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朝鲜战争(1)
这些来自不同前线的声音令人无法抗拒。它们记录的情感和洞见具有深刻的穿透力。——美国《出版周刊》联合国军在朝鲜打了第一场大败仗后，二等兵唐纳德?卢埃特克告诉母亲，他的命运有可能更糟。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曾感慨说，朝鲜是最不适合美国作战的地方。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三八线①响起激烈的枪炮声，举世震惊的朝鲜内战爆发。哈里?杜鲁门总统得知这一消息时说：“我一定要他们好看。”杜鲁门此时心中想到的是共产主义对美国的威胁——１９４８年６月，苏联开始对柏林实行为时１１个月的封锁，美国和英国则进行反封锁，向柏林空运食品与物资②；１９４９年９月苏联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４年里的核垄断地位；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杜鲁门对艾奇逊表示，“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阻止这些混蛋。”联合国通过决议后，美国空军和海军部队紧急开赴南朝鲜，以阻止北朝鲜的继续推进③。７月初，威廉?迪安少将的２４步兵师抵达釜山，这是朝鲜半岛东南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一座城市。由于北朝鲜在兵力上占优势，美军在釜山和邻近的大田败退。迪安少将也成了战俘，一直被关押到战争结束。到７月２１日，共有大约１１００名美军士兵阵亡、重伤或失踪。２０岁的二等兵唐纳德?卢埃特克在战斗中负伤，他是３４步兵团指挥部的发报员。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０日，他给在内布拉斯加的母亲写了一封长信，感慨说他能在战斗中活下来，实在很幸运。在朝鲜的美国军人的信件不必经过审查，所以写信时没有多少禁忌④。妈妈：你好！你肯定想知道我在哪里，我到过哪里。还是从头说吧。我们７月１日出发去朝鲜。我们团是最先到那里参加战斗的。北朝鲜大约１０个师一起对付我们一个团。我们能做的只是出击，然后后退，然后他们一直把我们包围。我们到了大田，那个地方我到死也不会忘掉。我们在那里大约有４天。后两天我们几乎是在地狱里。７月１９日早晨我醒来时，敌人的飞机飞过来，它们打下了我们一架武装直升机，那架飞机坠落下来，什么都没剩。到７月１０日早晨没再发生什么。厄运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敌人占领了北面的机场，又派出坦克对付我们。他们打到我们的指挥部，见什么就向什么开火。他们开向城镇另一面，要包围我们。到下午４３０，我们都上了卡车和吉普车，一面驶过街道一面向周围的建筑物射击。敌人到处都是，我们是他们到手的鸭子。我们必须冲过５处火力网。城镇的另一端简直成了火海。街上一些地方一片火光，坦克、卡车，所有的东西都在燃烧。我们的车刚开过去，子弹就打中了我们司机的头部，我们撞在了电线杆上。我下了卡车，这是我的无线电发报车，我在这辆车上的时间很多。我拿起卡宾枪，开始射击。他们的机关枪从四面向我们开火。我周围不少人都被打中了。这时我们的车刚开到城镇的边上。我们伏在路旁，希望能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应该上车，但不太可能，我觉得我们再也没法从这地方出去了。我想帮助身边的伤员，但我也看出这没用，每个人都只能听任命运安排了。我下决心要离开那里，于是我和另外４个人跑向路左面敌人占领的一座小山，我想敌人看见我了。子弹开始向我飞来。我在其他人后面。我卧倒，一发子弹差点打中我的脸，只差４英寸。子弹使地上的尘土进到了我的眼睛和嘴里。我的嘴流血了，也看不太清东西。我起身向前跑时，一发子弹擦中了我的背部，又射进腿里。我接着跑，跑到山下，抬头时看见大约２０码外的山上有一挺敌人的机关枪在对着我们的人射击，那里有３个北朝鲜人。我不明白他们怎么没有看见我们。我们在那里一直到天黑，大约１０点。我们前面大约一英里的地方有个城镇，但由于到处都在着火，看起来就像白昼一样。我们必须把握机会。我根本没有想我的腿。我们开始行动，离开那个地方。快到山顶时有人向我开枪。我就离他的掩体４码远，如果他不开枪我很可能会和他撞个满怀。他没瞄准，我只看到了子弹的闪光，立刻躲了一下。我想那个人和我一样害怕，因为他没有再射击，我们跑开了，没跑多远就遇到了我们的司机，正是那个被打中头部的家伙，他居然还活着。他情况不太好。他颧骨上方被打中了，正好在他眼睛下面。血从他的头、鼻子和嘴里流出来；他睁不开眼睛，看不见东西。我们只好领着他，这样我们就有６个人了，其中３个受了伤。我们向山里走，那段路很难走，到处都是敌人，我们很多时候都要小心。我们进了山，在一条小溪旁停下来喝水。我已经渴坏了。我的嘴里全是灰土。我们走散了，我和那个什么都看不见的家伙，还有一个没受伤的人在一起。我们下山时又遇见了机关枪火力。没受伤的那个人说他不想再走了，他哪里都不想去，只想在这里等死。我在那儿停了大约１５分钟。我和他说他如果真这样，那简直是疯了。最后我失去了耐心，领着另一个人走了，把他自己留在那里。我们又回到山里。我自己也走不快，又必须领着那个头部受伤的同伴。我们整夜都在走，只在我的腿疼得厉害时才歇一歇。我们一夜走了不少路，第二天我们走到了山边，下面有条路。我们以为要是行动够快的话，我们能走到公路上。但我们遇见了敌人的枪弹，于是我们又回到山里，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向我们射击，我也不想知道。
