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战一年多，德国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部队规模不断扩大，军用物质 消耗甚巨。仅凡尔登一役就倾泻 135 万吨钢。自 1915 年 1 月起，德军每个师 的炮兵连由 9 个增至 12 个，工兵连由 1 个增至 3 个。机枪、重炮、工程技术 器材的配套也成倍地增长，刚研制、生产的新式武器、飞机、坦克、化学武 器源源不断地投入运往前线。此外，还得给盟友输血，因为柏林当局深知， 只有靠德国的武器、弹药和借款，才能稳固中欧集团和拉住联盟伙伴。这些， 使本来并无打持久战、全面战准备的德国深感物质准备的不足。为了进一步 调动国内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德国只得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战争轨道，为 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国家加强对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控制，设立了一系列的特别机构，以对
经济实行计划和调整，控制运输和对内对外贸易。早在 1914 年就成立了“战 时工业管理委员会”和“战备物质管理部”，下设 59 个“军需公司”，统一 控制矿石、金属、石油、棉花、皮革和油脂等原料的征集和分配，这个机构 实际上是经济领域中的军事执行机关。1916 年建立了军事管理局（合并了战 备物资管理部）控制着德国本土、被占领区和一部分盟国的战时经济。这一 年，普鲁士成立“战争局”，担负着统一指导经济工作的一切职能。此外， 针对食品的短缺，还成立了一系列专门组织，诸如“战时粮食公司”、“中 央饲料局”、“中央马铃薯局”、“战时动植物油脂管理委员会”、“中央 水果蔬菜局”等等。这种国家干预生产和经济的措施，实际上是变自由的私 人经济为国家控制的需要经济。而几乎所有的战时经济机构成员都是巨亨大 贾，如战备物质管理部的领导人就是通用电气公司的经理瓦·拉特瑙，法兰 克福五金股份公司的理·梅尔通、克虏伯经理左尔格等人都占据着军事管理 局的重要职位。这又使国家机器同垄断组织进一步结合起来，为少数垄断资 本家盘剥国民、发战争财提供有力的保证。克虏伯军火公司 1916—1917 年资 产增加了 3 倍。
劳动组织实行军事化，运用军事专制手段对劳动力调配、劳资纠纷、劳 动日和劳动条件等，实行强制措施。早在战争爆发不久，国防部就下令，应 着手建立战时委员会，统管劳动力的调配，规定工资、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 等。1914 年底，通过“关于为祖国志愿服务法”，规定所有 17 岁到 60 岁的 未应征入伍的男子都应参加“祖国志愿服务”。军火工业、农业、医疗和其
他对战时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部门都在“志愿服务”之列。 开足马力，发展军需生产。开战后不久，德国就有 7500 个以上的大企业
（包括冶金、机制、汽车、化工、厂矿）改为生产军需产品。仅制造大炮的 工厂就有 182 家，生产步枪零件的有 150 家。1915 年，其军工产品产量超过 了其他大国。到 1916 年，德国的兵器生产量提高了 50%—100%，机枪和火炮 猛增了两倍半。1918 年月产机枪近 1 万挺。
1915 年的武器生产
国 家步 枪机 枪炮 管飞 机德 国 1155000 8000 4000 4500 法 国 800000 6000 1200 4489 英 国 613000 6064 3400 4598 俄 国 740000 4250 2106 870
沉重的战费负担，加剧了对国内人民的搜刮；国民经济的军事化，极大
地破坏了城乡的生产力；英国的海上封锁，切断了德国向外获取原料和粮食 的渠道。德国出现经济恐慌。
粮食和食品匮乏。大战之初德国还能从比利时、丹麦等国掠夺粮食。一
年后，当局不得不实行定量配给。1915 年实行面包凭证供应，柏林每人每周
2000 克面包或 1400 克面粉，儿童减半，婴儿不供应。到 1916 年冬，连最低 标准的粮食、食品供应也难保了，蔓菁成了主要食品，人们把这一年的冬天 讥之为“蔓菁之冬”。随之而来的是黑市猖獗，投机盛行，粮价和食品价格 猛涨。同战前的一年相比，每公斤马铃薯从 7 马克 6 分尼涨至 13 马克 4 分尼， 黄油从 269 马克涨至 532 马克，小麦粉从 48 马克涨至 92 马克，大麦从 42 马克涨至 102 马克。1917 年德国的粮食产量仅为战前正常年景的一半。人民 忍饥挨饿，怨声载道。
工业原料严重短缺。尽管德国自己有丰富的煤铁矿，但多数的工业原料
均依靠进口，钨、铬、锑、镍、铅、锡、锰等贵金属，硝酸钾、硫、橡胶、 油脂等化工原料，棉、毛等纺织工业，更是完全依赖外国。如今，随着每天 成百吨、成千吨的钢铁在战场上倾泻，军工生产成倍增长，从国外进口的渠 道一条一条地被堵死，原料的供应日显枯竭。虽然大力开展研制代用品，如 纺织纤维、人造橡胶，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到后来连纺织品下脚料、废 纸张、甚至教堂钟和门把手都被收集起来以应军需生产。民用需要则受严格 限制。
