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张学良为甚么劫蒋，又为甚么释蒋本章内容摘要：
张学良威劫国家元首、三军统帅，震惊世界，“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於中国。”[注1]又转而送蒋，张学良为甚么要如此干呢？说法甚多，令人扑朔迷离。
站在哲学的高度来看此问题，就清析得多，连“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也不能激发张学良“把脑袋拴在裤子上”，而愤起抗日。但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竟敢“把脑袋拴在裤子上”，悍然劫蒋，究竟甚么事比“国难家仇”更揪动张学良的心呢？
本章小心求证出，西安事变前夕，确有比“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更揪动张学良的心，更能活化张的细胞、振奋张的神经、激荡张的心灵的重大秘密。张学良为甚么冒险劫蒋呢？是因为张追求此；张学良为什么又转而送蒋呢？是张已失去此。且认真的分析张学良从豪情满怀的追求此，到无可奈何的失去此，以致“精神几临崩溃边缘”[注2]的心里历程。
一、引言有人认为，“张学良的言论，是张学良思想行为的最真实的记录”。大量引用张学良本人的言论，来解释张为什么劫蒋？又为什么释蒋？但是，就以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延安会谈为例，就有三个内容完全不同的版本：
第一个版本，《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关於延安会谈的报告》；第二个版本，《刘鼎的回忆录》；第三个版本，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反省录》
是不是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中，有关他们延安会谈的记述，也是张学良在延安会谈过程中，“思想行为最真实的记录”。而周恩来与刘鼎版本，都是伪造的呢？
张学良煞有介事的宣称：“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不是打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注3]气壮山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名，发动西安事变，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成功的发动西安事变後的真实行动，不但不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且“要求红军与他们共同行动首先打击胡宗南”[注4]，并命令已在华北抗日前线的万福麟军，枪口转内，南下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郑州[注3，7]，命令炮兵旅旅长黄永安，攻取中央政府控制的洛阳[注3]，命令于学忠军攻占中央政府控制的兰州。[注3]还枪杀蒋孝先、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业、宪兵三团中将杨国珍等，难道蒋孝先、杨镇业、杨国珍等不是中国人吗？更具讽刺性的是，“枪口对外”喊得响彻云霄的张学良，竟要枪毙他的同党杨虎城（宋子文日记），孙铭九等更亲手枪杀他们同党蒋斌，这说明了张集团台前的言论，并不是他思想行为的真实记录。因而，在探究张学良真实的想法前，先探讨一下西安事变策划者们的语言奥密是有益的。
二，二套语言系统西安事变策划者们，使用二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即对外语言系统与对内语言系统。张学良早在旅欧归国之初，如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发表了书面谈话：“德、意之所以复兴。因为他们的民众能够万众一心，拥护领袖。所以，领袖有力量，能克服复兴途上的障碍。我们的国家则不然，一个领袖刚刚表现出领导力量，便有人妒忌，来拆台，於是内战连年，外患乘之，若国民不甘心做亡国奴，非得大彻大悟……。”[注5]就在张学良发表这类被外界认为对中央“赤胆忠心”，与蒋的关系“情同骨肉”的言论同时，张已在幕後与胡汉民密谋反中央了。[注6]张学良到西北後，又在“反内战”的口号下，“以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注4]“红军一部出河南，乃是调动陕西中央军出境，确保陕西於我手中的有效策略。”[注4]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张学良以派白凤翔潜回热河老家打游击为由，带他去“晋谒蒋介石，实为察看蒋住处的出入门径，为第二天劫蒋做准备。”[注7]均在漂亮的抗日口号下，干叛乱的勾当。
