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战争把德意志、尤其普鲁士引向崩溃的边沿。军事行动带来了经济 的严重破坏，连年战争造成了国家财政枯竭。普鲁士原就是一个以军事为中 心的国家，18 世纪末，它的国家岁入 700 万塔勒，军费支出高达 600 万。如 今因为军事的失利还得承担法军的巨额战费。根据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要 承担 1.5 亿法朗赔款和供养 15 万法国占领军。以 1807 年到 1812 年 5 年间，
普鲁士在减少一半人口和岁入的情况下，共付给法国 10 亿多法朗的军税。加 上被迫参与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中断了与英国的贸易，使工农业遭到严重的 损害。所有这些，使德意志的社会经济生活陷入混乱状态。
经过 1806—1807 年的战争。普鲁士很多庄园遭到捣毁。多数贵族穷困潦 倒，无力重建庄园。如果能革除限制土地自由买卖的旧规，允许市民购置贵 族的庄园，即可引城市资本流入农村，从而引起农业的资本化，而农业资本 化的最终实现又是以私人土地上的农民解放为前提的。因此，对农业实行彻 底变革已刻不容缓了。
战争的惨败和屈辱和约的签订，使普鲁士人从封建的德意志与资本主义 的法兰西的较量中，愈来愈看清农奴制社会的衰败和容克统治的腐朽。一批
深受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有识之士，强烈地意识到，“当时历史环境除 了提供走向资产阶级国家的出路之外，再没有达到民族复兴的别的出路。” 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明智者也看到，照旧维持农奴制的统治，非但不能使德意 志摆脱拿破仑的压迫，而且也无法挽救容克政治的破产。贵族骑士施泰因告 诫：“如果国家要想在迅速改变的世界中保存自己，就必须对封建秩序进行 改革。”开明容克哈登堡直接上书普王，呼吁“必须从上面做法国已经从下 面做了的事。”
拿破仑关心战争赔款的兑现、军税的收入以及拆散有可能结成的俄奥普 君主同盟，不希望普鲁士等邦国破产，因而也支持改革。况且在他占领和控 制的华沙公国、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和莱茵联邦早已实行废除农奴制的资产阶 级改革了。
总之，来自下层和上层的压力，内部和外部的因素，使德意志各邦政府 不得不实行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以便一方面利用农民来反拿破仑的压 迫，防止国家覆亡，另一方面稳定国内局势，挽救大土地所有制，巩固摇摇 欲坠的容克统治。1808 年在巴伐利亚、1812 年在拿骚、1817 年在符腾堡、
1820 年在黑森—达姆斯塔特和巴登、1821 年在库尔格辛等都废除了农奴制。 其中，以普鲁士的改革时间最早、内容最典型、影响最深远。
施泰因改革
1806 年以后，普鲁士虽缩回到了易北河以东旧有的保有地，但在全德邦 国中，它毕竟是对法国依附性较少的独立王国。因此，在德意志的爱国者心 目中，它具有民族主义的道义上的优势。一大批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爱国志士 直奔那里，共商民族独立和振兴国家大计。普鲁士成了全德争取民族自由、 变革旧制的中心。实际上，19 世纪初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改革，正是德意志民 族共同创造的业绩。活跃在普鲁士土地上的优秀人物，不论是思想家费希特、 黑格尔，军事改革家格奈森瑙、沙恩霍斯特，还是政治改革家施泰因、哈登 堡，他们都不是普鲁士人。
卡尔·冯·施泰因男爵（1757—1831）来自西部德意志，帝国骑士出身。
他较早接受英法资产阶级思想，潜心研究法国的启蒙思想以及康德和费希特 的哲学。1786—1787 年去英国旅行，深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对资 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有了较深刻的了解。这使他比易北河以东那些抱残 守缺的容克更能适应新时代的潮流。施泰因在格廷根大学主修法律，毕业后 出任普鲁士的官吏，先是被任命为威斯特伐利亚矿山的最高领导、高级矿业 顾问，后出任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议院议长。1804—1807 年担任普鲁士税 务工商大臣。因力主改革一度被革职。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后，1807 年 9 月被 普王任命为首相。
