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张学良为甚么劫蒋，又为甚么释蒋本章内容摘要：.5
五月十二日，张学良与周恩来通夜开会，策划共同对付中央的行动：
甲， 第一件事，“据查蒋阎入陕六饰师势在必行，彭德怀，毛泽东诸同志均认为，东 北军应速作经干谷驿，交口镇入延川、清涧之一切准备，并请将行动日期见告，此间亦拟以 一部兵力，围困宋家川，迟滞敌人渡河。”“中共甚至要求东北军沿黄河西岸筑堡。以阻击 中央军从黄河东岸，追击在山西行窃，被中央军击溃，而西逃的窃匪”。
乙， “第二件事，根据中共中央前此之决定，红军之一部将前往陕南并计划转进河南 发展，一面由南牵制北进之蒋军，另一面争取在鄂、豫、皖三省间，取得新的发展条件。为 此，周恩来提出请张学良放行，并支援红军弹药问题，张答应由东北军支援红军七九子弹十 万发，其中六万发送至延安城，另四万发送给将 出陕南之部队。”
丙， 第三件事，周恩来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说明红军去陕南，并准备第二步出河南之部队已准备就绪，依前议决取最捷道路南下，经牛武镇及洛川、白水、蒲城附近，直趋临潼下游之交口镇，或新丰镇渡河，出蓝田，但必须东北军方面驻临潼部队代为准备船只 於北岸，方能确实无误，渡河迅速可靠，必可争取入豫先机。"“是双方商定了东北军与红军联合行动之西北的计划，计划的中心内容是'以兰州作大 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即以抗日为号召，通过红军与东北军的联合行动，夺取宁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与苏联结成联盟。""首先要进 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在川 西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与陕宁的红一方面 军合力廓清陕、甘、宁、青四省的反共部 队……。”
“为策应两广及华北局面，西北发动决定提早，以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
七月，张学良提出：
第一，红军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第二，打通苏联及西北发动的时间应考虑在九月间，日本指示德王进攻绥蒙之际，并将攻击方向指向绥远，如此方能号召时局；（原来张学良所谓的“援绥抗日”的目的，是为了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他们并未真正准备出绥远与日军作战，只是借抗日号召时局而已。）第三，打通苏联暂以红军为主，东北军目前暂做隐蔽的配合；第四，欢迎二、四方面军到甘肃来，二、四方面军宜先夺岷州，据此出陇西，攻击毛炳 文，必便吸引毛炳文部注意力集中对付红军，）（让）东北军于学忠部乘虚控制兰州；另一部 红军出夏河攻击马步芳老家河州，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部东援，争取 使东北军（乘虚）接防河西走廊，如此可便利接通新疆。
第五，为便利西北发动起见，红军一部出河南，仍是调动陕西中央军出境，确保陕西於 我手中的有效策略。
八月十日，中共在 “高唱入云的停止内战的口号” 声中，进攻陇东岷县，当地驻 军——－鲁大昌的新编十四师，就在 “共产党高唱入云的停止内战的口号” 声中，坚决抵御中 共入侵，坚守岷县五十九天（从1936年8月10日到10月16日）之久。中共还在 “停止内战” 口号声 中，策划更大规模的内战，请看看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 联名给共产国际的密电：
“……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我们除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 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们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需须解决一个具体作战问 题，因为即使蒋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也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 统治者自动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小的）。这一地带布满着为目前红军技术条件所不能克 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需苏联确实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技术问 题……。”[注7]
“以一方面军攻宁夏，先占领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数城寨待接取飞机大炮後再夺取之。 以四方面军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逐步向甘、凉、肃前进。沿途坚城不攻，待从外蒙取来之技术 兵种配合攻取之，……。”[注7]