特别是他们对祖国领土、主权的态度。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不管是当时，还是在历史上，蒙古族都在我国占有重要位置；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国家，外蒙古此时（一九三六年）仍在中国的版图内，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苏联千方百计的诱使外蒙古成为其附佣，如此割裂中国神圣领土的行为，竟使中共高兴如狂，毛泽东竟用：“蒋氏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卖国的铁证。”[注4]“三月间的蒙苏协定，就是告诉中国的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也可以与你同盟。”[注4]他们要以外蒙古为师，在“西北成立大局面”，并“与苏蒙结盟。”[注8]他们实际上要将辽阔的中国大西北，像外蒙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击去，像外蒙古那样成为苏联的附佣，以换取苏联的支持。如此卖国行为，也能套上“爱国不让他人”的面具。可见他们这二套语言系统奥妙到何种程度。显然，在没有将他们这二套语言系统写成的文件，翻译成可相互对比参照的科学资料前，是无法弄清他们真实想法的，拿张学良自己的话来说，他只是“用抗日爱国话向内向外活动”，来掩饰他准备与“大老板打一架（叛离中央）。”[注8]
如何才能将他们那二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写成的文件，翻译成可相互对比参照的科学资料呢？语言学家在碰到此类难题时，运用“历史语言比较法”，成功的破译远古埃及文等。我们不妨借用一下，将我们搜集到的西安事变策划者们，用这二套语言系统描述同一件事的全部文件进行对比，从而找出这二套语言系统的对应规律，再用此对应规律，将他们对外宣言中所透露的信息，还原成他们的本意。突破这二套语言系统的障碍後，西安事变的研究将会步上一个崭新的阶段。
《西安事件真相》第六章 （2）张学良从劫蒋到释蒋的心理历程三、张学良从劫蒋到释蒋的心理历程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历时十三天半，致细的分析、对比西安事变策划者们，用他们那二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写成的文件後，可明显的看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思想变化，及变化的原因和时间。可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思想变化，归纳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对俄援抱高度期望期；第二个时期，与张学良预期的完全相反，张不但没有盼到莫斯科的嘉奖电，反而听到莫斯科的谴责声，但张幻想真的像中共向他解释的那样，苏联遣责他，只是为了“应付外交”，仍幻想可通过中共，得到苏联大力支援，以能据西北称雄；第三个时期，了解到苏联不会支持他们，没有苏联的支持，张学良无法在贫脊的西立足，据西北称雄梦也彻底破灭了。笔者借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将这三个时期分别命名为：
第一个时期，“伟大的中国十月革命”；第二个时期，“西北大联合”；第三个时期，“兵谏”。
1、“伟大的中国十月革命”
时间：从张决定劫蒋到十二月十六日。
张的目标：火线入党，并“释苏前嫌”[注7]，从而得到苏联大力支持，缔造“一个崭新时代”，达到取蒋而代之，“由我张学良来干”的目的。[注10、11、3、13，15，54]
张的言论：满口革命，且煽动群众仇视蒋，即“对内宣布蒋的罪行。”[注14]（“对内”指张学良以及中共各种活动分子组织，如“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等组织成员。）使西安地区偏激群众，相信蒋介石是耻国丧地的民族罪人，而“义愤填赝”，达到能公审蒋的程度：“对外宣传八项主张”[注14]，（“对外”指西安一般群众，及全国媒体。）即用抗日爱国的口号、宣言、誓词来掩饰他们要缔造“一个崭新时代”的本意。
对蒋处置：“交人民公审。”[注14]
张学良以响铛铛的左派、革命者自居，怒斥蒋公“太落伍了。”[注15]甚至“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注4]并要求加入共产党。[注4]肉麻的称共产党人为同志。[注16]直到张学良晚年张仍说“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张学良晚年在同张之宇谈话时说：“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注12]早在西安事变前半年，张学良就在东北军中成立了以他本人为会长，孙铭九任行动部长，应德田任书记的神密组织——－“抗日同志会”，掌握东北军人事调补、升迁材料等大权。该“抗日同志会”连入会仪式都是在列宁像前宣誓。[注5]）他们尊列宁为宗，视俄历十月为他们最有标志意义的日子，他们早在拟定他们的<不小的计划>时，就把他们起事之日，选在十一月。