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我们军队的规矩，用军队里的话说就是，喧哗无好事。你懂吗？这是《孙子兵法》上讲的。
我早上还睡大觉呢，不管天有多冷，我向来睡觉是脱光了，光屁股睡。
一大早上，就听外面乱嚷嚷的。头一回这样儿，我还没醒，吵嚷什么？我就赶快把衣服穿上，想看看到底吵什么。
有人（报告）说，曹队长在外头。我说，叫他进来。进来后我就问，曹队长，你干什么？他说，我是来管军团长讨赏的，我要钱。我喝斥他说，什么事你笑嘻嘻的？他原来是给我当参谋，我当参谋长时，他当团参谋。我说，你说正经话，不要扯淡。干什么呢，怎么回事？他说，我把高汝栋给打死了。我说你别瞎扯淡，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是这么回事。我们的铁甲车，在平汉路作战，打仗的时候，铁甲车后面都是跟着好多个步兵。那天跟了两个连的步兵前进。打进来打出去，差不多打了三进三出。后来，我们军队退了，把铁甲车给扔在外头了。底下人就来报告，说人家步兵都退了，把我们给扔在外头了。连长安慰士兵说，你不用怕，一会儿我们的火车会回来拉我们，这天还黑着呢。
天刚一亮，这铁甲车也动了。那铁甲车后头就是一个炮，俄国的炮，当年是张宗昌装的。
哎呀，铁甲车终于移动了！可是，跑了一阵子，那里头有个连长就说，不对，方向不对，是往那边走了，不是往咱们这边走。再一看，原来是敌人的铁甲车把我们的铁甲车钩上了，勾走了。这是敌人的铁甲车啊，那儿就是高汝栋的司令部，他看见这儿有一辆车，就给挂走了。
我们这铁甲车里有个班长，是管这个炮的，他说，他妈的，我给他一炮算了！这个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那旁的人忙说，你打不得，你一打，咱们离这么近，炮筒子就炸了。他说，去他妈的，我不管那套！结果，使那么大劲儿，「砰」一炮，就把他们前头整个铁甲车撞残了，一车的人都死在车上。并不是被人打死的，也不是炮弹炸的，里头的人都是震死、闷死了过去了，有的人眼珠子出来了，有的人肠子出来了，有的人腿打坏了。
你说这军队！这一下，我们不但没退却，反而打胜了。
我一听赶紧说，赶快下命令，赶快追击。我们就出击了，好家伙，一下子打出去几十里，把他们的总司令给打死了，把军长也给俘虏了，把师长也给俘虏了，整个打了个大胜仗。
打仗，你不能说是运气，不能说是谁怎么地，他们都挺敢打，这就是战场。我打胜仗败仗打了多少回呀，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像这个事儿似的，那也没预料到呵。
【编者注】此事约发生在一九二七年三月。
我二十一岁就作战了，所以说对这内战我是恨透了，我打死了多少人吶。
因为什么反对内战？我父亲后来不打仗是（因为）我，我在我父亲跟前痛哭流涕呀。我从河南回来，我到河南那叫什么阳那个地方，往陇海路那面去的火车站上，不是信阳，我们把车停在那儿。唉呀，我看见这样一个情景，我非常难过，眼泪都掉下来了。我看见一个老人趴在地上，饿得呀可怜极了，给他钱他都不要。我们把吃的馒头扔给他，馒头扔在地上，他就连土带什么抓着就吃呀。我就追问他，我说，你怎么这样？家里没人了吗？没有儿女么？他就说连年在这打仗，都给抓去当兵去了，拉走了，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老的不能走，弄得没有饭吃呀。
这是在河南，我这个人一着急就说不出来人名地名，那我当时就自个儿问我自个儿：谁做的孽？我们军人做的孽！
回来我跟我父亲说，让我休息几天。他说你不要作战了，你休息两天吧。
自个和自个打，今天跟你打，明天跟他打，明天又合，后天又不打，打死了那么多人。我跟你说，我那时候作战心里难过得很，我父亲知道我。打死的都是相当的佼佼者，剩下的无能后辈，来请功受赏。这要真是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这个战争干什么呢？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明天我跟你又去打他，后天又好了，又去打，这打什么意思呢？这干什么呀？
为什么打内战呀？为什么呢？真正是有目的还可以。
我真是厌倦，我一直厌烦内战，就是剿共我也不愿意剿，这有什么意思呀？而且彼此都是很厉害的。
七、我就想自个儿逃了
北伐军打到河南，我退走时留了一封信，那个时候北伐军前线大概是白崇禧指挥。我这封信留给谁呢？我的司令部在陇海铁路，陇海局的负责的那时候还不叫局长，是叫督办什么的，我留给他的。这封信我大致还记得，很长一封信，我说我告诉他们几个事情，我们剩下好多的粮食，我知道粮食不能让敌人得去，要放把火烧掉的，但是老百姓没粮食吃，你们拿去赈济老百姓。大概是这样，我忘记了。第二点我说那个黄河铁桥我会炸的，我也知道你们会追击来的，我把它毁了你一时修不上的。但我没毁，我没炸，那桥梁是国家的。第三点还告诉他什么事儿。有三件事情，我留了一封信，很长的一封信。
