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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奉天战事外国武官们 日军警戒占领的安东 还在日本相当闭塞、落后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创造了秦汉雄风、大唐盛世，即使到了明代，还曾有三保太监下西洋的举世壮举。中国的强盛，曾经令日本仰视。日本海盗袭扰中国海疆的年月，中国的文臣武将们以鄙夷的目光讥笑他们为“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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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满蒙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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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日本相当闭塞、落后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创造了秦汉雄风、大唐盛世，即使到了明代，还曾有三保太监下西洋的举世壮举。
中国的强盛，曾经令日本仰视。日本海盗袭扰中国海疆的年月，中国的文臣武将们以鄙夷的目光讥笑他们为“倭寇”。
然而，历史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斗转星移。日本通过变法维新，奇迹般地在东亚一隅勃然而起。
中国清王朝国力的日渐衰弱，无心留意日本的跃跃欲试，但中国这块“肥肉”，已经令其垂涎欲滴。
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在《御笔信》中郑重宣布：“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此后，日本与中国反目成仇。
这是一部以黩武扩张为根本出发点的侵略史，每一页稿纸上，都滴淌着中国人的鲜血。
武装侵略台湾、抢占琉球群岛、挑起甲午战争、逼华割地赔款……日本张开血盆大口，吞噬着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
强弱，在时间斗转中发生了惊人的易位。
19世纪末，日本军国主义的气焰日趋嚣张。
在这种背景下，“大陆政策”的出台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一条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征服中国、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国策”，字里行间充满着血腥的味道。
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人犯下了滔天罪行。单是在攻占旅顺后，进行了四天三夜惨绝人寰的杀戮。一丘黄土，埋葬了18000名冤魂。洗劫过后，全城仅幸存36名抬尸队员。
这就是天皇所标榜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人巨大的胃口引起了其他帝国主义强盗的恐慌。
慑于实力所限，日本政府接受了俄、德、法三国的“劝告”，但却宣称“三国完全让步，对于中国一步不让”，清政府只得用白花花的3000万两白银赎回了辽东半岛。
剜却心头肉，来补身上疮，沙俄自恃赎地有功，逼迫清政府同意在东北修筑中东铁路并抢占大连、旅顺。
日本人心中记下了这笔账。整整等了十年，卧薪尝胆、扩军备战。1904年，日军满怀着贪婪愿望和复仇心理，不宣而战，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动了日俄战争。日本作为战胜国，不仅夺得了帝俄费尽心机得到的辽东半岛租借权，以及中东路长春至大连段的南满铁路，还雪上加霜地强迫中国开放了东北16个重要城镇，作为日本通商和居住的地方。
二十多年后，著名诗人闻一多在《七子之歌·旅顺大连》中饱含深情地写道：“我们是暴徒脚下的两团烂泥，两个强邻将我来回的蹴蹋，母亲，你不知道儿们如何的想念你！”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七年一月三日
（在奉天3日大江特派员发）
如果真正做到安全和平的世界乐土，充分形成农、工、商业的经济发展之前，绝不能放松军队警备的力量。在满民众三千万，其保护第一要军队的力量。这次行动造成的光荣牺牲的将士人数相当多。其牺牲在某种意义上。比起日俄战争时更加尊贵。国民在这一点上，更加深感激，铭记在心。
九一八事变后，大阪朝日新闻号外直白地指出，将士们的“光荣牺牲”，是“尊贵的”，将使国民“加深感激”、“铭记在心”。按照这个逻辑，在侵略战争中献身的“勇士”们，倒成了值得纪念的英雄。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七年一月四日“思念皇军健斗的满洲进行曲。”
无论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那时候都有几首军歌制作。其中有表现国民和军队的如实的心情，有永久性，至今还在唱着。这次的满洲事变不是日支战争，但是为了死守在满蒙的生命线，皇军和日本国民一起站立，为国家形成一片，在紧张，这不叫战争也是战争，应当有个歌。
……
