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张学良
一、要还，就把东三省还国家
我现在要有几点声明，你记一下，我都记住了，没写下来，就搁我脑袋记着来的，本来我想写的，我不写了，你知道我写东西非常费事。你预备好了，我这两天觉没睡好，脑筋不太清。
第一个，说我的二伯父是当土匪被杀的，我跟你讲过这段故事吗？他不是被杀的，所谓土匪，就是因为我的二伯父去报仇去，后来是被判了十年刑，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前清的规矩是怎么样，说是坐狱，他并没去坐狱，是我二伯父的二伯父，就是我的二爷，替他坐狱了，后来那个人就死在狱里了。我不知道前清是可以有人替坐狱的，这个我不知道，我不懂。
我的二伯父后来就当了地方的保卫团，我们叫保卫团，是保卫团的团总。他去剿匪的时候，打仗阵亡的，他死的时候我还去了。他是阵亡的，打死的，我还看他的伤了，一枪从这打进去，从这出来。他弯着腰，自个拎着枪，那土匪拿枪打过来的。那一仗里死了三个人，还有另外两个人也被打死了。他叫张作孚。这是第一个声明。
第二个声明，这个我更是要重要声明，它那上面讲呀，不过后来它也讲了一点点，讲我回到东北，有很多的为难，就说张作相跟我有竞争的意思。没这个事情，不但没有，这个地方我还要特别声明。
我本人起来，并不是我父亲帮的，当然我父亲要扶持我了，那上面说我是我父亲提起来的，我不是的。完全是张作相把我提拔起来的，完全是他一手把我提起来的，我跟你简单说，我的提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张作相这个人对我父亲啊，比我自己对我父亲都好。我看见我父亲对他呀，有时候我都毛骨悚然，那随便就骂呀。他都已经当师长了，随便就骂他，他也就是那么恭恭敬敬在那儿等着。
我讲我的历史了，与别的无关呀。
我在讲武堂呀，并不是我有多大能力，实在是那时候讲武堂里都是行武的人，尤其我进去以后也是很努力，因为我这人怕将，将这句话你懂不懂？怕激将，没进讲武堂以前，我父亲就说，你算了算了，你别进，你别进，别给我丢脸，你别干了一半下来，你在讲武堂受不了。他也不是激将，也是实在话。
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很不好，进讲武堂以后身体才好的，那么我进了讲武堂就很用功，那么我头一期头一个月考，我就考第一，那第二个月考，我又考个第一，第三个季考的时候，我又考了第一。不过第三个月考的时候，我没考第一，季考，一季一季考，我又考第一。
那么就在学校里闹了风头了，学生就说教官是看我是大帅的少爷啊。
某一天，我们堂上的教育长叫熙洽，你知道熙洽是谁？他是保皇党的，不过熙洽这个人很厉害的，他是张作相的人。张作相当团长时候，他就是张作相的团副，我们叫团副，现在叫副团长，当年叫团副，他是从日本回来的。当年那时候团副大多数都是像教练官一样，训练军队。
这个教育长那天忽然上堂来了，就到堂上把座位都给我们调了，调完了就当堂出了四个题，四道题就是和步、马、炮、工有关的四种题。讲武堂是两堂，我们这个讲堂的人，全堂的人就我一个把这四个题给答上来了。那么教育长就把这个题当堂拿出来给学生看，说我绝不作弊，他不知道我出的题呀，你看你们谁也没答对、没答全呀。
因此，我在讲武堂就差不多露头角了、出名了，就因为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就传到张作相的耳朵里去了，张作相看见我就讲了句话，是我们奉天话：有出息呀！
我那时候年轻，才十九岁，并不顾虑一切，后来我才知道他存心了，他就存心要提拔我。简单地说，所以没出讲武堂，我就当团长了。那时候张作相是27师师长兼卫队旅旅长，是我父亲的总参议，他有这么三个职位。那这个卫队旅旅长，他就没辞掉，所以他就把这个第２卫队旅的第２团团长的任命给我了，那时我还没出学校呢。原来的这个团长，他把他调到旁的当团长去了，就让我做这个团长。
所以我说我是一手受他提拔的，不是老帅，我进讲武堂的名义，是因为我是我父亲卫队营的营长，那时候我父亲答应我的，你要好好干，我给你卫队营营长（做）。那么我在讲武堂当学生，实际上已经是卫队营长的名义，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调去的军官。那么我就当他的团长，实际他那意思就是让我当他的旅长，我当时是不知道，不明白。我那个团长还没就任，还在学校，他那旅里头有什么事，都让人来问我。我那时候年轻，你问我，我就答应呀。参谋长出缺了，他把参谋长也调走了，副团长出缺了，你推荐个人吧，我就推荐。
