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张学良为甚么劫蒋，又为甚么释蒋本章内容摘要：.3
2、扣蒋做人质张学良原以为劫蒋除蒋向苏邀功，一定会取得苏联信任，可苏联对张献上的此殷勤，不仅不屑一顾，反而严厉谴责。"交人民公审"蒋，对张学良来说，已完全失去意义。张当然不会为了毛泽东去除蒋的，所以此後尽管中共一再要求张除掉蒋。[注29、32、35、37]张反复向中共解释："留此人在手，大有文章可做。"[注43]如要钱有饯，"与张商定多少给多少"[注60]；要地有地，"他（指蒋公）暗示可将西北及红军问题日後交我（指张）处理。"[注69]
张对他的亲信：留此人在手大有文章可做，潜台词是你们何必要杀蒋呢？留蒋做人质，你们可向南京勒索你们所想得到的一切。
张对西安民众：又编造了"自端纳来後，蒋介石的态度有了变化，他从宋美龄托端纳带给他的信末，说南京是'战中有战'[注7]（又书为'戏中有戏'）中，省悟到危害他的不是张、杨，而是何应钦。因此，他开始允许西安方面和他商谈抗日问题。"[注70]"蒋介石这时的态度事实上也已远非此前之强硬。"[注71]用抗日的词汇来掩饰他们要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以能据西北称雄。张编造的这些"原因"与"结果"，根本就不值一驳。首先张说："他（指蒋公）开始允许西安方面和他商谈抗日问题。"[注71]张学良与中共真的要谈抗日问题吗？
中共要抗日吗？正如曾当过毛泽东私人秘书的李锐先生後来著文所说，毛洚泽东教育全体中共党员认清："中国是蒋介石的，因而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占领得越多越好。"[注61]显然毛泽东的中共，是不会为了蒋介石的中国去抗日的。所以早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蒋公就派邓文仪与中共谈抗日问题，且条件相当优厚，既不要中共改制改编，又给中共军械军饷，让中共出绥远抗日。但被毛泽东以"满纸联合抗日，实际上拒绝我们的条件"拒绝了，毛译东的中共所要的条件是甚么呢？请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给共产国际的密电："我们所希望的地区是青海、甘西、宁夏……一带。即使蒋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也不它见到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能自动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从苏联取得飞机、大炮後攻取（此一地区内的）坚固城寨".毛泽东的中共根本就不关心抗日，他们所热衷的是从青海、宁夏地方政府手中，夺取这些地区。即使中央军撤出西北後，他们还要在西北地区发动内战。直到完全占领该地区。毛泽东关心的是唯一事情是夺权，何来真正抗日问题可谈。
张学良真的像他们台上表演的那样，"巳急不可待"，早日"拼此一腔热血"，只须像他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谒蒋聆训时所说的那样，将他手下那些，已"急不可待"的"激进的抗日分子"，分批派回他们各自的东北老家打游击即可，何须发动西安事变！
更何况张学良在他们内部商量真实计划时："立即与日军接触，条件也不成孰。"此外，张学良本人在日军面前的表现，以及後来八年抗战中，孙铭九等投日叛国的事实都表明，以如此群类为核心的群体，根本就不可能抗日。他们关心的是："尽撤入陕之兵，西北交张主持。"其它一切他们均不关心，因而才有"其它一切……抗战筹备……均循先生（指蒋公）预定方针前进，御侮大业可速就"[注40].这说明他们既不关心抗日，又早知蒋公预定的方针，是可使御侮大业速就的良策，何来的抗日问题可谈呢？
其次，张学良编造的："他（指蒋公）省悟到危害他的不是张、杨，而是何应钦，因而态度转变。"更不值一驳，蒋公始终信任何应钦将军，随後的八年抗战中，一直任命何要职，特别是抗战胜利後的南京受降盛典，蒋公委托何应钦将军主持。说明了蒋公深知何将军在敌强我弱的困境下，为了减轻战火给同胞带来的苦难，忍辱负重与敌人周旋，被不明真相的人，污为媚日的冤屈。让何将军主持南京受降盛典所带来的荣誉，弥补他多年所受的冤屈。足见蒋公对何知之之深，根本就不存在怀疑何在西安事变期间危害自己的问题，张学良如此搬弄，更见其伪造品低劣下可信。
