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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战争家书》>
写在前面 致读者
亲爱的读者:我非常欣慰地得知,《美军战争家书》即将在中国出版,这是该书首次被译成其他语言。我想,这本书的每位读者都将会认同书中字里行间表露的情感。爱、希望、恐惧、爱国的热忱、伤心、悲悯、同情,我们每个人都必然经历并感悟这些人类共有的情感,不论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军人还是平民。现在,我坐在北京写下这封信。我在北京度过了愉快的时光,这个神奇的城市让我钦羡。过去几个月里我一直在世界各地旅行,搜寻不同国家的人们在战争期间所写的家信。这里的图书馆和档案室的工作人员热情帮助我查找中国军人的家信,对此我深怀感激。希望有一天,我能再出版一本世界战争家书集,从而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人类我们何其相似,不论我们来自哪个国家。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这些书信可以提醒我们,我们的国民在战争中曾遭受什么样的痛苦,而谋求和平的努力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收获。您的朋友安德鲁?卡洛尔记于北京(2004年3月)
写在前面 强烈推荐
安德鲁?卡洛尔带给我们的是无法估价的精神财富。这些书信蕴涵着深厚的个人情感,颂扬的是勇气、爱心、奉献和责任感,正是这些品质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国度。——汤姆?布罗考这些写在战争期间的书信感人至深、发人深省,比其他来自前线的报告更有震撼力。作为最真实的历史记录,它们揭示了战争的本来面目。——斯塔兹?特克尔孤独的普通士兵所经历的一切往往在历史的茫茫烟尘中湮没。但是在这本书信集里,为这个国家服务过的男男女女的感受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书信中的文字优美动人,既扣人心弦又令人难忘。和这些被卷入战争的人们的言辞和情感相比,再没有什么更能使人感悟到战争的恐怖。这些不凡的书信以写信者亲眼所见提供了对战争最真切的记录。——斯蒂芬?安布罗斯安德鲁?卡洛尔所编著的书信集收录了一系列未曾发表过的信件,它们表达出了战争期间人们的真实情感……我非常喜欢阅读这些书信,相信您会有同样的感受。——约翰?格伦促使我写下《父辈的旗帜》一书的正是我父亲的一封家信。写下这封信的4天前,我父亲和其他战士经过浴血鏖战,终于将国旗在硫黄岛上升起。当年的战士为国家献上他的力量,现在,卡洛尔为我们,为我们的国家献上了这部意义非凡的美军战时通信集。——詹姆斯?布拉德利这些来自不同前线的声音令人无法抗拒。它们记录的情感和洞见具有深刻的穿透力。——美国《出版周刊》这本书信集难能可贵。它为专家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普通读者阅读此书,在增长见闻的同时更会受到心灵的洗礼。——美国《书目》1944年4月25日,约翰?麦格拉斯在意大利安齐奥写给中学朋友的信。当时一发子弹击中他的背包,从尚未寄出的信件上穿了过去。但他并没有受伤。
写在前面 序(1)
今天有许多男孩子把战争视为纯粹的光荣。可是,孩子们,战争有如地狱,你们可以将这警告传诸后代。我心怀恐惧地看待战争。——威廉?特库姆塞?舍曼,1880年8月11日在共和国大军①会议上的讲话和大多数征战已久的老兵一样,舍曼将军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的话完全出于内心对战争的深深憎恨。在他向后人这样发出强烈呼吁的16年前,他一直是联邦军在西部的最高指挥官。是他猛攻佐治亚州,使它大火冲天,是他洗劫亚特兰大,以不折不扣的残忍一直进军到大海边,确立了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的胜利。但是,明白他做了些什么以后,看到他的命令造成可怕的流血和破坏时,他的良心一定深受折磨;当他十几年后警示那些男孩子,后代们应当领会并深思他对战争发自内心的恐惧时,他一定也感受到了切肤之痛。的确,舍曼长期担任军事领导人,战争带来的创伤使这些人能够深刻理解人类的好斗天性及其相伴的残暴行为。从公元前5世纪曾任希腊海军指挥官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直到现在,亲身经历使这些善于思考的战士所认识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哲学家桑塔亚那在20世纪初所清晰表述的古老真理:“忘记过去的人注定重蹈覆辙。”《美军战争家书》帮助我们回忆过去并从中得到教益,广大的美国人民在此用家书的方式描述了他们直接目睹的战争,范围涵盖美国内战、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冷战、越战、海湾战争,以及美军在索马里和波斯尼亚的行动。这本不凡的书中的每一封信都是首次全文发表。编者安德鲁?卡洛尔在最近几年共收集了5万多封美国人的战时通信并从中进行精选,他称这些书信为“这个民族尚未被人发现的伟大文学”。他寻找的对象不是政治家对军队进行侵略或反侵略动员时的豪言壮语,而是对战争事实提供真实可信的描述的个人家书。