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按照张学良的说法，他发动西安事变，是因为在攘外与安内先後次序上，与蒋公冲突所致。既然如此，让我们认真考查一下，蒋公、张学良和中共三者间，究竟谁更积极安内，且手段更为激烈？
二、中共、张学良与蒋公三者间，谁更积极安内，且手段更激烈？
自从鸦片战争签定割地赔款，耻国丧权的条约以来，中华民族的先贤们，一直不忘雪耻，并摸索一条富国强兵，雪耻御侮之路。可中共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认为"赤贫是革命的基础"，"中国愈赤贫，愈容易发动革命。"（见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因而他们为了他们的革命早日胜利，不惜在江西、湖南等地，大规模毁灭我国先民们千百年血汗所积累的社会财富。人为的制造赤贫，以扩大他们革命的基础，也直接破坏了国家用来抗日御侮的经济基础。中共进入西北後，又在本来相对安定的西北地区频频挑动内战，如红军"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五日以前，至少再扩充五千正规军，二千五百游击队；八月以前还要扩充两万两千正规军，和四千游击队。向南要夺取甘泉、宜川两城；赤化宜川、洛川两县；向东要占领黄河西岸五县以上。"[注1]挑起与井岳秀、高桂滋的内战。"在山西创造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注2]而发动"东征"战役，挑起与阎锡山的内战；"开辟我们的苏区到甘、宁等省去"[注3]，而进攻甘肃、宁夏等挑起与五马的内战。破坏山西、宁夏等地方政府励精图治，致力於地方建设，已取得显著成就地区的安定与繁荣。且中共唯一的任务是"取销卖国贼的资本"[注3、4]，破坏当地经济建设，迫使阎锡山等，不得不向南京中央政府求助，中央军千里赴戎机，赶赴这些地区，驱赶并缉拿这群肆意破坏西北地区和平与安定，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元凶，这群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元凶，在他们即将被捕拿归案时，他们倒打一耙，喊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既然如此，中共为甚么要"东征"进攻全国模范省——－山西呢？
是不是陕北贫穷，无法解决供养，而南京中央政府又不供给中共军饷。使中共不得不发动内战，向山西等省掠夺钱粮呢？也不是，因早在此以前，即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蒋公看到中共经长期流窜，武器损失严重，急於想从苏联得到武器，且陕北供养也成问题，蒋公为中共生存计，为全国安定与繁荣计，向中共建议，并给中共靠近外蒙的五个富裕县作据点，且不附带任何条件，如要中共改制、改编等。[注6]这样对中共来说，既可背靠苏联，取得武器等支援，又有活动地盘；对国家民族来说，可解决中共长期以来四处出击，严重破坏人民生计，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可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中旬，以"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注6]拒绝了蒋公既利国利民，又照顾中共需要的建议。这说明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刚好与蒋公相反。蒋公千方百计的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走，使之从此再无力为害我国，让中国人民避免後来八年惨烈抗战，所遭受的巨大损失，使中国人民免受战争痛苦。而毛泽东则千方百计的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向中国，让中国在战争中更加赤贫，让日本军国主义者野蛮的战争破坏与掠夺，来帮助中共"取消'卖国贼'的资本。"[注3、4]使中共早日取得革命利；并用中国人民的鲜血，来保卫他们的"共产主义的祖国——－苏联。"此外，中共内部的大清洗，如杀"AB团"、"改组派"、"反革命"等。仅在一九三零年代，中共就在他们内部惨杀数万他们自己人。（被中共大势宣传所谓国民党"四一二大屠杀"也仅杀了百余人。）且比例之高，更难以置信，如西北公学受迫害者，达该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六。更不要说中共自已揭发的夏曦、张国焘等人，在中共中央派他们去中共根据地工作，他们为了从原根据领导人手中夺取权力，惨绝人圜的进行血腥的大清洗，杀人之多，比例之大，手段之残忍，只能用难以置信来形容，也难怪中共宣传机构仅仅用"这是民党的恶毒污蔑"几个字轻易的掩饰过去，这是因为人民认为，凡有血性的人，根本不可能做出此等惨绝人圜的事，现在中共内部派系斗揭露出来，人民才相信原来那些是真的，不是国民党恶毒污蔑，不幸的是现在仍有人说中共是主张先攘外後安内的，这些闭着眼睛不看事实的人，何以面对中共刀下千百万同胞的冤魂。
显然，国民党的清共温和得多，如张学良身边的刘鼎、潘文郁……。都是从国民党反省院出来的共产党员；又如蒋公捉到中共要员陈赓，劝降失败後，竟暗示陈逃跑；再如蒋公知道广东地方当局，捉到曾要绑架他，并送他至俄国海参威的原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此次李又根据中共的指旨，策动广东海军爆动，被广东地方政府抓住了。）立即急电广东地方当局，要他们"刀下留人"（可惜蒋公电令未到，李已被广东地方当局处置了。）中共夺取中国大陆後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肃整的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共自己的"叛徒"、"变节分子".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共仍在抓"叛徒".