张学良在蒋公面前，又巧舌如簧的说他看了蒋公的日记，知道蒋公早准备抗日，错怪了蒋。早知此，就不会发动西安事变了，来掩饰他发动西安事变的真正原因：劫蒋除蒋，向苏联邀功，以能取得苏联的信任，"释苏前嫌，遂多年联苏的愿望。"以能在苏联大力支持下，"缔造一个崭的时代。"[注33]达到"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的目的。
是不是蒋公真的像张学良对西安民众所说的："自端纳来後，蒋介石的态度有了变化，他从宋美龄托端纳带给他的信末，说南京是'戏中有戏'中，省悟到危害他的不是张、杨，而是何应钦。因此，他开始允许西安方面和他商谈抗日问题"呢？还为张学良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与到西安的宋美龄的谈话内容所否定，张对夫人说："委员长自被禁後，一直怒不可遏，拒不谈问题。"[注56]张学良的这段话清楚的告诉世人：蒋公从十二日晨被劫持，直到二十二日下午四时，都"一直怒不可遏"，且"拒不谈问题"，态度始终如一，并没有变化。张学良此类伪造，不足为奇，张学良的话本来就不可信。
3、无条件释蒋[注72、73、74]
张学良从有条件释蒋（"尽撤入陕之兵"），转变为无条性件释蒋[注72、73、74]的真正原因，是他一再苦苦哀求中共公开"三位一体"，可中共直到十二月十三日晚，中共仍拒绝他的恳求，使他对据西北称雄完全失去信心，更省悟到，中共封他的所"西北大联合"的政府首席，与军队统帅，只不过是给他戴了一顶纸糊的高帽，其实中共并他学良当一回事，他这个政府首席，军队统帅，连一再哀求尊他为统帅的部下（中共），公开三位一体也做不到。如此被人玩弄，再玩下去，不但捞不到任何好处，且孙蔚如的："放出蒋，把张学良扣起来。"[注75]每分钟都可能成为现实，到那时连命都不保，惊恐到了不能入睡的程度，以致直到送蒋公回洛阳後，才能在洛阳呼呼入睡。[注49]
张学良当然不会把他自己思想转变的真正原因告诉他人，张又制造舆论，使他人相信张如此改变是有道理的，如"根据南京方面的情报，亲日派现有阴谋，因此有必要使委员长速返南京，以镇压大局。"[注66]"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著是抓住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後要拥护他做领袖，使他能保持威信和尊严……，不致对我们再存戒心。"[注76]"假若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会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战，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说时，他的感情十分激动。"[注76]张为甚么会如此激动呢？这是因为每当张学良问中共要苏援时，中共主张"尽快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反倒认为张要求有些过左"[注68]；但当张真的准备和平解决时，中共又把他的条件从二十一日的四条[注57]，增至二十五日的十条。[注58]并说"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奠定胜利的基础"[注77]，使张进退失据。此时，张真後悔轻信中共的"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又庆幸没有完全听信中共的，"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而对蒋取断然措施，真不知如何收场。张连通知一下周恩来都感到没有必要的情况下，送蒋回洛阳。
再让我们回顾一下释蒋过程：
二十二日下午四时，宋子文，宋美龄一行飞抵西安。
二十三日上午，正式就释蒋问题进行谈判。
此时，张仍未放弃据西北称雄，一方面挟中共自重，（张学良一直都宣称他与共产党无关[注55]，可此时张学良一反常态，公然在宋子文面前说周恩来来到西安，妄图以中共为筹码，）以能从南京方面取得有利的条件。如"尽撤入陕之兵，西北交张主持"；另一方面又挟蒋自重，（张学良在中共面前吹嘘："蒋暗示，已将西北与红军问题交给我张学良全权负责"[注69]以增身价，）要求中共公开三位一体，仍希望通过中共这一中间渠道，得到苏联援助。可中共二十三日晚电张，仍拒绝公开三位一体，张据西北称雄梦彻底破灭，张深受刺激，转而全力为自己留後路。杨虎城也受中共拒绝公开三位一体的刺激，附和张。即"张、杨、宋（子文）都急望此事（释蒋）速成。"[注78]每当张向中共要苏援时，中共说张要求"太左"，应和平解决有关问题，但当张真的准备和平解决时，中共又於二十四日晚电示他们："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奠定胜利的基础。"[注77]杨虎诚转而附和中共的意见[注80]，但张对中共如此节外生枝，"不以为然。"{注77]张学良与杨虎城在释蒋问题上，激烈争论。[注77]即张主张无条件释蒋[注72、73、74]，而杨主张有条件释蒋。
