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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炮破坏的北大营 日解除东北军武装 日军获取的飞机 日对过往中国人盘查 日军在奉天城内 日军占领了东北 奉天财政厅 占领奉银行的日军 1931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初七，沈阳已进入凉秋时节。 夜，时针指向10时20分。突然，沈阳北郊传出一声巨响，打破了原有的祥和与宁静。黑暗夜幕里爆炸的“柳条湖事件”，顿时震惊了整个世界。这就是史称的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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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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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一直为世人所熟知、称道。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文化就已开始传入日本。
中国，曾经给予日本文明以无私的馈赠，日中文化水乳交融，秦朝的徐福东渡、唐代的“遣唐使”……将中华文化的精髓不断播撒到日本的土地上。
“支那”本系“秦”之朝名或“瓷器”等物名的译音，古时曾用以指称中国。至19世纪末，日本人用此称呼中国，甲午战争失败后，“支那”一词在日本，就有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蔑意，并由中性词变成了贬义词。
从本文开篇所摘录的格言中，即可见一斑,不难感到寓意与蕴含的一脉相承。至今日文中仍随处可见汉字的影子，而日本的许多古建筑仿佛是中国唐宋建筑的“翻版”，鉴真、晁衡等中日交流使者的英名永远镌刻在两国的史册上。
很遗憾的是，尽管历史是一张白纸，可以描画最美丽的图画，任你想成什么颜色，身后就染上什么颜色。但是，人类不断续编的历史，决不会随意抹掉痕迹。
从某种意义上说，柳条湖承载了中国的屈辱和苦涩，抗争和呐喊。一个国家的耻辱和御侮，一个民族的痛楚和起来，凝结在这一个原本不起眼的地点上。
半个多世纪以后，柳条湖那里的一块草坪，被修葺成酷似中国东北地区版图的模样。草坪上屹立起的一座形状如同打开的残损台历式的高大建筑，人们称之为“残历碑”。
残历碑的“左页”上刻写着：夜十时许，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虽攻占北大营，我东北军将士在不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国难降临，人民奋起抗争。
“右页”上面则是九一八事变当天的日历。如同历史再现，一目了然。
这是不忘历史的中国人民的一个创意，不能不说体现了设计者的智慧和独具匠心。
整个碑面，那斑斑弹痕交错构成的骷髅图案，似在述说着滴血的一页历史。
斗转星移，历史的车轮不停地飞转，柳条湖就开始了漫长的期盼。它很想听到一种声音，那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而不是虚伪的，肺腑的而不是敷衍的道歉与自责。
从1931年9月18日到1997年9月6日，历史的日历翻阅了半个多世纪，柳条湖，这当日日本侵略者精心策划侵华战争的爆发地，终于听到了日本首相身临其境表示的反省。
这一盼就是66年。
1997年9月，日本第二十五任内阁总理大臣桥本龙太郎应邀访问中国。
在北京，桥本在欢迎仪式奏响两国国歌后，他在会谈时明确说道，广大日本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军国主义，这一决心是不会改变的。
桥本这样讲过之后，第二天12时50分，他乘坐的专机飞落到沈阳桃仙机场。15时40分，桥本的身影出现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地。
在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桥本——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访问中国东北的日本首相，神情肃然静立在残立碑前的广场上。广场上的阳光很明亮。他来到早已准备下的桌案前，取笔蘸墨，在铺就的宣纸上书下：以和为贵。
桥本搁下椽笔，伫立在残历碑前，向中外记者表述了此刻的心境。他说：“我们无论怎样健忘，也不能忘记历史。我们必须承受历史的重负。我本人就是怀着正视历史的愿望来到这里的，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加强中日关系，并面向未来。”
《大阪朝日新闻》是日本的三大综合性报纸之一。《朝日新闻》最初于1879年在大阪创刊，称《大阪朝日新闻》，初期以“不偏不党”为办报方针。由于报纸发行量的增加，1888年又在东京出版了《东京朝日新闻》。就这样，两地的《朝日新闻》有如一母双子，登载的文章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报纸风格十分相似，这种局面一直维系到1940年合并为一体的《朝日新闻》。
