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经济大危机和纳粹党执政第一节 大危机袭击下的德国 布吕宁政府的反危机措施
《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给魏玛共和国以巨额贷款，缓和了德国 的赔款危机，大量外资涌入，使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然而德国经济对 外国资本的依赖也越来越大。1929—1933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德国经济迅速 下滑，到 1932 年 8 月，德国工业生产指数降低了 40.6％，其中生产资料生 产指数下降 53％，消费品生产指数下降 25.3％，失业人数达 600 万。危机使 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执政党之间的争夺也日益激烈。
1928 年 6月上台的米勒大联合政府在危机爆发前就面临税收减少和财政 赤字上升的难题，通过向国内发行 1.8 亿马克公债，并向瑞典大资本家克罗 格尔筹措一大笔私人外债，才勉强摆脱困境。1929 年秋，社会民主党人在内 阁建议增加工矿企业的税额，人民党人坚决反对，从而显露出内阁分裂的端 倪。1930 年初，大联合政府内部的政策分歧进一步加剧。全德工会联合会和 社会民主党要求维持并增加失业救济金的数额，所需经费由政府、资本家和 工人三方共同承担。资本家集团和人民党要求缩减失业救济金，以摆脱国家 保险公司的困境。中央党和民主党建议采纳中央党议会党团领袖布吕宁提出 的妥协方案，即仍按以往的比例向各方征收保险基金，另由政府提供一笔为
数 1.4 亿马克的补助金，如果仍不敷所需，则开始消减失业救济金的数额。
人民党表示赞同。为此，社会民主党内部出现意见分歧，总理米勒、内政部 长泽韦林和经济部长施密特赞成妥协，劳工部长维塞尔站在工会联合会一 边，坚决反对。1930 年 3 月 27 日米勒内阁倒台。
3 月 30 日，布吕宁召集米勒内阁中所有非社会民主党人部长，组成由中
央党、民主党、人民党、民族人民党等资产阶级政党成员构成的内阁。布吕 宁在一次大战期间曾任前线指挥官，参与镇压十一月革命。1920—1930 年任 基督教德国工会联合会执行主席。1924—1933 年任中央党国会议员。1929—
1930 年任中央党议会党团领袖。经济大危机期间他认为多党制国家已面临深
刻的危机，建议加强魏玛宪法中的专制成分，逐步重建君主政体。1930 年 7
月 16 日，布吕宁政府以宪法第四十八条为依据，依靠总统的紧急权力颁布自
1925 年以来的第一项紧急法令，以紧急法维持政局，开始摆脱议会的制约， 强化行政权力。①
布吕宁政府信奉传统的财政政策，认为经济危机是一种净化剂，可以淘 汰以往一哄而上的不健康企业，而通货收缩是一剂良药，可以将经济引向健 康的道路，认为缩短危机时间的最好办法是让经济自行发挥其自我治疗的力 量；他拒绝采取措施来缓解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认为该问题的解决有赖于 整个经济的复苏。布吕宁政府顽固坚持过时的财政政策，主要原因是对时代 的发展要求和凯恩斯的反危机理论缺乏敏锐的感应能力，同时也受制于其它
① 1930 年政府颁布 5 项紧急法令，而国会通过的法令达 52 项；1931 年政府颁布 41 项紧急法令，国会只通
过 19 项法令；1932 年政府颁布的紧急法令达 60 项，国会通过的法令只有 5 项。
因素。1923 年德国曾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激烈动 荡，日后各届政府都将通货膨胀政策视为洪水猛兽。此外，杨格计划曾规定 重新审查德国的生产能力以评估其支付能力，但先决条件是德国必须保持货 币稳定，从另一方面说，德国的外债是以外汇结算的，马克贬值势将加重德 国名义上和实际上的债务负担。
布吕宁政府上台后，强调要维持国民经济的骨干企业和重要生产部门， 向垄断组织提供贷款和补助金，其中受惠较多的有联合钢铁公司和各大银 行。1931 年 7 月，德国发生挤兑风潮，引发了全国的货币信用危机，几天内 柏林一大批银行陷入困境。国家黄金储备由 23.9 亿马克减至 13.63 亿马克， 整个金融系统濒于总崩溃的边缘。政府匆忙宣布为期 2 天的“银行休假日”， 并向银行发放 10 亿马克的贷款，收购了全国私人银行 70％的股份。此外， 政府还通过国家订货、强制卡特尔化等措施扶助垄断组织。1931 年，政府拨