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异口同声的告诉世人：（“即使蒋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 [这个可能是极大的].”[注7]） 即既使是中央军撤离西北後，他们仍要侵占西北地区当地 地方政府管辖的地区，仍要在西北地区挑动内战，他们不仅从苏联得到的轻武器是用来更残 酷的屠杀自己同胞的，甚至从苏联取得飞机、大炮也是用来轰炸西北地区地方政府所管辖的 坚固城寨。
……。
从以上事例不难看出：共产国际於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大会 提出 “反帝统一战线”後，以及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後，中共的实行 动仍是夺权，或者拿毛泽东的话来说，革命的问题就是政权的问题。
是不是七七全面抗战後，中共决定抗日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与该世纪初的俄 国极相似。日本不惜重金从西欧购买五万支枪给列宁，让列宁发动一九零五年俄国革命，从 西边牵制俄军主力，使之不能增援在远东与日军拼杀的俄军，致使俄军战败，失去库页岛等。列宁说：“日俄战争是进步的战争”，“日军帮助我们缚住俄军，有利於我们的革命事业。” 天下 英雄之见略同，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接见日本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 等代表日本社会党等五个访华团时说：“应感谢日本（侵略中国），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注8]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时曾说：“要是彭不发动 '百团大战'的说话，日军可能占领河南，我们根据地可扩大到河南。”抗战胜利前夕，日军败象已露，全国同胞喜在眉头，可毛译东却万分惋 惜：“日本失败得太快 了，要是晚几年就好了，这样我们可多准备几年，准备得更充分些。” [注8]毛的抗日是让日本缚住蒋的手脚，以能让他大力发展，日寇铁蹄践踏中国的领土越多越 好，他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中国人民做亡国奴的时间越长越好，他有更多的时间做准备。
再看看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吧！ 毛为中共制定了 “一分抗日，二分妥协，七分发展”的方针。“但是抗日要流血牺牲，而发展可立杆见影，壮大山头後，即可立刻迁升，因而 到了下面，就不是这个比例了”。就以中共叫了多年抗战後，出军第一战，平型关战斗为例。 大陆学者几经艰难，终於找到了当年去了战场的六八五团副团长陈正湘原始的作战报告 《平型关之战纪事》。该《纪事》告诉世人：真正出力抗日的只有外号叫 “猛子” 的曾贤生连长，率领他那一连人，袭击了停放在“老君爷庙”西南乾河滩上的日军十馀辆汽车，掳走了汽车上 的军大衣等。当时林彪的一百一十五师，共六团十八营五十四连，真正出力抗日的只占五十 四分之一。这就是中共的 “平型关大捷” 的真相。中共撤出战斗後，即向全国广播，宣称他 们击溃万馀日军，又编造了伏击日军的神话。把袭击停放在乾河滩上十馀辆汽车的曾贤生 连，搬进伏击战中。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的作者，都重复中共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的说法。没 有人问一下，能在这样的地段，（傅作义制定的用五支兵力，围歼已於九月二十三日窜至团 城口的四个大队日军计划中，分派给林彪的“攻击目标”，能成为 "攻击目标"，当然该地区 已是日军的聚集之地，即能在日军的营地、日军的岗哨旁）伏击日军吗？又能在这样的时 间，（五支军队同时出击的时间，）伏击到敌人吗？
其实中共最初的“捷报”也不是伏击战，而是“与有坦克车的敌万馀人，反复冲锋，将进攻 之敌全部击溃”[注9]的激烈阵地战，“现残敌溃退至小娄村。”[注9] 可见战斗不是发生在狭窄的山谷中，“并缴获……坦克车。”[注9]该“捷报” 由八路军总部上报给南京：军事委员会，军 政部，中央日报。[注9]只是中共的“捷极” 中歼敌人数受到质疑後，中共才将 “将进攻之敌全 部击溃”[注9]的阵地战，改为伏击战，并不厌其烦的反复描述该伏击地，如何如何适於伏击，是敌人的鬼门关，且日军如何如何 "疏忽大意"，让他们有机可乘，以证明他们捷报中歼敌人 数可信， 但是伏击战不是一厢情愿就能实现的，需预先知道敌人经过设伏地（大约）的时间，以能预先设伏。因而成功的伏击战，或 "围点打援"；或对敌人的活 动规律非常孰悉，知敌人 "早出"、"晚归" 必经之路；或接获情报，知敌人已从某地出发，经此地赴某地。可是中共这 些都不具备，刚从陕北开到山西前线，正如他们自己所说，在行军途中，听到晋绥军与日军 炮战的大炮声，所有有关日军的情报，全靠晋绥军的联络参谋提供，中共所有有关平型关伏 击日军的文章中，都下敢触及关键性的问题：他们怎么知道一九 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晨，日 军经过中共所谓的伏击地，而於 二十四日夜，冒雨在此设伏？ 聪明如林彪，总不致於 “守株待兔” 吧？
再看看中共所描述的伏击战：“二百辆大车紧跟在一百辆汽车後面，於九月二十五日晨进 入伏击圈” 又 “下大雨”，两百辆中世纪的畜力大车，在雨中和雨後泞泥的黄土路上， 经过彻 夜艰辛的跋涉，居然仍能紧跟在现代化的汽车之後？ 且如此严谨，在检阅台下也难完成的队 型，是 “疏忽大意”？ 再加上所运的只是九月份尚不急需的军大衣，何不在大白天用十馀辆汽车 多跑几次，轻松的完成同样运输量的任务呢？ 如此文字也能重复至今！
