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恢复和繁荣
道威斯计划实施后，德国政府进行货币改革，稳定了马克，使外国资本， 尤其是美国资本源源流入，德国经济开始恢复和繁荣，1924—1929 年魏玛政 府进入相对稳定阶段。
据统计，1924—1930 年，德国共获得外国贷款和投资 326 亿马克，其中 长期信贷 108 亿，短期信贷 150 亿，其他投资 68 亿，尽管贷款利息较高，年 率约达 6.5—10％，但它解决了德国经济恢复中资金奇缺的难题。据统计， 在上述时期内，外国长期贷款及投资相当于全德新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40％。 随着金融秩序的逐渐稳定，德国企业重现活力，为了节省劳动力，提高 产品的技术水平，大批资本家和工程师横渡大西洋，去美国学习先进技术和 企业管理经验。各企业纷纷实施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采用新式机器、流水 作业法或传送带作业法，改善“泰罗制”，使用工时测定法。生产专业化和
产品规格化、标准化也在全国推行。
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德国经济自 1924 年起即迅速恢复，到 1927 年工 业已接近战前水平。1925 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为 597 亿马克，1926—1929 年分别为 614 亿马克、675 亿马克、705 亿马克和 702 亿马克。若按人均国民 收入计算，1925 年为 913 马克，1926—1929 年分别为 940 马克、1048 马克、
1120 马克和 1107 马克。在工业内部，重工业的恢复发展快于轻工业，工业
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比重 1925 年为 54.5％，1928 年增加到 58.5％。农业 的比重日益下降，工业的比重日益上升。
一战后，德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遇到了较多的困难。由于《凡尔赛条约》，
德国领土的 13％被割让，人口损失 10％，导致东部地区农村人口稀少，农业 经营粗放，因而全国主要农产品的播种面积和收获量，以及牲畜存栏数，迟 迟达不到战前水平。政府曾设法资助农业经济，设立一种称为“东援”的特 别基金，但这笔基金没有得到合理使用，大部分被贪污挪用，成了“用来收 买官员的资金”。此外，政府还致力于向农村疏散人口，从 1919 年至 1932 年间，通过国家援助和私人移民公司，解散了约 1/6 无力偿清债务的大庄园， 相应地建立了 57000 多个移民农场，共占地 150 万英亩。同时通过发放低息 贷款，鼓励农户采用机器，实现农业机械化。但是，这些措施在短期内效果 不明显，而且导致农产品成本较高。为了解决国内粮食及工业原料不足的困 难，政府降低进口税率，从国际市场上输入粮食和原料，在 1930 年以前，德 国每年需要进口 40 亿马克的农产品，结果影响了外贸收支平衡。特别是 1925 年以后，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普遍下跌，严重地冲击高成本的德国农产品， 造成国内农产品销售困难，农民状况日益恶化。到 1928 年底，东部 2/5 农庄 是负债的，其中许多农庄的负债额高达本身资产的 2—3 倍。
20 年代德国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是外国贷款的源源流入，德国自身金融 力量薄弱，银行业的基础也非常脆弱。一次大战前，德国银行自有资本与存 款的比例是 1：3—4，29 年代降为 1：15—20。一旦存户大量提款，银行很 容易倒闭。另外，外国贷款半数以上是 6 个月期限的短期贷款。因此，20 年 代德国的经济非常脆弱。
魏玛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自近代以来，德国就有政府控制公用事业和大规模参与工业活动的传 统。魏玛共和国建立后，社会民主党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所增强，他们 反对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但主张对私人经济加以一定程度的监督和干预。 同时，以一次大战时期的战时经济为依据，一部分资产阶级人士如拉特瑙和 雅费，也提出了所谓“公共经济”的理论，主张将社会生产和消费置于公共 监督之下，根据国民经济的总体计划调节生产，由国家调节企业主的利润率 和工人的工资额，由企业主、工人、国家和消费者一起，组成各级经济自治 机构，干预经济生活。在诸种因素的影响下，20 年代德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 施加强干预经济生活。
