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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口述历史》唐德刚
出版说明
翻开中国的当代史，张学良是近百年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
过去一百年，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风云人物涌现，但真正能改变中国发展轨迹，改写中国历史的人物屈指可数，而张学良先后两度在历史关键时刻，在国家统一和抗日救亡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凭借其爱国心、民族情，作出正确和果断的决定，挽狂澜于即倒。
张学良有着传奇的一生。他的活动多次改变了历史的方向：「皇姑屯事变」后不久，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统一于国民政府；「西安事变」促使蒋介石抗日，掀起光辉灿烂的一页，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更为自己的人生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其心系统一的爱国情操彪炳史册。他戎马生涯几十载，是一个爱国的人，曾经说过为了中国，什么都可以放弃。所以他宁愿选择放弃自己的自由，而换取民族的统一。这位世纪的老人最后在赵夫人的陪同下，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
张学良将军于二○○一年十月十四日在美国夏威夷与世长辞，享年一○一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发去唁电，高度评价张学良的历史功绩，誉其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这正道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和全球华侨华人对张学良的怀念与颂扬。
《张学良口述历史》系缘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史学家唐德刚博士，于一九九○年一月至五月间，在台北北投张学良寓所和亚都饭店先后录下的十一盘录音带。录音带标注录音时间分别为：一九九○年一月廿五日、三月十六日（二盘）、四月十二日（二盘）、四月廿日（二盘）、四月廿七日（凯悦饭店，二盘）、五月三日（亚都饭店，二盘）。强调内容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二○○一年，全景式地展现了张学良的百年风云际会。
张学良是在看了唐德刚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后，派人找到唐德刚先生，说张学良想请他吃饭。就在那次宴会上，张学良表示想请唐为他写回忆录。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完成全部的预定工作，唐德刚至今仍觉得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他认为，像张学良、李宗仁、胡适、陈立夫和宋子文这些人物，「都是民国史上，极重要的历史制造者。历史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机会，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做平行的研究。」
唐德刚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一个海外的华裔史学工作者，眼底手头所见，是一些琳琅满目的中华无价之宝，眼睁睁地看着逐渐流失，内心所发生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遗恨、惋惜之情交织，而又无能为力，心理上的孤独之感，真非亲历者所能体会于万一也。如果这些有价值的活数据，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不能完好地保存下来，那么很可能就会丢失，那就是我们这一代史学家的失职。」张学良将军辞世后，唐德刚先生在助手的帮助下，历经数年，精心整理录音资料而成本书。全书以张学良的自述为主要内容，再现了张学良精彩绝伦的一生。作者忠实于张学良的自述，其历史记述全部以张学良将军本人的自述为中心，是张学良人格魅力的反映。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传主的尊重，为读者提供一个真实的历史。该书的出版对大众读者以及历史研究者，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
