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朝鲜战争(17)
尊敬的泽马教父：感谢您写信给我，对我给伊丽莎白?格利?弗林送消息一事进行询问。我早就应该意识到，我们做事必须小心谨慎，但和共产党人的这次接触才使我明白这点。下面我告诉您事情的经过。我见到弗林夫人是在大约４０年前，她和一些主张在矿工与其他工人中成立工会的人在一起。当时我想了解劳工问题、罢工的情况和相关的历史。我和这些人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她参加了讨论。那之后我和她没什么交往，也不曾通信，只是几年以前在她儿子去世后写信慰问。我从１９２４年加入盲人基金会以来，一直为所有被黑暗放逐的人奔忙，几乎没有多少时间顾及其他事情。今年６月，弗林夫人的姐姐写信给我说，弗林在监狱中，而且生了病。我和她姐姐从未有任何联系。不久，弗林夫人的一位朋友请我为弗林的６５岁生日写几句什么。此前我也未听说过她这位朋友。但我在很久以前就看到，弗林为那些在经济生活中受到压制、伤痕累累的人争取权利。我无法做一个伪善的人，我没有理由拒绝对她进行友好的问候。当时，我想到的只是弗林所做的努力，而并没有想到她是在为共产党服务。４０年前，当我遇到弗林时，或许她已经是共产党员，或者和共产党有密切联系。但请您相信，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同时向您保证，任何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的计划、目标与阴谋，在我的灵魂中都不会引起一点回应。有人请求我为弗林夫人说几句话时，我没有认真思考而任由我的情感居于理智之上。这给我的朋友，给盲人的朋友带来了麻烦，我对此深感不安。您真挚的海伦?凯勒１９５５年９月１５日上尉杰克?斯威尼给女友毕比?马修森写信，告诉她一次“越洋”电话造成了什么结果；斯威尼安慰毕比说，即或他在执行任务时死去，他也是曾经生活过的人中“最幸运的一个”。２０世纪５０到７０年代，几千名美国飞行员执行秘密任务，探测苏联雷达和电子防御系统的漏洞，对苏联与其他敌对国家的军事基地、导弹发射井等设施进行拍摄。１９５６年，曾参加过二战和朝鲜战争的海军军官杰克?斯威尼在大西洋沿美国东海岸搜寻苏联潜水艇。１０年前，为了维护二战后亚洲的局势稳定，他曾被派驻到塞班岛和中国。“我终于明白我爱上了你，我真幸福，”在给女友毕比?马修森的信中他感慨道，“好多事情曾困扰我，但现在我全明白了。比如，为什么我每天总是想到你，晚上总是梦见你，为什么我如此渴望回国。”马修森和斯威尼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底相识，他们在一起只有１０天，随后斯威尼就被派到太平洋。之后的７个月里他们只在信中表达自己的感情。斯威尼写道：“我会如此思念一个我只认识了两星期的人，这真是难以置信。但我的确在思念你。”在他就要返回美国的一个月前，他迫不及待想听见马修森的声音，于是去给她打电话。但他发现，国际长途电话和他所想的完全不同。亲爱的毕比：斯威尼至马修森的令人感到困惑而可笑的越洋电话刚刚结束。我不知道我们都说了什么，但不管怎样对我都是个大打击。我的速记员和我在一起，把这一切都记了下来，作为一大新闻。据他所说，这就是我们的对话。接线员：请讲。杰克：喂，毕比吗？毕比：什么？杰克：毕比，是你吗？能听到吗？毕比：能。接线员：您还可以通话１分钟。杰克：头４分钟是怎么算的？毕比：你说什么？杰克：亲爱的，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姑娘，我爱你。毕比：啊？杰克：我说的是，你胖没胖些？接线员：什么？毕比：你怎么了？什么那件长毛衣？杰克：你说什么毛衣？毕比：啊？杰克：你生气了吗？毕比：当然。接线员：５分钟时间到。请和她说再见。杰克：啊？接线员：再见，毕比。（挂机）斯威尼，请支付７３４．２６美元。（交谈结束）除非真有什么大事，否则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一个越洋电话花上７３４．２６美元，哪怕电话是打给你的。我能听见你说话，但你好像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不管说什么，你都会要我再说一遍，而我说到第３遍时，就会觉得根本不该说。不过，总之我还是觉得很高兴，毕竟我又听到了你的声音。那是我曾度过的最短的５分钟。下次我会要１０分钟的通话时间。真希望能快些接到你的信，感觉就好像几个月没收到你的信了。寄上我全部的爱。杰克６月３日（星期一）１９４６年７月，斯威尼和马修森在科罗拉多州举行了婚礼。斯威尼进了麦斯维尔空军基地的空军军官学校，该基地在阿拉巴马的蒙哥马利，之后他被编入４９巡逻队。１９５６年，斯威尼和毕比带着他们的４个儿子住在百慕大空军基地。大儿子约翰７岁，小儿子丹只有１岁。斯威尼执行的巡逻任务危险性不大，但也时有意外发生。斯威尼安慰毕比，即或发生了意外，他的人生也已经因为她和４个孩子而充满意义。这封信日期不详，估计是在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初写下的。
第四部分 朝鲜战争(18)