完善劳资仲裁制度。根据魏玛宪法，各经济大区曾组建过经济公共公司、 联邦曾建立过全国经济委员会，然而，这些机构的设立并未实现“劳资共决” 的原则。作为弥补性手段，20 年代逐渐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仲裁制度。如果 劳资双方在谈判中僵持不下，由政府任命的调解委员会或调解人就可以进行 干预。调解部门作出的决定只要被一方接受就能生效。如果双方都不接受调 解，调解部门或劳工部长就可以根据劳工部提出的统一规定，就工资、劳动 时间、假期等问题作出裁决，双方必须服从。1927 年，全国从地方到联邦， 建立了统一的劳资争议法庭系统，以裁决劳资纠纷。“全国最高劳资争议法 庭”是该仲裁系统的最高一级机构。劳资仲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 矛盾，减少了劳资纠纷。但同时，该制度使政府包揽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 固有弊病，一旦经济运行失调，资本家和工人都会怪罪于政府。
建立失业保险制度。1926 年，德国的失业救济制度改为失业保险制度。
该制度规定，工人刚失业时，从保险金账目中支取保险费。该账目的资金来 源由劳资双方按工资的一定比例对半提供，发放额也按失业者原来的工资额 分成几等。失业较长者改领危机救济金，该项资金 4/5 由国家提供， 1/5 由 地方提供。长期失业者改领由地方支出的社会救济金，数额大为减少。
参与住宅及公用事业的建设。20 年代，魏玛政府直接参与了住宅建设。
1925 年到 1930 年间，德国新增住宅总数中，私人投资者建造了 50％，公益 生产合作社建造了 40％，国家建造了 10％。国家还负责制订住宅建筑计划， 并通过向房屋抵押贷款债务人征收房屋利息税，拨出 6％的公共事业开支， 补贴私人建房者和建房合作社，以资鼓励。同时政府又严格控制房租上涨， 一定程度上保护承租者的利益。此外，国家还建造了很多学校、医院、体育 场、剧院和图书馆等公共建筑，扩大并改善了电力、煤气、自来水和城市交 通等公共事业。
扩大国有企业的数量。一次大战期间国家兴办的同军火工业有关的工 厂，战后继续归国家所有。1923 年，联邦政府建立了“联合工业企业股份公 司”，普鲁士政府建立了普鲁士矿山和冶金股份公司”，负责经营全部国有 企业。道威斯计划生效后，国家铁路改组成国家所有的独立经济企业。到 20 年代中期，德国发电能力的 77％，炼铝业生产能力的 70％，制盐业生产能力
的 41％，炼铅业生产能力的 35％已为国家所拥有，在铁矿、采煤和机器制造 业中国有企业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国有企业的资产高达数百亿马克。全部国
有企业都以私人企业的方法经营，并与私人资本集团竞争，这已成为政府参 与工业活动的一种手段。
垄断资本实力增强
在经济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德国的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托拉斯化急 速发展。从 1926 年到 1929 年，拥有 500 万马克资本以上的大企业在全德企 业资本总额中的比重，由 37.6％增至 41.4％。一批托拉斯企业在化学、冶金、 采煤、电气、造船等重要工业部门崛起。
1925 年 12 月成立的，由数家德国大垄断企业联合组成的化学康采恩“法 本工业公司”，控制了德国全部染料和人造汽油的生产，还掌握着德国 80％ 的氮、40％的药剂、25％的人造丝、大部分摄影器材的生产，还建造了“不 来梅号”和“欧罗巴号”等高速豪华远洋客轮。该企业控制了国内约 400 家 企业，在国外也有约 500 家商行。1929 年该公司拥有 12 万名工人，成为资 本主义世界中最大的化学垄断组织。1926 年，德国 6 大煤钢垄断组织合并成 “联合钢铁公司”。该公司是欧洲最大的黑色冶金托拉斯，拥有 8 亿马克的 自有资金和 17.7 万工人，德国 1/4 的煤、1/2 的生铁和 2/5 的钢由它生产。 如果包括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和银行，它所控制的资本共计有 66 亿马克。 此外，电气工业中的通用电气公司和西门子公司，军火工业中的克虏伯公司， 航运业中的汉堡——美洲轮船公司等，都是拥有数亿马克的资本和几万名工 人的大型垄断组织。
随着垄断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大垄断资本家的地位进一步增强，蒂森、
西门子、沃尔夫、克虏伯等 10 多个工业和金融寡头成为德国经济和政治的真 正主宰者。资本家为了抵制工会在经济生活中的影响，组建了各种团体，其 中有“德国工业联合会”，重点从事经济政策研究，以及“德国雇主协会联 合会”，重点研究社会政治问题。
道威斯计划实施后，垄断资本获得巨大发展，一部分中小企业被吞并，