张学良将军是现代中国史（甚至是现代世界史）上，一个少有的是非人物，他的是非的焦点，便是他一手主导的西安事变。没西安事变，当今中国甚至整个今日世界的局势，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正因为这一局面之出现，他这个世界近代史上少有的是非人物，历史家就很难下其定论了，是之者会说他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古功臣；非之者也会说他是不知敌我情势，搞政变误国的乱臣贼子。至于半是半非，乃至三七、二八开﹒﹒﹒今后千年的历史家，显然对他也不会有个一致的定论。
最可笑的还是张将军自己，他对他自己所发动西安事变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评，也是是非不定的，虽然他在口头上还是一硬到底，说什么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的。这是他亲口向我说的。但是他也认真地说，他如是蒋，他会把他自己枪毙了的；他自己的部下，如果也干出这桩犯上作乱的事件，他自己也早就把他枪毙了。因此他被蒋关了半个世纪，不但无怨无尤，蒋在他心目中，始终还是个「亲如骨肉」的、抗日救国的统帅，他心目中，大大的民族英雄。
是非永无定论
像张少帅这样罗曼蒂克的历史人物，尤其是当他还在关押期间，不能自由行动之时，像在下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梦想过和他去拉上关系，或是来替他写本传记，就连访问他一下，笔者也从未作此梦想。可是天下事，有时就出乎意外，也算是机缘巧合吧。少帅在其垂暮之年——他已九十，我也已七十高龄——他竟然躬自下访，和不才大为盘桓了一阵子，不但我被邀请作其座上客，正式约我为他写传，他也曾到新泽西州，下访寒舍，作我的贵宾。那也是我迁居到敝庐现址之后，最享名世界的宾客了。张公何以和我有此一段缘分呢？外界误传甚多，虽不值一驳，但是此事经过的本身，倒不妨略叙一下，也算是史学界的一宗真实的小掌故吧。请先从「沈阳事变」说起：
在上一世纪，三○年代之初，当他对日本侵略我东北，以其「不抵抗主义」来应付「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一年）的高潮期，我正是一个才略懂国事的小学生。我记得那时我们在街上游行，大呼其「打倒张学良，打倒赵四小姐」的口号，每至热泪横流，那也是我生平参加学生爱国运动的破题儿第一遭，真把张学良这个「军阀」，恨得牙痒痒的。其后西安事变爆发（一九三六年），我已是一个颇懂时事的中学生，这时我对张学良倒反而有些同情与崇拜之心。其后年纪渐长，尤其是在美国大学，对中西各族学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国近代史，「张学良」这个历史名词，在我的课堂里，时正时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几次身，而说不出个定论来。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结论，经过数十年的反复思考与观察，我对这段中国近代史，才恍然有悟——这不是一两个历史家的问题，这是历史学上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是非问题，这个是非问题，恐怕在今后一千年的中国史学界，也会争辩不清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势将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永无定论的问题。
张公有意下访
在我个人来说，作个历史的执笔人，在经过二四十年，对此一问题的教与学，我自觉对张少帅的故事，已有个粗浅的认识。在退休之后，正有心预备对这段中国历史，考虑如何下笔之时，真是无巧不成书，少帅这时也正在托人找我。首先他委托他的晚辈和助手王一方君来找我。一方不认识我，但是一方有个同学好友郭冠英，则是我在纽约认识的小老弟。一方乃改托郭君，到纽约来找我。这是一九八九年秋冬之交的事，这居然又是一个巧合，因为此时我正在台北的「国立中央政治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后高雄佛光山长老星云大师，也正约我和刘绍唐先生一同去访问佛光山，并作点学术报告，有关在五六世纪时期一个中国和尚——慧深，可能来过美洲传道的小考证。
这时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挂电话到佛光山，把张公翌晨的邀请，转报于我。我本想请他换个日期，但是郭君和刘绍唐，都劝我不要改动，因为张少帅此时，还没有完全恢复自由，请一次客，至为不易，我受邀请还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样向星云和尚交代呢？绍唐说此事由他来解决。他乃向星云说，我有急事非立刻飞回台北不可。
星云是个最通情达理的大和尚，他不问情由，便招呼庙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飞回台北不可。
初晤九十岁的少帅
