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张学良为甚么劫蒋，又为甚么释蒋本章内容摘要：.2
张学良真的不知道蒋公秘密准备抗日吗？蒋公秘密准备抗日能感动张吗？张真的反对内战，要去抗日吗？张释蒋是迫於形势？还是德服？等一系列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详细探讨。这里仅仅讨论一下，张真的悔悟了吗？看看张十三日後的言行吧！十四日和十四日後，张严厉指责蒋"摧残青年"，"自误误国"，"全国之公敌"……；煽动民众仇恨视蒋，以达到能交人民公审的程度。甚至"入山为匪"，"自杀"也"义无反顾"[注53]，张丝亳也没有悔悟。是不是因此，就像某些学者那样，干脆否定蒋公的日记[注48、53]呢？蒋公的日记，是历史学家公认的严谨可信的珍贵文献，这是因为若将蒋公的日记，随机抽出一百则来检验的话，很难找到几则是人为编造的。张学良就不同了，若将张的言论随机抽出一百则来捡验的话，很难找出几则不是张编造出来的。因而对於像蒋公日记这样严谨的文字，仅凭此就予否认，显然过於草率。况且对张学良这位善於做"秀"的人来说，指天发誓，声沮俱下，或"泪流满面"并不是罕见的事，并不要到"痛不欲生"[注54]的程度。是不是还有其它的原因，使张泪流满面呢？如张看了蒋公的日记等後，知道蒋公苦苦支撑这个百年沉疴，风雨飘摇国家的艰难，蒋公又曾待张甚厚，不顾胡汉民等人极力反对，任命张要职，现在他为了显示革命立场坚定，竟要拿蒋的头来祭旗，不免有兔死孤悲之感，像曹操杀陈宫时，那种泪流满面的情景。研究历史宜粗不宜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资讯已相当发达，他们的"双十二革命义举"，不要一秒钟就会传到莫斯科，可是直到十四日，张仍未能盼到莫斯科的嘉奖电。本文不准备详细的探讨张学良十四日复杂的心情，仅稍提一下使张流泪的种种原因：此时张一方面，以能囚禁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元首於自己的阶下，并大声呵叱"尔尚如此倔强！"[注10]而"心花怒放"，"比任何时候都要精神焕发"；另一方面，又以囚禁耻辱自己祖国的元首，卑贱的向外国人邀功："唯一希望"，"格外关心"，"尤愿知"，"乞告"[注2，19]，期待外国主子赞许的目光。可斯太林对张献上的此一"殷勤"，不屑一顾，这不能不使张有失落感。
此时张集喜、怒、哀、乐於一身，每种感情都足以使张"泪流满面".尽管张向蒋公所说的原因，不是他流泪的真正原因。不能因为蒋公如实的记下张的说话和他的表情，就否定蒋公的日记。大量事实证明：凡人们认为蒋公日记内容不能完满的解释他们所了解当时情况的时候，往往不是蒋公的日记的真实性出了问题，而是人们并没有真正掌握当时的真实情况，就以不少人对蒋公的<对张、杨训词>和<西安半月记>提出的种种疑问为例，如有人说：根据某人的文字，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杨虎城出现，使该文字撰写人感觉到场面极度紧张，并据此认为：根本就不可能有训词。还引经据典得出，<对张、杨训词>是陈布雷事後花了半个月时间，精心编造的结论。
但是稍加推敲，就会发现此结论并不合理，且解答不了接踵而来的其它问题，如：
首先，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的感受，往往是不同的，身经百战的老兵，与从未上过战场的人，对於枪声的感觉，不可能相同；正如第一次进手术室的实习医生，见到病人的伤口、鲜血而感到紧张，并在日记中，记下她的感受，倘若人们仅仅凭此，就得出该手术过程中的主刀，一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也同样因见到病者的伤口、鲜血而感到紧张，并据此得出该手术是在慌张的情况进行的结论，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同样，仅仅根据某文字撰写人，看到杨虎城感到场面极度紧张，就得出蒋公本人，也因见到杨虎城同样感到场面极度紧张，而慌忙出逃的结论，并不一定符合事实。况且，众所周知，蒋公拒绝了张学良"潜行"的建议，并慎重的表示：宁愿仍被囚於阶下，也要光明正大的走，决不偷偷摸摸的走。正如菲多芬诗曰："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可见既是普通老百姓，也都认为自由非常可贵，更不要说平时前呼後拥，发号司令的人，阶下囚对此类人来说，肯定会比一般人更难受，而蒋公为了光明正大的走，宁愿仍囚於阶下，如此把光明正大的走，看得高於自由的人，要"固执"的履行他那训词之类的仪式，是情理中的事，如此信仰的人，怎么会见到他的一个小小部下杨虎城，而感到场面极度紧张呢？蒋公本人还在西安事变最血腥（枪杀蒋孝先、宪兵团长等）；最恐怖（蒋公遍体鳞伤，在寒冬早晨，仅穿单薄睡衣，五十余岁的长者，已冻得连素不相识张的卫士也难过得赶快"进衣".