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廷惨案”到大驱逐
2010年4月10日，莫斯科以西约400公里处的斯摩棱斯克的天空一片阴霾。上午10时50分，一架俄制图154客机在靠近斯摩棱斯克机场附近的一处树林里坠毁，现场地面的几处深坑表明客机在着地时曾连续猛撞过地面。客机的机身已断裂成几段，引擎与机身完全分离。残破的机翼上红、白两色的波兰国旗图案十分醒目。
在这次空难中的罹难乘客具有非同一般的身份，他们是由波兰共和国的88名顶级政要组成的代表团，其中包括波兰总统卡钦斯基、副议长、副外长、军队总参谋长、国家银行行长、国家安全局局长……这个高官代表团此行斯摩棱斯克的目的是参加纪念“卡廷惨案”70年的活动，结果却成为了波兰民族的又一场重大悲剧的主角。在这70年的两端，是发生在同一地点的波兰精英群的两次悲情毁灭。卡廷，似乎成了波兰的魔咒。
1990年，在“卡廷惨案”的黑锅还死死扣在德国人的头上时。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听说并牢牢记住了这件事。
那年夏季，我们一家3口应友人波里希博士的邀请去他在瑞士的别墅渡假。途中我们一边开车一边闲聊，先是聊瑞士，谈到这个阿尔卑斯山小国的传统中立使它成为德国所有邻国中惟一一个没有受到纳粹侵扰的国家。由此我们谈到了“二战”中的是是非非。当时博士先生的一番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说：“'二战'遗留下来了很多没有澄清的是非，比如说发生在卡廷森林的那件惨案。这件事至今还被很多人认定是德国人所为，并且被当作德军暴行的典型例证。但我有一个老兵朋友曾亲眼看见过卡廷森林的尸坑，他坚持说那些被害者死于苏联人之手。他问我：'德国人杀了人，埋起来，再挖出来，再叫全世界都来看，这一切可能吗？'”
这次出行使我记住了“卡廷惨案”。从瑞士返回柏林之后，我就去国家图书馆查找关于卡廷森林事件的记载和解释。
据德国方面记载，1943年初春，德军在苏联境内的斯摩棱斯克市城北15公里处的卡廷森林里动工建造一条穿林而过的公路。在开挖地基的施工过程中，一个巨大的合葬尸坑赫然显现。德军立即组织人力开挖，结果挖开了多处尸坑，尸体共有4千多具，肉体已严重腐烂，但身上的服装还能够分辨出来质地和样式。德军调来法医对尸体进行了检验鉴定，结论是：死者是一批被人集体屠杀掉的波兰军官，死因全部为后脑中弹，死亡时间为1940年上半年。
既然尸体是在苏联境内发现的，遇难者的死亡时间又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德军相信已有充足的把握来断定此乃苏联内政部的秘密警察部队所为。德国人认为，波兰曾在1920年参加了协约国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并割走了苏联西部的一部分领土，苏联报复的动机是存在的。另一方面，1939年9月，苏联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附加秘密议定书，在德军进入华沙后出兵占领了波兰东部地区，兵不血刃地一举俘获20多万波兰官兵，苏联报复的条件也是存在的。于是，德国在1943年4月份将这一发现公诸于世，还请来国际红十字会的要员前来见证并调查，借以大力宣传苏联所犯罪行，在欧洲制造“布尔什维克恐怖”。
事件曝光后，面对大哗的国际舆论，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对德国的指控坚决地予以了否认。1943年9月，苏军在收复斯摩棱斯克之后即着手组织对卡廷屠杀事件进行了一番有模有样的反调查，并在其后言之凿凿地向世界宣布：屠杀行为系德军在占领斯摩棱斯克期间所为。由于处于战争状态的苏、德双方各执一词，卡廷事件成为了一桩国际悬案。
战后，苏联单方面对事件采取了“盖棺定论”行动。根据塔斯社1945年12月30日的报道，苏联法庭对10名德国战犯作出了在卡廷事件中有罪的判决，其中7名被判死刑，3名被判20年劳动营苦役。
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苏联的公诉人又试图就“卡廷惨案”起诉德国，以便联手其它胜利国把谋杀波兰数万精英的黑锅永久地扣在战败者头上，但终因证据不足而未被国际军事法庭审理。一直到1989年东欧巨变之前，被苏联控制的东德和波兰都只能接受苏联对卡廷事件的解释。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均告知后人：卡廷事件系德军在“二战”中对波兰犯下的罪行。
图12-1：1943年德军在苏联斯摩棱斯克以北的卡廷森林里发现的巨大尸坑。死者全部是后脑中弹。国际红十字会的调查组根据尸检和死者身上的信件、日记、报纸等遗物确认：死难者主要是波兰军官，被杀害于1940年的3月至4月间。时间上恰恰是在苏、德两国共占波兰之后与相互间开战之前。结论一出，立即遭到苏联政府义正辞严的断然否认。