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即1931年9月19日开始，到关东军1932年1月4日占领锦州为止。此时，标志日军已实现了对东北的全面占领。据统计，这套号外面世总计29期，计58版，累计刊发了5万余字报道并配有210张图片。
如果将《大阪朝日新闻》号外，视为对九一八事变新闻报道的历史一页，那么掸去积聚在上面的尘封，可以清晰地浏览那一篇篇再现历史的场景。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第一张上抢发九一八事变新闻，即相当创刊号，在对开两版的第二版上，竟然有三之一是空白。可见也许忙乱，也许忙碌，也许忙于发排。《大阪朝日新闻》第三号外昭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二）有6张照片，接续在下一期上曾重发，因此号外配有的210张图片，实有204张。
在《大阪朝日新闻》第二号外上，对这一专题报道的认真性，作了具体介绍。只要截取片断，就可以看出报道的风格：
《大阪朝日新闻》第二号外昭和六年九月二十日
“隔日本海，本社五架飞机快速飞翔！”
“为提供新闻照片，做出超人的努力！”
于突发日支兵冲突事故的同时本社航空部，马上开始着手了派特派员空动照片的活动。——五位飞行员们，分秒必争地向读者们提供冲突现场实况的照片，夜以继日以动人的努力做了冒险飞行，取得了超预期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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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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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今天，这套号外可以说图文并茂地全程记录了九一八事变这一过程。白纸黑字，可谓是罪证的自白和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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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里爆炸的“柳条湖事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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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朝日新闻社的飞机义勇号，摄影岛瞰的日军炮火破坏的北大营。
1931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初七，沈阳已进入凉秋时节。
夜，时针指向10时20分。突然，沈阳北郊传出一声巨响，打破了原有的祥和与宁静。黑暗夜幕里爆炸的“柳条湖事件”，顿时震惊了整个世界。
这就是史称的九一八事变。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深夜突然隆隆音响支那兵爆破铁路”
（奉天特电19日发）
18日午后10时半，在奉天北方一角，冒着黑暗，响彻了隆隆大音响，惊醒了奉天在住日本人。这是日支兵冲突的烽火。
在我满铁铁路，文官屯、虎石台中间一点柳条沟处，一地点上，大约300名支那兵安置了强烈的炸弹，爆破了我满铁线的一段。突发这件大事的同时，受到支那兵猛烈攻击的我方所属于满铁守备队的监视兵及时报告虎石台驻屯的河岛中队长，因而河岛中队长马上率兵乘军用列车迅速到达现场，这时粗暴的支那兵向着守备队猛烈开炮火。于是，奉天驻在的全体日兵下达总动员令。
谎言是踏入欺骗途径的第一步。
今天，读到朝日新闻号外上面的这段消息，人们不仅要斥责日本人自己炮制的弥天大谎，更应该清楚日本媒体报道的所谓事实，正是其罪恶阴谋的自白。
撒谎的人只会使自己受辱。但若追究起“假新闻”的责任，也不能全推给没有参与策划阴谋的日本记者。
只要认真看看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的夜里做了什么，谎言就会不攻自破。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陆军省来电）
18日午后10时半左右，由于暴戾的北大营支那军破坏了奉天北方的满铁铁路线，与赶来的我方守备队部分兵发生冲击。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已向发生战斗地点出动。
对于这一点，记者就在第一张号外上，抢先公布了“陆军省来电”。
电报的发出者名叫花谷正，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人之一。时任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辅佐官，陆军少佐军衔。少佐，即少校，在军界不能算显赫。因此，花谷正在9月18日晚间发出的电报，是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