致一个男人所能遇到的最好的妻子：亲爱的，我给你写这封信是因为，万一我突然离开这个世界，我不想将一些话留在心中。执行飞行任务的人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不走运，说不准哪一天就会睡到坟墓之中。我大概一直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我觉得，如果我能让你明白我的感受，你心里也会稍微好过一些。首先，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人最终总是要死的。想一想那些不幸夭折的婴儿和孩童，那些不幸过早死去的人，他们还未来得及体味到生活的美好就离开了世界，再想一想生活所给予我们的一切……即或我在写下这些之后立刻死去，我也仍然要说，我是曾经在这世间生活过的人中最幸运的一个。我的人生很充实，回首我曾有过的幸福，我可以看出我已经接受了太多生活的馈赠。说得再确切一些，我几乎已经做过所有我想做的事情，见过所有我想要见到的景象。我来过，生活过，相爱过。我当然很想看着孩子们长大，在他们长大后我们会拥有更多的欢乐。但你我对于如何培养孩子的意见基本一致，我相信孩子们跟你在一起也会很好。而我和你在过去几年里感受到的欢乐很多人一生都感受不到。如果你遇到适合做你丈夫的男人，不要因为无法抛下对我的回忆而错过他。当然，这样的人不容易遇见。但你是如此温柔贤惠的妻子和母亲，你不应为我守寡。人活着就应该享受生活。所以你要让那微笑回到你的脸上。用些化妆品，穿上件新衣服，让我看到你能开始新的生活。偶尔想想我就够了，不要总想着我，否则会影响你的生活的。只要你偶尔会想一想我，我就不会真的死去。我也会活在约翰、比尔、艾尔和丹的心中，我想那就是永生的含义。给你我永远的爱。杰克这封信居然真成了杰克?斯威尼的绝笔信。１１月９日，由于不明原因，他的飞机在大西洋上坠毁，他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他和毕比的第５个孩子此时尚未出世。第二年３月，他的女儿爱玛来到了世间。因间谍罪名被关押的阿尔杰?希斯在监狱中给儿子托尼写信，教导他怎样才会有真正的幸福；在写给作家詹姆斯?罗蒂的信中，惠特克?钱伯斯回忆１２年前的“希斯－钱伯斯案件”。１９４８年８月３日，《时代》杂志编辑惠特克?钱伯斯向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承认，自己在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８年间是共产党人。更惊人的是，他声称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是他的同伙，一起在华盛顿为共产党从事间谍活动。希斯立即对此予以否定，说他从不曾见过钱伯斯此人。后来当人们确知他和钱伯斯有交往时，他解释说，１５年前他和钱伯斯相识时，对方用的是乔治?克罗斯利的名字，之后他们从未见过面。希斯相貌英俊谈吐优雅，给人留下的印象很好，就连调查委员会都曾考虑撤消对他的指控。但是一名３５岁的国会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坚持进一步调查，最后希斯和钱伯斯当面对质。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初，钱伯斯呈交了一份从希斯那里得到的国务院文件缩微胶片，胶片一直被他藏在自己农场的一个空心南瓜里。获得这一证据后，美国联邦大陪审团以伪证罪指控希斯。他从１９５１年３月２２日开始服刑，在监狱里度过了三年零８个月。期间人们只允许他一星期写３封信，而且每封信只能写一页纸。他的信通常都是写给所有家庭成员的，也有时他会特意给儿子托尼写信。他入狱时托尼只有９岁。下面这封信写于１９５３年３月１０日。亲爱的托尼：该给你写封信了。真希望他们能让我们经常通信，那样我就可以有规律地给你写很长的信了，现在我给家里写的信远远说不尽我们想说的话。这封信要谈的是个严肃的问题，以后你我还会常谈到它。这就是，人怎样才会体味到真正的幸福——那种一直照耀生活，而不是转眼就消逝的幸福，那种在失望和悲伤的事情发生时也会存在的幸福。我不是说幸福的人没有悲伤，而是说一个人如果感到真正的幸福，即或是悲伤也不会使他的天空变得黯淡。这问题并不简单，它有多种回答的方式，我每次的回答可能都不太一样。你可以自己判断。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如果健康充实地成长，他自然会感到幸福。很多聪明人都懂得这简单的道理。给你打个比方，成人和孩子都像花蕾，如果一直健康生长就会开出花朵，花朵就是我们的幸福。或者可以把它比作小鸟的歌唱，那也是因为健康自然的生活。所以，如果一个人感到挥不去的悲伤、焦虑、烦躁甚至厌倦，那肯定有什么不对头。罗马人很早就知道这道理。奥里利厄斯大帝说，做恰当的事情，人就会幸福。古代中国人也知道这道理，他们说要达到身体的健康和内心的平和。但这里的关键词是“健康”、“充实”和“恰当”，问题因此才显得复杂。很多人都没能弄清楚这些，虽然他们聪明善良。只有那些最优秀最有智慧的人才会真正明白怎样才能幸福，比如佛陀，比如耶稣。他们明白，人如果只为了他自己就不可能生活得健康、充实、恰当，或者说不可能幸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这道理。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掌握这一道理已经不难。
第四部分 朝鲜战争(19)
你还记得理查德夫人吗？１９５０年夏天，她和安娜姨妈一起来我们家里坐了一小时。她是心理医生，她说她的幸福就在于“给他人打气”。一个人如果不这样帮助别人，也没有人来帮助他，那他就很难生活下去。我们国家现在处于非常时期。许多人都很困惑，或者很害怕，因此他们无法自然、幸福地去互相帮助。爱和帮助在人的生活中必不可少，没有了爱和帮助，人的生活就会扭曲。人们现在仍然有帮助别人的热情，但热情得不到自然的运用，就会变质，转化为仇恨或者痛苦。罗斯福总统在世时，曾鼓励大多数人表现出本性中的善良，他使人们的精神更加高昂。你知道，祝愿他人快乐，自己也会感到幸福。在罗斯福去世以后，人们有太多的迷惑，太多的爱转变成恨，因此我们这些知道怎样使人幸福的人应该做很多事情。只要还有人挨饿受冻，有人受病痛折磨，有人流落街头，人们就无法充分体验到人生的美好，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里的成员。我们这些人有吃有穿，身体健壮，生活在爱与富足中，我们很幸运，因此我们更应将友谊与欢乐倾注到他人的生活之中，更应彼此关心，这会给我们带来幸福。所以我想，你现在可以看看那本描写从前的波士顿的书，当时法官霍姆斯的年纪就和你现在一样大。他的朋友为了在我们这个国家废除奴隶制做过很大贡献。当时他们面对的混乱、恐惧与仇恨要比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严重得多，而他们从不曾失去信心。