甚至连毛泽东的老婆江青，也是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的，可见蒋公对共产党员的处理，远比中共内部大清洗宽厚得多。既是货真价实的中共党员，也只是送进反省院，或有切实保证人，连反省院都不需进，三年之内，无犯罪记录，又可完全恢复自由，中共夺取大陆後，他们反倒被他们原主人给镇压了，铁的事实证明：中共比蒋公更积极安内，且手段也激烈得多。
"萦迥在张学良脑际的问题顺序（过去）是：
第一对杨宇霆；第二对付蒋介石；第三对付日本。"[注7]
西安事变前夕是：
第一"坚决肃清东北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注8]；第二"肃清蒋系势力"[注9]；第三"幻想日本内部革命爆发。"[注10]
第一件事张积极进行，如张学良杀害骑十六团团长董道泉，张友堂等，以及孙铭九杀害王以哲等：
第二件事张学良也在积极进行中，如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张向中共透露他的武装起义计划<不小的计划>"与大老板打一架"[注10].此随后张学良在抗日的烟幕下的实际行动，均是为实现他的<不小的计划>服务，目的是"肃清蒋系势力。"[注9]以能据西北称雄。只不过某些粗心的学者，只看到张学良的抗日烟幕，并仅仅根据他们所见的张学良的抗日烟幕，就给张做出了"抗日情切"的结论。他们没有认真的考查张学良在此抗日的烟幕下的实际行动，张学良的真实行动，均为针对中央的乱国之举。如：一九三六年五月份，张学良"要求红军给中央军以打击。"[注11]
六月份，张学良给中共十万发子弹，诱使中共将内战战烧至河南。[注12]
"为策应两广及华北局面，西北发动决定提早，以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注1]
七月份，张学良提出："欢迎二、四方面军到甘肃来，二、四方面军宜先夺岷州据此出陇西，攻击毛炳文，以便吸引毛炳文部注意力集中对付红军，（让）东北军于学忠部乘虚控制兰州；另一部（红军）出夏河攻击马步芳老家河州，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部东援，争取使东北军（乘虚）接防河西走廊。"[注13]
九月份，张学良急盼中共给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师以打击。[注9]直到十二月十一日，张仍以派白风翔潜回热河老家打游击抗日为名，实为第二天劫蒋做准备。[注16]这一切表明张的抗日，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骗人勾当，张在抗日的烟幕下的真实行动，均为针对中央的内乱之举。致於抗日，除了感人肺腑的抗日号外，无任何实际行动。张真的要抗日的话，只需像张十二月十一日口上所说的那样，将他手下的那些已急不可待的所谓的抗日激进分子们，分批派回他们各自的东北老家打游击即可，须发动西安事变？可惜他们急不可待的抗日，只是烟幕，他们内心，从来都没有准备抗日，七七全面抗战後，白凤翔、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这些貌似抗日的烈火在燃烧，已急不可待的要"早拼一腔热血"的"抗日激进分子"们的抗日愿望实现了。他们中竟无一个敢於奔赴抗日前线，与凶悍的日寇拼杀。也证明了他们"急不可待"的不是抗日，而是夺取权，以能在西北另立局面。[注9]假如张学良真的像他自己所表白的那样，不忍看到内战，同胞自相残杀，消耗国家实力的话，张学良作为西北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应首先制止中共"唯一的任务是扩大红军。"[注4]"创造更大的根据地。"[注2]而在西北地区频频挑动内战，直接破坏西北地局安定与繁荣。张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接济中共大批军火。[注17]让中共用张所提供军火更残酷的屠杀中国人。此外，张学良安内的手段也激烈得多如惨杀董道泉、张友堂、杨宇霆、常荫槐……。张学良劫蒋，并准备对蒋"取最後手段"；惨杀蒋公的侄孙蒋孝先、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业、中央宪兵三团中将杨国珍等四百多人。甚至活埋妇孺，据中共派赴西安，并负责"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简称"西救"工作的徐彬如回忆，"他带领"西救"人员随杨虎城部队抓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业，并把杨镇业的一家都活埋了。"[注22]扣中央大员，并准备在他们逃离时全部杀害。[注18]以及他的手下的"激进分子"惨杀王以哲等多人。