他们在介绍他们的<不小的计划>的短短半页纸中，就五次提到十一月。[注4]即俄历十月，他们要发动“中国十月革命”，（中共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伊黎爆动都选在十一月。）可见这批激进分子是多么看重俄历十月，这个具有标志意义的日子。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按斯太林的指示，派中共高级干部秦邦宪劝说他们转调时，就针对性的指出：“西安事变，不是十月革命，这只是一种军事阴谋。”[注17]众所周知，中共从来都非常重视保护左派革命积极性的。但此时中共中央竟选用如此严厉的词汇，来泼熄这群激进分子心中的烈火。可见当时在张学良周围的中共宣传鼓动家们，以及他们所影响的张手下的激进分子们高烧到何种程度。秦邦宪还针对性的指出：“蒋介石不是沙皇。”[注17]从另一方面证实，他们视他们的“双十二革命义举”，为推翻“中国沙皇”的“中国十月革命”。
在他们内部，从来不把西安事变称为“兵谏”，而称为“革命。”[注18]可见张学良豪情满怀的发动的西安事变的初衷，绝对不是“兵谏”，而是“革命”。
後经陈布雷整理的蒋公西安事变<半月记>中，虽“执礼甚恭”四个字出现多次，但蒋公曾私下透露：“张第一天态度恶劣”，说明至少“第一天”张学良并没有“执礼甚恭”。此时，张学良也仅仅担心"局势如何演变，还未敢定。"[注24]而才预留一手，没有把事做绝，但仍未能完全掩饰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豪情，与内心的期望。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在与蒋公对话过程中，在受到蒋公厉声呵叱，“张气少馁（的情况下仍有）‘余今发动此举，非叛变而为革命，交人民公断，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尔尚如此倔强乎！’”[注10]“十三日晚，张学良旋即出至大厅，似集多人有所商，声细不可办辨，似有交人民审判之语。”[注25]另据陈诚回忆：“十二月十三日张来，见面後说，委座脾气太坏，仍是开口骂人，实际上他太落伍了，什么礼义廉耻，这完全代表右倾分子说话，现在我要领导左翼分子抗日。他既不行，应该让我来干。”[注15]（张学良的这段话清楚的表露出，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豪情，与内心的期望。）又据孙铭九回忆：“（张学良见蒋後劈头便）说，‘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注16]以及据黎天才回忆：十一日晚张学良电召他即刻赴张处，他赶到张公馆时已是十点多，张学良开门见山地表明自己的决心：“你前些天，不是劝我要做狮子，不要做绵羊吗？我现在回答你，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注30]从蒋公、陈诚、黎天才以及孙铭九等多人的回忆可清楚的看出，张学良豪情满怀的欲取蒋而代之。（以及“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等等，表明张学良以进步自居，并视他们的“双十二义举”“缔造一个崭新的时代”[注33]的“革命”情怀。）我们知道，凡不合张学良口味的人，如杨宇霆、常荫槐、董道泉……早就被张惨杀了。张身边的激进分子们，是经过张精心挑选的亲信。他们是一群愿说张学良想说，但不便由张亲口说出；愿做张学良想做，但不便由张本人出面去做，能领会张学良意图的人。他们的言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张学良当时的想法。如到十二月二十四日，孙铭九已不再符合张已改变的想法时，张立即调谭海率军士队，代替孙铭九的卫士队，负责蒋公的安全就是例证。
张学良在他身边的中共宣传鼓动家们的蛊惑下，以为蒋公与共产党“十年血海深仇”，是苏共眼中的“沙皇”，斯太林心目中的“樊于期”，满以为劫蒋献蒋，以蒋作“投门状”，便可入伙（即加入中共），并“释苏前嫌，遂多年联苏的愿望。”[注7]因而张学良劫蒋後，立即兴致勃勃的向中共邀功“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注4]向莫斯科邀功“唯一希望”，“格外关心”，“乞告”“苏联对他们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注4]，“尤愿知国际意见”[注19]，他们甚至计划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公审蒋，[注20]并为此做好舆论准备。如“张学良十分兴奋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皮包来，‘这次我要说一说了，你们看究竟是谁不抗日，究竟是谁断送了东北。’说着拉开小皮包，从里面抽出一张电报纸，这是九一八日本侵略东北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要抵抗的电报。”[注21]又如“我将九一八事变後，蒋介石给我几件不准抵抗的密电向全国公布！并将他交付由国人裁判！”会场上随即响起裁判蒋介石的口号，并且在西安形成了普遍的舆论。[注22、23]
