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张家，穿张家，效忠张家。"是张氏父子维系奉军队效忠张氏父子的心防大堤。张学良自己不争气，失去地盘，再也无法为广大东北军筹集粮饷。本章深刻的分析东北军中广大职业军人吃国家粮，拿国家的饷後的心理变化，"养兵千朝，用在一时"的传统道德关念，使东北军中广大的职业军人，自觉的感到，要对得起国家这一份粮饷，朝军队国家化方向前进，此一趋势，使视军队为私人财产的被张学良深感不安，视为瘟疫，"超过第三期以上"的重"病"[注1].本章还深入探究张准备用甚么方法，来病愈此一使他深感不安的重"病"，惊人的发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与动机，并不是抗日，而是要在外国支持下，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割据），以能躲避统一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对东北军的影响，从而彻底医愈他的心病，即根除东北军内军国家化的趋势，达到牢固的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彻底改写了西安事变史。
一、引言事实早已证实，国难家仇，不能触动张学良，使张"把脑袋拴在裤子上"，而愤起抗日。相反，日军枪声末响，就已吓得张学良称病躲进後方医院，统率几十万大军的张学良，竟被二百馀日寇占领沈阳，一百二十八名日骑占领热河省会承德。且张不以丢失东北为耻，仍私派他的亲信苗剑秋，密秘赴日，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日本支持他割据华北。[注2]张进入西北後，仍要以外蒙古为师，"三月间订立的蒙苏条约，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注3]将中国的大西北像外蒙古那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像外蒙古那样附佣於苏联，就会像外蒙那样在苏联支持下，据西北称雄。如此张学良怎么可能为他正在准备出卖中的祖国主权与民族尊严，（以外蒙为师、步盛世才後尘，不惜将大西北像外蒙古与盛世才的新疆那样附佣於苏联，来换取苏联援助。）而"把脑袋拴在裤子上"，悍然劫蒋呢？
那么又是甚么原因，使张学良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勇气，悍然发动震惊世界，改变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呢？
二、张学良的梦魇与心病二十世纪二、三年代中国的军阀，与今天非洲落後地区的军阀一样，严重的阻碍社会进步，日益为广大人民不满。"打倒军阀"成了全中国人民共同呼声，统一成了时代趋势。特别是九一八国难，神州大地，沦为日寇的俎上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悬於暴日的屠刀下，倭寇的刺刀对着咽喉的危机感，使全国亿万同胞强烈的憎恶军阀割据，"社会分裂"，而导至外族入侵。日寇并不以强占东北为满足，仍在蚕食华北，甚至污蔑中国不是统一的国家，没有资格加入国联，此事曾是当时中国报界的热点。形成了要求军队国家化，统一御侮的强大舆论。但军阀们不愿放弃其"鸿鹄之志"[注4]，融入统一祖国大家庭中，安心的做一位部属。拿张学良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不受操纵的"[注5]，不甘心做一个被人操纵的部属，要在他自己的割据地区内，做一个为所欲为的土皇帝。
人们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一下，这些心怀"鸿鹄之志"的豪杰们，在中国统一几近完成的一九三六年的处境，以及认真的考查一下他们在如此逆境下的求存之道，并认真的探讨他们的这种求存之道对中国中国社会的击，对中国历史历史发展的影响。
笔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且尝试更深层的利用我们早已掌握的档案资料，如刘鼎以事先约好的暗语，给李克农及周恩来写信。这批隐藏西安事变深层背景的密信有的已解封，在他们绝密信件中，找不到他们真的要去抗日的蛛丝马迹，完全证实张学良绝对不可能爱国抗日的结论。如：
"病是很重的，已经到（超？）过原来情况的极点了。性质和范围显然没大变动，而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如果再下去，就会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会受不了。并且据来人说，已经产生支节，陷入不浅。"[注1]
这批隐藏西安事变深层背景密信清楚的告诉世人：张学良所关心、所焦虑的是"已经到了极点"，"超过第三期以上"，已使他"受不了"的"病"，并不是抗日，本节笔者重点探究此病的来历，下一节探究张学良准备用甚么方法，来病愈此一使他深感不安，"已超过第三期以上"的"病".惊人的发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与动机，并不是他们口上所叫的抗日；而是为了医愈此一使他"受不了"的重"病".