弥漫在卡廷森林上的这一团历史迷雾直到半个世纪后才完全散开。
关于这个事件的最权威的文字记载存放于克里姆林宫的苏联总统档案馆里，而有权开启这些绝密档案的只有苏共领导层的最核心人物。1991年12月23日，即将辞职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总统委员会委员雅科夫列夫的陪伴下，连同即将接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一起打开了密档第一卷，那正是“卡廷事件”专卷……
两天以后，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缓缓降下，人类历史上的一段意味深长的时代就此结束。
次年10月，为了显示新生的俄罗斯联邦和斯大林的暴力社会主义的决裂，总统叶利钦决定将密档第一卷的副本交给波兰。1992年10月14日，副本的交接仪式在华沙举行，波兰总统瓦文萨控制着身体的震颤接过了这份承载着一代波兰精英悲惨命运的历史文件。
这份密档由三份绝密文件组成：
1、1940年3月5日由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提交斯大林的报告，其中说明了波兰被俘人员的情况及其危险性，建议按特别程序予以枪决。
2、苏共政治局在报告提交当日做出批准决定的文件，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加里宁和卡冈诺维奇6人共同签署。
3、1959年3月3日克格勃负责人谢列平于提交给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的报告，报告中对1940年处决波兰被俘人员的数目和地点进行了详细说明。
在向波兰转交密档副本的同时，叶利钦还主动地通知波兰政府：在发生卡廷事件的同时，苏联在卡尔科夫和加里宁（今俄罗斯的特维尔）两地也屠杀过波兰被俘人员，并指出了在这两地的埋尸位置。
2010年4月28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下令将卡廷事件档案的电子文本发布在俄联邦档案署的官方网站上，首次向全世界公众公开了卡廷事件的档案材料。5月8日，梅德韦杰夫会见前来参加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庆典的波兰代总统科莫罗夫斯基，并亲手向科莫罗夫斯基转交了卡廷事件第159号刑事案第一份案卷和其他66份案卷的清单。
至此，卡廷事件的真相在70年后终于大白于天下：
1939年9月1日，德军在西方侵入波兰，9月17日，在波兰军队已失去抵抗能力之际，苏军从东面侵入波兰，近70万波兰军人成了德、苏两国的俘虏。苏军对其俘获的波兰人员首先经过了一次身份甄别，将普通士兵予以释放。对于总数超过1.5万的波兰军官和一大批教授、医生、建筑师、律师、教师、记者、飞行员等精英级波兰人才，苏联决定将其关押在三处战俘营和若干所监狱里。
1940年3月5日，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向苏共政治局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报告在介绍了波兰被俘人员的人数、身份和关押情况后，提出了全部予以处死的建议。这份报告在提交当日获得了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政治局6位大员的共同批准。4月3日至5月19日，在内务人民委员会3人小组领导下，屠杀波兰俘虏的行动在苏联的多个地点秘密展开。根据克格勃1959年的报告，内政部在卡廷森林处决了关押在科泽尔斯克战俘营的4421人，在斯塔罗利斯克战俘营处决了3820人，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处决了6311人。加上在西部乌克兰和西部白俄罗斯的其它几个地点处决的7305人，总计枪杀了21857名波兰俘虏。除了报复波兰地主阶级势力自“一战”以来对苏联利益的侵害之外，彻底消除波兰未来抵抗运动的潜在威胁也是苏联举起屠刀的主要动机……
“卡廷疑案”基本澄清之后不久，我和波里希博士再次相聚。当我们重提这个两年前的话题时，他牢骚满腹地说：“我承认，战争是残酷的，在这个时期里发生一些超出常规的行为总是在所难免的。但是，道德和公理自有其不可逾越的底线。德国逾越了底线，屠杀了平民，就成了世界公敌，对这一点德国人认账认罪认罚。可苏联呢？在斯大林的'胜利者不受谴责'的强盗逻辑下，'二战'的胜利者阵营居然能够回避对'卡廷惨案'这样的滔天罪行的追究，在这种情况下再去谈纽伦堡审判的公正性，天哪，谁相信呢？”
苏联能够如此处理无辜的波兰被俘人员，那么“二战”的胜利者们对“有辜”的德国人又会如何处理呢？在1945年8月2日签署的《波茨坦协议》中，我找到一段关于德国责任的阐述：