紧急飞回台北之后，绍唐把我送到来来饭店，便径自回去了，我则按指定时间，乘电梯上到指定的层次，当我步出电梯时，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却又不像是饭店雇员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说"本楼今天不开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纸条，说：我是应约而来的嘛。「谁约你的？」他问。
「一位张先生。」
「您贵姓？」他又问。姓唐，我说。
「您是唐德刚教授？」
是的，我再回答。
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并说，「张先生正在等您呢。」说着，他便领我到单间的餐室，室外还另有两位便衣人物在走动。他们彼此微笑一下，这人便打开餐室的门，申报说，「唐教授来了。」顺手关了门，他便在餐室的门外了。
我举目一看，这餐室相当大，餐桌之外还有沙发和其他设备，足够十来个人用餐，沙发上正坐着一老一少在谈话。那年长的戴着黑眼镜，和毛线小帽。那显然就是张将军。他站起来，脱下毛线帽，和我亲切地握手，连说「欢迎，欢迎」。站在他身边的那青年，生得十分清秀，他自报说，「我是王一方」。
张学良要做李宗仁
初次见到张氏这样的历史人物，我倒有点矜持呢。谁知张公对我则像个数十年的老友，久别重逢一样，不拘形迹地高谈阔论起来。使我也为之全部放松，跟他有说有笑。
我们谈了些题外之言后，张公便言归正传地告诉我说，他之所以特地约我来相会，是他曾看过我的两部书，十分欣赏。一部是《李宗仁回忆录》，他说那部书写得好，好在何处呢？他说他未见过李宗仁，但是他和「蒋」太熟了。你笔下所写，李宗仁所说的「蒋」，就是百分之百的「蒋」，因为「蒋」正是这样的人。张公连连夸奖我，「写得好，写得好」，并翘起他的大拇指。我向他解释说，其实李传只是个未完成的草稿。由于传主的突然回国，就无法润色了，这部回忆录的复杂故事和执笔者的辛酸，原是说不完的，我也未便向他细说了。
另一部书呢？原来那只是一篇短文讨论他自己的，叫做什么《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他说写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写得好。」好在何处呢？张公说，别人所写他和「老帅」（张作霖）的关系，只是父子而已，你说我们父子俩不只是父子而已，我们父子是不同的两代人﹒﹒﹒父亲是绿林出身的旧军阀．而我则是新式军校出身的青年将领﹒﹒﹒我们虽是骨肉父子，而作风和心理，都有极大的区别。「这一点，你讲得好，也讲对了。」他翘起大拇指来，连声称赞。
他说得我大为惊奇，我什么时候写过这篇文章呢？经他解释，我才想起，那是我替一位学生傅女士的博士论文的汉译本所写的序言。这汉译本原计划在大陆出版。因为那时两岸的新闻界，尚不太沟通，我这篇序文，乃被台湾报纸，斩头去足，并另取个文题，成为一篇讨论张学良的独立的文章，在台湾发表的，我自己还不知此文的存在，却被张公看到了。
言归正传，张公说，他也想写一部像「中英两文」的《李宗仁回忆录》那样的书，并希望我能考虑执笔，云云。
「主观意志」 VS 「客观规律」
他这番话说得我大为惊奇和感动。因为这正是我采用我自己的历史哲学所写的书，我认为一部中国现代史，便是一部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史」——那也就是，从千年不变的「传统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一八四二年）忽然开始「十年一变」，渐次变成个「现代中国」来。就说西南地区罢，从陆荣廷变到李宗仁，前者便是个旧式的军阀，后者则是个有现代思想和现代训练的革命军人，所以前者便被后者取代了。
东北情形，亦复如此。上一代的旧式军阀，被下一代的革命军人取代了。只是在西南，上一代被下一代用武力打倒了；在东北，则是上一代被下一代，和平地接班了。方式不同，但是他们在现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史」上，所发生的作用，则是大致相同的，这种历史自动「转型」的现象——也可以说，是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志」，敌不过历史发展本身的「客观规律」吧。
女大十八变，现代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大致已变了十五六次了，如无意外发生，中国再变三两次，大致就可变出个「定型」来﹒﹒﹒通过目前这一惊涛骇浪的「历史三峡」之后，再向前走，自然会风平浪静！其后，「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整个中国现代史，就可以慢慢地流向另一个「历史定型」的太平之洋了。所以我个人对今后中国的历史发展是甚为乐观的。
上面这一段谬论，也可说是我个人治中国现代史，数十年观察所累积的，私家的「历史哲学」吧。平时不敢乱事宣扬，只在自己论史的著作和课堂里偶尔提提罢了，史学界不同意的专家们，在读后大摇其头的，多着呢。想不到我这番谬论，竟被张少帅所看中，也算是个难得的知音吧。
拿笔杆和拿枪杆的区别