近在咫尺的四个大队日军，眼光光的让林彪搬走他们的军大衣，他们为什么不保护他们 的运输兵呢？ 这是因为我另四支抗日健儿，正在围歼他们，他们已处境垂危，再无力支援他 们的运输兵了。徜若林彪真的拿出一份力量抗日，用一点八营的兵力，真正按傅作义的布 署，与其它四支抗日健儿一道，从侧背痛击这股已处境垂危的日军，再用二分兵力吹号呐喊 助威，使敌丧胆，此敌可歼。林彪不但虚晃一枪，即撒离战场，且向全国广播，宣称他们已 将万馀敌人全部击溃，正如拿破仑所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荣誉、军功是军 人冒死 杀敌的动力。现中共宣称他们已将敌全部击溃，即使战死也无荣誉与军功可言，谁还 会冒死杀敌呢？前线不溃乱才怪呢？
中共如此行径，使蒋公伤透脑筋，又无法处置，无可奈何的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写道："共产党之投机取巧，应切实注意，此辈不顾信义之徒，不足为虑，吾当一本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之道以应之。"著名的学者黄仁宇先生在他的大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 引用上述 日记，似乎责怪蒋公心襟窄狭，中共在平型关勇歼日寇後，蒋仍无任何对中共推心置腹之信 用。黄教授被认为是尊蒋反共的，事实的真相如此令人吃惊！
中共的所做所为， 比最"反共"的文人，往最坏的方面想，所能想家像出的还要离谱；而蒋公当时的处境，比最尊蒋的学者，往最谅解方面想，所能想像出来的还要艰难。
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前夕，是蒋公对他的祖国贡献最大的时期，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中 旬，正如毛泽东所说："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 火日苏战争。"[注10]毛泽东这段话，清楚的告诉世人，西安事变前，蒋公看到中共经过长期流窜，武器损失严重，极欲从苏联取得武器，立即顺势诱导，劝说中共并给中共靠近外蒙的绥远五个富裕县做据点，以能用和平的方法，结束内战，且可让中共引发日本与苏联的冲突，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向北方，使之从此再无力为害我国，使中国避免战祸，减轻同胞的苦 难，并争取宝贵的时间，为抗战做准备。但中共要用中国人民的鲜血保卫他们的 "共产主义 祖国——－苏联"，拒绝了蒋公的劝导。[注10]这是因为在布尔什维克的党文化中，"无产阶级无祖国"， 根本就没有以血缘相联的同 胞概念，正如曾任毛泽东私人秘书李锐先生後来著书所说："毛泽东教育全体中共党员，认 清中国是蒋介石的，因而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占领得越多越好。"[注11]据当时接近毛泽东的人士透露："毛泽东在延安获悉日军攻入南京这一消息後，与东京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一样高兴如狂，举杯庆祝，并因兴奋与唱酒过度而满脸通红。"[注12]据日 军报导："以中条山为中心盘据於山西东南之第十八集团军主力，於我军攻击重庆 军时，不 但始终隔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 [注12]中共就是如此紧密配合日军，来对付他们的共同敌人——－中共曾在西安事变後宣誓效忠的 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他们之间还有 "协调机构".中共著名的间谍头目潘汉年，每半月向日 本特务机关提供一次情报，由潘直接交给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特务小泉清一，日本特务机关 每月提供给潘汉年两千元的情报费用，而且第一次付给了一万元。潘汉年还持有日本人给 他的特别通行证， 该证件上面写著："凡日本军、宪、警如对证件持有人有所查询，请先与 日本总领事馆联系。"[注12]在中共与日军共同对付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 "协调机构"中，中共 方面的人员还有袁殊，一九四六年到达中共根据地後，担任中共特务机关华中联络部第一工 委主任，中共建国後，担任大陆政务院情报署付署长， 中共中央军委联络络部副处长等要职。[注12] 邵式军，邵於抗战胜利後，逃往新四军驻地，其巨大财产被国民政府没收；胡均鹤，胡於抗战胜利後，被国民政府判汉奸罪入狱，出狱後就到潘汉年处报到，一九四九年後是中 共华东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注12]吕一峰，抗战胜利後逃往中共根据地，在一九四九年中共 建国後，吕担任在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统战部长的要职……。
毛泽东的 “抗日”，是继承江湖大盗，盗宝的策略，即先放一把大火烧寺庙，再乘寺庙内 善男信女们集中精力救火之际，乘乱盗取镇寺之宝——－名贵的佛器。毛所放的这把大火，名曰 “抗日”。乘全国人民集中精力抵御日寇之机，，卯足全力发展壮大，为日後夺取高权力做 准备，并把日本这股原本指向苏联的战争祸水，引至中国，用中国人民的鲜血来保卫他们的 "共产主义祖国——－苏联"，用中国人民的鲜血为他们尽国际主义务。不惜把九百六十万平方 公里的中国锦绣山河，四万万五千万善良同胞，提前推进痛苦的战争深渊，为中共和苏联火 中取栗。
