枚铜牌，生6个孩子得银牌，生8个就得金牌。我妈妈可是铜牌母亲呢。我的上一辈人有很多打过两次世界大战，我父亲就是一个。他1889年生人，1917年刚满18岁就应召入伍参加了'一战'。”说着安捷在相册中找到她父亲在“一战”期间的一张全身照片。照片上的男子身着整齐的军服，体形魁梧，挺胸收腹，两撇胡须向上翘起，看上去很威武，又带几分杀气。安捷抚摸着那张发黄的照片继续说道：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年代，父亲的职业是屠夫，靠宰牛卖肉为生。'一战'后的德国经济濒于崩溃，很少有人能买得起肉，货源的供应也非常紧张，这迫使父亲关闭了自己的肉店。在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他把德国振兴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极右党派身上，而且参加了纳粹党。1944年，在德国军队从东线战场节节败退的形势下，已经55岁的父亲再一次穿上了军装，但时间不长，他就在守卫但泽（现属波兰）时被苏军俘虏了，后来他就死在了苏联的战俘营。一个从战俘营回来的人对我母亲说：你先生是在战俘营里饿死的。死之前他已经没有了饥饿的感觉，只是一遍一遍地说他非常非常想家……
“1943年2月18日，德国宣布进入'全面战争'，全部社会活动、一切人力物力都投向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战争！为了填补前线的兵源损失，本土防空部队的军人大多被调去加强前线的步兵师，结果就空出了大量可以由妇女和学生替代的岗位。我和弟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防空阵地的。我弟弟是1929年出生的，参战时还不到15岁。为了使这群中学生在作战期间仍然能够学习，弟弟的老师也进入了军队，以便在战斗的间隙为他们上课。
1943年，我被征入国防军的海军助手系列，任务是支持海岸高炮部队，当时刚18岁。我们的制服是灰色的，而真正的海军制服是深蓝色的，这是海军的陆地支持人员和海上作战部队的一个差别。我操作过3种防空器材：探照灯、防空监听器、导向仪，主要是为10厘米口径的高射炮指引敌机目标。操纵这些大家伙没把子力气是不行的，以前这都是男兵干的活儿。所以接替他们的姑娘们必须身体强壮。”
在老相册中，我看到了安捷和几个女孩子在探照灯前的一张合影，果然个个强壮。我放下照片后问道：“'二战'期间，德国和苏联都曾大规模地征召妇女参加军队工作。我记得苏联征召了80万，德国征召了50万。您知道苏、德两国妇女在参战形式上有什么区别吗？”
安捷答道：“有很大的区别。俄国的参战妇女是真正的军人。除了常规的医疗和通讯工作外，她们中有很多人和男兵一样当狙击手、侦察员、坦克兵甚至干飞行员。而在德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兵。直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德国也没有派女性去最前线厮杀。这是一条底线，也是西欧各国的传统：火线作战部队只能由男性组成。所以，在'二战'中苏联女兵有很大死伤，而德国方面的参战妇女损失很小。我看过一个统计材料，上面说，到1944年10月，德国的女人共承担了350个探照灯连的任务，到1945年3月（也就是德国投降前一个多月），像我们这样直接介入军事活动的妇女达到了50万人，差不多占德国剩余总兵力的20%吧！不过，官方从来不把我们这些人视为正规军的军人，而称我们是'国防军女助手'。我们分布在防空、通讯、装备维护等领域。此外，负责战地服务的准军事化女性还有10万人。
“但这并不说明纳粹没有打过让女性上一线作战的主意。曾担任'德意志妇女会'主席的尤塔在她的回忆录里说过：1945年初，帝国青年局的局长阿克斯曼打算向纳粹的党办主任鲍曼提出成立女兵作战营的建议，为此他来征求尤塔的意见。尤塔说：'绝对不可以，如果我们的战争打到了寄希望于妇女来拯救我们的程度，这种战争无论如何都不再有意义。女人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讲就不适于扛枪打仗。'尤塔这一句话救了很多人。
“在所有参战的妇女中，上高炮阵地的人是最有风险的。好在我驻守的地方并不是盟军空军的攻击重点。我们的防空部队驻扎在德国西北部的海岸附近，高炮阵地设在汉堡和库克斯哈芬之间的一条河道旁，这是易北河的一个支流，空袭不太频繁。这使得我们这群'女兵'们都很喜爱这样的生活，因为它足够刺激却并不十分危险。另外，生活供应也相对充足。天哪，我们一个个都吃得很胖。在服役期间，我们还能经常有机会回家。每次回家，我们都换上花花绿绿的衣裳，因为我们嫌制服不好看。