施泰因改革的基本思想是，变以等级出身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国家为以阶 级（财产）为基础的现代立宪国家，而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是，把君主的臣 民变成真正的国家公民。施泰因首先着力于废除人身依附关系，解放农民。 早在 1799—1805 年间，普鲁士就在皇家领地上实施了解放农民的改革，但私 人领地上的农民解放为数极少。施泰因格外憎恨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对农民的 残酷压榨，谴责那里的贵族宫殿是“虎狼之窟，这些虎狼把周围的一切糟蹋
殆尽，自己置身于墓穴一样死寂的环境中洋洋自得。”1807 年 10 月 9 日， 施泰因颁布一项法令——《关于放宽土地占有的条件限制和自由使用地产以 及农村居民的人身关系》，史称“十月敕令”。法令规定，废除一切人身隶 属关系，世袭的、非世袭的及契约的依附关系一概取消。宣布自 1810 年圣马 丁节（11 月 11 日）起，再不允许存在庄园农民的隶属关系，整个普鲁士王 国从此“只有自由人”，农民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可以离开土地自由选择 职业和结婚等。法令同时确认，贵族、地主、市民、农民均可自由经营工商 业，撤销对土地自由处理的一切限制，市民和农民可以购置庄园的地产。
为了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刺激庄园地产的资本化，确保农业改 革顺利进行，施泰因又着手进行市政改革。1808 年 11 月 19 日发布了《普 鲁士王国各城市法规》，规定：城市有自治权，有财政、教育和公共事务管 理权，国家只保留对城市的最高监督权、司法权和部分警察权；城市的行政 中心是市议会，议员由市民无记名投票选出。按法规确定，年收入在 150 塔 勒（大城市为 200 塔勒）的市民就有选举权。这就摒弃了以出身决定人的社 会地位的封建等级观念，确认了以财产和收入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资产阶级 法则。根据法规要求，1809 年 4 月，柏林举行首次普选，15.6 万居民中有
1.1 万人参加选举，选出的议员 102 名均为有产者阶级。工商业资产阶级开 始执掌城市的权力，封建行会受到严重的削弱。施泰因甚至准备把这一改革 推向农村，实行乡村自治，后因被解职未能实现。
国家行政改革，是施泰因采取的第三个行动。国家机关的瘫痪状态和政
治的黑暗混乱局面，使施泰因深感必须革除贵族专权的行政管理制度。
1808 年 11 月 24 日，他发布一个《改善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构的规章》。 据此，取消国王内阁，解散总管理局，成立内务、财政、外交、军政、司法 五个部，负责国家事务，还计划在五个部之上设立一个国务院作为最高的行 政机关，国务院任命各省省长。
施泰因改革虽不很彻底，特别是在解放农民问题上，土地所有权问题并
没有解决、农民还需负担繁重的地租、徭役等封建义务，地主还保有许多控 制农民的特权，诸如领主裁判权、教会保护权和警察权，等等。但是施泰因 改革冲击了普鲁士容克特权和官僚体制，因而招致容克的仇视，特别是当易 北河以东的庄园主获悉施泰因拟把改革扩大、深化的时候，更是视之为祸害。 他们狂呼“施泰因比拿破仑更严重地损害了普鲁士国家”，叫嚷“宁要三次 耶拿战役，不要一个‘十月敕令’”。容克顽固派千方百计加害施泰因。
施泰因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对抗拿破仑的压迫。在他出任首相前夕
写下的《拿骚备忘录》中就激昂慷慨地号召人民团结一致，“恢复对祖国、 对独立和民族荣誉的感情。”他掌权后便把迫使法军从普鲁士撤走、摆脱拿 破仑的制约作为外交的中心。1808 年上半年，西班牙反法民族起义使施泰因 大为振奋，认为反抗“邪恶的暴君”、“为德意志人解放祖国”的时刻已经 到来。他在一封致维特根施泰因侯爵的信中，主张全德应支持正在酝酿中的 奥地利反法战争，在北德举行起义。反对改革的容克设置圈套，使这封信落 入法国人手中。拿破仑勃然大怒，迫使普王于 11 月 24 日将施泰因解职。 一个月后，拿破仑从马德里下了手谕，宣布施泰因为法兰西和莱茵联邦的敌 人，不受法律保护。施泰因逃亡国外，1813—1815 年同其他德意志爱国者组 织了“德意志事务委员会”，继续致力于解放普鲁士的事业。
新接任的阿尔腾施泰因内阁庸碌无能，到 1810 年春，普鲁士的混乱局面
已不可收拾。拿破仑也大为不满。10 月 27 日普王任命哈登堡组阁，继续施 泰因的改革事业。
哈登堡改革