事实他就是预备我当旅长，我自己当时不知道呀，你要问我，我就说呗，旅里有事就问我。那我出来了，就任团长，就任也没几个月，他就让我给他代理旅长，他有好多缺呀，他让我去代那我就代，我给他差不多代了五年也不六年，我才真正当了旅长了。我就说是他提拔我。
那以后，中间的我不说了，他当了吉林督军，他就保我当27师师长。
【编者注】此节是张氏针对某本写他的书上的不实内容，所作的声明。熙洽，一八八三—一九五○年，爱新觉罗氏，一九三二年曾出任伪满洲国财政总长等职。
到我父亲死的时候，我能接管奉天，那实实在在是因为他，我父亲的事情，我可以担任一部分呀。
那么在奉天、在那个大的会议场合，我跟你讲过这段没讲过？这段很有意思的。
我父亲死后，我回到奉天，奉天不光是军人呀、政治呀什么什么与会的人，还有地方的人物，大家开很大的大会，奉天那时候还未跟中央接触呢，开会就是决定谁来做东三省保安司令，也就是奉天的首领了，那当然应该是张作相。
张作相再三在会场上说，我一讲到这，有时候我就想掉眼泪，他讲呀，他说大元帅要是好好地去掉，就是好好死掉，那我一定接他的事，那他现在是这样的遭遇呀，那我一定要你继承他的事业。他那意思，是说我父亲要是好好地死，好好的事情让我做，我当然就做，那么现在既然是这样的遭遇，那绝对让儿子上来。所以我一说到这里，我心里就很难过。
当着众人的面，他说汉卿，你心里不要多想，不要，我怎么样服从大元帅，我就怎样服从你。那他是我长官啊，他一直是我长官。但是他也说明白了，他说你要不好好做呀，你要不好好干，我到屋子里我拎着你耳朵我打你耳光子。我们奉天都讲感情，所以我很难过呀，他不但没有争，整个是他把我推上去、推出来。后来大家都通过了。
我当年是有点为难，为难什么呢？他们都是我的老前辈了，尤其他是我的长官，那我有事情更是不能如意地做呀。当然我有重要的事情，我要征求他的意见，那有时候他的意思跟我不一样，我就得为难了。他们是一种很保守的老人呀，那这个事情是有的，但是没有争这个事情，那是没有的。有顾虑当然是有的，这是一个张作相的问题。
我在东北的家产都扔给日本人了，我给你讲过这事儿没有？你要知道我在东北的家产有多大？我没讲过，我在那个时候的钱，虽然不能说称亿吧，反正我有五六千万家产。日本人把我的家产都要还我呀，「九一八」以后要还我呀，他们弄了三列火车把我的东西都送来了，我那画都很值钱呀。我跟本庄繁是好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上日本也是他陪我去的。他给我写封信，说你那东西是我花钱给你包上的，都包得很好，三列火车，送到北京正阳门外车站。
他还派来一个人，还写封信给我。我大火呀，我说你这是在羞辱我呀，我是地方长官呀，我决不拿我自己东西，要还，你把东三省还国家！这些东西，原来在我家里怎么摆的，你给我照样摆好，我自己会拿回来。可是你要不给我拿回去呀，我可给你个羞辱，别说面子上不好，我全放火烧了，我就在这烧了，那时候你的脸上就不好看了，你赶快照样都拿回去。
我的家产怎么样呢，大仓跟我家过去有关系的，我的姐姐跟姐夫去日本都是大仓照顾的，大仓说你把家产托付给我，我给你管理。我说我跟你是朋友，但今天我跟你日本人是敌人。我就是这么倔强的一个人，因为这个，我的家里亲戚包括父母都骂我说，你这个小子。
我把我那个堂弟枪毙了，他跟日本人勾结．当然抓到证据呀，我没证据怎么能枪毙他？日本人给他枪，还给他招兵买马。他这些事都是在我的家乡做的，「九一八」事变了，我虽然不在东北，但我东北还有人呀，把他枪决是我派去的人把他打死的。
这个本庄繁啊，我到日本去的时候，是他跟我去的，我们俩相当地好。「九一八」事变，本庄繁他把我的私人的东西装了三列火车给我送走了，写一封信，送到北平，打发个人给我写了封信。我火了就因为这封信，他说我打发来的这个人吶，是我很接近的，否则我就不会派他去了。咱俩是私人的关系，你的东西我送还给你了。
我火就火在这儿，我说我是封疆大吏，我将疆土丢掉了，你送还我的东西，你是给我羞丑，我的东西照样给我拿回去，原来摆在哪儿你给我摆在哪儿。他自个儿想，你看我花六千块钱吶，用我私人的钱，我个人的钱给你做包裹，给你送来的。我说你呀，我原来怎么摆的你给我怎么摆，我自己会拿。你要还我，首先你要还我土地，我的土地你还给我，我是封疆大吏，你这样是羞辱我。