卡洛尔想传递的是南部联邦骑兵英雄约翰?辛格尔顿?莫斯比于1887年在他的内战回忆录中所表达的观点:“一个士兵第一次上战场后,战争在他眼中就失去了原有的浪漫情怀。”崇拜兰博式功绩的人只能去别的地方体味战斗带来的激动,因为这部书信集呈现的是一系列普通人与名人提供的感人的证明信——热情洋溢的爱与牺牲的召唤,责任和荣耀,恐惧和迷惑,勇气和坚定不移,愤怒和激起愤怒的可怕的伤亡……大量书信不是在战场或军营中写就的,而是在大后方;有的书信提供的则是战地记者或战壕中护士的独特观察。这些信件有助于对人类永恒而难解的冲动做出有力的审度与思索——为什么人们总是倾向于伸手拿起武器,而不是信守《圣经?新约》中“你想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的为人准则。书中所收入的信件从美国内战开始,那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期,真理降临在这个国家。1860年,共和党人亚伯拉罕?林肯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他发誓不允许任何蓄奴地区加入合众国。被激怒的南方七州脱离联邦,组成“南部同盟”并选举前密西西比州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担任自己的总统②——这一切都发生在1861年3月4日林肯宣誓就职之前。刚刚就任一个月,林肯就面临命运攸关的选择:当时由少校罗伯特?安德森指挥的联邦驻军驻守在南卡罗来纳港口城市查尔斯顿的萨姆特要塞,由于物资供应短缺,他必须决定立即进行配给还是放弃阵地。当时的联邦陆军指挥官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支持撤退,林肯认为,假如有利于边界各州保持忠诚,这一行动倒还可以接受。但是反南部同盟情绪在北方日益高涨,撤退很有可能被视作软弱的标志,于是林肯大胆地决定增援萨姆特要塞,让身处充满敌意的南部同盟包围却勇敢无畏的安德森坚守阵地,护卫美国国旗及其所代表的一切。一夜之间,安德森成了保卫联邦的战斗的象征。信件潮水般涌入查尔斯顿的要塞,赞扬驻军指挥官的勇气和在要求投降的巨大压力下仍持有的风度。尤其激励人心的话语出自马萨诸塞州前任州长马库斯?莫顿一封感人的书信,信件就写于南部同盟将军皮埃尔?德?博勒加德开始以4000发炮弹轰击萨姆特要塞的几天前。“在这联邦所有真正的朋友因忧惧而心情沉重的时刻”,莫顿写道,“当对共和党制度有效性的怀疑似乎盘踞大地时,人们开始感到疑惑,不久的将来人们将充分享受宪法规定的自由,还是要陷入无秩序无政府的状态之中。您在查尔斯顿港的行动显示出自信、智慧和爱国心,它时时的闪光重新激起了人们一度黯淡的希望,恢复了他们失去的信心,让他们坚信自己仍然拥有一个国民政府。”莫顿继续在信中写道:“这不是讨论威胁共和国的不快争端是否有价值的时候和场合;也不适宜询问谁该为环绕我们的危险负责。你英勇的行为告诫我们,我们的思索和努力首先应该贡献给对联邦的维护,因为它是我们睿智而爱国的父辈创建并遗留给我们的。我们,在我们的时代,应该把它的全部,连同它的荣光,完好地传承给后继者。”在南部同盟对萨姆特要塞连续两天无情的轰炸之后,安德森不情愿地投降了,内战从此开始,它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生命损失:超过37万的联邦士兵和26万的南部同盟士兵阵亡,27.5万名联邦士兵和10万南部同盟士兵因伤致残。双方骇人听闻的流血牺牲留下了太多创伤,至今仍没有全部愈合。但正如莫顿州长在此处信中所表达的,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无论留下多么深的伤痕,与我们的自由俱来的是为后代维护《独立宣言》原则及保护合众国宪法的责任。尽管战争造成可怕的后果,但需要记住的是,安德森坚守萨姆特要塞出于两个最高尚的原因,即保卫联邦国家和在美国废除奴隶制。“有时火药的气味很不错,”拉尔夫?沃尔多?爱默森断言,“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国家。”
写在前面 序(2)
正是那些崇高的思想使美国撑过了最可怕的危机,它们也预示了这本书信集中最生动的主题。总体上说,写于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书信有一种乐观的调子,从容之外更多的是温和的信心。相反,冷战时代的美国士兵,从朝鲜、越南及其他地方寄回家的信则充满疑问与迷惑,他们坦率地追问,在长津水库弹坑中或湄公河三角洲稻田里冒死亡之险是否有意义,或者这样是否有益于美国等问题。虽然此处收录的大部分书信上模糊的签名出自普通人之手,但有一些也是名人所写。编者安德鲁?卡洛尔收录的书信包括一些杰出人物,如内战中,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血战前,一个寒冷寂静的12月夜晚,护士克拉拉?巴顿就着营火写下了她的思索;传奇式的骑兵军官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向他的妹妹复述在弗吉尼亚对叛军进行的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侦察任务;尚未成为和平主义者的威廉?舍曼将军向朋友们描述焚毁亚特兰大的情景。在书信集中也能读到,一战中“黑杰克”约翰?潘兴将军激烈地倡导平等对待黑人士兵,二战中美国第一位黑人将军老本雅明?戴维斯,如何从亚伯拉罕?林肯动人的话语中得到了鼓舞。