他又强调，他目前也想写一部中英两文的《张学良回忆录》，承他的高看，我就是他最理想的执笔人了。画龙点睛，真使我受宠若惊。刘绍唐原先也就猜出张公找我的目的，并一再「预约」，由他的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张公虽然说得很诚恳，也很轻松。但他这一要求，对我却引起了极大的心理震撼。老实说《李宗仁回忆录》这部书，可把我整惨了。它几乎把我整到栖身无所，啖饭无门的绝境，真不堪回首﹒﹒﹒我曾有专文纪录我受难的经过（见中文版李传诸近版序言）。俗语说「一朝被蛇咬，终身怕草绳」。目前这条大「草绳」，真使我心惊胆怕，其牵涉之广，问题之多，作者受苦之大，非身当其冲的过来人不知也。
就以最简单的一项来说吧，这部中英两文，上百万言的巨著，非执笔人下三五年苦功，不足以面世。再者，执笔人和传主，是当今世界上，绝对不同的两种人。他二人背景、个性、训练、任务和经验，都绝对不同。总之，他二人是两种不同的动物。尤其是传主，像李宗仁和张学良，他们都是拿指挥刀的人，把发号施令，绝对服从，视为当然的。可是一旦误入学术界，他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了。朋友，像李宗仁，张学良，这种做了一辈子总司令的人物，如今掉转头来，让别人指挥他，尤其是让一个无名小卒来指挥他，接受以「笔杆来指挥枪杆」这个现实，其受委屈之心，终日仿徨不服的惨状，可想而知也。可是拿枪杆的人，如果未受过严格训练，是要打败仗的。拿笔杆子的人亦然也。他们如未经严格训练，而乱拿笔杆，其结果也是要出天大笑话的。张少帅后来，终于以拿枪杆方式，来拿笔杆，而出了天大笑话，也是必然的后果而已。言之可叹。
完善计划为成功之母
但是在张少帅见面的第一天，我不能说这些话。说出来他也不会相信的。我只反复地解释，工程如何之大，困难如何之多。我自己年纪也大了，负担不了如此的重任。但是我旋即发现，此话也不能多说，说多了，可能引起他不必要的多心。因而我只侧重在工作方面，这种大工程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它需要在中国或美国寻觅一个第一流大学作赞助机关，另外还要向第一流的基金会申请至少十万美元以上的研究费，组织一个完善的研究计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聘请合适的、精通中英双语的历史研究员，并组织个内行专家的赞助机构，来加以赞助和监督，而限期完成之。但是这项研究工作，谈何容易？哥伦比亚大学是这一行道的老祖宗，誉满全球，而谤亦随之，其「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搞了十多年，只有一部中英双语的《李宗仁回忆录》，算是全部完成的一项著作；另一部只有英语，没有汉语的《顾维钧回忆录》，算是半完成的著作。其他如陈立夫、孔祥熙、张发奎、胡适等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就被冷落了。这些人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功过是非，姑且不谈，但是他们都是制造历史的要人。没有他们真实的传记史料，一部民国史是写不下去的。哥伦比亚大学也曾为此敦请过他们，不幸他们工作经年，最后都是半途而废了。至于困难在何处，那就说来话长，且举三两个小例子，以见其余。
陈立夫、孔祥熙、张发奎
其中尤其是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的陈立夫先生，他在五○年代，被台湾当权派放逐到美洲来，开鸡场作难民，心怀不平。他要把他盛时的功业，和败后的辛酸史，全部吐露出来，不吐不快。陈氏因而应约在哥大口述历史学部，盘桓了好几年，说尽了他的一党一派之言，真是十分精彩，但是最后还是一张白纸。陈曾到哥大亲自来吵闹一番，也是枉然。不得已，最后他才另起炉灶，自己执笔，从头来过，这部后来在台北完成的书，就是另一部书了。他曾把这一手稿交与我，要我审评并译成英文。我知难婉拒，并介绍好友董鼎山教授代劳。这便是后来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的《陈立夫回忆录》了。但这部在台湾撰写的回忆录，与他早期的著作，就是不同的两部书了！
当年经哥大邀请的国民党时代军政要人，还有孔祥熙、张发奎等人。孔是近代中国的摩根，财神菩萨，更是孙中山和蒋介石的连襟，因此他们在岳家相聚时，孙中山、蒋介石，都叫他「大哥」。他在民国史上，不论是好是坏，重要性就不用谈了。
张发奎在北伐期中，曾是贺龙、叶挺、朱德、林彪的上级指挥官。历史家如要搜搜，足以震动世界的「人民解放军」的来龙去脉，还要从张发奎说起呢，张也为此颇为自豪而健谈。不幸孔张二人的回忆录，也都因问题累累，而在哥大束之高阁。
明升暗降的政治艺术
笔者不惮烦而写的这段小掌故，主旨只是在解释搞口述历史的困难。它不是像张学良这样的历史人物所想象的，「我讲你写」就成了。其实它的实际工作，比起一般的写作，更为艰苦。何也？因为一般史书的写作，只是根据各种史料，按图索骥，写其「书」而己矣。搞口述历史就要多一层工作了，它在一般史学的著述程序之外，还要加上当事人关键性的「口述」，而这种口述，往往是画龙点睛，与表面上的故事，甚至完全相反。
且举一个陈立夫「口述」的小故事为例：
在抗战开始前，陈奉蒋密令，以国民党组织部长身份，远赴西欧，候命绕道去莫斯科，争取俄援。他密赴西欧，一住经月，俄未去成，忽又奉召返国，回国后，竟「因功」升任「国府委员」。「陈伯，」我说，「那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官位了！」
立夫先生笑笑说，「我因功升入养老院。」