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堡（1750—1822）生于汉诺威的埃森罗德的 一个贵族家庭，1791 年到普鲁士任职，1804 年起担任外交大臣。他一度活跃 于外交舞台，参加一系列的对法谈判，以圆滑世故的手腕同拿破仑周旋，在 保持普鲁士的独立地位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哈登堡反对农奴制，要求变革现 状。但与施泰因不同，哈登堡倾向于开明专制主义的旧统治形式，尽量使改 革照顾到容克贵族的利益。1807 年 9 月的《里加备忘录》集中表达了他的这 一思想。哈登堡拥护法国革命，但他接受的是法国变革的内容，却拒绝法国 变革的方式；他呼吁对国家进行根本的治疗，跟上时代的潮流，却主张进行 一次善意的革命，哈登堡写道：“那种由于政府的明智，而不是由于内部或 外部的暴力冲击所致的革命，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基本原则”；他宣扬 政治民主，却不打算真正把权力交给人民；他主张在资产阶级生活中，在经 济方面，运用自由平等的原则，却认为应以维护并加强普鲁士政府权威为前 提，尽管如此，哈登堡仍然不失为普鲁士杰出的改革家，在 1810—1822 年担 任首相期间，继续施泰因未竟之业，颁布了一些改革法令。
哈登堡于 1811 年 9 月 14 日颁布《关于调整地主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敕
令》，对解决农民的地产权和劳役义务问题作出决定：（一）农民可以把使 用的土地转为己有，不论是世袭农民还是非世袭农民，他们在按规定向庄园 主赎买义务后，均可将其田庄转为自身财产。（二）解除劳役及其他常规地 租，即附着在这些产业上的一切义务和权利都应解除。（三）给地主以物质 补偿，农民在把世袭耕地变为自由地产时，必须向地主缴纳相当常年地租 25 倍的赎金，或让出部分土地，才能免除徭役和租税。世袭土地使用权的农民 割让份地的 1/3，一代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则必须割让份地的 1/2 给领主，如 保留地太小的农民，不能靠割让后的剩余土地维持生活，可保留全部土地而 支付租金。
民族解放战争中断了法令的施行，拿破仑失败后，封建地主抵制改革的
进行。哈登堡对调整法作了修订，1816 年 5 月 29 日公布一项《皇家宣言》， 对可以赎买封建义务的农民的范围作了限制。只有至少拥有一辆双套马车、 并且在常规的村圃地中享有一份土地（即 1763 年普王威廉二世严令禁止地主 驱逐农民以前始终保持着这份土地）的农民，才能按 1811 年的调整令赎买封 建义务。
以上两项法令连同 1821 年的《义务解除法》和《公有地分割法》，构成 了哈登堡的农业立法，它的实施交由一个 1817 年成立的总委员会负责处理。 这种“普鲁士式道路”的农业资本主义化，历时数十年，直至 19 世纪 40 年 代末才基本完成。
在农业改革的同时，哈登堡尝试着财政、工业和社会等方面的改革。
1810 年 10 月 27 日的《财政敕令》、1810 年 10 月 28 日和 11 月 2 日的《工 业税敕令》，规定征收普遍营业税，取消免税特权，使税收得到平等的、适 当的分配；宣布营业自由，废除中世纪王侯拥有的限制工商业的禁令特许权
和强制特许权，取缔束缚工商业经营的桎梏；声明取消行会，每个成员可自 由退出行会，每个行会由其成员议决存散。1812 年 3 月 11 日颁布的《关于 犹太公民地位的敕令》，承认犹太人在公民身份和经济活动方面享受平等权 利。永久居留在普鲁士境内的犹太人及其家庭，“应视为本国人和普鲁士国 家的公民”，他们同享公民权利，同尽公民义务。
哈登堡改革同施泰因改革是一个整体，它同样遭到了贵族地主的抵制和 责难，麕集在《柏林晚报》周围的容克集团诅咒哈登堡改革是“把值得尊敬 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变成一个新型犹太国家”。但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1816 年后，哈登堡对调整法作了一系列有利于容克的修订，加上容克不断从农业 的资本主义化中尝到甜头，因而不再激烈反对，改革得以继续缓慢地进行下 去。
军事和教育改革
军事改革是 19 世纪初普鲁士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的领导者和 核心人物有：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1755—1813）、奥古斯特·冯·格 奈森■（1760—1831）、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
针对普法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普鲁士军队中的问题——贵族充任军官、雇