因此歌词并不是桌上的空想，在简单明了的句子中，渗透了真实感。另外，堀内氏的作曲，采取日本音乐阳旋音阶的爽朗，愉快的曲调，我相信，能代表日本国民进守大陆的决心。歌词如下，希望在各家庭、学校、集会等时踊跃唱此歌。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九一八事变，时间间隔了30多年。但日本征服中国的野心，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并且不断地昭彰。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七年一月四日
满洲进行曲（歌词大意）
一、已往日俄战争时
埋入勇士遗骨地
抬头望见忠灵塔
鲜红血液染成的
夕阳映照塔身上
高高屹立旷野边
……
六、为了东洋保和平
我们献身埋地下
不惜牺牲为日本
关键保住生命线
八千万人同胞们
共同守好我权益
这首为九一八事变张目的《满洲进行曲》共有六段，仅择取歌词的第一、六段进行体味，就不难发现颂歌的主题：“不惜牺牲为日本，关键保住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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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机构显现事变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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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后，日本为了巩固既得利益和进一步独霸东北，在东北境内建成立了一整套完整的侵略机构。先后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是三个维持掠夺和统治的大本营，此外还设立了“驻奉天总领事馆”等机构，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军事的三位一体。这些机构在推行“大陆政策”的战略目标上步调一致，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实现日本的侵略和扩张服务的。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三位一体”的一致性，在事实中清晰显现出来。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总领事馆紧张，我军严戒周围”
（奉天特电18日发）
由于日支开战，奉天日本总领事馆进行了非常召集，时时刻刻到达本省的情报拍电报的同时，向各地领事馆通告开战，电示要求妥善处理。另外日支开战后，在其周围由我军做严戒。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实际上是日本外务省派驻中国东北地区的总办事处，它通过外交事务的渠道，名正言顺地推行侵略政策。1928年4月至1931年12月，外交官林久治郎担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这一时期正好是日本野心勃勃发动对中国侵略战争的关键时期。无论是皇姑屯事件，还是九一八事变前后，都能看到林久治郎“忙碌”的身影。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城内的日本人，依照总领事馆的命令，撤回了满铁公所”
（奉天特电19日发）
居住在奉天城内的日本人，按总领事馆的命令，午前2时10分开始，撤回到城内的满铁公所。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成立于1907年，管辖大连至长春间的铁路干线，后来扩展到安奉铁路和几个铁路支线。名义上是铁路公司，实际上是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掠夺和阴谋活动的机构。“满铁”还设置了一些情报机构从事间谍活动。它的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曾经露骨地说：“满铁总裁作为日本新国策的代表，必须是实现日本新大陆政策的主要人物，并且应如过去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样，是日本帝国扩张政策打头阵的干将。”
“满铁”经常以“铁路附属地”的名义霸占沿线大量的土地，给中国民众带来了灾难。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关东军司令部下达命令”
（联合大连19日发急报）
接到在奉天的支那兵袭击日兵事件的急报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即下达如下的善后处理命令。
一、奉天驻在部队，在稻见中佐统率下，担任附属地的治安维持。
二、第二十九联队，以支援友军为目的，进行扫荡奉天商埠地之支那兵之任务。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宪兵本部也在增援”
（奉天特电19日发）
关东军司令部宪兵本部长二宫少将决定率领增援宪兵队，急行奉天。
日俄战争后，日军约两个师团的兵力，借口保护南满铁路和侨民安全，赖在中国东北不走，1919年命名为关东军。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司令官由日本陆军现役大将或中将充任，直属于日本天皇。关东军的常驻军有一个师团和六个独立守备队，总兵力约二万人，分布在南满铁路沿线的主要城镇和沈阳、长春、辽阳等地，是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急先锋。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关东厅警官200名，急赴奉天”