第四部分 朝鲜战争(2)
下午我们又走出山，这次我们安全了。我们走到路边，南朝鲜人尽可能帮助我们。我们到了一个地方，遇见了部队里其他人。我们到了一个小镇，那里有些南朝鲜士兵，我们停留了大约两小时。人们都要离开那个地方，但我太累了，走不动了，于是一个南朝鲜士兵帮我坐下来，问我能不能把我的表和枪给他。我说可以，他说他１５分钟内回来。他回来了，又说他还要出去，很快就回来。那时又有两个人进来过，说大家都走了。他们没有受伤，所以他们帮我起来。我太虚弱了，一躺下就不想起来。我们４个人一起往前走——其中有一个腿被子弹打中了，走不快。但我们一直走到天黑，我遇见了一个发报站的人。我很高兴在那里看到他。我们把伤员留在一个地方，他们想要我也留下，说他们会找来人帮助受伤的人，但我不同意。我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候，不想停下来。我坐了一段由一头奶牛拉着的破车，总比走路强。我们一直在走，直到夜里２３０才停下。我的腿一直肿到膝盖。第二天，我们让一个南朝鲜人给我找辆车，这次是马拉的。他带了我好一段路，直到一个稍大的城镇，我们在那里遇见了一名上尉。他说我们应该向东走，回到我们的战线上。他说了个地名，是第１骑兵师所在的地方。他们刚从日本调过来，还没有遇上敌人。于是我们上了向东的路，碰上了一个愿意帮助我的另一个南朝鲜人。日落时我们遇见了一个出来寻找失散的人的骑兵巡逻队。我们碰见了他们也算是运气，因为再往下的路他们就过不去了。我们是贴着山脚，沿着一条小河走过来的，那只是一条小路。我们刚走到能跑吉普车的大路上，就遇见了他们。看到他们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们告诉他们那些被留下的伤员的情况和位置。他们说，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去帮伤员离开，所以我很庆幸一直坚持跟大家一起走。我们用了３天时间才离开那里回到我们的阵地。我４天没吃到东西，等我们到了自己人中间后，人们给我吃的，但我吃不下。我只想喝水。他们把我送到医护站，对我进行急救。射进我腿中的子弹就在皮肤下面。我们在那里停留到早晨，之后上了去釜山的火车。我们夜里到了釜山，医生把我腿里的子弹取了出来。第二天我被送上了开往东京的船。我很高兴。我总想到那些被留下的伤员，那些受了伤，无法再走的人。他们有不少人，他们肯定会喊出“别丢下我”。但我们真没有办法。迪安将军也没能从那里走出来，他是我们的长官，我们出发时他是我们的师长。我现在在东京总医院，还活着，不过情况不很好。我的腿虚弱无力，我总觉得恶心。我想是因为我喝了太多朝鲜稻田里的脏水。现在你们看到我的样子，可能会不认识我了。我瘦得吓人，几乎是皮包骨。我都有点不认识自己了。我仍然没有胃口。我一直和那些医生说我很难受，但没人在意。如果他们再把我派到朝鲜去，我会疯掉的。我宁可被派到西伯利亚去。我真希望他们能从别的国家撤出去，让这些国家的人自己打自己的仗。那会更好一些。我或许不该给家里写这样的信，不过我觉得让你们知道真实情况也没什么不好。别为我担心，从内布拉斯加出来的人都是好样的。这里的人大多都是从东海岸来的，纽约、宾夕法尼亚，还有别的地方，很少有我的同乡。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想再写点，但我累了，下次再写吧。我爱你们。儿子唐纳到１９５０年８月，北朝鲜军队已经占领了朝鲜的大部分土地。只有东南的釜山及周边地区还在南朝鲜部队和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控制下，面积大约有５０００英里。北朝鲜攻势凌厉，为挽救南朝鲜的颓势，９月１５日，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半岛西北港口仁川实行两栖登陆。登陆成功后，向汉城、水原方向进攻，夺回南朝鲜首都汉城。战争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北朝鲜人民军撤回北纬三八线。反攻过程用了不到三个月。在家信中，中士约翰?惠勒愤激地谴责在朝鲜作战的共产党人以及国内对共产党有好感的人；在战斗中两次负伤后，惠勒告诉父亲他不会再被派出作战了；军士长戈登?麦得森向惠勒的父亲叙说惠勒的遭遇。联合国军被派到朝鲜，以“平定武装侵略，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美国民意测验的结果认为，只使北朝鲜军队撤回三八线以内还不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希望朝鲜共产党被彻底击败，向杜鲁门总统保证会取得全面胜利，而且认为，中国尽管提出了警告，但不会派正规军进行武装干预。杜鲁门同意继续进攻，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中国志愿军越过三八线，迅速推进。两星期后，南朝鲜军队打到中朝边界的鸭绿江，北朝鲜共产党政权面临危机。而这时，杜鲁门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中国方面派部队加入了战争。中国志愿军在１０月１５日前后，以夜间行军和巧妙的欺骗战术完成了大兵团的战略转移，秘密地越过北朝鲜山区，到１１月时，大部队已经出现在联合国军面前。杜鲁门曾经考虑过停止美国军队的行动，但麦克阿瑟低估了对手的战斗力，认为美军一定会取胜。战争继续进行。
