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跟他呀，傀儡还要装得像傀偏样呀，你要知道，给日本当傀儡，你那个傀儡都不好当得很吶！
——张学良
一、东北易帜
我有一首诗，倒是想要告诉你——
谒延平（王）祠
逆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
我最得意后头两句：
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你看出我这诗有什么意思在里头？我是在讲我自己呢。假如我不是这样，东北不是就没有了吗？我和日本一合作，我就是东北的皇帝呀！日本人真请我当皇帝了，真请过我，跟我声明了，做皇帝！
谁干的呢？就是土肥原吶。他是王道论吶。
话儿都说明了，我就因为这个跟土肥原说崩了，我就知道东北不得了了。
他一直不死心，那个时候他不让我跟中央合作：你当东北的皇帝，我日本捧你，日本帮你。
我为这事情跟他火了！
那个时候，奉天负责任的日本人叫秦真次，他们叫特务长官，我把秦真次找来，我说你把土肥原换掉。
土肥原，他不是我的顾问，他是北京政府的顾问，跟我父亲来了，就当这个东北的顾问。本来日本「二十一条」里头定的是有条约的，说奉天的军人要有两个顾问，一个上校、一个上尉，两个顾问。一定得请日本两个顾问的，那是订好的，「二十一条」上有的。
所以，我就跟这个说请你把土肥原换掉的时候，他说你没有权吶，要不要他你没权，这是我日本政府的权吶。可把我气死了。
我这人吶，人家都说我是怪人，说我惹事情，都是这么惹出来的。
我说我没权啊。是，他是我的顾问，我可是没权换吶。那好，我说我有权没权，我不跟你见面，这我就有权了。
我就告诉我那个叫陈起的传达，我说上肥原顾问随时哪个时候来，随时我都不见，你就说我不见！
当着土肥原的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听着了？！我可以不见吶！我不跟你谈话，我不见你，你是我的顾问，我不见你！
你说你让谁当顾问？他们让步了！
这问题就大了，就是后来那个日本人被枪毙了。有一个日本军人跟我很好，这个军人不讲他的名字了，我就叫他。他是空军的中校，后来他就被派来当顾问。当顾问不要紧呀，我的顾问是他，我们俩处得很好呀。可是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被枪毙了。
我问过日本人，日本人都说不知道，反正「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回日本去，回去就把他关起来了，日本军人呀，把他枪毙了。
不久呀，秦真次调回日本去了，土肥原回来当长官。哎呀，我知道这个事情糟了，我就晓得这个问题大了。他回来当特务长官，他不但是没有下去，还升官了，东北的特务都在他手里头，我就知道要有事情了。
我这么跟你说呀，这个日本人吶，我跟你说我那个时候的几个人。跟我说实话的这几个人，一个是当时我的顾问，叫翟山。这个人说了句话，他说，中日冲突不但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日本之福。还有些个人，我先说一个人，他叫什么，我现在在嘴边说不出来，日本关东军的个长官，还一个关东军的司令。这两个人都很好，很想把这个事情搞好，这两个人的名字我都说不出来了。
那时候，因为东北的大连、旅顺条约要满了，我那个时候就想收回，那个日本强硬派的武官就跟我讲，他说我们日本有句话，那个城是用箭射回来的，你搁箭射回它去。什么意思？那个城呵，我是用箭射来的，你要拿回去，你就要用箭射回去，你想搁嘴要？
可是我就说这几个人，这几个人的名字就在嘴边，不参考我说不上来他是谁了，我们都说得很好。我对他们说，我的主张啊，中日的问题要是不解决，将来总是一件大问题。
当时日本那些有野心的军人，就想把中国吞并了，把中国整个灭亡了。可是这些有知识的人是有思想的，就像我说的那两个人。我对他们说，大连、旅顺名义上是我们的，事实上我们是收不回来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收回来，我们名义上收，大连、旅顺都是你们日本人的，只不过说主权是我们的，事实上还是你们管。我们用一种选举的办法，让地方选举，用选举的办法选举谁当权，就由谁来管理。名义上是我们中国收回，但是大连、旅顺就像成为一个公共市一样。
他们都很赞成，后来这两个人都叫日本人给弄死了。
