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我自己下了一个考语。最近有个好朋友见我，我就跟他说一句，我说你不要再说那个话了，英雄？什么英雄，泄了气的英雄了！
——张学良
一、「忏悔录」风波
「忏悔录」啊，这个我要说啊，我要说秘密了啊，我宣布我没有写过那个东西。
怎么一个事情呢？
蒋先生，他要写《苏俄在中国》这本书，他要写这样一个东西，这个事情后来不是闹得很厉害吗？你知道这段故事了？为了写这个东西，蒋先生跟我讲，说西安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要写书，他问，到底是怎么搞的这个事情？
那么我就回了他一封信，不过那个文字呢，这个千万别说，不过，现在是不在乎了，我告诉你，文字的前头稍微改了一点儿，后头那都是我写的。
那前头是怎么换的？他老先生看见这篇东西，很得意、很高兴。我在信的开头怎么说的？现在这信我还保存着呢。我的信稿呀，一开头说西安这个事情，我是决心至死闭口不言的，我跟什么人我也是闭口不言，我不说，但是你问我了，那我竭诚相告。一开头就是这个，那底下接下来，就说我个人怎么怎么的了。就这个前头，他把这段去掉了。
谁去掉的呢？大概这是（蒋）经国干的事。他去掉了，就把这玩意儿送回来了，他把前头改了，加了一点儿，那么也没说这玩意是我的「忏悔录」。
他要干什么呢？把这个东西发表呀，给这个政治部看。
那么这个东西，后来也不晓得是什么人?，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政治部的人干的，所以后来闹得好多人给撤差了。
【编者注】一九五五年，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张学良开始写西安事变回忆录。之后蒋将回忆录转给蒋经国，再后台湾《希望》杂志将其全文刊登，由此引发出一场风波。蒋介石为此大为恼火，责问蒋经国，《希望》杂志因此停刊，相关人员受处分。
我并不是像外头说的那样，说我跟老先生有误会，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一发表呀，题目写的是《西安事变忏悔录》，底下署名张学良。假设他要不写这个名字，要是写《张学良忏悔录》呀，那我也不吱声；他写「忏悔录」，（署名）张学良，好像我自己发表出来的一样，你明白？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给老先生送去了，送去的理由就是，我并不是说我反对，不要误会，我并没发表这个东西啊。我就这么给老先生写的。
蒋先生火了，怎么翻案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跟蒋先生常常在一起，还常常通信，实际上他常常来信。我就声明啊！不是为旁的，我声明这东西不是我发表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别认为好像我发表了什么东西似的，我可没搞这个东西。
那个发表的人胡涂，他要不写那个题目，要是写《张学良忏悔录》，我不吱声。他写《西安事变忏悔录》，这底下张学良的名字明明白白地署了，所以，我说这不是我发表的呀，我没发表这个东西呀，什么人发表的我不知道啊，在哪儿出来的我不知道。我就给老先生送去了。
那个蒋先生，后来把我麻烦死了。
他后来看看我写的那个，他说你很会写东西嘛，你写嘛，要我还写。他说你把过去的事情都写一写嘛，我就不愿意写。他说你把过去的问题，北洋的事件、北洋这些个人，都可以写写么，没事情嘛，你写点东西。
他让我写。
我也懒得写，为什么？我懒得写！
这写东西啊，不像搁嘴跟你说。你要写到纸上，就得像个玩意儿似的。让我写东西，拿枪杆的让他拿笔杆，那不等于赶鸭子上架么？所以，我就不怎么愿意写，我稍微写了点，后来就不写了。你知道写文章这东西，不但因为那个原因，而且我又没有参考材料，明白？你想，咱俩一说，这年月就不对，而且人也不对了，那件事不是那个人干的，那个事儿是那个人的，我常常给弄错了，张冠李戴了。
还有，我最怕的，你一想写东西，就得回想。你像我写西安事变，这我倒很容易写，那过去的事情很简单。那假如让我写过去的事情，就说写我父亲的死，我就得回想啊。简单地说吧，你要问的问题有好多，比如说，郭松龄他为什么事变的？这前因后果怎么一个事情？那我都要想啊。那我伤心的事儿，我自个儿痛苦的事情都想起来了。
那个「忏悔录」，写的那封信，我没拿回来。我不知道，大概是谁把那信给改了。信头改了，让我拿回来，我就重新给他写一回，我重新写。但是拿回去，那信给发表了。至于结果如何呢？那就是这么个事情！大家谁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出来的。后来出来很多风波呢。
那个「忏悔录」出来的时候，我就认为，那个人，那一定是政治部干的事。说政治部的人吶，胡涂、混蛋。你们这干新闻处的也常常干这混蛋的事。真的。那个我批评你们搞新闻，这个宣传，常常不会宣传，不懂得这个宣传，就是完全的主观宣传。他要写个《张学良忏悔录》，我不能说什么话！他写个《忏悔录》，底下署名「张学良」，这个东西好像我自己发表出去的。那我就给蒋先生写封信，我并不说我反对，我说我可并没发表这个事啊，谁发表的我并不知道。