我跟你说一段小故事，张发奎你知道不？可惜他死了，他不死你可以问他。
我们俩都到了英国，郭太琦当英国公使的时候，郭太琦请客，给我们俩介绍，张发奎说你不要介绍，我们认识。他说，哎，你们俩怎么认识？他说我们俩最认识了，他认识我我认识他，就数我们俩打得最凶。
我们俩碰上了，北伐的时候在河南，张发奎说我自从北伐没碰上过这样的军队，我那个军队那天谁打的呢？就是王纪他爸爸——王树常，第十军，那打得可真凶了。王树常和王树翰俩不是一家子，两个不一样，是我两个大将，一个文的、一个武的。所以我跟张发奎说笑话，说不打不交。
我们从前不认识，就是在英国认识的，后来我跟张发奎很好呀，他还到这来过。
我们有一天，在一个饮茶的什么地方吃饭，一个他，一个张会堂，空军的，也是我朋友。我们三个姓张的在那吃饭，过了差不多有三四个月了，我又到那儿吃饭去了，那儿的人说你们三个张将军．那两个都没有了，都没有了。我说你这意思就是我还没死呢。他说不是不是。
我们俩很好呀，真的很好。
当时那仗可打得凶，把蒋先生从前最喜欢的一个团长绍打死了，后来郝柏村告诉我，说那个家伙姓蒋呀，是蒋先生最喜欢的一个团长（蒋先云）。
我那天手底下也阵亡好几个呢，有一个人让我心里很难过，他还是国民党呢，在我手底下当团长，我也知道他是国民党，我也不管，我这个人向来不管。过去说我手底下谁是共产党，我知道谁是共产党，你要干你就干，你凭你良心。
我们打得好凶吶，那打得可真凶，所以我跟张发奎说，我打仗我也没碰见这么样厉害的，说他是「铁军」嘛。
打仗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军队的战斗力是和你自个统治的关系、首领的关系、编制上的关系、行政的关系相联系的，个头、体格与那毫无关系。
【编者注】此节战事发生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张学良信中第三点指「我有些重伤员官兵，不便移动，请贵官本人道的观念，加以医救，不胜感激」。王树常，一八八五—一九六○年，辽宁辽阳人，东北军高级将领。张发奎，一八九六—一九八○年，字向华，广东始兴人，国民党高级将领。郝柏村，一九一九年生，江苏盐城人，国民党高级官员。
当然，东北军当年开始的时候（并不厉害），第二次奉直战争，东北军很好，良心话，训练得很好，那时候郭松龄负责训练，我训练兵（训练得）并不好。等到郭松龄叛变了以后，这个东北军的训练就没有那么好了，尤其是我带的东北军更坏。
怎么更坏呢？那时候我们东北军分三派了，一个是张宗昌带的，一个是李景林带的，一个是我带的。那时候东北是发奉票，我们军队是给奉票，奉票不值钱呀，我们那饷比人家差得太多了。要说我们过去失败不失败的缘由，我心里是知道的，可是我无能为力了。怎么无能为力了？我们东北军这个伙食，原来军队都是当兵的挣自己的钱，就是自己吃自己的。因为经常作战，作战的时候就给发粮，士兵们喜欢，愿意作战呀，但回来了，又是你自己吃你自己的。东北军后来就分开了，就是粮食是粮食，饷是饷，粮食由公家发。后来东北军没办法，我们就发点粮食，我们明明知道军队里头吃这个粮食是怎么吃的，比方说这一连人，本来应该一百人，他现在剩了九十个、八十个，他还是领一百个人的粮食，那粮食那钱哪儿去？明明知道就是给他们军队上了，所以这样子慢慢地，就跟咱们军队刚到台湾一样，你自己去自力更生去，所以这事情慢慢弊病就出来了。
开始时候没弊病，慢慢弊病出来，就把这个纪律弄坏了。后来的东北军实在就是腐败下来了，就是钱的问题、饷的问题。人家张宗昌什么的都能拿走，他们自己地方有钱；可是我们没有，还一样。他们把军队都扩充了，我带的军队没扩充。郭松龄倒戈也是跟这有一点（关系）。张宗昌出去的时候本来是一个旅呀，第二次奉直战争的时候，他一个旅一扩编，差不多是好几个军，李景林是一个师，一个师就编成三个军。那么我们没有扩编，所以这郭松龄嘴不说，心里也是难过的。
我的部下都有这个想法。这是事实嘛，我有什么法子呀。我那时候给我父亲出几个道儿，我父亲骂我，妈的，你小子要当督军，你要想起来？
没办法！当然我没办法，所以，那时候我有一次就想走了，不干了，把那东西扔那儿，不做了，我真想不干了！那时候韩麟春跟我很好，他跟我讲，他说要走（也）是我走，你走，你能够把你的军队的事、能够把你儿子的事扔下走吗？你往哪儿走呀？
我就想走了，就想出国，自个逃走了，不干了，不干这个了！
我什么都干，香烟我不抽，抽大烟，那个烟太小。人家是吃喝嫖赌，我是吃喝嫖赌抽，我什么都干，我抽鸦片。
我跟鸦片第一次作战、第一次抽鸦片是因为发火了，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