“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日本守备队遭到袭击。”中国军队爆破铁路的谣言，除了为了欺骗舆论，蒙蔽国际视听寻找借口外，还为关东军自身责任作解脱——事涉动用部队与别国作战。因1919年发布的《关东军司令部条例》中，就规定：“关东军司令官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可独自决定动用部队行使用武力，但应立即向陆军大臣的参谋总长报告。”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就引起那场战争的“柳条湖事件”来说，就连二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都没能弄清铁路究竟是谁炸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后，花谷正也许是良心发现，在自己撰写的回忆录中揭露出事情的原委承认：“他们以巡视铁路为名，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边选了个离兵营约八百米往南去的地点。”
此前，他们已经选好了炸路地点，剩下的只是实际操作了。10时20分，河本一伙点燃了安放在铁轨接头的“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后来就是一声巨响。
今天，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柳条湖事件”的真相无可辩驳。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支那兵也派增援部队，猛烈抵抗。”
（大连19日发）
根据支那军将官率领的兵力来判断，证明支那兵爆破满铁铁路及袭击我守备队是明显有计划的。我军占领北大营同时，支那兵派遣支援队，继续在抵抗。
贼喊捉贼。
几乎是在爆炸声的同时，河本中尉一面用报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一面命令部下向川岛中队长报告：“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正在战斗。”
日本兵营早已拆掉遮蔽炮身的铁棚。爆破声就是信号。标示好刻度的两门重炮，开始射击。
枪炮声顿时响彻沈阳的上空。
日本人动手了。可号外里提到的“300名支那兵”，其实一个也没有。
既然在炸毁铁路的当时，中国士兵根本就不存在，那么号外中提到的“满铁守备队”受到中国军队的进攻，也就无从谈起。至于“向守备队猛烈开炮”的细节，就更是信口雌黄了。
其实，日本人视南满铁路为生命线，因此，铁路必须炸得“恰到好处”，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能使交通运输瘫痪。日本人可谓绞尽了脑汁。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满铁车站正当从长春开过来的客车进站，造成了大混乱，居住附属地也出现了混乱状态。由于警察、青年团、自卫团、青年训练所等人齐出动，承担警戒，控制住了动摇的局面。
奉天在留的日本人，感到了极度兴奋。
据此号外报道和经后来证实：9月18日晚10时40分，从长春经南满铁路开过来的列车，正点抵达沈阳车站。此前仅仅七八分钟，列车在断口处一阵摇晃后，通过了刚刚爆破的路轨。可见，爆破部位、长度的选择，都是经过精心谋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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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里爆炸的“柳条湖事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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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朝日新闻》号外刊登的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第一篇报道，就在这样的谎言中面世了。倒是文尾那句“奉天在留的日本人，感到了极度兴奋”，不经意间暴露了当时日本关东军将士们，包括在乡军人的真实心态。
日本的在乡军人，亦属于准军事力量。
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在乡军人，人数在2万人左右。
居住在满铁附属地内的日本人还纷纷组织所谓的“自卫团”、“义勇团”、“青年团”。
在九一八事变的过程中，这些组织在运输武器、弹药，构筑防御工事方面所作的贡献，尤为显著，成为关东军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得力助手。
九一八事变，在贼喊捉贼的爆炸声中，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序幕。
令爆破第一线的河本中尉感到意外的是，爆炸声虽然震动了北大营和沈阳城，却没有发生预先设想的“交战”场景。怕败露出实事真相，情急之下，河本等人采取了第二套方案：将三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的尸体摆放在现场，将此作为被击毙的爆炸铁路“凶犯”。
然而，是谎言就要露出马脚，引发了公众的怀疑。
事变发生后，中国方面随即指出，所谓中国士兵尸体，为日军“枪杀十七日雇佣之华丐十数人，衣以中国军人服制，复用刺刀刺破军衣，拍摄照片。”
