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唯一能左右郭张内战的是日本的「关东驻屯军」。日本人本不喜欢奉张父子，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日本人更怕带有共产色彩的「国民军」进入满洲。日本人终于决定不让郭军穿过南满路，并将他们的「驻屯军司令部」移入沈阳。这一来，奉天便成为铜墙铁壁。张老帅也就决定率残部反攻了。
再者，兵骄必败。郭氏自信心太大了。兵未发勒，他就要搞个原一、三军团的嫡系，把那些有心投靠的杂牌地方军，如热河的阙朝玺、直隶的李景林以及其他的吉林军和黑龙江地方部队等，均拒于圈外，太阿倒持，化友为敌。
郭君也忽视了，二○年代中国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仍是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他统帅的原是张家的父子兵。奉张父子虽「大略」不足，却各有「雄才」。有礼于士大夫，亦有恩于士卒。他们将帅士卒之间，是有深厚的情感，离间不易，而郭氏怀偏将之才，反而疑忌成性，如今却要奉「少帅」以伐「老帅」，然其对少帅亦口是而心非。如此司马昭之心，将士之间亦何尝不洞若观火呢？
所以郭氏如早怀异志，欲成大事，则应效法他的小东人搞西安事变的干法：出其不意，劫持统帅；然后以三两天功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办法。舍此不图而称兵犯上，一经胶着，旷日持久，则叛军就要作鸟兽散了。——这就是郭松龄原本克榆关、取锦州势如破竹，然终于十二月廿四日兵败巨流河（沈阳西南），单骑走麦城，而夫妻双双被擒伏诛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笔至此，有余慨焉！
冯玉祥是众矢之的
郭松龄兵败身死固然是他夫妇的悲剧，而郭之倒戈对奉张父子也是个致命的打击。郭在日本观操，奉老帅之召回国的目的，原是要借重这位猛将西伐冯玉祥，南征孙传芳的。他的突然叛变把奉张父子这军事计划，完全扭转了。他的叛变也使奉军内部的裂痕更为表面化。虽然郭氏死后，张学良曾仿效曹操官渡之战（二○○—二○一）焚卷的故事（曹操把自己将士与敌人勾结的信函掳获之后，未加查阅便全部焚毁，并说「斯时孤且不保！」），把靡下将士与郭松龄私交的证据全部焚毁，既往不咎，然军心究非昔比。有的郭氏死党如参谋长兼炮兵旅长魏益三便拒不归队，终率余党数千人，仍称「国民四军」，依附了冯玉祥（见魏氏自述，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二一五页）。
可是尽管郭之对冯颇有敬慕之情，而冯之于郭，则显乏投桃之报。当十二月初郭氏「讨奉」战事正烈之时，冯忽挥戈东向。他不是援郭而是挖郭的墙角，向已宣布「脱离奉系」的直隶督办李景林大举进攻，抢夺了直隶省的地盘，并霸占了天津作「出海口」；他也乘阙朝玺鼠首两端时，突然夺取了热河。鹉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时冯玉祥的声势自然直线上升。东起天津、西迄兰州，长城内外的草原牧场，尽成冯氏「国民军」的天下。在北京他驱策段祺瑞，挟天子令诸侯，也炙手可热。因此郭松龄死后，奉军重振旗鼓的第一个对象便是冯玉祥了。
一九二六春初，张家父子乃整编残部，率师再度人关。守关原「叛将」魏益三不支，率其「国民四军」逃往保定。少帅精锐乃占领滦州，直指天津。
这时奉张父子对冯玉祥是必除之而后快。那时他父子对冯的办法，除奉军正面进攻之外，并檄调败退山东的李景林和张宗昌的「直鲁军」攻其南；作霖更遣专使与吴佩孚释嫌修好，约他自武汉北攻冯军于信阳；并诱引阎锡山出娘子关取保定，使冯之「国民军」四面受敌。
在冯氏四面楚歌之时，那位寄冯氏篱下，无兵无将而徒拥高位的段执政，处境就更为困难了。他深知他只能「执政」于张、冯、吴三派的均势之下。一旦其中任何一派独得其势，武力失去平衡，他就要下野了。因此段执政在国民党「北伐」前夕，实在是个三处磕头、四面讨好（三面之外再加一面便是原八国联军时帝国主义所组织的「公使团」）的一位最可怜可嫌的国家元首。
「三一八惨案」与天安门喋血
冯玉祥原是「北洋军阀」集团中唯一的一个没有固定地盘的主要军阀。他游击全国，四处依附、四处「倒戈」，竟成为民初全国知名的「倒戈将军」。当然他倒戈最成功的一次便是一九二四年他叫做「首都革命」的「北京政变」了。这一下他忽然搞到个全国第一号大地盘——北京。但是北京太重要了。玉祥无意中得之，但是得到了，他又消化不了。只好捧出个老军阀段祺瑞做幌子。可是段祺瑞的资格又太老了，他竟然要假戏真唱，不愿做冯玉祥的傀儡，已如上述。冯既指挥不了他，而自己又不愿做自己傀儡的喽啰。因而这位「作假作了一辈子」的「倒戈将军」对段执政呈请「辞职」又「辞职」；而段执政对他则「慰留」又「慰留」。二人心知肚明，都在唱戏。只是直至一九二六年春，这台假戏再也唱不下去了。——受他唆使向张家父子倒戈的郭松龄已兵败身死。死敌奉军已倾巢南下。而被他倒戈几至身败名裂的吴佩孚，又信誓旦旦必报此仇。玉祥处此逆境，唯一可以自保之道便是南交汪蒋，北靠苏联了。汪蒋对他自然是欢迎之不暇；而斯大林、托洛斯基也早已看中了他。一九二六年初，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索性公开化了。