出 40 亿马克以“东援”遭受困难的农业部门，结果 96.8％落入占地 20 公顷 以上的农户之手。与此同时，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大量开征新税，几度颁发 减薪、紧缩社会福利开支的紧急法令。新增的税目大多由劳动人民承担，遭 削减的社会福利开支有残废救济金、年老退休者救济金、孤寡救济金和失业 者补助金。另外，政府还裁减了约 1/3 的政府职员。这些措施不仅减少了德 国社会对商品的“有效需求”，进一步深化了危机，而且打击了中下层民众， 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
民众生活状况恶化
在经济危机和布吕宁政府反危机措施的打击下，德国中下层民众生活状 况急剧恶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劳动人民的工资收入下降。由于政府以延长劳动日的办法降低工人工
资，或者减少计时工资，一个产业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由 1929 年的 40.2 马 克减少到 1932 年 6 月的 22.1 马克。1932 年，德国约 500 万职员和公务员人 均月薪只有 150 马克，70％的医生每月收入低于 170 马克。
工人的失业人数和失业比例骤增。1929 年全国失业人数 189.2 万，占职
工总人数的 9.6%，1932 年猛增到 557.5 万，占 30.8％，其中 1932 年 2 月的 失业人数达 612.8 万。除此之外，全国还有一定数量的半失业者。失业救济 金微薄，1929 年，德国每个失业人员的救济金为每周 6—10.5 马克，由于布 吕宁政府削减政府开支，1932 年的失业救济金大城市每人每月为 16.44 马 克，中等城市为 14.36 马克，小城市 13.14 马克。14％的失业者，特别是妇 女和青年，得不到国家的任何补助，他们的处境更为困难，对现状也更为不 满。
手工业者和中小企业主破产达几十万家。政府职员、教师、工程师和文 艺工作者的失业人数有 10 万之多，仅工程师和化学技师在 1930 年至 1932 年失业人数就增加了 5 倍。高等学校绝大多数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经济地位 素来比较稳定的政府职员和知识分子阶层因为没有不动产，完全依靠工资收 入过活，全部的财产和希望都集中在银行储蓄上，在信用危机的打击下，积 蓄荡然无存，经济地位一落千丈。
农民则受到日益增长的税收和高额佃押金的重压。从 1928 年到 1932 年，
他们的债务增加了 10 亿马克。政府“援助东部”的 40 亿马克救济金，96.08
％落入占地 20 公顷以上的大农户手中。农民只有破产一途，强迫拍卖土地的 事件剧增，从 1928 年到 1932 年，被拍卖的农民土地达 36 万公顷。雇农的报 酬也急剧下降。
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中下层民众的心态发生了急剧变化，他们强烈地 要求改变现状。正如自由派时事评论家利奥波德·施瓦茨席尔德当时描述的 那样：“从每一次谈话中，无例外地会从谈话中感到，像有一股毒气向你扑 来似的情绪，忧虑、不安、疲惫、反感、愤慨和歇斯底里构成的六千万倍的 混合物，这种无法言状的也难于描述的情绪本身就是一个祸根”，“一种要 求变革的炽热愿望”遍及整个德国。①同时，他们迫切希望得到国家强有力的 保护，不论这个国家是实行民主共和制还是独裁体制。由于德国的经济惨状 与凡尔赛条约和战后赔偿直接相关，民众还强烈要求打破凡尔赛体系的束 缚，使德国重新加入列强的行列。
资产阶级的分化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德国资产阶级对内政外交的总方针的基本态度也 发生了变化。道威斯计划实施后，德国获得美英两国的大量援助，繁荣了经 济，政治也比较稳定，因此资产阶级对一个能实行和平外交同战胜国合作， 以民主政治调和国内各阶级关系的民主共和政权是支持、拥护的。但是在经 济危机打击之下，战胜国组织起英镑集团，美元集团、金本位集团等区域性 经济和货币集团，堵住了德国经济向外渗透的缝隙，丧失全部殖民地的德国 外贸量一落千丈。1929—1935 年德国出口总额降低 69.1％，进口总额降低
70.8％。此外，危机期间民众要求变革的愿望日益强烈，社会政治经济秩序
激烈动荡。这时，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从整体来说希望找到一把双刃剑，对外 能迅速调整国际秩序，使德国摆脱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并进而夺取势力范围， 对内能控制深怀不满情绪的中下层民众，稳定社会秩序。