首先探讨一下此"病"的来历：
张学良既无显赫的军功与光荣的历史足以服众。相反，张学良"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注3]，是"国人皆曰可杀"的耻国丧地的不抵抗将军。且张学良对日本抱不切实际的幻想，采取绝对不刺激日本人的政策，如"一二八事变"时，全国上至中央，下至老百姓，均急切的希望张学良率领几十万东北大军挺进东北，牵制日军，"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扩大侵略之余裕。"[注6]上海民众捐集巨款，并派代表携巨款劝说张出兵东北，以能减轻日军对上海的压力。没想到张不仅自己不愿出兵东北，牵制日军。相反，张学良仅仅听说"由于马占山与张海鹏打仗，使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八百一遇害。"[注6]而惊恐万分，当着上海民众代表的面，把马占山数落了一顿，讥马为"滥出锋头。"[注6]随后又派他的亲信苗剑秋秘密访日，张愿以东北领主的身份承认伪满州国。[注2]以取得日人的谅解。凡此种种，使广大东北军蒙受耻辱。
再加上张学良既不能言教，更不能身教，"他的部属都看不惯他这样堕落下去，就连在他眼中视为忠厚老实的部将，时任五十三军军长的万福麟，也因担心他如此荒唐下去，将必毁了他的前程，要他从颓靡生活中振作起来。"[注2]如此"亡国罪魁，败兵祸首，丑声洋溢，秽德彰闻"[注3]的张学良要统率几十万大军，自然问题多多。"吃张家，穿张家，效忠张家。"是张氏父子维系奉系效忠张家的唯一法宝。诚然，吃主人就应效忠主人的鹰、犬式的动物习性，在民智尚未开伐的年代相当管用。但是张家父子所处的时代，是巳推翻大清王朝的民国时代，承命於天的真龙天子，尚且可推翻，更何况胡匪起家的张家呢，奉系中的先进分子，如齐世因就曾极不屑的反驳："他张作霖一个乡间兽医，他哪来的钱供给学生？给学生钱的是国家，他那种人就是这样的公私不分。在我来说，我要报答国家裁培的厚恩，我应该替国家做更多的事情，更应对得起国家，不忍让张家父子胡乱祸国。"[注4]随着时代的进步，本来广大东北军官兵就越来越反感张家父子极不合时宜的教义，更何况张学良自己不争气，丢失东北，也失去军阀赖以称雄的基础。张学良再也无法为十几万东北大军筹集粮饷。而要靠中央月二百八十万元军，另还给五十万元临时费，以及张学良本人每月十万元特别费来维持。[注7]
很少人注意到以"吃张家，穿张家，效忠张家"为心防大堤的东北军广大军官兵，在吃中央的粮，拿中央的饷後的心理变化。就连张家的两代忠臣万福麟，也认为用中央粮与饷，为张学良养私人军队，"名不正，言不顺"，因而拒绝张要他枪口对内，南下占领中央控制的郑州的命令，更不要说与张无私人关系的一般官兵，广大东北军官兵在领取中央粮饷的那一刻，即感到："我们现在是吃国家的，穿国家的国家军队了，再也不是你张家的走卒了。"即广大东北军官兵在领取中央粮饷的那一刻，就已患上了使张学良感不安的"病"（军队国家化的趋势）。
是不是张学良仍可用"忠"、"义"来维系东北军呢？幻想"忠"、"义"显灵，以能维护他们美好昔日的人，常常抱怨："世况愈下，古风不再。"但既使在父母亡故，仍能坚持辞官守丧的古代，如赵国名将廉颇时代，廉颇失势之时，昔日依附於他的门客，对他的态度也前後判若两人，更不要说在父亲惨遭日人杀害的丧期内，仍能纵声色的道德"沦丧"的年代，连张作霖的结拜兄弟汤玉麟，早就不买张学良的账了，张学良自己培养的亲信又怎样呢？当张学良的某些措施不合这批"亲信"口味时，这批亲信居然准备将张学良一起干掉。[注25]又如张学良一手提拔的爱将王以哲、刘多荃等，王以哲就将张的部分通共事实密告在洛阳的齐世英，刘多荃也密告中央："东北军并不欢迎张学良回陕。"[注8]向中央所求的，只是把他所率领的一百零五师编为一个军。[注8]张学良并不能从"忠"、"义"那里得到任何帮助。
军粮军饷在控制军心方面的巨大作用，还可在其他地方军那里得到印证。如被称为"云南王"的龙云，为了牢固的控制滇军，不仅云南省内的滇军，由云南自己筹集军费，就连云南派赴抗日前线的"四万健儿"，也由云南自己筹集军费，甚至连军械也由云南自己出钱从法国进口，我们知道云南当时经济并不发达，特别是云南是龙云的家天下，公私不分，他有很多办法化公为私，龙云宁愿把本可化公为私的钱，用来建军，即"毁家建军"也严拒中央的军粮军饷。
可见广大官兵，吃了中央的粮，拿了中央的饷後，仿如无声的命令，自觉的要求自己在言论行动上，对得起中央，自觉的抵制一切反中央的言行，往军队国家化方面前进，因而龙云等才如此紧张，宁愿"毁家建军"也严拒中央的军粮军饷。
