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张学良为甚么劫蒋，又为甚么释蒋本章内容摘要：.4
第一、西安事变不是抗日迟、早之争，而是国家统一与军阀割据之争，力主中国统一的"它"（苏联），当然不会援助他杨虎城与张学良所发动的西安事变，要求割据西北这样的破坏中国统一之举，而导至他们的革命义举不能成功；第二、他们并不是把他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与蒋谈判上，即他们并不是想通过"兵谏"达到立即"抗日"的目的，而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苏联的援助予否，才是他们"革命义举"成功的关键，间接的承认他们发动的西安事变并不是"兵谏".而是寄全部希望（即关键）於苏联援助的"革命"，即夺权（按毛泽东的定义，革命问题就是政权问题）；第三、杨虎城承认他与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失败了，即他们的各种条件并没有获得对方接受。
此外，宋子文随後的仕途，辅证了张学良迫於形势，而不得不无条件释蒋。[注72、73、74]大量事实证明，蒋公对於在他最困难时，出现使他摆脱困境的情景，印象极深，对帮助他摆脱困境的人，也尽力报答。著名的例子如陈赓曾背负蒋公撤出一次战斗，後来陈赓在上海中共特科，杀害大量无辜，可算罪恶累累。陈赓被政府抓住後，蒋公亲自劝降，劝降失败後，竟暗示陈逃跑，即实际上放陈走，显然蒋公此举，是为了报答陈曾背负他撤出那次战斗。像蒋公这样性格的人，倘若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张释蒋是因为宋子文与张讨价还价的结果，宋子文就有大恩於蒋，蒋不会不报答冒着生命危险，救他出危境的大舅子，可是西安事变後，宋子文的仕途一直不顺。[注85]证明蒋公亲临其境，根据他亲自掌握的现场资料判断，张无条件释放他，是迫於形势，而不是宋子文斡旋的结果。
其实只要对张学良行事规律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张学良无条件释蒋，是张的意志、气质必然结的果，与张学良的行事规律相符。张学良劫蒋的原因，是误以为如此做，可"释苏前嫌，遂多年联苏的愿望"，因而张劫蒋後，兴致勃勃的向莫斯科邀功："唯一希望"，"尤愿知"，"格外关心"，"乞告"苏联对他们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期待外国主子的嘉奖。但是张学良做梦也没有想到，斯太林此时意识到蒋公的存在，对苏联的安全至为重要，不但没有嘉奖张，反而严厉遣责，无苏联的援助，继续坚持与中央为敌，必败无疑，无条件释蒋，是最能保他个人安全的方法。正如张学良在萍乡期间，曾有过"勇敢"的游猎冲动。[注86]在卫兵用冲锋枪护卫的情况下，跃武扬威的"出征".但因张学良极端怕死的先天性心理因素，使张仅仅看到几个野兽蹄印，能当做那么多部下的面，吓得缩头回府。[注86]在九一八前夕，这位只重视眼前的享受，极端贪生怕死，并不具备作为军人，所必须具备的把军人荣看得高於生命的军人必备气质的边防官司令长官，能当着全中国人民的面，在日军枪声未响，仅仅听说土肥原织织暗杀团，就已吓得称病躲入後方医院保命；如此张学良当然也能当着他亲信的面，不管之这些"激进分子"，"群情激愤，破口大骂。私做主张释放蒋介石，（也不理会除他张学良外）几乎所有的人都主张有条件释蒋。"[注72]而"无端放走蒋介石"，[注72]甚至连他本人也躲入洛阳保命。
欲以外蒙为师，步盛世才的後尘，以发动中国十月革命，推翻中国沙皇，救中共於危境这样激烈的革命行动，来"释苏前嫌，遂多年联苏愿望。"从而能像外蒙与盛世才那样得到苏联大力支持，而有持无恐的据西北称雄的张学良，在事与愿违，俄援完全绝望时的处境，是境局外人很难了解的，为了更好的理解张学良在此绝望时的处境与心情，回顾一下张学良在顺境时对东北军的估计是有益的，即使在顺境时，"其旧有技术干部，他（指张学良）无一信任。""甚至，在东北军的上层，这时也不乏愿意贯彻南京中央政府旨意之人。""关於张学良所最担心的东北军改造问题，目前唯一的方法只能是坚决肃清东北军内的反革命分子（指坚决地走军队国家化道路的职业军人。）""他（指张学良）手下没有可以运用的组织系统。"