[注3]可自称"情同骨肉"的张学良见到此景，不但无半点怜悯之心，反而"心花怒放，虽一夜未眠，但比任行何时候都要精神焕发。"并派人摄下此一蒋公蒙难的耻辱性镜头，且张学良见到蒋公後，"劈头便说：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注54]逼蒋公让位，欲置蒋於死地，取而代之心，昭然若揭）的西安事变初期，还特地召见杨虎城，以试探杨是否参於西安事变{注27}，说明蒋公本人并不会因见到杨而感到场面极度紧张。（更何况西安事变後期，气氛已完全不同，已没有初期那种血腥、恐怖味，蒋公在血腥的恐怖气氛中，尚能充容的招见杨，怎么会在无血腥味，气氛已大为缓和的时候，反倒见到杨，感到场面极度紧张呢？怎么能将她人的感受强加在蒋公身上呢？）第二、既是後来连看蒋公日记都否定的张学良，也未否定<训词>，杨虎城也只说过类似"我没有听他的说教，所以他讲的话我一句也没有记住"之类的话。
笔者在此用比较多的篇幅，考证<训词>的存在，并不是"神化"<训词>.恰恰相反，笔者只不过是想说明蒋公曾花了不少时间与精力，试图用<训词>之类的东西，来德服像张学良、杨虎城等心怀"鸿鹄之志"的豪杰，但是此努力失败了，是蒋公痛失大陆的原因之一，澄清中国现在史中一系列重大问题，解答一系无法解答的问题，复原历史的原貌。
第三、<对张、杨训词>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京的晨报上，即二十六日下午排板（报社收到<对张、杨训词>这篇稿件时间，不会迟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二十六日上半夜印刷，二十六日下半夜将印刷好的报纸推送至各报摊，二十七日清晨再由各报摊贩卖给读者，即所谓晨报——－清晨发行的报纸。怎么可能经过陈布雷半个月精心编造呢？别忘了半个月後，已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了，又怎么会出现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京的晨报上。诚然蒋公的<半月记>（不是<对张杨训词>）经陈布雷整理，那又是在甚么样的情况下请陈布雷整理的呢？蒋公当时已五十馀岁了，五十多岁的人，从一高墙跌下，且伤及脊椎骨，脊椎骨受伤的痛，不是一般的痛，而是"放射性"的痛，且严重影响人体活动，在如此情况下写作，显然只能记下一些主要的内容，字迹、文法、选词、连贯性等都不可能考究，在如此情况下，请陈布雷整理，不能与精心编造划上等号。
又如有人说，蒋公的西安事变<半月记>中，一会儿说张学良对他"执礼甚恭"，一会儿又说张说"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显然矛盾，因而认为"由我来干"，是蒋介石为了污蔑张学良有个人野心而编造出来的。但经笔者考证，凡蒋公<半月记>中，人们认为不可信之处，均可在对方有关档案资料中找到证据，就以"由我来干"为例，孙铭九当时在场，孙後来追述："张学良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办法！'"[注54]孙铭九是张的亲信，总不会编造出与蒋介石<日记>中同样内容的话来污蔑张学良吧！
再如有人对蒋公<半月记>中的"现在不需八条，只需四条"，以及"乘子文在此，商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正色拒之"……。持怀疑态度，笔者在本文下一节中，详细的引用毛泽东二十一日的四条，以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二十四日所提出的："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这一条……。印证蒋公日记中的"四条"，"商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等等，确确实实是记录张学良的原话，绝对不是蒋编造出来的。"正色拒之"也可在对方的资料中，找到证明，绝对不是蒋编造出来的。
笔者同意"读蒋日记悔过"是编造[注54]的观点，但竟究是谁编造出的呢？究竟是谁编造出此故事来做下台阶呢？当时谁需要下台阶呢？是张学良呢？还是蒋公呢？蒋公已成阶下囚（已无阶可下），存在的倒是请上厅堂的问题，根本就不需要"下台阶".相反，倒是张学良"擒虎容易，放虎难"，需要从"（下）台阶"走下，为被他囚於阶下的蒋公松缚，再请上厅堂。况且张学良刚说过："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要改口成"准备避开杨虎城，秘密送蒋回京"总要有个借口，张学良又不能说出他从"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转变为"避开杨，秘密蒋回京"的真正原因，是苏联不支持他。