俄人援冯既然公开了，则日本援张，英人援吴，也就更加积极了。一部中国近代史，原即是一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角逐史。这次北洋军阀的内战，帝国主义的阵线也是十分明朗的。因此在二月初旬当奉军舰艇在大沽口外出现时，冯军乃在大沽口沿海设防，并以俄制水雷封锁大沽口，并一度与故意穿过封锁线的日舰炮战。如此一来，帝国主义就全部卷入中国内战了。日本人就首先对冯军布雷，提出抗议。
三月十六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大帝国主义，更联合援引「辛丑条约」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四十四小时期限的「最后通碟」。
段政府怎敢得罪帝国主义呢？同时他也为讨好奉张，并暗防赤俄，乃劝令冯部停止布雷。冯玉祥之是否接受段的劝告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却是段之向帝国主义低头，大大地违反了全国的民意。这时「五卅惨案」的血犹未干，而帝国主义气焰又起，是可忍孰不可忍？加以这时「国共合作」情意方浓。国民党（也就是共产党）在华北的地下活动，正如火燎原。「五四运动」当年的激进分子，这时多半是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者，一声呼啸，则学运工运便一哄而起。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星期六），激于义愤的北京学生和市民数千人乃集合于天安门前开了个「国民大会」，声言反抗「八国通碟」。要求把八国公使赶出中国，并撕毁「辛丑条约」。大会由徐谦、顾孟余、李大钊等公开或暗中主持。一时群情激昂，呼啸冲向国务院。这时执政府的卫兵慌了手脚，卫队长乃下令开枪。枪声骤起，群众前逃后冲，秩序大乱。被击毙的学生和市民达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是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屠杀徒手学生和平民的「三一八惨案」。
这一杀不得了，全国舆论为之沸腾。北京政府亦自知理屈，国务总理贾德耀引咎辞职，段执政亦明令对死者抚恤，伤者送医。但是这批军阀当局总以为这次群众运动为国民党（共产党）地下煽动之所致，乃下令通缉徐谦、顾孟余、李大钊（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石曾、易培基等。徐谦等乃避人俄国使馆。这就伏下了后来张氏父子查抄俄使馆的契机。
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学运、民运，从政府的立场看，都是「坏人」煽动之所致。其实所有群众运动都是激于义愤的；「坏人」只能推波助澜而已。此时段政府之无力「撕毁辛丑条约」，无法「赶走八国公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段政府之枪击爱国学生与市民，死伤至二百余人之多，那就混账之极了。
邓小平初出茅庐
这桩「三一八惨案」只是军阀混战史中一件「惨案」一段「插曲」，无关乎大局。这时张吴联合讨冯，冯自知不敌，乃分饬所部自直隶与河南向北京撤退。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准备向西北逃窜。冯的另一着棋便是干脆把他与第三国际和国民党的关系正规化。
三月廿日，当广州的汪蒋正为「中山舰事件」，开始决裂时，冯却应鲍罗廷之约自平地泉赶去库伦。未几鲍亦偕大批国民党要人顾孟余、陈友仁、谭平山、邵力子、于右任等抵库。在诸人劝说之下，冯也就同意加人国民党了。
在「近代中国」这座大舞台上表演出将入相的演员们，他们「才」、「德」和社会背景，基本上差别有限。只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却是一部从「中古」逐渐进入「现代」的转型史。在这蜕变期中，则有极明显的「阶段性」。表演后一阶段的演员就要比前一阶段的，更要「现代化」。前一阶段的演员，如不把握时机教育自己（像孙中山那样），当时代进人次一阶段，你就要被时代所遗弃，变成新时代的「革命对象」了。像冯玉祥这样的人，他自「滦州起义」（一九一一）的小革命党，转变成民国初年的标准大军阀。等到二○年代中期这个军阀阶段渐成尾声时，他如不有所转变——不论是自动的或是被动的——就势必和吴佩孚、孙传芳等同舟共沉了。想不到在一九二六年初他因兵败走投无路之时，却被第三国际看中而加入了国民党。
国共合作和北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在这「新阶段」中，冯玉祥本是没份的，但是三凑六合，使冯氏搭上这条新列车，便随之进入次一阶段了。