张学良等的内部布署，也不是像他们对外表白的那样：“暂请介公留在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注26]“我们这种举动对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注27]他们於十二月十二日晨（寅），就巳宣布蒋公为“反革命”（“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注4]），已将蒋公列为他们的“伟大双十二革命”[注4]的对象，甚么是革命呢？按毛泽东的定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即已将蒋公列为他们的“暴烈行动”的打倒推翻者之列。因而绝对不是“决不妄加危害”，“无损”，而是重者连肉体一起消灭，轻者“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交人民公审”是他们宣布蒋公为“反革命”後的必然处置方法，事实上他们原计划十七日公审蒋。[注20]且他们的所谓“交人民公审”，也不是取决民意，而是设计陷害，含血喷人，伪造蒋公给他下了不准抵抗的命令。妄图把蒋公打成辱国丧地的民族罪人，假西安地区不明真相的偏激群众之手。像某些落後地区的神棍，把从先进地区来该地区宣传科学的防病医病的人，视为存心与他过不去，并使他失去生机的仇敌，而设计陷害，如指为“枇杷鬼”，煽动迷信群众乱棍打死那样，置蒋公於死地，其用心何其毒焉！（据中共派赴西安，并负责“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简称“西救”工作的徐彬如回忆，“他带领‘西救’人员随杨虎城部队抓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业，并把杨镇业的一家都活埋了。”[注87]连一家妇孺也下得手活埋的狂热的群体，乱棍打死他们心中“反革命面目已毕现”的反革命分子，并不是危言耸听。）他们立即惨杀蒋公的侍从室三组组长，蒋公的侄孙蒋孝先，从另一面证明这点。正如俗话所说：“打狗”尚且要“看主人”，更何况蒋孝先还是蒋公的至亲，如此冲着蒋公而来的“暴烈行动”，表明他们在西安事变初期，对蒋公绝无善意，蒋公亲临其境，感受到“余知叛部之意甚险。”{注28]像蒋公那样性格的人，不可能将他受到的（像打掉牙齿那样的）耻辱示於人，或写入日记中，但是细心的研究者，仍可观察到、感觉到，蒋公写“余知叛部之意甚险”时的恐怖气氛，以及蒋公受到的锥心刺骨的耻辱、伤痛……。如：十三日晚，蒋公曾亲耳听到张学良与他的亲信密谋：“交人民公审”[注25]，蒋公还知道张学良原计划於十七日“交人民公审”他[注20].特别是十二日晨，蒋公遍体鳞伤，在寒冬早晨，仅仅穿着单薄的睡衣，五十余岁的长者，已冻得连素不相识张的卫士也难过得赶快“进衣”[注3]，蒋公後来与夫人谈及此景，也不禁泪下，可自称与蒋公关系“情同骨肉”的张学良见到此景，不但无半点怜悯之心，反而内心十分高兴，正如走访过几十位西安事变参於者的中国大陆学者，所描写的那样：张学良真是心花怒放，虽一夜未眠，但比任行何时候都要精神焕发".特别是派人摄下此一“擒龙”的历史性镜头，此一奇耻大辱，锥心刺骨，使蒋公久久不能忘怀，据王铁汉回忆，蒋公曾情不能自控的向他诉说：“你看张学良有多可恶！他还派人照相”。显然，蒋公从张学良派人摄下此一“缚住”寒冬下，穿着睡衣的“苍龙”历史性镜头的动作中，看到了张学良的险恶用心：作为庆祝他们缔造一个“崭新时代”，打倒“旧王朝”的历史资料，也难怪蒋公久久不能忘怀，甚至几十年後，在与他人言谈中，触及到此情、此景时，压抑在心中屈辱，宛如火山爆发，情不能自控，当做他人的面，怒斥张学良“多可恶！”如此可恶的举动，怎么能不使蒋公感受到：“叛部之意甚险”呢？被张学良派往劫蒋的悍将——－东北军骑六师的刘桂五，曾向他的家人吐露真情，刘的女儿根据刘桂五所吐露的张学良亲口布署，後来在中国大陆<中国妇女>杂志著文披露：“张学良曾有除蒋的具体安排。”
在军事布署上，更不像张学良自我表白的那样：“不忍见同胞自相残杀”[注29]，他们真实的军事布署是“首先打击胡宗南”[注4]，并命令已在华北抗日前线的万福麟军，枪口转内，南下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郑州[注7]，命令黄永安攻取中央政府控制的洛阳[注3]，命令于学忠军攻占中央政府控制的兰州。[注3]“一边加强和平攻势，一边赶快消灭敌人。”[注18]（即在反内战的烟幕下，消灭他们的敌人"蒋系势力"，这就是他们的反内战。）张学良本人除蒋的目的，是在斯太林面前显示坚定的革命立场。从而取得斯太林的信任，以能像盛世才那样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经济、军事援助将会沿沿而来，并帮助张学良在平凉修建兵工厂。[注22]甚至苏联红军也会赶来，像苏联驻新疆的著名"红八团"帮助盛世才击败盛的所有政敌那样，帮助张学良打败胡宗南；全国各地方势力将会纷纷来附；南京中央政府必将"难以招架"，而"分崩离析。"[注32]张学良可取蒋而代之。因而走访过几十位西安事变参於者的中国大陆学者，这样描写张学良当时的心情"我（指张学良）今生今世，今晚最有价值。""（当张学良获悉捉住蒋後）张学良真是心花怒放，虽一夜未眠，但比任行何时候都要精神焕发。"可见张学良此时在他身边的亲信们面前，流露出多么兴奋的表情，与他身边的激进分子们，缔造一个崭新的时代[注33]的激情交辉相映。张学良自认必胜，以致情不能自禁，当着蒋公的面下战书"余今发动此举"，绝"非叛变而为革命"，"由我来干。"[注10]