“我对战争的记忆不像我先生那样恐怖，因为我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恐怖。这和我'当兵'的地点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在东线参战，命运会是另一种样子。希特勒自杀以后，接任他职位的海军将军邓尼茨（他应该说是德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国家领导人）立即在吕贝克宣布投降。投降的命令一下，我们这一群'女兵'立即就被遣散回家了。这是英国'绅士'们的决定，他们不难为战败国的妇女。
说话间，安捷又翻出了一本相册，那上面都是去苏联旅游时拍摄的照片。她喋喋不休地给我一张接一张地介绍，就这样大约过去了半个小时她才意犹未尽地合上相册，她说：“那都是1989年的事了，我们刚从那里回来不久，苏联就解体了。德国人没有打垮他们，他们自己垮掉了。”
安捷和她的老先生如今都成为了坚决的反战人士，并且一致视新纳粹组织为德国公敌。有趣的是，这对合起来年纪超过160岁的老夫妇还很有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境界。安捷说她坚决主张欧洲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足以和美国抗衡的政治力量，因为美国太霸道。
说到这里，老太太又讲了一段小故事：老两口有一个孙子在柏林的一家美国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待遇好，工资高，周末他兴致勃勃地赶回花山市向爷爷奶奶报告好消息。老太太听完之后并不说话，伸手就去摸孙子的头顶。孙子问：“干什么？”老太太说：“看你是不是也长出角来了。”
我没有准备，笑得差一点被咖啡呛了嗓子：在德国人的眼中，只有魔鬼才会在头上长角。
穿越炼狱
我曾和一个快言快语的老者聊起过“二战”。老人19岁时曾作为德军坦克兵参加了从比利时阿登山区突入法国的闪击行动。说到那场战争，他居然至今还是豪气万丈：“扫平西欧大陆，把英国人赶回海岛，我们一共才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德国最后输掉了战争是因为战线太长，树敌太多。如果只是一对一地干，我们不怕任何对手。”
哥廷根的退休律师库斯特纳在1943年曾在斯洛文尼亚和游击队作战并负伤。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城养伤时，医生问他是不是吐过血，他坚决予以否认，原因是他害怕因此会脱下这身军装。1944年9月，他在接受完预备军官的培训后，和两个弟兄一起被派赴拉脱维亚，被送进北方集团军群的陆军41团1营的预备队。他们3人刚一报到，预备队就投入了战斗，最后全营打的只剩下70人，3个一起投入战斗的小伙子一死两伤，他就是受伤者之一。说起这段故事时，老头居然还是谈笑风生，而且向我强调说：“我在战争中从来就没有产生过恐惧的感觉。我喜欢当兵，喜欢打仗，那是男人的活法。”
不来梅的老兵奥克尔给我讲过他的连队在德国投降时的经历：
“1945年5月初，柏林战役的结局传达到了丹麦，我立即集合全连，含着眼泪向士兵们宣布：'在保卫柏林的战斗中，我们的元首站在勇敢的德国军人的最前列战死了。'我们准备继续作战，但很快就接到了停战投降的命令。当时英国人没有赶到丹麦，而丹麦人又不敢惹我们，我们必须自行返回已经认输的德国，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的英军缴械。
“在回德国之前，我们在驻地举行了一个象征性的停战投降仪式，地点就在丹麦西海岸的埃斯比约的国王纪念碑旁。英国来了一个新闻报道组在那里架起了电影机。我要求全连抖擞起精神来，戴好钢盔，步伐整齐，武器上肩，一路高唱《弟兄们走向太阳和自由》这首歌进入了指定场所。这首歌的第一段歌词里有一句是：会有复仇的一天，我们将获得自由！就这样，我们带着武器，保持着建制返回了德国。我们白天走路，晚上露宿，沿途的生活物资供应都由英国人负责。一路上，队伍里开始传开了一条小道消息，说是英美两国就要和苏联开战了，我们将被派去协助战斗，帮助盟军去夺回被俄国人占领的德国土地。从我们当时编制未动，武器在手的事实看，这个谣传似乎有它的可信性。但是进入德国后，我们就被要求交出武器。三个月后我就被释放回家了。”