这样一群在他顺境时，尚且"无一信任"又"没有可以运用的组织系统"的军队，在中央军大军重重包围，"黑云压城，城欲摧"人心浮动的逆境，且暗藏"不乏愿意贯彻南京中央政府旨意"的一大批"内奸"已渗透到东北军各部，"甚至，东北军的上层"，只要这些暗藏的"朱序"们，一声"秦兵败了"，张学良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再加上孙蔚如的"把蒋放了，把张扣起来。"时常在张耳边迥响，使张学良惊恐万分："现在不走不行了啦！夜长梦多，不知会出什么大乱子。"以及"暗中流泪，手脚发抖，……，深为自己安全担忧。"直到他离开西安此一危境後，才能（在洛阳）呼呼入睡。如此张学良怎能不无条件释蒋呢？张学良劫蒋，惨杀蒋公的侄孙蒋孝先，并准备对蒋"取最後手段"，但仍受到蒋的优待，以致能活到一百零一岁的高龄。相比彭德怀，仅仅在庐山会议中，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就被毛泽东整得死去活来，而不得不多次检讨，苦苦向毛泽东求饶，仍未被毛宽恕，最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活活整死。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效忠毛，且张学良又有大恩於毛，救毛於危难之中，但毛仍未能手下留情，张学思惨死於毛的秦城监狱中。假若张学良仍留在大陆的话，他的命运决不会比他的弟弟张学思好。
通过以上分析，可清楚的看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与动机，绝对不是张学良急不可待的要去抗日，收复东北，也不是政见之争，攘外与安内先後之争。而是张学良要以外蒙为师，步盛世才的後尘，以发动中国十月革命，推翻中国沙皇，救中共於危境这样激烈的革命行动，向苏联邀功："唯一希望"，"格外关心"，"尤愿知"，"乞告"[注2，19]讨取斯太林的欢心，以能"释苏前嫌，遂多年联苏愿望。"从而能像外蒙与盛世才那样得到苏联大力支持，而有持无恐的据西北称雄。
因而苏联态度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关键，左右张学良的决策与蒋公的命运，张学良等西安事变策划者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斯太林此时意识到蒋公的存在，对苏联的安全至为重要，这是因为西安事变之前仅仅十七天，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德、日签署了共同防共协定。且此时汪精卫正在欧州访问，汪精卫曾试探加入德、日共同防共协定。只有蒋公的存在，才能拆散酝酿中的汪、日、德防共国际联盟，使苏联摆脱四面受敌的危境。因而斯太林意识到蒋公的存在对苏联的安全至为重要，竭尽全力救蒋出危境，不惜用最严厉的措词，如"中共必须运用他们的影响释放蒋。否则莫斯科将杷他们谴责为土匪，向全世界公开批判，并与他们断绝关系。"[注34]以及多渠道救蒋，如通过宋庆龄转发电报。[注34]发动全苏联的重要报纸及广播电台猛烈评击，官方严厉谴责等。迫使西安方面务必放弃除蒋的预谋。
究竟甚么时候，张学良知道莫斯科并不认为他发动的西安事变，是"伟大的中国的十月革命"呢？一九三六年代，资讯已相当发达，他们的革命义举，不要一秒钟就会传到莫斯科，我想当时除中共外，最先知道莫斯科真的不支持西安事变的是盛世才，而最先接到斯太林"务必保蒋安全"指示电的是宋庆龄，盛於西安事变当天上午，兴致勃勃的组织他的部下讨论西安事变，并布置他的部下，每人写一篇论述西安事变的文章，当天晚上交卷。可是到了下午，盛态度突变，再也不提西安事变，并通电全国声称他与西安事变无关；宋庆龄也一样，先天对来访的孔祥熙说：她不但支持张学良，甚至她还会做得更激烈些。但随後宋庆龄态度也突变，反倒要劝中共保蒋安全，以（在上海的）杜重远与宋庆龄的关系，相信杜重远也会在第一时间知道莫斯科的态度，再以张学良与盛世才、宋庆龄、杜重远的关系，且上海早已有黎天才布署的张学良电台{注7]，相信张学良也只沉迷於"委员长退休，由我张学良来干"梦到十二月十三日，蒋公後来与他人谈话中，也谈到张学良第一天态度恶劣，甚至"余知叛部之意甚险。"{注28]随後蒋公清楚的观察到张学良态度变化，在给何应钦停战手令中，提到此种变化。（而在前面第三节中，笔者将西安事变分期定在十六日，这是考虑到张学良仍幻想此恶讯不是真的，而反覆查证"唯一希望"，"尤愿知"，"格外关心"，"乞告"苏联对他们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注2，19]以及考虑改变原计划、制订新计划、做他的手下的思想工作并使他的手下相信："留此人在手大有文章可做。"