亲爱的托尼，爸爸爱你。祝你幸福。又及：今天“天文家俱乐部”在白天观察了金星，但愿你和妈妈在纽约的烟雾下也会看到它。我写信时太阳正西沉，光芒不很炫目，但很明亮。直到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去世时，阿尔杰?希斯一直保持沉默。他在信中很少提到惠特克?钱伯斯。钱伯斯在１９５２年出过一本很畅销的自传《证人》，希斯称这本书是精神有问题的人所写。该书的前言是钱伯斯写给孩子约翰与艾伦的信，谈到希斯－钱伯斯一案。他写道：“共产党人不相信上帝。这一案件本质上就是不同信仰的对阵，因此才引人注目。它涉及的只是个人，但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在两个清醒而坚定的人之间，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我们时代的两大不可调和的信仰发生了碰撞。”专栏作家詹姆斯?罗蒂曾以希斯和钱伯斯两人为素材写过一个剧本。１９６０年７月，钱伯斯在他离世前一年写给罗蒂的信中叙述了他和希斯之间的摩擦，以及此后人们对此事的误解。信中提到３０年代末期在苏联错误地遭到清洗的图卡柴夫斯基等人。信的最后一页已经散失。致詹姆斯?罗蒂：我接受了组织和韧带的治疗后，特意现在写信感谢您在剧本中对我友好的描写。这太不寻常了，我起初简直不敢相信，但我真很感激。对希斯案件的戏剧化处理具有无法回避的障碍，因为它至少在两个层面上是时代的缩影。首先，它具有历史意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误导了许多自由主义者，他们把阿尔杰想象成一个即将鼎盛的时代的领头人物，必须不计任何代价来保护这一时代的萌芽不受践踏，而代价有时是高昂的。实际上，当时人们认为时代即将发生急遽转变，多种不同的可能性正在酝酿之中，而希斯案件标志着这一切在时间上无法预测。大多数人对自己身在其中的历史并没有多少认识，因此过去的历史阶段是最容易被人遗忘的。儿子们可能不了解父辈经历的事件，他们认为上一代人不可思议。我的女儿在学校时曾问我：“爸爸，谁是墨索里尼？”我估计她也不会知道乔治?索列尔①是谁。虽然他的《暴力论》仍然摆在我们的书架上，但她不会知道墨索里尼曾读过这本书并受到影响，和那些报纸上成堆的怪异描写相比，读读这本书更有助于了解墨索里尼其人。我非常关注校园里长大的一代，对于墨索里尼，他们所知道的不过是个名字。上学期我经常听到校园里有人吹口哨，曲子是《马克之刀》。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这个曲子是共产党人写的，他们中间的一个老人曾经和这个共产党人相识，他们大概会很惊讶。当然，这个老人并不会告诉他们真相，尽管他觉得这些年轻人很有趣。这首３０年代的曲子重新流行，而人们却对它的背景一无所知，这很能说明两代人之间的鸿沟，也标志着一个历史时代的完全终结。布莱希特去世多久了？３年吧？但那些哼着《马克之刀》的人甚至没听过他的名字。而他写下了“在最血腥的年代里也仍然有善良的人”。现在阿尔杰和我都是辨证论者。不管分开我们的是思想和性格上什么样的差异，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相似的，我们的思维方式都是辨证的。发现阿尔杰仍然是斯大林主义者后，我清楚他会做什么。比如，人们一度认为他会自杀，但我从不曾这样认为。不是说他不可能自杀，毕竟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我们都知道他的耐力足以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不过我的理由是，我想到了阿尔杰怎么看待当时的情况和自己的角色。自杀不是一切。我可能会自杀，但他绝对不会。自杀意味着他对历史和现实、对自身意义的否定。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生活中最珍贵的就是我们自身的意义。正是因为在一个失落了意义的世界里重新发现了意义，才使我们成为共产党人。但是我们的意义就在我们积极而有目标的生命之中。我们不会牺牲生命，除非当我们的本质意义遇到了威胁，除了毁灭以外再没有什么来拯救这一意义，重构我们的现实和我们的真理。
第四部分 朝鲜战争(20)
走到这危险的一步的是我，不是他。对我来说，似乎除了自我毁灭，再没有什么能确定我和其他人的意义。阿尔杰清楚他的斗争在历史层面上的意义，清楚自己必须做的是什么。我也想到了这些，只是个人的理解不同。我们时代的历史似乎被简化成了由若干符号构成的等式。阿尔杰把符号的值解读成人类的希望、人类的救赎，等等，而我把同样的符号解读成人类的黑夜、人类的罪恶，等等。我们知道的是同样的等式，同样的数学原理，我们都是数学家，而多数旁观者只会简单的算术。所以公众对他和我的动机感到困惑。正因为此，拉尔夫?托莱达诺在最近写的《一代人的伤悼》说，美国人和公众都不知道希斯案件的内容。人们也不会知道，在一些可怕的关头，当我的勇气几乎无法承受时，我会告诉自己，“这种努力是为了图卡柴夫斯基和他的小女儿——在他被打死后几天，她自己上吊死了。她才６岁。这努力还是为了无数其他遭此厄运的人。”这样想并不是为了复仇，尽管复仇的思想有时会让人坚强一些。关键问题在于这些人被强大的力量打败了，我们要在这力量毁灭所有人之前将它战胜。您还记得布哈林①在法庭上所说的吗？“当你问自己‘如果必须死亡，我应为什么而死’时，你眼前会突然升起绝对漆黑的虚空；而当你对自己说，‘很好，假设你不会死，假设奇迹出现让你活下去，却把你和所有人完全隔绝，你是人民的敌人，没有人的地位，你失去了一切生活的意义，那你又是为了什么而生？’你会有同样的答案和感受。法官大人们，在这样的时候，个人的一切，一切敌意、骄傲等感受，都在坍塌消逝。”通过希斯一案，我可以说，我听到了布哈林被世界遗忘的话语，绝对漆黑的虚空并不存在，勇于斗争的人们仍然有斗争的可能。我过去就清楚这点，希斯也一样。我们都知道，斗争刚刚开始。它只是我们上一次谈话的继续。