社会工作者简?亚当斯在1915年10月29日写给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信中,表现出她胜任妇女和平党主席的能力,批评他准备让美国投入战争的军备政策。在一封令人震惊的信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抨击支持“谩骂战”的人,他坚持认为,在中国进入朝鲜战争后开始的那场“谩骂战”是针对他的。1990年到1991年间的海湾战争之后,一些个人信件甚至是由诺曼?施瓦茨科夫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亲自寄出的,而对麦卡锡主义一次惊人有力的谴责正出于电视上广为人知的快乐的“法国厨师”朱莉娅?蔡尔德之手。在成为美食家的代表之前,她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服务办公室从事书记和一般的政策工作,那时她的名字是朱莉娅?马克威廉姆斯。《美军战争家书》显露了烹饪节目从未展示过的蔡尔德的另一面。在1950年3月12日给史密斯学院的一位女校友的信中,她勇敢地抗议麦卡锡主义者在她的母校给有自由倾向的教授扣上“赤色分子”帽子进行政治迫害。“在这非常危险的历史时期,我们处于恐惧和混乱之中,不断受到矛盾观念和对情感的强烈诉求的冲击,我们的年轻人有必要从真理与谬误中筛选出真理;从民主中辨认出煽动;从自由中发现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未来的“法国厨师”宣称,“史密斯学院的责任,在我看来,是以教育确保它的女儿们能清醒而聪颖地运用自己的头脑,以保证她们能成为勇敢而见多识广的美国公民。”书信集中最感人的名人书信,是一战期间,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儿子昆廷?罗斯福牺牲后不久写给一位朋友的令人伤心的信。罗斯福感谢哈威?弗里兰夫人的哀悼之情,他承认:“你所热爱的人离开人世后,再读他们留下的信真是很难;昆廷最后的信是他在前线的3个星期里写的,那时他所在的空军中队平均每天就有一人阵亡,这些信件却洋溢着身处‘伟大的冒险’中所感受到的真切的快乐。”这位悲伤的父亲继续写道,“他和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订了婚,她非常善良、人品很好;对她来说这事令人心碎,对他的母亲也是一样;但是她们都说,宁愿他永不回来,也不愿意他从来没有离开。他的人生有过充实的时刻,他是在生命的巅峰死去的,在黎明的荣光之中。”其他的信件也详细描述了一些战时的事件或者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它们使读者置身于历史的前沿。陆军下士理查德?伊斯特布鲁克的一封信就讲述了这样的事件,他从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的床边写信给他的父母。这名敌酋曾企图自杀而未遂。伊斯特布鲁克以日记形式,详细记载了东条英机输血的每个细节,显然是为了留给子孙。“在下一封信中我将寄出他衬衫的一角,”下士对他的母亲许诺,“上面有血,但千万别洗掉。就把它放在我房间里吧。”1982年6月德博拉?贝耶莱恩用一美元在清宅旧货出售中买到一堆旧照片、明信片和新闻剪报,从中他发现了这封罕见的信。16年后,贝耶莱恩读到“亲爱的艾比”这一有关安德鲁?卡洛尔的“遗产工程”的专栏,他把这堆东西寄给了卡洛尔。书信集的编辑使东条英机企图自杀后所发生的部分事情现在被确切记入了历史。这构成了这本书令人欣慰的潜台词,不只是卡洛尔发现了这些信,而且是“亲爱的艾比”专栏帮助他做到了这点。可以设想,阿比盖尔?范?伯恩在报纸上就卡洛尔收集书信的行动开辟专栏之前,对自己保存在佛罗里达活动房屋中一个箱子里的一封旧信,荷拉斯?埃弗斯全然未想到它重要的历史价值。当卡洛尔收到这封信时,对这一纪念品价值的任何怀疑都烟消云散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上士埃弗斯是在希特勒的私人专用信纸上写的信,信纸是1945年5月2日他在希特勒的慕尼黑公寓里找到的,这之前几天这个纳粹头子刚刚在柏林的地下掩体里自杀。但使得此信非比寻常的是埃弗斯用这张信纸向家人讲述的事情,他叙述了他在纳粹达豪集中营里看见的景象。“经历了两年的战斗后,你可以想象我目睹过许多死亡的场景,大部分是狂暴的死亡。但是没有什么比我现在看到的更使我震惊,”埃弗斯叙述道,“我碰见的第一列车厢里装了大约30个曾经是人的东西——全都是皮包骨……尸体彼此摞在一起,说不清有多少。只应装200人的污秽营房要关押1500人。营中原先关着16万人,我们到达时只有3.2万人还活着(或勉强活着)。每个营房都有一间毒气室和炉子间。两间屋子里都堆满了等待焚化的尸体……人们怎么能做出那样的事情?直到现在我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写在前面 序(3)