佣兵制、野蛮的体罚及落后的训练和作战方式，沙恩霍斯特等一批有远见的 军官深深认识到，要使普鲁士军队和民族融为一体，使军队成为民族的有活 力的机构，就必须改革军事制度。早在 1802 年，沙恩霍斯特就发起组织“军 事协会”，创刊《军事手册》，将许多将领聚集在一起，研究军事问题，批 判不合理的军事制度。提尔西特和约之耻更激起这批爱国军官的改革热情。 施泰因和哈登堡对此均予以支持。1807 年 7 月以沙恩霍斯特为首的军事改组 委员会成立，着手进行军事改革。
废除雇佣兵制，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1792 年 2 月军事法规定的所有特
权和例外，如纳税的富裕市民免服兵役、城市平民服役年限为 20 年等统统废 弃。一切年满 17 岁至 24 岁的青年（特殊条件者除外）都有服兵役的义务。 鉴于拿破仑强迫普鲁士将兵力压缩为 4.2 万人，沙恩霍斯特采取一种速成兵 制度，即每个连队每月给 3—5 名士兵放假，再由同样数目的适令青年顶替， 通过这种不断的短期轮训吸收更多的国民服兵役。至解放战争时，已训练出
12 万士兵。这就大大改变了军队的成份，使军队的组成再也不是强征的农民
和对外招募的雇佣兵了。
放弃单一的正规军制，建立国民预备军。1813 年 3 月 17 日发布《后备 军条例》，决定组建三种后备军。第一种为第一预备军，由年满 26 岁到 32 岁的男子、适令应征而没有入伍的男子和退伍军人组成，其职能是战争期间 参与正规军作战。第二种为第二预备军，参加者为 40 岁以下的所有男子，负 责在战争中的警备任务和为正规军提供后备力量。第三种为地方民兵，17 岁
到 50 岁未参加前两项预备军的男子均为其成员，主要任务是战时保护交通 线，配合正规军打击敌人。
改变贵族垄断军官职位的局面，从严选择军官，1808 年 8 月 6 日的军事 条例明文规定，提拔军官“不得照顾其出身”，“只有那些在和平时期学习 知识，受过教育，在战争时期表现出类拔萃的勇敢和能驾驭全局的人，才有
权利得到军官的位置。”据此，至解放战争前夕，1806 年任职的 143 名将军 裁去了 141 名。1819 年，普鲁士军官中贵族成份仅占 54%。此外，为了培养 军官和参谋人才，1810 年还建立了普通军事学校。
严禁对士兵的野蛮惩罚，推行精练组织、提高士气的练兵方法。1808 年 的法令，禁止鞭打和穿列笞刑，保障士兵的“背脊的自由”。沙恩霍斯特格 外强调“更新战士的精神”，使遵守纪律和作战勇敢的保证不再是农奴式的 训练，而是责任感和荣誉感的发扬。同时，还取消陈旧的线式战术，仿照法 国的榜样，军队编为混合旅，进行协同作战和散兵战术的训练，以适应现代 战争。
建立新的军事体制，严选军官，提高士气，采取新的训练方式，这些被 克劳塞维茨所概括总结的军事改革的内容，影响深远。它在德意志民族的解 放战争和民族统一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教育改革的主要领导人是威廉·冯·洪堡（1767—1835）。洪堡出生于 波茨坦的贵族家庭，在法兰克福大学和格廷根大学学习法律，在耶拿时结识 了哥德和席勒，并成为忘年之交。1802 年—1809 年担任普鲁士驻罗马公使。 在施泰因的举荐下，洪堡于 1809 年出任普鲁士内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长，主持 教育改革。
洪堡的教育思想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德意志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要求。他
的目标是使每个人都有可能按照自己的天赋受到教育，同时又使他具有对全 社会的责任感。为此洪堡确定，教育的目的应是“造就出为了祖国的利益、 完全自由和充分发展全部能力的人”，“所有学校不是作为任何特权阶层的 部分，而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部分。”按这样的方针，洪堡提出了一整套的 革新措施。
建立新的教育体制，设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层次。初等
教育为小学，4 年制。中等教育分实科中学和完全中学，前者是 6 年制的职 业学校，课程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主，后者是 9 年制的普通中学，学生毕业 后可直接升入大学。初等学校进中等学校必须通过入学考试。这就打破了依 据出身门第而获得受教育权利的陈规。
注重师资水平，采用新教学法。政府明令，只有受过训练的合格的教师
才能在校任教。为解决师资短缺问题，还特设教师研究会，培训新教师。洪 堡按照瑞士教育家斐斯泰洛齐的学说，废除机械式的、注入式的教学方法， 以引导学生的自我发展。
创办新型高等学校，培养高等人才。1809 年，洪堡上书普王，获准开办