张学良等西安事变策划者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斯太林此时意识到蒋公的存在，对苏联的安全至为重要，这是因为西安事变之前仅仅十七天，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德、日签署了共同防共协定。且此时汪精卫正在欧州访问，汪精卫曾试探加入德、日共同防共协定。只有蒋公的存在，才能拆散酝酿中的汪、日、德防共国际联盟，使苏联摆脱四面受敌的危境。因而斯太林竭尽全力救蒋出危境，不惜用最严厉的措词，如"中共必须运用他们的影响释放蒋，否则莫斯科将杷他们谴责为土匪，向全世界公开批判，并与他们断绝关系。"[注34]以及多渠道救蒋，如通过宋庆龄转发电报。[注34]发动全苏联的重要报纸及广播电台猛烈评击，官方严厉谴责等。迫使西安方面务必放弃除蒋的预谋，由於斯太林的指示是如此严厉，致使"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惟恐天下不乱，以便乘乱夺权，而"欣喜若狂"[注10]的毛泽东，也不得不从"在我们的观点，把蒋徐除掉，无论对哪方面都有好处。"[注35]"只要蒋仍在人世，各方面犹豫观望不可避免。"（即毛泽东甚至不惜用要各地方势力不再"犹豫观望"，而归附你张学良，你张学良必须先把蒋除掉，来诱使张下决心除蒋。）"[注35]改为"杀了蒋，南京被握於汪精卫手中，更增加中国亡国亡种的可能。"[注17]从赞扬张学良"一举手便旋转乾坤"，"惟马首是瞻。"[注36]改为"西安事变不是十月革命，这只是一种军事阴谋。"[注17]
斯太林严厉的谴责，对西安事变策划者们无异晴天霹雳，完全打乱他们原来的布署。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原计划中的极端的措施，如除蒋等。对张学良心理打击也至为巨大"他（指张学良）的脸色从没有这样怕人"，"他背上了比九一八事变时更大的黑锅"[注37]，好在张学良毕竟在官场上撕杀多年，因担心"局势如何演变，还未敢定。"[注24]而预留一手，没有把事做绝，否则真不知如何收场。
此外，张学良也未能火线入党，更令张愤懑的是他在蒋坐镇西安已调集具压倒优势的兵力，准备十二日上午颁布全面剿共令，而一举歼灭中共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中共於危境。可中共竟将他列於阎锡山之後，阎为全国联军总司令[注38]，而他仅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注38]这使张不但"忿怒"，且放言："我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注39]
同时，也未能像他们原来想像那样：全国各地方势力纷纷来附，南京中央政府也没有"分崩离析".张学良受到这些挫折後，不得不调整布署。首先，放弃"交人民公审蒋"；也放弃了追求中共此时已给了阎锡山的全国联军总司令[注38]，安心的做中共只给他的西北联军总司令。[注38]（笔者这里分期是指整个西安事变的分期，而非不利的消息传入张耳中，并使张开始考虑改变原来想法的时间，显然此时间要比张学良根据新的情况，开始考虑放弃原的计划的时间要晚一些，这是因为根据新的情况制订新计划，以及布置执行等都需要时间。）2、"西北的联合"时间：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三日白天张的目标：尽管不利的消息接踵而来，但张既已发动了西安事变，再无选择余地，只有硬撑下去，仍幻想苏联谴责他们，只是中共向他们解释的那样："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注40]退一步说，即使苏联不支持他，总会支持中共，紧紧拉住中共，甚至故做镇定，向中央报喜不报忧，以能稳住中共不从铁三角中溜走，仍希望实现以他为中心的"西北大联合。"他为这个大联合的"政府首席"，与"军队统帅".并为达到此目的不惜"自杀"或"入山为匪。"张的言论：色厉内荏，以求在心理上压倒对方。但明显的减少像前一阶段那些"对内宣布蒋的罪行。"[注14]煽动西安地区偏激群众仇视蒋，以达到能交人民公审蒋的言论，及革命的词汇。
对蒋处置：放弃交人民公审蒋，以蒋头祭他们革命大旗的原意。扣蒋作人质，以换取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即"尽撒入陕之兵，西北交张主持。"[注40]其它"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循先生（指蒋公）预定方针前进，御侮大业可速就。"[注40]他们早就知蒋公预定的方针，是可使御侮大业"速就"的良策。所争的只是尽撤驻守西北的中央军，即实现他们早一九三六年初，就已商定好"肃清蒋系势力"的计划，让他们据西北称雄。他们的所谓"反内战"，也只是邪教教义的"反内战"，即只准他杀异教徒，不准异教徒自卫，既使中央军撤出西北，他们仍然要在西北地区杀异教徒。