劳动力不足。两线作战，使德国的兵力损伤甚大，官方统计，到 1916
年 2 月中旬，已战死 67 万人，受伤 164 万人，被俘或失踪 32.3 万人。源源 不断的兵力补充，又加剧了国内劳动力的紧张，不少工厂开工不足或停工， 一些工厂只得依靠妇女、儿童、残废者和俘虏作为劳动后备力量。
为了把战费转嫁到国内人民身上，统治当局又大量发行公债、征税和增 加货币发行量。在总共战费 1600 亿马克中，靠发行公债就筹集了 980 亿。1916 年起开始征收的战争赢利税收入仅够支付公债的利息。纸币发行额从 1914
年 6 月的 180 亿马克增加到 1918 年底的 250 亿。这些又极大刺激了通货膨胀， 加剧了经济混乱和恐慌，加深了国内的政治危机。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斯巴达克派”
《非常法》被废除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 1890 年改名为社会民主 党，并制定《社会民主党 1891 年纲领》，消除拉萨尔主义影响，但仍存在机 会主义错误。1895 年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20 世纪 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左、中、右三个派别，中派不断向右派妥协，1913 年右派首领艾伯特等人实际上掌握了党的领导机关，控制了大多数党组织。 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鼓吹护国主义，支持政 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他们进行沙文主义宣传，歪曲战争性质，蒙骗工人。 德国工会总委委员威·杨松在他的《工人的利益与战争的结果》文集中竭力 证明：德国进行的战争符合德国无产阶级对幸福和社会安定的要求。党的主 席胡·哈阿兹在 8 月 4 日的声明中宣布：“我们不会在危急关头将祖国弃置 不顾”。他们甚至蛊惑人心地惊呼德国将遭受哥萨克人的入侵，给战争披上 民主政治反对野蛮的沙俄专制政治的自由战争的外衣。就在德对俄宣战的第 二天，8 月 2 日，为修正主义者控制的德国自由工会理事会决定：支持帝国 政府在总动员期间采取的措施，停止反资斗争，工会联合会的财力和组织机 构应为战争服务。就在德对法宣战的当天，8 月 3 日，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
以 74 票对 14 票决定在次日召开的帝国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预算，无条件地
同意给帝国政府的数十亿战争拨款。两天后，党的执行委员会公开号召党员 支持战争。在与政府的谈判中，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爱·大卫甚至表示愿意 使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民族民主”党。所有这些表明，社会民主党的右派 集团已从修正主义进而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了。
然而，右派领导的背叛并未能改变工人阶级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正确态
度，拥有 100 多万成员和占全国成年人口 1/3 的 400 多万选民的德国社会民 主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社会民主党左派首先从理论上批驳了“保卫祖国” 论和“阶级和平”论，如卡尔·李克卜内西的《进行反对战争的阶级斗争》、
《主要敌人是在国内》、《反对军国主义》，梅林的《战争的本质》，卢森
堡的《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等等。这些论著有力地 论证了战争的根源和性质，揭露了帝国主义政府的罪恶政策，戳穿了社会沙 文主义者的丑恶嘴脸。左派同时从组织上与右派决裂。就在右翼集团“8·4” 背叛的当天，他们聚会卢森堡住所，决定另行召开党的代表会议。9 月 21 日， 在斯图加特召开的社会民主党人会议，发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彻底改 组”的共同呼声。10 月，在柏林、不来梅、汉堡、开姆尼茨、法兰克福、莱 比锡等各大城市纷纷出现了社会民主党反对派的左派小组。1915 年 3 月 5 日，社会民主党左派在柏林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形成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相对 立的政治派别——“国际派”①。1916 年 1 月 1 日，在李卜克内西、卢森堡、 梅林、蔡特金等的努力下，国际派在柏林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大会通过由卢 森堡起草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提纲》，谴责机会主义拥护帝国主义 战争的背叛行径，规定把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明 确提出“以战争对付战争”的革命口号。会议决定定期发表《政治书信》，