而放弃除蒋预谋等工作，并布置执行新计划等都需要时间。因而整个西安事变的分期，要比不利的消息传入张学良耳中，并使他开始考虑改变原计划要晚一些，或可认为是"滞後效应".）中共当然第一时间接到莫斯科的指示，但是毛泽东不会放过乘乱夺权良机，极力拖延执行莫斯科的指示，後来中共不得不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而做出的决议中，可明显的看到莫斯科的压力，甚至某些字句也必须遵照莫斯科的指示而被迫用上，但中共内心极不愿用。如"西安事变是军事阴谋"，因而有资料显示：中共中央曾指示中共在西安的干部，编造一份西安事变是西安地区广大人民的革命愿望，不是张学良等少数人策划的军事阴谋材料，上报给莫斯科，试图说服莫斯科收回成命，可见中共早就收到莫斯科有"西安事变是军事阴谋"字句的指示电；且中共内心极不愿用上此字句，但迫於压力不得不用的无奈心情。
苏联的态度从旁彻底否定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的说法，众所周知，苏联当时的战略方针是千方百计的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向中国，中共甚至露骨的提出："打倒中国，保卫苏联".倘若张学良劫蒋的目的与动机，真的只是为了逼蒋早日抗日的话，正中苏联的下怀，帮苏联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向中国，胜过苏联远东地区的三百万苏联边防大军，苏联只会热情的支持，至少也会暗喜，绝对不可能像苏联在西安事变时，所表现出的那种由衷的厌恶，并猛烈评击、严厉遣责，莫斯科为甚么会如此盛怒呢？这是因为作做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事事需请示莫斯科，中共中央大量向莫斯科请示的密电，使莫斯科最知内幕，清楚的知道：张学良劫蒋的目的与动机，绝对不是为了逼蒋早日抗日；而是夺权。同时苏联远没有中共与张学良那么乐观，以为除蒋後，各地方势力将会"纷纷来附".苏联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报清醒的估计，若让张学良阴谋得呈，中国必然陷於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而无力於日军作战，完全打乱苏联欲把日本战争祸水引向中国，且有一个统一的中国以能与日军作战，把日军拖在中国，让苏联能离岸观火，而坐收渔利的战略方针，所以苏联才如此脑怒。且莫斯科从中共的大量密电中清楚的知道，中共已使张学良及其身边"激进分子"们相信："蒋介石与共产党十年血海深仇"，是苏共心目中的"沙皇"，斯太林心目中"最可憎的人"，代斯太林除掉他最痛恨的仇敌蒋介石，肯定会被斯大林视为推翻"中国沙皇"的"中国十月革命"，而得到斯太林的信任，苏联红军将会像驻新疆的著名的"红八团"，帮肋盛打败盛的所有政敌那样，帮助张击败中央军，从而取蒋而代之。达到"由我张学良来干"的目的，只有权力梦，才能使张这个日本人枪声未响，就已吓得"称病躲入医院"的不抵抗将军，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勇气，发动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斯太林深知症结所在，因而对症下药，苏联不仅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苏联决不会支持、援助张学良这样的野心家篡权行为；且苏联驻南京的外交官向南京政府建议：让西安事变策划者清楚的知道苏联的态度，是保蒋安全的最佳方法。事实也确如此，张学良的的确确是在兴致勃勃的向苏联邀功："唯一希望"，"尤愿知"，"格外关心"，"乞告"苏联对他们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结果不但没有盼到莫斯科的嘉奖，相反受到莫斯科的严斥後，才不得不无条件释蒋并负荆请罪。
五、小结第一，张集团核心分子们，不是"一枪未放，空国而逃千里"，就是投敌叛国，他们绝对不可能爱国抗日，他们密谋以外蒙当师、步盛世才的後尘，妄图将大西北像外蒙及当时盛世才的新疆那样，附佣於苏联，以换取苏联像支持外蒙及盛那样支持他们。张满以为劫蒋献蒋就可"释苏前嫌"，从而得到苏联大力支持，达到取蒋而代之，"由我张学良来干"的目的。