二十五日晨，张决定单方面无条件护送委员长回京。[注79]"张拟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後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注79]
二十五日上午，张把自己简单的行李交给端纳，要他不要声张。[注72]蒋不肯化装潜行，宋子文於二十五日下午一时半，入新城杨虎城宅疏通。宋子文此时访杨，会至诚的劝告杨虎城，张学良已在委员长面前表尽忠心，现一切准备就绪，即刻由他亲自护送委员长回京，马上就出发，他人多个势众，要如此蛮干，你也奈何不了他。且国不可一日失重心，现委员长被扣於此，南京乱成一团，全国人民均急切的盼委员长回京了此乱局。你如再不同意，就犯众怒了，何必陷自己於众矢之的危境呢？不如卖个人情，一起送委员长上机吧！我是来给你通风报信的，必须马上回去，你也立即准备一下，即刻去张处送委员长吧！
再加上张学良在用其它方法劝杨无效後，不得不至诚的对杨说出他的担忧："现在不走不行了啦！夜长梦多，不知会出什么大乱子。"[注80]同病相怜的杨虎城，不能不有此同感。杨虎城手下二员主将，一员冯钦哉，早已通电全国，宣布效忠中央；另一员主将孙蔚如，也早就提出反政变"把蒋放了，把张学良扣起来。"[注75]显然，也不能期望孙为杨卖命与中央为敌，其他如沈玺亭、唐得楹已投向中央，民团也纷纷宣布效忠中央。转赴外地的西北名流，如于右任、张钫进住潼关，调动一大批与西安官兵关系深厚，且影响力巨大的人物，如马青苑、李藩候、王宗山、王亮成、宁武……以及东北名流齐世英带领"东北协会"进驻潼关。[注74]做西安官兵的工作，他们或亲自潜回西安，或派他们的亲信潜回西安，策动西安地区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官兵，反戈一击，效忠中央，并从事营救工作。已在西安的不满杨的人士，也均在磨拳擦撑，伺机而动。如西北原将领张鸿达，就巳联系上他昔日的部下沈玺亭、唐得楹密谋救出蒋，取杨而代之。李兴中也收到匿名信：要他认清形势，把握时机，救出蒋，建千古之奇功。杨渠统也潜回西安，密谋救出蒋。[注75]杨虎城多扣蒋一分钟，就给这些人物多一分钟救出蒋，建千古之奇功的机会。其实杨虎城也已"草木皆兵"，甚至怀疑宋文梅也要起兵造反的程度。[注88]杨虎城同意无条件释蒋，与张学良一样，完全是迫於形势。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仅仅是张比杨更怕死，更感受到危机四伏，孙蔚如的"把蒋放了，把张扣起来。"[注75]时常在张耳边迥响，张学良原以为劫蒋献蒋，向斯太林邀功，从而得到苏联大力援助，便可达到取蒋而代之的目的。始料未及的是他劫蒋後，却为不少人创造了劫张献张，救出蒋，向南京邀功，建千古之奇功的机会。反倒将他自己置於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而惊恐万分，到了不能入睡的程度，（[西安的]张学良公馆的外围由手枪营站岗，里边是卫士站岗，公馆共有六十名卫士，都是尉级军官，有八名副官，都是校级军官，副官之上是副官长谭海少将。"[注9]可见张是多么怕死，怕他人像张自已劫蒋一样劫张。）以致送蒋回洛阳後，才能呼呼入睡。[注49]而杨则更担心自己的地盘陕西中央化，更加坚持只有中央军撤出西北後，才能释蒋。但是现在的形势已不允许杨再坚持下去了。宋子文已给他搭好了台阶，他是顺着此台阶体面下台呢？还是甘心做丑角，且陷自己於众矢之的的危境呢？杨是明白人，宋离开後，杨即刻叫他的老婆为他准备衣帽，赶赴张处送蒋，请看看走访几十位西安事变亲历者的大陆作者，描述杨此时的心情："你（指杨的老婆）想不通，我（指杨）更想不道通，东北军已不稳（随时都可能反戈一击，其实岂只东北军不稳，杨的十七路军也同样不稳，沈玺亭、唐得楹、张鸿达等随时都可能持枪指着他，）张学良坚持释蒋，宋子文又哀求不已，我若再不松口，势必成为众矢之的。"宋离开新城杨宅後，杨稍整理一下衣帽，即刻赴蒋住处送行，杨到达张宅的时间是下午二时许。即从宋子文於下午一点半，从张学良宅赴杨宅疏通，说服杨同意无条件释蒋，并使杨於二时许赴张宅为蒋送行，总共不到一小时。可见到了二十五日，对於张、杨来说，已危机四伏，他们实在再没有本钱坚持下去了。此时张学良（包括杨虎城）的处境，是局外人很难体会到的，张学良的"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会出什么大乱子。"