书信集充满了冷酷的第一人称叙述,这使得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有些时候我们必须为某些原则而战斗。然而,使本书如此令人忧伤的是,一种淡淡的忧郁在其间不断回荡,就像以前发表过的最高盟军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944年4月一天晚上写给家里的信,那是在开始进攻日的前几周。“我多么希望这场残忍的战争能够快点结束,”他向妻子倾诉道,“除了回到你身边(并留下来)的渴望,剩下的全是恐怖和悲哀,去统计每天的伤亡——即使在空战中——认识到有多少年轻人永远地去了。一个人必须培养一副冷酷的外表才能不带感情地考虑这种事情,但是他永远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阵亡的消息给全国的无数家庭带来了痛苦……在战争中,不仅仅是那些必须忍受痛苦的士兵,还有那些失去了亲人的家庭,都需要具有真正坚忍的神经。”尽管他本人尽力使自己的神经麻木起来,艾森豪威尔发现,二战中他最艰难的一部分工作是在星期天完成的,这些星期天里他要处理一项悲哀的杂务:签署成千封必须寄回在欧洲阵亡的士兵家中的哀悼信。为了缓和在这些呆板的政府伤亡证明书上签名的痛苦,他只有求助于经典的战争诗歌,从荷马的《伊利亚特》到一战时代的西格弗瑞德?萨松。因为艾森豪威尔明白,无论战斗故事多么吸引人,没有什么能像一首好诗那样能捕捉住战争撕裂人心的痛苦,尤其是当炮火在头上尖叫时在散兵坑中写下的那些诗歌。艾克长期的经验证明,在教科书上读到11.6万多名美军士兵在一战中阵亡,完全不同于接受英国战争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死后发表的《为毁灭的青春的圣歌》中提出的问题:“谁为那些牲口一样死去的人鸣响丧钟?/只有枪喷射出的愤怒。/只有来复枪快速的射击声,/才能说出它们匆忙的祈祷。”悲哀的是,欧文始终不知道他已经写下了有关一战的最著名的诗歌,因为停战前一周他在西线执行任务时牺牲。类似的命运落在艾森豪威尔所喜欢的阿兰?西格身上,这位美国人在大战爆发时参加了法国外籍军团。1916年,就在他写下他伟大的诗篇《我与死亡有个约会》之后不久,西格在法兰西与德军战斗中阵亡。该诗这样开始,“我与死亡有个约会/在某个被夺取的路障。”而结尾则是,“我将遵守我的誓言/我不会忘记那次约会。”正是西格的诗激励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下这样著名的句子:“这一代美国人与命运有个约会。”后来,总统约翰?肯尼迪也是用这句话要求美国在10年内把人送上月球。《美军战争家书》中收录的个人信件有如平实的诗篇,在人们心中唤起了和欧文、和西格一样的感情。联邦外科医生威廉?蔡尔德在安堤塔姆河激战后给家里写信,巧妙地询问究竟是谁允许了这样的流血厮杀;上士丹尼尔?韦尔奇描述路过火光冲天的科威特城时,在海岸公路上看到大屠杀的超现实景象。这些信都像优秀的战争诗一样萦绕在人们心头,也许正是因为,无论写信的人是否意识到,但在信中,在字里行间却表达出这样的意识——用欧文难忘的诗句表述就是,如此多的眼睛不久将“闪烁起告别的神圣之光”。本书中有如此多的信件是军人们在行动中牺牲之前写的“最后的信”,他们中许多人不过是突然向他人投掷手榴弹而非棒球的少年,而对方是同样无辜的年轻人。这似乎可以使人回忆起赫尔曼?麦尔维尔在他1866年的著作《战争片段》中的见解:“所有战争都带有孩子气,都是由孩子们打的。”就是因为这一切,阅读理查德?考恩充满温情的信才如此心酸而有价值,这信是他在22岁生日时写给母亲的,当时他就要出发参加揳入战役①。大体上考恩的信是面对死亡时相当复杂的沉思,但他青春的活力在最后还是无法抑制地迸发出来。“看得出我的确长大了,不是吗,妈妈?”他揶揄道,“咳,我还指望回家时你帮我盖好被子呢。”这部书信集所强调的另一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在考恩的家书和凯特?戈登给她儿子的信的对比中充分显示出来,凯特写信给一战时驻扎在海外的儿子,激励他“活下去”,除非上帝让他死,他才应该勇敢地面对死亡。还有纽约的迪安?艾伦最后写下的感人至深的信,他被征入陆军,经过预备军官学校的训练后,于1969年被派到越南。在写给家中的教师妻子的信里,他承认害怕失去他排里的任何一个人。“做一个好排长是件孤独的工作,”他解释说,“我不想真的了解这里的任何人,因为损失一个人已经够糟糕的了——该死的我确实一个朋友也不想失去。”4天后艾伦触雷身亡。尽管这些书信中充满恐怖与悲惨的事件,但是,即使是面对最悲哀的信件,单纯沉浸在忧伤中而不去强调他们年轻的嬉戏与欢笑,都将对书信的作者造成不公的伤害。毕竟,大部分信件是在最近家中一切正常的消息所激发出的活力中写下的——爸爸仍在为后园中饱满成熟的番茄而欢欣,小弟弟已经能摇摇晃晃走路了,或者妹妹被当地大学录取了。战士们确实可以在美国日常生活的平凡小事中得到安慰,星期五晚上足球赛的比分,救世军商店里裁剪一件漂亮的亚麻布裙子有多么便宜,这些简单的消息总能给远离家园的士兵们带来少有的欢乐。事实上,对于每一个收到绝情信被他的女友抛弃的士兵来说,无数其他的信能让人温暖地想起妈妈在池塘边的橡树下为假日野餐起劲地做菜。在同样的思乡情愫中,北方佬、南部联邦士兵、一战中的步兵、二战中的步兵、越战中的士兵,总是会往家里写信,今天的士兵们也仍将如此。
写在前面 序(4)