看蒋公日记倒是张学良最好的转弯语，张学良巧舌如簧，在蒋公面前编造了他看了蒋公日记，来作为他刚说过的"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改口成"避开杨，秘密送蒋回京"这一改口过程中的转弯语；且巧妙的掩饰他发动西安事变，劫蒋献蒋向苏联遨功，以"遂多年联苏愿望"的原意。当时竟究谁需要"下台阶"呢？还可引用杨虎城作为旁证，杨虽然只囚禁"鸡毛蒜皮"的人物（张学良送蒋公回南京後，曾致电杨，要杨放四人，杨说这些"鸡毛蒜皮"的人物，仍扣押在这里有甚么意示，全放算了。）但是杨放这批"鸡毛蒜皮"的人物也不轻松，不仅要设晏赔礼，还要自掴脸请罪，但这群"鸡毛蒜皮"人物仍不领情，连其中最忠厚的老者，一位已闲赋的军界老前辈，也没有原谅张、杨这类後辈，仍颂打油诗："昨日阶下囚，今日坐上客……。"使杨虎城狠狈不堪。可见当时需要"下台阶"的并不是被张、杨所囚禁的人，反倒是张、杨自己。
况且，既是张学良後来改口："罗副官（罗启，原为蒋经国副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调派给张学良作副官，与张熟。）我其实没有看蒋的日记"後，又说："我说看了日记，其实是给蒋一个下台阶。我是看了，但是内容使我更生气，唉！里面不谈了，那只是给蒋先生面子的下台阶而已。"[注16]张学良的这一段话，清楚的承认他的的确确在蒋公面前说过他看蒋公日记的话，尽管张学良说："我说看了日记其实是给蒋先生面子的下台阶而已。"[注16]从整段话可看出：读日记悔过说的"专利权"，显然属於"好心"给蒋公"一个下台阶"的张学良所有；蒋公只是如实的记录张的这段话，因而"读日记悔过"说的"专利权"并不属於蒋公。
笔者认为张学良所说的（日记）"内容我使他更生气"，才是张学良的真心话。治与乱，国家统一与军阀割据，水火不容，不能同时共存於同一个国家内。在谋求国家统一，军队国家化，现代化过程中，每一项措施，被张等割据势力视为削夺他们的权力之举，而恨之入骨。既使南京中央政府为了未来的抗战需要，计划整编军队，在张学良、杨虎城这类割据们看来，也是别有用心，正如杨虎城惊恐万分的对他的亲信孔从周所说："三天一改编，二天一归并，很快就会被肢解消灭。现在，我们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注50]又如南京中央政府为了未来抗战的需要，提高军队战斗力（後来事实证明，中央军校学员是抗日中坚），加速军队现代化，而调训干部，张学良私下透露，他最怕蒋公的学生，唯恐东北军年轻军官在中央军校这一熔炉中，陶冶成东北军中军队国家化的带头羊，西安事变期间，李兴中（十七路军军官）收到一封匿名信，该匿名信要李认清形势，把握时机，救出委员长，建千古奇功。张、扬立即就联想出，该匿名信是他们部队中，赴中央军校受训者所为，可见张、杨是多么害怕调训干部。甚至，连"中央"二字，也会严重的剌激割据者的神经，如一政治大学毕业生的回忆录所述：他毕业後，在广西报社谋到一份工作，在一次言谈中，他不经意说了几次中央二字，被白祟禧听到了，白怒发冲冠，严斥责他："你别在我们广西中央前中央後，下次你再在我们广西中央前，中央後，我一定枪毙你。"总之，以祖国统一强大为己任的蒋公，在他的日记中所记载的一定是，使中国尽早统一强大的种种策略，对张学良这类顽固坚持军阀割据者们来说，恰恰是使他不能再搞军阀割据的措施，即张学良所说的"恶布置"、"恶缘"，张怎能不更生气呢？又怎能感动他呢？尽管面对外敌，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有意掩饰此，但今天的历史工作者不正视此，就无法解释民国史中一系问题。只有"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一下那些心怀"鸿鹄之志"的豪杰们，在国家统一几近完成的一九三六年处境，以及认真的考查一下他们在如此逆境下的求存之道。返璞归真，原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与动机，并不是神乎其神的这个口号，那个口号，并不是"爱国抗日"、"停止内战"、"逼蒋抗日"、"联蒋抗日"，而仅仅只是张学良的求存之道。
笔者认为蒋公的日记不可能感动张，并使他侮悟，不是因为张学良後来"反口了".（说实话，笔者对张学良的口述，实在不感兴趣，并在另一文中详细考证张学良的口述实在不可信。）而是根据逻辑规律，像张学良那样不以丢失东北为耻，仍"私派他的亲信苗剑秋，秘密访日，不惜出卖祖国主权，以换取日本支持他割据华北。"张学良进入西北後，又要以外蒙古为师，"与苏蒙订立同盟"，把中国的大西北，像外蒙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附佣於苏联，对待祖国领土与主权抱如此态度的人，绝对不可能爱国，因而张学良根本就不可能仅仅读了抗日爱国的文章（不管是蒋公的日记，还是其他文章）而感动得悔悟的。且铁的事实，早已证明此一根据严格逻辑规律推导出的结论正确，九一八前後，全国报纸多少爱国抗日文章，何曾感动过张学良？因而"读日记悔悟"说，绝对不能成立。