第二，张学良劫蒋後兴致勃勃的向莫斯科邀功："唯一希望"，"尤愿知"苏联对他们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期待外国主子的嘉奖。但是张不但没有盼到嘉奖，反而受到严厉遣责，再继续扣蒋，对张再无任何意义，相反孙蔚茹的："把蒋放了，把张学良扣起来。"使张感到宛如坐在一个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而惊恐万分，无条件释蒋，是最能保他个人安全的方法。
第三，被不少西安事变研究者奉为"经"、"典"的"蒋的六项承诺"，竟是从未参加会谈的杨虎的秘书城王菊人以及毛泽东，在二十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或为安抚他们部下，或为鼓舞革命士气，而编写出的宣传资料。
注释：
[*注]：据齐世英回忆，西安事变後何应钦对齐世英说："你要负起造成西安事变的责任。"直到几十年後，齐世英晚年回忆道："没几年以前，蒋先生还提到这件事，说我把张汉卿逼反了，蒋先生居然没有追究我，很是宽大。"蒋公与何应钦都知道，就在张学良"一枪未放，空国而逃千里"时，齐世英发动在东北的国民党各省党部和地方党部，秘密组织抗日义勇军，是著名的抗日派。坚定的抗日派齐世英与"逃跑将军"张学良的矛盾，绝对不可能是因为齐不抗日，使"逃跑将军"张学良怒不可遏而起事，齐世英逼反张学良是因为齐希望东北军能早日国家化，这使视东北军为个人私产的张学良惊恐万分而起事，可能蒋公与何应钦认为：齐世英在推动东北军国家化过程中，某些做法欠妥或偏急，而逼反张，但绝对不可能是因为"逃跑将军"张要抗日，而坚定的抗日派齐世英不准张抗所致。可见当时的中央军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蒋公与何应钦均不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与动机是抗日；中央军的第三把手陈诚更早在西安事变前就认为：张妄图联苏联共在西北搞割据，比西南叛乱更危险。可见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主要领导人心底里，都不认为张发动的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仅仅是为了外交需要，从及不"得理不饶人"，照顾各方面子，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对外宣传，认同了张本人的抗日解释，只是一种政治上的"调和""折衷"艺术，并不是真正的原因。今天不少人并不了解蒋公日记内涵，而在蒋公日记表面文字上打转，并不可取。
[1]，宋子文语，载《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5日。
[2]，<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傅虹霖，时代出版，一九八九年[3]，<细说西安事变>，王禹廷，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P.311，334[4]，<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五年，P.314，315，322，348，101，143，69，87页下半页，267[5]，<张学良评传>，司马桑敦，EvergreePublishingCo.，一九八五年，P.196，233，284，205[6]，<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杨天石，社会文献出版社，二零零二年，P.329，330[7]，<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P.311，322[8]，同注4]，P.97，84——87[9]，<张学良世纪传奇>，王书君，明镜出版社，2001年，P.1155，209，435，[10]，同注[3]，P.385[11]，<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苏登基，远流出版社，一九九九年，P，125[12]，<张学良口述自传>，王书君，香江出版社，2004年，P.