玉祥于四月中既与第三国际和国民党洽谈妥当，四月底他就接受苏联的邀请，偕徐谦等一行到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莫斯科朝山去了。一朝四阅月，正赶上「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直下长沙武汉。国内形势大变。当这位老军阀带了一批斗志昂扬、信心十足的青年共产党邓小平等和大量俄援武器自苏联返国时，冯玉祥也就是另外一个冯玉祥了。
四大军阀各怀异志
话分两头，当冯玉祥得意洋洋地走向莫斯科之时，他留下的一批「国民一二三军」的将领鹿钟麟、孙岳、张之江、宋哲元、韩复（上矩下木）却正被奉直二军打得七零八落。这时无兵无将的段执政自然地就要抛弃冯系，而向争夺北京城，来势汹汹的奉直两军之间求其均势了。但是张家父子这时的兵力远在直系残部之上，所以段执政在依违之间，难免就有「暗通奉系」之嫌。事为冯系守将、时任北京警卫司令的鹿钟麟所悉，鹿乃于四月九日派兵围执政府、缴卫队械，举行二次「北京政变」，把段祺瑞赶入「东交民巷」。鹿为自保计乃释放前总统曹锟，声言愿重隶麾下；并通过曹锟与吴佩孚释嫌修好，希图共拒奉张父子，然吴则与奉张另有密约，拒不接纳。鹿自知独力难以抗奉，便于四月十五日全师撤出北京，退守南口。冯军既撤，那由张宗昌、张学良、李景林所率之奉军及直鲁联军乃长驱而入，占领了北京——也结束了为时一年有奇的段祺瑞「临时执政」的闹剧。段氏一去则中枢无主，由颜惠庆等暂时「摄阁」，勉维中央政府于不坠。至于政府前途，就要看张作霖、吴佩孚，尤其是前者决意如何安排了。
在双方代表于五、六月间一再磋商之后，彼此决定对「颜阁」暂时维持，而对冯之「国民军」则双方合力加以解决。此时冯的残部显然是根据冯发自莫斯科的密令，在奉直两军东南两方夹击之下，向西北转移以求自保。冯军西进则首撄其锋者便是山西的阎锡山了。
阎氏自辛亥以后，盘踞山西十余年，自称要把山西建成半个日本。对北京政潮，总是鼠首两端以避祸。他甚至把山西铁道系统建成「窄轨」，不让外省军车进人山西；他在山西非必要时亦不出省。
可是这时我不犯人、人却要犯我。冯部国民军石友三、韩复（上矩下木）等部于五月下旬，以流寇姿态，侵入大同。眼看雁门关甚至太原都危在旦夕。久踞穴中怡然自乐的阎老西，一时手忙脚乱，乃连电张、吴两帅告急。愿率三晋健卒，同伐冯贼。
阎之伐冯，无他，拒贼自保也。
吴之伐冯者，誓报前年一箭之仇；并图借机重主中枢也。张之伐冯者，入关为主，取而代之也。
因此，张、吴、阎、冯，四大军阀，各怀异志．各军将领，谋利求禄，各为其主。把整个华北打得烟雾弥漫、血肉模糊。可怜千万生灵，被这批军阀弄得尸填沟壑，家破人亡，惨不忍睹。这时华南两广的国民党也正在东征西讨，枪声遍地；汪蒋二人为争领导权，正彼此勾心斗角。湖南的赵恒惕、唐生智更打得头破血流。驱汪以后的国民革命军，也于此时乘湘乱而北伐。一时中华大地，南北东西，都炮声隆隆。这时的中国，哪里还是个国家啊？!
奉张统一华北的远景
在这华北四大军阀混战之时，四人之中以吴佩孚比较空虚。他虽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毕竟是强弩之末，众叛亲离，兵力无多。加以他北至南口，南及衡阳，绵延千里，一字长蛇阵的战线，进攻退守均属不易，随时有斩头、除尾和断腰的危险。事实上当他于一九二六年春应张作霖释嫌修好，共除冯玉祥的密约（见苏锡麟自述，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八二页），计划北上讨冯时，他拖在南方的尾巴——赵恒惕的湖南地盘，就被唐生智吃掉了。唐自知无力抗吴，乃投向两广，这便引起了革命军的「北伐」，吴佩孚也就首尾受敌了。
至于阎锡山阎老西这位山西「土豪」（章太炎评语），原不是个雄才大略的野心家。他毕生的心愿都集中于维持山西省这个大票号。这一点他也的确做到了。所以对付阎老西，除后来的共产党以外，国民党和日本人都赶他不走。但是为着保持山西这个老巢，合纵连横对他都只是技术性的问题。阎锡山是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的。北伐军势力大了，他也可追随「焕章大哥」（冯玉祥字焕章）加人国民党，受命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大同雁门之争，也就忘于脑后了。
冯王祥在华北虽是个无根军阀，但是他一旦发现了「联俄容共」、「加人国民党」这条新出路，思想搞通，乐不思蜀，南口弹丸之地的得失，对他也无关宏旨了。
至于长江流域那些小军阀，处于四战之区，北边战败则投南（如唐生智）；南边战败则投北（如孙传芳）；南北相持则舍冷灶烧热灶（如陈调元）。他们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再看那些据守西南、西北的边疆军阀。在王纲解纽、中原无主之时，他们就你砍我杀，兼并边睡，称王称霸。但是一旦中原一统，新朝崛起，他们自会奉表称臣，甚至撤藩归政，皆不是大问题。这一套样板戏，已在我国历史上演出了两千余年，此次不过是最后一场罢了。
所以我们民国史发展至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初，局势已十分明朗——南方已逐渐统一于「联俄容共」，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北方政权则渐次归并于奉张父子。双方「楚河汉界」，一南一北把神州中分为二。分久必合，要中国重归一统，就要看谁强谁弱，谁死谁活了。