固然在某种程度，反映张的处境，尤值得人们细心领会的是：张学良直到送蒋公至洛阳後，才能（在洛阳）呼呼入睡。[注15]张学良"威劫主帅"，犯下了弥天大罪，正如张学良本人所说："我决定陪蒋先生到南京，那我是早就打定的主意，就是叫南京政府把我整瘪了就是了，我真的是去死呀！我後事都准备好了。自个儿说，要是我的部下这样对待我，我早就把他整瘪了，早就把他枪毙了。"张学良赴洛阳，是入"虎口"，张学良居然到这个"虎口"才能安然入睡，可见张学良当时感到西安比洛阳（这个"虎口"）更可怕，更令他胆战心惊，他可以劫蒋除蒋，向苏联邀功，以能在苏联支持下，实现取蒋而代之的目的。西安地区的其他人士，也可以劫张除张，向南京邀功，达到取张学良而代的目的。孙蔚茹的："把蒋放了，把张学良扣起来。"使张感到他宛如坐在一个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而惊恐万分，是张无条件释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张学良是擅长做"秀"的，哪些是张的"秀"，哪些是张的真情流露，极不易分，捕捉到张学良真情流露的镜头，对於了解张内心世界很有帮助。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许，杨虎城与张一齐乘车送蒋赴机场。蒋公、张学良、宋美龄及谭海共乘一车，谭海与张学良坐前排，蒋公与夫人坐後排。宋子文、瑞纳与杨虎城乘另一车[注73]，驶往机场。
二十五日下午四时，飞机起飞，飞赴洛阳。约十分钟後闻讯赶到机场的周恩来等，所见的是"机去人杳。"[注80]
笔者既不同意那种认为蒋公私下承诺六项条件，以换取恢复他个人自由的贬蒋的观点，（这是因为蒋公不是没有恢复自由的途径，如只需换一套没有委员长特征的衣服[即潜行]，与张学良同乘一辆车，行至张部，即可恢复自由，何必另向杨承诺六条）；也不同意那种认为是蒋公伟大人格感召，使张德服，而释蒋的褒蒋的观点。因为这二种观点，均衍生出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其它问题。（如张学良晚年就说："我说看了日记，其实是给蒋一个下台阶，我是看了。但内容使我更生气，唉！里面不谈了，那只是给蒋先生面子的下台阶而已。[注74]）笔者在<张学良释蒋是迫於形势？还是德服？>一文中，详细探讨张释蒋的原因，并对宋子文、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所的作用，做了恰如其份的评价。
张学良一方面非常秘密的准备释蒋，另一方面又玩弄他的手下，仍委托设计委员们开会研究出对西安方面最有利的释蒋条件。"二十五日下午三点钟，设计委员会开会研究应该提什么条件才能放蒋走，正在讨论最热烈的时候，忽然听见天空响起一阵响声，接着接到张副司令公馆来电话，说蒋介石、宋美龄等巳坐飞机走了，张副司令也陪他们一齐去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好像晴天霹雳，震得大家耳聋目眩；又好像一盆冰水，浇得大家浑身颤抖，会不开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好半天，杜斌丞说：'我们是不是在做梦，天地间竟有这种事，'说完向床上一躺，双手抱头，不言不语。申伯纯含着眼泪激动地说：'既然已经走了，就算是吧！'"[注81]另一些委员们，或"捶胸顿足的流泪"，或"呼天嚎地的痛哭"……。这些记录告诉世人：在此以前，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们劫蒋後，直到二十五日下午三时，这些设计委这些设计委员们所研究出的种种释蒋条件，均未被对方接受，因而他们此时才重新开会，商讨出既对他们有利，又能被对方接受的条件。倘若在此之前，他们的条件巳被对方接受的话，他们此时根本就没有商讨释蒋条件的必要，（也从侧面告诉世人：他们的所有宣传品中的所谓释蒋条件均为一面之辞。）更不会"捶胸顿足的流泪"，"呼天嚎地的痛哭。"而是在举杯庆祝他们的革命胜利，至少也会像于文俊那样，在戏院里一边看戏，一边回味他们革命胜利的馀兴。（于文俊完成枪杀王以哲这一伟大的革命任务後，尽管刘多荃早已扬言要杀回西安为王报仇。但于文俊仍能在戏院里，回味杀王的馀兴，以至要刘在戏院里抓到他。）显然在"忽然听到见天空响起一阵响声"之前，他们的条件均未被对方接受。当然了，他们是不甘心如此释蒋的。他们正在讨论中的释蒋条件，也成了他们的遗恨。因而，亲共的作者们，设计出如下绝妙的情景，让他们的遗恨得以实现。"当时飞机场上，有一、二千学生和群众队伍，这批人本是等候欢迎在绥远作战的傅作义将军的，但是蒋介石以为是对付他的。他恐怕群众出来闹事，就急忙对杨虎城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放心，假如以後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重复遍：