实际上,在本书中,平凡人爱国精神的最纯粹、最温柔、最老派的表述,出现在其中最后一封信里。1996年9月,少校汤姆?奥苏利万从波斯尼亚写给他小儿子的生日贺信是这样结尾的:波斯尼亚这里没有一家商店,所以我没办法买玩具或纪念品庆祝你的生日。但是我送给你的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东西。是一面旗帜。这面旗代表美国,每当我注视它,它都会让我骄傲。当波斯尼亚的人在我们的军服上、车上看到它,或是当它飘扬在我们的营地上空,他们都知道,它代表了自由,而且,对他们来说,它代表多年战争后的和平。1996年9月16日,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北方,在科尔特军营,这面旗帜飘扬在4-67装甲特遣部队指挥部的旗杆上。它的飘扬是为了向你的7岁生日致敬。收好它,始终以它为荣吧。爱你的爸爸赋予这些书信非凡意义的,正是奥苏利万给儿子的信中传递出的这种温情。此处收录的大部分通信表达的是单纯的关爱与支持,母亲给儿子、兄弟给姊妹、丈夫给妻子、朋友给朋友的爱和力量。正是相爱者间交流的这种崇高的自由思想使美国度过了重重危难。正如这里所显示的,从美国内战到波黑战争的介入,每一代美国人都想让后代知道,战争是残酷的,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除非冲突是维护我们宪法价值和民主原则完整的惟一途径。在首都华盛顿的威廉?特库姆塞?舍曼雕像上铭刻着这一思想的清晰表述,铭文引用的是罗伯特?李将军体面地投降后不久,舍曼在圣路易斯的一次讲话:“战争的合理目标是更完美的和平。”道格拉斯?布林克利美国艾森豪威尔研究中心主任、新奥尔良大学历史教授——记于2001年1月1日
写在前面 导言(1)
我曾见过、读过或听说过的有关战争的一切,都还没有让我对即将读到的书信做好心理准备。我绷紧神经准备迎接对浴血鏖战的描述以及残忍痛苦的故事,我想我也会读到孤独的士兵写给妻子和女友的亲密信件,而写信后不久他们就在战斗中死去。解除了我的紧张心理的是每一封信中所封入的来自个人的消息。1998年11月11日,阿比盖尔?范?伯恩在她的专栏宣布,为了表示对美国老兵的敬意,“遗产工程”已经创立,目的是搜寻并保存士兵们战时的通信。仅仅3天后,大量信件就拥向我们在附近邮局的小信箱中,最后总数竟达到了5万封。这犹如洪水般的信潮使我激动,我希望,在这些信件中,我会发现扣人心弦的、以前不曾发表过的对葛底斯堡、默兹-阿尔贡、珍珠港、开始行动日、顺化和沙漠风暴的描述——这些信均写于这些戏剧性事件展开的时候。但是在我撕开信封之后,我诧异地发现,信封里往往还装有写给我的感人至深的信。许多信描写了人们重读这些士兵家书时悲喜交集的感受,尤其是当他们重读那些阵亡的家庭成员,或者那些幸存下来回到家里却永远无法回到战前生活的士兵写过的信。例如,附在一打越南通信后的是这样一封短笺:“亲爱的先生,请接受我兄弟写给我母亲的这些信吧。我兄弟失踪了(但不是做了战俘)。他从战场回到家后从来没有正常过,终于有一天他走了。我希望让他的一生有些价值。我非常想念他。”和一捆发黄的二战大事记绑在一起的是一封短信,字迹几乎难以辨认。“我是个85岁的寡妇,我丈夫和儿子都已过世。我丈夫曾在巴顿的第三军服役。我丈夫的这些信我无人可送,所以你可以拥有它们。请别忘记他。”她没有写回信地址。一名妇女的丈夫正受着早老性痴呆症的折磨,她寄来了类似的一个包裹。她担心在她和她丈夫死后,人们会把他的所有书信都扔掉。随这些信一同寄来的还有他们过去的照片,光彩照人,也许是他们不到十八九岁时照的。几乎60年的时光悠然流逝,当年那个给自己心上人写情书的潇洒的年轻战士,现在已变成根本不认识妻子的老人了。“我的外祖父在70年代末过世了,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们在一起时他是个乖戾老人。”卡伦?赖斯这样写道。她献出了她外祖父沃尔特?许埃特的几封信。“发现这些信时我年纪还不大,读信时我忍不住哭了。”确实,许埃特在信中深刻表达了他对妻子和他们幼小女儿安娜?玛丽(卡伦的母亲)的爱。“你想不到,当我得知你出生时我有多高兴。”许埃特在孩子降生一周后从英格兰给他的宝贝女儿写信说,“如果天命让你永远无缘认识你的父亲,我希望你保存我的亲笔信……我现在把你交到上帝的手中,祈愿他照顾你爱你。祈愿他让我们尽快彼此相见,让我们永远生活在一起。”许埃特活着返回了家乡,可以给安娜?玛丽亲自读他的信。但是卡伦?赖斯所认识的已不再是那个温柔、思乡的写信人。像其他目睹过战争的人们一样,他不想和任何人谈论战争,包括他的朋友、他的孩子,甚至他的妻子。内心的谦逊使许多老兵不去回忆他们的征战岁月,他们的沉默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所看见、所失去的和他们所忍受的一切,恐怖得无法以言语来表述。许多人冷漠的外表背后涌动的是痛苦记忆的狂潮,忍受这种痛苦的惟一方式就是对它避而不谈。当我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书信的内容本身后,我渐渐理解了这种沉默。“整个海滩上,到处都是受伤死去的人。也许你们会认为这太残忍,但我还是想让你们知道事情是什么样子。”二等兵理查德?金1945年给父母写信描述了他在塞班岛和冲绳岛经历的战斗。“迫击炮弹在头上开花,撕裂人们的躯体。乱飞的铅弹和珊瑚撕开人的脸……炮弹会击中你、埋葬你,或是把你炸出散兵坑。一名天主教牧师正在为每个散兵坑里的战士祈祷时,一颗炮弹从腰部把他一分为二。”1918年,法兰西。圣米耶尔进攻战后,中尉爱德华?卢克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给妻子写信,列举了他在战争中失去的亲密朋友:“少尉甘布尔,被杀。少尉艾里被炮弹炸死。少尉霍顿,过去住在奇克莫加公园的染房里,死于炮火中。他被炸飞,衣服烧没了,整个身体只剩一条右臂。你喜欢听他说话的那个风趣的小伙子,B连的少尉琼斯,被机枪射穿头部。少尉博特赖特,同样的命运。”在朝鲜打仗的约翰?惠勒中士,大概是在自己中弹那天告诉他的父亲:“我那天被枪击中了两次。第一次子弹从我的右太阳穴擦过,穿过右耳和后脑外侧,虽然没有一路射进我的脑袋,但擦伤了后脑勺留下了一块很大的疤,还在耳朵上留下了一个洞。幸好子弹没有射进脑袋,否则我就会比原本设想的早一些回家了,只不过那会是躺在松木盒子里的我。”1973年美军撤出越南时我才3岁,我的直系亲属中没有人在军队里服过役。战争对我始终是一个遥远的、近乎抽象的概念。就连海湾战争也显得遥远而不真实,尽管我清楚地记得我曾在电视上看到现场的情景。海湾战争结束时,沙漠风暴行动远没有使我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的残酷现实,而只是让我觉得,我们轻而易举地迅速获胜了,战争几乎没有造成多少人员伤亡。