更具讽刺性的是，张以"停止内战"、"抗日"为名，发动西安事变。却在他们成功的发动西安事变後，与中共密谋的头等大事是："要求红军与他们共同行动，首先打击胡宗南。"[注19]并命令已在华北抗日前线的万福麟军，枪口转内，南下夺取中央控制的郑州[注1]，命令黄永安攻取中央控制的洛阳[注5]，命令于学忠军攻占中央控制的兰州。难道首先打击胡宗南，夺取中央控制的郑州、洛阳、兰州也是"停止内战"，"抗日"？铁的事实证明：张学良发动安事变的原因，绝对不是他自辩的"攘外与安内，先后次序之争。"那么究竟甚么原因，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呢？在探究西安事变的近因前，先认真的考查一下，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是必要的。
第四章 西安事变的近因（下）三、国家统一，与反统一势力的危机感九一八国难，使我国处於空前的危机之中，全国亿万同胞强烈要求国家统一以能御外。在蒋公的旗帜下，汇集了以黄埔、中央军校学员为代表的民族精英，他们顺应历史，成了国家统一的核心。在他们艰苦卓绝的努力下，"外国人认为不可能的中国统一，今天是一件无疑的事实。"[注20]经以陈诚、胡宗南为代表的黄埔精英们艰苦卓绝的努力，到了一九三五年，剿共取得重大胜利，中央开始经营云、贵、川。国家统一几近完成，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及国防建设取得惊人的成就。特别是财政改革，废两改元，以法币代替银元在市场上流通，金融权集中後，将使地方永无抗拒中央之可能，中国统一大业，从此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胡宗南作为中央军第一支部队进驻西北，使西北民众耳目一新，西北在杨虎城等军阀蹂躏下，兵匪横行，西北民众谈兵色变。胡军一律在外露营，不许踏入民房一步，并打扫街道，修桥铺路，防疫治病，公平买卖，且劝禁西北地区泛滥多年的鸦片。胡宗南还常常亲荷锸畚土，修筑公路，发展西北交通，兴修水利，筑堤护城，修复古迹，改良社会风气，协助地方行政改革，惩治贪官，收容流浪儿童。胡宗南年过三十五岁，"国难如此，何以为家"，仍未成家，以军营为家，与士兵穿一样的衣服，一同吃饭，一同娱乐，呜鸡起舞，以身作则，把满腔爱国热血，凝聚在练兵场上，苦练劲旅，以能御外；"且尊重人材，如他为了请一位参谋长於达。亲自带一卫士到於达家中"接架"，从火车站乘坐一架铁路上的摇车前往师部，胡请於达坐在车当中，自己与卫士摇车，若火车开来，又与卫士抬摇车下铁轨，於达想参加抬和摇，胡都不答应。"胡宗南既使在左倾记者范长江笔下："住破庙，睡门板，……放几块砖头就是坐位……，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问他，人生究竟为甚么？他笑着避开，却滔滔不绝的谈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注21]"行军时，到营地巡视部队情况，必至深夜才睡，第二天继续行军，胡留在宿营地巡视，厕所有否填平？废物处理妥当？借用物品有否归还？如有损坏，有否照价赔偿？巡视完後，胡则跃马而前，必於第一次小休息时，赶到师部位置。此後行进与士兵步行，绝不骑马。在作战时，不避矢石，常临险境……。"以胡宗南为代表的民族精英们的模范行动，与感人事迹，使热血青年纷纷投效，也使杨虎城等相形见绌，如芒刺在背。用另一种语言来描述："那时杨虎城的部下，对杨的前途失去信心，都想自寻出路飞上高枝作凤凰。"[注20]本来"鸟栖良木，人择贤主"，是极正常的事，但是在杨虎城这类军阀心目中，却是大逆不道的叛逆行为，杨等视此等"西瓜偎大边"，"趋炎附势"，"飞上高枝作凤凰"的"跳糟"行为，为"被收买"，而惊恐万分，"一方面找黑社会关系设法阻止，一方面找中共组织，，'表示极迫切与我方（指中共）联合及求助。"[注22]
杨虎城等视胡宗南等进住西北的中央军，为"插入他们胸膛的一把尖刀。"[注23]杨等似乎感到途穷路末，只有赶走像胡宗南这样的中央军，不让像胡宗南那样"一切伟大都是装出来的。"来影响民心、军心，并把西北大门关起来，他才能继续在西北为所欲为，称王称霸。
四、强邻千方百计的挑动中国内乱由於连年内战，民穷财尽，国势不振，使中国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与苏俄军国主义二大强邻觊觎侵夺的目标，北邻苏联积极扶植代理人，妄图使中国成为他的附属国。仅在上海的巅覆机构，每月预算达十三万美元。[注24]用以挑动各种内乱。更恶劣的是在边境扶植傀儡，如外蒙，不仅将大片我国国土，从我国版图中割裂出去，且给各类野心家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正如毛泽东所说："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注25]"这是重要的事！"[注25]并以此来引诱张学良，又在新疆扶植东北籍的盛世才，使盛一跃而成为"新疆王"，给曾驰骋东北政坛，因失去东北而失去舞台，又不甘心寂寞的原奉系各路豪杰，一支强烈的兴奋剂，使他们试图沿着盛成功的足迹前进，也给中国其他众多心怀"鸿鹄之志"的政客武夫们，树立了一个"活样板".如"陈铭枢就曾直接向莫斯科寻求支持，经共国际批准，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相继回国，准备在广西重组十九路军。"