一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的司令官呀，他有一个晚上吃酒，晚上回去的时候就死了。他跟我俩很好，我们俩，相当得好。那这个关东军的长官呀，文的，也叫日本人给弄死了，不是杀掉了，是把他毒死了。
那么我再说，日本的公使，那个时候叫大使了，他叫什么，我嘴边说不出来，头一任大使，唉呀，我们俩谈得来。再有那个日本的总领事，姓林，叫林久治郎，我在他的领事馆呀，差不多谈到晚上十二点，俩人谈得呀，他说我回东京去一定先把东北的问题解决，我俩谈得很好。他回去（的）时候，在旅馆里头，晚上黑呀，就死了。说他自杀了，什么人打死的不知道。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知道，这个日本呀，一个国家到了这样子，不祥之兆就来了，结果它自己把日本自己毁了，哪儿能这样子办法。
日本人不是都是坏人，就说那个林久治郎，他是总领事呀，我们俩好。
我跟你说个笑话，他后来来办交涉，他说，张学良，你先别看，我走了你再看，我把它放这儿，我是奉命而来。他就说笑话，他说我把公文放这儿，你别看，别跟我（上强下牛）嘴，咱俩别强戗，我放在这儿，我奉命来，我放在这儿我就走，你回去你再怎么答复你自个答复去，我不管。
我就说日本人也不是都那么坏呀，他也真是没办法。他跟我讲，他说的话是真话呀，他说我们做特务的人都昏了头。我说怎么讲？他说他们什么材料都收买，找情报贩子，什么玩意儿都收买。他说我告诉你，别的事情不说，我就告诉你，在我的总领事馆，有一个副领事是专门管这个的，你知道他经费多少钱？他的经费比我的领事馆的都多，他有十万块的特别费，他的特别费要开销他就得买（情报），他说甚至于呀，你的字纸篓里撕的字纸他都买。他说那些军人呀冲昏了（头），那些真的假的不管什么玩意，什么他们都信。
他告诉我一件事，日本给我一个勋章，是总领事给我送来的，日本方面的报纸说，我把勋章拿起来就摔地上了。
这个总领事说，哪儿有那么回事呀，但是我们的谍报就说你摔地上了，谁给的谍报就不知道了。
所有各省都挂起来了，这个旗呀，是我们被服厂一夜两天秘密做出来的，我们把旗发出去，所有的旗都挂出来，日本人居然不知道，我就讲这段事情。
曲折？没有什么曲折，就是他们逼我们不许挂，不要跟南京走。我跟你讲过，那个人我佩服他到万分，就是田中派来的特使——林权助。这个人，那真是外交天才。他本来是谁呀？他是皇太子——就是日本后来的皇帝的老师呀。
哎呀，这个人可会讲极了，那他把我讲得呀，劝说我好多的话，都是那个时候的话，「不改为父三年之志，可谓孝也」什么的。
我没给你讲过这段？我总是不给他一个明确答复，模棱两可。到最后呀，这个人好厉害，所以我很佩服他，后来我也想我自己，我感觉我有一点太过于兴奋，有一点失言。
在林权助那个事情上，我认为我失言，我自己后悔得了不得，我也吃了点酒。
他要走，回日本去。最后我请他吃饭，他再三逼我，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呀，我这么大岁数，他跟我父亲认识的，他说我跟你父亲的关系，又是田中派我来当的特使，奉命而来，你始终不跟我说一句落实的话，净说这种模模糊糊的。
那意思呀，是说我这老头子，这么大岁数来到你这儿，我回去无所交待呀，我没得到你一句话呀。
我也喝了一点酒，我本来那个时候是不太能喝酒的，喝了一点酒，那么稍微跟他说了一说，说到最后，我说你老先生替我打算的，替我想的，你想的事情很周到了，比我自己想得都多，我自己都没想到。
那他很高兴，他说很好。
我说，不过有一件事情，你没替我想到。他说哪件事情？我很愿意知道。我说你忘记了我是中国人。
他不讲话了，他不但不讲话，我去送行的时候，他带了个随员还要跟我讲，他指指他，不让他跟我讲，不让他再提。所以我知道我失言了。
我怎么失言？他回去后就说，以后你们不要想了，用日本那一套，以后不要想这个人。他回去在日本公开发表了，回日本公开地讲，他说日本不要对这个人再做什么打算。所以日本就决心对付我了。我这一句话就失言，我说你没想到我是中国人，我的意思是我要不是中国人可以，我是中国人呀。所以我说我失言，日本以后就开始对付我了。
有人说我不易帜，自己独立的话，东北可能可以保下来。那我就变成日本的傀儡了。那东北是大呀，你大概不知道，可是我们完全在日本人手里，日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呀！