你别认为我怕蒋先生误会是我发表的，我怎么能把这样的信发表呢？这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啊！
我说我怕蒋先生误会是我发表的，是因为那忏悔录底下署名张学良吶，你明白？所以你要写出来《张学良忏悔录》是旁人搞的呀，是你写的忏悔录，是你写的张学良，你明白？你这个当宣传的，你也懂得这个吧？
那我就要请蒋先生把这个东西弄清楚。我就这样重申，我说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呀，我不知道什么人发表的，不是我发表的呀。
蒋先生大怒。怎么火了，怎么骂的，他们怎么个结果，那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反正就这么回事，外头不知道真正的事是这么回事。
我最怕人家这个，所以我说我不能写东西，我就不知道。
我不会记年月，我就会记得那年是几岁，就会这个，其余的我不知道。那年什么年我也不知道。
蒋先生问我这事干什么呢？就是他要写《苏俄在中国》，那里有西安事变，那件事到底怎么回事，他要写，他怕写错了，他很注意地问我，那我就对答。我因为写那篇文章，蒋先生很奇怪，他说你怎么写这么好的文章？你能写这么好的文章？后来他叫人告诉我，你就写文章吧。让我写，我就随便写了一点，后来他不再追问我，我就不写了。我说，我高兴（就）写，不高兴，我没耐心写。
那个时候，和蒋先生也不常见面，有时候见面。
做礼拜天天见面，每个礼拜见面，每个礼拜他一个人去。可是我们不说话，他在前头，我们在后头，每个礼拜。他做礼拜他从来不说话，谁也不说话，做礼拜没一个说话的，就他来了，行礼的行礼。那就是见到面了点点头了。
老先生对我还是不错的了。我不是说过，他死了我写了幅对联吗，我这是私人的对联，我吊他的，我说：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老先生对我，那该怎么说？对我，那是很关怀。我有病，差不多够呛了，他们旁人就想，我要死掉了。那他不但特别关切，还派了医生，派了中央医院的来看我。我到哪儿，就是到了台湾，老先生甚至都给我找最好的医生，他自己亲口告诉这个陈仪，要给我找好医生。那他对我真是关切得很，一直他关切我，到现在我也是这么说。
哪一年到台湾来的？我不知道，我不记得。
他们都说日本人盖这个房子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后来张学良会住在这里。我说呀，天下事都是上帝安排的，谁知道明天什么样？我们绝对没想到我会在台北住到现在，我在自己家也没住过这么些年。
井上，那个地方不错，也不算太不错，那附近的地方我也走过，离开以后回去看过，我看现在整个不一样，很多房子都没了。北投我好像回去过一回，那时候发大水（一九五九年），把那房子都给冲了，现在又重新建了。
【编者注】陈仪，一八八三—一九五○年，字公侠，浙江肇兴人，国民党高级官员。张学良被转移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的时间，为一九四六年年底。
到台湾以后，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的老先生，我说不出来，真的，我说不出来是哪一年的，我向来年月记不清的。他请我去的，他不请我，我怎么能去？我们谈的什么？那我不告诉你。等后来，到了经国先生，那对我更好，对我好得很，很关切，我们无话不说啊！不过，当然了，政治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私人感情是私人感情。我这人是负责任的，该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那天跟你讲，就像「九一八」这个事情，那不要紧，那是我的责任啊！我这人就这样，那我应该负责任的。那真对我很好很好，尤其经国先生，对我更好，很好。
纬国，这个人是这样，他不是乱讲话，我认为，纬国脑子里不太清楚。
这个人脑子不好，我最近跑他家吃饭去，他对旁的事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讲到外头的事情，他知道得很清楚，好多事他比我知道得还清楚，我奇怪。
我对蒋纬国先生，我批评他，他到底是谁的儿子还不清楚，他来路不明啊，不但来路不明甚至于他大概是来路不清。
这个人怎么这么胡涂，说的话非常地胡涂，不应该说的话，不但不应该说，那没法子说的话，怎么就乱说？这不但危害你蒋家，也危害你自己，怎么说这样话呢？我就是这么批评他。
他，人是个好人，并不是坏人，我总认为他有点儿脑筋不太清楚。
二、我和溥杰
我跟溥杰很好。
溥杰要当军人，我就劝溥杰，我说你到奉天去，到我们讲武堂念书，到我的军队去。溥杰本来去了，他们家人把他追回来的。他家里人说，小心你到奉天，他把你弄死了，你太太还和他有关系呢。我跟溥仪也认识，溥仪呀，他不听我的话呀。我说你呀，我劝他，我说，你把皇帝老爷那套又搬来了，当皇帝又摆这又摆那儿，我说你把那玩意去掉。我劝你好话，你人在天津，去南开大学念书，假设你觉得南开不方便，也可以到美国去念书。我说你去念书，把你的皇帝的这个玩意都脱掉，你不要这套，你不要还问这问那的。他见我面，问我军队的事情，我说你打听那个干什么？与你有什么关系？你不要谈这些，我说你呀，好好地做一个平民。你要称着你的身份，将来选大总统，你有最好的机会，因为什么？你有身份！你真正做个平民，把你皇帝老爷那套都摆掉，真摆掉。我劝他，我说你要这样啊，早晚把你脑瓜子拔掉。