<一>、明令中央军入关之部队在二十五日起调出潼关；<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辨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全责。"[注81]
仅仅只有出现以上情景，他们的遗恨才能实现。以上情景能出现吗？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十分钟後，闻讯赶到机场的周恩来，所见到的是"机去人杳。"[注80]既然"人杳"当然就不存在一、二千学生与群众的队伍，另据张学良秘密派去机场准备飞机的周文章事後说："假若机场上有送客者的话，恐怕只有他一人。"[注15]且张此次送蒋正如他自己所说"小心"[注78]兼绝对保密，连孙铭九这样的亲信，张都不让他知道，更不会允许闲杂人员进入机场，因而机场内有人群的可能性，几乎是零；第二，蒋乘第一辆车，而杨乘第二辆车，以当年汽车的噪音，蒋不可能与在另一辆车上的杨做如上交谈；第三，蒋公根本就不可能如此熟练的背出杨虎城等事後编造出来的六项承诺，杨等编造出的以上六条，甚至被中共否定了，中共也公布了他们的所谓六项承诺：
<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的军事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它具体的救国辨法。[注82]
若将中共所谓的"六项承诺。"[注82]与杨虎城的所谓"六项承诺"[注81]，做一对比，怎么看也看不出是同一批人商讨的结果。因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各自的所谓"六项承诺"，是他们事後根据各自的需要，编造出来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杨虎城的六条，是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後，"张少帅无条件释蒋并亲自陪送的消息传来，比西安事变带来的震撼更大，冲击更强……。
闻讯皆惊愕惶恐，感觉受了张学良的欺骗愚弄，有的人蒙头大哭，有的人破口大骂……，群情激愤。"[注72]杨虎城面对此群情激怒的困境，第二天清晨，赶忙找周恩来商量对策，他们商量出编造一份蒋已满足他们的要求的文件，来安抚那些"激愤"的部下。关键时露了馅，尽管周恩来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但巧媳难为无米之炊，"由於此前（指二十六日前）与两宋的谈判并无任何文件与记录，归纳成文字，成了一件颇为复杂的事情。"[注82]根据大陆著名学者杨奎松先生考证：周恩来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午，"归纳"出如下"五条"：
（子）仃战撤兵，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
（丑）改组南京政府。
（寅）联合各党派抗日，仃止剿共。
（卯）释放爱国领袖，保障民主。
（辰）改变处交方针，联合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注82]周恩来绞尽脑汁"归纳"的以上"五条"，仍未能满足激愤的"激进分子"们的胃口，以致要根本就没有参与会谈的杨虎城秘书王菊人，将周恩来所"归纳"的"五条"修改成更能满足那些"群情激愤"的"激进分子"们心愿的六条会谈"结果"，希望能籍此来平熄那些因张学良无条件释蒋，所带来的"比西安事变的震撼更大，冲击更强……。闻讯皆惊愕惶恐，感觉受了张学良的欺骗愚弄。"而引起的"群情激愤"，并於二十七日登在西安的《解放日报》上。
中共的六条，也因周恩来"归纳"上述"五条"，不能满足革命的需要，以致要根本就没有参与会谈的毛泽东，代周恩来"总结"出另六条会谈"结果"，并於二十八日公布[注82]，以能鼓舞革命士气。
从此一同一次会谈，三种不同的会谈结果的的出炉过程，可清楚的看出：第一，尽管周恩来才华横溢，文思敏捷，总结、综合、概刮能力极强，但面对"并无任何文件与记录"[注82]的实际情况，"归纳成文字"时，遇到巨大困难，致使周恩来"归纳"出的上述五条，既不能满足杨虎城的心愿；又不符合毛泽东的要求，反倒要根本就未参与会谈的毛泽东、王菊人，来捉刀代笔，为这位著名的谈判高手周恩来，"总结"出"六条"谈判"结果".