9月19日，美国记者乔·毕·巴鲁从上海专程赶到沈阳柳条湖现场进行调查。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促使他决心将一个真实的“柳条湖事件”呈现给世人。十几年后，在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巴鲁尊重事实地说：“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离路轨约五十到一百码的地方……同行中的一个伙伴，调查了一具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放置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
日军占领沈阳后，竟得意忘形地在爆破处竖立起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昭和九月十八日支那兵线路爆破地点”。
时至今日，柳条湖事件已经真相大白。日本人当年有意遮掩、诋毁事实的做法已经遭到唾弃和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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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营悲剧早就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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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边防军公署前，日军解除东北军士兵武装。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有感于奉天乃清朝“肇兴之地”，为加强对沈阳城（当时称奉天）的防务，倡导修建了北大营。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所谓的北大营？”
日支军冲突最初开战地，北大营是在奉天北郊大约3英里处的一个部落，是支那兵营所在地。现在奉天附近有大约三大队的日军驻屯。在满洲，现有的我军总兵力是相当于平时一个师团的三分之二。经常驻在驻屯师团和六个大队的铁道守备队，在奉天的日本人，根据昭和五年七月末调查有2万6千余人。
正如号外坦率地承认，事变之前，即1930年7月，在奉天的日本人就对北大营进行了深入调查。
虽然是军事禁区，北大营却因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以各种方式,不择手段地猎取北大营的军事情报。一些日本军官还以“互访”为名义出入营区，对北大营的实际情况进行窥探。
九一八事变前，对于日本关东军来说，北大营已经没有太多的秘密可言。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联合奉天19日发急电）
引起这次突发大事的是奉天军的精锐第七旅，旅长叫王以哲是精神振奋的青年。根据我军发表，事件的开端是在10时40分，北大营的正规支那兵400名，突然企图破坏满铁铁桥，为了击退，我军开始了战斗。
北大营，是东北军第七旅驻地。七旅是东北军的劲旅，《朝日新闻》号外称其为“精锐”。
这支劲旅的主官名叫王以哲。
然而，“九一八”那个晚上，这样一支精锐之旅，在几百名敌人的进攻面前，确确实实是输了，丢弃了营房，丧失了武器，有的官兵在睡眼蒙眬中成了枪下屈死的冤魂。
造成这一幕惨剧的原因，竟是上峰一再强调的命令：“不抵抗！”
当日军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营房进攻时，由于是周末，留在旅部值班的最高指挥员是旅参谋长赵镇藩上校。赵镇藩在枪炮声中，向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请示应急办法。
面对赵镇藩的请示，荣臻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如果单看后面八个字，倒很像勇士的豪言壮语。
三十多年后，作为起义将领的赵镇藩出任山西省交通厅厅长，回忆起当夜荣臻的指示，他仍然觉得“不可理喻”。
正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洞悉了蒋介石的政治态度，所以才敢于断然突然袭击。
不抵抗的命令，封锁了自卫的脚步，偃息了反击的枪声。
九一八事变之夜，南满路、安奉路沿线的日军，全面出动，仅仅一天的时间，辽宁的战略要地和主要城镇，大部陷入敌手。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的国耻，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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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与死煎熬中迸发怒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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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处于绝境的时候，往往会做出一些惊人的举动。平日里以服从为天职的士兵们，在突围中打响了自卫反击的第一枪，北大营突围战，就在这种不抵抗中的抵抗之下，悲壮地拉开了序幕。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占领北大营，完全是奉天兵有计划满铁铁路爆破。”