为什么他对我不生气？因为他那个时候是没有钱的时候。他在东北有地，有他的皇家产业。我们给他处置了，一百万块钱，政府留下一半，另一半我给他了。所以他有那五十万块钱，他得意的很，所以我就劝他，你这个人，你要听我话，我跟你说的是好话。
我说实话嘛，我就给你讲，我跟他（溥杰）太太好，他也知道我跟他太太好。
他弟弟现在在大陆上，溥杰这个人很奇怪，最近有人去了，还让人给我带好，让我到大陆看一看，他跟我问好。
他跟我很好，我本来对他很好，我就跟他说，那个时候他是个不管家的人，我本来要让他到奉天，我说我给你送到讲武堂。他后来到日本学军事了。后来是他们家里的说，那你到讲武堂去你还有好？他本来已经去了，他家人给追回来了。
三、我的孩子们
我刚才拿一本书，那就是我学英文时翻的。我有三个老师，你要看见「曾显华」，就和我有关系，曾是曾约农，显是董显光，华是周联华，你看见那个名字，就是与我有关系。我有很多的假名字，这一点也是有关系的。现在我的假名字差不多人家都知道了。
我现在洗澡，都是有一个工人在陪着我，你很容易在澡盆里淹死，你起不来，那岁数大了，你没办法嘛，应该有个人在旁边看着。
我的大儿子死得更奇怪，他跟人家好好地还说着话呢，忽然就看见他脸就变了颜色，赶快去找大夫，回来他已经不行了。那个大夫说，可能因为他脑子里神经什么的断了，因为他是有毛病的，神经不好。
我家里的小孩子，三个儿子都死掉了，现在就剩下一个姑娘了，就是嫁给陶鹏飞的那个。
他们都有结核，不能说肺结核，结核！他的结核进了脑子里。结核的毒素，不是结核菌吶，结核的毒素进了脑子里。很可惜呀，我最喜欢他了，他学问最好了，他是这个牛津大学毕业的，不但牛津大学毕业的，他还在牛津差不多考第一。
他当时就能拿拉丁文到这个伦敦《泰晤士报》投搞。为什么呢？我到伦敦，伦敦《泰晤士报》和我是有关系的，认识的。伦敦《泰晤士报》总经理他不见客的，因为总经理太忙。他就特别跟我说，我是不见客的，因为你来了，我给你一分钟，一分钟谈话。只有一分钟的功夫。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有个儿子怎么怎么个情况，那时候在大学要毕业还没毕业呢。他说那我非常欢迎，我们这个地方我有差不多上百个人，在这里做事的人啊，但是没有一个对中国通的，对中国（通的）人没有，那么你来了，好极了。
所以他当时就投稿。
很可惜呀，他学问很好很好，不过在开始他当小孩子的时候，他就有毛病，他脑子里大概就不对了。
他念书的时候在香山那儿，他们同学把他丢了，他干什么去了？后来找到他，他干什么呢？他在那野地里，就跟那个草哇、跟那树哇说话，他说我试验试验它们会说话不。他神经上就不大正常了，想什么事他就不对，不是那个正常想法。我到巴黎的时候，就带他们弟兄两个到巴黎去，他白天不出去，他一个人不行。
老三早就死了，也是结核，肺结核，十一岁十二岁就死了。那时候肺结核很难治，那个时候没办法，要是现在，结核就不算难治的病了。
老二也死了，老二死是因为抽香烟，抽香烟死的，肺气肿。他一天差不多止不住地这么抽。
我的大儿子，葬阳明山那儿了，那个小的葬在奉天了，老二死在美国。
这个老大没结婚，老三早就死了。
老二结婚了，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两个姑娘，他太太也死了，太太死得很快。他的儿子，我最大的大孙子，现在也已经多大岁数了，我儿子都多大了呵！他的大的姑娘，大概我生日她要来，她生的儿子。她嫁给了香港的郭家，郭家在香港开个什么公司。
她嫁给他了，可是她的这个丈夫非常坏的，跟她后来两个吵架，丈夫跑了。逃回香港，就让她离婚嘛。她的儿子本来姓郭，她的丈夫逃走回到香港去了，她儿子自个儿就改姓张了，儿子也姓张，我对她就像我的孙子一样了。现在他都要结婚了，大学已经毕业，做事情了，他结婚了，我差不多快五世同堂了。
我自己的大孙子的儿子、姑娘都十几岁了，那么我现在这个（赵）太太生的儿子，我的这个孙子也结婚了，结婚一年多了。这个孙子很厉害的，他是学的计算机，计算机的专家，他的太太他俩是同学，都是这个美国最有名的斯坦福大学毕业，太太是教化学的，现在他们都自立了。
我的儿子，就是我那个（于）太太生的儿子，他本来是要到台湾来接洽的，到大学要教书的，他妈妈喜欢他来呀，他妈妈因为身子不好，不知道要不要照顾照顾。
后来我有一亲戚，他就劝他，他说你可别介，千万不要到台湾来教书，他说你这样，你自己到台湾教书的话，你知道台湾这个大学对人排斥得很，他说你要是干什么，最好当客座的教授，来这儿讲学，一个月半个月的你还可以。因为这个是我五妹的儿子，叫蒋＊＊，他就在这儿。
每年他来，人家请他来，有时候中央研究院也请他，别的地方也请。就当客座教授。
他说你当客座教授可以，但你要到这儿当个整个教授，你中国话也不会说，非常的麻烦。结果他不来了，本来那个交通大学要请他来的。
陶鹏飞，那可是个宝贝！