其实早在当年，胡适先生就站在哲学的高度，一针见血的指："国际主义" 者，怎么 会一下变成"民族主义"者呢？ 祈求"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占领得越多越 好"[注11]的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 毛泽东，怎么会遵循 "兄弟斗於墙，而外御其 侮。"这样毫无阶级分析观点反动的封建古训呢？
可惜今天不少人，对中共派系斗争中所揭露的大量当年内幕，视而不见。或因有违"厚道" 而不愿触及，以显 "款款儒风".但是历史是一门科学，"恕道" 不能代替历史研究，正如人类学家、法医，只能从死者尸骨复原该死者的原貌，不管该死者所残存的尸骨多么难看，也不能用该死者身旁的陪葬品，如精美象牙雕刻等，来复原该死者原貌一样，若我们仅仅因为真正的历史资料太肮脏，用之有失身份，而弃之。试图从华服或画皮——－宣传资料来复原历史，怎么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呢？
像张学良那样 "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甚至日军枪声未响，就已吓得称病躲进医院的 "亡国罪魁，败兵祸首"，不是因为他在日军面前的表现，仅仅因为他劫持自 己祖国无首，就成了抗日英雄？！
被日军称为 "最难缠的对手" 胡宗南军，"要当其他支那军十个军看待的关麟征军"，以及重创日军的第五军、十三军、十八军、七十四军……。这些为中国历史增光添彩的黄埔精英，这些在南口、在淞沪、在昆仑关……浴血奋战的中央军，竟要被以应德田、孙铭九等投日叛国的汉奸为核心的集团，（以及祈求："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占领得越多越好" 的党派。）逼着去抗日，天理何在！ 公道何在！
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面对强敌，正确的方针是忍耻负重，发愤图强。远例如越王勾践 的 "卧薪尝胆".救赵氏孤儿中的忍耻负重， 以及韩信的胯下之耻等。倘若越王勾践在处於劣 势时，图一时之快，而玉碎，何来复国扬威。救赴氏孤儿也一样，倘若当年公孙杵臼、程婴 抱着婴儿 "大无畏" 的勇撞仇敌，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何来报仇雪恨；韩信当年若不忍 胯下之耻，与市井无赖纠缠，两败俱伤，将自己降於市井无赖之列，何来後来成为我国历史 上名将。近例如列宁面对强敌德国，不得不签订耻国丧地的布列和约，割地赔款，以换取巩 固政权所需的时间。耻国丧地的《布列斯特和约》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割地赔款，以换取巩固政权所需的时间。今天的中共不也是宁可将本属於中国的 "江东六十 屯"，以及黑瞎子岛一部证给俄国，以换取和平建国吗？（中国今天经济优於俄国倘且如此，更何况一九三零年代，那时的中国经济，远远落後於日本呢。）倘若九一八时，蒋公不忍耻负重，苦练七十四军等劲旅，以及中央军校学员，无使敌胆 寒的七十四军等劲旅苦苦支撑，就无後来壮烈的八年抗战。
倘若不是中共等把中国提前推入痛苦的战争深渊，再苦练十个七十四军等劲旅，以及十 倍中央军校学员，我国的抗日战争，会壮观辉煌得多，在国际上的声望也会高得多，人民所 受的痛苦也会小得多。
这样显浅的道理，中共心里都明白，只不过他们为了夺权的需要，他们不能让中央政府 强大後再夺权，因为那样他们夺取权力的困难程度就会大很多，他们 "恨不得" 日军立即帮 他们击败中央军 （即毛泽东所说的："中国是蒋介石的，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 以能让他 们顺利夺权，他们有意把水搅混。这是因为中共经过李立三时期的 "打倒中国"，"武装保卫 苏联"（中共後来粉饰为"左倾盲动主义"）。以及被迫退出南方中国心脏地区等一系列失败教训，使中共了解到，在外患急於燃眉，民族主义极度高涨时，仍赤裸裸夺权（革命）。实在没有市 场，而不得不巧加包装，"在一致抗日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於实行国内战争与 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注13] "它只是毛泽东所强调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在於用停止内战一 致抗日的口号，来便利於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因为它比抗日与反蒋并提，更能争取 落後人民与蒋系军队，最能取消蒋介石的政治资本。"[注13]毛泽东口中的抗日，只能是像 当年胡适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向来抱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下就成为爱国主义者，他们谈的抗日作战，只是一种无耻的欺骗，因为决没有真正抗日的人们，愿意劫持危害那 主持国防建设，并且正开始抗敌战争的最高领袖的。"[注4]事实证明胡适先生当年的判断 非常正确。
《西安事件真相》第七章 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2）三，张学良为甚么要联共呢？