在距离这个时代冲突中心最远、对这斗争所知甚少的地方，希斯和我这样的两个人会在公众面前继续我们的斗争，历史上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难以置信。我们两个人都不想这样，我们每个人骨子里都不希望这样。但我们都在历史无限复杂的网中。我们在听证会上时我说：“他和我都陷入了一场历史悲剧。”我们都生错了时代。我属于已经结束的革命年代，他则是热月党的年代。您看，我现在已经不像在写信了，而像在流血。我这样是因为我感觉到您会重新回到这些历史事件上。那时我或许已经不在了。我的一些评论或许会对您有所帮助。我重复我开始所说的，希斯案件是历史的缩影，它反映的是根本的冲突。阿尔杰和我都是原型，因此才有了希斯案件。尽管他和我分属不同的派别，但如果他和我不曾成为革命的角斗士，如果我们不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不曾争斗，希斯一案就会成为另一场闹剧……（此信后面的内容丢失）在苏联上空被击落后，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从莫斯科写给家人的第一封信。１９６０年５月１日到苏联领空执行任务前几个小时，Ｕ－２间谍飞机飞行员弗朗西斯?鲍尔斯把一枚银币放进了他飞行服的口袋。这并非是希望自己有好运气。每个飞行员都发到了这样的硬币，上面都含有剧毒物质。一旦他们被捕，或者有被拷打的危险，他们可以自杀。这当然不是强制性的命令，而且中央情报局认为，这种影子飞机如果真被防空炮火击中，飞行员生存的可能微乎其微。飞机飞行在几千英尺的高空，处在苏联防御系统之外。他们连续４年拍摄重要的民用和军用设施，没有飞机失踪或者被击落——直到１９６０年５月１日。在苏联境内３０００英里处，一枚地对空导弹击中了鲍尔斯的飞机，飞机开始旋转。鲍尔斯跳伞后安全降落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田地里，被苏联人监禁起来。这一事件的发生很有戏剧性，因为两星期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即将在巴黎与赫鲁晓夫举行四国首脑会晤。美苏的关系本已缓和，因此事重又陷入紧张局面（会议虽然召开，但由于艾森豪威尔拒绝就Ｕ－２侦察机事件道歉，赫鲁晓夫退出会谈）。在被关押３个星期后，鲍尔斯获准给在肯塔基的父母和妻子芭芭拉写信。爸、妈，你们好：我获准给你们和芭芭拉写封信，我已经给芭芭拉写好了一封信。我真心希望你们现在什么都好，我很害怕你们会为我担心。妈妈，你一定好好照顾自己，相信我，他们对待我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我吃得很多，睡觉也很好。我还有很多书可以读，如果不下雨，我每天都可以出去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所以你们没必要太担心。爸爸，照顾好妈妈。别让她太操心了，因为那于事无补。我想你们知道我现在处境够糟的。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只知道他们会继续审问我，然后会对我进行宣判。我会因为间谍罪受到审判，他们给我读了法律条文，间谍会被判处７到１５年监禁，有些情况下则是死刑。我不知道我符合哪一种惩罚，那要由法庭来决定。或许我应该告诉你们，我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但我想你们会知道事实。我很难过，很抱歉。我带给你们这么大的痛苦和忧虑。
第四部分 朝鲜战争(21)
我刚被带到莫斯科时一点胃口也没有。我只会想着你们和芭芭拉，想到你们的难过和担忧。我真很难受。我从飞机上跳伞时，右胫骨受了点擦伤，眼睛青了，此外我很健康。一位女大夫给我的伤做了处理，现在我很好。５月２日他们带我在莫斯科转了转。我很喜欢这里，这是座美丽的城市，居民看起来都对自己的城市感到骄傲。听说报纸上登了好多有关我的消息。他们还说，有份报纸上登了篇文章，说爸爸您想得到准许来看我。他们说，如果美国允许，您可以到这里来看我。我想您还是等到审判结束，我知道结果时再做决定。我不想让您花费那么多到这里来看我，虽然我很想见到你。我给芭芭拉的信也是这样说的。替我向家里其他人问好，告诉他们我很好。我知道你们为我担心，但我不希望你们太担心。真的，他们对我很好，比我想的要好得多。你们可能以为我受过不好的待遇，但真的没有。天黑了，我该上床睡觉了。我盼望你们的来信。我在这里真有些孤单，虽然我的空闲时间基本都可以用来读书。我想念你们。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别太担心了。别忘了，我爱你们，我非常非常想念你们。但愿上帝保佑你们，让你们一切都好。儿子弗朗西斯１９６０年５月２６日写于莫斯科３１岁的弗朗西斯被判处１０年监禁。１９６２年，苏联人用他和美国交换间谍鲁道夫?埃布尔，他回到了美国。在猪湾事件之后，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告诉朋友乔克?惠特尼，美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支持肯尼迪总统。１９６１年１月，一个寒冷的冬日，约翰?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讲中说：“我们要让每个国家都知道，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重负、迎接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他并非说说而已。１９６０年１１月，肯尼迪当选总统，不到３个星期后，他开始和幕僚策划如何推翻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共产党政权。１９５９年初，３１岁的卡斯特罗推翻了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成为古巴领导人。就连肯尼迪也承认巴蒂斯塔的政府是“野蛮、血腥的暴政”。