他本来前几年回来的，他来了，财大要我给他开一个课程，他是学这个阴阳政治学的，要我专门给他开课后，我这个姑娘跟他说那你在台湾教书吧，我是不回台湾啊，我在这美国待着。我说那好了，把你饿死了，他赚不了几个钱寄给你。
后来我说你趁早，你自己觉得好像很牺牲，你趁早别干这个财大，现在你知道这几个大学里头，我认识几个人，那排斥得太厉害了，现在台湾教育不好的原因很大，你不要进来。他说你不当什么好事情，人家可拿这个当日子过呢。
四、喜京戏好字画
青衣，我不大喜欢，青衣也听，要真是好。小生，我喜欢叶盛兰，那唱得真是好，那唱绝了！还有裘盛戎，我这最喜欢，都是辽宁人。
我当年在北京，那些名戏子都是我的朋友，余叔岩吶，梅兰芳吶。
陈彦衡，你晓得不晓得？这你不够资格了。言菊鹏，你晓得了，他是怎么出来的，你知道么？
言菊鹏是当年北京一个部里的小科员似的，喜欢唱着玩，陈彦衡拉胡琴，那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把交椅，那他拉得可是真好！他教给的言菊鹏，言菊鹏起来，那是他给带出来的。现在有唱盘，那天我听见了，不是现在唱的，是当年的言菊鹏唱，他拉的。
陈彦衡是我的一个朋友，我一直想（学）唱，陈彦衡教我。他说，你绝对不能唱，你要想唱戏，只能唱小丑．，你五音不全，不能唱。
很可惜呀，我本来研究明史呀，我收藏了好多明朝时的画，收藏了很多。这个明朝的书法，那些古董、画啊，我几乎都没了，我都换饭吃了，都卖了。
那个书法啊我都留着，我很喜欢书法，我留着，现在恐怕在台湾呢要拿出明代的书法也是不容易的，我专门留有明代的。清代的当然我也有，（但）现在差不多都没有了。我原来留书法留很多很多，明代的书法恐怕是我收得最多的，还有扇面，大的收不起了，明代的书法、扇面，明朝有名的这些人，我差不多几乎没有没收到的。明四大家，明朝这个所谓画工精美的，我就成套的，有的没收到，收不到。在大陆还可以，在台湾很难收到。
我当年在北方，我算是差不多第二，就不能说第一。我要是在第二个，就不算头一个，就这么讲。我从前没有旁的嗜好。就是收藏字画，个人管道也有，拍卖的也有，一种嗜好。
我有一幅字，我当年是花三万块钱的，二十九个字，就二十九个字，我花三万块钱，一字千金吶。现在这个东西，有人看见了，眼看着在日本横滨博物馆里头，王献之的，羲之的弟弟。
【编者注】张氏误记，王羲之、王献之应是父子关系。
外编 唐德刚论张学良
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
——为「纪念﹃九一八﹄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而作
在本世纪二○年代的中段，也就是中国南北军阀混战的末期，那发源于东北的「奉系」，可说是一枝独秀了。奉系自一九二四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一面以二百万日元的重赂（一说是「奉天官银号一百多万小洋买来的」——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第七七页韩玉辰文），争取了冯玉祥对「直系」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十月廿三日），幽禁了曹锟，摧毁了他的「贿选政府」，由黄郭组织「摄政内阁」，以作过渡。
同时奉军以其重建的「一、三联军」的精锐，在少帅张学良的指挥之下，突破了直军防线，在山海关、秦皇岛一带包围了吴佩孚的主力，缴械纳降三万余人。吴大帅仅率残卒数千，浮海逃遁，使「第二次直奉战争」成为奉系全胜之局。
奉系羽翼下的「段执政」
自此奉系大举入关。主帅张作霖（时任「东三省巡阅使」）亦于十一月初抵天津，晤冯玉祥商讨善后，并决定公推前「皖系」军阀首领，其时退休在天津闲住的段祺瑞，暂时出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以后再另作安排。
段祺瑞这时原是个孤家寡人。但是他毕竟是做过「北洋军阀」的总首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有其剩余价值，足资利用。所以冯、张二人公推他作「临时执政」，实各具「挟天子、令诸侯」的私心。而段氏宝刀未老，在各派公推之下，依违其间，也颇有乘机再起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但是他也知道，论实力，冯则远非张之对手；论历史，他原是冯玉祥这位有名的「倒戈将军」第二次倒戈（民国七年）的受害人。所以他对张则一直是折节服从，对冯则难免阳奉阴违，虚与委蛇了。
就在这同床异梦的情势下，段祺瑞便于十一月廿四日在北京就职。张作霖亦率奉军千人入京观礼。就职之后，段执政便按他自己一厢情愿的安排，假戏真唱了。第一他要废督裁兵、堰武修文，来解除各省实力派的兵权。「废督裁兵」原是前大总统黎元洪发明的。在中国军阀时代，凡无兵权的当政者都主张废督裁兵；有兵权者，则反对之。可是这一次段显然是得到张作霖之谅解的。张乃自请撤销他原有「镇威将军」的「将军府」，并解除「东三省巡阅使」名义（仍「节制东三省军务」），改任「东北边防屯垦督办」。