他说不拿，我跟那个人说你不拿，我可跟你毫不客气啊，你别说到那个时候，你给本庄繁丢脸。我就有点火了，那时候在北京的正阳门外火车站，我说我放火都烧了，我说我给你丢脸，不是要跟你作对，是给你丢脸。
这样就又拉回去了，他就都拍卖了。所以外头现在有好多东西，都是他给我拍卖出来的。都是我的东西，还有我私人的画，最要紧的是我的画，那些画差不多有几千件。那个东西呀，我看过别人有一两件，我才知道他拍卖了，不过他声明了，他给我拍卖了。那都是我的家产吶。
我家啊，原来跟日本的大仓有来往、很好的。等到「九一八」事变，大仓就出来跟我说，你把你的家财，可以托付给我，我给你代为保管。我说你别客气，我跟你毫不客气，（以前）我们是朋友，但今天我们是敌人，我说你愿意拿你就拿，没关系。
【编者注】本庄繁日本军人，曾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一九三一年已月起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日本投降后自杀。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也是我的部下，这个人已经死掉了，他很可怜吶。他本来是我部下，我临出国的时候，我托付我的部下关照他，那时候他跟我当中校，我本来很想提拔他。那我可以说这个人是谁，吴俊升你晓得吧？是吴俊升的儿子，也是我在讲武堂的学生。我就想提拔他。
等我同来，他就没有了，他不干了，不做了。我就心里很不高兴，我就说我的部下，是不是你们对他做啥了，有对不起的事情？他们说，副司令，你得当面问他自己了，我们没干啥。
那么我到汉口的时候，我就让他来，就想问问他。
他就很奇怪，一天晚上来的。很奇怪，来了我就心里奇怪，怎么白天不来晚上来呢？我问他，我说是不是他们对你有什么？没有那你怎么就走了？他不肯说。我就问他为什么，我说你就说么，你跟我讲么。他跟我讲啊，他说是这样，日本人把他的财产都还给他了，把他在东北的财产都还给他了，但有一个条件，不能再做中国的事情，不能给中国政府做事情。
我说那好了，我说你今天出去，从今以后我不许你进我的门，我不认识你这个人。你从今以后你不要再上我的门。我也告诉你，你来了我也不见你。你就因为这么点儿钱，你就不做中国人了？就因为你这么点儿钱吶？我说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人。这个人真是可惜了，他趁（挣）的钱、他的家产比我大，奉天他家是第一。他死的时候，一个铜板都没有，我说当然了。死的时候十块钱他都没有，穷死了，你能想象吗？
他父亲是黑龙江督军，那时候，在奉天也就像这个时候，要办一个事情，他捐点儿地，你别说他旁的，就是这个，就是他捐点地，这地就有两个火车站那么大。
东北地方大，讲地都论畋讲，十亩一畋，一方是多少呢？一方是三十畋，三十畋就是三百亩。他家大概有五万方。
为什么地方大，为什么？我就讲这个历史，你才能明白。
我们那时候的大家——就是国家也有相当的地呀。——都是蒙古人的，蒙古的王府（爷）、蒙古人，他自己把家里的地呀，开放卖。本来那个地方，都是蒙古人的地方，他那王爷把地划出一部分，来卖。他拿一半钱，我们政府拿一半钱。那么他一卖那就是卖好大一片呀。奉天好几个县吶，一卖就出来两个三个新县吶，两个三个县治呀。
二、我的事情就是到36 岁
人呀，失败成功不知道，了不起的人一样会有失败，我的一生是失败的，为什么？一事无成两鬓斑。
我不是谦虚，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做的一首诗：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张岳公（张群）他总骂我，说这首诗最没意思。
如果我这一生重新来过？我九十岁了，还来什么？明年兴许就完蛋了。
我给我自己下了一个考语，最近有个好朋友见我，我就跟他说一句，我说你不要再说那个话了，英雄？什么英雄，泄了气的英雄了！
现在我自个儿想我自个儿，可以说我失败。
我年轻时候，做事完全凭我自己，我也没有跟人商量，有时候很大很大的事，有一两次我是跟王树翰商量。我对他还相当的信任，他是我的秘书长，这个人对我也很负责．我从来没跟谁计较过，全凭我自己。