[注26]重树反旗。苏千方百计挑动中国内乱，扶植代理人，使中国成为他的附佣。直到一九三五年後，由於德、日对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才使斯大林开始意识到，一个统一的中国，才能牵制日本，使之再无力威胁苏联，开始考虑改变挑动中国内乱的政策。但是苏联这种政策上的改变，如何向曾受他挑动的各路反中央势力解释呢？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甚至不可能的事。[注27]（假如张学良事先知道，斯大林已放弃挑动中国内乱的政策，苏联并不认为蒋介石是沙皇。他在中共蛊惑下以为代苏联除掉沙皇（即蒋公），就可释苏前嫌。"[注28]从而能像盛世才那样得到苏联大力支持，实现其"鸿鹄之志"[注29]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张也不会发动西安事变了，更不会向苏联邀功："唯一希望"，"尤愿知"，"格外关心"，"乞告"苏联对他们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注30]况且，斯大林真正意识到蒋公的存在，对苏联非常重要，是在西安事变前夕，汪精卫访问欧州，汪试探加入国际防共联盟，这才使斯太林猛醒，倘若酝酿中的汪、日、德国际防共联盟成为事实，将使苏四面受敌，只有蒋公才能拆散酝酿中的汪、日、德国际防共联盟，使苏联摆脱四面受敌的危境。因而，斯太林全力阻止中共除蒋的预谋。甚至不惜以与中共决裂相要挟，来迫使中共务必放弃除蒋预谋。[注31]
日本也与苏联一样，千方百计的挑动中国内乱，以达到称霸东亚的目的。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後，中国统一已近完成，"多田宣言"发出了"蒋介石及其一党与日本帝国之关系，帝国屈服乎？抑帝国打倒彼辈乎？"[注20]的惊叹！千方百计的破坏中国统一，如策动宋哲元、商震、韩复榘反对中央财政改革，禁止白银运往上海。送给宋哲元一个炮兵营的军火，策动宋搞冀察自治，脱离中央。还许以财政与军火援助，策动吴佩孚起事（但为吴所拒），日本还插手策动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反对南京中央政府，徐永昌一九三五年九月三十日<日记>中就有"两广由日本得到了三千五百万的军用品"的记载。
再让我们认真分析研究，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密电：
"你们对你们实际上所能得到绐予你们的帮助，了解得不十分正确，我们巳找到一家外国公司，他同意卖给需要的货物，并把货物送到外蒙边境，但不能超过外蒙古边境一百公里以外……。同时，这家公司负责供给一百五十辆汽车，并保证堤供司机和所需的汽油，以便来回二次将货物送到你们指定的地点……。外蒙古人民共和国既不能负责担负护送货物到你们部队中去的责任。也不能加入反敌统一战线。否则将等於对某国战争的开始。因此，你们自己应当设法派出先遣部队制服德王及其他军阀的骚挠，并保证汽车队不受空军的袭击。为此，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收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注32]
此一密电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它告诉世人，除了苏联曾策动我国西北地区叛乱外；还有一家"外国公司"，曾准备提供给叛乱分子三百辆卡车的军火，并保证提供司机和汽油，将此批军火，来回二次送到叛乱分子"指定的地点。"以方便这批叛乱分子，迅速用上他们的军火，制造更大的叛乱。这家外国公司究竟是谁呢？他们为甚么对中国人民如此不友好呢？又怎么会有如此大的神奇本能，能出现在如此敏感的地区呢？这一系列的疑问提示世人：这是一份极重要，值得认真研究分析挡案资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家外国公司"是谁？
这是因为，外蒙古是一个地理位置非常特殊的地区。众所周知，外蒙夹在苏联与中国之间。要进入外蒙必须经过苏联或中国，苏联领土非常辽阔，从苏联境外，驾使汽车穿过几乎苏联全境进入外蒙，从技木上说是不可能的，再加上自斯太林大规模"肃反"後，已与外世隔绝，西方称之为"铁幕"，他们的边界又是"铁幕"中的"铁幕"，苏联绝不会让一家外国公司的司机，驾驶他们自己的汽车，来回二次穿过他们的边界，让这些外国人窥视他们的内募，更不会让外国公司在他们国内设立基地、仓库。不难看出此一庞大车队，不是从远在西欧的外国出发，横跨几乎苏联全境，从远在西欧的外国出发，跨过苏联西边界进入苏联西部，再远涉东欧、中亚、西北利亚，进入外蒙。也没有任何外国公司的职工，敢冒险进入"肃反"逃亡者口中，阴森可怕的人间地狱，流放人犯的西北利亚，从中国进入外蒙也非易事。伪满州国早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就宣布："对所有不承认他的国家闭关。"从共产国际的电文可知："该一百五十辆卡车的车队，经过德王的"地盘"西行，再经过"其他军阀地盘。"