「安国军」成立始末
可是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政局的变动是太复杂了。以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位白裔中国史老教授，曾立志写一本书叫「一九二七年之中国」。他老人家，无征不信，把鸡毛蒜皮弄得太仔细了，写了二十余年，还缴不了卷——其实他所写只是南方的半个中国而已。
那时作为「革命对象」的北洋军阀，和他们的北京政府，其复杂情况，亦不下于南部的国共两党。虽然如此，我们长话也不妨短说。
话说冯氏「国民军」鹿钟麟部，为直奉所逼，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撤出北京，退保南口之后，张学良随即率张宗昌、李景林入驻北京。自此北京便是奉系的天下了。北京政权在军阀时代之更迭，原是形同儿戏的。此去彼来，自有长乐老人随时「劝进」。这次奉系当权，长住北京的一些官僚政客们，也就动脑筋，劝张作霖进驻中南海，出任民国大总统了。
可是张作霖却不愿率尔操觚。他虽然以统治者自居，于六月廿六日亲往北京晤吴佩孚。当吴氏主动北上亲自指挥讨冯的南口之战时，张亦于三日后离京。其后便往返于津奉之间，坐山观虎斗。吴佩孚攻南口逾月无功时，老帅始令少帅接手以奉军专长之重炮轰毙国民军万人以上，终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四日攻克南口。冯军西遁，华北遂成张家天下。
当南口之战正在高峰时，南方的北伐军也正迭克名城，于七月一日颁布动员令，七月九日「誓师北伐」。八月廿六日与廿九日乃发生早期北伐战史上最有名的「汀泗桥」与「贺胜桥」之战。其惨烈情况，当时亲临前线的指挥官张发奎和李宗仁两前辈，曾为余详述之。
贺胜桥防御战的指挥官便是自南口战场仓促南下的吴佩孚本人。吴帅曾手刃退却的旅团长数人，挂其头于电线杆，亦不能阻止吴军败卒的「反冲锋」。
两桥之败，使吴军丧失了全部精锐，也丧失了再战的士气。纵横中原的吴大帅从此一蹶不振；最后还死硬地「不住租界」，就只好解甲归田了。
吴佩孚既败，革命军乃兼程入赣入闽。在碧溪、德安、南昌、松口、漳州等一连串的决战之后，也消灭了孙传芳这位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的主力。
吴佩孚、孙传芳，多少年来都是奉张父子的死敌，双方鏖战不停，有胜有败，从无已时。孰知不出数月，这两大死敌竟为蒋介石所彻底击败。这在奉系看来，正可坐收渔人之利。因此老少帅两父子，便要以援孙援吴为借口，挥军南下，重掌苏皖豫二省已失的地盘了。
此时孙传芳率其残部两面受敌，自知非依附奉军，绝难自保，乃于十一月下旬单车北上，在天津向张作霖乞援请罪。与少帅约为弟兄；以父礼事老帅。并领衔遍约原奉直皖晋各系旧军阀阎锡山、张宗昌、商震、刘镇华、张作相、吴俊升等十六人，商组全部北洋军阀之联合武力，并名之曰「安国军」，以对抗自南方新起的「革命军」。同时向张作霖劝进，公推张为群帅之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而以孙传芳（五省联军）、张宗昌（直鲁军）、阎锡山（晋军）副之。
实至名归，张作霖亦居之不疑，乃于十一月卅日在天津通电就职。十二月廿七日遂移节北京。作霖此次入京，显然以国家元首自居。扈从之盛、戒备之严，均前所未有。专车至前门站抵步时，自前门经正阳门、天安门、西长安街至张氏驻节的西城顺承王府，沿街均用黄沙铺地、净水拂洒，俨然是前清帝王的銮仗。此时笔者先父与诸叔均随祖父小住北京，目睹其盛况。诸叔均为在学青年，归来绘影绘声为我辈孩提言之，至今不忘也。
「安国军」、「革命军」短兵相接
「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张作霖无限便利：
第一，他于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初便名正言顺地发重兵南下。东路由张宗昌指挥「直鲁军」循津浦线前进，于三月间进占南京入驻上海。孙传芳军撤往江北。当革命军在白崇禧、何应钦、程潜等指挥之下，于同时进人沪杭宁三角地区时，「安国军」和「革命军」就短兵相接了。
「安国军」西路则由张学良于二、三月间指挥奉军主力率重炮七十余尊，循京汉线南下，进占郑州，沿途有零星直系部队不听命归附者，则予以缴械。吴佩孚两面受敌，不得已西窜四川，依附杨森，京汉在线的奉军与革命军也就要正面接触了。
在奉军（包括「直鲁军」）于东西两线代替了孙吴两军之后，乃与北伐的「革命军」两面作战。在沪宁，以及津浦在线的张宗昌，虽不战而走。在西在线的张学良、唐生智、张发奎的争夺战，却是十分激烈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两军相遇于豫南之驻马店、郾城、周家口一线。奉军以其国际驰名的「七十尊重炮」，排轰张发奎。六十余年过去了，去年张汉公与笔者谈及此役，犹眉飞色舞不止；而小子何幸，三十年前亦尝与张大王（张发奎在军中的绰号）详谈驻马店之战。大王深许奉军重炮为其「铁军」北伐中第一号劲敌。然大王也告诉我说：「他们那时简直不敢开炮！」为什么呢？张说：「那时我们革命军士气最旺。——我们在前线，敌方哪个炮声最隆、机枪最密，哪个地方就是我们冲锋的对象，所以他们不敢开炮。」