诚然，在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突然大谈抗日爱国，"自古亡国之君，败军之将，有更可耻如此者呼"的"不抵抗将军"张学良，居然也有脸皮侈谈抗日爱国，如此怪现象，更值得人们致细考查张学良的真实行动。若我们将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在午台前种种狂热的抗日爱国表演，与他在幕後种种急不可待的反中央的实际行动认真作一对比，可清楚的发现：当张学良口上抗日爱国叫得最响亮的时候，正是张学良心中"鸿鹄之志"激荡，密谋"肃清蒋系势力"，建立一个属於他自己的"小家庭"豪情亢进的时候，将张学良对外宣传中的抗日爱国，以反蒋反中央代之，即他们的真实计划，将他们真实计划中的反蒋反中央（"肃清蒋系势力"）以抗日爱国代之，即他们的对外宣言。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张学良突然狂热爱国，急不可待的要派白风翔潜回东北抗日，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西安事变前夕，五年多时间，张学良从未派过他的亲信抗日，为什么此时会突然如此的急不可待的要去抗日呢？究竟真相如何呢？让我们借助他们使用的那二套完全不的语言系统的对应规律，这一科学的显微镜与望远镜，来窥视张学良的灵魂深处，将张学良急不可待的派白风翔抗日这一对外说词中的抗日二字，以反蒋二字代之，原来张学良内心，此时正急不可待的要白风翔去反蒋。果然，第二天白风翔根据张学良的命令劫蒋，并惨杀蒋的侄孙蒋孝先，再一次证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张学良只是披上狂热的抗日爱国外衣，来摭掩他狂热的反蒋反中央的"军事阴谋".也再一次证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夕的种种台前言论，一定要用他们使用的那二套完全不的语言系统的对应规律翻译後，才能揭示出他们的本意。抗日口号喊得响彻云霄的"抗日激进分子"、"狂爱的爱国者"孙铭九、应德田、白风翔……。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西安事变前夕，五年多时间从未抗日；在後来的八年抗战中，更投日叛国的事实证明：他们从来都没有准备抗日，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爱国，这是铁的事实；也是根据严格、严密、严谨的逻辑规律，推导出的科学结论。张学良以及其核心成员的真实行动，绝对不可能违背逻辑规律。任何违背逻辑规律的解释均不能自园其说。西安事变前夕，他们只是用狂热的抗日爱国画皮，来掩盖他们狂热的要"肃清蒋系势力"，以能据西北称雄（"鸿鹄之志"）的舞台化装术。
有学者敏锐的观察到张学良在十四日到十八日间，心理微妙变化。但他们用"心理惶惑，犹豫动摇，而因十七日周恩来来西安後，态度又突趋强硬。"来描述张的此种变化，显然未能揭示张的内心世界。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初期，对西安事变抱有过高的期望，他们甚至准备十七日"交人民公审"蒋[注20]，以便取蒋而代之，达到"由我张学良来干"[注16]的目的。但要能达到此目的，必须得到苏联大力支持，张心急如焚的盼望苏联支持他们的喜讯，真是望眼欲穿。直到十四日仍未能盼到莫斯利的嘉奖电，这不能不使张开始担忧，正如俗话所说"希望愈大，失望也愈大。"可以想象张盼不到俄援时的失望心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张能不"惶惑"吗？能不"犹豫"吗？
张努力控制自己，苦苦思索退路，不得不将他发动的西安事变，从原来定位为"十月革命"，调整至"西北大联合"，张将目标调低至他自认为有把握的程度後，反倒踏实些。似乎给人的印象"又突趋强硬".又因张知道苏联大概不会支援他了，总会援助中共吧！因而紧紧拉住中共，甚至故做镇定，给中共报喜不报忧。以能稳住中共留在三位一体中，更给人"又突趋强硬"的印象。（第一，中共始终不肯公开三位一体；第二，苏联报纸那样严厉的谴责他，中共会不会为了避嫌而与他划清界线呢？不能不使张担心中共也会像苏联那样抛弃他。事实证明，张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中共此时实际上已抛弃他们，单独与中央政府在南京秘密谈判了。[注52]）《西安事件真相》第六章 （3）释蒋的条件？ 与承诺？
四、释蒋的条件？与承诺？
劫蒋者们究竟要求满足他们哪些条件，他们才释蒋呢？这是西安事变研究中，争论较大的问题之一。不仅劫蒋者们事後的回忆录千差万别。即使他们的正式文件、档案资料，也矛盾百出。先让我们认真的研究分析一下他们正式的文件与挡案资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宋美龄、宋子文一行飞抵西安，张学良对宋美龄说："委员长自被禁後，一直怒不可遏，拒不谈问题，望夫人劝劝委员长。"[注56]可见在此之前，蒋本人没有与张等就释蒋的条件，有过任何商讨。因而商讨释蒋条件最早也在二十二日下午四时之後。在此之前，二十一日晚八时，毛泽东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给中共驻西安的周恩来密电，提出中共所希望的条件。