（电通大连19日发）
关东厅接到在奉天的日支兵冲突之急报后，从旅顺大连警察署，先出发警官200名，在阪井警部带领下，乘午前零时发的快车，赴奉天去应援。
关东厅是日本在南满地区推行殖民统治的政权机构，管辖所谓的“关东州”的区域。关东州是日本对所霸占的辽东半岛普兰店至皮口一线以南地区的称谓。关东厅的长官由天皇亲自委任，他还兼管“满铁”沿线的警察事务。日本政府通过关东厅，把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附属地”，变成了推行“大陆政策”的基地。
这三位一体的机构，有如相连紧扣的链环桎梏在黑土地上，通过武装侵略的九一八事变，满足了占有权膨胀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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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妄必然愈益加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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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当然不会仅仅满足“关东州”、“铁路附属地”这已得到的特权和利益。这些只是“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狂妄的开始。
1927年6月，日本新内阁刚刚上台才两个月，在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的“东方会议”上就作出了《对华政策纲要》新决策。强调为实现侵华政策，不惜“在满洲实行强硬手段”。会后上奏日本天皇的《田中奏折》，赤裸裸地宣称：“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有这样的内阁，这样的奏折，这样的政策，日本对东北的侵略，必然要日甚一日地加剧起来。
通过号外报道的“南陆相向首相汇报”，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心照不宣。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南陆相向首相汇报”
南陆相在职19日午前2时，接到日支两军冲突的电报后，立即向若木规首相、币原外相、安保海相作汇报。同时取得了作为陆相对这事态对策的谅解。以后连续到达的情报也详细汇报内容。
下面择取了号外中的一段报道，里面记录了日军在1932年1月4日举行攻占锦州入城式的报道内容。从高谈“新满蒙创造”中，不难看出日本侵略的变本加厉，另有所图。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七年一月三日
（在奉天3日武内特派员发）
新满蒙自由国建设的同时，作为我国生命线确保的绝对条件，被人重视的是满洲总督制，实施说及满铁改革必要沦为代表的学说。
日本方面的在满各机关统一问题和日支新满蒙关系的基础，日满经济关系确立等问题，如何处理是关键，何时建立满洲自由国，以什么样方式，在什么样形态下组织，还有日方机关的统一，日满经济关系确立有什么样转折点。今后在这个新满蒙创造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20世纪20年代，沈阳称为奉天，是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绿林出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别有所图的支持下，坐上了“东北王”的宝座，也卷入了日本称霸的“大陆政策”的漩涡里。
1926年以后，张作霖坐镇北京、问鼎中原，挟制了北洋军阀政府，出任安国军总司令、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当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北进讨伐，形势于张不利时，日本乘人之危，以威逼解决“满蒙诸悬案”为条件，帮助张作霖对付蒋介石。昔日为扩充实力，对日本才表示愿意合作的张作霖，对这些已危及民族利益和“东北王”统治的要求，是不会答应的。这个时期，中华民族反对日本侵略的情绪，在全国各地已经日益高涨，审时度势，张作霖拒绝了日本提出的苛刻条件。
双方在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中，也存在相互矛盾和冲突，以至水火不相容。
1928年6月3日，在军乐声中，大元帅张作霖威风十足地坐上专列，由北平（今北京）前门车站往奉天出发，列车行驶到临近奉天的皇姑屯三洞桥时被炸。北洋政府首脑张作霖被抬回大帅府后不久，伤重身亡。皇姑屯事件从表面看好像有些出人意料之外，其实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霸占东北的必然结果。
张学良处理完父亲的丧事之后，子承父业就任东北保安司令，主政东北，稳定了政局，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制造动乱的阴谋。
1927年9月，当日本推行“东方会议决策”，通过“满蒙交涉”，拓展在东北的特权、显露出昭然若揭的侵略嘴脸时，东北三省民众就发出了阵阵呐喊。
悲愤交加的张学良，国恨家仇系于一身。
于是，他积极主张南北议和，改旗易帜，归附南京政府。日本闻听此消息，非常吃惊，不但力阻，而且公开对他威胁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张学良抱定了决心：“日方欺我甚，誓必易帜，即死于青天白日旗下，吾亦甘心。”