按传统的说法，张学良联共的目的与动机是为了抗日，但是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真实计划，以及中共与莫斯之间来往密电，特别是他们的真实行动证实：张学良联共的目的不但不是为了抗日。相反，是为了“肃清蒋系势力”，以能据西北称雄。如中共中央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给莫斯科的密电：“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後，武器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请注意该密电中，二次提到“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清楚的告诉世人：张学良的真实意图是，“脱离南京政府”并“另立向面”。同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给莫斯科的密电：“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这一地带布满着为目前红军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需苏联确实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技术问题。以一方面军攻宁夏，先占领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数城寨待接取飞机、大炮後再夺取之。”清楚的告诉世人：他们准备从苏联取得的飞机、大炮是用於夺取当时西北地区合法的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并不是某些好心人所揣测的“魂萦梦系白山黑水”，“急切的希望打回东北”；此外，张学良在商讨他们真实计划时明确的提出，“特别是立刻与日军接触，条件亦不成熟。”（张根本就没有与日军接触的意示，何来的抗日情切！）特别是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气壮山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名，发动西安事变，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成功的发动西安事变後的真实行动，不但不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且"要求红军与他们共同行动首先打击胡宗南"，并命令已在华北抗日前线的万福麟军，枪口转内，南下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郑州，命令炮兵旅旅长黄永安，攻取中央政府控制的洛阳，命令于学忠军攻占中央政府控制的兰州。还枪杀蒋孝先、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业、宪兵三团中将杨国珍等，更具讽刺性的是，“枪口对外”喊得响彻云霄的张学良，竟要枪毙他的同党杨虎城（宋子文日记），孙铭九等更亲手枪杀他们同党蒋斌，这说明了张集团的真实行动，与他们所讲的不是一回事，因而不能轻信他们的台前的言论。
张学良早在他获悉盛世才崛起之日（一九三四年），就密谋联苏反蒋，派李杜担任此工作，先後派赵毅、应德田担任李的助手。[注19]且从一九三四年起，张学良就装装模做样的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如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资本论》等，还要黎天才和潘文郁经常给他讲解，吴汝铭（吴雨铭）更是“专办随车讲课”。张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和武昌行营主任时，家住武昌徐家棚，办公在望山门原两湖总督衙门，每天乘车前往要四十多分钟，张学良常要他们随车给自己讲课。甚至到南京开会，住在蒋介石的陵园别墅里，张也毫无顾忌地要黎天才、潘文郁、吴雨铭（吴汝铭）给他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注19]更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向共产党示好。[注29]像张学良这样大军阀，大官僚，且“终身无憾事，唯独好女人”的人，竟要研读马列主义，是多么不合情理，也难怪有人对这一堆资料持怀疑态度。
但是，若将这一堆从表明上看，似手极不合情理的资料综合加以考查，可明显的看出其背後，隐藏的玄机：张学良获悉盛世才崛起之日，与张学良密谋联苏之日，[注19]以及张学良装装模做样的研读马列主义著作之日，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向共产党示好之日，均为一九三四年。可明明显的看出，盛世才崛起对张学良的鼓舞作用，使张学良沿着盛世才成功的足迹前进，张学良如此做的"良苦"用心，当然不是张学良“进步”到信仰共产主义，要将他交给外国人管理的，存在上海租界外国人银行的巨额存款拿出来“共产”。而是像盛世才那样标榜进步，并唯恐别人不将他张学良如此“进步”、“革命”宣传出去，让斯太林知道，从而取得斯大林的信任，与盛世才努力学习共产主义著作，并在书架上摆着《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供共方人员及苏联官员参观[注30]如出一辙。也难怪大陆敏锐的学者指出：“从一九三四年二月至一九三五年九月，张学良在武汉近两年时间，考察他的言行，其思想与一年多後发动‘西安事变’之间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可以说，武汉时期，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准备时期。”[注27]“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准备时期”，早至一九三四年，即张学良获悉盛世才崛起之日。