已不能为自己私人军队筹集军费的张学良，正如他自己所说，只有二条路可走。[注9]
第一条路是回北平，割据华北，用富裕的华北财政收入，支撑他的东北军，继续维持他的军阀地位；另一条路是完全放弃据地称雄的念头，安心的做一个国家将领，将东北军完全国家化。
张学良首先选择第一条路，私自派他的亲信苗剑秋，秘密访日本，妄图出卖祖国主权，换取日本支持他割据华北，但苗此行未果，使张大哭一场。[注2]剩下的唯一的路是将东北军国家化，但是张不甘心做一位国家的方面大员，要做一个"不受操纵"为所欲为的"土皇帝"，权力的欲望使张决定逆时代潮流而行，千方百计的阻挡东北军内广大官兵顺应军队国家化的时代潮流，并多次与中共密谋对策，如：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张已向中共透露："他（指张）部下，确有分化问题。"[注3]四月二十六日，张学良与中共商讨东北军分化的情况，并寻找出路（"活路"），张学良也有一个像林彪儿子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那样的武装起义计划，在中共的档案中称为<不小的计划>，"他（张学良）那个<不小的计划>，又是什么呢？（刘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完全拿过来，东头一条大道他也企图着；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练成为强干的打手。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兰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姥姥等相好去。他已经开始用了'爱国抗日话'，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著硬干，预备著与大老板打一架也可。"[注3]"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只要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张学良）要干就彻底干！"并且还要在"捧大老板登峰造极"的掩饰下，与"大老板打一架。""期待小家庭"，"结果大且伟矣！"这里所说的"大老板"指蒋公，"他家这庄大房屋"指东北军。"他家这庄大房屋（指东北军）已分化成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指张仍能表面控制的那部分东北军，但也很不稳，因而他要想方设法完全拿过来。）以及东头一条大道（指已顺应军队国家化时代潮流的那部分东北军，显然不是以地理位置来分的，若如此，根本就不存在要把靠他住的那"一角"完全拿过来的问题）等部分。[注3]
六月底，张学良急不可待的"迟分手，不如早分手。"[注9]决心拉出他仍能控制的那部分东北军与中共合流。[注9]清楚的表明：张学良此时的燃眉之急，绝对不是抗日，而是如何对付他部下分化的问题。
七月二十四日，张学良再次向中共表达了他对东北军内，军队国家化的担忧："最大问题是东北军自身的统率与改造问题，依目前条件，必须尽快物色和训练一批可靠军官，为此请派有力干部前来协助。"[注3]（张学良甚至不惜饮鸩止渴，引进中共，以抵销东北军内此一军队国家化的趋势，可见统一与割据，水火不容，割据者是多么害怕统一，害怕东北军内军队国家化的趋势，视之为"瘟疫"、"第三期以上"的重"病"；惊之似警钟、雷呜、山崩、地裂，使张学良惶惶不可终日，密谋对策[注3]，寻找他们的"活路".[注3].）还可从中共对东北军的分析、评估中，看到东北军广大官兵与张学良离心离德的概况。
"其旧有技术干部，他（指张学良）无一信任。"[注3]（因技术干部文化，、教育程度较高，愈自觉的走上军队国家化的道路。）"甚至，在东北军的上层，这时也不乏愿意贯彻南京（中央政府）旨意之人。"[注3]
"涉及最终走哪条路的重大问题上，他家这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还并不多。"[注3]
"关於张学良所最担心的东北军改造问题……。目前唯一的方法只能是坚决肃清东北军内的反革命分子（指坚决地走军队国家化道路的职业军人。）"[注3]