1929年年底，张学良发表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这一爱国至诚的行动，无疑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严重挑战，并给予当头棒喝。
侵略就要寻找借口，没有借口就要刻意制造摩擦。
于是，1931年春天江河解冻时，日军在位于长春北65华里的万宝山镇（今属吉林省德惠县万宝镇），蓄意挑起了“万宝山事件”。
顾虑乡土的中国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齐心协力填渠平坝时，日本警察竟然开枪镇压。
与此同时，日本在朝鲜国内危言耸听，掀起了反华排华的浪潮。又在本土大肆鼓吹“满蒙生命线受到威胁”，要寻求用武力“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办法。
“万宝山事件”余波尚未平息，日本帝国主义又借“中村事件”，煽动战争狂热。
1931年6月，日本参谋总部的大尉中村震太郎化装成中国商人，非法潜入中国边防要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侦察时，官兵们激于民族义愤，遂将其就地秘密处死。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20日在齐齐哈尔大泽特派员发）
那个与中村少佐一起被枪毙的井杉曹长开业经营的昂荣旅馆里，东支铁路附属地有护路军、巡警们，腰佩带手枪或肩扛刺刀，警戒残兵败将的乱入，气氛很紧张，站在大地上，寒气刺骨，超过零下30度，全要冻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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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妄必然愈益加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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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直到占据昂昂溪时，还耿耿于怀中村事件。
适时，日方查知后，一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硬抗议，一面在本土各地报道日本政府的声明。
正忙于剿共的蒋介石打来电话，要张学良查处此事。
张学良几次向蒋介石发去密电，提醒他“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他在电报中还说：“由万宝山事件及韩人排华风潮以观，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
而蒋介石则给张学良拍来电报，要张学良严肃处理枪毙中村的有关人员，电报还说：“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遒照执行。”
这两个事件，只是日本挑衅和制造的借口，日本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实施侵略东北的野心和阴谋，朝野上下一片忙碌，加紧军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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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前夜的狰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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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主政东北，毅然易帜，实现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南北的统一，但各派新军阀混战更加剧烈。
1930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刀兵相见，在大动干戈中爆发了中原大战。张学良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率10万强兵进驻平津调停。尔后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设行营于北平。
1931年7月，为了讨伐石友三叛乱，东北军主力编成了两个集团军。战事结束后，两个集团军的大部分都留驻关内，有的还拱卫京畿，连同陆续入关的部队，到九一八事变前夕，辽宁原有的14个国防步兵旅被调离了10个，黑龙江仅有的两个国防步兵旅全部调进关内。东北军的6个骑兵旅中，除了骑三旅原地未动外，其余均调进关内，炮兵除了黑、吉、辽三省各留守一个炮兵团外，其他的也离开了东北大地。致使东北三省防务空虚，辽宁首当其冲。
先哲孟子说过：“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家中自相残杀时，日本帝国主义却加速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步伐。