[13]，同注[3]，P.372[14]，<西安事变>，赵棱熹，汉湘文化事业出版，一九九五年，P.141[15]，<西安事变回忆录>，陈诚，《传记文学》杂志，总第319号（1988年）[16]，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P.341，415[17]，同注[3]，P.380，381[18]，同注[4]，P.319，304——308[19]，同注[4]，P.326[20]，<抗战史论>，蒋永敬，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五年，P.256[21]，同注[14]，P.126[22]，同注[7]，P.320，290[23]，同注[]，P.366[24]，<张学良研究续集>，李敖，李敖出版社，一九八八年，P.164[25]，同注[3]，P.405[26]，同注[3]，P.327[27]，同注[3]，P.325，277[28]，同注[3]，P.406[29]，同注[3]，P.276[30]，《黎天才自传》，黎天才，1949年8月稿，未刊。
1949年8月稿，未刊。
[31]，<西安事变回忆录>，陈诚，《传记文学》杂志，总第319号（1988年）[32]，同注[4]，P.100[33]，<西安事变珍史>，姚立夫，跃升文化事业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P.212[34]，同注[4]，P.322——349[35]，同注[4]，P.299[36]，同注[3]，P.370[37]，同注[14]，P.323[38]，同注[4]，P.302，329[39]，同注[4]，P.351[40]，同注[4]，P.393[41]，同注[4]，P.209[42]，同注[4]，P.321[43]，同注[4]，P.335[44]，同注[4]，P.309[45]，同注[4]，P.336[46]，同注[4]，P.328，324[47]，同注[4]，P.362，P.152，P.363[48]，<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傅虹霖，时代出版，一九八九年[49]，<西安事变史料>，朱文原，国史馆，一九九三年[50]，<孔从周回忆录>，孔从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89年，[51]，<东北军事史略>，王铁汉，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P.162，142[52]，同注[3]，P.443，527[53]，同注[4]，P.273，318，89，29[54]，《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P.341，415[55]，<百年家族——张字良>，马翠莲，立绪文化出版社，二零零一年，P.6，5[56]，同注[7]，P.330[57]，同注[4]，P.334[58]，同注[3]，P.440，441[59]，同注[3]，P.372[60]，同注[4]，P.303[61]，<卢山会议实录>，李锐，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P.182，183[62]，<传记文学>，V.81，No.1，二零零二年，第四八二期，P.124[63]，同注[14]，P.203[64]，同注[7]，P.335[65]，同注[4]，P.102[66]，同注[3]，P.442[67]，<日军侵华战争>，王辅，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零气年[68]，同注[4]，P.335[69]，同注[7]，P.316[70]，同注[7]，P.325[71]，同注[4]，P.308[72]，同注[7]，P.337[73]，同注[14]，P.208[74]，<百年家族——－张学良>，马翠莲，立绪文化出版社，二零零一年，P.252，254，155，6[75]，同注[3]，P.403，446[76]，同注[7]，P.336，333，334[77]，同注[4]，P.369，370，119[78]，同注[4]，P.363[79]，同注[3]，P.444，445，446[80]，同注[7]，P.337，338[81]，同注[14]，P.209，210，211[82]，同注[4]，P.374，375，425[83]，同注[3]，P.427[84]，同注[3]，P.429，430[85]，同注[4]，P.358[86]，<西安事变珍史>，姚立夫等，跃升文化事业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87]，<徐彬如同志回忆西安事变>，《党史研究资料》，一九七九年一月西北工业大学丁雍年访问整理）[88]，<孔从周回忆录>，孔从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89年，第七章 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1）本章内容摘要西安事变过去七十年了，"但是，有关西安事变的许多情况仍旧是迷雾一团。不少 人希望张学良能够就西安事变说点儿什么。然而，张学良自由後就西安事变所讲到的情况，甚至还不如他几十年前不自由时给蒋介石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讲的多。
不过，只要稍微留意一点，就会发觉，张学良最不想讲的，就是涉及到中共的问题。"张学良为甚么要联共呢？
特别是张学良既要联共，甚至要求加入共产党，又对他与中共的关系如此忌讳如深，他们之间到底有甚么不能为外人所知的秘密呢？
张学良又是怎样和中共建立秘密关系的呢？
中共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究竟扮演甚么样的角色？
……？
本章解答了这一系列问题。