总之驻马店和郾城之战，奉军吃了败仗。当张发奎乘胜攻入郑州张学良的司令部时，在学良办公桌上发现有敌将「留交张发奎将军」一封亲笔信。大意说，英雄识英雄，是好汉，将来「抗日战场」上再见。向华（张发奎字）莞尔纳之。去岁汉公与我谈及，也证实有此「留函」。这也可看出他们那时内战双方的心境。
五○年代中，张发奎数访台湾，曾违禁约访幽居中之张少帅。二人互道仰慕之忱。杯酒联欢，一笑泯恩仇。当年驻马店一带的数万冤魂就算是白死了。
老帅升级为国家元首
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张作霖的第二项便利，就是他不必再「挟天子、令诸侯」了。他已是事实上的「天子」。只要把名位稍作调整，再作点姿态以赢得列强驻华「公使团」的承认（这是那时军阀政府的必要条件），他就可正位做「天子」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也是南方国民党「清共」运动蓄势待发之时，张家父子在北京也取得了「公使团」的支持，一举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搜查之后，逮捕了 国共两党地下领袖六十余人。略经审判，竟将李大钊等中共党员二十余人判处「绞刑」，并将所搜得的中俄文资料编纂成「苏联侵华阴谋文证汇编」的巨帙，公诸世界，赢得苏联以外各帝国主义驻华公使的一致喝彩。在各公使支持之下，张作霖便正位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元首了。
六月十八日，在原「劝进」人士继续劝进之下，张作霖公布「军政府组织令」，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且出任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原摄政内阁总理顾维钧呈请辞职，由潘复继组「军政府内阁」，诏告世界。
张作霖以中国元首之尊，在就职之日亦循古帝王及近总统旧例驾莅「天坛」祭天。正当大元帅手捧金爵向苍天喃喃祝祷之时，不意失手，金爵坠地，爵扁酒流。闻者咸认为是不祥之兆；至少也是美中不足。——此一小插曲为当时卸任总理的顾维钧先生六○年代初在纽约告我者，当非虚语。
国共两党的内讧
在张作霖出任「大元帅」之后，北方的军阀中国，尚能粗安，而同一时期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国民党统治区，则天翻地覆。
原来国民党在北伐初期占领武汉取得相当胜利之后，党中部分军政领袖便认为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权力过重，为防止军人独裁，应设法加以抑制，乃发生了「倒蒋」的暗潮。追革命军于一九二七年初底定沪宁以后，此一暗潮则逐渐蜕变成国共之争。盖共产党原亦在「倒蒋」阵营之中，而上海一带之金融界所谓「江浙财团」者，则由于社会性质上之反共，乃转而「拥蒋」。致使国民党分成左右两派，势成水火。而共产党乃成为左派之左派；蒋氏则成为右派之右派。你死我活乃势所难免。迨汪精卫于四月初自苏联归来——汪蒋原有「中山舰事件」之宿怨，至此旧恨新仇，一时俱发。加以苏联之第三国际及上海的江浙财团各自暗中助阵，乃演成「宁汉分立」。蒋氏在右翼军头桂系将领公开协助之下，一不做、二不休，乃发动「四一二事变」之「清共运动」。一时人头滚滚，国共合作期中之「跨党」菁英，一时俱尽。即上海一地跨党分子之死难者即不下万人。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在上海亦几遭不测。因此国共第一次合作五年之成绩，至此全付东流。
南京「清共」不及三月，武汉以汪精卫为首之左派国民党，为争夺上海财源，亦继之以「分共」（见陈公博自述）。国民党既全部右转，而共产党亦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向极左发展，乃有八一之「南昌暴动」和继之而来的「秋收起义」，乃至一九二七年底之「广州公社」。
党纲解纽，则枪杆至上。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吾见桂系「逼宫」、蒋介石「下野」、龙潭血战、李宗仁讨唐、张发奎讨桂、李济琛讨张、「铁军」自杀、汪精卫逃亡﹒﹒﹒一连串数不尽的事变。国共两党皆自顾不暇，「北伐」也就无形中断了。北伐中断，也使北京的张作霖做了半年的太平大元帅。
阎锡山估计错误、傅作义死守涿州
但是一九二七年的国民党虽自戕太过，毕竟改组未几、党员年轻，腐化未透而冲劲犹存。它经过半年的折腾，至一九二八年初蒋中正又偕新婚夫人宋美龄回到南京，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实行二次北伐。
在二次北伐中，他虽失去猛将张发奎、唐生智、贺龙和叶挺，但是却增加两支北洋军——冯玉祥和阎锡山。