原来这是当年国民党中，「政学系」官僚所导演，离间他们蒋陈关系的一幕最精彩的演出，「蒋家天下陈家党」，可能也是他们叫出来的。事缘在某次国民党中央的选举上，陈立夫得票，居然比蒋还多出几票，虽然蒋中正的「正」字也被监票人，当成五票，数了进去。
蒋一见此选举结果，顿时大怒，竟举起台上的木椅，向陈立夫砸了过去。其实，这只是政学系一桩高明的阴谋，来离间他们蒋陈的关系而已，当我把这一真实而有趣的小故事提出，向陈公请益时，陈还含笑地说，这不是阴谋，是他当时的确比蒋公在党内，更得人心！
无论怎样，陈从欧洲回来，国民党就面目全非了。不用说他自己被调离组织部，「升官」成国府委员，他手下的得力干部，也大半调差了。只有朱家骅被长成部长。朱原是立夫的副手，现在就成他的政敌了。抗战期间，陈被调任教育部长。CC系在党内的力量，就一分为二，而一蹶不振了。
所以「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往往为「著述历史」所不能及。司马迁的《史记》中很多精彩的章节，都是根据口述历史写成的。这本是我国史学上的老传统，并不是现代洋人发明的。只是搞口述历史要特别小心罢了。你如碰到政学系里高明的政客，你可得防他一手，不要偏听偏信，像蒋介石和陈立夫那样，把政治现象无保留地信以为真，拿椅子砸人！
一辈子没个上司
当我把这些小故事向张少帅，以谈笑方式，简略地说给他听之后，我发现他半信半疑地当成「耳边风」，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说他那一套。我对他这司令官的态度不以为异，因为我有为李宗仁工作的经验，把个一级上将，训练成博士班研究生，你得有超人的耐性。我和李宗仁将军工作，是有充分的经验的。只是我第一天就发现，张学良比李宗仁还要难缠得多。因为他自以为是的个性，比李宗仁还要坚强十倍呢。
张学良先生告我说，他的弱点是他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老帅不是你的上司吗？」我说。
「他是我的父亲，」他说，「父亲究竟与上司不同。」「蒋不是您的上司吗？」我又问。
「所以他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呀。」他说着哈哈地大笑一阵。据张公告我，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宜布这项惊人的阴谋。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于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将军告我说：「我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我告诉张汉公，西安事变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呀！
「就是这么干起来的。」他认真地说，「别人都在胡说。」说后他又哈哈大笑。
张传不能轻易动笔
在我和张公直接接触之前，数十年来，我都认为，能干出西安事变这样大阴谋的人，一定是工于心计，老谋深算，谁知他竟是这样一个任性而冲动的人物。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但是我对他在历史上的评价，却未因此而前后易辙﹒﹒﹒他在中国历史上，将永远是个是非不定的人物。
随后我们又言归正传，张公还是要我考虑替他写一部李宗仁式的回忆录。我虽然内心也觉得值得一写，但是我还是诚恳地告诉他有关工作量和年龄的问题，事实上当今能以中英双语为他写自传的历史学者太多了。只是他不在此行，不认识罢了。
我并诚恳地问他：台湾是人才济济的地方，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他只是摇摇头，意思是，在台湾这个地方，替他写传记的人，不可能公正落笔，还是美国好。那我就向他建议，就仿照李宗仁的办法，将来由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其事。因此我们又言归正传，我估计写他那样一本双语传记，至少要有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计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和专任研究员和专任或兼职助理，有专用研究室，有足够的参考图书，最好还要有专家组织的顾问和襄赞委员会，动手之前，至少要有现成美金十万、二十万的基金。这都是一个一流大学的专门计划。不是我这个七十老翁一个人可以干得了的。
我这一番话说得他似乎将信将疑，我可以体会出他内心一定在想，写本小书有这么困难？他和其他行外人一样，一定以为，写本「回忆录」，正如他一再说的，「我讲你写」就成了。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困难是实际工作体验出来的，未吃过苦头的人，是永远不会相信的，这就是所谓内行外行之别了。因此张公一再地说，「还是你就照李宗仁传的办法，写写我嘛！」我内心立刻的反应，便是绝对不能「写写看」！经验告诉我，没有哪个张三，替李四写传，李四会感到满意的，尤其是张三是内行，李四是外行。二者是极难一致的。
且举个经验上的小例子：