第四部分 朝鲜战争(3)
在中国军队参加作战后，美国国内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第２步兵师的中士约翰?惠勒对此非常失望，在给得克萨斯的父亲写信时，他强调了自己对在朝鲜作战的信念和对共产党的反感。和其他很多士兵一样，他也认为二战后，杜鲁门总统对军队的要求比较过分。亲爱的爸爸：抱歉拖到现在才写信，一星期里我有７天都在忙。从早晨到晚上，有时要到晚上１１点以后。真高兴能在生日那天收到你的信。我必须承认，还有好多我可能会去的地方，很多我再也不会见面的朋友都到了别的地方，我现在所在的地方要比他们那里好得多。爸爸，我不得不说，我不喜欢你对杜鲁门和他的政权的评价。而且，他的观点和举措大概代表了大多数心慈手软的美国人的态度，他们不愿意放弃舒适的生活，去支持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来保证和平与自由，他们认为和平与自由都是理所当然。只有那些到过国外的人才会明白和平与自由的含义……我想能尽快结束战斗离开军队，但我要履行我所说的责任。我不愿错过这样的机会。美国人应做好准备，在未来的几年里，自由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艰难争斗将持续下去。我认为它们无法并存，最后总有一方会被消灭。我也不想做这样的悲观主义者，但这里的每个人都有类似的想法。……我们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发现了很多尸体，有的是被枪打死的，有的是被刺刀刺死的……你读到过有关的报道吗？但也可能报纸不敢印这样的材料，怕会引起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等组织的不满。这个组织真该被取缔。那些人精力旺盛，应该把多余的能量用来给受伤的战士献点血，而不是号召取消我们的啤酒供应。好了，爸爸，我现在想到的就是这些。我觉得国内的人真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的态度。希望下次过生日时我已经回到家里了。保重。约翰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５日中国志愿军出没无常，１９５０年１１月中旬，志愿军似乎已撤回北朝鲜的山中。中国发出的“警告”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几个国家提出结束在朝鲜的战斗，将朝鲜北方省份设为安全区，以平息中国人的愤怒。但麦克阿瑟不同意。他认为，“放弃北朝鲜的任何部分，都意味着自由世界的失败。”１１月２４日，他发出了向北朝鲜最北端进行大规模进攻的命令，并对胜利充满自信，乐观地认为美国军队“在圣诞节时就可以回家”。中国军队再次反击，大军开进北朝鲜。约翰?惠勒在写下上面的信的三个月后，和敌人正面交火，并两次受伤，几乎丧生。他被送到日本的医院进行短暂的康复治疗。他在５月８日写给父亲的信中讲述了发生的事情，并表示，受过这样重的伤后，再想到朝鲜他就觉得心惊。亲爱的爸爸：我改换了寄信地址，这可能会让你觉得吃惊。我也有同感。原谅我这么长时间没有写信。两星期前，我还不知道自己会被人送到哪里去。我本应被送回国做右耳的外科手术的，但中国人开始了大规模进攻。所以我现在还在这里。我右耳鼓膜被穿透了，现在我的听力还没有恢复，而且估计很难再恢复了。不过我所说的手术很快就可以进行。我到了这地方，更觉得那些从没有经历过炮火或者从没见过死亡的家伙，那些躲在后方梯队的人是多么愚蠢和自私。我对他们的愚蠢和懦弱只有厌恶，我宁愿被中国人打死，也不愿意与他们为伍。我们团队现在不在前线，我是后备排的中士，在我们团重新投入战斗以前我可能会被重新安置，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我想我不会再被派到前线上。估计过几个月我就可以回家了。我们排里的人看到我回去都特别高兴，他们还以为我已经死了，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以为见到了鬼魂。记得我那天被击中了两次。第一次子弹从我的右太阳穴擦过，穿过右耳和后脑外侧，虽然没有一路射进我的脑袋，但擦伤了后脑勺留下了一块很大的疤，还在耳朵上留下了一个洞。幸好子弹没有射进脑袋，否则我就会比原本设想的早一些回家了，只不过那会是躺在松木盒子里的我。之后我在去救护站时又被打中了，后来我才明白那是迫击炮炮弹的弹片。当天和第二天，我们连队损失了一半人。我发现那个一开始就和我不对付的家伙也已经去见祖先了。我们团在上阵时我可能会被编入后备师中。我如果留下，可能会被晋升为军士长。但我的耳朵这个样子，估计不等下命令我就先趴下了。所以我想至少这次战争里我不会再参加战斗了。目前的情况就这样，有新的消息后我立刻给你们写信。还有，我发现乔治?斯维奇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健康。我给他写了封长信。死的原来是一个和他同名字的人。我一开始就不信他会死。我过几天就再给家里写信。儿子约翰难以置信的是，仅仅一个星期后，约翰?惠勒就又被送上了战场。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８日，他被中国部队俘虏。之后的两年半里，他的父亲再也没有他的消息。１９５３年９月底，惠勒先生收到了一封打字机打印的信，信是约翰的一个朋友，戈登?麦得森军士长写来的。约翰被俘后他们曾在一起。