"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应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注57]
也就是说，这是中共的最高要价，我们知道，任何谈判，参於谈判的各方，均设方想法使对方降低要价，以能取得各方均能接受的价格。即所谓"经过讨价还价，各方均降低自己的要价，最後商讨出各方均能接受的折衷方案。"可是让我们看看<周恩来文选>中的记载[注58]：
<一>，与宋子文等谈判情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乙），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
（子），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蒋鼎文、……赶走。
<二>，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甲），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後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以先发表，宋负责释放；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给多少）。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後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後改组国民党；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辨法；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申，蒋回南京後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後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若将《周思来文选》这一中共官方正式文件，与中共的另一正式官方文件，即上面提到的毛泽东的密电做一比较，可发现<周恩来文选>中，有关谈判的记录漏洞百出，不合情理。正如上文所说，任何谈判，参予谈判各方，均想方设法使对方降低要价，特别是处於劣势的一方，劫蒋一方既受到斯太林严厉谴责，又受到全中国人民一致声讨，在军事更处於劣势，而要求释蒋一方，挟全国拥蒋之气势，以及得到包括苏联在内的全世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在军事上更具绝对优势，在如此不对称的谈判中，处於劣势的劫蒋一方，不可能接接升高他们的要价，甚至能远远超出他们的最高要价。
《周恩来文选》中的要价，不仅比中共的最高要价，即毛泽东的四条，在数量上多出一倍半；特别是条文的内容，苛刻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更难以置信的是，劫蒋一方，一方面散布何应钦阴谋炸死蒋，又说蒋公要"先将何应钦赶走。"[注58]，如此挑拨中央军领导核心团结的"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也成了释蒋条件？
尤令人费解的是，周恩来文中"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中的我字，众所周知，自苏联严厉谴责西安事变，"是暗藏在张学良身边的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内乱"[注59]後，"中共中央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就迅速改变了前一日的提议，决定保持第三者姿态。"[注60]此後，尽管张学良一再苦苦恳求中共公开三位一体，但是中共权衡利害，始终未同意。既然中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自已漂白，宣称自已是与西安事变无关的第三者，在<周恩来文选>中，又出现"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周恩来此时竟忘了，他是与劫蒋无关的第三者，硬跻身於劫蒋者之列，与要求释蒋一方谈判，索取条件。