由于张的支持，段也发表冯王祥为「西北边防屯垦督办」，驻节兰州。冯在曹锟政府内原为「陆军检阅使」，屯重兵于京畿南苑。至是，段亦裁撤「陆军检阅使」名位，促冯去西北任所就职。段亦以同样方式电其他各省，废督裁兵，虽收效甚微，然其后凡以北京政府名义外放之省区武官，一律称某省「军务善后督办」，虽换汤不换药，然「督办」的名义在「执政」时期，就与「督军」头衔，混杂使用了。
段之另一着棋，便是他的「善后会议」。他要网罗全国实力派，如孙文、黎元洪甚至吴佩孚等，及清流如胡适、王宠惠等百余人，来开个全国性的「善后会议」（颇像后来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然后通过这个会议，他想或可炮制出一部新的「宪法」或「共同纲领」一类的东西。如此，则他的「临时执政」或可名正言顺地变成「永久执政」或「大总统」了。——这显然是段执政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他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四日就职，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逃往东交民巷，一共干了一年多的「临时执政」，他的如意算盘，就是这么打的。
孙中山的「最近主张」
再者为着他的「善后会议」——善后会议的名单中，怎能没有「孙文」呢？——段祺瑞乃附和张作霖和冯玉祥的主张，联电奉请屈居广州的孙文大元帅北上，为和平统一，共商国是。
一九二四年秋第一个电请中山北上的原是冯玉祥。冯在幽禁曹锟之后，无以善其后。眼看他的「首都革命」的果实就要落入张作霖、段祺瑞两大军阀之手，因而他就想起有盛名而无枪杆的孙中山。以冯的枪杆捧孙的牌位，岂非天作之合？加以冯那时已与赤俄的「第三国际」早有往还。与一位「以俄为师」的革命领袖相提携，也是最顺理成章之事。
奉张父子之邀请中山北上，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主意。盖雨亭（张作霖字）、中山原为老友。他两人的儿子学良、哲生（孙科别号）也占「民国四大公子」的一半，交情不恶。雨亭曾以巨款济中山之急；而中山亦在雨亭危急时，为他卖过命。真是交非泛泛。原来在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军被吴佩孚打得溃不成军。当全国都在幸灾乐祸之时，空谷足音，孙中山却在桂林通电援奉，大骂「吴贼」。盖此时中山正率陈炯明的「粤军」，打垮老「桂系」，师次桂林，欲乘势「北伐」。为此中山竟与陈炯明闹翻。弄得叶举叛变，「炮打总统府」，中山几乎把老命送掉；而庆龄夫人受惊，竟至当街小产﹒﹒﹒，孙公为之狼狈不堪。这在奉张看来，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感。
一九二四年九月，当「第二次直奉战争」已箭在弦上时，中山又舍命相陪，指挥一些虾兵蟹将，什么粤军、桂军、滇军、湘军、赣军、川军、豫军﹒﹒﹒，御驾亲征，北上韶关参战，讨伐曹吴。但是这时他在广州的革命根据地，竟危至一城难保。与近在香港的英帝国主义呼吸相关的大班陈廉伯，和他配备精良的「广州商团」正阴谋「倒孙」、「杀蒋」，并摧毁黄埔军校。因此黄埔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均在一夕数惊下，向孙文连电告急，而此时孙之内战兴趣正浓，为着他那绝无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广州也不要了，黄埔也不要了。远交近攻，联张反吴「孤注一掷」（孙公致蒋函）去者。
一九二四年九、十月之间，孙中山在韶关的蛮干，在当时独守孤岛的黄埔蒋校长看来，可能是荒唐透顶，但是在北方的奉张父子眼光中，孙文还是够朋友的。当他们十月底打垮吴佩孚之后，有志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远在两广的「孙文」（「孙文」是当时北方军人对中山的习惯称谓），还是要交结的。所以奉张当时也欢迎孙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的主意的。
可是我们这位国父却是一位私心极少的正人君子、爱国者、直肠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的考虑虽然全属空想，却是从民族整个利益出发的。正如他在后来的「遗嘱」上所说的，他应约北上是有「两大主张」的。这两大主张便是：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