现在想我自己做的那些事情，我年轻时就是骄傲了。怎么骄傲？经过几次大事，郭松龄倒戈，郭松龄倒戈是个很难度过的事情；我父亲的死，是我最难度过的。这都是大事，内忧外患，我都给对付了，那我也度过了。后来跟中央的合作，这些事我都做了，我都度过了这些难关，因此，我自己得意得很。那时候蒋先生差不多等于把北方势力完全交给我了。我常常自个儿说，翻手作云，覆手作雨，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说有其二，有其一了。北方都交给我了，管理那么些个省，我那时候才二十八九岁呀。
所以，我自己现在想起来，是我自己骄傲了，我没跟人家考虑好了。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地，我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个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就跟你说句话，我有决心的时候，都是这样决定的：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是管蒋先生要钱，还是管他要过地盘？我没有！
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
蒋先生是原谅我了，不原谅我，他不把我枪毙呀？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是应该被处死刑的，我是个军人，我懂得。我也带兵，也带过部下。假设我的部下这样，我就把他枪毙了。
到南京，我真是都准备好，预备死！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呀，我不在乎的，真是不在乎！就是今天我还敢说这句话，当你面说，假如国家要用（得）着我，虽然九十岁了，我赴汤蹈火我不推辞！好事我不干，假设那个事没人能干，没人敢干，我今天虽然九十了，我还是想。可是为私人事情，我也不帮谁私人忙，也不帮谁，我就是过去，我也不是帮蒋先生忙，也不是帮谁私人的忙，我完全是问心无愧！
西安事变的时候，（有人）说我放了蒋公是为了给蒋夫人一个生日礼物。
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南京把我枪决了，我不敢说；要是我部下这样子，我就把他枪决了。那我对老先生，我要负起责任吶，可以说，大部分的决心我是下定要死了。
他不在了，现在我讲，否则，我不讲。本来我是决心至死不说出来这个事情的，西安这事，至死我不说出去的，不是因为面子的事情。你问我，我不能不说。
别人说「扩大会议」的时候，我是帮蒋先生的忙。不是！是我的主张，我认为他那么做是不对的。
我跟蒋先生两个冲突，没旁的冲突，就是冲突这两句话，就是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们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点，没有旁的冲突，一点冲突没有，旁的没有冲突。
所以呀，蒋先生的那个秘书，叫汪日章，他说，我从来没听见有人敢跟他这样子吵的！
我跟蒋先生是痛陈吶，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的！我说，这样下去，你就等于投降呀。蒋先生说，汉卿呀，你真是，你无耻，咱们军人从来没有「降」这个字。我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这样子叫人家不战就把我们中国一点点吞去，你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
蒋先生大骂我呀，我跟他这样吵呀，蒋先生当时看我的情形很怪，后来也很安慰我几句。
还有蒋先生几句话，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否则）我不愿意说出来。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你别看我太太跟我这么凶，她可是怕我发火，我要是发了火，我谁也不怕的，我发火会开枪打人的。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我现在已经九十岁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最近我自己发现一个事儿，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三十六岁，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蒋公这个人，我认为他失败了。