写在前面 导言(2)
就在海湾战争结束前一年,1989年圣诞节之前,一场大火席卷了我在华盛顿特区的家。感谢上帝,并没有人因此受伤(就连我们养的猫也从屋中安全地逃了出去),但是我的东西几乎都在火中烧毁了。几天后,当我小心地穿过焚烧之后房屋剩下的空架子时,我突然意识到,我所有的书信都被烧掉了。衣服、家具、书籍,其余的一切都可以被新的东西替代,但是书信不能。虽然我没有什么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只是些与旅居海外的中学朋友的通信,还有收到的一堆“绝情信”。但使我难过的是,我明白我保存的这些个人书信永远不会再回来,它们都变成了灰烬不留一点儿痕迹。我当时还意识不到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但事实上正是在火灾中失去一切的这种经历激起了我对书信毕生的热情,最后产生的是“遗产工程”本身。单就这一点看,那场火灾是某种天赐的幸运。1998年11月,埃德?斯托克听说了“遗产工程”的事,他寄来了一封不寻常的信,信写于他在揳入战役中负伤之后。从英格兰医院的床上,斯托克给他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父母写了一封3页长的信,让他们知道他还活着。在信的第3页下面有手写的附言:“对了,你们说过要给我的水果蛋糕给到哪里去了,嘿嘿。”值得一提的是埃德?斯托克本人没有提过那样似乎天真的要求。那些要求是信件检察员私自加上的。更让人愤懑的是,经手信件的人向士兵的家人索要包裹,然后中饱私囊。士兵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家信上提出了这些要求,父母也不知道寄去的食物被人中途截留,这是恶劣的犯罪行为。斯托克给我寄来了这封保存56年之久的信件的影印件,他仍怒气难平,在那伪造的笔迹上面写上了“老鼠!”这件事可能显得琐碎,但在世界的某个小角落发生的这一事件使战争和生活更加贴近,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使战争和人直接联系起来,我认为,这种方式比任何与战役相关的统计或伤亡率的计算都更加个人化也更加真实有力。最感人的一些信件是那些试图淡化战斗的恐怖的男女军人所写。1944年5月13日,中士鲍勃?布朗,驻守在英格兰的B-24飞机炮塔枪手,在给达拉斯的一个老朋友的信中描述了一场穿过德军防空炮火的突击:“高射炮火对你的神经真是一种折磨——尤其在你能听见炮弹炸响的时候。一次我弯身去捡我的防弹衣,一颗高射炮弹就在我脑袋刚刚腾出的地方打了一个4英寸的洞;还有一大块弹片击中了我的球形炮塔,我当时就在里面,弹片弹了起来。天啊,我真的吓坏了。在整件事中这些德国人可真够认真的,如果他们不怎么当心,他们很可能就伤到人了。”一等兵托马斯?努南在给他在纽约的妹妹写了一封简短而古怪的信,清晰地描述了越战的疯狂。“请忽略此信中可能有的任何轻率浮躁,”努南于1968年10月7日写道,“请原谅我在这封信中流露的玩世不恭。我试图避免这样,但是当一个人拥有如此美好的时光,想不兴高采烈都很难做到。我已经抛开了愚蠢社会的桎梏。我已经摆脱了世俗枷锁,告别了刮胡刀、肥皂和我的风雅。我两年没穿袜子,事实证明在雨水里根本没有必要穿袜子。我驾驶着轰炸机飞越高山江河。死神与我同行。我把口香糖粘在胡子上乘风高翔。”然而,如果你认识到写信的人所面临的真实危险,这些自发的快乐和轻松就变得令人心碎。22岁的中士鲍勃?布朗,在给他达拉斯的朋友写完信的6天后就被击落,而一等兵努南在给妹妹写这封信的5个月后阵亡,年仅25岁。本书所收入的书信都尽量按照原样转录,不做改动。这么做的意图不是要让写信者难堪,而仅仅是为了捕捉住每个人独特的个性和写作风格的细微差别。从中也能看出这些信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写的。许多信是士兵们在肮脏战壕和满是积水的散兵坑中就着月光写的。一名内战中的士兵用黑莓汁代替墨水。因为信写得匆忙,标点和拼写错误大量存在;雨水或者融化的雪模糊了字迹,一些词变得难以辨认。有些军人有书写困难,但他们锲而不舍。包括乔治?巴顿。这进一步证明,写信对他们有多么重要。他们会用上几小时写信,结果只写出短短的几页。我相信,整理这些书信,用一个“原文如此”或者括号说明来破坏它们的自然步态,恰恰有损于每封信原有的独特性。本书涵盖了140年来发生的战争。在战争期间,数百亿的书信、明信片、电报、缩印邮递,还有最近可以利用的电子邮件,跨洋过海,成为维系家庭亲情和友谊的纽带。这里收录的缩印邮递很少,但它们出现在整个二战中,代表了40年代美国通信的主流。当时由于信件太多,给美国邮政部门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人们发明了缩印邮递。这种方法自由而迅捷,但只给写信者提供一张事前印好的短笺。信纸写好后通过一架机器送去拍照,然后几千封信的底片被安排在一卷胶片上,流入一个处理中心,在那里洗印出来再送给收信者。战争时期有一段时间,如此多的妻子和女朋友在发信前亲吻她们的信纸,以致唇膏越积越多堵塞了机器。这被戏称为“红唇之灾”。对于战争中彼此通信的人来说,很少有比对信的渴望更显著的其他主题。除了信件以外,所爱的人之间难以再有其他切实的联系,因此男女军人都祈盼能收到家信,哪怕上面只有一句话也好。“你怎么了?怎么变得这么懒?”一战中的一名士兵给他在美国的朋友埃尔默?萨特写信道:“你到底出了什么差子,得了写字痉挛症还是怎么的?为了皮特的爱拿起笔给你在法兰西的老伙伴写封信吧。”联邦士兵哥伦布?赫德尔恳求他在俄亥俄的父亲常给他写信:“我已经寄回去了两封信了,但还没收到任何回信,”1862年4月10日,在田纳西州的赫德尔这样提醒父亲,“在这异域他乡如果能收到一封信该是多快乐啊。”有的士兵甚至要求得更多。“你的上一封信真是不说实话。”一个年轻士兵埋怨他在布鲁克林的朋友特西?格林伯格。