中山先生要开个什么样的「国民会议」呢？像「民元国会」或像他自己在广州搞的「非常国会」（一九一七），或是「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后会议」（一九二五）？抑或是像国共两党后来所搞的「扩大会议」（一九三○）、「国民参政」（一九三八）、「人民政协」（一九四九）、「国民大会」（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人民大会」（一九五四）﹒﹒﹒？他老人家并没提出具体方案。纵是提出了，历史也会证明它是一场无用的闹剧。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则更属空想。那时神州大陆，各省均在关门砍杀，遍地枪声。那些战败了的军阀官僚，都还要靠「不平等条约」体制下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满日本站、威海卫、九龙，甭说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战胜者，也要靠这些地方去吃喝玩乐呢﹒﹒﹒，「废除不平等条约」，岂是中山号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不过在我们的民国时代，朝政失纲；在野者总比在朝者有舆论声望、有道德权威。他可喊口号、讲大话、唱高调以赢得全国喝彩而成为「君子」、「圣人」，名满天下。何况中山的确是当时中国最高层政坛上唯一的「现代人」（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ｎ），和无私忘我的圣徒（Ｓａｉｎｔ）。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当时在中国声望之高，是举世无匹的，虽然他所唱高调之不切实际，也是与他的声望成正比的。因此当他在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除夕抵京，至翌年三月十二日病殁，在全国的爱国情绪上，是打了一剂强心针，而在实际政治作用上，确未泛出应有的涟漪。奉张父子对他也就不太重视了。
张作霖「武力解决」的腹案
「北京政变」后，张作霖对时局的腹案，显然就比孙中山的实际多了。——张搞的是「枪杆出政权」，用武力统一中国。「武力统一」这四个字是段祺瑞在搞「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时发明的。继之而来的接班人是吴佩孚；吴之后才是张作霖。其实奉张之后，蒋、毛二公所搞的还不是「武力统一」？反观我国三千多年的历史，哪有什么「和平统一」这回事呢？所有「分久必合」的现象，都是「武力统一」的结果嘛。民国哪能有例外呢？
作霖当时的腹案分明是：屯重兵于华北，压制冯玉祥，最好能不战而屈之。然后招降或中立那善于观风的山西阎锡山；再挥军南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消灭直系的残余势力，如盘据沪宁一带的齐燮元，闽浙一带的孙传芳；甚至包括仍然寄生于武汉、洛阳一带的吴佩孚本人。长江既已在掌握中，则华南、西北，不难传檄而定也。事实上奉军于一九二五年春季南征，便是循这条腹案脉络前进的。
张少帅的震主威权
这次奉军（第三次）入关南下的编制，是自「东北陆军」中编出六个「军」，由姜登选、李景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许兰洲分任第一至第六军军长。每军之下各辖三至六个「旅」及若干「独立团」，如炮兵、工兵、辎重兵等等。另加空军、海军由少帅张学良直接指挥。六个军的总人数，盖有二十余万人。
在这六军之中，再以最精锐的一三两军合组「一、三联军司令部」，以张学良为司令，而以第三军副军长兼第六混成旅旅长，也是当时奉军中最具现代化头脑和最干练的将才郭松龄为副司令。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再次扩编；改旅为师、改军为军团。改「一、三联军司令部」为「京榆驻军司令部」，驻天津。直辖步兵六师十二旅，骑兵一师两旅，炮兵两旅，工兵一团。少帅张学良任第三军团军团长兼司令，郭松龄副之。共有步骑炮工辎各兵种七万五千人。奉军六人军团的张家父子兵之精华，悉在此中矣。张学良若非「少帅」也就权高震主了。
至于「京榆（或作津榆）驻军司令部」设立之确切日期，当事人如张汉公（张学良字汉卿）本人及郭大鸣（松龄之弟）等之「回忆」及诸史家著录，均略有出入。盖「军团」之设立，「司令部」之改制，均发动于一九二五（民国十四）年春，而完成于同年九月也。
奉军南征与诸将分封
可是当奉军于一九二五年春季沿津奉、津浦南下，志在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少帅这支奉军主力并未动用。它的主要任务显然是稳定华北、控制北京，并监视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冯玉祥的「国民军」。
至于奉系其他次级部队和杂牌军的首领，则随奉系地盘之扩张而就地分封为各地军政长官。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东三省老巢之外，第一块落入奉军掌握的地盘便是「热河特别区」。第五军副军长阙朝玺乃奉命率两个奉军混成旅及若干地方部队，出任热河都统，驻节承德。
第二块落人奉军掌握的则是直隶省（今河北）。第二军军长直隶人（满族）李景林乃奉命出任直隶督办，驻节天津。所辖奉军及改编后的地方部队凡六万余人。
自北向南的第三块地皮，便是山东了。一九二五年四月，第二军副军长、山东人张宗昌，乃衣锦还乡出任山东督办。