（奉天特电18日发）
18日下午10时半，以奉天北郊3英里处，爆破北大营北侧的满铁铁路线，在支那将官指挥下，有3400名支那兵，有计划地袭击了我铁道守备队为开端，我军应战，导致了日支兵开战。我军在下午11时，立即向驻奉天第二十九联队及铁道守备队下达出动准备命令。19日上午零时45分，驻奉天大队开始了军事行动，目前在激烈交战中。
号外捏造的挑起“九一八”事端的东北军人数难以精确。从“大约300名”到400名，一下子猛增至3400名，同一天的同一份报纸，竟然产生如此不同的“统计数字”，恐怕连读到号外新闻的日本国民都会产生疑虑：九一八之夜究竟有多少“支那兵”在作战？
东北易帜时，张学良麾下的东北军按照国民党部队的统一编制，进行了整编。
1931年5月，按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重新编制，第一旅改称第七旅。如果当夜东北军投入战事的话，号外“一下子猛增至3400名”统计，也不在话下。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支那方面的暴拳是起因——花谷少佐谈话”
（奉天特电19日发）
奉天陆军特务机关，花谷少佐谈话如下：
日支之间，突然产生了开战火的惨状，感到实在是遗憾，这事是起因于北大营的青年士官们，轻视日本军阀，为牵制中村事件而爆破满铁铁路之结果。我军采取的行动是属于平时授权的范围之内，绝不是按关东军司令官命令下的行动。
18日晚11时多，六团团长王铁汉在听到枪炮声后由家中骑马来到团部。团长的赶来，使全团官兵有了主心骨。19日零时刚过，王铁汉接到旅长从城内打来的电话指示：“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联络中断。王铁汉认为，等候不等于“挨打”，于是，大胆地下令所部“一面等候，一面抵抗”。
北大营军士队队长李树桂发现，事态不像想象的得那么简单。旅直属骑兵连的草垛中弹起火，在火光的映照下能看到有人奔跑。随着一阵爆豆似的枪声，远处的营房有人应声倒地，有人还在拼命地奔跑，很显然是日军在追杀东北军官兵。
北大营里，枪炮声愈演愈烈，日军的火力更为密集。东北军第七旅的官兵承受着生与死的煎熬。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奉天特电19日发）
19日午前零时，攻击北大营的日本军队，占领了北大营西端，连续进攻后，占领了东端，午前1时25分，完全占领了北大营。
日军杀气腾腾地冲向了北大营
北大营就在这样毫无戒备的状态下遭到日军的突然袭击。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支那军也在增兵”
（联合奉天19日发急报）
19日午前零时半，我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但支那军时时刻刻增兵，形势不能乐观。
朝日新闻号外中称日军在“19日午前零时半”完全占领了北大营，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在零点半的时候，北大营部队大规模的撤退还在进行。东北军不但没有像号外中所言的“时时刻刻增兵”，反而在想尽办法摆脱北大营这个死神降临的营院。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奉天特电19日发）
19日午前1时25分，攻击北大营之部队中，部分兵，向正在顽强抵抗的守备弹药库的支那军，开始了猛烈地攻击。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这是九一八事变后，在关东大地上和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间流传很广的歌谣。
事实上，日军是在先占领北大营的大部分营区后，才攻入火药库的。守护火药库的中国士兵接到了“不抵抗”的命令，没有准备还击，纷纷被日军射杀、杀戮，一名中国军械官被打死。
火药库内，流淌着中国官兵的鲜血。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奉天特电19日发）
北大营方面的支那军队，直到午前3时半，还在以大炮猛烈炮击日军，展开顽强地抵抗，开始了猛烈战斗。
号外虽然欺人之谈写到东北军第七旅“以大炮猛烈炮击日军”，但是，日军承认受到“顽强地抵抗”。
姜明文在《九一八事变亲历记》中写道：“一直持续到19日凌晨4点多钟，外面枪声大作，日本兵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们立即以炽烈的火力还击，将对方的火力压制下去。”
在还击的枪声中，全旅三个团先后突出营房，含恨撤退到东山嘴子，集结待命。