《李宗仁回忆录》的教训
在我和李宗仁将军工作之初，「李排长」曾向我大谈其天下国家大事，是如何如何演变起来的，我就劝他多谈谈「炒排骨」（当排长）的经验和故事，暂时少谈当时的天下国家大事，因为一个李排长当时能知道多少军国大事呢？
这时李公心怀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观色的，后来李排长做了上将司令长官了，他又同我大谈其三战期间，英美对大战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们对同盟国的政策，也应该如何如何，以为因应。要我详细地记下来，算是他对国际局势的分析。我很客气地问他说：「德公呀，您这些国际情报，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在抗战中期，他以五战区司令长官身份，回重庆述职，参加中央纪念周，「听孙科说的」。
我又问李德公，「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鼎吗？」他信心开始动摇了。
「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我又补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诉我，连说，「抽掉，抽掉！」我在中国抗战时期，曾当过上尉。李公当时是「一级上将」。但是隔行如隔山，写历史，上将就只好听上尉指挥了。
在和张学良说话时，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张谦虚多了，毕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张少帅，一离开军校就当上将官呢。说句行道话，李在撰写自传上，是个可塑之材。但是从第一天开始，要把张在学术上训练成一个历史学徒，我实在无此信心，也看不出远景来。
你「又」错了哎
张将军也告诉我一桩关于他信教的故事：
被关久了，很自然地他就对宗教发生了兴趣，他最早的兴趣是佛教，并看了些佛经，自觉颇有心得。早年在台湾山区，某次蒋夫人来看他，发现他对佛教有了兴趣，就说：「汉卿哪，你又错了哎。」「为什么我﹃又﹄错了哎？」张公笑着说，「她的意思是说我，已经上过别人的当，这一次﹃又﹄要上佛教的当！她说她要领导我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她这项导引是做对了。」首先是赵四小姐被感化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渐渐地他自己也就相信了。信了基督教，他又更诚恳地说，他的整个生命也发生了变化，首先基督徒是不准有多妻制的，我得有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得同我太太离婚，再和「现在太太」结婚。
他又说，他夫人现在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相信人世上任何事物，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所以她极力反对写什么回忆录，这样那样的，但是张某自己的看法倒稍有不同。写回忆录，不是为着搞什么「辩冤白谤」，写回忆录只是替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故事，免得人家胡说罢了。
张少帅这一席话，说得倒是深得我心，但是我还是说，他的回忆录是应该写的。但是工程浩大，绝不是我这个七十老翁，可以干得了的。
「那你就开个头嘛。」他说：「以后我们也可以跟李宗仁一样，找哥伦比亚大学﹒﹒﹒」
他说这话，我知道，他是不会相信我的建议的，我也知道他心里会在想，「写一部回忆录，我讲你写，有什么天大的了不起呢？」他一再地说，他以后要请我到他家去，把这事好好谈谈。并坚持要我「开个头」，以后再从长计议。
张汉公和我一谈就是三个小时，主要是我二人对谈。王一方君只在一旁照了好多照。我觉得应该是他睡午睡的时候了，虽然他还有说不尽的故事，而毫无倦容。最后还是我坚持他应回家休息。我要陪他一起下楼去。张公却示意，要我先走，因为「门外还有人」。这是张学良先生第一次和我见面。我个人在大学课堂里，谈了三四十年的张学良了，这次才见到一个与我理想中完全不同的真的「张学良」，虽然我对他在历史上的结论却没有多少改变。在张授意下，王一方君送我上电梯，我走后，他二人才出门。
不愿伤害蒋夫人
与张别后，刘绍唐又约我晚餐，为此事讨论了很久，绍唐劝我写下去。但是经验和年龄都告诉我，我只能「开个头」。其后我就去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把该馆所藏有关张氏早年的书籍、档案、新闻纪录，和单篇文章，编了个参考书目，再根据其中要件仔细清查。这对一个七十岁的老童生，实在是个很大的包袱。所幸兴致尚好，终于写出以第一人称的海城张氏的《关内源流》和《关外定居》的两篇草稿，送请少帅增减和更正。