张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少年贫困，「跑关东」（山东人去东北谋生的习惯语）谋生。曾在海参威卖过烧饼，在东三省当过「胡子」，并学会了一些下等俄语。嗣后经过招安当兵等一系列行伍过程，终于能在直皖各系军中逐渐升迁，最后回东北投老少帅，至此竟做了山东督办。他所统率的除少数正规奉军之外，也改编了大批直鲁两省地方部队，号称「直鲁军」及少数「白俄军」。盛时竟拥众十万以上。虽然这位出名「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并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少兵，多少老婆，多少银子。
一九二五年初，张作霖以张宗昌凶猛善战，又在长江流域有作战经验，乃予以「苏鲁皖剿匪司令」名义，嘱其挟前「淞沪护军使」、因战败而投奉的卢永祥，挥军南下。张、卢于一九二五年初击破直系齐燮元军进占南京。卢永祥并于南京一带网罗一些淞沪旧部增组「宣抚军」，仍以张宗昌为总司令，率军循沪宁路东进。一路取常州、夺无锡、占苏州，终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底占领上海；再循沪杭线南进，与直系另一悍将孙传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所部相持于沪杭之间。奉系势力发展至此，可说是臻于极盛了。然奉军此次南进远及苏杭这块天堂地区，张宗昌实居首功。
因此当张宗昌得胜班师之际，论功行赏，张作霖乃授意段执政将山东督军郑士琦他调，遗缺就由张宗昌这位民国史上的「标准军阀」递补了。张宗昌督鲁一督三年，直至「济南惨案」（一九二八年五月）爆发之后，才被北伐军赶出山东。最后被白崇禧在滦东缴械，始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一九三二年他返鲁扫墓，误入韩复（上矩下木）的圈套，终被枪杀。
一九二五年四月张宗昌北返督鲁时，张作霖乃派心腹智囊总参议杨宇霆任「江苏督办」，第一军军长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并统率长江下游的奉军。
奉军既占苏、皖，则奉系此时所夺地盘已扩及八省三市—关外：黑吉奉热（热河是省级特别区）；关内：冀鲁苏皖，及北京、天津和上海。天津上海在政治区划上虽直属冀苏二省，其实际影响力较其母省容有过之。
以中比西，则此时的奉系地盘较中古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或近代西欧之英法、德、奥、意、荷、比、西八大列强疆土之总合犹有过之。
奉系此时拥有精兵三十七万人，陆海空军俱全，训练、装备、补给皆举国无双。奉张父子之权力，至此可谓登峰造极了。
就在这奉系势力如日中天之时，民国史上最大的国耻之一「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在上海爆发了。一时举国沸腾。学运民运的目标都集中于「打倒帝国主义」，而上海的各国租界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正当这华洋对峙，双方于春申街头摩拳擦掌的紧要关头，少帅张学良奉老帅之命，忽于六月十三日率奉军精锐两千余人，进驻上海。这时被中国工运学运吓惨了的英法租界当局，见奉军入沪，竟联衔向少帅要求派军人驻租界加以「保护」。
此次中国军队进人租界，不论各方解释如何，也是中国租界史上的创举。这时的少帅，年方二十五，官拜中将，风华正茂，其为人也，又面如冠玉、潇洒风流。周旋于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场之中，真是如鱼得水。
在一次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女公子（顾维钧博士的大姨子）的高级宴会上，他这个「小把戏」也结识了其后名播国际，在西安事变中发生决定性作用的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没有他夫人于凤至的这位「结拜姊妹」的不时翼护，则汉卿在其后五十年的「管教」期中，也就要辛苦多了，危险多了。此是后话。
郭松龄叛变的历史意义
不过话说回头，这时不论奉系势力是如何的强大，它终究是个「北洋军阀」的一支。它上下所搞的还是刘邦、项羽那一套——穷兵默武、逐鹿中原。谁把鹿捉到了，谁就做皇帝。这个老套套，在「民国时代」就不够用了。
知父莫若子。张学良总喜欢把他老子与他的上司蒋中正作比。他说前者是「有雄才、无大略」；后者是「有大略、无雄才」。所以他二人是各以短取败，要各以长相辅就好了。