德国人民必须承受军事上的彻底失败，而且不能摆脱他们因其行为而必须承担的责任，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战争，纳粹的狂热抵抗摧毁了德国经济并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和不幸……
这里很明确地指出德国毁灭的责任承担者是德国国民整体而非个别恶人。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德国人民必然要承担失败造成的后果。但是在事实上，这里的“人民”概念已经不仅限于德国本土的民众，还包括了大批生活在德国境外的德意志人。
图12-2：1945年在捷克的一个面部被打变了形的德意志族妇女。
1945年5月，德国战败投降。紧接着，在被纳粹统治6年之久的捷克爆发了一场报复德意志人的大规模骚乱。据史料记载，最初是抵抗纳粹的捷克地下武装走上街头殴打德国平民，接着事态就演化为可怕的群众性暴力。布拉格的居民在街头可以随意攻击任何一个他们见到的德意志人。在这场民族清算的狂潮中，德意志族的妇女和儿童成为了最主要的牺牲品。德意志妇女被吐口水、剃光头、剥光衣服并在身体上画上纳粹党徽标记、被强迫赤身裸体地在街头排除路障，甚至当众遭受到强奸。德意志儿童有的被从楼房里抛出摔死在街头，有的被塞进盛水的马槽中溺毙。狂怒而放纵的人群把大批德意志居民从家中驱赶出来，把他们两个人或三个人为一组用铁丝捆起来推进伏尔塔瓦河，尸体顺流而下被冲进易北河。两周后，人们从易北河中竟打捞出了上千具尸体。据德国战后的统计，在捷克发生的这次大规模复仇行动中，共有3万德意志人被杀死。在整个骚乱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警方的制止，也从未出现过占领军的干预。疯狂的暴力行径并非失控所致，而是受到了战后捷克领导人的蓄意纵容。刚刚摆脱了纳粹暴政的人们采取了比纳粹毫不逊色的暴行来对待敌对国的族人，在欧洲历史上书写了极其黑暗却鲜为人知的一页。
类似的暴力事件同样也发生在波兰和南斯拉夫。
在今天的德国和波兰的奥得-尼斯河边界线以东的地区，曾有3300个战前属于德国的城镇和村庄发生过群众性迫害德国平民的事件。
在南斯拉夫居住的近20万德意志族人中，约16万人在战后被关押进集中营，其中被杀害、折磨致死者达5万人。
在战后初期的平民暴力行为告一段落之后，随之而起的是一场在欧洲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民族大清洗。
“二战”以前，中东欧地区的各民族处于混杂居住的状况，民族矛盾尖锐而复杂。纳粹德国实施的“生存空间”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改善境外德意志人处境为借口的。为了达到民族扩张的目的，希特勒兼并奥地利，进占苏台德，侵略波兰，移民百万德意志人进入了被占领区，同时又大规模地迫害和驱逐波兰人。德国进攻苏联也具有双重目的：消灭直接威胁德国的布尔什维克死敌，同时要把俄罗斯广袤的土地和无尽的资源置于日尔曼人的统治之下，从而实现希特勒梦寐以求的那个称霸世界的“千年帝国”理想。
德国战败后，美、英、苏三大战胜国在规划欧洲格局时执行了一条和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完全相反的民族政策，即把德国以外的德意志人集体驱逐回德国，而且是一个和战前相比缩小了1/4的“新德国”。
图12-3：流民图。战争结束以后，胜利者按照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设想把分散在中、东欧的上千万德意志族人集中到被割走了四分之一领土的德国，奥地利脱离德国再次独立。上图是从西里西亚被驱赶走的德国居民，世代家产变成了随身的一两个行李包。下图是到达难民集散地柏林的一批人准备乘坐火车继续西行。
为了激励苏联对纳粹德国作战，美、英两国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曾对苏联作出承诺：在征服纳粹后，美、英同意将波兰的一半领土彻底划归苏联，波兰由此丧失的领土由战败的德国来补偿。在这个没有任何波兰人参与的对波兰主权和领土问题的裁决过程中，三大国的领袖还对移民问题制定了明确的计划：波兰居民要离开已经被苏联夺走的领土，西迁至新划定的波兰国界。而德国人则不仅要从被德国侵占的波兰领土上迁出，还要从划归波兰的原德国领土上搬走。战争结束后，在1945年8月的波茨坦会议上，三大战胜国形成了在欧洲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以谋求欧洲长久和平的共识，确定了把德意志人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驱赶出去的举措。
在我接触到的德国人中，有很多人是从中、东欧迁移进来的几十年前的战争移民。
北威州花山市退休老市长的夫人就是在战后和母亲一起从柯尼斯堡(现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迁移到花山的。