一、引言大量事实证实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就与中共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注1] 中共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究竟扮演了甚么样的角色呢？要弄清此问题，先探讨一下中共是如何进入西北的，中共进入西北後的奋斗目标，战略方针，中共与张学良聚集在一起的思想基础，以及当年政客武夫们口中的 “爱国抗日” 的真正含意是有益的。
二、 借 “抗日爱国” 谋私，大有人在的年代人类历史上，多少罪恶假正义而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多少罪恶假抗日而行。 就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半年，西南发生了与西安事变类似的 “六一事件”，也是以抗日为号召。 且西南陈济棠、李宗仁的抗日诚意与勇气，是张学良望尘莫及的。如西南的陈济棠事後捐 出巨款，给南京中央政府用於国防建设，未闻张学良有类似之举；李宗仁敢於奔赴抗日前 线，也是日寇枪声未响，就已吓得称病躲进北平协和医[注2]的张学良远远不及的。即使陈、李的抗日诚意与勇气远在张学良之上。但陈、李轰轰烈烈的 “六一抗日义举”，仍是在日本 人的授意与大力支持下[注3]，制造中国内乱之举。
陈济棠与李宗仁均得到日本人的大力支持，徐永昌一九三五年九月三十日 《日记》中，就有 "两广由日本，得到了三千五百万的军用品" 的记载。此外，白崇禧曾单独与 日谈判，获日本二船军火。[注3] 陈济棠也单独得日赠村田枪一千支，子弹二十万颗[注3]，陈济棠 还礼聘日本军官百人为顾问，其中三十人访赴空军，引起空军官兵的极大愤概，种下了日後起义飞赴南京的因由。[注3]陈济棠在叛乱前，先派他的哥哥陈维周与日驻 粤领事联络，经日方表示支持後，才揭橥反蒋抗日大纛。[注3]其实早在一九三一年七月，西南就派陈友仁赴日活动，据日本外相原喜重郎，密告南京国民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称：陈友仁表示，将以 “满州利权” 换取日本对粤方的援助，诱使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
权力的欲惑力太大了，就连胡汉民这位当他在中央时，认为蒋公的政策太软弱，责怪蒋公为了和平统一中国，而提出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政策不当。 他认为地方只能服从中央，听命於中央，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绝对不是合作关系。极力反对蒋公为了促使早日和平统一中国，而开放政权，分一部分中央政府的职位给地方人士的政策。但当他离开中央後，又来一个一百 八十度大转弯。横指蒋公 “独裁”、“法西斯”。这样一位 “一贯正确”，“有操守的革命家”，面对日益强大，靠自己本身力量无法於之抗衡的蒋公，不得不求助日本，蒋公恰好是日本鲸吞中国的最大障碍，胡汉民与日本在反蒋这一点上，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二者一拍即合，日本答应以五千万元经济援助，以及大量军火。
[注3]扶助胡汉民当 “总统”，胡汉民则帮助日本打败他鲸吞中国的最大障碍蒋公，打出的旗帜竟是 “抗日爱国”。在权力的欲惑下，胡汉民在日本人的暗助下，制造中国内乱，心中无半点愧意，气壮山河，铿锵有声的 “抗日爱国” 的宣言、誓词，使胡汉民一贯正确的 “革命家” 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人们做萝也未曾想到，胡 汉民等轰轰烈烈的 “抗日爱国”，竟是在日本授意与支持下进行的制造中国内乱之举，胡汉民还没有得及圆总统梦就死了。
在强敌入侵，国家民族处於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全国亿万军民强烈要求国家统一，以能御外的形势下。甚至连日本人也知道，政客武夫们只能用 “抗日爱国”为号召，才能阻挠中国统一。日本人也不在乎这些政客武夫高呼 “抗日”、“爱国”口号。只要能阻挠中国统一，日本都乐见其成，并给予援助，苏联根据他们的情报 机构所收集的情报指出：“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注4]是不是空穴来风呢？笔者另有专文 《高分贝抗日爱国声後的可疑身影！》一文中详加探讨。这里只提一点，蒋公才是日本鲸吞中国的最大障碍，因此日本人最恨蒋公，甚至派飞机专门轰炸蒋公的故居，炸死经国先生的母亲，而对张学良在东北的故居，日本妥为照看。张学良的家人，如张学铭等均得到日本人的优待。正如毛泽东所说：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日本人的爱与恨，从反面告诉世人：谁的实际行动（战略布署、方针、政策……。）有效的阻止日本实现鲸吞中国的图谋，深为日人忌恨，而谁仅仅以抗日为号召，所作所为实为日寇入侵中国铺平道路，使日人暗喜。
中共更是妙用 “爱国抗日” 的高手，就以中共的 “北上抗日” 为例，中共把他们被迫退出南方中国的心脏地区，向西逃窜，称为 “北上抗日”。让我们认真的分析一下，中共是怎样 “北上抗日” 的。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被迫退出江西中央苏区，"最初也只是把目的地，定在靠近 黔东的湘西地区，并没有长驱四川的打算。"[注5]
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改变十月份的计划，决定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为甚么 会有如此改变呢？ 这是因为十一月西渡湘江之战，损失惨重，巳无力去湘西与那里的红 军第二、 六军团会合，而不得不放弃去湘西的的计划，改为在川、黔发展。[注5]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改为向四川西北发展，与川北的红四 方面军会合，建新的根据地。改变一个月前决议的原因是：“中共进至遵义後，因受国民 党四面包围，失去在川、黔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注5]