1931年春，“万宝山事件”的季节里，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规定在满洲采取军事行动时，关东军必须集中于沈阳，取“先发制人”的策略。４月中旬，日本军部以换防为名，将关东军战略兵团，换成士兵多为生长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的精锐师团，以便军事行动中，适应东北的气候条件。
“中村事件”处理过程中，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积极策划武力侵占东北的方案，拟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为了攻占沈阳之需，参谋本部从国内调来两门重型榴弹炮。
关东军人事变动，更为重要的措施是担任过张作霖顾问和驻华使馆武官、对东北情况非常熟悉的本庄繁中将，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主持制定《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的建川美次少将，担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被视为“中国通”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担任奉天特务机关长。
本庄繁到任后，即部署了“满洲时局对策的根本方针，审查早已制定的“作战方案”。将驻大连柳树屯的日本铁道守备队，秘密调往沈阳。日本在东北各地的“在乡军人”，奉命集中到沈阳、长春、哈尔滨。随后，他对南满路和安奉路沿线城镇的日军，进行了巡视、检阅，组织了军事演习，检查应变准备工作。
关东军的野心，是有呼应的。号外直白的表述，已说明了问题。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七年一月四日
“仰望日本国旗，重新焕发的锦州市民”
“在锦州城头高高飘扬的沾满鲜血的国旗，
——是朝鲜残留部队的青年士官们，切手指头染成的”
（在锦州3日高桥特派员）
3日午前7时40分，我军装甲列车入城锦州后，没经过5分钟，在高有70尺的锦州城西门上，高高挂起长5尺宽4尺的大日本国旗。关于这日本旗，有令人钦佩的美谈。腊月二十八日决定，朝鲜罗南某部的依田团出动，命令下达其中汉江兵队为残留部队留下时，这几个月来，一直做好准备等待出动的该联队的将士们，非常灰心丧气。尤其是植田中尉为首的独身者中尉10名，商定为了表示至少把我们的心意运到锦州去，切左手指头，用干净碗里接，用它画直径2尺的太阳旗，委托战友把它带去首先到锦州城。3日晨，依田团的白浜中尉乘装甲列车，到了锦州后马上按照战友委托跑上城门挂起了血染的旗，三呼万岁。
为了在中国城市“挂起了血染的旗，三呼万岁”，九一八事变前，从1929年到1931年7月，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等人，在东北各地连续4次“参谋旅行”，拟订作战方案，组织大规模军事演习。
9月14日至17日，日军气焰嚣张地连续在北大营一带组织军事演习，并在沈阳街头张贴布告，声称：“大日本奉天驻屯军，近日以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闻枪声勿得惊慌。”
这一系列周密策划和精心部署，犹如搭在弦上的罪恶之箭，一触即发，显露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狰狞。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关东军司令部下达命令”
（联合大连19日发急报）
接到在奉天的支那兵袭击日兵事件的急报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即下达如下的善后处理命令。
九一八事变在爆炸中发动了，为了达到狼子野心，《大阪朝日新闻》号外还在欺瞒着舆论。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暂时观看形势发展，一切由关东军酌情处理。不至于出现整个满洲的冲突。——这是我陆军的态度。”
关于在奉天的日支冲突事件，陆军方面至今还没有得到详细报告，因此。综合首脑部的意见大约如下：
这次的事件像是突发的事件，其实最近几天来，有些不稳的先兆，土匪的横行，出没可疑人物等，使人感觉奇怪，果然发生事了。可是关东军有独立守备队约5千名，第二师团派遣军约7千名，共计有1万2千名的兵力。
九一八事变专题号外问世后，陆军方面有了欲盖弥彰的机会，于是喋喋不休说，“不至于出现整个满洲的冲突”，“这次的事件像是突发的事件”，“还没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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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前夜的狰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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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现有的情况是还没迫切到，需要从朝鲜或内地，派兵增援。如果有必要，当然采取迅速手段从朝鲜增援。但是一切由关东军司令官酌情处理，如果没有司令官的电请，只能做稳定观察。暂不能预想到这次冲突引起日支间的全面的战时状态，因此不会出现断绝日支国交等。不过惹起这样事态就说明我国外交方针软弱，被认为是日本好欺负，在这一点上，现内阁不能推卸责任。如果支那方面继续采取粗暴的行动，那么就不能认为是局部的冲突而放过。坚决地用我实力，彻底使它屈服。（东京电话）