写在前面 导言(3)
一名士兵在某种程度上把信当作使自己放松并感到宽慰的手段,他盼望来信,盼望知道在家里发生的一切,更盼望友好的倾心交谈。他不想要猜谜语,他不愿听到写信人抱怨的麻烦或厌倦。“好了,我不烦你了,不过你能不能把信写得明白些,让我可以明白你写信时的困境,而不用把眼睛紧贴到信纸上去辨认你到底在写什么。好吧,我写完了,朋友,事情可不会完。”遗憾的是,特西的回信没有保存下来。推动“遗产工程”进行的正是这种紧迫感。在整个美国,写在战争时代的书信经常遭到损毁,随便乱放,被水或火毁掉,或者被人丢弃。这些信是第一手的、未经过滤的历史资料。它们是目击者的陈述,记录的不仅是战争的详细细节,而且是任何照片或胶片不能替代的个人见解和观察。每一封信都代表我们民族自传的又一页。成百万封,甚至更多的这样的信件还被塞在人们的阁楼里、地下室和储藏室中。想到还有这么多东西等待我们去发现固然让人欣喜。但是,如果意识到这些书信被我们忽略,我们将永远失去些什么,难免也会让人气馁。1999年我去伦敦旅行时,曾到帝国战争博物馆研究美国人的战时通信,我遇见一位上了年纪的英国绅士,他对我讲起他和他的同胞如何为1939年夏天的战争做准备。由于担心大规模的轰炸和德国的全面入侵,许多村镇的英国公民小心翼翼地拆除了教堂的彩色玻璃窗,把玻璃片分发给全村镇的人。然后镇民们把小块的玻璃藏在饼干筒里和糖罐里。战争过后,玻璃又被收集起来重新装好。这个故事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似乎可以和本书类比。个别地看,这里收录的书信各具特色,它们是漂亮的嵌花艺术品,有的较为精致,有的边缘略显粗糙,但每一件本身都具有美感和价值。它们共同创造了一件更大的艺术品:美国人对内和对外的民族战争故事,其中写满了难以言表的痛苦与令人震骇的战争暴行,同时也讲述了英雄主义、坚定不移、诚实正直、荣誉和服从等准则。每一封书信都给故事注入了人性,而它们作为整体又体现出这故事惊人的规模与范围。这些书信还蕴涵了另一个故事,只是它更隐晦更不引人注意,但当一个士兵向母亲或妻子保证“一切都好”不要挂虑的时候,这故事的面目偶尔会显露出来。在这些女子保存下来的相对很少的书信中,当她们恳求自己所爱的人告诉她们一切安好时,这故事就更为明了。这独特故事的主角不是参战者,而是留在大后方的妇女。她们的情况大部分没有被记录下来,因为千百里之外的军人们大多无法保存自己收到的家书。他们当然想保存,也做过努力,但这终究不太现实。他们没有地方放这么多的信件,即使有地方可藏,这些信也很难经受住越南的丛林、朝鲜冰封的群山、欧洲泥泞的战场,或者太平洋酷热的岛屿的考验。大多数保留下来的后方寄来的信都标着“退回寄信人”,因为收信者已经死了(战时邮递的延迟也意味着,写信人已经牺牲几天甚至几周后,死者的书信仍在赶往家中的路上)。“我害怕你昨天遇到危险,我简直快要疯了,”1941年12月8日,爱丽丝?豪斯写信给她驻扎在珍珠港的18岁儿子保罗“我走来走去,一边做活、熨衣服、洗盘子,一边祈祷……我祈祷,保佑我能收到你一句平安的消息,只要平安这一个词就足够了。”(当美国海军“西弗吉尼亚”号被击中时,士官豪斯正在船上,但是他跳入燃烧的水中并被救了起来。)在每一场战争中,无数妇女像爱丽丝?豪斯这样生活在焦灼的等待中,不知道何时就会盼来随军牧师的拜访,或者一封开头令人心惊肉跳的电报:“我代表国防部长表达他深深的歉意……”一旦这种通知降临,她们的生活马上就垮了。“没有什么可以描述我的感觉。我的生命被掏空了,”特里萨?戴维斯的儿子理查德在越南阵亡,30年后她这样写道,“我装出勇敢的样子。但在心里产生的空洞却越来越大。”通过阅读她们保留下来的书信,我明白了这些妇女多年里承受的痛苦。当然,有成百万男人在为失去兄弟、儿子、父亲和挚友暗自悲伤,我强调女性承受的苦难,只是因为她们往往被人忽视。这些妇女的达观和同情对我触动很大,是她们使我和其他人认识到战争使人类付出的代价以及在人们内心留下的创伤。我发现,她们也是最积极地收藏、解释、誊写、拯救美军战争家书的人。正是由于这些妇女为后代尽力保存下来的这些书信,本书才得以问世。她们使昔日的声音在今天仍然回荡,由于她们,为这个国家服务过的男男女女将始终被人铭记在心。谨以此书献给她们,感念她们的慷慨,她们所做的牺牲,以及她们所默默承受的一切。——安德鲁?卡洛尔,2001年1月28日于华盛顿
第一部分 美国内战(1)