可见目前流行的看法：“中共的'二个口号'、'一支流亡曲'使张学良思想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及张学良自辩：“共产党之停止内战，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是事实。
恰巧张学良与中共在策划大规模内战，如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张学良进一步说明了他对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具体设想：欢迎二、四方面军到甘肃来，二、四方面军宜先夺岷州，据此出陇西，攻击毛炳文，以便吸引毛炳文部注意力集中对付红军，（让）东北军于学忠部乘虚控制兰州；另一部（红军）出夏河攻击马步芳老家河州，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部东援，争取使东北军（乘虚）接防河西走廊，如此可便利接通新疆；为便利西北发动起见，红军一部出河南，仍是调动陕西中央军出境，确保陕西於我手中的有效策略。“张学良就是如此幻想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以能实现他据西北称雄的“鸿鹄之志”。这是张联共的重要目的。
其次，张学良以联共标榜进步，从而取得莫斯科的信任。并希望通过中共做中介顺利联苏，以能像盛世才据新疆称雄那样，在苏联的支持下，据西北称雄；张学良联共的另一目的，正如本书《西安事变的远因》这一章所说，东北军内军队国家化的趋势，被张视之为“瘟疫”、“第三期以上”的重“病”，惊之似警钟、雷呜、山崩、地裂，使张学良惶惶不可终日，“最大问题是东北军自身的统率与改造问题，依目前条件，必须尽快物色和训练一批可靠军官，为此请派有力干部前来协助。”张学良不惜饮鸩止渴，引进中共，以抵销东北军内此一军队国家化的趋势；此外，还有保存实力，拥兵自重等。
这是张学良为甚么对他与中共的关系如此忌讳如深的原因，也是张学良晚年，宁可说：“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也不愿说出他联共的目的是中共的“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以及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张为达此目的，甚至像盛世才那样申请加入共产党。
是不是真的如张学良晚所说：“我就是共产党”呢？请看看这位自称：“我就是共产党”的张学良在关键时的表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中共仍拒绝公开“三位一体”，使张学良据西北称雄梦破灭後，张再也不需利用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了，张对中共态度突变，不但不联共了。相反，张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主动向蒋公献上剿共策略：
“甲、剿匪：一、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二、请虎城出洋考察……。……。”[注1，25]
从张学良主动向蒋公献上的此剿共策可看出，不仅张学良晚所说“我就是共产党”不是真的，就连“三位一体”，也只是张学良为了利用中共帮他弄到俄援，以及利用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的临时策略，待张不需要时，主动向蒋公献策：剿共，还要调东北军离开西北，“力求东北军能够远离中共与红军”，[注1]再也不“三位一体”了。充分证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特定的条件下的联共，并不是反内战，而是利用中共“攻击毛炳文，以便吸引毛炳文部注意力集中对付红军，（让）东北军于学忠部乘虚控制兰州；……；红军一部出河南，仍是调动陕西中央军出境，确保陕西於我手中的有效策略。”即利用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让他张学良能据西北称雄而已。
如此机密，张学良怎能不忌讳如深，唯恐外人知晓呢，甚至宁可用：“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用单纯的信仰，来掩饰他联共，甚至申请加入共产党，所要达到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西安事件真相》第七章 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3）四、张学良又是怎样和中共建立秘密统战关系的呢？
本来联共就是张学良步盛世才的後尘，密谋中的“另立局面”一个重要步骤，特别是张学良尝试像盛世才那样，直接联苏，虽多方努力，如派李杜担任此项工作，李杜甚至连毛泽东藏於民间的二个儿子都找到了，但仍无法与苏联系上，张通过马占山等私下与苏联系也毫无结果，使张愈来愈感到须找中共做中介，张心急如焚的至少从以下三条管道找中共。