……
和老兵接触多了之后，我常常会发现一些有规律性的现象。比如，上述“气宇轩昂”型的老兵都有一个共同点：缴枪的对象是英国人。他们在成为战俘后都没有受过什么大罪。这几个老兵在战争中都曾历经危险和磨难，但他们结束军人身份的方式却是符合战争常态的。因此，他们的从军体验也比较符合常态，这种体验包含了源于铁血历练的刺激，源于战斗胜败的悲喜，却唯独没有源于屈辱和折磨的痛楚。
人之骄横会有各种理由，但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尚未承受过真正的挫折。在那些住过美国人的“莱茵大营”，在法国被逼迫扫过地雷，在俄罗斯经历过5至10年强制劳动的德国战俘中，很少有人会充满激情地正面评价战争，至少我见过的老兵都是这样，其中戴宁的俘虏经历尤其典型。
1944年1月15日，戴宁所在的530通讯团进行了一次人员改编，他和30名报务兵一起被分进作战部队，他被分到一个战地邮编为40167b的连队，开始和普通步兵一样每天站岗放哨。这种变化使他亢奋，他在给父母的家信中写道：“我并不厌恶这次调动，我现在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军人，我为自己必须而且能够在前线担当重担而骄傲。”
随着战局的变化，部队沿着黑海的海岸线被苏军一步步地向西赶，克里木、赫尔森、柏萨拉宾（今天的摩尔多瓦）……他的部队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尝试要驻守下来，但很快就又要后撤了。在撤退的路上，部队传达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一次讲话，戴宁清楚地记得，戈培尔在讲话中信誓旦旦地保证：这场战争在几个月内将会因为新武器的投入而出现重大的转折。
新武器的出现还没有等到，潮水般的连续大撤退开始了。部队沿着黑海一直撤到了罗马尼亚境内。
8月24日清晨，戴宁所在的部队来到了多瑙河的入海口。此时苏军就紧紧地他们的盯在屁股后面，可供横渡多瑙河的轮渡船只只有一艘。为了不当俘虏，连长命令全体人员下水泅渡。戴宁和8个士兵手抓着一个由马车改造的木排下了水，整整用了一个钟头才飘过了宽阔的大河。刚上岸不久，他就看见一辆苏军的武装快艇驶入了德军的泅渡水域，俄国人用机枪横扫还在水中泅渡的德军士兵，河水很快被血染红了。这时对面的岸边出现了大批苏军，来不及渡河的德军全都成了俘虏。
戴宁说，他当时真为自己能躲过这一劫而庆幸不已，但他如果知道后来的命运安排的话，他宁愿就在多瑙河畔向俄国人投降。
图10-10：老兵戴宁的今昔。左图为戴宁在1942年刚加入国防军时在汉堡的留影。右图是2009年时的戴宁，活泼、幽默、充满活力。在谈到社会制度时他说：德国人有一个寻求社会公正的梦想，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却走了太多的弯路。纳粹式的社会主义和东德式的社会主义都不能实现这个梦想，但这两个“社会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制度特点：每个人从出生到下葬，一辈子的生活道路都由国家替你决定。
戴宁他们这一群被打散的德国兵开始横穿罗马尼亚的国土。在一段充满危险而又异常狼狈的旅程之后，戴宁的身边只剩下了一个叫恩斯特的战友。9月上旬，他们逃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交界线附近的小城内戈廷（今属塞尔维亚），终于在那里遇到了德军的勃兰登堡师2团，两人马上就被作为报务兵编进了团通讯队。2团虽然是一支保持着完整战斗力的全摩托化部队，此时所处的形势也非常严峻。它的西面和北面是步步逼近的苏军，南面是已经倒戈投向苏军的保加利亚军队，他们只有选择向西撤退，但在那里迎面等候他们的是铁托领导的那支异常凶悍的南斯拉夫游击队。
在此之前，戴宁对游击战争一无所知。团里的新战友告诉他：游击战是不讲规则的，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为所欲为。《海牙陆战法规》根本就不适用于军队和游击队之间的战斗，因为这个法规中所指的武装力量并不包括游击队这种非军非民的作战组织形式。在南斯拉夫的德军和游击队之间的斗争一贯残酷异常，双方互不留战俘，抓到对方的人立即杀掉。
戴宁说，巴尔干地区的老百姓以游击队形式参与战争是有传统的。从1389年塞尔维亚帝国被土耳其灭亡时起，塞尔维亚人就开始在丛林中以这种不受任何游戏规则制约的形式对土耳其人进行过抵抗。这些人可以说是自由斗士和爱国者，也可以说是土匪和强盗，二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