"他（指张学良）手下没有可以运用的组织系统。"[注3]清楚的表明东北军内部在分化，以及张等对这种分化的担忧。
东北军内部的分化，还可在他们的密信中得到应证，刘鼎以事先约好的暗语，给李克农及周恩来写信。这批隐藏西安事变深层背景的密信中，多提到"病"以及"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等，与"其旧有技术干部，他无一信任"[注3]相吻合，到了"无一信任"的程度，显然"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受不了"以及"超过原来情况的极点了"，充分的表明：东北军内军队国家化的趋势使张学良坐卧不宁。
九一八国难，使全国亿万军民，强烈的要求统一御外，不管心怀"鸿鹄之志"的政客武夫们，打出甚么样冠冕堂煌的旗帜。进步如陈铭枢、李济深等打出了"人民"、"革命"、"生产"的旗帜，声称与"独裁"、"祸国"、"媚日"的南京中央政府，彻底决裂，成立"人民革命政府"、组织"生产人民党"、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算用尽当时所有时髦的词汇。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陈、李等漂亮动听的口号，甚至连他们自己的部下也骗不过，被他们自己的部下称为"野心家"，"事先未明真相，全为一、二野心家包辨，至铸此错。"[注10]随后十九路军重要将领沈光汉、毛维寿等通电脱离"人民政府，拥护中央。"[注10]轰轰烈烈的闽变，由广大的十九路军官兵，驱逐他们的坏头头，即他们所称的"一、二野心家"而结束。[注10]
一九三六年轰轰烈烈的西南六一事件，是另一有力的例证，尽管陈济棠等也喊着非常动听的"抗日"口号，但是西南广大军民一开始就认清陈等反中央的实质，而众叛亲离，陈不得不逃至香港而迅速结束这场叛乱。此外，晋军中的重将领徐永昌、商震投奔中央。
特别是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广大职业军人对西安事变的第一反映，如中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传>，在冯钦哉这一章中，就有这样的描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晨，冯（接获他的上级劫蒋的消息後的）第一反应，'扣押蒋是背叛党国，背叛领袖，勾结共产党作乱造反。'"[注11]
"东北军一百一十四师师参谋长黄德兴，接获于学忠叛乱命令後，即向师长牟中珩表示，'这是乱国之举。'师长牟中珩即表同感，'毁纲乱纪。'"[注11]
万福麟拒不执行张学良要他进住郑州的命令。[注9]
更不要说黄永安即刻将张学良命令他叛乱的密电，报告给中央。[注12]
可见军粮军饷，仿如无声的命令。吃中央粮，拿中央饷的广大东北军、十七路军官兵，自从拿中央粮饷的那一刻起，就感到自己应对得起中央的这一份粮饷，心底里自觉的抵制不利於中央的言行，这些是张等视军队为个人绝对忠实可靠工具的军阀们极不愿见到的。
三、张学良、杨虎城的"活路"——－"小家庭"（割据）外患急於燃眉，国家处於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全国亿万军民强列要求国家统一，以能御外的时代召唤，以胡宗南为代表的中央军艰苦奋斗的模范行为，和感人事迹，使全国热血青年纷纷投效，也使张学良、杨虎城相形见绌，如芒刺在背，用另一种语言来描述："那时杨虎城的部下，对杨的前途失去信心，都想自寻出路'飞上高枝作凤凰。'"[注12]本来"鸟栖良木，人择贤主"是极正常的事，但是张学良、杨虎城这类军阀却认是大逆不道的叛逆行为。张、杨等视此等"人往高处走"，"趋附"中央的"跳糟"行为，为被"被收买"，"一面找黑社会关系设法阻止"[注3]；"一方面找中共组织'表示极迫切与我方联合及求助。'"[注3]（杨虎城也与张学良一样，甚至不惜饮鸩止渴，引进中共与黑社会，以抵销十七路军内此一军队国家化的趋势，可见统一与割据，水火不容，割据者是多么害怕统一，害怕十七路军内军队国家化的趋势，视之为"瘟疫"、"第三期以上"的重"病"；惊之似警钟、雷呜、山崩、地裂，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密谋对策[注3]，寻找他们的"活路".[注3].）所有这一切，都是统一祖国大家庭疑聚力造成的。