二月初，因渡江不成，又受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不得不放弃一月中旬遵义会议的 决定，改为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以川、滇、黔边界为发展地区。[注5]
三月初，“中共再度被迫放弃川、滇、黔边界为发展地区的计划”，改为 “准备坚持黔 北地区。”[注5]四月，在黔北无法立足，又转至云南东北，“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 [注5]四月底，又被迫撤离滇东北，横渡金沙江，折回四川，决心“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 立苏区根据地。”[注5]五月，很快发现损失惨重的红一方面军独自在四川建立根据地很少可能。[注5]遂决 定与由川北根据地西来的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合。
六月下旬，中共的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後，召开两河口会议，决定主力进入 甘肃南部地区，努力 “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注5] 中共从一九三四年十月退出江 西，决定西征，进入西南地区创造根据地。在湘、贵、滇、川转战八个月，均无法立足，而不得 不於一九三五年六月，改变西征的方针，开始考虑北上甘南。在从之前，中共曾考虑建立根 据地的目标中，有湘西、川黔边、 川西北、川滇黔、黔北、滇东北、川西。既没有半点北上 的影子，更没有丝毫抗日的意愿，中共所干的实际上是在西南地区频频挑动内战。因 而，尽 管西南地区众多的军阀之间矛盾很深，但在中共这个入侵者面前，“兄弟斗於墙，而外御其 侮。”抵御中共这个入个侵者，使中共损兵折将，而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方针。
中共六月下旬的决定还没来得及执行，就被意外的情况打断了，这是因为张国焘的红四 方军与毛泽东的红一方面会合後，毛泽东看到红四方面军多达八万人。而毛泽东的红一方面 军仅几千人，感到非常不自在。毛泽东为了从张国焘手中夺走红四方面军，运用他贯用的伎 俩，妄图在政治上整垮张国焘，竟把张国焘提出的 “打通国际路线” 这样工作上的意见，（其 实这正是毛所求的，如一九三六年秋，毛发动宁夏战役，“打通国际路线。”）打成 “是一 个危 险的退却方针”[注5]，“客观上正适合於敌人的要求。”[注5]妄图用此政治高帽，置张国焘於 死地。可张国焘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控制红四方面军已久，根基深厚，不是毛泽东一顶 政治大帽，就能压倒，而部属都倒向毛的。相反，张国焘的部属反倒帮张挑毛的错，毛动杀 机在先，唯恐对方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惊恐得乘夜秘密出逃，跟毛出走的只有约 五千人，还有大批伤病员，如此突变，要实现六月下旬 “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没想，已完全没 有可能。” [注5]九月十二日，毛泽东等在俄界开会商讨他们的出路，俄界会议留下的记录，是研究枭雄 心理的有趣的资料。毛泽东妄图从张国焘手中夺走八万红军的阴谋失败後，乘夜出逃，是不 是真的像中共後来所编造的那样，有高明之计呢？ 完全没有，因而俄界会议所制定的方针，竟是不久前张国焘提出的 “打通国际线” 建议的翻版。请看看毛泽东九月十二日所提出的行动 方针：
“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 这个方针。（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後，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是现在不同了，现 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 系。”[注5]认真分柝研究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中，所提出的行动方针，不难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毛泽东用 “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正如他後来用所谓 “右倾机会主义” 等大帽，打倒刘少奇、彭德怀那样，毛泽东欲置他的同党於死 地，并不是真的他的同党违背共产党教义，而是为了从他的同党手中夺取权力。如 “打通 国际路线”，本来就是毛泽东心中所求。因而毛随後在俄界会议上，就提出了同样的 “打 通国际路线” 的方针。特别是一年後的一九三六年秋，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後，毛泽东与张国焘共同发动了西北地区规模空前的大内战——－宁夏战役，“打通国际路线”，证明了根 本就不存在毛泽东在俄界会议自辩的那种 一、四方面军会合後，不应该打通国国际路线；而 “只有一方面主力，一、三军时，就应该打到苏联边界去” 的问题。更没有违背共产党 教义，可见毛泽东在一九三五年六月，用 “正适合敌人要求”，“是一个危险的方针”等政 治大帽，攻击张国焘，纯粹是欲置张国焘於死地，以能从张手中夺走八万红军；第二，毛泽东只是利用别人为他打天下，他本人是不准备为革命牺牲的。必要时，他会毫不犹豫的逃往国外保命；第三，毛泽东宁愿逃往外国做二等公民，也不愿受自己同胞，甚至他的同党张国焘的 掣肘。