第四部分 朝鲜战争(4)
亲爱的惠勒先生：我借此机会写信告诉您您儿子的具体情况，我和他是好朋友，曾经一起度过人生中最黯淡的一些日子。约翰和我是在同一天被俘的，不过不在同一个地方。在我们的营队后撤时我负责掩护，并保护伤员安全撤离。执行这一任务时，我们一些人被敌人包围了。我们人少，弹药也不多，但还是坚持了一个半小时，打退了敌人３次进攻，保证了营队的安全撤退。我是军士长，是营里的向导，我带着我们弹药库和补给库的地图，还有全营的人员名单、武器统计。我不能让敌人得到这些材料，所以我决定隐瞒自己的身份，直到能有机会毁掉这些材料。几天后我成功地毁掉了它们，同时决定就把我的身份隐瞒到底。被俘第二天，我们被带到一个战俘营，在那里我遇见了您的儿子，约翰?惠勒中士。我们在那里被关押了两天，之后沿前线从一个地方被送到另一个地方。我觉得他们是在用我们来鼓舞士气，他们让我们走来走去，就是为了向士兵们表明，美国人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一样会被打死，会被俘虏。我们吃的东西很差，一天能吃到两顿饭，是磨碎的小米和小麦，或者一小碗米饭，或者是高粱米。我们只有走到溪流边或者水稻田边，才能有水喝。疾病和肮脏的环境在这里变得很正常。谈不上任何卫生条件，我们身上都长了虱子和各种寄生虫。很快就有人倒下了。中国人把我们每１１个人编成一个小队，您儿子是第一队的队长，我是第九队的队长。６月１３日，我们到了一个休息站，要在那里停留几天。在这里人们把您儿子和我同其他战俘分开。我想是因为，他们知道了我上过几年大学，也知道您儿子的英语讲得非常好。我们被带到山里很远的地方，那里朝鲜人的房子很少，甚至没有大路，只有羊肠小路。他们把我们留在这个指挥部，让我们帮他们学英语。附近的中国部队的人时常到我们这里来，和我们谈话，问我们各种问题，比如我们家庭的情况、美国的情况、我们在军队里的情况。约翰和我面对大约２００名中国人。我们和中国普通士兵一起吃饭，他们的任务是保证一条运输线的安全（大约１５英里），把大米或高粱运到部队。由于我们总要走山路，总走在石头和岩石上，我们的靴子很快就被磨坏了。约翰穿的是１２号军靴，中国人给他胶鞋穿，却发现没有他那么大号码的鞋。我穿的是８号军靴，所以他们给我找了双我能穿的运动鞋。之后整个７月我们都在警卫的看守下扛木头，挖工事。我们都很虚弱，我这时的体重不到１００磅，约翰也不到１１５磅。但他们还是让我们干活，说不干活就没有饭吃。他们有枪，我们没办法。在干这些重体力活时，约翰还染上了一种皮肤病。他的手背、鼻子、耳朵后的皮肤都变成了深褐色，皮肤下会流出黄色的液体。我们都分到了一小管硫磺药膏，的确能起作用，但我们的药很快就用完了。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给他。他们怕被传染，让我们吃饭时和他们分开。１９５１年８月６日，中国人和我们说，他们要把约翰带走。他们说有个地方有不少美国士兵，有很好的中国医生和药品。约翰和我在一起这么久以后已经成了好朋友，我们经常谈起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我已经很熟悉您和他妹妹，感觉你们就像我自己的亲人一样。我认为约翰会希望我这样坦诚地给您写信，告诉您一些细节。您和您的家人也应该知道这些。我发自内心地为您感到难过，约翰是我最好的朋友，是一个人能交到的最好朋友。这样，８月６日，约翰在３名警卫的押送下离开了我。３天后，警卫们回来了，说已经把约翰安全地送到了那个战俘营，他立刻被送进了医院。约翰离开时把他最珍贵的东西留给了我。我被俘时身上没有《圣经》，他把自己的留给了我。他觉得，我以后要独自留在这些中国人中间，没有人可以交谈，没有什么会让我怀想起我们伟大的国家，因此我更需要这本《圣经》。我非常感动，他和警卫们离开时，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当他的身影消失在山后，我不再压抑自己的感受，我忍不住哭了，因为我不得不与这样好的朋友分离。我感觉好像失去了一生的伴侣。我独自留在这些人中间，一直到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１日，我也被送到了约翰曾被送到的战俘营。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但由于附近有矿，所以都把这里叫做矿坑营。战俘都已经被送到后方，我们在这里的人很少。又来了一批新的战俘，我们都被装上卡车，送到后方。我在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８日被送到苍松１号战俘营。