业主或者破产，或者丧失了往昔的独立地位。职员的失业率在 20 年代后期也 一直保持在 2.4％左右。手工业者在通货膨胀时期摆脱了债务，但同时也失 去了积蓄，由于他们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也就失去了应急的手段。 在经济稳定时期，德国手工业的结构发生变化，陈旧的部门如桶匠、车轮匠 和织布工，从业人数有所下降或消失，新的部门如汽车技工、电工、金属板 和水泥板技工，从业人数迅速增加。衰退部门的小资产者的地位急剧恶化， 他们渴望国家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维护他们往昔的地位。农民在 20 年代 后期面临外国廉价农产品的冲击，负债越来越重，不得不把牲畜、农具甚至 庄园充当抵押品。
工人的地位也有所下降，失业者的人数还是相当多，1923 年底全国失业 人数曾高达 150 万，1924 年降至 40 万，1925 年进一步降至 20 万，但 1925 年底再次猛增到 200 万，以后一直保持在 50 万左右。宪法规定了每周 48 小 时工作制，但直到 1926 年，全国仍有半数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超过限额，1/4 的工人的周工作时数高达 54 小时。自通货膨胀结束后，工人的实际收入逐年 上升，但直到 1929 年，才恢复到战前 1913 年的水平。尽管工会组织有所发 展，但在劳资对抗中，工人的地位往往比资本家软弱。除 1925 年和 1928 年
外，因资方关厂而损失的工作日明显超过了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
魏玛共和国的政府更迭
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初，主要由社会民主党人主持政府，历经谢德曼、鲍 威尔、米勒三届政府。然而在 1920 年 6 月的国会选举中，支撑魏玛共和国的 联盟丧失了多数地位，改由中央党人费伦巴赫和维尔特主持政府。1922 年 11 月，无党派人士古诺组成无党派政府，在 1923 年危机中，被人民党人斯特雷 泽曼领导的大联合政府接替。但是，斯特雷泽曼领导的政府对萨克森邦和巴 伐利亚邦采取了不同对策，用武力逼迫萨克森工人政府辞职，但拒绝镇压巴 伐利亚的分离运动。这一做法引起社民党左翼的不满。1923 年 11 月 23 日， 社民党国会党团提议举行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民族人民党也提出自己的不 信任提案，但没有陈述理由。斯特雷泽曼为争取主动，要求国会对政府表示 信任，但遭到社会民主党和民族人民党的拒绝。于是斯特雷泽曼政府辞职。
1923 年 11 月 30 日，中央党人威廉·马克斯接任总理职位，以中央党人 和民主党人为主体，组成资产阶级联合政府。马克斯政府把平衡预算和稳定 币制作为首要任务，大幅度裁减政府公务员，增收房产附加税，提高其它税 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利益。
由于社民党在国会里反对马克斯政府，马克斯在征得艾伯特总统同意
后，于 1924 年 3 月 13 日解散了本该在当年改选的国会。同年 5 月 4 日，举 行第二届国会选举，结果社会民主党得票 20.5％，获 100 席，比上届减少 2 席，如把原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席位亦计算在内，则减少 86 席；民主党得票
5.7％，人民党得票 9.2％；都比上届大幅度下降；中央党得票 13.4％，几乎
与上届持平；民族人民党得票 19.5％，比上届增加；共产党得票 12.6％，比 上届有大幅度增加；纳粹党以“德意志人民自由党”名义首次参加竞选，得
票 6.5％。选举结束后，马克斯再度任总理，组成资产阶级联合政府。
由于第二届马克斯政府仍然没有取得议会多数，1924 年 12 月 7 日举行 第三届国会选举，结果社民党得票 26％，民主党得票 6.3％，人民党得票 10.1
％，都略有回升；中央党得票 13.6％；民族人民党得票 20.5％；共产党得票
9％，有所回落；纳粹党以“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的名义参加竞选，仅得
票 3％。选举结束后，无党派人士汉斯·路德受命组阁，他以民族人民党人 为主体，组成了资产阶级右翼联合政府。
路德政府执政期间，实行了税收改革。由于德国经济开始恢复，税收收
入超过了预算，政府一方面降低所得税，对多子女家庭实行税收优待，征收 社团税时照顾小公司，对较大数量的遗产实行更高的累进税，另一方面为了 促进国内资本的形成，又在财产税中降低累进税，降低资本流通税，购进地 产税和汇兑税以有利于商业往来。外贸政策方面，在凡尔赛条约给予战胜国
5 年关税优待期满之后，政府对工农业产品都实行保护关税制。
1925 年底，路德政府发生内阁危机。民族人民党部长们原先同意签订洛 加诺条约，但该党的各邦联合会议以战胜国没有立即撤出莱茵区并撤销凡尔 赛条约中的战争责任条款为由，迫使部长退出政府。1926 年 1 月 20 日，路 德再次组阁，他以民主党人、中央党人和人民党人为主体，组成资产阶级联 合政府。