[注32]如绥远的傅作义，宁夏的马鸿宾、马鸿逵等。而不是由北即从外蒙直接南下宁夏，这样就不需经过东边的德王的地盘了。不难看出此车队由东出发，沿外蒙边界西行，这家外国公司的总部及仓库均在德王的地盘之东，"来回两次将货物送到你们指定的地点。"[注32]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除日本（或披着伪满州国外衣的日本）外，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一百五十辆卡车的庞大车队，能出现在该地区；其次，这不是一般的军火交易，而是"等於对某国的战争开始。"[注32]即使像外蒙这样的"同志"加"兄弟"，也"既不能负责担负护送货物到你们部队中去的责任，也不能加入反敌统一战线。否则将等於对某国战争的开始，"不愿过多介入，更不要说其它国家，如此明目张胆的侵入他国国境，干涉他国内政，支援他国叛乱分子军火，而且还是共产党叛乱，像美、英、德等当时与南京中央政府维持较好关系的国家均不愿为之；第三，一百五十辆卡车的大车队，"来回两次将货物送到你们指定地点。"[注32]已无保密可言，即使"这家外国公司"是披着伪满州国外衣的日本，正如苏共密电所说："也会遭到德王及其它他军阀的骚扰。"[注32]以及南京中央政府空军的袭击；若不是日本，更会遭到日本强大空军的狂轰滥炸，人员伤亡一定很大，没有一家普通的军火商人愿冒如此巨大的风险，承受如此大的损失。特别是美、英、法等选举产生政府的国家，人员伤亡对政府的冲击、杀伤力极大，他们绝不会干此等既不利己，又危害他国的事；第四，苏联是军火工业大国，贮存的普通军火很多，根本不需要从国外买进普通军火，且运输方便，苏从外蒙南下宁夏，险途只有深入宁夏的那一段，且苏有庞大的军车队，可一个晚上运输完毕，根本不需"要来回二次运输"；第五，苏是封闭的国家对贸易额很小，且当时苏联很穷，刚渡过由於大办集体农庄而引起的全国大饿荒，外汇贮备有限，且要用於输出革命，如驻上海情报机构每月预算十三万美元，其中给中共一点五万美文元。[注24]没有多余馀的外汇，收买甘愿冒飞机袭击为他卖命运送军火的司机等，苏联若有外汇可支付的话，根本就不需花如此大的周折，可直接通过他驻上海的机构，甚至宋庆龄。[注32]像中共多次请求的那样："提供饯的帮助"，在"国内购买弹药"[注32]；第六，若此外国公司不是日本，且苏此举未征得日本同意，有引发与日本严重冲突的可能，正如苏联将美国轰炸日本後，降落在西伯利亚的美国飞行员，交给日本处死，以及在我国抗日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和美国一再恳求苏联同意将美国军火运至西伯利亚，再转运至中国的请求，均为苏所拒绝那样，苏联绝对不会做任何可能引起与日本冲突的事；此外，上世纪三十年代，汽车工业远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当时中国尚不能生产汽车，一百五十辆卡车，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在外蒙古周围，没有一家私人外国公司，甚至国际大财团的分公司有如此庞大的车队。
不难看出"这家外国公司"[注32]即日本，或披着伪满州国外衣的日本，日本军国主义与苏俄军国主义都妄图侵占我国国土，他们有时你死我活的争夺；有时配合默契共同瓜分，正如苏俄与希特勒德国共同瓜分波兰那样，根本就没有连贯的逻辑规律可循，苏俄是世界上首批与伪满州国开展正式外交活动的国家，且把中东铁路交给伪满，日本对苏的投李，报之以桃，将在九一八时，缴获张学良沈阳兵工厂的军火，作为回报不是没有可能的，更主要的原因是日本看到中国的进步，在惊叹"帝国屈伏乎"之馀，不惜以三百辆卡车军火，策动中共和张学良发动"西北大联合"，分裂我国国土，阻挠中国统一，以能实现他们多年蚕食中国的美梦。此家"外国公司"的出现，告诉世人，西安事变是在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发生的，人民不能仅仅根据他们漂亮的抗日口号，就给他们做出抗日情切的结论。
五、全国反统一势力大串联任何一种旧制度，都维护部分人的特权，伴随的是侵夺了更多人的权益。即既得利益者们的权力、地位与享受是建立在他人痛苦的基础之上，奴隶主如此，种族歧视者如此，军阀们也如此。随着时代的进步，文化的普及，民权意识的提高，人民日益要求平等，不满自已应有的权益被他人侵夺，造成此的旧制度，日益为广大人民不满，而被时代的潮流所吞没，军阀也一样。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军阀，与今天非洲落後地区的军阀一样，严重的阻碍社会进步，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所不满，"打倒军阀"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特别是九一八国难，国家民族处於万分危机的紧急关头，全国亿万军民强烈要求国家统一，以能御外，甚至连军阀内部民族意识较强的人，也对他们的头头，为了个人权力，而破坏国家统一行动，甚不为然，如闽变时十九路军中广大官兵，赶走他们称为"一、二个野心家"[注33]的坏头头，宣怖效忠中央，而迅速结束这场叛乱，就是有力的证明。