可是此时在台北，我还有许多其他的杂务要处理。因为远居异国，国内有许多邀请，万里飞行，参加不易，多半都回绝了。然既来了一次，顺便在同一地区，多参加几次学术会议，也是难得的机会嘛。此时在香港和大陆，我就接受了好几个学术邀请会，需要参加。再者，平时到各地旅行总是三五天的事，这次不巧，我是住在我岳丈家里，刚碰上他老人家病重住院。不久他就以九一高龄去世了。他的子女都在国外工作，求医侍疾，来去匆匆。我助理后事也就责无旁贷了，所幸我这年有一年休假期，甚至可以申请退休。再者，岳丈死后遗留有房子、汽车、司机和阿妈，订有合约，一时也辞退不了。我被迫鹊巢鸡占，在台北就做起「汽车阶级」来了。这时我也曾到张家请益，并把我的底稿送请他过目以便修正。当我车抵张府时，那个在张家门外巡逻的「便衣」，竟招手含笑鞠躬开门让我进去。这大概因为我岳丈的汽车上，有一张「总统府通行证」的关系。这就使我想起，我的学生傅女士告我，她曾在张府门外被警卫驱逐的故事来。还是苏秦说得好：人生富贵岂可忽略哉！无车无马，怎能私闯公门。
张公看了我的草稿之后，虽也不无赞词，但是他说他希望我做第一人称（ｆｉｒ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这一来，那便和《李宗仁回忆录》大异其趣了。「为什么呢？」我不免好奇地问他。他解释说，他不愿伤害蒋夫人，蒋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许多话，在蒋夫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不愿「直说」，只希望我让他以「第三者口气」发言。
其后张公又派他的小助手王一方和一方的好友郭冠英，来约我到他家和一方家谈笑餐叙了好多次。这时通过一方母亲的叙述，张公和我才第一次知道，一方已过世的父亲，王新衡先生和先岳吴开先，生前原是好友，同属于国民党的CC系。真是西谚所说的「世界太小」。
哥大东亚所愿为张传担纲
我这「第三者口吻」改动的工程不小。身边既无书记，也缺少足够的时间，我就到香港和大陆开会去了。一去经旬，回台时已耳目一新了。这时张公已获得了人身自由。当局为宣布此好消息，并要为他举行个九旬大寿的庆祝会，需要九十位「发起人」。张公把我的名字也放进去了。当他把此一好消息告我时。我为之大惊，问他能否将我的名字删掉。张公还惊问何也。我说少帅九十高寿，在台湾纵列出个两百位发起人，也轮不到我。今日列名其中，会惹起宝岛政学两界不必要的反应。张公还笑我多心，连说不必顾虑。
果然就在此时，台湾报纸注销了我为张公作传的惊人消息。北京的报纸，随之披露。接着，谣言传出，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先生，也在查讯此事（后来宋兄还特地向我说明，他未尝过问，想必另有权威）。此消息一经传出，张学良先生首先就慌了，他刚刚重获白由，难道又要回去？张公乃找我特别商量，要我二人发个「联合声明」，否认此事。
我告诉少帅，我断无资格和他发什么「联合声明」。先让我单独发个个人声明，说我之认识张汉公，是我先岳和王新衡先生的友谊关系。但是我们也绝对没有谈过西安事变。发过这项声明，我说我便立刻离开台湾，新闻记者一定会再访问你，那您就严正声明绝无此事就好了。张公认为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我们就这样安排了。这时原在台湾出生的郭冠英也发慌了。他把我们录的有限的录音带，匆忙地交我一份，带回美国，另一份，就等着「警总」来查封了。其实这都是做贼心虚的空紧张。据说那时的台湾当局，并无意要留难我们。言之可笑。但是经过这一场小风波，张学良回忆录，也就和我个人绝缘了，虽然哥伦比亚大学里的朋友们，对它还存有浓厚的兴趣，加以哥大在学术界声望高，张学良更是个传奇人物，四美俱，二难并，由哥大出面主持此事，筹他个十万八万研究费，并非难事。
返美之后，我乃把这故事告诉了哥大年轻而有为的黎教授，黎君深通汉文汉语，是个研究近代中国的专家，因而黎对张学良也极有兴趣。
我告诉黎君，张学良不久可能来纽约访问，我将居间介绍他二人和一些相关学者见面，作详细安排，就照《李宗仁回忆录》的前例，找几位年轻的、副教授级的青年有为学者，担纲挑大梁，以期其成。黎安友教授是个有能力、有作为的青年教授，在美国汉学界中，中英文都是极好的。他听到这消息，也大为高兴。我们就这样决定了。
纽约之会的阴错阳差
果然不久，新获自由的张少帅，就驾临纽约。住在一位贝夫人家里。贝家地处纽约市内最繁华，最高贵的五马路中段，和蒋宋美龄居处相去咫尺。张少帅坐了五十年的大牢，这次忽然飞到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来，纽约华人小区为之轰动，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自不在话下。他自己多少也有点飘飘然。毕竟是牢中囚徒，重见天日嘛。
在一个小型宴会里，我就向他说出，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部，有意邀请他谈谈合作写传的事。张公闻之大为兴奋。他说他的一切交往全由贝夫人负责安排。回家之后，我立刻打电话给黎教授。黎立刻就选了几个酒会的日期，让张公选择。黎再加约几位哥大当局，大家见见面，第一次的酒会和餐会，由我做东。大家谈出个眉目之后，再由哥大校方正式具函敦请，并签订合约。正式开工。
为此我就通知贝夫人，约好了日期，并在敝寓邻近选择了一家最好的中餐馆，定下八百多元一桌，该馆特制的，最好的酒席（因为我知道，张少帅在战前家居午餐，都是一百银元一顿。我那时是个中学生。我所缴纳的伙食费是三十块银元一学期）。但是现在纽约做不到那么好的中国酒席，就只好请少帅委屈点了。约期前三日，我就打电话提醒贝夫人一下，到期我会亲自开车来接。先到我家来一个闲谈的酒会，酒后再去餐馆用餐。谁知贝夫人竟然轻松地说：「汉公走了呀。」