有人为他们辩解，说甚么：由於周恩来碰到"与两宋的谈判并无任何文件与记录"的实际情况，"归纳成文字""成了一件颇为复杂的事"，致使周恩来"归纳"出的上述五条，"未能准确概刮二十五谈判的成果。"而杨虎城的六条，与中共的六条更能"准确概刮二十五日谈判的成果。"如此辩解合理吗？从未参加会谈的毛泽东以及杨虎城的秘书城王菊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并无任何文件与记录"[注82]的谈判进程，怎么能"总结出更能准确概刮谈判成果的六条谈判结果"呢？更何况持的观点的人，置周恩来的总结、综合、概刮能力於何处？
因而与其说毛泽东以及王菊人"总结出更能准确概刮二十五日谈判成果"的"谈判结果"，不如说是毛泽东以及王菊人更知道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以及需要，因而能讲出更能符合他们的需要的安抚他们部下的话。即他们的六条，根本就不是蒋的六项承承诺，而是毛、杨根据他们的需要，或为安抚他们部下，或为鼓舞革命士气，而编写出的宣传资料。
第二，这就是被不少西安事变研究者奉为"经"、"典"的"蒋的六项承诺"，当那些西安事变研者顺手引用此"经"、"典"时，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引用的"经"、"典"，竟是从未参加会谈的人毛泽东以及杨虎城的秘书城王菊人，或为安抚他们部下，或为鼓舞革命士气，而编写出的宣传资料。
第三，此一事实还证实：不仅"蒋的六项承诺"不可信；甚至"与两宋的谈判也无任何文件与记录。"[注82]
《周恩来文选》中二十五日与二宋的十条会谈结果，更是周恩来事後编造的，且周恩来将同一次（二十五日）会判，编写出二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即二十六日中午致中共中央电的五条，与《周恩来文选》中的十条。
笔者甚至怀疑周是否参与会谈，这是因为自苏联严厉谴责西安事变，"是暗藏在张学良身边的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内乱"[注59]後，"中共中央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就迅速改变了前一日的提议，决定保持第三者姿态。"[注60]此後，尽管张学良一再苦苦恳求中共公开三位一体，但是中共权衡利害，始终未同意。既然中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自已漂白，宣称自已是与西安事变无关的第三者，周恩来不会忘了，他是与劫蒋无关的第三者。既然是第三者，他又以甚么身份参与会谈呢？
从蒋公《半月记》中的"现在不需八条，只需四条"，以及"乘子文在此，商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等可看出，蒋公只知"八条"，"四条"以及"一、二事"，从未听说过"六条"这二个字；中共的记录中，也只有二十一日晚上，毛泽东致电给周恩来所提出的"四条"[注57]；东北军方面的正式记录，也只有十二日提出的"八条"，二十三日下午，设计委员会所提的"三条"[注63]；以及二十四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所提的"二条"[注64]即直到张学良亲自送蒋公回洛阳前，三方挡案资料中，所有有关条件的文字，只有"八条"，"四条"，"三条"，"二条"，从没有出现"六条"这二个字，更不要说条文内容。
退一步说，倘若有承诺的话，也不会超十二月二十四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所提的二条。[注64]劫蒋一方不可能在处於劣势的情况下，能节节升高他们的要价，从二条增至六条。
即既是存在"当时飞机场上，有一、二千学生和群众队伍，这批人本是等候欢迎在绥远作战的傅作义将军的，但是蒋介石以为是对付他的。他恐怕群众出来闹事"的情景，蒋也只可能"急忙答应"二十四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所提的二条。
请亲共的学者不要"神化"蒋介石，蒋介石是人，不是神，他在二十五日下午四时，根本就不可能知道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於二天後的二十七日，为安抚他们部下，根据周恩来二十六日中午，归纳的"五条"，所编写出的"六件".