苏德战争爆发后，组织良好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就开始了游击战争。不过当时的主要矛头指向的是塞尔维亚政权。在和德军正式交手之后，铁托游击队一直致力于得到德军的“对手”认可：即希望德军把南共领导的游击队视为一支与之抗衡的正式军队。由于《海牙陆战法规》中要求各国参战武装必须以一定的服装和徽标来标识军人身份，铁托游击队还特意配备了军服和红五星帽徽。尽管不够正规，但毕竟已经有别于那种一放下武器就是老百姓的那种民兵形象，后者一旦被德军抓到都是格杀勿论的。
一直拖到1944年10月，德军才正式宣布承认铁托游击队是一支军队，在此之前，一个血腥的恶性循环怪圈一直在不断扩大：游击队暗杀德军士兵，德军成倍地杀害游击区平民人质予以报复，然后游击队为了复仇再去猎杀更多的德军士兵……故事之恐怖，吓得报务兵戴宁毛骨悚然。
按理说，双方在互相承认为军队后，就不应该再有杀俘的事件发生，但在德军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游击队是否会停止杀俘还是一个问号。戴宁最大的希望就是2团能够迅速穿过南斯拉夫这块险象环生之地，及早地撤入属于第三帝国的奥地利。
越是希望顺利，事情就越不顺利。1944年10月17日，穿越南斯拉夫的德军勃兰登堡师2团在贝尔格莱德以南被苏军围住了。当天半夜，部队下令突围，士兵们奉命摧毁所有的车辆和器材，连长让戴宁留下了电报机以备不时之需。在突围过程中，部队很快被打乱，戴宁所在队伍的人数一会儿多一会儿少。
第二天清晨，他们在一条通往贝尔格莱德的山谷大路上和苏军坦克部队遭遇，很多兄弟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纷纷中弹倒地。戴宁身边也倒下了一个战友，他的腿被打断了，请求戴宁给他补一枪。他对这个伤员说：我干不了这种事，你自己解决吧。于是伤员把他的士兵证交给戴宁，希望戴宁能把自己的死讯带给家人，随后他用手枪抵住自己的胸口开了枪，眼睛还看着戴宁，只是目光逐渐变得冰冷僵硬。
突围之后，戴宁的身边只剩下了11个战友，全部的武器是8只步枪和一支40式冲锋枪。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朝西北方向的萨瓦河前进，行程大约有20公里。他们相信河边应该有德军的大部队。
走着走着，天开始下雨了。他们不时能够听到零星的枪声，路边也经常能看到德军留下的尸体。走到19日的中午，他们在一个山谷里失去了方向，于是找了一个老农问路。那位满脸恐惧老农顺从地给他们指了一条路，那条路一直通往游击队的包围圈。等这群德国败兵意识到这一点的时侯，已经有一大圈枪口指向了他们。
远处有人用德语很客气向他们喊道：“不要开枪，把枪口向上指。我们会放你们走的，在你们身上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接着，一个武装人员走到了前方道路的中央。他手中步枪的枪口指向天空，表示并无恶意。他自称是反共的南斯拉夫祖国军的，但戴宁他们都看出了这是一个陷阱，因为对方帽子上的红五角星已经暴露了他的铁托游击队的身份。
图10-11：1945年4月在南斯拉夫的柳布诺地区（现属斯洛文尼亚）投降的德军士兵被游击队成对地捆绑起来。
戴宁他们此刻的选择有两个：或者以开枪自卫的方式选择死亡，或者以放下武器的方式谋求生机。活下来的愿望让他们放弃了无谓的抵抗，他们扔下了手中的武器。一个指挥员模样的游击队员走过来和每一个德国兵握手表示友好。接着又出现了一大群游击队员。他们上前收走了德国人的武器，然后开始逐个搜身，这12个德国兵身上所有物品被洗劫一空。一个胖大妈形象的女游击队员搜出了戴宁身上的两本士兵证（其中有一本是那位自杀战友交给他的）、小记事本和家信。胖大妈三下两下把这些东西撕成了碎片，然后随手一抛。戴宁克制着自己的强烈愤怒保持着原地不动，此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一路上看到的那些血肉模糊的德军尸体，他害怕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