换一句话说，这句话根本就是很不懂得情理的话，我怎么责备不懂得情理？我父亲为什么死的？我先问问，为什么他们要把他炸死？他就是不给他们当傀儡！你要做，你就得当我的傀儡呀！明白这话？
日本要干什么呢？对你好吗？它是要侵吞你呀！
我跟日本人说笑话，日本人我也有好朋友。我说，你们日本人呀，不能够叫人家跟你合作，我说一句笑话，就好像我有老婆偷你的人，你别吱声，咱俩就算了，你干吗还要夸口，说他妈的那小子他老婆跟我睡觉了。我说你们日本人就爱干这种事。
你跟他呀，傀儡还要装得像傀儡样呀，你要知道，给日本当傀儡，你那个傀儡都不好当得很吶！
说大帅如果在的话，不会跟中央合作，这话那可不一定，那就不知道了。
我就说这个事情，这话也有道理，那时候我父亲回到奉天，下面他要怎么做，那不知道。
我说日本人混蛋，也许那时候操纵我父亲能比操纵我容易。他们没想到我这个家伙是这样的。
我现在九十岁了，我也不做政治的事情，我才敢说这句话，谁也没想到我张学良这个人这么样讨厌，不论是谁，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年轻小孩。
你知道，就连杨宇霆他也想操纵我，都想操纵我，（但）我这人不受操纵的，今天说一句话，就连蒋先生也想操纵我，我也是不受操纵的，我到今天我也不受操纵的。我有我自己的主意，我有我自己的见解。那我这人做事就这样，那时候我也不信基督教，我问心无愧，我就这么做，我不是为我白己。
【编者注】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张作霖乘坐专列经过沈阳附近皇姑屯火车站时，被炸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廿九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拥护南京中央政府。
二、阎锡山干不过我
阎锡山这一点这个事情，好像是谁告诉我的，说那个徐永昌讲的，他说阎锡山干不过我，好像是徐永昌对谁说的。
说干不过我，什么意思？
我就说阎锡山这个傻瓜，「扩大会议」他偏偏要拉着我，我从来都是模棱两可的，说给我这个部长，给我那个地位什么的，我从来都没明确，我也没说反对，我也没说答应，没答应就等于反对呀，要不怎么说干政治呢，我总是模棱两可的。
他就没想到，我在那块儿摆着那么些个军队，那我的军队一出去，你看怎么样？我在山海关摆着那么些个军队，他一点没防备这手儿啊。那我军队一出去，他不就垮了吗？然后我就打了个巧电，我打了个电报，武装调停啊。我就说他没防备这手儿，如果他要防备，他不能那么垮了，所以你说政治，干政治这个事！
他大概量我不会怎么样，才那样做的，这就不晓得了。
这事儿是这么开始的，阎锡山在开「扩大会议」前，他给我打了个电报，并且我的秘书长还到他那儿去过一回。那个时候，我们对中央不满，对中央政治上不满吶。那么阎锡山就说，咱们两个人，有这个资格，我们两个人对中央政府去个电报，去个建议电报。就像今天人们常说的一样，要改革，什么事情都要改革一下。
那我给他回个电报说，我赞成你，那你领衔吧，你拟个电报稿子。你拟，我赞成。
等到他拟回来电报稿子，我一看，哎？他就是请蒋先生下野的，这是个什么事？！我就给他回个电报，我说，你请蒋先生下野，可咱俩说是请中央政府改革，你说请蒋先生下野，那么他下野，是你干还是我干呢？到底谁干呢？是你要干吗？我说，你要请蒋先生下野，我不署名啊，我不署名！
我特意派我的秘书长去他那儿一趟。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呀？你说咱俩开始的时候，来往电报说是谏政中央政府，应该改革，我答应了你，而你怎么忽然变了？你怎么要蒋先生下野呢？下野干什么？后来，他告诉我的秘书长说，蒋先生不走，你没法改革。
孙传芳跑掉干什么？杀了杨宇霆，为什么他就跑掉了？他害怕！
他是这个样子，我讲到孙传芳了，这人吶，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不甘寂寞。他在奉天当寓公，本来是很好的。
他有一次啊，他到我现在的太太那儿，那是我在外头的一个家，他就到那去见我。
那个时候就是「扩大会议」要起来的时候。让他干什么呢？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那是「扩大会议」的首领啊，他们让他到江南去活动，孙当过五省总司令呵，给他一个五省的宣抚使、还是招安使这么一个角。那么，他就客气地问我的意见如何。