中共正式文件中，虽然详细记录了释蒋条件，但是正如中共自己所说，全国形成了"盲目的拥蒋浪潮。"[注37]以及"张学良背上了比九一八更大的黑锅。"[注37]根据常理，背上比九一八更大黑锅，即全国一致声讨下的劫蒋一方，在与挟"全国形成盲目拥蒋浪潮"之气势的要求释蒋一方谈判过程中，不可能节节升高他们的条件，从二十一日晚上八时，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的四条。[注57]增至二十五日的十条。[注58]且正如中共自己的记录："二十五日下午，周恩来再度主持有关会议，就此进行讨论，多数意见赞同中共中央的观点，周根据此又去通知张学良，但通知未到，张已亲自送蒋、宋、宋飞往洛阳。"[注77]
不难看出中共正式文件中的记录，不是欠缺科学性，就是还未用上，张学良已避开中共秘密送蒋回洛阳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任何条件均只能认为是他们单方面构思。
相反，蒋公的日记中，虽然有关释蒋内容记录简略，但均能在对方资料中得到印证。如"现在已无须八条，只留四条矣！"[注83]与二十一日晚上八时，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的四条[注57]相符。又如"张又来见，谓乘子文在此之机会，商定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注84]与二十四日晚上，东北军与十七路军高级将领所提出的"中央军撤出潼关"[注64]相符。"正色拒之"[注84]，也与张的："现在不走不行了，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了。"[注72]而无条件释蒋[注72、73、74]相符。
如前所述，要探究竟释蒋条件，不能寄托在档案资料上，因那些档案资料实在缺乏科学性。必须另劈途径，好在释蒋是西安事变过程中的头件大事，给人们的印象太深刻了，使学者们可顺此深刻的历史痕迹，找寻释蒋条件。如：
"这一幕出现得如此仑卒，以致少帅无条件释蒋并亲自陪送的消息传来，比西安事变带来的震撼更大，冲击更强……。闻讯皆惊愕惶恐，感觉受了张学良的欺骗愚弄，在两方还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就无端放走蒋介石，因而群情激愤，有的人蒙头大哭，有的人破口大骂……。原来张学良是私做主张释放蒋介石的，除却张学良，几乎所有的人都主张有条件释蒋。"[注72]
又如："西安方面恐怕只有张学良一人主张无条件释蒋。"[注73]
再如：大陆中共官方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组长张魁堂先生的著作中，"其实，西安方面只有张学良主张无条件放蒋。"[注72]
以及"张学良无条件释蒋决心已定，无可挽回。""如果说张学良无条件释蒋是为了顾全大局还在情理之中，那么张学良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就令人大惑不解了。"[注74]
"问：看来，'三位一体'尚未‘一体'商定放蒋的保证条件，张学良就独自一人决定放蒋了？
答：实际上，可以这么说。"[注54]
"捉蒋是我们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学良一人干的，不能由张一人作主，想放就放，不能让张学良无条的释蒋。""除了张学良一人之外，几乎一致认为，没有保证，不能放蒋。"……。
以上引自大陆学者，限於他们的处境，他们不得不迎合中共。如"西安方面恐怕只有张学良一人主张无条件释蒋。"[注72、73、74]应改为西安事变策划者中，恐怕只有张一人主张主无条件释蒋。这是因为西安地区的广大民众闻蒋被释，高兴到放鞭炮狂庆，甚至喜泪直流。[注33]显然那些闻讯蒋公被释而放鞭炮狂庆，以及喜泪直流的西安地区民众，是希望早日释蒋的，他们绝对不会索取条件，索取条件的只是绑匪或曰西安事变策划者，绝对不是西安地区广大群众。