① 因其主办的杂志取名《国际》而得名。
李卜克内西起草的第一封通信于 1 月 27 日发表。因发行人匿名为“斯巴达 克”，史称这次代表大会形成的政治组织为“斯巴达克派”。
随着战事的发展，民族沙文主义的外衣不断被剥开，以及社会民主党左 派的积极活动，人民不断觉醒，反战浪潮不断高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成 员投票反对军事预算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增多。1914 年 8 月第一次军事预算有
14 人投反对票，第二次（1914 年 12 月）有 17 人，第三次（ 1915 年 3 月）
22 人，第四次（1915 年 8 月） 36 人，第五次（1915 年 12 月）达 43 人。 成千上万的劳动大众响应斯巴达克派的号召，积极反战。柏林、德累斯顿、 西里西亚、汉堡、耶拿、莱比锡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工人纷纷罢工，走上街 头示威，“打倒战争”、“打倒政府”、“缔结和约”、“我们要面包”、 “和平万岁”等口号响彻全德。市民把反战与反饥饿、反涨价结合起来，他 们甚至袭击不法奸商，捣毁食品店。妇女聚集在国会大厦前，高呼“召回我 们的丈夫”。在前线，多次发生德国士兵同交战国士兵携手联欢事件。在后 方，军火工业部门的工人使机器停转。仅普鲁士，自开战以来，特别军事法 庭审理的近 8 万起刑事案件中，80%都是违反战时禁令的。
兴登堡—鲁登道夫军事专政
开战初始，统治集团为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尚能推行立宪政治，接受 社会民主党右派提出的所谓“民族民主主义”新路线。如在 1914 年 7 月 25 日，普鲁士国防部明令：人身、新闻、集会结社等的自由应继续保持，尽量 限制建立和运用军事法庭，社会民主党报刊可在军队内部发行。按照贝特曼 的说法：若不与组织起来的工人合作，德国就无法进行这场战争。议会的权 力（尽管是有限的）仍起作用，议员的豁免权得到尊重。
然而，战事的一再失利与国内的反战情绪，使“民族民主主义”新路线
和帝国宪政再也难以维持了。兴登堡、鲁登道夫执掌军权以及“兴登堡纲领” 的发布，标志着在德国公开实行军事专政。
1916 年 8 月底，最高统帅部以发布战事命令的形式公布了鲁登道夫起草
的“兴登堡纲领”。其中心思想是，实行“军部独裁”。纲领规定：推行“强 制措施”，加快军火生产，增加劳动强度，抽调工人上前线。为保证《兴登 堡纲领》的实施，1916 年 11 月 1 日建立了由格伦纳中将领导的军事管理局， 控制德国本土、被占领区和一部分帝国盟友的经济。这是最高统帅部企图通 过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干预、对全国人民的专制统治来保证最高军事纲领的贯
彻。
在这种“军部独裁”统治下，军事首领具有内政外交政策的决定权。1916 年底，围绕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一事，首相与军部意见相悖，帝国国会议决： “帝国总理在作出他的决定时，必须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意见。”副总长鲁登 道夫甚至直接负起政治行政职责，如保障国家安全、新闻和通讯检查、保证 粮食供应和劳动安排等。战争初期人民仅有的一点点民主权利被剥夺殆尽。
1916 年 12 月 2 日的“关于为祖国志愿服务法”规定：每个 17 到 60 岁的德 国男子都有为战争服务的义务，在不直接为战争服务的机关和工厂工作的人 都被强制为战争服务，取消自由选择工作和自由迁徙的权利。鲁登道夫同时 严令：不准为工人提高工资，不准罢工，违者一律以叛国罪论处。无数的社
会民主党反战分子惨遭迫害，李卜克内西就是被此“罪名”判刑送往前线的。 整个德国，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到经济活动，活像一座大兵营。正如斯巴 达克派所揭露的：兴登堡—鲁登道夫的军事专政“是要把德国无产阶级赶到 兵营中去，是要实行中世纪的劳役和强制劳动，是要把全国变成一座监狱。” 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想用刺刀维持危机四伏的政权，以保证德国的总体战
战略。但结果与愿望相反，军部独裁终把帝国导向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