约翰应该是在８月８日被送到矿坑营的，苍松战俘营里的很多人当时都还在矿坑营。我到处询问，有没有人听说过或者见过约翰。但他们告诉我，那里所谓的医院不过是死亡之屋。被送去的人中也许１００个能有一个活着的。有人记得，那天似乎有个叫惠勒的被送到战俘营，然后立刻就被送进了那个医院，没多久就死了。现在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我觉得这很可能是真的，因为几百名美军士兵被埋葬在矿坑营。只要多一点食物，多一点药品，他们很可能仍然活着，并将回到家人身旁……我仍然带着约翰的《圣经》，我想把它寄给您作为纪念。我已经读过很多遍，它给我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和力量。但作为他的亲人，您比我更有权利拥有它。所以如果您愿意给我回信，我想把它寄给您。我把它保存得很好，平时一直把它包起来，以免被损坏。
第四部分 朝鲜战争(5)
惠勒先生，非常抱歉，我不能告诉您更好的消息。但我觉得您会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再一次向您与您女儿表示我的难过与哀伤，您所损失的没有人能弥补，我祈愿上帝会赋予您力量，帮助您度过这悲痛的时候。您永远的朋友戈登?麦得森三等兵鲍伯?哈蒙德从大阪部队医院写信给父亲，叙述在长津水库的激烈战斗。“我想你们大概已经收到了一封电报，通知你们说，我在战斗中负伤了，”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７日，鲍伯?哈蒙德、长津水库战役的生还者，在给内华达的家人写信时这样说，“你们别担心……我只是被子弹打伤了一点，手脚有些冻伤。感谢上帝，我已经很幸运了。我要带着膝盖里的子弹跑３英里的路，我手好些后再给你们详细讲。”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底１２月初，麦克阿瑟“圣诞回家”的梦想被中国志愿军粉碎了。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交战发生在长津湖水库，周围则是北朝鲜那狂风呼啸的冰封的群山。第１０军团军团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对手下冻得哆嗦的士兵喊着：“别让那些中国人阻挡住前进的步伐，我们要一直打到鸭绿江去。”但是当气温突降到零下３０摄氏度以下时，陆战队第一师的１５０００名士兵和第７步兵师的３２００人发现他们被１０万中国军队包围。战斗非常残酷。１７岁的三等兵哈蒙德负伤后写给家人一封短信报告平安。两星期后，他手的冻伤好了一些，于是给家里写了下面的信。亲爱的爸爸：我收到了你的信，还有乔伊斯、乔治、祖母以及家里其他人寄来的圣诞贺卡。我很喜欢那张题为“哈蒙德之家”的贺卡，也很喜欢你写的诗。爸爸，你让我告诉你发生过的事情。你知道，我是１０５炮兵群的炮手，属于第７师５７炮兵营。我们通常都在前线后面几英里的地方。我们曾经遭到迫击炮攻击，曾经干掉５辆坦克和几百个我们见不到面的敌人。但刚经历过的事情我过去从来没想到过。即或是二战的老兵也要承认，这是他们所经历过的最糟糕的战斗。１１月２７日，我们进入了新阵地。那晚一切都很安静，直到凌晨两点，地狱降临到人间。他们向步兵发起冲锋，冲过他们的阵线，打到炮兵阵地。炮兵Ａ连有一半的人受伤，４人死亡。到黎明时，大约有几百人在攻击我们３０人。剩余的人都撤到了半英里外的Ｂ连那里。我们拼命跑。天非常冷，我的脚冻木了，我摔倒了。３颗子弹打在我身旁一码的地方。我跳起来，开枪打死了一个人，然后接着向Ｂ连跑。５小时后我们又回来夺回阵地。激战进行了３个昼夜，双方伤亡都很大。我们人数占劣势，以一敌十。我们被敌人包围，大约有２００多人受伤。我看着我的一个好伙伴因伤势过重又无法治疗而死去。我哭了。我觉得非常无助。１２月１日，我们接到命令，杀出去和八英里外的陆战师会合。我们有大约３０辆卡车装伤员。我们走了大约两英里，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膝盖，打进了我的骨头。我上了救护车，上面有１６个人。我们行进得很慢，过了几个路障，很快天就黑了。他们把我们四面围住，开始攻击我们。我们的司机被打死了，卡车翻到了沟里。机关枪射穿了救护车，打死了坐在我对面的一个老兵和一个尉官，他跌到我身上，我推开他，想打开救护车的后门。门被闩住了，但几分钟后我撬开了车门，下了车。我的腿疼得厉害，但我爬到一条沟里，然后起来开始跑。我跑了三四英里后开始慢慢往前走。还有１８个老兵和我一起走。我们沿着路走了很长时间，然后进了山，我们在那里一直到天亮。接着我们又翻过几座山，直到看到陆战第１师的人。我一下子流出了眼泪，我知道我们安全了。我的裤子被撕开了，我看到我的腿上糊满了血。那时我已经走不动了，两个士兵出来把我架到了屋里。伤员被送上一架飞机，送到日本的一个医院。我在那里呆了两天，之后坐火车到大阪的部队医院，我现在就在这里。头一个星期里我只能躺着，但很快我就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现在他们又让我躺在床上，进行牵引治疗，使我的腿能伸直。不过我现在很好，感觉也很好。别担心我。我给你们寄去一张我在这里的照片，还有一张炮兵的照片。最左边的那个人所做的也就是我做的工作。大炮另一边那个双手合十的人刚刚开过炮。