因而，他们唯一的活路，是从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出走，在国外势力支持下，建立属於他们自己的"小家庭"（割据）。[注3]以能躲避统一祖国大家庭的疑聚力，对他们部队的影响，从而达到牢固的控制他们部队的目的，张这种急於从统一的祖国大庭中出走的心情，既使最褒张的中国大陆官方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组长，张魁堂先生的著作中，都有间接的记述："一天，张（学良）突然用电话把刘鼎请到王曲太师洞，刘见张神色不同往常，感到诧异，张见刘来，先开口说：'我的日子难过，（正如他们用隐语写的极秘密的信中所说："病已超过第三期以上，受不了。"[注29]张的日子怎么能不难过呢？）我想了几天，只有把部队拉出来，能拉多少算多少，我的部队别有用的家伙不少，很难对付，这几天，我翻来覆去地考虑，（张学良真正"翻来覆去地考虑"的并不是他口中所叫的抗日，而是对付他的部下分化问题。）干脆撤手，迟分不如早分，早下手为强'."[注9]看来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若不早下手为强的话，张学良所说的"能拉出多少算多少"中，只剩下已跑光的张学良公馆机要人员，以及远避分州的特务团及抗先队。[注3]而别有用的家伙，则包括引中央军到岐山、武功的沈克师，把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的骑十师，宣怖归顺中央的第五十三军、五十七军、六十七军、一百零五师、黄永安炮兵旅，以及公开说东北军坏话的何柱国，在潼关大骂的米春霖、谢珂。"[注3]张学良此时燃眉之急是如何牢固的控制他的军队，他认为，只有从统一的祖国的大家庭中出走，建立他自己的小家庭，才能防止军队国家化的时代趋势对东北军的冲击。如果再让此趋努发展下去，正如他们用隐语写成的密信中所说："如果再下去，就会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受不了。"[注1]张学良为了把靠他住的那一边的"一角"，"完全拿过来"而不惜与大老板打一架，并脱离统一祖国的大家庭，另起炉灶，建立他自己的"小家庭"（割据），这才是西安事变的远因（内因）。
中共中央致苏共密电："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後，武器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注3]请注意该密电中，二次提到"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清楚的告诉世人：张学良在幕後做的是，"脱离南京政府"，张学良争取俄援的目，并不是抗日，收复东北，而是为了应付"脱离南京政府"後，所面临的生存问题，证实以上分析。
这里补充一点，张从未真正准备与日寇交手，他真正准备对付的人，是张心目中"西瓜偎大边"，"趋附"中央的东北军中的"屑小".尽管张对东北军中的这一"趋炎附势""趋附"中央的趋势（即军队国家化趋势），深恶痛绝，惊恐万分。但此一趋势顺从民意，张既不便，也不能，更不敢挑破，既使在他们内部通信中，也要用隐语"病"[注1]来代表，可见张学良对此一趋势，讳莫如深。只能在抗日的烟幕下，极秘密的采取种种措施，阻止此一趋势的蔓延。（即前面引用的他们那一用隐语写成的密信中的"已经产生支节，陷入不浅。"[注29]）竟被某些粗心的学者，因为他们只看到张抗日的烟幕，而没有看到张在此烟幕後的真实行动，就给张做出了"抗日情切"的结论。这批自觉的走上军队国家化道路的官兵们，他们才是东北军中的的先进分子，真正的忧国忧民之士，反倒被张等冠以"屑小"、"坏旦"、"被收买者"、"别有用的家伙人"、"右派"、"反革命分子"，骑十六团团长董道泉是这一类人中杰出的代表，董团长"品学兼优。"[注13]受到我国传统文化道德的熏陶，深感"我俸我禄，民脂民膏"，军人的天职是保境安民，每月领取国家几百万军费的十几万东北大军竟不能保卫西北民众的安宁，是军人的奇耻大辱，多次主动请缨，驱赶入侵他防区陇东的红军，董将军这一主动为国为民分忧的行为，与张学良以国家军队谋私行为背道而驰，为张所忌，惨遭张杀害。（正如大陆敏锐的学者所说："董道泉之所以被杀，防泄密而灭口的成分固然有，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其丧失了张学良所反复强调的东北军之'立场'；故张之杀董，既是环境所使然，更是心态所使然。