现在勃兰登堡州的原空军老兵科尼希对我说：“我儿时的居住地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深根（Niederwurzen）'，但它如今已归属了波兰。我们的深根给拔出来了。”
我在柏林工大的老同事杜克斯先生至今还记得他随父母从东普鲁士迁出时的情景。他说：“我们被驱逐时带上的全部家当就是我父亲手中的那两只皮箱。在进入新的德国边境的那一刻，我们要通过一个由两排铁栅栏构成的狭长通道。谁也没有想到，管理关卡的波兰军官会喊出这样的命令：'举起双手通过！'就这样，我们全家的最后一点财产也留在了那一边……”
一位名叫帕赫的中年人对远在上西里西亚地区的故土几乎一无所知，他对家乡的全部印象都来自于他爷爷和奶奶多年来反复唠叨的一件事：他们在1946年5月接到当地政府的通知，要求他们立即离开已成为波兰领土的尼斯（今属波兰奥波莱省）。在离开家乡的时侯，他们最心疼的就是那幢在战前动工，战时停建，战后竣工的新房子。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搬进去就要离开它了。爷爷说，告别这幢辛苦了半辈子才盖起来的房子，那种感觉就像和自己的孩子永别……
老兵舒曼告诉我：“奥德河-尼斯河一线以东的11万平方公里的德国领土在战后都割给了波兰，这就是对波兰被苏联占走18万平方公里领土的补偿。战胜国的地位使苏联对波兰的侵略合法化了。战争结束后，上西里西亚的德国人全部被迫西迁，我的家乡布雷斯劳就属于这个地区，它在德国丧失领土里是最大的一个城市，人口多，行动慢。但后来搬迁工作的加速了，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苏军士兵强奸妇女的势头加强，二是被苏联驱赶到上西里西亚的波兰官员和平民对德国人不断施压。我至今对波兰人没有好感。他们被俄国人赶出了家乡，自己的国家像一块浮冰似地被人家向西推了一大截，结果他们在德国的土地上又那样无情地驱赶德国人。”
从“卡廷惨案”到大驱逐（3）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 收藏本书 字号 -+
我在柏林的笔友兼酒友--国内一大报驻德国记者江建国对这次欧洲的民族大清洗曾做过大量的调查考证工作。一次周末他在我家喝酒，我们谈起了这一段共同关注的历史。
一直坚持用笔写文章而拒绝使用计算机的江老兄大发感慨道：“在德国爬格子写字，爬着爬着就要爬到'二战'上去了！现代德国和'二战'的关系太紧密，分也分不开。要写德国，你想不研究'二战'都难。在这儿工作十多年来，我发现有太多的'二战''旧闻'不为人知或者不便为人所知。而把这些事情告诉公众，对于全面总结'二战'的历史是必不可少的，更是新闻人的职责。”那天老江比较激动，连饮数杯红葡萄酒，红头涨脸居然还能把他的沃尔沃车开走了。
图12-4：离开东部家乡向西迁移的德国人在等候乘车。很多人的衣服和行李上已经被当地的新主人（战胜国的移民）画上了纳粹标记。
2004年10月底，老江来电话告诉我说，他的有关文章在国内一家报纸上刊出了，题目是《德国平民代希特勒受过》。我闻讯后立即找到了这篇文章，我觉得用它来为本节内容做注非常理想，这里将文中的核心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战争一结束，有关国家的管理当局就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驱赶一切德国的和德意志族居民。在最野蛮和最混乱的驱逐初期，往往是限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内集中，而后或赶上闷罐车或令其步行回到德国的边界之内。被驱逐的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与战争末期逃避战火的700万难民挤在德国各占领区，局面极为混乱，一度甚至引起饥荒。死于逃亡和被驱逐路上的人数无法统计，估计要以10万计。美国《时代》杂志当时用“欧洲从历史上最恐怖的战争过渡到最可怕的和平”这样的话，来形容当时的形势。1946年10月，《纽约时报》的报道评论道：“这种大范围的迁移和实施是历史上无可比拟的。谁若是直接经历了这种恐怖，谁就会毫不怀疑这是对人类的犯罪。历史将会给予它可怕的报复。”
1945年8月2日，美、英、苏三国的波茨坦会议最终决定把波兰的版图向西推移200公里，并开始更大规模地驱逐“遣返”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截至1947年10月11日“遣返”行动正式结束，从前德国东部领土上被驱逐或逃亡的德国人为710万人，从波兰中部地区被驱逐的德意志族人为110万人，从捷克斯洛伐克被驱逐的为290万人，从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被驱逐的合计为70万人。这种所谓的“民族交换”还涉及无数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犹太人等等。当时的一份研究报告说过这样令人难忘的话：“甚至中世纪开始前后的民族大迁徙运动，也无法与波兰国家面临的这种规模空前的迁移运动所带来的困难相比。