中间的那个人刚刚把炮弹上膛。对了，我在银行里有多少存款？应该有１５０美元，对不对？我有机会就会再存６５美元。好了，你们保重，新年快乐！儿子鲍伯又及：我们本来有１４００人，现在只有４００人回来。一个连有１８０人，我们现在只剩下４２个，其中３２人是伤员。哈蒙德所说的陆战队第１师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顽强作战。战后，有记者询问陆战队为什么撤退时，该师的指挥官奥利弗?史密斯少将说出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先生，我们不是在撤退，我们只是在向不同的方向进攻。”陆战队退到兴南准备进一步撤离，至此中国军队估计损失了近４万人。联合国军于１９５０年１２月中旬从北朝鲜撤出，不仅失去了在北朝鲜夺取的土地，而且眼看着共军开始向南朝鲜挺进，再次形成攻势。
第四部分 朝鲜战争(6)
当人们怀疑他是否应该继续统领联合国军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给卡洛斯?罗姆劳的信中为自己进行辩护。１９５０年６月，北朝鲜军队入侵南朝鲜时，麦克阿瑟曾说：“如果华盛顿方面不阻碍我的话，我一只手缚在身后也完全可以对付他们。”这位已经７０岁的五星上将仍未失去他的冒险精神。９月１５日的仁川登陆更提高了他作为一名无畏的将领的声誉。但是，到１９５０年圣诞节时，麦克阿瑟头上的光环开始褪色。他先是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使杜鲁门总统相信中国方面不会派兵参战，之后又低估了对手的巨大实力。麦克阿瑟有心直接打击中国，甚至是使用核武器，他责怪华盛顿，尤其是杜鲁门总统对该计划的反对，并认为这种有限战争是“军事史上没有先例的阻碍”。杜鲁门为避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对麦克阿瑟的言辞感到非常恼火。在政治与外交界，人们对麦克阿瑟的不满与日俱增，但在军队中，这位个性坚强、充满热情的将军仍然有他的支持者。他的旧友、菲律宾外长卡洛斯?罗姆劳给他写来一封鼓励的信，他写了下面的回函。亲爱的卡洛斯：您好。非常感谢您１４日写来的信，感谢您的鼓励和真诚。当我们对朝鲜共和国进行军事援助时，就已存在着中国军方出动，反对联合国军的危险。我们所冒的这一风险从行动之初即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在我们头顶。我意识到我们惟一的出路在于速战速决。现在进行反思，我们可以看出，早在北朝鲜于６月２５日军事入侵南朝鲜之前，中国当局就已做了决定。而我们不论采取什么行动，对其决定都没有多少影响。现在对我的谩骂战的起因就是，我没有预料到红色中国会加入战争。在仁川登陆之前，我就收到来自各方的可靠消息，警告我说一场谩骂战正在酝酿之中。仁川登陆的成功使之未能成形，但是中国的行动导致了形势的变化，这新的形势正是这场谩骂战复苏并成为现实的绝好时机。对这一问题做出的平静判断最终会占上风，人们最终会理解，从最初我们就是被迫出牌。对方的战略本身警告我们：所有政治决定和军事准备都是为了一次强大得足以将无防备的对手击溃的出击。中国人未能达到这一关键目的，但他们在最后时刻的介入的确妨碍了我们为完成使命而付出的努力。有人颠倒事实，使公众认为中国共产党乃因我们出战才加入战争，这样的中伤令人愤慨。挑起是非的主要势力自然是共产党及其盟友，但那些如此痴心于欧洲的安全，宁愿牺牲亚洲而不愿看到欧洲对之进行援助的人，却成了他们最得力的帮手。我的观点当然众所周知。我认为，如果美国的力量可以帮助保证它们的安全，欧洲或者亚洲就都不该被放弃。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必须将之纳入全球范围来考虑。欧洲迷们不明白，亚洲是共产主义势力的试验田，如果亚洲整个陷落，那么不论有无美国的支持，欧洲都不会有一点机会。他们这些人努力颠覆公众对我的信任，认为我的思想与行为需要重新找到平衡，通过这样盲目愚蠢的行为，他们正在帮欧洲的倒忙，并播下了可能导致最终毁灭的种子。要想达到全球和平，亚洲必须和欧洲一样得到自由。我通过新闻得知，您即将回到马尼拉。公众有了您，真是一大幸运。我知道，在这多事的年代里，自由世界将一直需要您睿智而无畏的见地。致以我最诚挚的问候。您忠诚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２６日１９５１年１月１日，就在麦克阿瑟写信给卡洛斯的６天后，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再次越过三八线，士气已经低落的美军士兵节节撤退。一星期前，美国地面部队总指挥沃顿?沃克中将视察部队时，吉普车在结冰的道路上与另一联合国车辆相撞，沃克不幸身亡。接替他职位的李奇微中将发起反攻。到１９５１年３月，联合国军又全线打回到三八线。双方形成暂时的对峙局面时，杜鲁门总统准备进行和谈。华盛顿方面警告麦克阿瑟将军，对外讲话时要慎重，不要随意发表涉及外交政策的言论，但他还是在３月２４日离开东京视察前线之前发表声明，勒令中共投降，否则将冒本土毁灭之险。杜鲁门认为，麦克阿瑟有意或无意之中影响了争端的早日解决。之后麦克阿瑟又有若干言论，杜鲁门再无法容忍，不得不做出决断。