「雄才」者何？「水浒」英雄，「说唐」好汉也。隋唐之际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大略」者，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民主专政、农村包围城市等等是也。换言之，你得对你自己的政治措施、政治布局有认识，有远见，有策略也。斯为张老帅之所无。他老帅口口声声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长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决了，则「以暴易暴」耶？这点他就讲不清楚了。讲不清楚则不但长江各省武力解决不了，他用武力强占的苏皖二省，在一九二五年秋又被南方军阀孙传芳等夺回去了。——军阀失之、军阀得之，于我老百姓何有哉？这就是没有「大略」的毛病了。
再者，对白己的政治措施无认识，则连自己内部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这样就爆发了一九二五年冬的「郭松龄倒戈」的闹剧。郭松龄（一八八二—一九二五）于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廿二日，突然叛奉自立，号称「国民四军」或「东北国民军」。历时不过一月零一天。虽是昙花一现，而功败垂成，意义深远。当时若天如其愿，在东北取张而代之，则其后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北伐、清党一连串的历史故事，也都不会发生了。今日的中国甚至整个东亚，也不是这个样子。「历史的偶然性」，可不信哉？
郭松龄叛变是怎么回事呢？简言之，它是奉系内部矛盾的表面化；而奉系内部矛盾又是当时整个中国内部矛盾的一部分。盖奉系在本世纪初年张作霖接受招安开始，二十年中他们就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这帝国之内因而也就派系丛生。而派系中矛盾最尖锐的盖有三大集团。第一是随张作霖招安而来的「元老派」，包括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人。这元老派原是一群绿林豪杰，略识之无的老粗。当他们觉得他们的帝国之内需要充实一批新人材时，他们便延揽了一批留日归国的「士官生」——这是当时中国各省区的普遍现象（只有袁世凯的嫡系「北洋六镇」是个例外。袁不用士官生）。士官生既在地方武力中得势，奉军中因而也有一个「士官派」。它在二○年代的首领便是杨宇霆（一八八五—一九二九）。士官派本依附于元老派，渐渐地它却掌握了元老派，成为奉系中的当权派。至于奉军的中下级骨干，则又是「陆军大学」和它自己「东北讲武堂」训练出来的毕业生。无形中他们也就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陆大派」或「讲武堂派」。这一派的精神领袖原是该校一九一九班毕业生张学良。而张学良是「少帅」，是全军的副统帅，职责繁多，又欢喜声色狗马，不常在军中，因此他们的实际领袖便是出身陆大并曾任讲武堂教官的郭松龄了。郭松龄掌握了「京榆司令部」，也就掌握了奉军精锐。
上述三派在奉军之中不特时为权位而倾轧，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倾向亦大有不同。要言之，则元老派与士官派早已形成一个官僚集团，在位攘权；思想生活也都比较保守，甚或腐化。而讲武堂派则比较年轻、笃实，所受当时的潮流——如「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和「五四运动」（一九一九）——的冲激也很大。他们反对祸国殃民的内战，同时对元老派的旧军阀统治，也有反感。其中尤其是郭松龄影响最大。郭的夫人韩淑秀是学风比较新颖而激进的燕京大学毕业生，与冯玉祥的老婆李德全同学，感情甚好，过往亦密。而冯此时已与「第三国际」挂钩，北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南与中山的俄籍顾问鲍罗廷都在暗中往还。至于苏联对冯氏「国民军」的弹械支持，和国际共党在冯军中的顾问活动，也早已不是秘密。凡此种种，对郭松龄都是新鲜的刺激。尤其是冯玉祥对直系的「倒戈」，以及冯在「北京政变」后的迅速发展，郭氏显然也不胜羡慕。他既然深知他在奉军中所掌握的实力，远超过一年前冯氏在直系中之所有；他也深信他如挥戈「倒奉」，那真如探囊取物了。倒张之后如再与冯玉祥联成一气，并得苏联之奥援，则华北可大定也。因此郭氏于十一月中在日本观操奉召归来，席不暇暖，便与冯玉祥订了七条攻守同盟的密约，随即于十一月廿二日发出通电，公开反奉了。
反奉倒戈必败的原因
郭松龄的反奉倒戈，其军中显然是有文人（如他所特请的林长民、饶汉祥）无策士；不像冯氏倒戈，有个黄郭为他出谋划策，所以他一出手便铸下大错。为着与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相呼应，郭把他手下奉军番号改成「东北国民军」。冯的「国民军」那时与共产国际挂钩是尽人皆知的。郭之叛奉，一开头就与冯玉祥摆出个没有必要的搭配；这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郭不要冯的支持，冯也不支持他并乘机混水摸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