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７日，大约１５００名受过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古巴流亡分子从尼加拉瓜出发，在古巴猪湾登陆，准备发起叛乱。他们没有得到美国允诺过的海空支援，几乎没有离开海滩，就被卡斯特罗的武装轻易歼灭，很多人被杀。一个幸存者给他的美国联系人发电说：“我陷入了泥沼。我不能等你了，先生，你真他妈的是个混蛋。”对于年轻的肯尼迪总统来说，这一事件是场灾难，大大影响了他在公众中的声誉。他向自己的前任艾森豪威尔征求意见。４月２２日，两人在戴维营共进午餐。几天后，艾森豪威尔给老朋友乔克?惠特尼写信，表明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个人信函；绝密亲爱的乔克：和你通过电话后，我担心没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所以现在提笔给你写信。我认为，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比如在当前，所有美国人更应以团结统一的姿态面对世界，而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支持法定的国家领导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盲目地赞同每一外交策略或行动计划，而是说我们任何批评的声音都应具有建设性和助益，如果可能也应表现出信任，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肩负起的责任。我说过，这是出于公民责任的基本考虑。我们都支持在我们的半球上驱除共产主义，但是，不到适当的时候，我们无法知道对古巴行动的具体方法、时机和其他因素。除非我们对此能够确知，否则我们无法表示赞同或反对。当局已经说过，军方人士应该从外部观察形势，并从行动中吸取教训。我认为，还应该加上一点，就是使一切公开，虽然我也并不能确定这样做的结果。但是如果您认为有此必要，我们在这种时候可以对举措的明智与否进行评判，并对事件予以报道，我看不出不这样做的道理。您可能记得在Ｕ－２侦察机事件中，报纸和政界的评论一直很尖刻，而那一事件不论在程度与意义上都无法和此次在古巴的行动相提并论。或许是由于当前的政府刚刚组建，编辑和政治家们都为它找借口，认为它缺乏经验，态度从而也温和得多。不论原因是什么，我都感谢他们温和的态度。我们不能以多种声音对世界讲话。我们将有足够的时间，让公众知道全部事实并表达个人和团体对此的看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意志和灵魂将屈从于任何个体或任何一种观点。我相信，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采取的态度不会是无益的分裂，我们不论在表面上还是在实际上都会团结起来。这样，在对此次行动的讨论中，时机的把握就具有重要意义。独裁者巴蒂斯塔在古巴当政时也是我们的眼中之刺。尽管他表面对美国很友好，但我们多年来的政策一直是尽力在拉丁美洲建立能够代表人民意愿而不是压制人民的政权。因此，当卡斯特罗开始在山里领导斗争时，我们都希望他能胜利。我们只是担心两件事情，首先是担心他会建立一个隶属共产主义阵营的政府，第二是担心他会和拉丁美洲国家过去的做法一样，在当地建立起他自己的独裁统治。
第四部分 朝鲜战争(22)
我们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当卡斯特罗成功地将巴蒂斯塔驱逐出古巴之后，我们很快发现他变成了充满仇恨缺乏理智的人，我们必须密切注视他的举动。很快，他就选出共产党人做他的助手，和苏联建立了密切友好的联系，这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身边出了真正的麻烦。不久之后，流亡者开始逃出古巴，许多人在佛罗里达登陆，一些人到了西半球其他国家。仍然留在古巴的人在卡斯特罗的强硬政策下显得无助。当然成功的革命只能靠有关国家的人民。但流亡者的人数不断增加，包括许多领导人物。他们自然开始计划推翻卡斯特罗，回到自己的家乡。一段时间里，不同的流亡者团体及其首要人物之间似乎出现了分歧，每一个都想自己做“大老板”。同时，他们都想得到武器并接受训练，希望在时机成熟后推翻新的独裁者。１９６０年３月，我们政府决定在几方面推进一步，最主要的就是进行媒体宣传，并为志愿者提供武器和培训。训练的地点已经选好，但更多耗费时间的事情需要流亡者自己来完成。在我离开白宫时，人们对未来的入侵行动还没有任何确切的计划，更不必说入侵的时间、地点、强度、人员的部署和领导等因素。影响事情进展的还有两点原因。我认为首先在于流亡者自身没有事先选好一个能领导流亡政府的领袖，从而使行动更有动力；其次是这一行动不可能完全保密。最终人们都会知道这些事情，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进行周密的计划并不可能。以上所写只请您个人阅读。不知是否会对您有所帮助。我们在思考时必须牢记，对这种事情，人们很难断然评判它的是非。请代我向贝齐问好，您多保重。德?艾１９６１年４月２４日“猪湾登陆”的失败带来的不只是耻辱。１９６１年８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支持东德政府在东、西柏林之间修建２８英里长的柏林墙，只在交界处设立了几个过境站，禁止东德人逃往西德。两个月后，肯尼迪政府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导弹和核轰炸机——在猪湾事件之后，卡斯特罗公开和苏联结盟，允许苏联将古巴作为军事基地。这些导弹布置在距离美国仅仅９０英里的地方，一旦发射，几分钟内就可以杀死大约８０００万美国居民。肯尼迪下令海军封锁该岛，并要求赫鲁晓夫从古巴撤离导弹。双方的对峙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与不安，两星期后，苏联方面做出让步。在得到美国不再入侵古巴并将导弹从土耳其撤出的保证后，苏联将导弹运回国。在未来的１０年里，全世界将把目光投向东南亚的越南，在那里美国将陷入战争的泥沼。