12个德国俘虏被带进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一群村民从泥土垒砌的小房子里跑出来看热闹。在一个空房子里，游击队命令他们脱掉外套、裤子、皮靴和袜子。一个胳膊打了夹板的伤员无法自己脱上衣，游击队员用枪指着他的头，让其他俘虏上前帮助他脱掉了衣服。这群只穿着衬衣和内裤的狼狈不堪的德国人被带到了室外，分成两排站立。对方用铁丝绑住了他们每个人的双手，又将他们一对对地用铁丝连接起来，然后抡着棍棒驱赶他们走进了一片荒草地，天上飘起了小雨。
气氛渐渐变得恐怖起来。
衣服被扒成了这个样子，人被捆起来往一个没有道路的荒草甸子上赶，大家都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了。和戴宁连捆在一起的是恩斯特。这两人也算是有缘了，当初从乌克兰南部沿黑海西撤的时侯，他们就一直在一起，最后在队伍只剩下他们两人的时侯才找到了2团。现在他们又被用一根铁丝拴在了一起，很可能要共同赴死了，戴宁感到了由铁丝传递过来的恩斯特身上的阵阵颤抖。队伍中开始出现了低声议论。
有人说：“如果他们不是绞死我们而是枪毙我们，这对我的母亲肯定是一个安慰。”有人说：“我的母亲如果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她会哭死的。”还有人说：“如果死前能给妈妈送去最后一个问候就好了……”此刻戴宁发现，将死的士兵在告别生命之际最先想到的都是妈妈。
队伍停止行进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常突然。游击队杀俘似乎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程序，一片清脆的枪声骤然响起，戴宁听到了自己的一声嚎叫，然后就一头载倒在了地上。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恢复了知觉。值得庆幸的是，这群做事马虎的游击队员在处决这批战俘后并没有采取德国式的逐个验尸并在必要时补枪的措施，而且根本不做掩埋。也许他们突然得到了出发的命令，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准备埋葬这十多具德国兵的尸体。此时的南斯拉夫反正到处都是尸体。戴宁缓缓地转过身来，看见和他栓在一起的恩斯特已经断气了。他费了很大的力气弄开了捆在手上的铁丝。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战友仰面朝天轻喊了一声“医务兵！”戴宁过去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对方不再出声了。
戴宁的中弹部位是左肩，他从死者的身上扯下衣裤包扎一下肩部的伤口，又把一双赤脚裹好，接着就开始了独自逃亡。在黄昏降临时刻，他找到了一个大草垛钻了进去。在那里他真希望自己一睡不醒。
图10-12：南斯拉夫游击队枪决德国战俘的真实场景。上图是射击过程临近结束时的景象：多数人已被击毙，个别人还在挣扎。下图是枪决后的景象，图片的左上方可以看见一名游击队员的双腿。亲身经历过类似场景的戴宁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告诉我：“我醒来后的第一意识就是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要找妈妈。”
第二天（1944年10月21日），戴宁在向西北方向逃亡的路上遇见两个和他一样狼狈的散兵。他们结伴走到黄昏，然后在野外睡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准备再走时，发现谁都走不动了。于是他们决定就近投奔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剩下的一切就听从命运安排了。
他们进入了一个村庄，挑选了一幢民宅闯了进去。屋内的人在看见这三个衣衫褴褛，浑身血污的德国人时都惊呆了。这家好心的塞尔维亚村民给他们端出了白面包和热牛奶，并告诉他们，这一带到处是游击队，他们的出路只能是进战俘营。对此，他们三人已经毫无异议。
戴宁说，人对具体事务的态度是一个随处境变化而变的函数。正常的军人是不愿意去敌人的战俘营的，而在他们那种处境下，战俘营却是最理想的归宿。进战俘营后不用再打仗拼命，不会被随便枪决，也不会没吃没喝了。他们此时只有一个念头：能活下去。很快，房屋的主人带来了一个留大胡子的游击队员。他把这三个德国俘虏带到了一辆牛车上坐定，然后拉着他们去了一个叫阿普的小城。在那里，戴宁接受了简单的伤病治疗和护理。