在魏玛共和国初期，曾允许商船在航行中除悬挂黑红黄三色国旗外，可 继续使用象征旧帝国的红白黑三色旗。第二届路德政府执政期间，同兴登堡 总统一起颁布了“国旗条令”，规定德国驻外使领馆也须同时使用红白黑三 色旗。社民党、民主党、人民党等政党一致反对该条令，并通过国会推翻了 路德政府。1926 年 5 月 16 日，马克斯第三次组阁，他继续以中央党人、民 主党人和人民党人为主体，组成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同年底，社民党人在国 会内批评国防军同苏联红军有联系，并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1927 年 1 月
29 日，马克斯第四次组阁，以民族人民党人、中央党人和人民党人为主体， 组成资产阶级右翼联合政府。
1928 年 5 月 20 日，举行了第四届国会选举，结果社民党得票率再次回 升，达 29.8％；民主党得票 4.9％，人民党 8.7％，中央党 12.1％，都有所 下降；民族人民党得票率急剧下降，为 14.2％；共产党得票略有上升，为 10.6
％；纳粹党得票略有下降，为 2.6％。选举结束不久，社民党人赫尔曼·米 勒受命组阁，他以社民党人和民主党人为主体，组成了大联合政府，一直执 政到 1930 年 3 月 27 日。进入世界性经济危机时期，德国政局再次动荡。魏 玛共和国经历 14 年动乱，内阁更迭达 20 次之多。
1925 年总统选举
魏玛共和国的社会基础是薄弱的，由于没有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的任务，普鲁士容克贵族仍占有大片领地，军官团的军国主义势力没有被铲 除，旧的文职人员大量转入共和政府机构，这些文职人员能够为共和政府服 务，但同样准备为独裁政权效力。司法部门则公然对共和制度表示敌意，法 官们经常宽容右翼民族主义分子的政治暗杀活动，但对左翼分子的判决往往 非常严厉。由于十一月革命没有伴之以深入持久的资产阶级思想宣传运动， 一般民众也仍然崇拜等级和地位，不愿使用诸如“公民”、“先生”等体现 民主平等的称呼。很多人称魏玛国家是“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浪潮的消退和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减弱，右翼势力进一 步上升，政治气候出现了“从左向右摆”的状态。兴登堡当选总统则是右翼
军国主义势力再次崛起的标志。
根据 1922 年 10 月的国会决议，艾伯特总统的任期至 1925 年 6 月 30 日 期满。但是，随着右翼势力抬头，资产阶级报刊从 1924 年底起掀起了一场反 对艾伯特和谢德曼的浪潮，指责艾伯特在 1918 年 1 月参加过柏林军火工人的 罢工活动，从而犯下了叛国罪。艾伯特出庭受审，为自己辩护，最后被判无 罪，但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于 1925 年 2 月 28 日在任内病逝。同年 3 月， 德国提前举行总统选举。
在竞选初期，民族人民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和纳粹党结成“帝国联盟”， 分别推出雅雷斯、黑尔德和鲁登道夫作为候选人。社会民主党、人民党和民 主党结成“人民阵线”，分别提出普鲁士总理布劳恩、马克斯和黑尔帕赫作 为候选人。共产党单独推出台尔曼参加竞选。3 月 17 日举行第一轮投票，结 果雅雷斯获 1041.7 万票，布劳恩获 780.2 万票，马克斯获 388.8 万票，台尔 曼获 187.2 万票，黑尔帕赫获 156.8 万票，黑尔德获 100.7 万票，鲁登道夫
获 28.6 万票。由于无一人获得多数票，按魏玛宪法规定，决定举行第二轮选
举。
在第二轮竞选中，社民党撤回布劳恩，与中央党和民主党一起提出马克 斯为候选人；帝国联盟为了与之对抗，也撤回原候选人，共同推出兴登堡作 为总统候选人；共产党候选人仍为台尔曼。4 月 26 日第二轮投票，结果兴登 堡获 1465.6 万票，马克斯获 1375.2 万票，台尔曼获 193.1 万票。尽管兴登 堡的得票数，仍未超过半数，只占 48.3％，但按宪法规定得以当选总统。
兴登堡当选总统后，毫不掩饰自己的君主主义立场，德国军国主义势力 和君主势力进一步抬头。
《拉巴洛条约》
德苏两国都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处于受排斥被欺侮的地位，两国从 不同的指导思想出发，都希望打破这个体系，重建国际新秩序。魏玛共和国 和苏维埃俄国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当德国国内的革命运动趋向于高 潮之时，魏玛政府往往会以不安乃至仇视的心情注视革命的根据地苏俄。然 而，战胜国帝国主义强加给德国的《凡尔赛条约》把德国的强国之梦打得粉 碎，激起了德国国内的强烈的民族复仇情绪。当德国不可能通过乞求获得国 际平等地位时，便希望改善同苏俄的关系，摆脱孤立的局面。此外，经济上 沙俄和东欧各国曾是德国工业品的传统出口市场，此时苏俄仍是一个农业 国，德苏经济合作的前景广阔。还有，德国人民要求同苏俄人民友好交往。 部分德军将领希望同苏俄实行军事合作，破坏凡尔赛和约军事条款。俾斯麦 时代的联俄政策给德国带来过裨益，甚至以卡尔·豪斯霍弗尔为代表的地缘 政治学家们鼓吹的理论，即建立一个从莱茵河到黑龙江长江的欧亚集团来对 抗英国这个“统治海洋的世界强国”等等诸种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德国政府的对苏政策。