当时担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的林久治郎，曾在遗著中记载：北大营当时有以王以哲为旅长的第七旅驻军。中国军队一方面为我军的突然袭击所惊呆，另一方面还得执行上级不抵抗和撤退的命令，所以被我仅600人的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所驱散。拂晓，北大营即为我完全占领。向着奉天城内进军的第二十九联队，途中反复扫荡中国警察，于午前4时左右进入城内，这里也是天未亮就完全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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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与死煎熬中迸发怒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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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北大营一战，中国军队伤亡335人，失踪483人，日军死亡2人，受伤20多人。
日军占领北大营后，恼羞成怒，在将遗留的军械、钱款掠获后，他们燃起了大火，将北大营的大部分营房付之一炬。直到9月19日中午，大火仍未熄灭。
历史是什么？尽管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固定的形象，虽然岁月也许涵盖了所有逝去，但没有人能够躲避客观存在的剖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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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刺刀助虐攻势和占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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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午后4时10分，日军在东北航空队获取的飞机。
５时许，火光中，不抵抗政策不仅使北大营走向毁灭。也让沈阳城在哀号声中走向沦陷。
发动九一八事变，日军为配合全面攻占沈阳地区，本庄繁命令满铁沿线日军迅速向沈阳集结，支援攻击沈阳的日军。从19日凌晨1时至8时，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四平、公主岭等地向沈阳共出发13列军车，先后到达沈阳，迅即投入战斗，加强了日军攻势。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支那方面兵力是2万2千6百名”
（奉天特电19日发）
在奉天的支那军兵力是被日军占领的北大营、东大营和其他合起来有1万8千8百名，再加3千3百名巡警，共有2万2千6百名。
由北大营撤退的第七旅官兵，向沈阳城东约10公里的东山嘴子疾进。他们选择这里作为噩梦后的第一个落脚点。
东大营，位于沈阳城东约10公里的东山嘴子，是东北军第二大营区，东北讲武堂所在地。事变前，第七旅六二一团的三个连也驻扎在东大营，讲武堂2000多名师生与第七旅的官兵和睦相处。
东北讲武堂是张学良的母校，是东北地区最优秀的军事教育机构。1919年创办以后，12年的时间训练了十一期学员、约9000名毕业生，其中不乏后来成为抗日名将的黄显声、冯占海、王铁汉、唐聚五、吕正操等将领。教育成果的显著和毕业生的影响力，使东北讲武堂跻身“民国四大军校”的行列。
9月18日晚上10点多钟，北大营方向传出的枪炮声，将已经就寝的讲武堂学员们惊醒。
很快，在营内值班发觉：由于日军切断了省垣所有电线，东大营失掉了和北大营及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联系。讲武堂学员们惶惶然不知所措时，眼睁睁地看着北大营火光冲天。
9月19日上午10时，日军在占领沈阳之后，多门师团与独立守备队采取联合行动，由南北两面向东大营发起进攻。
北营既陷，援应已绝，孤掌难鸣，东大营不是久留之地。在混乱的局面下，“奉令转移”，成了驻军及讲武堂学员不战而退的词语。
中午12时，日军占领了东大营。曾经名噪一时、被称为“将才摇篮”的东北讲武堂，曾经承载着东北军的光荣与梦想，从那个秋风渐凉的日子开始，飘扬起了太阳旗。
日本人在向沈阳增兵，空军的侦察机，也从朝鲜平壤出动了。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二十日
“令人害怕的沉默中，如废墟一般的奉天”
——从飞机上观看的第一报。
“水泄不通的我军森严警备网”
（平壤特电）
我军借用了由鹤原飞行员驾驶，伊藤司机同乘的日本空运大型客机,所属于平壤飞行第六联队，19日午后3时，与先发的侦察班一起，一下子飞到奉天，20日早晨，由奉天返回平壤，午前10时48分着陆。装载多数炸弹后，马上返回奉天。另外，奉天机场是比我们先到的陆军侦察机，在一个中队的应援下，不费力地占领了机场。机场里有完整的70架飞机，也隐藏着坦克车。散乱着支那兵的军服、鞋、帽子等，可见受了我军攻击，仓皇不知所措地逃跑了。
号外表明，日军对停放在东塔飞机场上的东北空军飞机，已经垂涎三尺了。
清太宗皇太极敕建的沈阳东塔，是著名的沈阳“四塔”之一。张作霖主政时期，在这座佛塔附近的开阔地兴建了东塔飞机场，并且建立了在全国各路军阀中实力首屈一指的空军力量。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东北空军已拥有二百多架各式飞机，有的是军用战斗轰炸机、侦察机，有的是教练机，有的是载人运输机，随时整装待发的飞机约有七八十架。