他在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０日写给麦克阿瑟的通知中说：“非常抱歉，作为美国总统与美国军队的统领，我不得不撤除您最高指挥官的职务。对您下达命令的同时我将向公众陈述解除您的指挥权的理由。”他对公众声明：考虑到美国宪法所赋予我的责任和联合国加诸于我的责任，我做出决定，必须撤换在远东地区的指挥官。现在我宣布免除麦克阿瑟将军的所有指挥权，并由李奇微将军继任他的职务。在宪法规定的自由和民主下，全面而积极地对国家政策进行探讨必不可少。但是，军中将领必须受到由我们的宪法和法规生成的政策和方针的制约……麦克阿瑟认为等待他的会是美国人的冷漠甚至敌意，他让助手做出安排，在晚上回到加利福尼亚。他说：“我们要在大家都吃饭或看电影时，在黑暗中悄悄溜进旧金山。”但是迎接他的是５０万欢欣的崇拜者，而且全国各地有无数人在举行抛投纸带欢迎英雄归来的仪式。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９日，他在国会进行最后一次演讲。在演讲的结尾，他这样说：
第四部分 朝鲜战争(7)
“我就要结束我５２年的戎马生涯。我在参加陆军时便实现了我孩童时代的希望和梦想。自从我在西点军校宣誓以来，世界已几度变迁，我的希望和梦想在那以后变得黯淡。但我仍记得那时军营中一首流行的歌谣，歌中自豪地唱道：‘老兵们不会死去，他们只是悄悄地消逝。’现在，像歌中唱的老兵一样，我的军人生涯就要结束，我就要作为一名在上帝指引下尽心尽力忠于职守的老兵，悄悄地隐退。再见。”由于撤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公众和很多政界人士也对杜鲁门表示不满。据说，杜鲁门对这一告别演说的反应是，“这不过是一堆……”参议院听证会对麦克阿瑟解职一事进行调查后，朝鲜战争继续进行。一名年轻军官感觉受到了冷落，请求妻子多给他写信，并且等他回家；一名１９岁的战士在心上人与他人相爱后对她做出答复。“今天送来了很多信件，但还是没有我的信。我真很忧伤，很失落。”一名２４岁的军官在１９５１年１月２０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没有收到一封国内写来的信，大家都因此嘲笑我。我一开始并不在乎别人取笑，但现在我也有点受到伤害了。日夜在这里挨饿受冻，不能睡觉，这已经够糟糕的，但和家里完全失去联系才是让人无法承受。”１９５１年１月，很多在朝鲜作战的美国士兵已经离开家乡半年了，他们开始担心自己的爱人是否仍然爱他们。尽管这个孤独的军官开始收到家里的信，他仍然担心自己会被忽视，甚至担心更糟的情况。亲爱的：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我收到了你１月８日写来的信，能收到你的信真是太高兴了。那是我离开美国以后收到的第一封信。我这封信不可能写得太长。我在临时军营中借着一点微弱的火光给你写信，而营火很快就要熄灭了。别担心我。我很好。希望你在家里做的事都是为我们好，如果不是，请你现在就告诉我，要是我回到家里再听说什么，你知道会怎样。我们这里很多人的妻子都出了点麻烦，很长时间没有你的消息，我也开始忧虑。所以你最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许我再也不可能回家了，这里的情况不太好。但如果我能回家，你最好对我公平些，如果有什么该告诉我的，你最好现在就讲出来。你在信的头一页里就说，你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你最好想一想要说什么再写信。我大概是这里惟一一个收不到信件的傻瓜。我们身后有大约３万的敌人，情况不妙。我要去前线观察，或许就在明天（就是发现敌人后向他们直接开火）。所以现在我就要到我的位置上，你要是在家里真做了什么，最好就希望我活不过这几个星期。我爱你，你意识不到我爱你有多深。我永远爱你。过了今夜，我可能要有一段时间无法给你写信。请你爱我，并为我祈祷吧，虽然未必值得。再见我亲爱的。我爱你。这名军官在战争结束后回到了妻子身旁，之后两人生活得很幸福。但很多人并没有这样幸运。第２５步兵师第３４野战炮兵营中一名１９岁的炮手在１９５２年６月１４日收到了女友的一封绝情信。他伤心欲绝，写了下面的回信。亲爱的：在今天早晨送来的邮件中我接到了你的最后一封信。我把它捧在手里有一分钟。一个声音在告诉我，“就是它了，就是这封信。”没错，我知道这样一封信迟早会寄来的。从你上几封信的口气里我就已经有了预感。我们太了解对方了，你难道忘记了吗？你试着“让我轻松”。也许这能给你带来些慰藉，你做得非常好。但是，我们不愿意让事情如此轻松，不是吗？你问我能不能理解你。我能。我从没有说过我是这地球上最伟大的人。是你说的，我只有同意。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提到其他地方，你并没有说你准备在哪个星球上生活，是这个星球还是他的星球。总之就是，他在那儿，我在这儿。你叫我“保重”，“照顾好自己”。我简直都要笑出声了。我们都不想看到我受伤害，不是吗？没必要担心我。我向你保证，我会很好。你现在有其他事情要牵挂了，有其他的希望，其他的愿望，有你的梦想，有你要过的生活。我希望你一切都会好。现在呢？现在我要做我必须要做的。我别无选择。但是怎么做呢？我是不是该聪明地说“希望你的麻烦都算不上什么？”或者我应该把这当做一场乒乓球比赛？这样说怎么样？“我已尽力而为，只是做得不够好，取胜的是最优秀的人。”我是不是应该说，“要是你需要个朋友……”不论怎么说，都是未来的事情。而在那座山的后面有５０万北朝鲜和中国的军队，他们决心不给我以未来。在这里你的过去就是你上一秒钟的呼吸，而现在就是你此时此刻的呼吸，未来则是下一秒钟的呼吸。你无法做太多承诺。我又能剩下什么？别了。利昂两天后，利昂突然只身冲向中国人的机关枪群。他立刻倒在了密集的子弹下。二战老兵、上士乔?萨马克在出发去朝鲜前向妻子伯比说再见；乔在信中告诉妻子，自己在砥平里战役中幸存；