在泽克特的推动下，1919 年秋德国军方开始同苏联军方接触，1920 年
起，两国开始了小规模的军事合作。1921 年 5 月 6 日，两国政府签订了临时 通商协定，规定德国承认驻柏林的苏维埃代表机构为俄国唯一合法的代表机 构；缔约双方均应放弃反对对方的敌对行动或措施；不得在本国境外进行任 何官方的直接或间接反对对方的宣传活动；双方同意不建立和不保持对对方 任何形式的封锁，并立即消除一切障碍，恢复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该协定 表明德国实际上已承认苏俄，并为两国继续谈判打开了通道。
1921 年 5 月 10 日，中央党人维尔特接替费伦巴赫担任总理，组成魏玛
联盟政府。1922 年 1 月 31 日，原复兴部长、民主党人拉特瑙改任外交部长。 维尔特和拉特瑙推行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对战胜国实行“履行和约”政策， 试图通过合作以求得宽待；对苏俄则适度加强合作，并准备恢复两国外交关 系。1922 年 1—2 月间，德苏两国在柏林开始了缔约谈判，并拟就了协议草 约。同年 4 月 1 日，参加热那亚会议的苏俄代表团途经柏林，两国又进行了 签订协议的谈判。4 月 16 日，德国在要求战胜国减少赔偿数额的希望落空， 又害怕苏俄同协约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在热那亚近郊的拉巴洛小镇与苏俄 代表团签订了《拉巴洛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的贸易、 经济和法律关系享有最惠国待遇；两国互相放弃对战费、战争和非战争损失 的赔偿要求；苏俄放弃根据凡尔赛条约规定从德国获得赔款的权利，德国不
再要求归还被苏俄收归国有的德国企业和财产。 与此同时，德国军方多次派人到莫斯科举行两国秘密军事协商，商定了
军事合作的措施，德国向苏俄提供军备工业的技术援助，苏俄则负责为德国 制造武器，提供坦克、军用飞机和化学武器的试验场。
拉巴洛条约的签订是德苏两国的外交胜利，它不仅促进了两国经济关系 的发展，也使苏俄突破了帝国主义图谋建立的反苏统一战线，同样有利于德 国摆脱外交孤立的处境。
斯特雷泽曼外交和《洛加诺公约》
斯特雷泽曼 1903 年加入民族自由党，1917 年任该党主席，兼国会党团 主席。1918 年主持成立人民党。1923 年 8 月出任大联合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 直到 1929 年 10 月去世，斯特雷泽曼一直担任德国外交部长，因此这一时期 的德国外交被称为“斯特雷泽曼外交”。
斯特雷泽曼的外交政策宗旨是：利用苏联同美、英、法等国矛盾，搞东、 西方平衡外交，摆脱外交孤立，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1925 年，斯特雷泽曼 给前德国皇太子写了一封密信，概述了其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信的结束部 分表示：德国对外政策应该像 1809 年以后梅特涅所做的那样：善于应付，并 避免作出重大的决定。由此，人们对斯特雷泽曼的外交动机产生不同的解释， 有人认为他是两面派，是披着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外衣的极端民族主义者， 有人认为他的愿望是真诚和光明磊落的，即为欧洲谋取和平。但其实际的外 交活动，还是围绕着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目标展开的。
斯特雷泽曼力主德国政府接受道威斯计划，此后即根据法国急于尽快解
决欧洲安全保障问题，准备以放弃对阿尔萨斯——洛林的领土要求为代价， 同法国缔结保障两国边界现状的“莱茵保安公约”，并以此恢复德国的大国 地位。1925 年 1—2 月，德国政府根据英国政府的具体建议，向欧洲大国递 交备忘录，提出与莱茵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缔结莱茵公约的建议，受到欢 迎。莱茵公约规定在英国的担保之下，所有同莱茵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共 同保证维护莱茵地区的领土现状，保证用和平手段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斯特 雷泽曼认为，签订这样的公约既可以阻止英法之间或法苏之间缔结联盟，为 战胜国提前撤兵莱茵区创造条件，又可以使莱茵问题“国际化”，阻止法国 在发生德波冲突时袭击德国。1925 年 10 月，英、法、德、意、比、波、捷 克斯洛伐克 7 国在瑞士洛加诺举行会议。路德总理和斯特雷泽曼外长代表德 国参加洛加诺会议，签订了以莱茵保安公约为主要内容的《洛加诺公约》。 