以上事实，清楚的告诉世人：张学良不顾"群情激愤"，"在两方还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甚至"设计委员会正开会，研究应该提什么条件才能放蒋走，正在讨论最热烈的时候，忽然听见天空响起一阵响声"，张学良"私做主张"[注72]"一人作主"[注73]，"无端放走蒋介石"即张学良的的确确是无条件释蒋。[注72、73、74]
其实，释蒋过程早已清楚的告诉世人：张学良的的确确是无条件释蒋的，只是人们不能很好的利用这些资料，而热衷於追逐戏剧性热闹情景。如：二十四日晚，杨与张在释蒋问题上激烈的争执，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中也有明确记述："因蒋离陕问题，良同虎城发争论。"此一事实充分的证明，直到二十四日晚，杨与张在释蒋问题上激烈的争执时，蒋公仍未许诺杨所希望的条件，使杨因所要求的条件未能满足而与张争执，倘若杨所希望的条件已得到满足，杨何须与张在释蒋问题上激烈的争执。
二十四日晚，杨与张在释蒋问题上激烈的争执後，至二十五日下午四时这段时间，蒋公有无许诺杨所要求的条件呢？再看看以下释蒋过程。
二十五日晨，张决定单方面无条件护送委员长回京，"唯格于杨虎城之反对，不能公开出城，以西安内外多杨虎城部队，且城门皆由杨部派兵守卫故也。张意拟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注79]以上事实清楚的告诉世人：直到二十五日晨，蒋仍未承诺杨所要求的条件，所以张才会想出潜行"妙计".
二十五日上午，张把自己简单的行李交给端纳，要他不要声张。[注72]蒋不肯化装潜行，直到二十五日十二点半过，张通知蒋氏夫妇："飞机已准备，然一切尚未决定。"清楚的告诉世人：直二十五日十二点半过，蒋仍未诺杨所要求的条件，因而"一切尚未决定".
最後经张学良至诚的说出他的担心："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会出什么大乱子。"同病相怜的杨虎城，不能不有此同感。杨虎城原以为劫蒋，可"挟天子以令诸侯"，始料未及的是他劫蒋後，却为不少人创造了劫杨献杨，救出蒋，向南京邀功，建千古之奇功的机会。反倒将他自己置於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在西安的不满杨的人士，均在磨拳擦撑，如西北原将领张鸿达，就巳联系上他昔日的部下沈玺亭、唐得楹密谋救出蒋，取杨而代之。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重要将领李兴中也收到匿名信：要他认清形势，把握时机，救出蒋，建千古之奇功。杨渠统也潜回西安，密谋救出蒋。[注75]杨虎城多扣蒋一分钟，就给这些人物多一分钟救出蒋，建千古之奇功的机会。也给杨自己多一分钟被取他人取而代之的危险。其实杨虎城也已"草木皆兵"，甚至怀疑宋文梅也要起兵造反的程度。[注88]杨虎城与张学良一样，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不知会出什么大乱子"，於最後一刻同意无条件释蒋，即直到二十五日下午二点半，杨虎城同意无条件释蒋时，杨所希望的条件仍未获满足，"爱国抗日"说，无法解释此一释蒋过程。
另据宋子文日记，张学良要枪毙杨虎城，说明直到张学良要枪毙杨虎城那一刻，蒋公仍未许诺杨所希望的条件，而杨虎城坚持索取条件，因而张学良才想出了用杀人的方法来解决此矛盾，证实直到张学良要枪毙杨虎城那一刻，仍不存在所谓六条承诺。此後会怎么样呢？张学良甚至宁愿枪毙他的同党杨虎城，也要迁就蒋，如此张学良能为了他要枪毙杨虎城，而得罪他要负荆请罪，亲自送回洛阳的委员长吗？能威逼他要负荆请罪，亲自送回洛阳的委员长，来满足他要枪毙的杨所要求的条件吗？
张的的确确是无条件释蒋的，还可从杨虎城以下谈话中得到印证，杨虎城後来在他们内部，有一段内容非常深刻的谈话："这次西安事变之不成，完全在於当时日本与苏联都在拉南京，苏联已经比日本先了一步，因此它力主中国应在蒋的领导下实现和平统一，当然不会援助西安之举，这是西安事变事实上不能成功的关键。"[注82]杨虎城这段内容深刻的谈话，值得认真研究，此谈话至少提示我们应很好的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