但是事实上呢，他是让我帮他点忙。帮他点人，帮他点枪，他没有东西嘛，空手而去呀？意思是如此。但他就是很客气。他那时候腿上还闹点病，我就管他叫孙馨帅。
我说你问我、征求我意见，馨帅，你混到现在，你还给阎老西当个别动队长吗？他听了就知道我反对呀，他就没吱声。等到「扩大会议」召开了，我一动作，他就更害怕了，他怕我扣他，所以，他就偷偷跑掉了。
这个人，孙传芳这个人，后来我也看透了。
阎百川那时候他就没想到我会出兵，他也没想到我干那手呀，我的军队会派出来呀。所以我说阎百川、冯玉祥他们不够，为什么，你们就想你那么样，你没看看我东北那么些个军队在你旁边待着，我要一动弹你可怎么办？他就没想到这事，他想我不会动弹，那我军队一出来他不立刻就完了吗，就垮了。
就这样我打了「巧电」这个电报，我的电报就是武装调停，我那个调停里头包含有两个意思：你不停，我就打你；中央要不停，我就帮着你打中央。你明白这意思不？我这话是两说的，我就是要中国停战，不要打仗。我的心里呀，实实在在反对内战，反对透了！
【编者注】一九三○年三月，国民党各派反蒋力量发表联名通电，推举阎锡山为全国陆海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四月，中原大战爆发。八月，反蒋派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简称「扩大会议」，另立「中央」，与南京政府对抗。九月十八日，张学良发表巧电，派兵入关，武装调停，反蒋联军失败。馨帅，即孙传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年，字馨远，山东历城人。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年，字百川，山西五台人。
三、美丽的东北
在松花江里的鱼呀，他们讲，小的呀，都要一百两百斤，小崽儿，都要好几个人抬呀。
我最远到过同江，我为什么到同江去呢？我到同江一路上还很有意思，很有些故事。
我就跟那个沈鸿烈，我们两个一起去的。当时在同江，中国跟俄国起了一个冲突，在同江那个地方起了一个冲突，因为界线划得不清，我奉命去调查这件事情，同江的名字，那个地方真正的名字叫拉河苏苏。
我就讲这个鳇鱼，那时候我父亲在呢，有一年黑龙江省政府送我父亲一条鱼，我母亲就要看看这个鱼，这个鱼是没法让看，光把鱼脑袋给她抬过来，搁个大篓筐，两个人就抬着，就看了这么个鱼头。
我不敢说啊，我随便这么一说呵，大概我们吃的鳇鱼肚子，就是它的肚子。东北最好吃的就是松花江的白鱼，那白鱼就跟这个鲫鱼是一个味道，但它没刺儿。
那天谁给我讲，台湾这儿来了客人，主人一般讲究吃活鱼。我们在东北的时候，一般能吃到的也就是冻的鱼，因为那鱼出水就死了。
我吃过一次新鲜的，怎么吃的新鲜的？就是我去调查去了，我们带着一个船，当时还带着军队，因为那儿有土匪呀。我们走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水浅，船走不了了，就停在那儿了。晚上黑，船不能靠边，就搭了一个跳板，搭下来。
晚上，有月亮，我就听我的兵们吵，我就说吵什么，闹什么？他们说看见河里有个鱼，挺冷的天吶，八九月间了，他们下去就去抓，把这个鱼活着给抓上来了，一条白鱼。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船上，搁白水煮煮，那好吃极了，新鲜白鱼那太好吃了。我本来不大吃腥的玩意，所以我说人吶。那个真是美味了，可惜我没有苏东坡做首诗的天分。
现在我也很爱吃了，就是沙门，那时候在江上抓到鱼，把它扔在边上，打鱼的不要那个鱼，把它扔在河边，现在值钱了，当年没人吃。那时咱们怎么样呢？有那个人，把它捡去，拿到哈尔滨去卖给俄国人。中国人不吃。
所以，吴铁城说过一句话，没到过东北呀，你不知道中国之大。
你知道人家管我们东北叫什么？特别是对奉天人，就是辽宁人，叫「白帽子」，这个「白帽子」，我想大概是从旗人那里头说出来的，大概的意思我还不明白，为什么管我们叫「白帽子」？
当年我对朝鲜人很恨，他们专门给日本人干坏事，就仗着日本势力欺负中国人。
你们知道东北人蔘吗？那采人蔘的，可真是可怜吶，采人蔘的大多数都是山东人，没有我们土人。到那是冬天去采，不是夏天采，常常就死到（大山）里头，迷途呀，他要迷了途，带的吃的没有了，他就没办法，就出不来了，连冻带饿就死里头了。