请看看中共央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密电："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给莫斯科的密电："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即使蒋承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性是极大的），也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会自动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性是很少的）；这一地带满布著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围寨。需苏联为我们提供飞机和大炮後再夺取之"[注41].即使中央军撤出西北，他们仍要在西北攻城略地，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反内战"，"一致对外。"张学良原来想像盛世才那样直接联苏的，只是因为张虽多方努力仍毫无结果，才转找中共做中介。中共与张学良都妄图摆脱中央，独自发展，在反对中央政府这一点上，他们的目标完全一致，因而他们二者一拍即合，但是由於他们只是利益的结合。在对待具体问题上，他们不可能一致。就以如何处置蒋为例，张学良劫蒋的主要目的是向斯太林邀功，倘若斯太林对张学良说："你必须交人民公审蒋，我才给你援助。"张学良一定会交人民公审蒋，事实上张已做好一切准备。只等莫斯科的嘉奖电，即以蒋头祭他们的革命大旗，而"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注33]反之，"局势如何演变，还末敢定。"[注24]留此人在手，大有文章可做。
中共就不同了，除蒋後"何应钦、陈诚、刘峙、顾祝同、蒋鼎文这些嫡系。谁能指挥谁？至於韩复榘、宋哲元、阎锡山、李宗仁、龙云本来就是胡凑合。老蒋一死，必然大地龙、蛇各霸一方，驴踢牛顶，狼撕狗啃，你戳我打，烂摊子就砸了。"这正是毛泽东夺取最高权力的良机。因而，毛泽东极力主张除蒋："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注35]"只要蒋仍在人世，各方犹豫观望不可避免。"[注27]（毛泽东甚至不惜用要各地方势力不再犹豫观望，而纷纷归附你张学良，你张学良就必须除掉蒋，来引诱张下除蒋决心。但是毛泽东已用"特别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骗过张，张此时对毛的意见，似乎有所警觉有所保留）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後，周恩来进一步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应准备对蒋采取最後手段，并下作战决心。"[注30]张学良此时已处骑虎，更深知没有中共与红军的参加，更谈不上苏联援助。[注42]而不得不表面应付一下周恩来，随後花了四天时间，反复向周恩来解释，最後使周改变主张，於二十一日向毛泽东复电："来此四日，对取断然手段，故觉不利，留此人在手大有文章可做。"[注43]毛泽东不再敢明言除蒋，似在十九日後，但不能据此就推测十九日後，毛泽东才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因苏联的国家利益，与毛泽东急切夺取最高权力的强烈愿望相违背。毛来一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是在三申五令，严厉到非坚决执行不可时，才不得不遵守。
张学良知道他此时的处境，更深知东北军的战斗力。只要红军才能帮助他打败胡宗南，惟恐中共也像苏联那样抛弃他。因而向中共报喜不报忧，并装出"坚定"、"充满信心"、"乐观"[注44]的样子。致电毛泽东"此间诸事顺利"，"仅西安城内，就存有现金和钞票一千八百余万……。武器、弹药也有大量储存。"[注45]甚至连守卫西北门户的大将冯钦哉倒向中央，张学良也不敢告诉中共。反倒要十七日才获悉此消息的中共通报给张。[注44]尽管中共渗透很深，能获悉冯钦哉倒向中央的情报。但是中共当时的通讯工具非常落後，从中共情报人员搜获的情报，再通过落後的传送渠道（即使当时中共中央电讯工作都非常不理想。[注46]更何况一般地方情报机构）转至中共中央，再由中共中央通报给张学良，显然远远迟於亲临前线，直接指挥冯钦哉的张学良与杨虎城获悉的时间。况且冯是明反张、杨，甚至把杨派往冯处传达杨背叛中央命令的军法官给处置了，张、杨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知此恶讯。可张学良在与中共商讨军事布署时，竟"漏了"如此重大的情报，显然不是"疏忽"，而是有意打埋伏，惟恐中共知道他们内部如此分崩离析，知难而退，溜之大吉，像苏联抛弃他们那样抛弃他们。