9月18日这天晚上，东塔机场一片静寂，由于是周末，飞行员连同航空学员们都回到沈阳城里与家人团聚了。
从奉天乘客机回来的说：
“捕获的飞机的三分之一是可以使用的。”
平壤飞行第六联队借用了日本空运客机（鹤原飞行员驾驶，伊藤司机同乘），19日午后，输送了地上勤务员赴奉天，然后装载了在当地执行任务的同队88式侦察机获得的情报。20日晨，到达平壤，我军为传递通信使用客机是头一次，收到的成果是很好的。
这份有意义的报告说:18日午后11时半，我军炮击了奉天机场北方的北大营，敌人受伤3000名，兵工厂起火，直到19日还在燃烧，机场有70架飞机，估计有三分之一完全可以修理使用，机场是平坦的，88式侦察机可以着陆,奉天空军使用的汽油有50桶，支那军正在向新民县、郑家屯方向退却，准备20日早进行侦察。我军目前着手设置长春机场。
当日军轰炸北大营的时候，由于东北军政当局已下达了“不准抵抗”命令，日军又未击伤机场和机库，因此“九一八”夜里飞机场没有任何举动。
天亮后，机场又接到总部参谋长荣臻的电话命令：“今天不准飞机起飞，以免出事。”
19日上午10时20分，日军第十六联队进占东塔机场。很显然，日军是准备完好地“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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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刺刀助虐攻势和占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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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空军的262架飞机，尽数被日军掠夺。日军把这些飞机立即改涂上“日徽”标志，并在东北空军司令部的大门前贴上“日本军占领”字样。
始建于1922年的辽宁迫击炮厂，是当时中国颇有影响的军工企业。曾经在1929年制成了中国第一台载重汽车。日军的占领，宣告了该厂生产的终止。当时，厂区内仅迫击炮一项就有2200多门被日军接收，还有40多辆大小汽车，都成了日军赖以炫耀的战利品。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奉天特电19日发）
19日午前零时45分，奉天驻在部队某大队一个中队，向工业区卫队、迫击炮厂，开始了军事行动。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二十日
“带刺刀突入迫击炮工厂。——谈苦战的平田联队长。”
（电通奉天20日发）
占领奉天城的二十九联队，把联队本部设在满铁公所，担任维持治安的任务。访问平田联队长谈：总的来说太突然了。我率领800名战士，反击4000名支那兵，不是容易的事。
攻击迫击炮工厂的时候，我军只是一个小队，面对顽强反抗的1000名支那兵。我们是带刺刀突入的。支那军方面的损害是奉天城内外大约死伤有150名左右。被我军解除武装的大约有3000名。
号外又是在自我吹嘘。其实，日军进攻迫击炮厂的时候，并没有遭遇抵抗。
9月19日零点刚过，20多名日军冲至迫击炮厂门前。把守大门的东北军士兵，竟没有预感到死神在渐渐逼近，询问日军的来意，顿时遭枪击毙命，鲜血染红了铁栅栏门。日军以手榴弹炸开大门，蜂拥而入。迫击炮厂卫队的上尉队副闻声出来察看，被日军用刺刀挑死。接着，日军冲入工人宿舍，惨无人道地向手无寸铁的工人们扫射，“众枪齐发，工人裸体死于床下者约20余人”，厂卫队的少校队长也在混乱中罹难。
与迫击炮厂遭遇同样惨剧的还有东三省兵工厂。19日上午10时，日军在枪杀守厂卫兵40余名后，由该厂日籍技师天也信一“带领日军进入兵工厂”。日军占领兵工厂后，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大门，并贴上“日本军占领”、“除日军外，出入者格杀勿论”的字标。
占领，刺刀，连接着侵略者的狰狞。历史毕竟是历史，历史是任何人都无法涂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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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经受血与火的浩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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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正午，在满铁附属地和商埠地境界处，日军和日在乡军人对过往的中国进行盘查。
9月19日午前9时，日军在奉天城内总商会前，看押被缴械的公安警察。
9月19日午前9时，日军占领了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
太阳旗插上城内奉天财政厅。
9月19日午前6时50分，占领了奉天城内中国银行的日军。
日军进攻北大营的同时，按照坂垣征四郎的部署，步兵第二十九联队兵分三路向商埠地南市场、北市场、小西边门进攻，直逼沈阳古城。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在满洲，日支兵力武装冲突，进行激战。