孤独的普通士兵所经历的一切往往在历史的茫茫烟尘中湮没。但是在这本书信集里,为这个国家服务过的男男女女的感受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书信中的文字优美动人,既扣人心弦又令人难忘。和这些被卷入战争的人们的言辞和情感相比,再没有什么更能使人感悟到战争的恐怖。这些不凡的书信以写信者亲眼所见提供了对战争最真切的记录。——斯蒂芬?安布罗斯废奴主义者阿伦?史蒂文斯在1858年写信给他的兄弟,提醒他蓄奴制只能用“剑”来消灭;史蒂文斯从监狱里写信向他的兄弟道别,由于参与约翰?布朗领导的对哈普斯渡口的袭击,他即将被绞死。有关蓄奴问题的激烈争论从最初就影响了美国殖民地的创建。在第二届大陆会议①上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代表拒绝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直到托马斯?杰斐逊措辞严厉地对奴隶制进行谴责的语句在定稿中被删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杰斐逊自己就拥有奴隶。44年后在给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约翰?赫尔姆斯的信中,杰斐逊清楚坦率地表达了他对待蓄奴制的矛盾心理。“我们处于危急境地,”1820年4月22日,杰斐逊写道,“我们既不能留住它,也不能安全地放弃它。公正是一个尺度,而自卫本能是另一个尺度。”随着激烈的遭遇战在全国愈演愈烈,局势也越来越紧张。1831年,一个名叫南特?特纳的奴隶在弗吉尼亚领导了为时两天的暴动,杀死了大约57名白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1837年,在伊利诺斯州的奥尔顿,白人报纸编辑雷维?伊莱贾?洛夫乔伊被一个怨恨其废奴观点的暴民开枪杀害。19世纪40年代初期,逃亡奴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北方旅行,向人们描述他在主人皮鞭下受到的残暴对待;哈里特?比彻?斯托在她1852年的畅销书《汤姆大叔的小屋》中进一步对可怖的蓄奴制进行控诉。19世纪50年代,种种发生在堪萨斯州蓄奴和废奴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似乎正在向全国范围扩展开来,而有些人,如阿伦?德怀特?史蒂文斯,几乎是在祈祷冲突的尽快爆发。作为墨西哥战争中的老兵,史蒂文斯是名经验丰富的战士,他希望运用他的军事才能,加速蓄奴制的消亡。正如他在写给明尼苏达的兄弟的信中所表达的,他相信只有通过流血才能实现蓄奴制的终结。1858年8月2日,寄自爱荷华我亲爱的兄弟:自从上次收到你的信以来,似乎已过去了很长时间。我一直在各地旅行,无法经常写信。我记得以前和你说过,我正投身人类自由的事业,但是我没告诉过你详情。我们从堪萨斯出发去打击蓄奴制的心脏,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并且就要动手,但是出了个叛徒,党内一个人与领导者发生了争吵,为了金子就把自己变成了国家和上帝的叛徒;你可能认为用剑不是最好的途径,但是让我告诉你,除了用剑,永远不会有消灭蓄奴制的其他办法,每一年情况都变得更糟;想一想吧,每年有成千的人被谋杀,你知道他们在南方是怎么干的吧,我想你应该清楚。他们让奴隶在那些大种植园中干苦工,我觉得不出7年奴隶就会累死,他们可以用那种方式最大限度地利用奴隶,所以你看,每年有成千奴隶被这样谋杀。成千的奴隶在一年里被谋害,天知道这样下去还要多少年,再想想此前曾有多少人这样死掉,难道你不认为,如果能在一两年内消灭蓄奴制,即或在战争中损失几千人,相比之下也会更好一些吗?我反对战争,除非为了自卫,那时我会像帕特里克?亨利①一样,他曾说:“给我自由,要不就给我死亡。”我不认为我们今年就能达到自由,但我认为梦想即将实现的日子就要到了。它使我们陷入了相当困窘的境地,我们已经为事业奉献了能付出的一切,但是我们宁愿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舍弃生命。明尼苏达的情况怎么样?我料想应该和别处相似。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父亲或家里其他人的消息了。大约4个月前我收到了莱缪尔的一封信。他还好,我很想见到他。唉,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再次相遇啊。代我问你的妻子好,告诉她我非常想念她。请原谅我的信写得这么短。我将寄给你我的画像。不太好,但你可以看到我的样子。我希望你会把你的寄给我,那样我会很高兴。哥哥史蒂文斯又及:收到信后请尽快回信。一年以后,史蒂文斯加入了约翰?布朗的军队,布朗是个同样热衷于通过暴力手段根除蓄奴制的人。1859年10月16日,布朗、史蒂文斯及其他17人(包括5名黑人和12名白人),占领了弗吉尼亚(现西弗吉尼亚)哈普斯渡口的联邦兵工厂,企图集结当地奴隶举行起义。布朗预期起义将蔓延到整个南方。但这次袭击对他们却是场灾难。没有一个奴隶理会布朗的号召,布朗和他的同伴被武装起来的镇上居民包围在消防车库中,罗伯特?李中校率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随后赶到进行镇压。布朗的10个同伴被打死,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儿子。阿伦?史蒂文斯身中数弹但还活着。幸存的人都被逮捕并判处死刑,布朗于12月2日被绞杀。围观死刑执行的有1500人,其中站着一个名叫约翰?威尔克斯?布思的年轻演员,他承认布朗是位“勇敢的老人”。阿伦?史蒂文斯的绞刑直到三个多月后才执行。1860年3月13日,史蒂文斯无怨无悔地准备赴死,他从查尔斯镇监狱给弟弟写下了最后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