此案深刻暴露了张学良与南京及东北军内部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准确地把握这些关系，将是我们展开西安事变深层研究的重要一环。"[注14]张学良所反复强调的东北军之"立场"又是甚么呢？是严拒东北军国家化，并视东北军国家化为使他受不了的"第三期"以上的重"病".）这一群被张等以"右派"等不雅称乎的东北军官兵中，还包括遵循"养兵千朝，用在一时"的传统道德观念的职业军人，对他们来说不是在"鸡首"与"牛後"之间挑选，而是在"鸡尾"与"牛後"之间选择，他们以军为业，因而不在乎隶属於谁，倘若东北军国家化後，减少一层克扣军饷的"宦官。"[注9]他们的军饷，可能由"鸡尾"增至"牛後".
更重要的是九一八国难，神州大地，沦为日寇的俎上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悬於暴日的屠刀下，倭寇的刺刀对着咽喉的危机感，使东北军广大官兵们认识到，只有全国统一，才能抵御外族入侵。技术兵种是这类东北军的突出代表，他们有技术，有才能，到哪里都有饭吃，他们甚至认为胡宗南有多好，若能"跳糟"的话，转入胡部，可更好的施展自已的抱负，发挥自己的才能，他们居然想"跳糟"！因而他们是典型的"被收买者".所以才有"其旧有技术干部，他（指张）无一信任。"[注3]他们也更愈来愈不满张学良在国家民族垂危之秋，仍毫无心肝的密谋"另立局面"叛离中央。他们愈来愈不满张以国家的军队谋私行为，愈来愈"趋附"於中央。"甚至，在东北军的上层，这时也不乏愿意贯彻南京（中央政府）旨意之人。"[注3]"涉及最终走哪条路的重大问题上，他家这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还并不多。"[注3]甚至连军长缪澄流也对张以国家军队谋私的行为不满，而私下对蒋公的卫士说："副司令身旁，近来出现些屑小（教唆他做对不起委员长的事）。"[注8]即东北军中，真正愿意跟随张学良的，只占少数，张学良怎能不心急如焚呢？甚至不惜饮鸩止渴，引进中共，以抵销东北军中此一中央化的趋势。
相反，被张等以"左派"、"年青有为"、"少壮派"、"激进的抗日分子"、"狂热的爱国者"等称乎的，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为代表的一群，则是连张的另一亲信王以哲，都认为是"副座豢养的宦官。"[注9]有人认为他们有强烈的抗日情绪。但是七七全面抗战後，他们中竟无一人敢於奔赴前线，与日军拼杀。相反，其"激进的抗日分子"之首孙铭九可耻的投降日伪[注15]，官至日伪山东省保安司令。劫蒋的急先锋，东北军骑六师师长白风翔，这位"已急不可待"，要立即赴老家热河打游击的"抗日激进分子"，也不仅没有像他们口上所说的那样，奔赴抗日疆场，相反，投日叛国，充任日伪"东亚同盟军"司令，率邻八个师的伪军，为日军侵略中国开路。张身边的另一位亲信、"三剑客"之中的智多星、"少壮派"的政治领袖应德田，这位"盛世才式野心家"也"投日叛国，官至日伪河南省教育厅长。"[注15]张身边的"狂热的爱国者"之首苗剑秋，"三剑客"之中的宣传家、鼓动家，疯狂的号召东北军官兵像日本"二、二六"事件那样杀蒋，与中央为敌，并仇视自己的同胞，厌恶自己的家园，却对溅踏自己祖国领土，残杀自己同胞的日本，有着特殊的感情，视日本为其故乡，在日本这个人口稠密，物价昂贵，寸土寸金的国家内，有他个人的豪居，过着优厚的生活，其经济来源，也没有人能说清楚。其实苗剑秋早在西安事变前，就与日人关系密切，并被张学良派赴日本，进行卖国活动，以出卖祖国主权，换取日本支持张学良割据华北，苗失望而归，张抱头痛哭一场。[注6]从此例可看出苗剑秋与日人的关系，远非寻常。而真正的抗日英雄，如被日军称为"最难缠的对手"胡宗南军，"要当其他支那军十个军看待的关麟征军"，以及重创日军的第五军、十三军、十八军、七十四军……。这些为中国历史增光添彩的先贤们，这些在南口、在淞沪、在昆仑关……浴血奋战的先烈们，竟要被以应德田、孙铭九等大汉奸为核心的集团，逼着去抗日，天理何在！公道何在！虽然抗日的号角激荡不了他们。但是权力欲望却能使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这一群猛士们血管膨胀，并使他们疯狂到要爆炸的程度，他号召东北军官兵仿照日本"二二六"事件一样杀蒋[注3]，与中央为敌。