此外，他们自称："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争主张"[注1]的话音未落，就既要钱（商定多少给多少[注58]），又要地盘（中央军撤离潼关以东，西北交张主持。[注58]）劫蒋一方的其它文字记录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由於这些文字记录存在如此多的问题，显然不能作为学术研究的依据。必须另劈途径，来探究释蒋的条件？好在释蒋是西安事变中头等大事。且由於参於劫蒋的各方，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在释蒋问题上分岐最大，争论得最激烈，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也最深。也绐我们学术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我们可顺此深刻的痕迹找寻释蒋的条件。
西安事变策划者们，在他们时间充裕，还来得及化装的时候，总要把他们的行动说成是为了抗日。
面对强敌，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正确的方针是忍耻负重，发愤图强。远例如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救赵氏孤儿中的忍耻负重；以及韩信的胯下之耻等。倘若越王勾践在处於劣势时，图一时之快，而玉碎，何来复国扬威；救赴氏孤儿也一样，倘若当年公孙杵臼、程婴抱着婴儿"大无畏"的勇撞仇敌，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何来报仇雪恨；韩信当年若不忍胯下之耻，与市井无赖纠缠，两败俱伤，将自己降为市井无赖之列，何来後来成为我国历史上名将。近例如列宁面对强敌德国，不得不签订耻国丧地的《布列斯特和约》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割地赔款，以换取巩固政权所需的时间。今天的中共不也是宁可将本属於中国的江东六十屯，以及黑瞎子岛一部证给俄国，以换取和平建国吗？（中国今天经济优於俄国倘且如此，更何况一九三零年代，那时的中国经济，远远落後於日本呢！）特别那时，是广大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境况，远远恶劣於今天台风吹袭下的重灾民，甚至南亚海啸中的灾民，水、旱、蝗灾，不绝於中华大地，大批同胞饿殍、冻死於道，惨不忍视，作为当时的政治人物，明知战争不仅不能把强敌赶出国门，（中共与张学良也深知这一点。因而，他们内部商讨真实计划时，张学良明确的表示："特别是立即与日军接触，条件也不成熟，靠自己单独抗日很难成功".）相反，只能使已痛苦不堪的同胞雪上加霜，特别是像毛泽东这类政治人物，他不但自己不准备与入侵者拼杀。
相反，毛因当时的"中国是蒋介石的"因而祈求："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军占领得越多越好".如此心态下的毛泽东，所设计的抗日只能是：千方百方的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向中国，实观他"中国是蒋介石的，因而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占领得越多越好"的战略目标。以能让日军缚住中央军，为他夺取最高权力，创造有利的条件，不惜把已痛苦不堪的善良同胞，更进步推进战火中，为他火中取栗。（日军也只有陆军的北进派，进攻苏联，夺取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的西北利亚资源；以及海军的南进派，夺取南洋的丰富资源；并没有想背上供给四万万五千万人粮食重担，而吞并中国的计划。）他们有意把水搅混，使常识性的问题，成了争论不休的问题。人类历史上，多少罪恶假正义而行，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多少罪恶假抗日而行。到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他们再没有时间抹上抗日的浓装，由高崇民、杜斌丞、王炳南、应德田等人组成的设计委员会，提出的释蒋条件是：
<一>，中央军先撤出潼关，由阎锡山做保证人，晋军驻防潼关，洛阳段；<二>，先释放"七君子"，取信於民；<三>，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并公诸报端。[注63]
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们，到底比大不上高崇民等文人，甚至连先释放"七君子"这块薄得不能再薄的摭羞布也不要了，他们的条件更干脆：
"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注64]