玉祥于一九二六年自苏联返国后，乃整饬旧部国民一二三军为「国民联军」，自任总司令，于九月十七日「誓师」五原，宣言接受三民主义，效忠国民党，旋即率部入陕。一九二七年夏当奉军战败撤出河南，武汉部队亦自郑州班师企图「东征」蒋介石之时，冯军乃重入河南。六月十日冯氏与汪精卫、唐生智等开「郑州会议」，接防郑州。旋即奉蒋总司令电召，于六月十九日东去徐州与蒋中正、李宗仁等举行「徐州会议」。斯时宁汉之战已箭在弦上，双方班师，无暇北顾，陇海西段乃重入冯军掌握。至一九二八年初，蒋总司令复职，北伐军改组时，冯已拥众四十万，虎踞中原，乃受命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遵命北上讨奉。
至于阎锡山，他原为安国军中劝进分子之一，并荣任安国军副司令，然见北伐军势盛，阎亦于一九二六年底遣密使赵戴文往南昌见蒋，愿加入革命军。惟迟至一九二七年春，阎氏仍不敢表态，以南蒋北张，胜负莫卜也。迨张学良败于郾城，撤出郑州，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阎锡山迫不及待，乃易帜自称「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遣猛将商震北入绥远，进据张家口。傅作义东进直隶，占领涿州。阎氏原来腹案是配合北伐军，抄奉军后路，先入关者为王，乘机占领北京，而国民党内讧，革命军两路班师，回长江两岸，另打内战，则非阎氏始料所及也。
张学良斯时虽败于革命军，而晋军则远非其敌手。学良乃回师围傅作义于涿州；邀击商震于察绥之间。商震败绩，奉军尾追入晋。阎老西偷鸡不着蚀把米，一时救援无人，全省大震。所幸傅作义坚守涿州为三晋屏障。涿州不失则山西可保无恙。学良乃调集重炮，誓拔涿州。一时弹下如雨，全城尽毁。古人所谓「负户而汲，掘鼠煮筋」，莫过于此。守城晋军与涿州居民，伤亡几尽，而作义坚守不降。奉军积愤乃至动用毒瓦斯炮弹，亦不能奏效。自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至一九二八年一 月六日，傅作义一守三阅月，实是今之所无，古之鲜有。作义一战成名，中外舆论均为之喝彩。迨弹尽援绝，最后接受奉军和平条件时，国内政局已面目全非——蒋总司令复职，二次北伐正整军待发。未几阎锡山便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总司令」，与白崇禧、冯玉祥两军比翼前进。奉张以寡敌众，力有不胜，老少帅便要考虑退路了。
皇姑屯事变
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八年春继续北伐时，原分四路出师直指京津。何应钦率「第一军团」循津浦路北上。除在济南为日军所阻，引发「济南惨案」之外，「直鲁联军」未多抵抗便退往直隶（旋改名「河北」）。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则于津浦、平汉两铁路之间自新乡向北推进。白崇禧则率「第四集团军」之一部（原唐生智旧部，经桂系收编者），循津浦线北上，直迫保定、北京（北伐后改名「北平」）。阎锡山之「第三集团军」则循年前旧路，东出娘子关，北出大同，拊奉军之背，向北京作大包围。在此军力悬殊，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奉张父子唯一的出路便是在北京逊位让贤，回师东北，再作打算了。
据张学良将军近年告诉我，他在一九二七年夏季自郑州班师时，便决定力谏老帅，停止内战。盖连年杀伐，他耳濡目染，觉得内争太无意义而老百姓受祸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郑州登车返京时，在车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帅细询之下，竟与之相对流涕。张学良那时不过二十七岁，还是个血性青年。这位老人的故事，触发了他潜在的良心——他自觉不能再做个祸国殃民的青年军阀。回到北京之后，乃泣谏老父全师出关，内战绝对不能再打了。至于后来的涿州之围，也实在是晋阎投机所惹出来的，也是他奉父命的结果。
在学良力劝之下，老帅也迫于现实，他父子乃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决定全师出关。可是他父子这一决策，却忽视了那把他们家乡早已视作禁脔的日本帝国主义了。
当时日本田中内阁对我东北的侵略设计，则为增建五条有战略价值和经济利益的铁路。为此「五路建设权」，日政府一直在逼迫张作霖正式签约，而张是个爱国的硬汉子，对日本这项要求，始终「软磨、硬泡、死拖」，永不立于文字。
可是日本在华的「关东驻屯军」对我东北的阴谋那就更进一步了——他们要设立个傀儡政权，使东北永远脱离中国。如果张作霖不是个适当的傀儡，那就杀张而另选之。所以张作霖出关之前，媒体中已有日本要扶持张作霖做「大辽帝国皇帝」的传闻。不幸的是我们这对父子档老少帅，都是雄才有余而大略不足的英雄。他二人始终不把日本阴谋看得太严重，并有一种「谅他不敢」的胡涂自信心——皇姑屯如此，「九一八」亦然。因此当老帅于六月三日在北京专车返奉时，竟坐上前西太后的御用专列，堂而皇之，浩浩荡荡地开往奉天。如此，日本人若有意杀他，那就是插标卖首了。果然于六月四日清晨五时三十分，皇姑屯一声爆炸，张老帅就应声殉国了。