但是在资产阶级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对内政外
交具体方针的要求相差甚远。一次大战结束以来，决定着德国经济政治生活 的是两大垄断集团。一个由以加工工业部门和输出工业部门为主的垄断组织 集团及有关的银行组成，其核心人物包括当时最大的输出商和制铁工业家奥 托·沃尔夫、西门子电气公司财主卡尔·冯·西门子，德国工业协会第一主 席及法本工业公司监事会主席卡尔·杜伊斯贝格等。另一个集团由鲁尔区的 重工业巨头组成，其首脑人物包括著名的煤钢大王基尔道夫、蒂森等人。前 一个集团所处的地位比较有利，且同国际资本，特别是英国和比利时的工业 家有着广泛的联系，因而在对外政策上主张接近西方，在对内政策方面则把 人民党和中央党作为其利益代表者，并利用社会民主党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他们拥护魏玛共和国，不想作冒险的尝试。后一集团是德国财政资本中最具 有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要求的派系，其利益因凡尔赛条约丧失了阿尔萨斯— 洛林、上西里西亚等主要工业原料基地而受到较大损害，所以他们公开反对 凡尔赛条约和赔偿义务，要求立即着手全面武装德国。这个集团中的蒂森和
① 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中泽本），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86 页。
基尔道夫等，较早就同希特勒建立了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纳粹党。 在经济危机打击下，鲁尔工业集团逐渐把希特勒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政
治代理人。 1930 年 11 月 27 日，蒂森在德国工业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第 一次公开呼吁发挥纳粹党的领导作用。不久，基尔道夫利用自己在矿山联盟 中的地位作出一项决定，规定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矿辛迪加所属企业自
1931 年 1 月 1 日起，每售出一吨煤就提取 5 芬尼资助纳粹党。在他们的影响 下，越来越多的资本家开始支持纳粹党，其中包括沙赫特和德国金融界著名 报纸柏林《交易所报》经济编辑瓦尔特·丰克等人，形成了以鲁尔区重工业 巨头为核心的“纳粹工业集团”。同年秋，凯普勒联合愿意帮助纳粹党夺取 政权的资本家组建了“凯普勒集团”，从经济和政治上策划扶助纳粹党上台 执政。
但是，加工工业部门和输出工业部门资本集团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处于 垄断地位，较少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因而仍希望维持国际关系现状，通过 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疏导国内危机，政治上仍支持魏玛政权，反对让纳粹党 执掌国政。然而，随着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化，该集团内部围绕应付危机的决 策问题产生了新的分化。1931 年冬，高失业率已成为直接威胁资产阶级统治 的严重社会问题，全德工会联合会建议发展公共事业以解决就业问题，即要 求国家贷款，发展道路建筑、住宅建造、土壤改良等公共事业，以较高的工 资接纳失业工人。这一建议得到德国市镇代表大会主席京特·格雷克教授和 国防军将领施莱歇尔等人的呼应。格雷克曾任民族人民党国会议员，1930 年 起成为基督教民族农民党国会议员，经济危机期间主张用“创造就业”的改 良手段缓和危机的破坏力。1932 年 3 月，他提出了接近工会建议的就业计划， 在得到一批资本家支持后，于同年 8 月作为政府的正式政策提出。这样，在 加工工业部门和输出工业部门资本集团内部，就分化出被称为“左翼凯恩斯 主义”的资本集团，其成员有克虏伯、沃尔夫等。以杜伊斯贝格为首的资本 家断然拒绝格雷克的方案，他们主张扩大私人经济的生产，使其自发地繁荣 市场，同时反对实施工资协议，建议推行薪金低于协议工资的“自愿生产服 务”。这样就形成了被称为“右翼凯恩斯主义”的资本集团，其成员包括西 门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