对人蔘我父亲是内行，他对蔘茸最内行了。
他们采人蔘的人讲，说那大雪，那都下得多厚啊，奉天的冬天，你没到过奉天吧？那冬天什么都看不见，那都是雪啊。
他采的时候，说看着那个雪，一看那雪有个洞，底下一定就有。他们说挖人蔘不是用铁东西挖的，是拿竹子和木头来挖。冬天那很冻很冻的冰，不过在雪底下比较软一点，就一定要今天把人参挖出来，要是不挖出来，说它会跑了。我想那是迷信。
那人蔘都是这么大，是普通的，差不多都是这么大，一般的我想有半两到一两这么重吧，我说不出来。我们那里讲，七两是珍，八两就是宝。八两的很少，我们家有一个八两的，是人家多少年挖到这么一个回去，送给我父亲了，一直在我那个客厅里，装在一个匣子里，就整个搁那儿摆着。
挖人参的人苦得很吶，常常就冻死在里头。
在东北打猎，那所谓一些猎户呀，那是另外一种事情了。我们在东北的时候，猎户他们都是在吉林那边，对他们都相当怕呀。第一样，都是枪打得好，他们指望着枪活着么；还一样，打猎的人，屁股上都带着一块皮子，因为他是坐着打，他们打猎都是坐下打。换句话说，他们也在当土匪。有时候遇上猎户，就是遇到土匪了。我当时在吉林边防军，那个东北土匪都是在那一带，所以，后来日本起来、东北抗战的时候，那时候出名的几个人，都是在那个地方。他们当年就在那儿，什么事都干的，土匪也干，什么事都干。我们奉天就是这样，不能说全体呀，差不多都是这样，就现在这个时候，所谓青纱帐起，晚上女人上炮台啊，男人睡觉。因为男人白天要出去，所以，女人上炮台。看外头有什么，有什么动静（没）。
那东北的情况啊，我们东北人讲，好狗不吃家里的食儿：就是土匪不抢家里的。我们东北那儿的土匪大多都是，尤其我家那，都是搁热河来的。这晚上就来了，来袭击你了。所以晚上这女人都上炮台（看着）。
我们讲响瞭，什么叫响瞭呢？这家炮台很好，晚上这女人差不多都到这家来，女人晚上上炮台，都带着枪，拿步枪，躲在炮台上，假如有什么动静，女人开枪，睡觉的男人就都起来了。所以女人都会打枪，都会放枪。
四、市长风波
我跟俄国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那个时候就很想要施展一下子，不是旁的施展，不是扩张，就是想要把东北的地位提高了，那就必须跟外国人打胜一下子。
我们本来跟俄国打仗，刚开始打胜了，俄国把他们的军队换了，换了加伦，后来他来了。那打得惨吶，有一个旅整个全灭了，是一个姓韩的当旅长，整个全灭呀，团长自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全军覆灭，都没有了。
【编者注】一九二九年七月，中苏之间由于中东铁路权归属问题爆发冲突，史称「中东路事件」。
我那个二弟弟（张学铭），我最不喜欢他，他总是觉得我起来得很快。我就骂我的二弟弟，我亲弟弟，他当天津市长，是我最生气的事情。
我在这个地方发表点秘密，你们两个人都好写东西啊。这是我到现在，平生最抱歉、最难过的一件事情，这完全是吴铁城干的。
就是因为天津市长、北京市长、青岛市长这三个市长，我本来都有内定的人，甚至天津市长我已经内定，是臧启芳。后来臧启芳为这件事情很不高兴，以后我就跟他开玩笑。本来臧启芳他自己都知道了，我跟臧启芳都谈过了。
这个吴铁城啊，他送我人情，但吴铁城有坏意，我（也）不能说他有坏意。他是一方面送我人情，一方面吴铁城在东北做工作啊，要拉拢他们这三个人。因为这三个人，一个是我弟弟，一个是周大文，周大文是我玩儿的一个朋友，是给我父亲管电报的。我那时候有个秘密的姨太太住在他家，是这么样一个朋友，你知道了？那么这个胡若愚呢，是我那时候到北京在一块玩儿的朋友。我绝对不想让他们参加政治上的事情。可是吴铁城就保荐他们三个了，中央就直接任命了。
本来那时候，就连主席什么都是我自个儿说了算，不但不能说是保举，简直就等于我委任一样，反正中央承认了。
那么中央就忽然发表这事，我非常的气，就想给蒋先生打个电报，给顶回去。
我有这个权吶，有这个力量啊。我再三考虑呀，我想我这要顶回去，他们三个没关系，吴铁城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老先生当然要火了呀，吴铁城这一下子就完蛋了。
我再三考虑，就没顶。
我平生这是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这吴铁城干的事，因为我跟吴铁城也是好朋友啊。你怎么干这么一件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子呢？