洛加诺公约生效的前提之一是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德国希望借此举修改 凡尔赛条约，解除自己的战争责任，取得殖民地委任统治权，恢复军备方面 的平等权利，恢复大国地位。英法等国则要求德国无条件地接受国联盟约第 十六、十七条，即实际上要求德国在西方国家与苏联发生冲突时参加对苏经 济制裁，甚至允许法国军队通过德国领土。德国政府从自身利益考虑，奉行 “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策略，予以断然拒绝。斯特雷泽曼以德国 缺乏武装力量和防范革命为由，坚持德国有权自己决定是否参加对所谓“侵 略国”的共同制裁。1926 年 9 月，德国在坚持保留条件的前提下，正式参加
国际联盟并担任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洛加诺会议前后德国政府也注重同苏联发展关系，以保持外交平衡。在 洛加诺会议召开前，德国政府曾多次向苏方表示重视德苏关系的发展，建议 两国“根据拉巴洛条约的精神”加强合作。洛加诺会议召开期间，德苏两国
于 1925 年 10 月 12 日在莫斯科签订一项经济条约，该条约的内容远远超出了 一般通商条约的范围，由一般条约和若干专门协定构成，其中包括：关于居 住和一般法律保护协定、经济协定、铁路协定、税务协定、通商航海协定、 商事仲裁法庭协定和保护工业财产协定等。洛加诺会议结束后，德国政府又
于 1926 年 4 月 24 日与苏联签订了为期 5 年的友好中立条约，进一步保证了 德国的中立地位。
与此同时，斯特雷泽曼为了进一步消除德法之间的隔阂，加强了同法国 外长白里安之间的个人联系。1926 年 9 月 17 日上午 11 时，斯特雷泽曼和白 里安两人避开新闻记者，秘密离开日内瓦，来到靠近日内瓦的法国小城图瓦 里举行秘密会谈。双方达成了所谓的“图瓦里协议”。在这一口头协议中， 法国允诺结束对莱茵区的占领，向德国归还萨尔，撤销对德国的军事管制， 德国则同意向法国支付 10 亿金马克赔款以缓解法国的货币危机。由于两国政 府其它高级官员的反对，图瓦里协议未能实施，但两国之间的和解气氛却大 大增强。在 1926 年国联年会期间，斯特雷泽曼与白里安两人一同泛舟日内瓦 湖上。这一行动进一步增强了欧洲乃至世界的缓和气氛。
20 年代中后期国际格局的演变和德国的外交努力，使德国调整了与东西
方各国的关系，恢复了国家尊严，跻入与英法等国平起平坐的大国行列。
魏玛时期的文化和教育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的文化事业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在这期间， 柏林第一次能以欧洲文化都城的地位同巴黎和伦敦并肩媲美，各种思潮和艺 术流派在德国涌现。
魏玛时期，德国社会科学领域始终贯穿着民主共和派与反民主共和派之
间的对立。一大批民主共和派学者纷纷著文颂扬共和，反对帝制。作家托马 斯·曼原是帝制德国的辩护士，后转向共和，1922 年 10 月发表《论德意志 共和国》的演说，从阐述魏玛共和国的生存规律着手，表示拥护共和制度。 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信奉国家政治实用主义，认为魏 玛共和国为复兴德国提供了机会。新教神学家和历史学家恩斯特·特勒尔奇 从抑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目的出发，要求共和国比以前更自觉地去寻找同 西方启蒙运动传统的联系。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纳克拥护共和制度，但
在 20 年代后期看到议会制度已陷入“党派利益的纠缠”，难以完成实现社会 协调和政治妥协的任务，因而建议实行“立宪民主制”，扩大民选总统的权 利。
反民主共和派学者认为魏玛文化是令人憎恶的东西，广播、音乐等现代 文明是没有灵魂的新式文明的表现，它们加速人的异化，使人更加脱离自然， 疏远他人。《行动》、《德国革新》、《普鲁士年鉴》等杂志报刊是反民主 共和派的喉舌。作家范·登·布鲁克于 1923 年出版了《第三帝国》一书，鼓 吹帝国是一种理想的未来制度，它对内实行领袖原则和阶级合作政策，对外 为保护边境周围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和“东进”而斗争。历史学家施本格勒的
《西方的没落》一书产生更大的影响。该书认为在欧洲文化的黄昏中迎来了 凯撒的时代，并强调普鲁士精神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就是一种军事化的国家，在那里每个工人和业主都成了国家的公职人员，在 严明的纪律和普鲁士式的严峻环境中为整个民族的利益而工作。作家恩斯 特·荣格尔激烈抨击国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西方国家对德国的影响，认 为自我牺牲、严格纪律和军国主义精神才是未来模范德国的组成部分。