实际上，战胜国在清算纳粹罪行时的做法已经比原来的计划温和了许多。
美、英、苏三国首脑在1943年12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曾做出决定：“任何一个参与了犯罪和处决行为的德国军官、士兵及纳粹党员都要被带回他们曾对之犯下罪行的国家，以便这些国家根据自己的法律进行起诉和处罚。”如果这个计划在1945年5月后真正得以实施，不可胜数的前德军官兵就会出现在很多国家的监狱里，法庭中和刑场上。德国的“世界公敌”形象将极大强化，德国人以改过自新之举来洗雪耻辱的进程将更加艰难……
欧美战胜国对德国的严厉惩罚，使我无法不联想到中国。中国是“二战”的战胜国，却在胜利之后永远地失去了150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中国在“二战”中的死亡人数达到欧洲战场的总和，但中国人不仅援救了大量在华的日本妇女儿童，甚至对128万双手沾满鲜血的在华投降日军都没有进行任何清算。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600亿美元，但中国着眼于两国人民今后的世代友好竟主动放弃了政府索赔的权利……纵观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所有国际间的战争，如此以德报怨的国家除去中国没有第二家。但中国人的善良换来的又是什么呢？世人有目共睹。
欧洲的“二战”胜利国在德国被击倒并再无还手之力的时候，几乎一起扑上去撕咬德国的咽喉，使德国人对当时经历过的痛苦至今记忆犹新。这也难怪当我向德国老兵迪尔介绍中日战后关系时他会这样问我：“中国是战胜国吗？”
胜利之师的掠夺
“二战”中的苏军无疑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威武之师。那么它的战士们是否也具有和“解放全人类”理想相适应的文明和美德呢？当曾经给他们带来巨大损失和牺牲的敌手终于被他们征服以后，他们是如何对待战败国的平民的呢？
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军队都是最高的武力手段。军队之所以需要军纪，首先是要保证战斗力，其次是要约束破坏力。“二战”后期的苏军在战斗力和破坏力都达到了高峰，以至于德国民众无不谈“俄”色变。
中国人对苏军士兵的感觉也曾经是很复杂的。在中苏友好期间，一系列的苏联“二战”故事片向我们展现了苏军战士的良好形象：勇敢、刚强、善战、纯朴、正义。而在“二战”的现实中，中国人也看到了强大的苏军是如何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打垮百万日本关东军的。
但是，正视历史的人也无法回避苏军士兵的另一种表现：酗酒闹事、抢劫平民、强奸妇女。1945年9月，第一批出关进驻东北的八路军冀东部队进入沈阳后，首先遇到的任务就是处理平民大量投诉的苏军抢劫事件，以至于我军必须向苏军政治部提出“严肃纪律”的要求。同年12月，刚刚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松江军区副司令员的卢东生在遭遇苏军士兵的抢劫时竟然被对方开枪打死。
巴顿将军在给他的妻子的信中曾这样评价苏军：“具有严格纪律的一群乌合之众。”苏军的战场纪律是极为严格的。在两军交战时，军方对违令撤退者一律用机枪直接扫射。但是在作战行动之外，苏军的军纪却是时紧时松。对于一支整体文化素养较差的军队，纪律约束的稍许松弛极易导致大面积的恣意胡为，当这支军队面对敌对国平民的时侯尤其如此。
因持不同政见而一度被苏联劳改和流放过的索尔仁尼琴在“二战”时曾任苏军大尉炮兵连长。敢讲真话的习惯让他成了一名罕见的敢于“诋毁苏军荣誉”的异类老兵。他在回忆战争经历时这样描述过他的部队在进入东普鲁士时的情景：士兵们争先恐后地把德国妇女的内衣套在自己身上，热闹的就像是混乱的集市。有人因为在外衣的外面套了太多的内裤而难以移动。坦克兵们把战利品装满坦克内舱，奇怪的是他们居然还能穿过狭窄的炮塔坐到里面去。
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时期的难友科佩列夫也曾参加过苏、德战争。让科佩列夫难以接受的一个事实是：部队里居然会允许士兵每月往家里寄回一个5公斤重的邮包，这简直就是一道暗示士兵可以占领区里抢劫平民的特许通知。科佩列夫相信，正是这样的规定直接地刺激了士兵们的劫掠行为。尤为可笑的是，一般军官们的待遇加倍优惠，每人每月可以往家里邮寄两次这样的邮包，而将军们的邮寄次数则不受限制。科佩列夫就曾十分无奈地为他在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政治部的上司往家里邮寄了一副精制版画，那副价值不菲的艺术作品出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著名版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之手……