国家统一已成了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另一方面，像张学良这类心怀"鸿鹄之志"的政客武夫们，又不愿放弃他们作为军阀，所攫取的种种权力，融入统一祖国大家庭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做一位安位司职的国家方面大员。拿张学良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不受操纵的"[注34]，他忍受不了统一祖国大家庭的约束，他要从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出走，建立他自己的"小家庭。"[注10]在属於他自已的"小家庭"内，即在他所割据的地区内，做一个为所欲为的"土皇帝"，他们视国家统一的时代潮流，为洪水猛兽，顽固的阻挠国家统一的前进步伐，并视南京中央政府，在谋求国家统一，军队国家化，现代化过程中，每一项措施，为削夺他们的权力之举，而恨之入骨。如中央调训军政干部，使军政逐步现代化，胡宗南等中央军的模范行动与感人事迹，使军阀们相形见绌，如芒刺在背，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以优淘劣，贵州王家烈等去职，使大大小小的军阀们，感同身受，似乎已途穷路末，不再群起一搏，将永无翻身之日，他们不谋而合，纠合发难。如杨虎城与他的亲信孔从周的一段话："三天一改编，二天一归并，（他们把中央谋求国家统一，与军队国家化的措施，称为"三天一改编，二天一归并。"）很快就会被肢解消灭，现在我们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你务必要掌握好部队，以防万一。东北军的命运，有和我们相同之点，我已与和张汉卿密切联系，我们总要想个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办法。"[注35]从杨虎城与他的亲信孔从周的这一段谈话，可清楚的看到，他"已与张汉卿密切联系"，只是为了"想个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办法"以防止当时中央政府为了谋求国家统一，军队国家化过程中的"三天一改编，二天一归并"使他们的部队"很快就会被肢解消灭".根本就不是他们口中所叫的抗日。即在我国国家统一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九三六年，军阀们唯恐国家统一後，失去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在抗日的口号下"密切联系"[注35]，"想个共同对付蒋介石的方法"，来阻挡汇集在蒋公旗帜下，以陈诚、胡宗南为代表的黄埔精英，推动国家统一，与军队军国家化的努力。
应特别提一下的是毛泽东在此次桃动各种割据势力，反对国家统一的活动中，起了极坏的作用，毛成功的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手托仙丹的方士。他手托的仙丹名曰："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而苏联扶植盛世才一跃成为"新疆王"，为那些心怀"鸿鹄之志"的豪杰们，树立了一个"活样板"，使他们深深的感到苏援是据地称雄的不二法门。对那些唯恐国家统一后，而失去割据时，所享有种种特权者们，有着极强的吸引力。毛扮演方士角色是如此成功，以致他的中共同类们深感放心，如张闻天就说："老毛懂旧社会旁门左道那一套，让他去干罢。"[注36]毛本人也得意的向他的同类们吹嘘："我是买空卖空。"[注36]利用割据势力，唯恐国家统一後，而失去种种特权的心理，大发国难财。此时，这位毛方士的仙居，香火鼎盛，门庭若市。患恐统一综合症的急病者们，纷纷前往朝拜，乞赐仙丹（"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注37]）张学良为得此仙丹，仅香火钱就献出六十七万元之巨，还有专供方士本人享受的果品——－金龙铁筒香烟三十筒。[注38]希望这位方士飞回仙界，在大仙斯太林那里为他美言，以能像盛世才那样得到苏联大力支持。（如1936年11月上旬，叶剑英离开西安返回保安之前，张学良让叶带交自己的一封亲笔信，和十万元现洋给中共中央，信中询问共产国际现在是否还能同意开创西北独立新局面？清楚的表面张学良如此忠心的进献香火钱的唯一目的，买通中共为他在苏联那边为他张学良讲好话，使苏联能支持他据西北称雄。）请看中共的记录："最突出的就是广西、四川、华北几方面的地方实力派领袖，都积极与中共联络。"[注37]"还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旬，广西方面李宗仁、白崇禧就专门派代表刘仲容、王公度等，分别前往上海、天津地区寻找共产党的关系，王公度已经在六月二十日，与中共中央派驻上海的代表李允生（即冯雪峰）进行了初步接触，该代表保证李、白此次反蒋坚决。