从以美为师到以俄为师
张作霖之死，不用说在近代中国也写完军阀混战史的最后一页。笔者作此长文的目的，也是想把皇姑屯事变前三四年之间，最复杂的军阀混战的故事清厘一番。如此，不特使一般读者对军阀故事略知始末，也可为「九一八事变」铺陈点历史的背景，以乞教于方家。
拙篇若有余事足记者，则是对「军阀」这一万恶名词，亦未始不可略作反思。
张作霖「军阀」也，然作霖竟以拒签「五路条约」而死国。吴佩孚亦军阀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据说，最后亦以誓不事敌而招杀身之祸。张宗昌军阀中之最下陈者，然济南惨案前，亦尝坚拒日军化装直鲁军以抗南军之要求。大节无亏，均足垂名青史。
以故所谓「军阀」者，固不可一概而论。盖我国近代史的发展，从中古社会走向现在社会，实有其极显著的「阶段性」。舜犹人也，各阶段的英雄豪杰，都是各该阶段的特殊产品。各阶段有各阶段的通性，各阶段亦各有其贤与不肖。非此阶段人物多属圣贤，而彼阶段（如军阀时代）所产者，尽属不肖也。治史者「秉笔直书」，绝不可先有成见而一竿打翻一条船也。
再者，各民族国家（尤其古老文化如中国者），均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发展之背景。「特性」往往大于「通性」。我国所特有的「国家强于社会」和「中央集权」的帝王专政制度，自秦汉以降，虽算不得是个「好」制度，然亦不失为农业社会中「有效用」（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的制度，故能一拖两千年，至今不衰。然此一制度在现代化的工商业社会中则失其「效用」。以故我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运动的主要目标，一言以蔽之，便是在寻找另一个「有效用」的新制度，为长治久安之策，如此而已。
自中山革命之初，由「同盟会」至民初「国民党」，吾民族所向往之新制度，实为「议会政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总统制」等等之美国模式也。一切以美国为师。然廿世纪初年（甚至中期以后）之中国，却无实行「美国模式」的任何条件。因此「总统」也，「国会」也，搞了十来年，至张作霖组织「军政府」，即证明早年「美国模式」在中国的彻底破产。「军阀政治「（Ｗａｒｉｏｒｄｉｓｍ）者，此一美国模式破产之并发症也。
孙中山先生，圣之时者也。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以后，见列宁革命成功之新经验而「顿悟」，而「大彻大悟」。他深知「中国革命若不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自此我们寻找新制度的方向就转向「俄国模式」了。
长话短说，中山逝世后的六十年来，「中国革命」，若有若干「成就」，均中山遗教，「以俄为师」之结果也。然前段已言之，中国现代化运动之发展，是有其显明的「阶段性」。各阶段有各阶段的贡献，各阶段亦有各阶段的极限，不可毕其功于一役也。「以俄为师」，一重要「阶段」也；但是也只是一个「重要阶段」而已。此一「阶段」一过，若吾人但知墨守「旧师」、「先师」，而不谙「出师」、「求师」之道，则在下一「阶段」中，就必然要落伍了，要做「新阶段」的革命对象了。
然「出师」之后，何择何从？今后「求师」之山门又在何方？事属「未来」，治史者则不愿多言矣！
一九九一年七月廿九日于北美洲
【编者注】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九卷第三期，原刊发表时附注：本篇注释太多太长，当编另篇发表之。文中有若干条海外罕见之史料，则随文略注之。
花花公子．政治家．军事家
——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
在五光十色的中国近代史中，在百余年当政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败的记录上，最多彩多姿的领袖人物「少帅」张学良将军，应该是独占鳌头了。他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一生，在民国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领袖中，真没有第二人可与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撒手（左金右间）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去年我曾看过一部叫做《少帅传奇》的电影。那显然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这部电影里的传奇故事比起少帅传记里的真实故事来，恐怕还要逊色呢。少帅实际生活的传奇性，似乎要比传奇电影里的传奇更富于传奇性！
张学良本来就出生于一个富于传奇性和戏剧化的家庭里。他父亲「老帅」张作霖便已很够传奇了，他由一个东三省的「胡子」，那个比小说书上的「梁山英雄」更富戏剧性的真实的草莽英雄，在满清时代由落草剪径，到抗俄抗日、招安立功、升官发财，而出长方面。他所长的「方面」，竟比西欧英法德奥诸列强的联合版图还要大得很多！