蒋先生这个人，我跟你讲，我不愿意批评他。蒋先生这个人很顽固，很守旧的，太守旧了！这么讲吧，我搁这么一句话批评他，假设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这么一句话。他认为我说的事都是对的，我做的事情就应该是对的，他就剩个派头。
说实在的，蒋先生对我，我暗中想，他对我也相当看得起。觉得我有种？这话倒不敢说，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我损害了他的尊严。
但是，我到了南京的时候，我也说这句话，我当时在西安，我也说过这个话，不晓得西安现在还有人在不在，不过最近死了一个人，还有我的处长都在那儿。我当时就说，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实际上我这样做，他不是更亮了？
我到南京，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你要自己来送。我说说句不客气的话，我说那是个泥菩萨呀，所谓首领就是个泥菩萨呀，我把那泥菩萨已经扳倒了，那我只好把这个泥菩萨扶起来。它有灵，拿（它）我脑袋疼，不能不给他磕头呀。
到南京，我一样是请罪，（再）一样我也是让他维护权威，既然这样答应了。
那蒋先生也真是说到做到，当时我没跟他讲，现在我可以说，他后来也真是做到了，他没说假话：我不剿共，我不剿共，跟共产党合作。
这是他亲自跟我讲的。不是我当时听到，我绝不说这话。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不愿意我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但这个事情，我现在都可以直截了当说的。
我是跟周恩来见面了，我跟你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
这个人，我们俩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他也相当佩服我，你看周恩来说没？可以说我们俩一见面，我当时我答应周恩来了。周恩来说，如果你能够做保证，那我们共产党呀可以放弃掉这些个事情，我们很希望这样，你能领导，我们更愿意。我说我去说服。我自个太自骄了，我说我去说服蒋先生，我可能把他说服了，我负责任，我说我给你保证，如果你们这个条件是真的，都是这样，不变。他说好。
我说这样子，我跟蒋先生去说说，我这方面我负责任，你那说的话可算话，大家说话说了算。那也许我上了他们的当也不一定，这话别这么讲，但是周恩来我们俩说得很确实，他说，如果你真能做到这，我们立刻执行计划。不过，他说，他要求两个条件：一个，把陕北这个地方还给我们留着，让我们的后方家眷在这儿待着；一个，你不要把我们共产党给消灭。这是两个条件，其余那我们一切都服从中央，军队也交给中央改编。我们当时订的是这样计划。
那么后来等抗战时候，我跟蒋先生还请求带兵呢，蒋先生的秘书长跟我讲，他说那就是蒋先生怕你呀，你知道那是拿你当个灵芝啊，当个宝贝，这边拿着你，那边也拿着你，怕你跑到那边去。
那个时候我们想这样，说好了，阎锡山、东北军、共产党都联合，三方面军队这么摆着，作战的时候这么摆着，我们绝对跟你，服从你指挥，跟你作战、合作，都说好了。
我为什么跑到阎锡山那儿去呢？西安事变之前，那时候，我已经跟共产党有联系。我就说中央呀——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说出来我也不怕了，中央糊里胡涂，他就不知道我跟共产党已经有联系了。和戴（笠）先生我们头一次见面，他说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我说你那些特务净做些扯淡的事，你「特务」不了了。
阎锡山这个家伙是老谋深算的，他没有什么感情，讲什么同情不同情的。
有人说，西安事变，阎锡山拍了一个电报寄给我，电报里面说叫我杀掉蒋介石。我没收过这种电报，我不知道，换句话说，我记得没这事，反正我没看到。