但是，号外上通过东京电话的采访反馈，毫不犹豫阐明“如果有必要，当然采取迅速手段从朝鲜增援”。其实，目的就是瞒天过海。从下面的号外报道中，就可以看出发动九一八事变，关东军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除奉天方面做出了准备外，在朝鲜的日军也有所反应。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电通京城19日发）
朝鲜军收到18日夜在奉天北大营的日支两军正面冲突之情报后，马上紧张起来，即便是夜深，参谋部全体人员总出动。以情报为中心，聚集一起，进行商议。因形势越来越重大，午前零时半，对管下的十九、二十两师团，下达重大指令。全军在紧张状态。
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参谋本部召开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时局对策会议。最后，全体对增加兵力达成了一致意见。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对朝鲜的二个师团下达非常准备命令，紧张中协议对策。”
接到在奉天日支两军冲突急报的朝鲜军司令部，突然紧张，在19日拂晓各参谋全员到厅，对军属雇员也进行非常召集，在各自的部署上岗。在18日夜，向出差到南朝鲜地方的几任参谋长发出了紧急归任的通知，同时对管下的第十九、二十两个师团下达立即进行非常准备的命令。军参谋部紧闭室门，根据奉天的情报进行密议。（京城电报）
正在进行准备时，朝鲜军司令林铣十郎发来电报，已命令两个飞行中队增援关东军，并命令一个混成旅团准备向沈阳出动。决定增兵不久，日本政府在“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之后，即承认了驻朝鲜的军队越境，并决定支付经费，使侵略战争得以扩大，同时天皇也批准了出兵。
所以，当日本发动了“九一八”，取得骄人战报时，朝野一片心照交欢。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七年一月二日
“通过电波，日满之间交欢，以新年好开播的元旦广播。”
（奉天特电1日发）
从元旦的午后1时20分起，开始了日满收音机交欢广播。
首先奉天方面的本庄司令官、三宅参谋长、奉天省政府于冲汉氏，每人作五分钟的讲话，从东京过来了荒木陆相的很有力的男低音声，大家专心听长达20分钟的陆相对将卒及在满同胞的慰问，接着从大阪广播，本社副社长下村氏的饱满精神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他说听到本庄司令官、三宅参谋长、于冲汉氏的谈话，感到很高兴，我在这里祝在满将卒及同胞们的健康。广播在午后2时10分在大成功里结束了。
九一八事变后，许多东北军政大员卖国求荣，屈膝降日。号外报道中点到的于冲汉，这个不折不扣的汉奸，在伪满洲国成立后，被委为监察院长，不久病死于大连。
历史在纵横展卷时，不难发现无论何人都会在每一步行动经历中，拓留下自己民族的历史。承认与否，都要画下是非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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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会为民族生存而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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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奉天北大营战事的外国武官们。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事变的第二天，日军摇晃着太阳旗，在沈阳横冲直撞时，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宣言揭露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蓄谋已久的阴谋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
当时曾参与文件讨论的赵毅敏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党是秘密的，又不能登报，不像现在。当时省委把文件刻印出来后，通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在街头热闹的地方偷偷一撒，带到学校往同学的书桌里一塞，宣言就发出去了。”
９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要求加紧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引导民众到反帝的斗争上去。就是在这同一天，匆匆忙忙刚从“剿共”前线返回南京的蒋介石发表演说，提出“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中共的决议充分表达了东北各族各界同胞和全国人民的意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吼声，响彻了白山黑水、长城内外和大河上下。
张学良接替父任主政东北时，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国民常识促进会、拒毒联合会等爱国抗日的群众组织，在张学良的支持下，曾开展了一系列使日本帝国主义为之恼怒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心存报复的日军，便按开列的名单，到这些组织的办公地点进行搜捕。