三个方面原因造成了苏军摧残德国平民的行为：文化和道德水准地下的兵痞行径，对德军在苏联犯下罪行的复仇心理，军队指挥员对士兵越轨违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的纵容。其中第三个原因最为重要。没有高层的纵容，这支处于严厉管控之下的军队根本就不可能在进入敌国后混乱到这种程度。
在柏林休战时还是个孩子的退休老人拉赫曼告诉我，俄国人真正开始变得规矩起来是在停战三个月以后。历史资料也证实了这种说法。德国军队全面放下武器的时间是1945年5月8日，此后在苏军各部队中偶尔有约束士兵放纵行为的指令下达，但真正全面而有效的整肃军纪却是始于驻德苏军总司令朱可夫元帅在8月3日下达的整肃军规命令。这道命令指出：“这些行为（注：意指抢掠、人身暴力和”可耻事件“）使我们在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眼中的形象受损，特别是在战争已经结束的情况下，能够帮助法西斯主义者发起反对红军和苏联政府的运动……”由此可见，捍卫荣誉和防止反抗是朱可夫元帅下决心治理军纪的两大原因。但是这两点在此前就不重要吗？难道苏军高层在此前并不了解士兵们都对德国平民做了些什么吗？答案都是否定的。之所以苏军会在大范围内发生肆无忌惮的胡为，高层的一度默许是惟一解释。纵兵三日，以飨将士，这种胜利之师的做法在人类战争史上并不罕见，只不过苏军的放纵行为长了一些。
在采访柏林的洛特老人时，我认真地参观过他家的小独楼，原因是在战争结束后曾经有一个班的苏军士兵在这座小楼里住过。小楼有3层，一楼是厨房和餐厅，二楼是客厅加书房，三楼是卧室。当年，那一群俄国人就住在二楼，洛特一家人住在三楼。
洛特说：“当时一共有9名苏军列兵和1个下士班长住在我家，其中有一个是伤员，天天躺在客厅里的沙发上。那个班长一个人睡在二楼的书房里。柏林的战斗结束后，很多苏联军人都住在德国老百姓家里。他们不愿意去住大楼房，觉得住户太多不好控制，最喜欢住我们家这样的独户小楼。那时，谁家住进什么样的俄国人，房东没有选择权，全看自己的运气了。我家的邻居就比较幸运，住进去了一个少校带一个勤务兵，两个人不闹事，也很安静。可我们家算是倒霉透顶了，一家伙住进来了10个大兵，其中还有伤兵。
“在这群俄国人刚搬进来的时候，我哥哥险些就被他们抓走'处理'了。哥哥当时22岁，这个岁数的德国男子在战争结束时还能不残不伤地留在家里是很难想象的。俄国人坚信他是德国兵，一定要把他带走。哥哥分辩说自己是话剧演员，俄国人听不懂，还是要捆他，最后哥哥忽然想起了'艺术家（Artist）'这个词。那个下士班长听懂了，便表现出了几分敬佩之意，但他还是不能完全相信，于是就让我哥哥弹奏一曲钢琴给他们听听。我哥哥的钢琴水平比我强3倍！您想，我当时的钢琴水平都已经能够进柏林电台去演奏了，他能差吗？他弹奏了一首美国舞曲，是他在战前学会的。俄国人听完后确信了他的身份。这下他有事做了，下士班长命令他给那个伤兵演奏钢琴，没有命令不能停止。这样，哥哥用他的钢琴演奏连续慰劳那个大胡子伤兵达4个小时，他后来常和别人说，这是他这一辈子弹得最长的一次钢琴。
胜利之师的掠夺（2）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 收藏本书 字号 -+
“那时苏军在柏林全城到处强奸妇女，从10多岁的小女孩到70多岁的老奶奶都不放过。我妈妈当时已经是52岁的老太太了，但面对住在自己家里这10个俄国大兵，她也必须要有保护自己的万全之策。您能想象她采取的是什么方式吗？她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不修边幅，脾气暴躁，永远都在唠唠叨叨的老主妇。您看见我家二楼客厅的那个手工雕刻的老橱柜了吧？有一次，苏军的伙夫把一盆满满的菜汤放在橱柜的顶上，溢出来的油水滴了一柜子。你猜我妈妈怎么办？她揪住那个伙夫就骂，一个下午没有停嘴。这样一个多事难缠的老大娘不是很容易让那些俄国小伙子联想起从小到大一直在管教自己的老家长吗？对这样的老大妈他们避之惟恐不及，对其产生性要求就更谈不上了。我妈妈的这一自我保护方法很成功。
“但是麻烦并不是没有。俄国人住进我家一个月后，有一天一个士兵用刚刚学会的德语对我哥哥说：'你，去找姑娘来。'很明显，他认为哥哥以他演员的身份必定会和很多女孩子交往。哥哥说他不认识什么女孩子，苏兵拍拍枪说：'去找！'哥哥出去后就没敢再回来，他在朋友家一直躲到美军接管了我们居住的坦波豪夫区。按四大战胜国的约定，柏林由4国共管，我们家这个区被划进了美军的管辖范围。美国人也不怎么文明，但毕竟是有文化的军队，军纪比苏军要好得多。他们不住在市民家里，而是住在坦波豪夫机场。”