第一，希望从上海找到中共，但因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构已迁至陕北，成效不大，仅找到脱党的刘鼎，但张学良最初并不知刘鼎曾脱党，还以为是化名的中共要员，曾猜测过刘可能是王稼祥[注31]，肉麻的吹捧刘；第二，从北京找到中共，找到宋黎……一大批中共党员。另据李锐（曾任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回忆，他的同学熊彪，在北平参加共党活动被捕，忽然释放後被带到西安，张学良的部属试图从熊身上追找到联共之路；第三，从陕北找中共，但是一九三五年的陕北中共中央，虽然已经决定对东北军展开统战工作，但对身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的张学良，不抱任何幻想。且数度与东北军交手，发现东北军战斗力极弱，红军将领不把东北军放在眼里。除了象延安、宜川那样有完整城墙的县城，红军因为装备落後无力攻取外，一般进攻计划制定得相当大胆。甚至敢于放手进攻甘泉，原因是甘泉城墙残破不堪，守军又只有五个连，照理不能阻挡红军。想不到，红军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数度展开进攻，守军凭借武器优势，硬是把红军挡在了城外。眼看强攻伤亡较大，前线总指挥彭德怀下令围而不攻，每日利用前东北军俘虏宣传喊话，动摇守军军心。这种攻心之策颇见成效，不断有持械来归的东北军士兵。鉴于守军军心已经动摇，彭德怀干脆调来被俘不久，已经归顺红军的前东北军六十七军一零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让他前往甘泉进行现身说法，劝告守军指挥官放弃甘泉，甚至实行火线起义。高福源源刚刚进到甘泉劝降，就通过守军电台得知，王以哲军长要他速往洛川六十七军军部一谈。高福源本来就是王以哲的部下，得到电报后，当即出城征求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的意见，并明确表示愿意进一步见王以哲说明共产党人的联合抗日主张。彭德怀对此虽不无疑问，但仍然表示了赞同的意见。随后，高福源即动身前往洛川了。
高福源前往洛川的时间是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但依照王以哲谨慎的性格和对张学良的服从，断断不会自作这等主张。王以哲明知高福源肩负中共劝降使命，却仍然坚持要他前来洛川，清楚地显示，张学良是幕後的主使人，这是因为张学良要步盛世才的後尘，必须与共产党拉上关系，张正心急如焚的在找此关系。一月十五日，高福源带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返回了甘泉附近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据高福源说，他在洛川不仅见到了王以哲，张学良也亲自驾机飞来与他谈话，而且张学良表示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商谈。彭德怀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说明了这一重要情况。毛泽东得到彭德怀电报后，立即回电赞同。与张学良、王以哲这样高层的国民党军事将领打交道，必须派经验丰富的交际能手，因此，人选问题颇费周折。毛泽东反复考虑，提出了伍修权、叶剑英、肖劲光等人选，但彭德怀都认为不适宜。此时，恰逢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来到甘泉附近的方面军司令部，彭德怀当即提议“改派李克农随高福源去洛川”。由此，引出了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洛川谈判的重要一幕。
一月十六日，李克农随高福源前往洛川。次日，即十七日，王以哲通过电报通知了张学良，同时於当天晚上与李克农见了面，双方进行了初步的交谈。这次谈话没有太多涉及实质性的问题，但气氛相当融洽。
第二天，即十八日，张学良打来电报，请王以哲转告李克农，他将于明後日亲到洛川与李克农晤谈。李克农立即通过王以哲的电台，将这个消息通报给了中共中央。
就在这一天晚上，张学良也亲自驾机飞来洛川，秘密与李克农面谈。不过，关于这次会晤的情况，张学良後来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的说法与当时的文字记录多有不合。张说：
正当剿共失利，思想动摇之际，“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来电言，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记及昔年左文襄公收抚马化龙之故事，同时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种种，遂飞洛川，会见该人，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不悉李克农为共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与後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编造出：他张学良联共是帮南京中央政府收编中共。把他秘密与李克农面谈，说成是：“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记及昔年左文襄公收抚马化龙之故事。”