并亲自怖署惨杀王以哲等，他们心中燃烧的，绝对不是抗日的烈火，而是权力的欲火；血管中沸腾的，也绝对不是抗日的热血，而是乱国的污血。他们是一群寄生在张这个"团体"上，依附张本人的"强干打手。"[注3]倘若东北军国家化後，他们将失去赖以生存的"母体"，而无以为生，更失去攀升的机会。因而，他们对东北军内，顺应军队国家化时代潮流的官兵，恨之入骨，欲置于死地，而後快。（正如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後任中共铁道部部长郭维城的文章中所说："东北军内部部少数野心家妄图篡夺领导权，首先要夺电台之权，为此，他们抓了蒋斌，孙铭九疯狂向蒋斌连开数枪，打碎了蒋斌的满口牙齿，更灭绝人性地下令将他活埋"，足见其对自己同胞残忍以及为了个人权位的疯狂。）他们利用张学良"不受操纵"，不愿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做一位安位司职的方面大员，而要做一个"不受操纵"，为所欲为"土皇帝"的"鸿鹄之志。"[注4]妄图成为他们构思中的张氏王国"西北大联合"的开国元勋。张则利用他们的疯狂性，以实现其"鸿鹄之志。"[注4]西安事变是这样一邦人秘密策划的"军事阴谋。"[注9]与"失去家园"、"流落异乡"、"怀念故土"、"魂萦梦系白山黑水"的广大东北军官兵无关。这是因为广大东北军官兵，不但事先不知他们的阴谋活动。相反，抵制他们不利于中央的言行，就以东北军高级领为例，军长王以哲："张当初拥蒋，今又反蒋，是无信义，我绝不赞成。"[注3]军长何柱国："坚决要求出兵（驱赶入侵他防区陇东的红军），联共的事，张没敢与何说，推说红军不好打，不予同意，但何坚决要出兵，张阻难不住，只好说'丢一人一枪，惟你是问。'随後立即把何的行军计划密告中共。"[注9]军长万福麟拒绝张要他进住郑州的命令。[注9]军长缪澄流，就对蒋公的卫士说："副司令身旁，近来出现些屑小（教唆他做对不起委员长的事）。"[注8]军长于学忠："一步怎么辨？"[注12]张学良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宣布劫蒋计划的会议上，就以军长缪澄流的话开头，张摆出要拿缪军长开刀的架势，吓得缪流满面，当场求饶，张当场宣布缪不能离开总部辨公室半步。[注8]张就是如此裹胁东北军高级将领参於劫蒋的。
甚至，连张派去劫蒋的士兵，也是被蒙骗参於军事行动的，请看孙铭九自夸，他是如何动员卫兵去劫蒋的："我们的副司令被委员长扣押了，今天我们去救出我们的副司令。"[注8]
小结"据地"才能"称雄"，正如毛必须依附在皮上一样，失去了地盘的张学良无以立足（皮之存，毛将焉附）的处境，是局外人很难体会到的。张学良晚年，在情急时，来不及选择词的情况下，用了最能表达他当年情怀的词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注4]来抱怨人们不理解他当年的心情，也无意中透露了西安事变的真正原因。
且强敌入侵，使全国亿万军民，强烈要求统一御外的时代召唤，有如春雷，使东北军内军队国家的趋势，有如埋在泥土下的春笋，在迅速成长。外人很难听到的，埋在泥土下，东北军、十七路军军队国家化的春笋，生长时堆动泥土的声音，对张、杨来说，惊似警钟、雷呜、山崩、地裂，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密谋对策[注3]，寻找他们的"活路".[注3]军队是军阀的命根子，张学良（杨虎城）唯一的"活路"是千方百计的控制住他的军队，只有从统一的国家庭中出走，建立他自己的"小家庭"，才能躲避军队国家的时代潮流，对东北军（十七路）的冲击，达到牢固的控制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目的，这才是西安事变的远因（内因）。
注释：
[注1]，<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P.184[注2]，<张学良评传>，司马桑敦，EvergreenPublishingCo.1986年，第156页，P.189，183，167，156，243，193，201，302，第205页[注3]，<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1995年版，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第84——87页，第76页，第317页，第84页，