从三方发起总攻击，占领了奉天城内。全部支那人已逃避，无人影。”
（联合大连19日发）
我军从奉天城大西边门，小西边门及黄庙府的三方面，开始总攻击，19日上午3时，攻下城门进入城内。城内的支那人，全部避难，未见人影。
（奉天特电18日发）
虽然号外接续报道“日支兵力武装冲突，进行激战”，同时，消息中又不打自招地写道“无人影”、“未见人影”。
侵略者的喉舌就是这样，欲盖弥彰。
沈阳城里，有一支武装力量与日军进行了交火。
柳条湖的爆炸声响起后，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掷地有声地表示：“公安局各分局队，将尽力支持，非到不能抵御时，决不放弃驻地！”“市区不能打，我拉出去打，打到底！”话语间充满着豪气。
有人目睹了这样的场景：9月18日夜间11时左右，沈阳城内的警察们横卧在马路两侧，做准备射击姿势。
9月19日凌晨，在日军进攻沈阳城内的商埠地和大、小西关时，三经路警察署、商埠地第三公安分局等处的警察向来犯之敌射出了愤怒的子弹。
但是，在全副武装、来势汹汹的日军面前，警察们的反抗显得是那么的脆弱。
当时，沈阳全城约有1.5万名警察，分布在城区各个公安分局和警察分所。他们事前也接到了上级“不准抵抗”指示。
当第一路日军攻入商埠第一、第二公安分局时，他们处于毫无戒备状态。日军“突施包围，先行割断电线，次则强迫缴械，将所有公安局内警员杂役，悉皆软禁一室”。然后占领一切官厅衙署，日军很快占领了南市场。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在我总领事馆附近处，也在战斗”
（奉天特电18日发）
与上述同时，在奉天商埠地和日本总领事馆附近，也有了战斗。因此，我奉天警察署采取了紧急警戒状态，在满铁附属地境界线，商埠地区间的各马路上，配置了武装宪兵，城内的日本人，撤回了满铁公所。
第二路日军进攻商埠地北市场时，十间房公安分局警察上前制止日军爬上电杆，割断电线时，日军便开枪射杀。双方发生冲突，互有死伤。但日军逐渐增多，大部分警察被当场缴械，北市场很快也被日军占领。
第三路日军向沈阳城内挺进。大约有700名日军在大西边门外分成两股，一股奔大西边门，一股奔小西边门。
19日凌晨3时后，大小西关枪声四起，火力甚猛，攻击小西门及西南城角的日军爬上城墙向城内射击。此时，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再次打电话催问日本领事，得到的答复是“军人行动，领事无权限制，只好请其军事当局，设法制止”。并谎称“日军决不进城”。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清除支那巡警”
（联合奉天19日发急报）
占领奉天城内的某部联队，19日午前零时50分，出发驻扎地，联队本部1时到达了小西边门。在商埠地的支那巡警，全部被扫荡。完全占领了该地。
进攻沈阳商埠地南市场时，日军荷枪实弹地强迫警察们缴械，将分局内的警员全部软禁，“略与抗辩，非毒打即枪毙”；进攻北市场时也发生了类似的惨剧；而日军为了从大小西关进入沈阳城内，残忍地将守卫城门的中国警察枪杀。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我方警察队与公安队交战”
（奉天特电19日发）
19日午前1时半，与奉天郊外西塔的支那方公安队和日方警察署员冲突，开始交火，到2时半，还在交战中。
最惨烈的要数位于铁西工业区的公安局六分局。这是个只有30多名警察的分局，警察们与日军死力抵抗，双方肉搏达3个小时之久，后因弹尽援绝而被日军攻入。日军将这个分局的警察斩尽杀绝，“数十健儿，悉被日军杀害。挖胸洞腹，肝脑涂地，尸体横陈于局门外者，多日无人掩埋，状极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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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经受血与火的浩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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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沈阳城内四处鸣枪扫射，攻击各个公安局所，迫使警察向宪兵缴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避免做无畏牺牲，黄显声组织一部分警察进行了有序撤退，经新民向锦州集结待命。
4时许，日军由城墙西南角登墙入城。他们一面包围警务第一分局及宪兵司令部，一面割断电线，占领电话局、有线电台，内外消息，全部断绝。随后，小西城门被打开，大股日军蜂拥而入，擎枪架炮的装甲车也冲入城内。
日军从小西门冲进沈阳城后，迅速占领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他们以满铁奉天公所作为城内临时指挥所。
至9月19日6时30分，日军占领了沈阳城。
紧接着，日军接收了省城内的各个党政司法机关。省政府门前的木牌，被日军砸毁，所有的职员逃离一空，文卷印信都被日军掠去。省政府主席臧式毅遭到拘禁，后来在威逼利诱下，成为伪满洲国的奉天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