谈到苏军在柏林的军纪情况时，洛特告诉我：“俄国人违反军纪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群体行为。他们最喜欢抢的东西就是手表，因为德国手表对这些来自东方的穷苦农牧民来说确实是以前只能在梦中能见到的奢侈品。我亲眼见过俄国大兵一人的手臂上戴着十多块手表。他们叫手表是'乌利'。”
现住麦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迈尔老太太第一次面对苏军士兵的时候年仅20岁，是在她跟随一群难民从家乡布吕绍向西逃亡的路上。
她回忆道：“追上我们的队伍的第一批苏军是坦克兵，这些士兵挺富有人情味。他们告诉我们要及早藏身，后续部队可能会对我们不利，然后他们留下几个面包就继续前进了。很快，我们就和后面跟进的苏军步兵遭遇了。那些士兵来自苏联西亚地区，面孔具有东方黄种人的特征。他们冲进难民的队伍，开始劫掠财产。我们的首饰要摘下来，皮靴要脱下来，最受欢迎的还是手表，必须全部交出。夜色降临后，强奸行为开始蔓延，到处是女人的哭喊声。一个穿皮上衣的苏军政委模样的人向我扑来，被我的父亲拦住。结果那个家伙一拳打掉了父亲的两颗门牙……
“在继续西进的路上，后面的苏军源源不断地赶到。一队新来的苏军截住了我们，并命令男女分别站在两处，说要在几分钟内处死所有的人。然后就见一个拿手枪的俄国人突然叫道：'乌利，三块乌利。'他说的是手表。大家立刻明白了，现在能救命的只有手表。但此时多数人已经被劫掠一空，再也没有手表了。这时，我轻轻掏出了一块一直藏在内衣里的金表，接着又有人献出了第二块、第三块。俄国人凑在一起把那3块手表翻来覆去地看了好长时间，然后互相拍着肩膀，高兴得像孩子一样……”
关于苏军士兵劫掠手表之事，最醒目的曝光恰恰出现在最不应该出现的地方。这段传奇故事的主要当事人是苏军在“二战”期间赫赫有名的随军摄影记者--叶夫根尼.哈尔捷伊。他跟随反攻的大军从莫斯科城下一直到柏林，拍摄了很多被世界公认为经典的“二战”照片，其中最著名的一张照片展现了苏军士兵在帝国大厦楼顶上打出苏军战旗的场面。对那次的拍摄过程，他在战后回忆录中做过专门的描述。大致情况如下：
1949年5月2日，柏林的战斗彻底结束了。苏联塔斯社随军摄影记者哈尔捷伊来到了刚刚被攻克的帝国大厦前。望着这座千疮百孔的纳粹德国的象征性建筑，他突发灵感，决定拍摄一张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照片。他进入遍地瓦砾，到处散发着焦糊气味的大厦，在大楼的底层他找到了3个军人，提出要请他们合作来拍摄一张历史性的胜利照片。3名军人欣然同意，他们挎上了武器，又找来一面鲜红的战旗，然后随同哈尔捷伊一起爬到了帝国大厦建筑的顶层露台。在选好照相位置后，哈尔捷伊对那3名军人的站位和动作做了一番精心的设计，然后一口气拍完了整整36张照片，冲洗出来后，他选出其中最满意的一张对外公布了。这张在帝国大厦上挥舞胜利旗帜的照片在苏联各大媒体上登出后，立即引起了全球性轰动，以致它最终成为苏联征服纳粹德国的最有象征意义的经典历史镜头。
美中不足的是，在照片引起轰动的同时也有细心的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图中那个举着双手支撑打旗士兵的军官居然在两手上各戴着一块手表。这对于以抢劫德国居民手表而闻名的苏军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其尴尬的穿帮镜头。
哈尔捷伊说：“我接到了一个修改照片的命令。以后人们看到的那个军官就只有左手上的一块手表了。”
欲盖弥彰。如果不修改，苏军原本是可以对最初的那张照片做一些解释的。比如说：军官的右手戴得不是手表，而是军用指南针云云……
“二战”欧洲战场参战国军队的性犯罪记录
强奸，这是为人类文明所不齿的最丑恶和野蛮的行径，因为它无视人类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因为它用以强凌弱的方式摧残生命，更因为它的受害者是生养人类的女性。由于这些原因，和平时期的文明社会对强奸行为的惩罚从来就是严厉的。但是，这种惩罚在战争时期却经常会出现例外。一旦一个国家的最高强制力--军队本身成为了强奸罪行的载体，道德和法理都对之束手无策，当犯罪的军队处于战争中强势一方时尤其如此。
在世界战争史上，军队对敌方妇女施暴的情况屡见不鲜，但程度最严重的情况并非发生在处于野蛮时期的人类社会，而是发生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并拥有了国际法准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在“二战”欧洲战场上的主要参战国中，军队的性犯罪记录具有显著的差异。
无论是私人回忆，还是历史档案记载，涉及到英军士兵个体强奸平民的记录都比较罕见，而英军群体性的性放纵记录更是闻所未闻。
和盟友英军的绅士风范相比，美军的性犯罪记录略显尴尬。史料记载，在美军在德国境内长驱直入的1945年3月到4月间，美军事法庭在160万驻德美军士兵中共审理了487起强奸个案，犯罪人数占军队总人数的万分之三。