第五部分 越战；海湾战争；波黑战争(1)
这本书信集难能可贵。它为专家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普通读者阅读此书，在增长见闻的同时更会受到心灵的洗礼。——美国《书目》“如果一场战争值得打，那么难道它不值得打胜吗？”一位军事专家在越南牺牲后，他的姐姐向肯尼迪总统提出了这样的质问。这里是该信与肯尼迪总统的回复。１９１９年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谈的法国凡尔赛宫的走廊里，站着一位来自越南的反殖民主义者。他当时只有２８岁，前来请愿，要求盟国的首脑们结束法国对越南的统治。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呼吁民族自决的“十四点”计划后，他受到鼓舞，希望能够得到美国总统的理解和同情。但是，同其他盟国首脑一样，威尔逊并没有理会他的要求。３０年后，美国发现这个人已经不容忽视。他发起并正在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击法国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他就是胡志明。在中国和苏联于１９５０年正式承认胡志明政府后，杜鲁门总统开始对在越南的法国部队进行小范围的支援。１９５４年，法国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被打败，不得不接受以北纬十七度线把越南一分为二，北部是共产主义政权，南部是非共产主义政权。到艾森豪威尔执政时，他担心胡志明的势力会发展并控制整个越南，于是派遣几百名军事顾问到越南南部帮助训练越南共和军，并给予财政支援。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和他的前任总统们一样，害怕东南亚地区会出现共产主义的多米诺效应。到１９６３年初，他派往越南的顾问估计已达一万人。虽然美国人的伤亡事件很少，但的确在发生。１９６３年１月，军事专家詹姆斯?麦克安德鲁就成了这场战争最早的牺牲者之一。他的姐姐博比?鲁?彭德格拉斯受到了很大打击，写信质问肯尼迪总统，美国人究竟为什么要出现在越南？尊敬的肯尼迪总统：２月１１日发生在越南的飞机失事事件中，我弟弟詹姆斯?德尔马斯?麦克安德鲁是７名遇难机组成员中的一个。来自前方的报道最初怀疑飞机失事是越共炮火所为，不久又说这一悲剧由飞机控制系统失灵导致。我也曾经怀疑：飞机的控制系统失灵是否归咎于越共的炮火呢？不过，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已不重要了，况且我现在也不想知道。我的两个哥哥于１９４１年战争刚一开始时就分别加入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后来我弟弟吉姆一够年龄也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并且很长时间都在海外服役。在那些年里以及随后的朝鲜战争期间，我们一直为他们提心吊胆。但是那和现在不同。在那些年代里，我们的国家的确是在战斗，而且每个人都清楚，我们的儿子兄弟正在为他们的国家流血牺牲。我认为，为国捐躯是一回事，但是，被派往到一个有一半美国人听都没听说过的国家并且被人的子弹打中连回击都没有机会，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只是个家庭主妇，不敢说对国际形势全都了解。但越南这件事使我们非常痛苦。请您告诉我，我们在越南的为数很少的战士能否对那些惊人的伤亡人数还一个公道？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派兵到那里，我们就应该派足够的人去，那样还有机会赢。不然，就让他们呆在家里，别让他们在那该死的飞机里坐着等死！如果一场战争值得去打，那难道它不值得打胜吗？请您答复我，让我和我的家人觉得我们的牺牲还值得，让我们觉得尽管吉姆牺牲在越南，但那不是白白死去。我也是民主党的一员，我在这里不是批评您。我觉得您很出色。上帝保佑您！博比?鲁?彭德格拉斯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８日不到三周后，肯尼迪总统回信了。尊敬的彭德格拉斯夫人：请允许我向您表达我对您失去弟弟的深切而真挚的同情。我能理解促使你写信给我的那份痛苦，我感同身受。我认为，要回答您信中提出的问题，最好首先认识到令弟以及其他的美国人为什么去越南。我相信，清楚了这一点之后，相关的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美国人出现在越南是因为美国决不能让这个国家落入共产主义势力的手中。从越南被一分为二的那一天起，越南人民就为捍卫国家独立而英勇奋战，对来自共产主义势力的威胁毫不惧怕。八年前，当越南刚分裂不久，形势就非常清楚：没有来自自由世界的广泛支援，他们捍卫民族独立的努力就不可能成功。１９５５年夏末，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在越南建立顾问团，以向他们提供战争必需的武器设备及基本的战术培训。即使有我们的援助，在越共的强势下，形势还是不断恶化。到１９６１年，老挝和越南的问题显而易见会很容易扩展到其他地区。很明显，占领越南只是第一步。共产主义势力是想把整个东南亚地区变成他们的势力范围。越南虽然在地理上只是一个小地方，但它是最关键的。如果越南落入共产党的手里，对东南亚人民将意味着共产党对整个地区不可避免的控制。您弟弟之所以在越南是因为越南人民所受到的威胁从长远上看就是对整个自由世界的威胁，而最终对我们自己也是威胁。因为当自由在一个国家受到破坏时，受威胁的是整个世界。我之所以这么详细的写信给您是因为我知道，您需要明白您弟弟去越南的理由。您的弟弟肯定预见到自己的职责会将他卷入这样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里，他的角色不是战士，而是顾问。我相信他一定能认识到这种情形的必要性。作为一名军人，他肯定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全面战争是不可想象的。