其中的主要负责等人，已无法在沈阳留居，拥挤在同样行色匆匆的难民中，先后流亡到北平。
一行人到张学良的北平行营，恳望张学良率子弟兵杀出关外，抗击外侮，收复失地。但昔日敏捷果敢的张学良，眼下思虑重重，处在矛盾的漩涡之中。虽然国难家仇集于一身，但恐违背了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他仍持听候中央指示的态度，寄希望于“国联”主持公理。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支那也承认日本方案，央求百方，无人理支那的主张。”
（巴黎特电21日发加急报）
在21日公开理事会席上，支那代表施肇基氏承认了日本的共同派遣调查员的提案，决定撤兵没期限，但希望迅速完成可行的撤兵。
支那代表对日本没有大骂，老老实实接受是使人意外的。据说是支那一直在理事会召开的之前，还抱着立即撤兵的主张，根据第十五条要控诉，哀求了各国，向议长普利安氏提交了书面意见，但支那哀求的联盟事务总长吐拉蒙氏和普利安氏，完全不采纳，反而批评支那，日本已有了具体的解决方案。支那反对圆满解决事态的建设性方案。提出十五条等破坏性提案是岂有此理。无计可施的支那，在21日晨到吐司大使处多次恳求说，要提出十五条，吐司大使拒绝说，十五条的问题是属于联盟范围，不在美国参与的事。支那知至今无一人支持支那的立场，认输接受了日本方案。
此时，号外上报道的“国联”消息，及时为鼓动日本侵略张目。得已领略了日本侵略者亡我之心，深痛枪炮下沦陷的东北各界爱国人士，闻听了张学良的苦衷和心态，无言劝对，很是失望。
九一八事变一周后，原“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等抗日团体负责人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高崇民、卢广绩等人，在抗日爱国思想的支配下，召集流亡在北平的东北界代表和爱国人士，商讨发动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动员群众起来抗日，以及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问题，以便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复土斗争。到会人员均表赞成。
当年，奉天会馆坐落在北平西城西单旧刑部街（今民族饭店位置）。明代，此街因刑部在此而得名。清代刑部移迁，此处仍延续称名旧刑部街。
9月27日，大会成立那天，到会人员极为踊跃，齐聚奉天会馆，与会的500余人，群情激愤，坚决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遂决定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会址设于奉天会馆。
此即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救亡组织。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的第二天，便在发表的宣言即《告东北民众书》中，一针见血地痛斥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九一八事件，“以与倭奴决一雌雄”，这是“为民族生存，国家安宁”所进行的“最后之战”。
救国会成立后不久，曾组织“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经由上海，赴南京请愿，要求面见蒋介石。
蒋介石在中央军校见无法回避了，才迫不得已在礼堂接见了请愿团，蒋介石接见时却说：“静候中央处理，依靠国联正义制裁。”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接受我方代表提议的调查员派遣方案。
普利安议长表扬说，“方案既具体又明确”。
（巴黎特电21日发加急报）
21日午后四时三十五分，召开了联盟理事会公开会议，首先普利安议长提出希望，日支两国根据九月三十日的决议，能得到解决。然后芳泽代表提案，派遣共同调查员，普利安氏支持这方案作演说之外，平稳结束了。最后，议长普利安氏声明，把日本的提案作为原则，接受它，今后决定细节问题后定决议案。会议在六时十五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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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会为民族生存而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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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联”的一纸决议，丝毫无碍日本侵略者的我行我素。昨日的惨痛，今天的状况，激起了国人更大的义愤。
请愿团群情激愤，递送上请愿书后，痛陈东北民众水深火热之痛苦，责问日本拒不执行国联要求日军撤兵的决议，政府该做何打算。站在台上的蒋介石说：“你们所责难的话未免过火，至于最后所问的具体办法，则容俟当面答复各代表，不便当众宣布。”
蒋介石面露愠色地急忙退入后台。也许缘由维护尊严，也许为了表明观点，十几分钟后，他又返身回到台上，对大家说：“不要听信谣言挑拨，要镇静听候中央处理。”“到必要时候，中央一定抵抗，还要依靠国联正义制裁。”说完，在军警的保护下离去。会场内顿时群情鼎沸，呼喊叫骂之声，不绝于耳。