魏玛时期社会学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魏玛德国的社会学往往比较注重哲 学问题，例如：科隆大学的维泽学派重点研究人际关系（“关系学”）、海 德堡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韦伯重点研究文化社会学；阿尔贝特·萨罗蒙在家 庭社会学、特奥多尔·盖格尔在社会阶级社会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然而，该时期最出色的社会学家当数马克斯·韦伯，他不仅精通历史和法学， 而且精通国民经济学、哲学和神学，他力图搞清现代社会是怎样形成并运转 的。1922 年，其名著《经济与社会》发表，书中提出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重 视与讨论。
魏玛时期的文学也有一定的成就，格哈特·霍普特曼和托马斯·曼是魏 玛时期的两大文豪，代表了魏玛共和国的精神。霍普特曼是自然主义作家， 他的作品很畅销，不仅创作了许多艺术性很高的童话、喜剧、悲剧、心理描 写小说，还创作了哲理史诗。托马斯·曼于 1924 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魔山》， 达到了其艺术成就的顶峰，1929 年为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外，托马斯·曼 为德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增添了新体裁的作品，即富有诗意和哲学味道的长短 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抽象的科学问题、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和美学问题 已经不仅仅是小说中人物思考和谈论的主题，而且成了故事情节本身和塑造 形象的直接基础，成了主人公命运和性格发展的动力。埃利希·玛利亚·雷 马克在 1929 年出版的《西线无战事》一书是反战文学中最重要的一部，也是
20 年代的最畅销书之一，曾被译成数十种语言。通过描述战壕生活和无谓、
痛苦地死亡的真实可怕情景，有力地批判了相互残杀的战争，但由于作者看 不到反对战争的真正方法，因此作品充满着伤感色彩。
魏玛时期，德国历史学界围绕帝制时代的评价，出现了传统派与民主派
的分歧。马尔克斯、舍费尔和贝洛等历史学家认为，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 没有大的错误，一次大战主要是德国的敌人造就的。这些历史学家颂扬国家 和实力，把战争和占领看作是民族发展过程中受欢迎的现象，对民主与共和 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而另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如迈内克、翁肯和欣策则转而 同民主派历史学家如格茨、特勒尔奇和迈尔抱同样态度，反对把威廉德国理 想化，认为帝国的垮台是由一连串悲剧事情引起的，体现了德国历史的延续 性。
20 世纪前半期，欧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思想大变革，德国则在其中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德国经济走向繁荣，政府对科学 研究的资助也大幅度增加，各实验室获得了所需的资金，科技人员又成为社 会的重要一员。
物理学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继普朗克发现光电发射—量子—光子的规 律，从而确立了量子力学的理论后，爱因斯坦又创立了相对论。与此同时， 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纷纷汇聚到德国。20 年代中期，爱因斯坦开始 致力于场论研究，青年物理学家则纷纷开拓新的领域，如布罗格利研究物质 波，施勒丁格尔致力于波动力学，并于 1933 年获得诺贝尔奖，海森贝格探索
测不准原理，于 1932 年获诺贝尔奖，博尔致力于互补性原理。 化学方面的进展从整体上说较为逊色，但其中有机化学方面的成果不容
忽视。内恩斯特进行了物理化学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工作，埃尔利希发明了现 代化学疗法。雅默斯、弗兰克、维兰德和温道斯先后在 1926、1927 和 1928 年获得诺贝尔奖，他们的重大发现对药理学和合成材料生产很有实用价值。 在心理学方面，德国兴起了“形态心理学”（即“格式塔心理学”）， 其基本原理是“一个整体大于其各个部分的总和”，因此认为追求一个“完 美的格式塔”（完形）或模式、结构是大自然的一个基本规律，只要找到现 存环境下可以达到的最简单、最有规律、最对称的结构就是很大功劳。该学 派的著名心理学家韦特海默曾对意象的心理活动等进行过有趣的试验；屈勒 在大西洋加纳利群岛和非洲度过战争岁月，在那里研究过黑猩猩的行为方 式；科夫卡从自己和韦特海默的研究中得出结论，正好与当时“测验心理学” 中占主导地位的原子论倾向相反。在形态心理学崛起的同时，心理分析法在 德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到 20 年代，柏林已取代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成为这个