这是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真正原因。也是张学良梦寐以求的，只是直到二十三晚，中共仍拒绝张一再苦苦请中共公开三位一体的恳求，中共如此不卖他的账，不能不使张做更多的联想，中共有甚么难言之隐，苏联那么严厉的谴责他，是不是真的只是中共向他解释的那样，仅仅只是"应付外交"，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如何？假如苏联希望与中国一道对付日本，就会支持中国在蒋领导下，实现统一而形成力量，以能抗衡日本，当然不会援助他们要求中央军撒出潼关这样的分裂国家之举，若无苏联的援助，"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後，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後，武器装备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来自际的援助。"[注65]也成了泡影，无此最低量的援助，即使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张学良也无法在贫脊的西北立足。据西北称雄之梦也破灭了，使张连唯一的释蒋条件"中央军撤出潼关"也不坚持了，转而全力为自己留後路，首先制造舆论"根据南京方面情报，亲日派现在有阴谋，因而有必要使委员长速返南京，以镇压大局。[注68]在这方面张学良是高手，当张要公审蒋时，蒋是"断送整个国家於万劫不复之地"的"自误误国"的"反革命".当张放弃交人民公审，并决定亲自送蒋回洛阳时，"自误误国"的"反革命"，突然变成能镇压亲日派阴谋的抗日领袖，张学良口中的蒋公思想转变，实际上是张自己思想转变过程。
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期间，有关蒋公的言论归纳如下：
1，"交人民公审"[注14]
张向中共邀功："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注2]
张与他的亲信密谋："蒋介石与共产党十年血海深仇"，是共产党眼中的中国沙皇，代共产党除掉"中国的沙皇"，斯太林心目中"最可憎的人".一定会被视为"中国的十月革命"，而取得斯太林的信任，并"释苏前嫌，遂多年联苏的愿望。"俄援会沿沿而来，甚至苏联红军会像驻新疆的著名"红八团"帮助盛也才击败盛的所有政敌那样，帮助张击败蒋，从而取蒋而代之，并"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他们将是这个"崭新时代"的开国元勋。
"对内宣布蒋的罪行"：伪造蒋公给他下了不准抵抗的命令，裁赃於蒋，使不明真相的偏激群众，相信蒋公是耻国丧地的民族罪人，而义愤填膺，达到能交人民公审蒋的程度，并能"义正词严"的置蒋公於死地。
在此为了让读者更好的认清张学良的真面目，就张学良"特制的小皮包内，所珍藏的"蒋给他的所谓"不准抵抗的密电"真伪，补充几句。假若蒋公不是勇挑时代重担的话，完全可像後来西南孙科政府那样，命令张死守沈阳，这样既可博取抗日美名；又可像他的政敌所诋毁的那样，借日军之手，消灭张学良这个异己，何乐不为呢？九一八後，蒋公给张的第一封密电：
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监，中（正）刻抵南昌，接扈电知日兵昨夜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近情时刻电告。
中正叩[注67]
蒋公作为全军统率，仍以身作则，奔赴统一中国圣战前线，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到达南昌，当时的通讯工具，远没有今天这么发达，蒋公於十九日才从上海方面得知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之事变，蒋公获悉此恶讯後，心急如焚，立即致张学良"限即刻到"特急电，盼张学良"近情时刻电告"，清楚的表明，蒋公此前未知"近情"，并渴望（"时刻电告"）知道"近情"，且仅仅在他拟该电稿时（十九日晚八时左右），才知"日兵昨夜攻沈阳"，可见张学良於十八日夜请示蒋公云云，不是事实。直到十九日才从上海方面得知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之事变的蒋公，怎么可能在此前的十八日，他尚未知沈阳发生甚么事的情况下，无端下达不准抵抗的命令呢？
其次，从蒋公九一八後，给张的第一封密电的内容来看。蒋公虽没有像後来的西南孙科政府那样，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明知像张学良这类拥兵自重的军阀，不会"瓦碎"去抗日，却给张下达死守锦州的命令。即刻将中国的内幕，即正如日本人所说的那样，中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没有资格加入国联暴露於外，既让友邦见轻；又助长敌国亡我之气焰的不明之举。蒋公深知当时中央政府的政令不出五省，为了维护中国表面统一，充分考虑张学良这类军阀的接受能力。仅仅给张献计献策："辟之"[注67]，帮助张摆脱内外困境，幻想德服像张学良这类军阀。