我想他有两层意义，一个是送我这个人情，看看我和他们都很好的，他就保举了。二一样，他也拉拢这三个，而且他们这三个人也都会点儿外头的。那吴铁城拉他们，也许就能知道一些内幕的消息啊什么的，知道得多，以后好使用他们三个人。
我为这个事情非常难过，到现在我心里头还难过。
这事儿和张岳公没关系，那时候他不在东北，走开了。就吴铁城在东北，住在那儿，长住。张岳公这个人吶，做事儿慎重得很吶，那个人可是稳得很。这吴铁城就不稳。后来我想想，假如这件事我当初真火了，要那么一干吶，他们三个是小事，他们三个算不了什么，可是吴铁城这下子完了，吴铁城的前途就完了。
吴铁城不是蒋先生的人，是胡汉民的。那么吴铁城也把中央这秘密的事告诉我好多，那时候我对中央的事儿不详细呵，那吴铁城告诉我谁是谁，张岳公是怎么样，谁谁怎么样，谁的背景什么样。所以我说我要（真）这么一下子，就把吴铁城送下来了。所以我就没法子了，我为这件事非常难过。
我的部下也为这件事很误会我，人家不知道是吴铁城搞的，以为是我的意思啊。当时那主席呀什么的都是我下命令，说谁就是谁。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扩大会议」完了，北方的事老先生都交给我了，整个儿交给我了。山西的事什么事儿都交给我了，我要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怎么处置就答应我怎么处置，没有说不的那个字。我连跟中央商量都不（用）商量，就是我打个电话给中央就是了，那就是那儿样的。换句话说，那北方整个儿就在手里。
所以，大家都要来想着几个省主席的位置呀。
北京的那个市长位置，我好多个军长都惦记着呢，王树常就是我的军长嘛，第四军军长，他出任主席。那个于学忠也是我的军长，出任北京的警备司令。等到那察哈尔的都统，是我的一个旅长啊，旅长出去当察哈尔的主席。所以这个天津市的市长，好多部下都想这个位置。怎么出来（周大文）这么一个人呢？那儿谁都知道他是我父亲的一个译电员吶。
北平的市长，我还没想是谁呢，脑子还没想呢。
【编者注】此事发生的时问约在一九三一年三月，此处的臧启芳，据张之宇女士考证应系臧式毅之误，见《张学良探微》。吴铁城，一八八八—一九五三年，今广东中山人，国民党高级官员。张岳公，即张群，一八八九—一九九一年字岳军，今四川成都人，国民党高级官员。
天津原应是臧启芳出任，臧启芳原来教我念过几天书，可因为东北大学闹事情，我对臧启芳很不器重，几乎要把他们都枪决了。我这人要发脾气，说枪决人家就枪决人家。
东北大学学生闹风潮，哪儿是学生闹风潮啊，其实是他们几个教授闹风潮。为什么呢？教授想着一件事儿，没想到手儿，他们就鼓动学生闹风潮。我凶得很吶，就到学校去。后来，我那个秘书长老爷给我下一跪，他说你可千万别干这事儿，他说那可不能。
我想把他们几个都枪决了，我没看过学生闹风潮，当教授的也鼓动学生闹风潮的。你不知道，我这人年轻的时候凶得很。
我到东北大学跟学生们说，我这个东北大学的校长，不是运动来的，是你们把我请来的，我今天也有权，你们闹吧。你要再闹啊，我说我有两个手段：一个是我把东北大学解散关门，我告诉你们个明白，你们随便，你们自己决定；第二呀，我告诉你们，你们再闹，我可派军队来啊，军队把你们包围了，我要使用武装力量。你们自个儿决定。那学生立刻就老实了，都服气了。
当时我要把臧启芳他们四个人都枪决，我那个秘书长就给我下跪，他说，你不能啊。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他说，不是，我知道你发脾气，你真干吶！你不要发脾气，你饶了他们吧。后来我把臧启芳从东北大学就调到哈尔滨当处长去了，是中东路的一个处长，很好的一个差事。
【编者注】臧启芳，一八九四—一九六一年，字哲先，辽宁盖平人，一九三○年十月曾代理天津市长，后曾任东北大学校长。
五、和汪精卫的交往
那会儿，中央开会，那我们无聊，尽做打油诗，我不晓得谁做的了：一生猪狗熊，两眼财权势，三是吹拍骗，四为礼义廉。
我本来是坐在前头的，后来蒋先生规定的，按岁数论，六十岁的坐头一排，我那时候才不到三十岁，二十几岁，我坐在最后头，汪精卫在前面，我写打油诗：少活三十年，座位下三排．没前我不怕，屁味实难闻！
没事尽在那儿做打油诗，会开得无聊。
大委员小委员，中委执委常委，委实无聊。男干事女干事，男干事干女干事。
那时候蒋先生有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我就写：死干硬干快干，干得有趣。