第五部分 越战；海湾战争；波黑战争(2)
我相信，当您和您弟弟一样明白这一点，您也会和您弟弟一样坚信他不会白白死去。包括您弟弟在内，我们已有４５人在越南牺牲了。我们的国人，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会永远感激他们。再次向您及家人表达我最深切的同情。肯尼迪１９６３年３月６日这封信的第一稿曾写得语气生硬而正式。肯尼迪当时写道：“您的弟弟为什么要证明自己对这场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战争的信心？这个问题我可以肯定地回答您。那就是我们必须不断重申每个人都拥有上帝赋予的享受自由的权利，我们必须继续帮助那些我们有能力帮助的人们。但是我们决不能鲁莽行事，以至于挑起一场把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敌人、我们自己都置之于死地的国际争端。”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２日，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五天后，继任者约翰逊总统在美国国会上宣布：和平岁月中没有输家，战争里没有胜利者。在这一年里，他把美国在越南的兵力增加了大约一半。“这是最他妈疯狂的战争！”美国海军海陆空三栖作战部队的缔造者、上尉罗伊?贝姆，从越南写信祝福母亲情人节快乐。贝姆上尉总是这样教导他的属下：“你可以有机会再娶个老婆或再生几个孩子，但是你没有机会再拥有一支部队。”他于１９４１年４月志愿加入海军，为人心直口快，性子急，嘴里总是骂骂咧咧。他曾领命潜入珍珠港的水域去寻找“亚利桑那号”战舰上的军火和战士的遗骸。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在好望角战役中，他又从被击沉的“邓肯号”战舰上幸免一死。随后他又参加了朝鲜战争。冷战时期他在古巴从事秘密活动。１９６１年，他被选中去建设一支素质精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能执行各种特殊任务的突击队。他负责挑选人员并进行培训。不到一年，这支突击队就发展成美国海军的海陆空三栖作战部队。在贝姆领导下，它将成为世界上最有效、最具杀伤力的战斗队伍之一。１９６３年，代号为“查理”的贝姆作为对越共作战的顾问被派往越南，意在从内部攻克南方（在北方的胡志明的部队被士兵们称作“越南人民军”或“北越南军”）。三个月后，４０岁的他在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４日给母亲写信，告知她自己的情况（信中提到他的妻子波利、继父约翰、他的三个孩子罗伊、卡蒂和鲍伯、姑妈韦格和表弟汤姆）。亲爱的妈妈：我在这里找不到适合送给家人的情人节贺卡，不过我找到一张送给波利的。我知道情人节和亲爱的爸爸的生日又会让您想起过去的日子。我呢，正在越南忙着怎么输掉这场战争。我训练的潜水员虽然在我刚来时有很多不足，不太令我满意，但他们的进步非常快。他们对我是完全的信任和忠诚。我来以后一直都在积极活动，我的价值在越共的眼里也从当初的５０美元升到４５万美元。越共不是伏击就是轰袭我们。轰炸我们在西贡的战区时，有五六个人被炸死，包括一名上尉，还有包括儿童在内的２５人被严重炸伤。说实话，这真是我打过的最他妈的疯狂的一场战争。一个农民放下工具，拿起枪向你射击，当你去追他时，他却把枪立在地上，拾起工具声称自己只是一个可怜的农民，有豁免权。这场游戏就叫做“我是农民”。今天晚上是１８号，上次的信因为我要出去，只写了一半，现在接着写。今天也是我的圣诞节，因为我收到了波利寄来的包裹和支票。我现在有钱还您了，真的要谢谢您。我的面前摆着我儿子的三张照片和爱妻的一张照片。这样我随时都可以和他们在一起。喂，老太太，我好像听到你的脚步声了。我希望您和约翰能共渡难关。至于我，我还好。我发现我要自己带领一支部队，因为这里只有一个越南军官朋友。亲爱的妈妈，我也欠我的儿子们一封信，罗伊、卡蒂当然还有鲍伯，我该写信给他们。当然还有亲爱的波利，我先写到这，妈妈您一定保重身体。别为我担心，因为我的那些潜水员对我都忠心耿耿，我对他们也很不错，他们会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我，尽管他们总是偷我的烟抽，而且一点也不觉得对不起我。我也不明白怎么我总会和这样的混蛋流氓们搅在一起。保重身体，笑口常开。罗伊贝姆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从越南返回美国。在海军服役了３０年后，他于１９７１年退役。但是他一直没有丧失冒险精神。他定期驾驶赛车和私人飞机，并学会了特技飞行。在７６岁的时候，贝姆开始进行超轻型跳伞活动。不过，他承认自己这么做部分原因是故意和妻子苏珊作对，因为她不让他开摩托车。“有点儿像度假。”下士麦克?杰弗德斯这样向他的父母描述他对越南的最初印象和感受。１９６４年８月２日，地处东京湾（北部湾）的北越船只据称无端相继袭击了美国的“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和“特纳号”战舰（事后的调查引起人们对这一报道的可信性的很大怀疑）。约翰逊总统并没有打算使战争升级，国会于是几乎无人反对地通过了《北部湾决议》。这一决议虽然不是正式的宣战书，但在作用上是一样的。它使得总统有权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援助南越。１９６５年３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岘港登陆。这标志着美国第一次正式以作战的姿态出现在南越（一场代号为“滚雷行动”的特大规模空袭已经开始）。第一批士兵于３月８日抵达越南，其中２２岁的下士迈克?杰弗德斯已经入伍３年。他写信给远在威斯康星州的父母，告知他们，他已平安到达越南。