从蒋公给张的密电的措辞来看，看不出蒋公曾给张学良下过命令：命令张不准做这；不准做那（包括不准抵抗）的痕迹。（顺便提一下，鉴於上述原因，蒋公虽没有下达抵抗令，但蒋公曾特别接见九一八时，唯一奔赴营房履行职务，抵抗日军的东北军军官王铁汉，并表阳他："你做得很好。"[注51]说明蒋公内心是支持抵抗，尽管当时中央军只有胡宗南等为数不多的军队，且已陷入平熄南京中央政府心脏地区叛乱的苦战中，再也无法抽不出兵力与日军作战，但并不表明反对东北军与日作战，倘若几十万东北大军，奋起抗击日军，能把小小日本拖在东北，使之无力侵犯南京中央政府当时控制的五省，我想没有一个南京中央政府的官员会反对的，甚至连汪精卫也亲自北上，游说张抗日，真是求之不能，怎么会下达不准抵抗的命令呢？）此外，人们还可从蒋公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十九日的行程，来分析蒋公究竟甚么时候知道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之事变。十八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中正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沿江西航，奔赴统一祖国的圣战前线。十九日抵达南昌後，接到上海方面的急电才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
蒋公随即改变原定行程，决定回南京。可明显的看出：蒋公决定不再去江西前线，而回南京的时间，是蒋公知道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之事变的时间。蒋公究竟甚么时候决定不再去江西前线呢，而回南京呢？显然该时间不是蒋公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沿江西航的十八日，也不是沿江西行途中的十八日晚与十九日晨。倘若沿江西途中的十八日晚与十九日晨，蒋公知道八一九事变，蒋公中途就返南京，不可能抵达南昌了。
且南京中央政府有完整的挡案，严肃的军令，更有完整的顺序号、防伪密码，以及极严格的收发程序，不是想伪造就能伪造的，想否认就能否认的。
中共学者经多方努力，始终也找不到蒋介石曾给张下达过不准抵抗的命令。这一系列的事实证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期间，用裁赃的方法，硬要把蒋公打成耻国丧地的民族罪人。使西安地区不明真相的偏激群众，"义愤填膺"，再假他们之手，置蒋公於死地，代共产党报"十年血海深仇"，取得他们的好感，以能加入共产党，并"释苏前嫌"，从而得到苏联的援助。还可看出：张学良此时裁赃於蒋公的所谓不准他抵抗的密电，只是张学良用他自己的电报终端机打出的，只有他们所需的文字。而无正确的南京中央政府密电顺序号，以及其它的防伪密码，经不起有关专家鉴定的伪电。（张学良始终不敢把他那"当护身符一样，随身携带，珍藏於特制小皮包内的蒋介石给他的不抵抗的命令。"[注21、22、23]拿出来让有关专家鉴定真伪。）张学良连极严肃的军令也能编造，还有甚么其它事不能造呢？张等此时尽其所能，煽动西安地区偏激民众仇恨蒋，使他们义愤埴膺，达到能"公审蒋"的程度，一旦接获莫斯科的嘉奖令，即以蒋头来祭他们的革命大旗，而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注33]
"对外宣传八项主张"（对外指西安广大群众及全国媒体）以激烈的抗日言论，如"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张学良将东北"大帅府"中的钱，以及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宁愿送给日本人，也不愿搬入内地，为御外做准备，既已耻国丧地，仍有脸豪逛欧洲，张旅欧八个月，每月耗费四十万元，而当时中央军一个师一月的军费才约十万。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又托外国人将他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巨款，转移至国外，如此耗费国财，仍有脸侈谈有钱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和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张学良的核心成员"激进的抗日分子"孙铭九等均投日叛国，如此群类也能厚着脸皮侈谈抗日，竟有人相信，真是不可思议。）等动听的抗日言论，掩饰他们篡国篡权的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