张学良在中共面前，装出一副极左的面孔。[注47]幻想在中共全力支持下，以蒋公为人质，迫中央军撤离西北，让他据西北称雄。此时，张的所有布署、措施均为实现此目标服务的。但是张内心，不仅没有像他在中共面前装的那么镇定、乐观、坚定。相反，几近恐慌，精神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注48]张在他认为不需要隐瞒的人面前，流露真情："暗中流泪，手脚发抖，自言自语，语无伦次，深为自己安全担忧。"张也愈来愈为他个人留後路，如被扣於西安的中央大员们的生活条件显著改善。[注49]张再也不敢在蒋公面前提"交人民公审"，"尔尚如此倔强"之类的话。相反，说他准备避开杨虎城，秘密送蒋公回京，一方面讨好蒋公，一方面嫁祸於杨。
张学良苦苦支撑到十二月二十三日白天，仍幻想"尽辙入陕之中央军，西北交张主持。"可是二十三日晚，中共中央电告张，拒绝公开三位一体，使张据西北称雄之梦也破灭了。
3、"兵谏"时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到二十五日下午四时。
张的目标：尽量体面的下台。
张的言论：千方百计的为自己开脱，把他自己打扮成一个抗日分子，正如他教导中共党员刘澜波那样："理直气壮，慷慨陈词，说明自己是抗日分子，并无罪状。"[注47]
对蒋处置：亲自送蒋回洛阳。
兵谏只不过是西安事变策划者们对外说辞，（他们内部从不把西安事变称为兵谏，而称为革命。[注18、27]甚至，连张学良本人，也曾豪情满怀的当着蒋公的面承认："余今发动此举，非叛变而为革命".）想不到竟成了他们下台的阶梯。二十三日晚中共中央给张回电，仍拒绝他一再苦苦请中共公开三位一体的恳求。[注47]中共如此不卖他的账，不能不使张做更多的联想：中共封他的政府首席，联军总司令权威何在？中共有甚么难言之隐？苏联如此严厉的谴责他，是不是真的像中共向他解释的那样，仅仅是为了"应付外交"？若无苏联的援助，即使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张学良也无法在贫脊的西北立足。张学良此时真後悔轻信中共的"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以致连中共代表周恩来通知一下，都感到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於二十五日下午四时，送蒋公回洛阳。这场中共以"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以及"西北大联合"鼓动起来的西安事变，又以苏援绝望，中共千方百计从西北大联合、三位一体中脱身而落幕。
中共中央二十三日晚的电报，使张学良放弃西北大联合，此後张全力为他自己留後路，也只是从此时开始，他才真正关心蒋公的安全，立即於二十四日调离孙铭九及孙所带领的卫士队，改派他的副官谭海率领军士队护卫蒋公的安全。[注47]孙铭九惨杀王以哲等多人的事实证明，张是有知人之明的。
"张学良究竟为什么冒险劫蒋，又转而决定送蒋，说法甚多。""由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各种权威的与不权威的，当事的与不当事的，沾边的与不沾边的，都加入到对事变的评头品足当中来了，结果是各种亲历记和回忆录汗牛充栋，越俎代庖，弄得在不少问题上，人们如今距离事情的真相，不是越来越近，倒是越来越远了。""西安事变的主潮，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劫蒋'，到二十五日'送蒋'，首尾不过半个月，其始亦惊天，其终亦动地！当时，'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于中国。'[注1]令人扑朔迷离。关于西安事变，无论是惊诧莫解的当年，还是尘埃落定的今日，争议总是不断。"为甚么会如此呢？正如笔者在第一章<西安事变的诱因>的引言中所说，"西安事变是在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其後的"合纵"与"联横"，虽苏秦、张仪在世。也会瞠目结舌，惊叹不已，更给西安事变研究者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不少学者虽追索多年，仍未能入其门槛，只有像胡适先生这样的思想家，站在哲学的高度，以其特有的犀利目光，窥其内幕，做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倘若我们像胡适先生那样，站在哲学的高度来看此问题，就会清析得多，连"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也不能激发张学良"把脑袋拴在裤子上"，而愤起抗日；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竟敢"把脑袋拴在裤子上"，劫持自己祖国的元首、三军统帅。究竟在西安事变前夕，有甚么事，比"国难家仇"，更揪动张学良的心呢？
当人们找到比"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更揪动张学良的心，更能活化张的细胞、振奋张的神经、激荡张的心灵的重大秘密後，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站在理论的高度，根据事物内在的逻辑规律，从事研究工作，可少走许多弯路。如历史上，曾有不少人，花费不少时间与精力，设计各式各样的非常精巧的"永动机".但是，他们的努力均失败了，这是因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永动机"根本就不存在。反之，根据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人们可准确的预知某种性能的元素必然存在，事半功倍。