张学良这里所说的左文襄公，是晚清陕甘总督左宗棠。所谓左文襄公收抚马化龙事，是指一八七零年左宗棠重兵围攻甘肃反清回民武装马化龙部於金积堡，不战而降马化龙的故事。当年左宗棠能够收抚马化龙，是左宗棠的湘军英勇善战，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马化龙才会归降。被中共打得无法招架的张学良，怎么能威镇胜利者中共呢？毛泽东一个月前写信给杨虎城时，曾清楚地表示过对这位败军之将的轻视，信称：“敝军初到陕西，未遑宁处，聊一还击，即得枪四千余枝，俘虏五千余人，董英斌（即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星夜逃还合水，敝人等近日函董谓，此仅对卖国将军（指张学良）略施警告，警告之不听，则其後患不堪设想。”连遭败绩，被动已极，深恐再与中共作战的张学良，能做左宗棠？更为荒谬的是，说什么李克农来洛川表示红军准备取消名称，接受蒋介石领导。李克农只不过是中共的低级官员，他根本就无权代表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收编红军呢？且连遭中共惨重打击的张学良，正在极力避战，怎么可能反倒收编劲敌呢？
那么，李克农与学良究竟谈了些什么呢？二十日晚，李克农给中共中央发去一封电报，说明他与张学良谈了三个小时，李克农明显地感觉到“张学良较滑头，而王以哲较诚恳。”李克农发此电时，李还不了解张学良的联共与王以哲的联共性质完全不同：王以哲联共单纯得多，仅仅只是为了避战，保存实力；张学良的联共就复杂得多，除避战，保存实力外，张还有联俄联共，据西北称雄这样重大的“战略目标”，此“战略目标”本来就不便直接说出口；更加上张学良与中共初次接触，不明底细，张学良为了摸底的某些侧敲旁击的外交辞令，张讲完後，连他自己也忘了。以致（下一次会谈）“与原来预计预想的相反，张学良关於‘抗日联蒋’一字未提，中共中央要李克农准备用来应付张学良在政治上发难的种种答词，几乎完全没有派上用场，张学良当场只是一再表示，希望中共能够介绍他的代表前往苏联。”[注43]可是不少西安事变研究者，却在连张学良本人早在（不久後的）下一次会谈时，就已忘了的为了摸底的某些侧敲旁击的外交辞令中，钻牛角尖，完全忽略真正使张感兴趣的是：
地盘——－助张“肃清蒋系势力”以能据西北称雄；权力、地位——－封张学良为“未来的国防政府首席”与“军队统帅”；以及金钱——－“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即以外蒙古为师，将大西北像外蒙一样附佣於苏联，以换取俄援。（“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後，武器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西安事件真相》第七章 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4）五、中共在西安事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探讨中共在西安事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前，必须对毛泽东权谋、权术，有所了解。毛泽东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灾难，连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如此毛泽东，怎么能如此迅速的控制中国大陆呢？是不是真的简单到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国民党贪污腐化”所致呢？诚然国民党有贪污腐化现象，但正如中共抗日，国民党不抗日一样，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中共等政敌恶意抹黑，并非事实呢？
就以中共等政敌所编造的著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例，台湾选举揭露的事实表明，蒋的後代竟要靠救济为生。且众所周知，蒋家生活相当节俭，连最节俭的生活也维持不了，何来贪污？再看看四大家族中的陈家，陈立夫在美国期间，竟要靠他太太包棕子卖，以及他本人养鸡卖渡日，证明陈家廉洁，没有贪污。此外，从中国大陆逃出的国民党的其他"高干"，他们住在香港的调景岭，过着勤劳节俭的生活，与当今中共高干及其子女，挟公款移民的阔气情景作一对比，黑白分明。正如人民常说的那样，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竟究谁真正贪污，谁被蔑污为贪污，人民经过比较鉴别後，可得到公正的结论。中共所谓的"四大家族"中剩下的孔、宋二家，中共说蒋与宋联婚，是为了得到孔、宋财团的财力支持。又说蒋介石一九三一年年底下野，孙科执政期间，因得不到孔、宋财团的支持，解决不了财政问题，而不得不辞职。到底是孔、宋用自己财团的钱，给蒋政权输血呢？抑或是孔宋贪污呢？中共始终没有说清楚。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孔、宋二家早在蒋公执政前，就是大富翁，宋耀如就曾用他自己的家产，资助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且孔、宋在国外的财产，也没有外界所传说的那么多，均在合理的围内，孔、宋也愿意公开他们的家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