请愿的结果如何呢？当年请愿团领导人之一的卢广绩，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就在这天夜里，警察突然闯进了我们住宿的金陵大学请愿团驻地，硬说我们这里有共产党撒传单。我们根本不清楚这件事，也未看到什么传单，最后警察也没检查出什么。对此，我们非常气愤，曾严厉指问当地国民党当局：“我们向政府请愿有什么罪？”
第二天一早，请愿团在关码头离开南京时，中央军校二三百名东北籍学员，有组织地赶来送行。当队伍过江时，船上的离去人，岸上的送行者，无不热泪潸然，心头萦绕着亡土亡家之痛。
“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返回北平，痛定思痛，认识到唯有将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抗击侵入家中的强盗，才能在救亡图存中有所作为。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武装占领沈阳直至整个东北后，东北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抗日。救国会对这些抗日队伍统称为抗日义勇军。成分主要由共产党、工人和农民组成，还有学生、知识分子、军人、警察、士绅和绿林人物。虽然其成分复杂，队伍称谓不一，举义规模有大小，地域有别，但都把他们划为义勇军的范畴。辽宁境内的抗日义勇军除了58路和20余支队外，还有许多支自发的抗日武装，如大刀会、农民抗日军、山林队、民团等抗日队伍。总人数约30万人。
对此，号外报道了侵略者对义勇军露骨的仇恨。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七年一月二日
“支那义勇军的内情，其兵力弄清楚”
（奉天特电1日发）
关于北宁支线沿线的支那义勇军的内情，根据辽宁义勇军第二旅第九大队本部没收的文件，及据士兵谈话综合一下，田家坟附近的兵力是干部18，下士398名，干部全是官兵，各手下配置土匪头目，从锦州军接受弹药的供给之事已弄清了。另外，调查写给土匪德好的一封信，奉天省里少有14处义勇军总本部，一本部为九大队组织，推测义勇军总兵力为5万，他们是以公安队为中心编制，以对日抗战为目的。这些义勇军势力范围达郑家屯方面。捉人质，掠夺金品等，做无限暴行。
抗日义勇军是在血与火中产生的民族英烈。正是这些抗日义勇军把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在斗争才孕育了《义勇军进行曲》。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利益和祖国的尊严。
面对穷凶极恶装备精良的日军，抗日义勇军组织分散，装备低劣，他们最后失败了，但他们将永远得到人们的歌颂和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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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铁梅威慑安奉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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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午前9时，日军警戒占领的安东（丹东）商埠公安局。
邓铁梅就是义勇军的代表。
在辽宁的东南部，有一块由安奉铁路（今沈丹线）、南满铁路（长大线）和黄海海岸围成的狭长三角形地区，史称“辽东三角地带”。
凤凰城，俗称凤城。它近依边城安东（今丹东市），南出直逼“关东州”，北下通连本溪、辽阳，是“辽东三角地带”的战略要地。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就将凤城车站附近划为了附属地，驻有铁道独立守备队、宪兵队。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安东守备队，准备出动。”（安东县电报）
安东守备队，以重松大尉以下全体人员，完备了出动准备，安东站的军需输送已备好，形成异常的紧张状态。另外，在支那街方面，有便衣队蜂起情况，我官宪在极力戒备中。
九一八事变之夜，关东军驻守安东的守备队，“完备了出动准备”和备好输送军需。这个夜里，守备队极力戒备的是当地警察。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从朝鲜军方面，补充弹药。”
朝鲜军司令部，根据18日在铁路局召开的军需运输结果，已经制定了运输计划，决心万事不让出现误算。首先，对关东军补充弹药之事，一切准备完了，当19日拂晓开始运输。
发动事变前，关东军就与朝鲜军默契，所以事关成败同安奉线紧密相连。这就是号外为什么专题报道，格外关注“辽东三角地带”动态的原因。
日军占领凤城的第二天，便成立了维持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逮捕了几十名爱国人士。一时间，凤城内外血雨腥风，人人自危。
日军虽然在此拥兵自重，但这里的高山密林，重峦叠嶂，却又为抗日武装提供了天然的便利。
曾任凤城警察大队长和公安局长的邓铁梅，深感亡国之痛，征得黄显声的支持，于10月下旬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
邓铁梅深知此战成败至为重要，他先是连接几天多次派人潜入城中，摸清了敌人的兵力配置和火力分布。然后对主攻、阻援、预备队，进行了周密了的部署。
日军对邓铁梅的动态，有所觉察。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七年一月二日
“窥视安东的2000名匪兵团”。
（联合奉天1日发加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