我那个时候，你知道西安事变以后，那时候我忙得了不得，应付着各方面的事情，我差不多都好几天晚上没睡觉，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四面八方的。
所以后来回到洛阳，我就倒头睡觉了，累得很，太困了。
还有人说阎锡山扯我的后腿，我很生气，好像本来是大家相同的，后来又怪我不对。这事儿我不知道，那政治这个事是不一定的，他自个要留个地步，不能那么讲，明白吗？说这话是不懂这个政治。
还有，我告诉你，我还晓得，什么事都得想揭穿了！
钱大钧，好是好，但是他继续做我的参谋长，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则）这个话不能那么说。晏道刚也不是喜欢不喜欢，钱大钧也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简单说，我那个参谋长，就是蒋先生派来的一个间谍一样，这个晏道刚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老实人，钱大钧比他油条。
所以蒋先生对晏道刚很气，他（晏）并没事前发现我的事情，那事儿他没留心，他虽然在这儿也不知道，换句话说，他也没有那么注意，他没那么多心，就说，他是老实人么。
那特务就净胡扯淡，正经事儿他也不知道。ＣＣ里做得更糟糕，后来他们那些个玩意儿我都看见了，胡说八道，根本没那回事情，他报告的事情都没有那回事情，那报告的什么玩意儿？根本花那个钱那真冤枉透了。
所以说，那个时候中央就吃这亏吃大了，所以对各省都没好感，对哪个省都没好感的原因，就是他们（特务）在里头搞的，中央就信那套，其实人家并没那个事儿。
我这人用人就不同了，我管东三省，我从来不干那些事，我做事儿我要疑了你，我就不用你，我用你，我就把全权给你。我向来这样做事。
所以人啊，我这个基督徒，你怎么待人，人也怎么还你，那孟子说的话一点不错：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你怎么待人家，人家也怎么待你，你用这法待人，人家开始不知道，慢慢知道了，嗯！人么，当然人家也是人。
我现在九十岁，你记住我的话，尤其是年轻人，做事情，我告诉你要紧的两句话：问心无愧。也许我错了，但是我会听。我对你们真心。
张学思抗战的时候（一九三七年）到溪口去看我，他本来是黄埔的学生，是蒋先生的学生，黄埔十一期的。
那次是这样，不是谈话，那时候我身边都有特务。那谈话也没谈正经事，他谈他是共产党。我看书，他说你不要看那些没用的书，那不是正经书。那个时候，他很厉害，他说明他是共产党，他在学校就是，就搞。所以我说，国民党过去是大失败，他们同学好多是共产党。他在军官学校的时候他就是共产党，他们叫ＣＰ（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呀还是什么ＣＹ。
他毕业的时候，本来我是把他推荐到胡宗南的军队，那么他是没去，他没去，就跑到东北军去了。他大概上东北军要搞什么，后来他在里头鼓捣得很厉害，东北军后来有好多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比如现在那个最厉害的吕正操、万毅。
张学思后来被害死了，就说他是东北帮的首领，那时候就是这个「四人帮」说他是东北帮，就是因为这个。
在我的兄弟之中，我最喜欢这个弟弟，你要知道，我从前说过这句话，我宁给好汉牵马坠瞪，我不给懒汉当祖宗。你懂我这句话？我这个弟弟有骨头，有骨气。我那二弟弟我骂他色大胆小。这个家伙真有骨气，我的弟弟之中他最有骨气。
他不但是骂我，我那个三弟，就是他三哥，他俩是同母的，我的三弟在北戴河喜欢一个女人，是一个中国一半外国一半（的混血女人）。你说那个时候找外国人啊，我母亲就非常地气，我的第四个母亲，我父亲的第四个太太，生他们两个兄弟的，就拿鞭子打他，让他跪下，打我这三弟弟，大打一顿。我的四弟弟在那块儿看，等两人回去了，我三弟弟就哭，就骂我这四弟弟，说你没手足之情，妈妈那么打我，你就不说一句？你不讲情呵，你连一句话都没讲，那么打我呀，你在旁边一句话都不讲。他说我不讲话更好，怎么的呢？我要讲的话，我就让她再打你。
这个骨气的家伙，本来我预备让他在海军、在东北做，他很喜欢海军，他浮水浮得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