第四部分 朝鲜战争(8)
目睹了两名朝鲜儿童不幸死去后，乔请妻子好好照顾他们的两个女孩。朝鲜战争爆发时，曾在二战中有过出色表现的退伍军人，２４岁的乔?萨马克正在堪萨斯的一所航空管理学校读书。他曾经随１１空降师参加进占菲律宾的战斗，无意再去作战。但是他在堪萨斯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张照片，上面一个亚洲人将手枪对准跪在地上，被蒙住双眼的美国士兵的头部射击。盛怒之下，他立刻报名入伍。在得克萨斯接受了短时间的训练后，１９５０年秋天，他把妻子伯比和两个小女儿留在了阿拉巴马。大女儿叫格雷西，三岁，小女儿叫托尼，只有一岁。在他即将再一次经过旧金山的金门大桥，乘船开往亚洲时，１１月２０日，他给妻子写了下面的信。伯比，我亲爱的：明天中午我就要上路了。我现在非常孤独。我要离开你很远，这对你是一种伤害，但亲爱的，我不会离开很久，之后再也不会有这种满世界跑的事情发生了。亲爱的，答应我，好好照顾我们的两个小宝贝，别让她们把我忘了。亲爱的，别担心我，我可不想做个死去的英雄！同时我也觉得，在朝鲜的中国人没有谁能给我带来太多麻烦。我们这次有很好的装备，我也能熟练地使用它们。别太担心了，要常给我写信。还有，每天晚上做一下祷告，也让格雷西做祷告，同时替托尼祷告。亲爱的，我永远爱你，全心全意。你也要爱我，好不好？我只想要你的爱。好了，我要去把东西收拾好。晚安，亲爱的。我到了加州，星期一或星期二就给你写信。我爱你，我非常爱你，伯比，我会永远爱你。乔伊“昨晚本想写信，但墨水在钢笔里冻住了。”１９５０年圣诞节前两天，在仁川东南１００英里处的一所废弃的小学里，上士萨马克给伯比写信时说。萨马克一到朝鲜，就和第２步兵师一起作战。他很快就体验到朝鲜的严冬是多么难熬。“亲爱的，这里的确很艰苦。很长时间里我都是又冷又饿，几乎有些习惯了。我离开美国后就没再收到你的信，不过送到我们这里的信件也不多。伯比，别听别人的假话，我们在这里的确失去了很多战士，数以千计。”大约两个月后，作为附属一个法国营的前线观察员和３７野战炮兵营的联络军士，萨马克在砥平里充分体验到这次战争的残酷。１９５１年２月１２日，中国和北朝鲜的４个师对砥平里进行轰炸，发动了持续５天的攻势。联合国军部队虽然得到空投的食物和弹药补给，弹药仍然严重短缺，一度展开白刃格斗。联合国军缺少弹药，并有几千人伤亡，但最终打退了志愿军的围攻。在一封２月２２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萨马克对所经历的战斗进行了记录。亲爱的伯比：抱歉没写信给你。我一直没办法给你写信。你要是听新闻，或许会听到法国和美国的战士在砥平里遭到围困的消息。而我就是那些战士中的一个。这是一场持续了五天五夜的噩梦。我们被彻底包围起来，没有吃的，弹药很少。中国人有４个师对付我们，最后两夜他们突破了我们的防线，我们在街头，在房屋的废墟中和敌人面对面搏斗。伯比，我还能活着，你不知道这有多幸运。他们冲到我在的屋子里时我正在接线台，我吓坏了，一开始几乎呆住了。他们杀了我的同伴约翰，我回过神来。我说不清后来都发生了什么，但到太阳升起来时，中国人已经撤回山里，留下了几百个死伤的人躺在地上。我们大约有２００个美国人被杀，受伤的有几百人。我不太清楚法国人的情况。我们营长、军士长、３个通信兵，还有其他几个伙伴战死或受伤。好几次我以为要轮到我了。但我很幸运。我现在仍然和法国人一起在原州地区。我希望一切早日结束。我爱你，我必须回到家里回到你身边。亲爱的，我现在还没事，我想这里会暂时平静一段时间。给我写信，别忘了我爱你，我想你。替我吻我们的宝贝儿。我爱你。乔伊上士萨马克在砥平里一战中的勇敢表现使他被授予银星奖章和法国十字勋章，成为获此荣誉的美国人中的一个。１９５１年初，当联合国军推进到三八线时，萨马克经历了一次次战斗。他在２月２９日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我又有几次和死亡如此接近，但我还是很幸运。我看到我最好的朋友被炸得粉身碎骨，我距离那个再也没机会走路的人不到一英尺远。那时我正想起你，并在想，你是否也会想起我。”萨马克经常表现出对伯比与孩子的担忧。３月１日，他问伯比家里是否一切都好。和他的伙伴一样，他经常在信中把这次战争戏称为“警务行动”，这也是美国当局与联合国的用语。由于宪法的限制，杜鲁门总统不曾要求国会正式宣战。亲爱的伯比：我今天收到了你的信和生日卡。真是太高兴了。但你告诉我托尼和格雷西都不太舒服。我很担心，但我也知道你在尽心照顾我们的孩子。告诉我你的钱够不够用，你还需要什么？我们一直在前进，没有太多麻烦，但是中国人似乎正在集结部队，准备进行一次规模更大的最后攻击。这不太妙，但我知道会是这样的。“警务行动”中这最大规模的攻击之后，如果中国人不能取胜，我想他们就会被干掉的。我想这会是一场血腥的混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