粤陈（陈济棠）此次亦不动摇，望各界、各派特别是中共和他们合作，他们非常渴望与中共合作。双方因此商定，在以下几方面，即（一）舆论与宣传；（二）群众团体之策动与配合；（三）军队上之联络；（四）浙赣线、粤汉线。平汉线等路交通工人群众之影响；（五）浙、赣、闽、湘、皖、鄂等省红军游击队等方面一致行动。（这些自称抗日的人们，在他们密室中策划的真实的计划中，竟无一字涉及抗日，如他们为甚么不在日人占领的东北铁路线上，发动工人运动，影响交通。而要在中央政府管辖的地区内的"淅赣线"瘫痪铁路运输呢？难道这也是他们抗日的策略？也告诉世人，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口上大谈抗日，就认为他们真的要抗日，而应认真考查他们的真实行动。）刘仲容随後经中共北方局介绍来到西安，要求与中共中央谈判。"[注37]
"这一阶段急着找中共联络的，还有前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策划的，由诸反统一势力，组成的"中华民族革命行动委员会"，以及华北的宋哲元和韩复榘的代表刘子青等。中共中央也陆续派出云广清、张金吾、彭雪枫、张云逸等作为中共正式代表，四出活动，毛泽东并有信致宋哲元与傅作义等。特别突出强调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以影响这些地方实力派向自己靠拢。"[注37]张学良与中共密谋策划後，决定"至迟八月应该发动西北国防政府。"[注22]与六月份轰轰烈烈的两广事变不谋而合。此外，"华北宋哲元、韩复榘，四川刘湘等地方实力派，也暗中积极串联，密谋响应，其代表都先後来到西安，对张学良展开游说。"[注37]由於各种反中央势力频频串联，使张学良误认为："揭旗反蒋，此其时矣。"[注37]"南京政府必将难以招架，"而"分崩离析。"[注39]"大家都反蒋。"[注40]只要我张学良振臂一呼"定会四方响应"[注41]，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近因。
确如张学良所预料，张扣蒋後，首先保安的中共"欣喜若狂。"[注36]其他大大小小的军阀头子们，有如搬掉压在头上的婆婆一样高兴，正如张学良的幕僚李金洲所说："（大大小小的割据者们）用明码电报应付南京中央政府，私下给张学良密码电报多是支持张的。"[注42]如"愿为前驱"，"誓为後盾"，"一星期内必出兵响应。"[注43]但是在这次西安事变中，大大小小割据者的幕僚均较冷静，甚至连杨虎城最重要的部将孙蔚如，也在西安充满血惺恐怖的险境下，不顾个人安危，向杨虎城提议，发动反政变，"救出蒋，把张学良及东北军将领扣起来。"[注44]就以被某些学认为："因在西安事变中，支持南京中央政府，因而受到蒋公的特别关照、庇护，没有追咎他与日本密谋冀察自治，并在七七事变时，仍妄图与日妥协，而痛失战机"的宋哲元为例，宋哲元本人接获蒋被扣的消息，"表示很高兴，主张立刻把蒋介石杀掉，但是他这个主张不好明说，私派徐维烈以个人名义去西安，力主杀蒋。"[注45]宋此举使他的幕僚深感不安，秦德纯等立即从情"蒋已蒙难，我们山东人从来不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事"；从理"蒋领导全国，造成统一局面，如由张学良来领导，中国必定四分五裂，不堪设想"，来开导宋，宋见诸人均明确反对杀蒋，才不好公开说出他的主张。而私派他的亲信徐维烈赴西安，密传他的本意。[注45]
又如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幕僚黄秀陆，西安事变的当天，他在香港，"得知桂系在港所办机关报，业已撰写响应西安事变的社论，即将发排付印，他立予制止，并急电李、白恳切规劝。"[注46]
为甚么割据势力的头头，与他们的幕僚们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如此截然不同呢？
对割据者本人来说，杀掉蒋後，他们可从此高枕无忧的"自治".但对幕僚们来说，即使除掉蒋，也轮不到他们"坐庄".因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没有被权力的欲望冲昏头脑，均较冷静，并能清醒的分析形势，颇能顾全大局，"恳切规劝"他们"老板"不要火上加油，为园满解决西安事变起了非常良好的作用，也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在国家统一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反统一势力的头头们，唯恐国家统一後，失去他们在割据时期，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并永无翻身之日，贵州王家烈的去职，使他们感同身受，他们秘密串联，纠合发难，以求最後一拼。不管他们用的是"北上抗日"也好，"抗日救国"也好，"拥蒋抗日"也好，"请蒋抗日"也好，"逼蒋抗日"也好，或其它冠冕堂皇的口号，其真实原因都是枭雄的心理在作祟。
六、小结：