事实早已证实，"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不能触动张学良，使他愤起抗日。且张学良不以丢失东北为耻，仍私派他的亲信苗剑秋，密秘赴日，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日本支持他割据华北。进入西北後，仍要以外蒙古为师，"三月间订立的蒙苏条约，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将中国的大西北像外蒙古那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像外蒙古那样附佣於苏联，就会像外蒙那样在苏联支持下，据西北称雄，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个人权位。如此视祖国主权与民族尊严为无物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绝对不可能仅仅为了爱国，而把"把脑袋拴在裤子上"，悍然劫蒋，因而硬往爱国抗日方向找劫蒋的原因，南辕北辙，不仅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且往错误的方向钻牛角尖，"距离事情的真相，不是越来越近，倒是越来越远了"，只会像设计"永动机"一样，徒劳无功。
反之，张学良无意透露："当年杨宇霆想操纵我（所以我把他杀了）。後来蒋先生也想操纵我，但我是不受操纵的，要是我甘心受操纵，安心的在蒋之下做一名部属（不把蒋抓来），我会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吗？"[注9]且张学良西安劫蒋与他在沈阳擒杨（宇霆）的手段如出一辙。不难看出，对张学良来说，个人的权位，比国家主权与民族尊重要得多。祖国主权与民族尊严丝毫也引不起张学良的兴趣，甚至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个人权位，只有权位才能使张学良狂飙。因而，往能使张学良狂飙的权位方面找原因，"事半功倍".比"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更揪动张学良的心，更能活化张的细胞、振奋张的神经、激荡张的心灵的重大秘密显然只能是权位，是对俄援的高度期望期，是"释苏前嫌"，从而得到苏联大力支持，达到取蒋而代之，"由我张学良来干"的目的。[注10、12、13，15，31，54]至少也可像外蒙、新疆盛世才那样雄地称雄。
但苏联严厉的指责，使张学良幻想完全落空，张学良才不得不负荆请罪。
尽管出於当时的政治需要，面对强敌日本，为了维护中国表面统一，与民族尊严，掩饰一切内部矛盾，制造一个一致对外的气氛；同时也不愿得理不饶人，以能让各方均能体面下台，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对外宣传，认同了爱国抗日的说法，其实当时中央军的主要领导，知道张学良并不是为了抗日，因而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陈布雷关於蒋委员长授意发动文教界声讨张学良罪状致叶楚怆电>，一针见血的指出张学良谋反由来已久：
……；（七），近年坐拥军队，剿匪不力，又大扣军饷，私自移用於东北大学等；召收不良分子，制造反中央力量，坐使官兵给养缺乏；更以待遇不公诬中央，欺煽部下。……。[注49]
此电清楚的表明，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早知：张学良"近年"种种"反中央"的不轨行径，（除蒋公外，中央军的第二把手何应钦以及第三把手陈诚都不认为张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抗日[*注]）只是出於外交需要，而采纳了张学良本人的读日记悔悟说，蒋公本人一开始就认为应"戎止"叛乱，这是因为蒋公在张学良身上下的"德化"功夫太多了，蒋公巳不再相信能德化张了。
仅仅只是为了不"得理不饶人"，照顾各方面子，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对外宣传，认同了张本人的解释，这种政治上的"调和""折衷"艺术，并不是真实原因，当然不能自圆其说，张学良需要十三日看了蒋公的日记和重要文件，才发现蒋公准备抗日吗？显然不是，张作为副总司令，且曾与蒋睡在同一个单元内，能不知道蒋秘密准备抗日吗？他不但知道蒋公抗日的计划，且因"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等而无良，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巳。"[注53]不抗日，何来"对日方案"？既然张学良已见过蒋的"对日方案"，甚至还知道蒋公"抗日方案"中的人事安排，当然张早知道蒋秘密准备抗日，何须十三日看蒋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