我说，「我们不是约好的吗？」
「他等不及就走了嘛。」
「走到哪儿去了？」我再问。
「到Ｆｌｏｒｉｄａ去了哎！」她说。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我不必要地再问一声。「他不回纽约了。」她说，「直接回台湾去。」
这对我真是五雷贯顶。但是我对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和九十岁的先生的失信，抱怨又有何用呢？但是我这席大客，请不请了呢？照请，那对其他的客人，也太尴尬了。宴会撤销，对我自己也太尴尬了。不得已我乃打电话，把这一尴尬的情形，告诉老友黎教授，并商量如何收场。黎倒颇能理解，我乃把这桌大餐，临时取消了，心头真有说不出的滋味。
谁知事有意外，在大致一个月之后，一天我在纽约街头，忽然碰到一位早年的中国学生，现在纽约一家华人教堂做牧师。他正在找我，并说他要请我吃饭，因为张学良将军每个星期天，都在他的教堂做礼拜，他要约我同张见见面，因为他知道我对张有很大的兴趣——在课堂里曾说得很起劲嘛。
他这一邀请，真使我再来个五雷贯顶。回来后，我便立刻向贝夫人打电话，问她为什么说不实之辞。贝太太说，邀请少帅的人太多了，怕他身段吃勿消，所以就借口辞掉一切应酬。我要求与汉公直接通知。张公拿起电话就说，「德刚，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嘛？我在等你邀请呢！」
听到张公的抱怨，我真像汽车瘪了胎似的，大叹一口。从何说起呢！
哎，你还会开倒车
最后我们再重新约过，在原餐馆，定了原样的酒席。我又拟重挂电话给黎教授，一切照原计划进行，不幸这时已近五月中旬，暑假开始了。哥大的重要教职员，都各有个人计划，分别离校他去了。所幸原订客人中袁家骆、吴健雄伉俪，和张公五十年前的旧识，刘廷芳先生和他的儿子刘国荣，还可应约前来，这时原在采访张氏新闻的小郭，带了部录像机，也适时赶到。我就请他做摄影师，参加宴会，我开车，他照相，我们适时赶到纽约公园大道，接了张少帅和贝夫人，同来敝寓，先喝点鸡尾酒，再同往餐馆参加晚宴。张公在敝寓酒会之后，我们就直奔餐馆了。
当我车抵餐馆门前时，刚好有个停车车位，这时坐在后座的少帅就准备下车了。我请他稍待片刻，等我把汽车停好，再请他下车，车停好了，少帅忽然侧身问我说，「德刚，你还会﹃倒车﹄？」说得几位在街边等他的其他客人都笑了。他们都听说，少帅会开汽车嘛，如今倒车有什么可以惊讶的呢？
后来我才告诉那几位好奇的朋友说，张氏当年所开的汽车，是三○年代的汽车呀。那时的汽车可麻烦了。倒车要两手两足，四肢齐动！哪像诸位现时的宝车，倒车只要一手一足呢。少帅那时是位阔公子，美少年，开车不用考执照，下车不用自己「泊」，交给车夫就是了，还用担心开倒车？
传说中的张少帅，也曾亲自开飞机，并曾带着位意大利籍的女友，在北平（北京）天空翱翔．又说他在西安事变前，在一九三六年夏某日，他曾亲自开飞机去延安（或保安），与周恩来秘密会谈，奠定了共张之间的「联合阵线」，云云。大致都是类似的想象之辞。朋友们了解吗？近现代中国是十年一变的，两三变之后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可怜我们的少帅，就在这大变动时代，却坐了五十年不变的大牢，因此他的生活、思想，几乎也五十年未变。一旦走出牢门，这大变了的花花世界，同五十年前的生活思想，就完全脱节了。就以男女关系来说吧。风流少帅当年，身边真是姬妾成队，美女如云。要啥有啥，谁敢不听少帅的指挥？可是五十年之后，就只剩老太太，赵夫人一人了。如今饮食起居，安内攘外，一切都得听夫人的话了。
「我有时发大脾气，我太太还是让我的。」汉公不免有时还在吹牛。
「平时不发脾气呢？」我嬉皮笑脸地问他。
「那当然都由太太做主。」汉公诚恳地说。
时代毕竟变了。您纵是坐牢，个人生活方式，也得随时代慢慢地改变噢。
赵夫人也曾告诉我说：「他被蒋关起来了，否则我同他也维持不下去。」这显然也是赵夫人的由衷之言。
这晚这个「张作霖的儿子」兴致特别好，在餐会上讲了许多有关男女关系的笑话。把个一向端庄肃穆的「袁世凯的孙子」和孙媳，都笑得前仰后合。使这场酒会和餐会更显得生气勃勃。大家谈笑一大阵之后，我和郭君，就要把他送回公园大道了。有关他写回忆录的事，因为有关人士全不在场，其他贵客，又全无兴趣在张公和我们欢笑声中，就留待异日了。
当我招呼餐馆经理，前来结账时，经理竟然笑笑说，「全免了！」真使我大吃一惊，不知所措。原来国荣是这家餐馆的房东。他向经理笑笑挥挥手，餐费九百美元就全免了。客人皆大欢喜。主人当然更是打躬作揖！
赵夫人的权威与苦恼
谁知这场纯社交的宴会，却出了一个严重的反面后果。张学良在纽约玩得昏天黑地之时，那孤零零一人，在旧金山含饴弄孙的赵夫人，便在华文报上和私人情报圈中，得到了张少帅返老还童的小报告。赵氏紧急电召无效之后，还得御驾亲征，才把个九十岁的老顽童，抓了回去。这则有趣的故事，笔者这儿，也是得自传闻。八十老翁，卧病在床，就不为风流少帅来做其无谓的小考证了。读者士女如爱小道消息，一通电话，问题就豁然开朗了嘛。设有读者，有此雅兴，而探出真相，尚恳不遗在远，略书数行惠我，以明真相，就期盼不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