他们被送到位于贝尔格莱德西南方向约100公里的瓦列沃。那里设有一个战俘营，已经关押了200多名德军俘虏。戴宁刚进去就有人告诉他：千万不要说他来自勃兰登堡师。因为这个师在南斯拉夫素有“巴尔干救火队”的称号，是德军和当地抵抗力量作战的主力。来自这个师的俘虏在战俘营里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戴宁说，作为俘虏，最危险的时侯就是在血战后刚刚被俘之际。因为对方在此刻具有最强的复仇意识，而且暴力情绪还未下降，俘虏恰好是最合适的发泄对象。另外，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要求军队具有良好的机动性，带上俘虏行动也会给部队的行动带来诸多不变，甚至会导致贻误战机。还有一点很重要：在物质紧缺的战争环境下，安排俘虏的生活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德军和铁托的游击队之间互杀战俘的习惯已形成多年。双方都很少会为对方的俘虏准备战俘营，抓到后立即弄死拉倒。戴宁等12人经历了那次集体处决是游击队杀俘习惯的惯性延续，而他后来能够进入战俘营，还要感谢铁托游击队在俘虏政策上的调证。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戴宁在战俘营里开始了他的“活受罪”路程。
战俘营里的条件非常简陋，吃饭连餐具都没有。戴宁在垃圾堆里找到了一个生锈的空罐头盒当作饭碗用。他们晚上的卧榻是充满尿骚味的潮湿的麦秸，白天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每人每天得到的食品是250克面包和两次和水一样稀的豆汤。汤虽然很稀，但毕竟还有一点味道，戴宁每次在餐后洗罐头盒的时侯都要把洗罐水一饮而尽。每天的饥饿使人坐立不安。伤病人员虽然可以得到诸如换药和消毒的简单处置，但医护人员并不来战俘营，需要处置的伤病员必须在押送人员的带领下步行穿过整个城市去求医。不能走路的人就由别人搀扶或抬着走。有些病情严重的人在经过这样一番折腾之后情况变得更为糟糕。
对于在欧洲以患有洁癖而著称的德国人来说，在战俘营里上厕所是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他们不仅要在那肮脏的厕所里赤脚蹲茅坑，而且必须在凑够10个人时才被允许集体如厕。由于拉肚子的人较多，很多人在等候出发之前就已经拉了裤子。
1944年11月下旬，战俘们终于告别了“麦秸床”睡上了长木板铺，但寒冷变得越来越难以忍耐。战俘营不提供任何服装，战俘们进来时穿得是什么就一直是什么。晚上冷得难熬了，大家就挤在马厩中间唯一的灯泡下面，一来可以用体温相互取暖，二来可以借助灯光寻找身上的最肥大的虱子并对其处以“挤刑”。对那些衣缝上的成堆小虱子他们就无能为力了。他们即没有洗澡的可能，也没有洗衣服的条件。马厩外的几个水龙头都已封冻了。
戴宁肩部的枪伤创口总是集中了大片的虱子，在难捱的奇痒之下，他不断地抓挠伤口，导致创面久难愈合，伤情变得越来越严重，长时间的全身抓挠使他遍体鳞伤。他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就被自己挠死了。为了停止在睡眠中抓痒的行为，他连续几周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自救措施：在晚上睡觉前把身体缩成一团，两条大腿紧贴胸腹，然后用一条带子把上身和双腿固定在一起。就这样，他象戒毒一样地强迫自己停止了抓痒动作。
战俘营里禁止对外通信，戴宁问一个管理者什么时侯才允许和家人通信，对方反问道：“你们写信干什么？你们已经是死人了！”后来他才知道，他的父母在1944月11月收到了国防军的一封信，告知两位老人：他们的儿子戴宁已经在战场失踪。
一些人开始考虑如何逃离这地狱一般的战俘营，但他们在经过一番商量后又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战俘营的管理者早就警告在先：“只要逃跑一个，其他的人都得死”。大家相信他的这句话是认真的。
由于战俘营里的卫生情况已极度糟糕，管理者决定提供每月一次的淋浴和除虱条件。在短暂的淋浴后，一丝不挂的战俘们在一个寒冷的房间里围着一个小火炉挤在一起，为的是等候除完虱的衣服被送过来。衣服在除虱时并不清洗，只是喷洒一次杀虫液，然后烘干。戴宁每次在领到自己那血迹斑斑，又脏又破的衣服时都很高兴，因为毕竟可以少受一些罪了。遗憾的是，那些依附在衣缝上的虱卵基本都还健在，它们很快将成长为拥有足够攻击力的虱群，向战俘肮脏的身体发起新一轮集团冲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