P.15，84－87，92，95，102，143，365，89，207，208，305，98，38，286，324－326，348－350，89，29，94－96，101，109，110，142，143，201，273，271，56，145，365，89，207，208，305，98，38，286，324－326，348－350，89，29，94－96，101，109，110，142，143，201，273，271[注4]，<百年家族——张学良>，李翠莲，立绪文化出版，2001年，第18，222页[注5]，<张学良世纪传奇>，王书君，明镜出版社，2001年，P.1155，209，435，1087，1124，437，543[注6]，<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苏登基，远流出版社，1999年，第112页[注7]，<时事新报>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注8]，<张学良研究>，李敖，李敖出版，1988年[注9]，<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出版，1993年，第265——266页，P.136，161，164，149，81，186，385，265，266，270P.136，161，164，149，81，186，85[注10]，<蒋氏秘挡与蒋介石真相>，杨天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24，328页[注11]<国民党高级将领传>，王成斌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注12]，<细说西安事变>，王禹廷，传记文学出版，1982年，第348页，第426页，第286页[注13]，<西安事变料>，朱文原，台北国史馆，1994年[注14]，董道泉事件的多角透视——西安事变纵横考之七，<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5，Vol.21，No.2，P.73-78，刘东社，摘要：董道泉之所以被杀，防泄密而灭口的成分固然有，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其丧失了张学良所反复强调的东北军之"立场"；故张之杀董，既是环境所使然，更是心态所使然。此案深刻暴露了张学良与中共、南京及东北军内部高级将领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准确地把握这些关系，将是我们展开西安事变深层研究的重要一环。
[注15]，<高崇民遗稿>《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P11——65，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四章 西安事变的近因（上）本章内容摘要：二十世纪二、三年代中国的军阀，与今天非洲落後地区的军阀一样，严重的阻碍社会进步，日益为广大人民不满。"打倒军阀"成了全中国人民共同呼声，统一成了时代趋势。一九三五年中国统一取得重大进展，全国统一几近完成。但军阀们不愿放弃其"鸿鹄之志"，融入统一祖国大家庭中，安心的做一位部属。他们视当时南京中央政府推动国家统一的每项措施，为削夺他们权力之举，而深恶痛绝，惊恐万分。以胡宗南为代表的中央军的先进事迹，与模范行为，使张学良、杨虎城等军阀相形见绌，如芒刺在背，广大人民强烈要求以优淘劣，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去职，使大大小小的军阀感同身受，他们感到已途穷路末，不再群起一搏，将永无翻身之日，他们不谋而合，秘密串联，纠合发难，演成一九三六年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一系列反中央叛乱。也使张学良误认为："揭旗反蒋，此其时矣"，"大家都反蒋"，"只要我张学良振臂一呼，定会四方响应"，"南京政府必将难以招架"而"分崩离析"，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近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