就在毛泽东等由俄界出发，日夜兼程逃奔苏联边界途中（哈达铺），意外的地从当地报 纸中得知，陕北有块中共根据地，且很快在与陕西中共地方党部联系中，证实了这一消息。 九月十二日，俄界会议的决议“打到苏联边界去”，本来就是为了逃命，现在有一块让毛泽东 藏身的根据地，而 “打到苏联边界去” 还危险万分，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因而毛等於十月 中旬开进陕北苏区後，停下来不走了。[注5]这就是从一九三四年十月，毛泽东离开江西（中共）中央苏区，於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到达陕北苏区的全过程。不难看出，中共的所谓北上抗日只不过是欺世盗名而已，他们真正 想做的是武装割据，为他们在全国夺权做好准备。因而引用中共口中的抗日，需非常慎重。
诚然共产国际於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大会提出 “反帝统一战 线” 後，以及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冠冕堂皇的提出：“只要国民党 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有任何宿怨，红军不仅立即停止敌对 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
但是，毛泽东的真际行动又如何呢？
共产国际於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大会提出 “反帝统一战线”，以及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起草的《八一宣言》时，毛泽东还未抵达陕北。此时 西北本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地区，早在一九一四年二月，就连被认为 “一介武夫” 的冯钦哉也 提出：“恳荒、栽树、设银行、辨平民工厂” 的治西北方案。[注3]西北各地方势力，经过多 年较量、重整。胜利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使他们深深体会到，要能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只有：“稳定人心、二分军事、三分政治、五分经济，经济有辨法，一切有辨法。” [注4]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西北不少地方政府，都在励精图治。如山西阎锡山政绩显著，成了全 国著名的模范省。青海、甘西的马步芳，也在致力於本地区的建设，并获得本民族的拥护，因而具有相当大的战斗力。此时，西北地区本来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
不幸，自从毛泽东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进入陕北後，频频挑动内战，破坏了西北地区相对安定的局面。如中共 “向南要夺取甘泉、宜川两城，赤化宜川、洛川两县，向东要占领黄 河西岸五县以上。”[注5]挑起与井岳秀、高桂滋等地方势力的内战。
同年十二月中共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在 “进一步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的 烟幕下的真实计划，是在山西 “创造大规模的根据地”[注7]，而进攻全国模范省山西，把内 战战火烧至全模范省——－山西。
中共中央於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在他们发动新内战，新占领的山西石楼召开会 议，讨论贯彻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精神。请看看毛泽东这位精於谋略的中共决策者，怎样理 解和贯彻共产国际第七次大的精神的。为了 “有效地争取同盟者，必须高举抗日的旗帜。”
[注7] 并提出了 “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注7]的口号。提出该口号的目的是甚么呢？ 仅仅是为 了 “争取同盟者。”[注7] 该口号的实质是甚么呢？毛译泽东做了专门的解释：“并非真的要去河北寻日本开战”[7]，“故东征山西，打通抗日路线。”[注7]实际上是 “创造大规模的根据地。”
[注7] “惟一的任务，是取消卖国贼”（谁是‘卖国贼’ 呢？ “其[指蒋]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卖国铁证” 即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南京中央政府）的资本，并扩大红军。[注7]不难看出，中共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仍然 “惟一的任务” 仍然是从当地政府 手中夺取权力。从便 “创 造大规模的根据地。”[注7]只不过更注意包装，把挑动内战，说成是 “打通抗日路线”[注1]，把 反中央说成是反 “卖国贼”（“其[指蒋]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卖国铁证”[注7]，把南京中央政府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说成是卖国的铁证）而已。 张学良用更通俗的话来解释：“用抗 日爱国话，向内向外活动。” 他们在抗日口号下，进行叛乱。
四月，中共在中央军关麟征师打击下，已不能在山西立足，而不得不撤回陕北。但张 学良要求红军给中央军以打击，不要回陕因回陕北六师中央军随之跟进入陕北，对红军与张 均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