国家统一与军阀割据，水火不容，不能同时共存於同一个国家内，像张学良这类军阀，他们不愿放弃其"鸿鹄之志"，融入统一祖国大家庭中。他们视南京中央政府，在谋求国家统一，军队国家化过程中的每一项措施，为削夺他们的权力之举，惊恐万分，正如杨虎城与他的亲信孔从周所说："三天一改编，二天一归并，很快就会被肢解消灭。现在，我们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你务必要掌握好部队，以防万一。东北军的命运，有和我们相同之点。我和张汉卿先生已有密切联系，我们总要想个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办法。"西安事变就张学良与杨虎城"密切联系"後，想出的"共同对付蒋介石（推动国家统一，与军队国家化）的方法".
注释[1]，<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东大图书，一九九五年，P.32[2]，同注[1]，P.59[3]，同注[1]，P.30[4]，同注[1]，P.75[5]，同注[1]，P.188——193[6]，同注[1]，P.251[7]，<张学良评传>，司马桑敦著，EvergreenPublishingCo.，1985年，P.78[8]，同注[1]，P.145[9]，同注[1]，P.39[10]，同注[1]，P.84——87[11]，同注[1]，P.92[12]，同注[1]，P.94——97[13]，同注[1]，P.142，143[14]，<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一九九三年，P.271[15]，同注[14]，P.285[16]，同注[14]，P.311[17]，同注[14]，P.184[18]，<西安事变珍史>，姚立夫，跃升文化，一九八八年，P.212[19]，同注[1]，P.300，314，315[20]，<细说西安事变>，王禹廷，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P.347[21]，<大公报>，范长江，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22]，同注[1]，P.112[23]，<西安事变>，赵棱熹，汉湘文化，一九九五年，P.273[24]，<龙爪>，约翰拜等，时代出版社，一九九九年，P.117[25]，同注[1]，P.89[26]，同注[1]，P.12[27]，同注[1]，P.174——175[28]，同注[14]，P.322[29]，<百年家族——张学良>，李翠莲，立绪文化，二零零一年，P.18[30]，同注[1]，P.322[31]，同注[1]，P.348[32]，同注[1]，P.218——219，236，222[33]，<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杨天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零二年，P.329——330[34]，<张学良世纪传奇>，王书君，明镜出版社，2001年，P.1155[35]，<孔从周回忆录>，孔从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98年，P.147[36]，同注[20]，P.365，367[37]，同注[1]，P.119[38]，<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苏澄基，远流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P.28——31[39]，同注[1]，P.100[40]，同注[14]，P.321[41]，同注[14]，P.320[42]，<西安事变亲历记>，李金州，传记文学，一九八八年，P.34[43]，同注[42]，P.35[44]，同注[20]，P.403[45]，同注[23]，P.270[46]，同注[20]，P.339</P< p>
第五章 西安事变的策划过程（1）一、 引 言张学良是怎样策划发动西安事变的呢？决策过程如何？这是人们想了解的。曾有人以为，蒋中正当年去西安，是自己主动去督导，非出於张有计划的邀请，因而认为西安事变，"只是一椿突发件，不是一件早经安排的有计划行动"，"不是长期的预谋。" 这仅仅解答了张劫持蒋姓公民这一表面现象，没有解答张学良在内忧外患，国家处於万分危急的时刻，张劫持全国军队统帅後，立即向反中央政府的敌对势力邀功："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注1]并要求反中央势力，与他共同行动，"首先打击胡宗南。" [注1] 特别是未能解答，张学良劫持作为国家象征的国家元首後，向外国邀功："唯一希望"，"格外关心"，"乞告" 苏联对他的 "革命义举反应如何。"[注2]"尤愿知国际意见。"[注3] 以扣押、耻辱自己祖国的元首，取悦於外国人，从而能 "释苏前嫌，以遂多年联苏的愿望。"[注4]既然是 "多年的愿望"[注4]，当然不是 "东北人鲁莽，捅漏子的性格所引起"，"张氏性格冲动而一夕突发".[注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