呵呵，不说了，不说了，吓得这几位太太都不说话了，要骂了。
开会大家没事就写个条子，你给我（传），我给你（传），委实无聊么，真的是委实无聊。
汪精卫是这样，你听我讲这段故事，我对汪精卫非常地佩服，我佩服汪精卫。
那个时候是所谓三角同盟，总理先派的代表是孙德升，跟这个很老很老的，姓宁（宁武）的，后来当了共产党。再后来就是派汪精卫和李石曾。他们来了，我那时候还没做太高，就是招待他们。
我就跟汪精卫谈，他那口才真是一流。我就问他一件事情，我从报纸上看的，因为他的行踪我很注意，我很佩服他，年轻时候我最佩服汪精卫呀！那些年轻的革命家，李烈钧、胡汉民吶这些个人。我就问他，报纸上报（道）你过大连，你去吊庆亲王，真的吗？你吊他干什么？
他说真的，是我吊的，他说我吊他有个原因。他就告诉我说，我当年被捕，庆亲王审的。要杀我，庆亲王可以杀我，但庆亲王没杀我。他说，庆亲王就跟我讲啊，说，你们这革命呀，是有原因的，看我们清朝太坏了，假如你们成功哇，我看你也不能强过我们清朝。
他说的这句话应验了，我们今天成功了，还真不如人家清朝，弄得这么糟糕！
我这段说的是真的，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关系，来往得很好。
【编者注】三角同盟，一九一九年，孙中山与段祺瑞（皖系）、张作霖（奉系）联合，结成反直三角同盟。
我跟汪精卫俩闹别扭，就是一件什么事？跟汪精卫闹翻的事是怎么闹翻的？后来也没什么太多关系，就一件事情闹翻的。两个人闹得很翻。
我在北平负责任的时候，「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在北京负责任，他到北京来了，跟宋子文两人来的，宋子文是我的好朋友。拿着蒋先生一封信，他说我有蒋先生一封信拿来，那时蒋先生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封信呢，蒋先生很客气，就说汪院长到你那儿，跟你谈一谈，你好好跟汪院长谈一谈。
我就简单跟你说吧，他来了，就说现在你的军队应该跟日本人打一下。他的主意是让我们跟日本打一下子。
我就问他，咱们真打吗？你中央有什么办法吗？他说你要不打，南京政府受不了呀，你打一下子。我一听，说是不是中央里有所准备？没有！能打怎么样？一定打败！那我一听，为什么要打？他说首先在外面压力太大，你呀，军队动一动，打一打，跟日本人打一打，做个样子。要不这样，政府恐怕就维持不住了。
他们要我跟日本打一下，可以平息国内的反对声浪。
我说，汪先生你说什么？我说我张学良从来没让我部下给我去打地盘，我利用我部下。你那么样做，我问心有愧，我不惜打一仗，拿我部下生命来换你们政治生命呀？那不是我张学良。
我说蒋先生的信是这样的，蒋先生在信里让你跟我商量，蒋先生要给我下命令，那我没法子，那我就打。你为了什么不给我下命令？他那时候是行政院长，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下命令？你给我下命令，我当然要服从，我没法子，我非服从不行呀；你既然这个事情让我自个儿自动，我不干。你中央是不是有所准备？你真要打，那我打。你不介入，（只）让我敷衍一下子，舍掉我（那我不干）。我说这话就是主题。我这个人吶，我这人说话，有时候一着急毫不客气的，我说我张学良从来没拿我部下做交易，牺牲我部下而来换我的政治生命。而且你中央政府的政治生命力，你别找我张学良。
他说，那这是蒋先生让来的。我说蒋先生的信里说得很明白呀，是要你和我商量呀。我说如果你中央政府要怎么样，他军事委员会有权吶，他给我下命令发动，我就得发动。他下命令了吗？你跟我商量，就是要我拿个意见，你要我拿意见，就是你要问我了，你要问我，我就是这个意见。
他就非常生气，好像是我以行政院长身份来跟你谈，你给我碰了这么大一个钉子。
还有呢，这出事情是我不对。我这人不对的地方，我就说我不对。我晚上跟宋子文出去玩去了，我就没理他。我跟宋子文俩是好朋友，我们两个出去上北海玩去了。
他在这件事情上非常不高兴：你不好好招呼我，你跟宋子文俩去玩。他为这个事情非常火，回去就辞职了。
那他回到南京，他就辞职了，打出通电来骂我。我也辞职了。但是我辞职中央会挽留，他辞职了就走开了。就这么样，两个人就闹翻了。
「中央党部」（事件）以后，他给我写了很长一封信，他也不客气，他说，老要张狂少要稳。他是觉得我不尊重他，就是我不听他的话。实际上是这么个意思：我来了这么大个行政院长跟你商量，你给我碰个大钉子。