第五部分 越战；海湾战争；波黑战争(3)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现在伏在装供给的箱子上给你们写信，字肯定会写得很难看，请别怪我。外面的噪音极大，谁让他们是空军呢。天气也热得要死，外面的气温高达华氏９０度，我们的防空掩体内的温度还要再高出１０度。在这里人不是浑身浸在雨水里就是在炙热的太阳下被烘烤。我现在穿着防弹背心。我真不知道怎么和你们讲这里的情况。我在来这儿的路上已写了一点儿我的感受，可我自己读起来觉得怪怪的。不管怎样，你们至少可以通过读报纸，看电视来了解我们的状况。我现在是在南越的岘港机场。我真哭笑不得。我原先告诉你们不会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这使我感到自己像个骗子。我过去在看有关战争的电影、电视节目或书籍时，总觉得兴奋。可笑的是，我现在真正面对战争时却兴奋不起来。我很平静，我甚至对这里感到厌烦。它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根本就没有兴奋可言。我现在发现以前的日日月月就像一场不真实的梦。在这里，我的听觉、视觉和触觉都变得非常敏感。我真切地感受着周围的世界，感觉到我呼吸的每分每秒。我如此享受着我的生命，就像以前我从没有生活过一样。也许这就是我们来此的目的——感受在原地踏步之外的事物。把以往的训练变成现实。我现在哪儿都不想去。我看了一遍自己写的东西，觉得会让你们以为我们已经开打了。事实上，我们只是在守卫机场，以防越共袭击。我还没看到任何此类事情发生，也没看见他们的人。我们已做好了准备，但是对方还没有制造任何麻烦。我现在告诉你们事实是想让你们在看报纸上的报道时不要激动。我们在这里没做什么，只是在守望，在等待。约翰逊总统的命令下达之后，我们就匆忙上路了，以致我连津贴卡都没来得及带上。我当时还在准备去学越南话。命令来时，我离基地有２５英里远。我要是回去取津贴卡，时间就不够了，他们会不等我回来就出发了。于是，我就那样走了（其实开始我是过于兴奋而忘了带）。所以我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发津贴。你们不要对它抱太大的希望。告诉帕特，在她去做礼拜时，换个方式为我祈祷。她一连８个月祈祷我去不了越南。结果怎么样？！肯定是我自己在祈祷去越南。你们不知道，自从我来到这里，我的心态是多么平静。游戏已经结束了。我们只清楚我们该做什么。我一直都是漫无目的。这次行动和１９５８年的黎巴嫩、１９６２年的古巴的情况相差无几。你们记得吗，那两次事件其实什么事也没发生。别以为我会有什么危险，我的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别以为我会吓得要死，喊着要回家。我的感觉像度假。别为我担心。告诉我家里的情况。相信我，我在这里很开心。告诉我蒂姆的情况，我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就写到这里吧，邮件一天只收一次。夜里，我们不能到处走动。我一天也只想去取一次信。到那里拿了信就回来。你们知道我很懒的。盼早日再见。迈克附言：我感觉好极了。别为我担心！一周后，杰弗德斯又写信给父母，向他们描述自己所处的安静环境，尤其是在晚上。“晚上，天气就会凉爽下来，半夜时的气温会降至华氏６０度。那时雾气就从地面升起，有膝盖那么高。四周非常寂静，像墓地一样阴森可怕，连鸟叫声都没有。”早晨起来时，杰弗德斯要对抗那惟一的进犯者。不过，它们是隐秘的，而且不会危及性命：当你醒来抖落掉蚊帐、斗篷、被子后，你就会看到一个动物园的场景。一层６英尺厚的蚊子先飞起来，后面跳跃着以捕捉蚊子为食的青蛙，蜥蜴们为了在太阳出来之前找个阴凉地而爬来爬去，几只老鼠一闪而过，蛇在往自己洞的方向爬，跳蚤只有在你用烟熏的时候才肯从你的皮肤上下来。最后，你还得把一个一英寸大的蜘蛛从你的枪上赶走，它居然已经在枪和支帐篷的杆子架了蜘蛛网。当然，这些家伙并不是一齐出现。它们的种类多得是。驱蚊剂也不起作用。在这封信的结尾，杰弗德斯再次向父母保证他那里一切都好：“我感觉很好，很健康，别为我担心！”打了两个月的仗后，杰弗德斯不再像以往那么乐观了，但他仍然坚守在越南。他在１９６５年５月的信中写道：“我们已经对越共采取行动了（分组巡逻）。我率领８个人的小组埋伏在离两个持卡宾枪的越共分子１５到２０英尺远的地方。我们一会儿在闷热的天气里艰难跋涉，一会儿又被敌军包围。我听到了他们弄出的瑟瑟声响。当我开枪时，我却看到一个我训练过的孩子倒了下去……最好忘掉至今所发生的一切和将来要发生的事，最好也忘掉我差点儿要做的，我将要做的，以及我已经做过的事……我决不是一个好战分子——我不愿这么做，但是我不得不做。”下士迈克?杰弗德斯是这场战争的幸存者，他于１９６６年光荣退伍。在写给路易斯?米利特中校的一封私人信件里，威廉?韦斯特莫兰上将清楚地描述了美军面临的困难处境。威廉上将在被约翰逊总统任命为美国在越南部队的总统帅的一个月后，即１９６４年７月２３日，写信给同事路易斯?米利特中校，后者是美国陆军安全局培训团的负责人。信中说：“形势的复杂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无法估量的。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不是件易事，它关系到流血、汗水、眼泪和时间。”韦斯特莫兰将军是二战和朝鲜战争的功勋元老，他认为越南战争是一场“消耗战”，这场冲突的解决不能靠抢占领土和划分边界，而是通过要逐步地系统地根除清剿敌方势力来实现。不过，面对这样一个隐身的又无处不在的对手，他承认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不容乐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