柏林大学，年拨款 15 万塔勒。他广为罗致人才。费希特被聘为第一任校长。 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史学家尼布尔、医学家赖尔、农学家塔尔等一大批学术 名流都应聘任教。学校实行“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 研究领先”等原则。年轻的柏林大学很快成为德国第一流的大学，在德意志 的民族解放和统一事业中起着精神中心的作用。
19 世纪初期的普鲁士改革虽很不彻底，但它却使普鲁士乃至德意志社会 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改革加速了封建关系的解体。容克地主把从农业改革 中获取的大量土地和现金按照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改造庄园，使之成为资本 主义农场，使农奴制经济纳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容克发生了分化，出现了 资产阶级化的容克阶级。加上工商自由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促使 了资产阶级的诞生。普鲁士开始从封建庄园制过渡到资产阶级容克地产制，
这种在保留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用资本主义剥削代替农奴制剥削的方 式，被称为“普鲁士道路”。此后德意志的历史进程——30 年代的关税同盟，
40 年代的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50、60 年代完成法律上的解放农民，70 年 代的民族统一、建立德意志帝国，究其基础和发端，都应归结于 19 世纪初的 农奴制改革。因此，这场改革也就是德意志近代史的开始。
普鲁士道路的深入推广
1821 年至 1848 年，普鲁士就调整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和赎买封建义务的 问题，先后颁布了 10 项法令，2 项公告，5 项内阁命令，2 项条例和 2 项规 定。农业改造广泛进行，易北河以东地区进展尤快。30 年代中，这里约有 94.6% 的农民地位得到改善，到 1848 年，已有近 30 万“赎免农户”（世袭农户）
和 7 万多“调整农户”（非世袭农户）解除了封建义务。他们总计赎买了 600 万日车马劳役，1700 万日手工劳役，折合资金为 1850 万塔勒。
在西南德，农业改革工作进行得更彻底。巴登 1820 年法令废除了农奴制 时期的人身赋税，并开始赎买劳役税，1831 年无偿取消国家的劳役，1833 年允许农民赎买地主的封建劳役，1848 年法令消除了封建束缚的最后残余。 符腾堡 1830 年宣布农民可以赎买封建劳役。萨克森 1832 年的《赎买条例》 较之同类法规更为激进。巴伐利亚虽进展缓慢，但在整个改造潮流的推动下，
至 1848 年，亦颁布了改革令，废除领地裁判权和警察权，无偿取消劳役，赎
免封建地租。 农业资本主义关系的迅速成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轮作制代替了三
圃制，人造肥料广为运用，土壤大为改善。19 世纪上半叶，全德谷物产量增
产至 1.2 亿吨，畜牧业大幅度发展，德国取代西班牙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 优质羊毛生产国。
普鲁士道路在全德深入推广的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德意志的社会性
质。首先是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变了，土地不再是收取地租的骑士领地，而是 与资本主义市场紧密联系、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其次是劳动力的性质变了， 农民摆脱隶农身份，成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长工和日工。最后是产品分配的 性质变了，封建的超经济的剥削关系已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所代替了。这 样，作为封建经济基础的主要部分——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都 在农业改革这股洪流的冲击下瓦解了。同时，深入的农业改革又加速了容克 的资产阶级化，富农阶级的出现，以及资产阶级的购置地产，使一个资产阶 级化的容克和地主化的资产阶级混合成长的新阶层逐渐形成。因此，正是这 个变革，使德国的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化，可能采取温和的、自上 而下的调整手段来完成。而且也正是这个变革的深入开展，使德国的统一问 题提上议事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