在盟军方面名声最坏的是法国军队。1945年4月16日，在“二战”中受够了德国人窝囊气的法国军队在美军的空中火力支援下开进了以斯图加特为中心的巴登符腾堡地区。17日，大批法国第一军团的士兵涌进了号称“黑森林珍珠”的小城弗劳伊登斯塔特，然后就跌跌撞撞地开始了在城内废墟上历时三天的群体性“性捕猎”行动。凡是和他们遭遇的德国女性几乎都不可能逃脱被这些“解放者”疯狂蹂躏的命运。根据当地的一位女医生卢茨的回忆，在那三天里光是来她医院就诊的被强奸致伤的妇女就超过600人，有一个伤号在一夜之间被法国人折磨了上百次，其间昏死过去十多次。根据德国官方的统计，在斯图加特及周边地区被法军士兵强奸的妇女为1198人，其中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已经74岁。
那么，在“二战”期间对欧洲各国犯下累累罪行的德国军队的性犯罪记录又如何呢？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曾以4条罪行对纳粹德国进行了起诉并定罪，其中有一条是可以包括强奸行为的“违反人道罪”，但公诉人并未对德军的强奸罪行提出指控。
战后，世界各国（包括德国本身）对纳粹德国的罪行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但德军的大规模强奸行为从未被涉及到。
德国的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指出：“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过。少量的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
在“二战”中曾亲身受过苏军性侵犯的劳申贝克女士在她1993年发表的《从皮卡棱到沙德林斯克》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她说：“德国军队在苏联的乡村（特别是乌克兰）犯下的大量罪行无可置疑，但强奸行为是要受到惩罚的。”
在我采访过的德国老兵中，无人承认其所在部队发生过强奸行为。
柏林的罗迪老先生说：“我在当兵的时侯从来就没有听说士兵强奸俄罗斯女人的事，这是严格禁止的。”
不来梅的老兵奥克尔回忆说：“对强奸行为的处理时间很严厉，如果强奸行为被投诉，肇事的人会立即被押送军事法庭审判。在战事紧张的时侯，这样的人会先被送入缓刑营，然后被送到最危险的前线去作战。我当连长的时侯，一个士兵因为盗窃被判刑，他在监禁期间给我写信，说他宁可回前线来战死。关于军纪要求，我作为连长知道的要比普通士兵多一些，因为在升军官之前我要参加军校培训，在那里我们不仅要掌握武器和战术，还得搞清楚很多规矩。”说着话他拍了拍脑袋，“真不知道这个老东西里怎么能装这么多东西。”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危险而动荡的战争环境里，凶悍而阳刚的德国军人真的会在占领区的妇女面前变成了压住欲火的“谦谦君子”吗？更深一步的采访和史料查询帮我解开了这个谜团。
从普鲁士时代起，德国军队就有重视荣誉的传统，侮辱妇女显然是违背这个传统的。
到第三帝国时期，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外，限制军人的强奸行为还有另外的两层考虑，其一是要杜绝军队发生性病，导致战斗力下降；其二是防止“优良”的雅利安血统和其他血统的混合，导致种族异化。据纳粹德国1943年12月14日统计的官方数字，党卫军系统设有固定法院31个，随军队行动的师、旅级法院20个，军团级法院5个，共有法官204人。在国防军方面，1942年10月2日专门成立了一个编号为999的“缓期执行师”，最多时关押了3万名有损“军队荣誉”的军人。这些军内执法单位的主要功能是监督和处罚违令、违纪、背叛和战场脱逃，其中检查违纪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看当事人是否犯有强奸罪行。
就德军的指挥层而言，士兵对妇女实行性侵犯是严格禁止的，这和“二战”期间日军阶段性地对士兵实行性放纵的做法有着明显区别。但这一点并不说明在德军不存在个体的性犯罪行为。战争初期的一连串胜利，使德军的占领区迅速扩大，战线广阔而遥远，军队对士兵的控制力相对变弱。加之纳粹种族主义的宣传作用，很多士兵对东部战线的异国平民的人格采取鄙视态度，一些色大胆也大的军人开始尝试通过武力从占领区平民身上获得性满足。
1939年9月德军占领波兰后，侵犯当地妇女的事件时有发生，第14集团军总指挥李斯特在当月命令下属采取措施来约束侵犯和强奸妇女的行为。
1941年9月，陆军元帅君特.冯.克鲁格（后卷入军内推翻希特勒的密谋活动，并因行动失败而自杀）在苏德战场上对军队下达了制止强奸行为的命令。
根据1944年的德国军事法庭判例统计，在总数为1700万德国军人中，性犯罪判例为5349个，占军队总人数的万分之三，和美军进入德国后的性犯罪比例大致持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