既有方面之权，作霖乃起而逐鹿中原，终成短期的中华之主，当上了北京政府的「大元帅」——当时中国正统的国家元首。学良便是这样一位不平凡的「胡子」的儿子。他也是在草莽中诞生的，嗣后跟随乃父，水涨船高，竟然做了军阀时代的中国「末代皇帝」的太子。
张大元帅由于秉性忠烈，不可能做汉奸，因此不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容，终于兵败之后，为日人所暗算而以身殉国。这一段简略的老帅传记，本身便已足够戏剧化了；那时曾有意侍候老帅，终于变成少帅顾问的顾维钧博士，就曾经告诉我一个真实而富有戏剧性的故事：作霖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应为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就职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时，曾举行一次历代帝王和历届民国总统都循例举行的祭天大典。当张氏正在天坛之中捧爵而祭，并喃喃祝福之时，孰知一不小心竟把这金爵摔落地上，爵扁酒流，使大元帅惊惶失措，与祭者也都认为是不祥之兆。
其后不久，那批在北京以专才身份待业待诏的博士帮，包括顾氏自己，可能还有王宠惠、颜惠庆、施肇基等一群，日长无事，结伴行街。他们曾戏以张大元帅的生辰，冒为一无名老人的八字，请当时知名北京的一位相士代为算命。这相士把八字一排说，这个命贵则贵矣，只是现在他已是黎明前的「电灯胆」，马上就要熄灭了。「电灯胆」便是北京土话中的电灯泡。在那电力不足的北京，黎明前的电灯胆是特别明亮的。可是不久张氏这个明亮的电灯胆，便在皇姑屯熄灭了。
这一故事是顾氏在海牙做国际法庭法官，返纽约向我口述其《顾维钧回忆录》，和我一道午餐聊天时亲口告诉我的。这位国际法庭大法官，那时没有向我捏造这一故事的必要。我之所以提出这些小故事，也只是帮助说明张作霖、学良父子的一生，是多么富于传奇性罢了。
张学良自己在其所撰写的所谓《忏悔录》中，也曾说明他昔日从政的缺失，是在识蒋之前一辈子未做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他只跟他的「先大元帅」做了多少年的少帅，而这少帅却是从一个花花公子开始的。
张学良可能是中华民国史上最「花」的花花公子了。但是治民国史者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统兵治政的干才。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在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少帅张学良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其难就难在这个三位一体了。
论倜傥风流、挥金如土，上开飞机、下驾汽车，左拥右抱、女伴如云，而莺莺燕燕之间，中西兼备——连法西斯霸主墨索里尼之千金，亦在少帅腻友之列，则少帅实非小说书上任何风流小生所能望其项背了。
汉卿、汉卿，我国近百年来的凤子龙孙、高干子弟，生活糜烂不堪的，也是成队成群了，但是哪个能和你相比？老实说，汉卿吃喝玩乐的记录，真正有钱有势有貌有才的邓通潘安也不难做到，而难的却是大厦既倾、树倒猢狲散之后，仍有红颜知己，舍命相从，坐通牢底，生死不渝。——这一点纵是《红楼梦》里情魔情圣的贾二公子，也无此福份，而汉卿你却生受之，岂不难能可贵？我们写历史的、看小说的阅人多矣，书本上有几个真假情郎比得上你？
一荻、一荻，你这个「赵四」之名，也将永垂千古。在人类可贵的性灵生活史上，长留典范，为后世痴男情女，馨香景慕。睹一荻之痴情，羡汉卿之艳福，读史者便知，若汉卿只是个酒色之徒而非性情中人，他哪能有这个美丽的下场。——花花公子不难做，但是古今中外的花花公子，有几个不落个丑恶的、难堪的结局。漫说是像张学良这种大头头了，读者闭目试思，在你所亲见亲闻的酒色之徒中，有几个不凄然而逝？红颜知己，学生战友云乎哉？
赵一荻，我们历史家也替您喝彩！
至于张学良将军是个军事天才，我们读史者亦不能反证其非。学良才二十出头，便指挥数万大军，南征西讨。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将军」，与吴佩孚等老帅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
当然学良的大官大位是与他「有个好爸爸」分不开的。但是他那个好爸爸也幸好有这么个好儿子。学良是他的「先大元帅」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挥。他们的父子档，正如京戏舞台上所创造的「杨家将」。没有这个儿子，则张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逊色多了。没有这个儿子，老令公于「碰碑」之后，余众也就统率无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