新学派的中心。 随着民主共和政体的确立，教育领域也开始了民主化进程。魏玛时期教
育领域的民主化进程在中小学和高等院校有着不同的内容。 中小学首先面临学校非教会化问题。十一月革命前，德国除巴登和黑森
之外，小学绝大部分是教会学校，地方和区一级的学校监督权也多半掌握在
神职人员手中。魏玛共和国建立后，大部分小学教师要求取消神职人员对学 校的监督，并以不分教派的学校或非教会学校取代教会学校，社民党人和资 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在魏玛制宪会议上， 社民党主张建立非宗教学校，不开设宗教课，民主党主张建立教派混合学校， 即宗教课程分开上的公共学校，中央党则要求保留教会学校。各派力量妥协 的结果，魏玛宪法宣布废除神职人员对学校的监督，规定宗教信仰绝对不能 成为学校录取学生的标准，但允许地方上建立教会学校。宪法颁布后，全国
约 4/5 的小学仍保留其教派性质，在巴登和黑森两邦，则仍以教派混合学校
为主。随着右翼势力日占上风，1927 年马克斯政府试图制订学校法，把教会 学校、教派混合学校和非教会学校定为三种平等并立的国民学校，但遭到社 会民主党、人民党、民主党国会议员的一致反对。
德国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另一项任务是废除入学特权，向人民大众的子女
敞开校门。魏玛宪法正式规定，全国开设公共小学，连同初级中学和高级中 学，向所有的人开放，只有“天赋和爱好，而不是父母的经济地位、社会地 位或宗教信仰”才是孩子升入高一级学校的标准。与此相应，宪法规定实行 八年义务教育制。
魏玛时期的高等学校仍像一次大战以前那样，是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堡 垒。政府为改变大学的政治空气，作了一定的努力。科隆和汉堡创办了两所 新型的大学，招聘一批进步和开明的学者前去执教。在原有的大学中，政府 鼓励新兴势力进入学术领域，使一批社民党人、犹太人和妇女学者走上讲台。 但从总体上说，魏玛时期高等院校仍然是保守的，反共和气氛浓厚。一部分 右派民族主义教授虽然从共和政府那里领取薪水，但在讲台上却攻击共和 国。他们人数不多，能量却特别大，他们把持了很多学校的评议会，以反对 大学“政治化”为借口，破坏政府要求大学的等级结构民主、让更多的人接 受高等教育的努力。从 20 年代初期起，一部分教授转而支持民主共和制度，
同魏玛政府合作，但这种合作大多半心半意，人们谑称为“与共和国喜结姻 缘，可是没有爱情”。1926 年，迈内克组建了“大学教师拥护共和国协会”， 但没有取得很大的成效。大学生中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和种族思想也很流行。 魏玛时期，德国的戏剧处于黄金时期。以乔治·凯泽和施特恩海姆两位 戏剧家最为著名。慕尼黑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托勒尔在服刑期间写下几部有 名的戏剧，如《转变》、《机器破坏者》、《战争残废》等，强烈地控诉了 战争及战后社会中种种丑陋现象，被一部分人称作“20 年代最伟大的戏剧天 才”。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曾是一颗表现主义后期的明星，20 年代后期逐渐 摆脱了表现主义的影响，创立了“叙事戏剧”的理论，并认为这种戏剧是反 映现实和表达革命思想的完美形式。他最有影响的剧作是《三个铜子的歌
剧》。
德国电影出现于 1895 年，大大落后于其它各国。魏玛时期德国无声电影 正处于从观看画面到形成艺术的发展阶段，但已经取得了一些在世界电影史 上留下痕迹的成就。这些年里获得世界声誉的著名导演有卢比奇、朗格、耶 斯纳尔等，他们的作品成功感人、饶有风趣，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对艺术电 影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从 20 世纪初开始，轻歌剧开始繁荣，到 20 年代，德国已成为轻歌剧的 中心。鲍尔·林克谱写和指挥的轻音乐曲，曲调优美、悦耳、活泼，许多作 品很快成为流行曲。爵士音乐从外国传入后，深受德国听众的欢迎。风行于 柏林酒吧的诙谐的小调，内容多半反映日常生活，政治性很弱。此外，魏玛 初期，德国画坛出现了神秘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沉重与绝 望心情。20 年代中期出现的与现代派相对立的新现实派，曲折地反映了人们 希望破灭后，顺从天命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