我从来就说这句话，我从来不拿我部下、利用我部下给我打个地盘，现在我的部下还有啊，你可以访问我部下，所以我部下现在对我还是尊敬。
我从来没有这样，你到历史上去翻。那个时候我跟我父亲南征北战，我在我父亲手底下是个将，让我打什么我就打什么。可是到我自己手里，你看我打过什么仗？我自己每次打仗都是为了中央统一。
【编者注】张学良、汪精卫发生冲突一事，时间在一九三二年六月。
中央党部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有人问我一句话，他说张先生你为什么救他，你救他干吗？我说你问我这句话，就证明你这个人吶，脑子没有。我说那是霎时间的事情，一秒钟的事情，我脑子还能想一想？
那天那个事情非常的奇怪，我多少会点武术，我跟你说我最奇怪的就是那天，我们本来先去谒陵，那天的气氛非常奇怪，那时候蒋先生的那个警卫跟我有联络，他说你自己要小心呵，他就告诉我说今天的气氛非常紧张，他并没说有什么事，他也不知道，就是那天的气氛非常的紧张。
是这么个事情，现在说起来很可笑。我们总跟这个吴铁城啊，大家开玩笑，大家都彼此开玩笑。我们那时候年轻，在一块儿尽扯淡，尽开玩笑，在那没事等着嘛，都站在那儿。
我是站在那个上头很高的地方，我们就开玩笑，我们说吴铁城是林森的干儿子，开他玩笑。因为吴铁城当年跟林森在九江待过。
那天，张继他们几个老先生在前台，张继先生穿花道呢子的一套中山装，那天这个张溥泉（张继）穿着黄大呢子中山装，我们在后头几排。在后头我们就开玩笑，大伙就说，呵，这个张溥泉今天怎么这么漂亮！说你看张先生今天那么漂亮，穿上花道呢子照相了。
大家就开着玩笑，要不然我还不知道是谁，我就那么看着张溥泉。
这时就要照相了，大家就等着委员长蒋先生。
那天很奇怪，蒋先生没出来，那天老先生并不是有意不出来，蒋先生没出来的原因，后来我们知道，他好像是因为阎锡山来大家都鼓掌，而汪精卫进来没人鼓掌，好像这么一回事。还有呢，好像他跟那个秘书长叶楚枪不知为什么，（蒋先生）他骂了几句，生气了，火了，他没出来。他在骂叶楚枪来的，也是因为汪精卫的事儿，也是因为李长浩布置得不合适，他生气了。
本来大家在外面等着照相，那他不来了，所以大家就照相。因为没出来，后来惹出了好多闲误会。
那么大家等他，后来说他不出来了，那就照相。一照完相，刚一转身要走，开枪了。
你知道当年吶，南斯拉夫，那时还不叫南斯拉夫，叫塞尔维亚。他那个王储到法国去，有一个相片吶，一开枪打，那个警察就拿刀往车上来，人家都往一块拥挤去抓那个刺客。
咱这好，「聋子放炮仗」，懂不懂这句话？散了！聋子放炮仗，不知道炮仗响了没响。
这一打枪，大家是「哗」都炸了，那跑的笑话多了，就别提那个了。
我是坐山观景，关键是我在高处。我在第三层上，这人都跑了，我一个人在那儿看怎么回事。我一看，霎时间的事，这张继老先生就跑上去抱住一个人，就抱那个凶手。那个凶手也不是太厉害的，厉害是拿枪打人厉害，别的他不厉害，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左轮枪，他的枪里呀，装了三个子弹，也不是四个子弹，子弹是布劳宁的子弹，你也懂得吗？打出来是一样打出来，但是没有力量吶。他大概是买不到，也许是误会了，一想那布劳宁是钢的，钢弹比铅弹有劲儿。因为布劳宁子弹不能走来复线，不能转吶。它松啊，小啊。
我就看他抱住了那个人，看得很清楚，这么抱住，那个人就拿着手枪，这么打他，他抱着他么。
哎呀！这个张溥泉他怎么这么大胆子，那家伙拿着枪，他那个枪没有子弹了，有子弹他就把张溥泉打死了。所以想起来这个事情，那真是！那人家都跑了，我站在那看热闹。
哎哟！这张溥泉，我就喊他，就下去帮他忙去了。我下去，我从前学过武，学过一点，不是学得很好，我就上去对凶手先给个绊脚，啪！他就倒下了，张溥泉就扑到他身上，就这么个经过。
那最难的就是那个照电影的，还在那照电影，他应该把电影照下来的么。别的人都吓跑了，都跑了，连警察都跑了，什么警卫，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张溥泉两个人了。
那时候在上海的《申报》，我忘了是怎么报（导）的了，两个人不都是北方人吗，张溥泉是河北的，我是东北的，所以他们就说是北方之强啦。
孙凤鸣这个人好厉害。后来知道是汪精卫的一个卫士，他给孙一枪，把孙打伤了，本来他没伤啊，打他一枪，不但打他一枪，还踢他一脚，踩他一脚，所以他就不行了。
孙凤鸣这个人，可以和荆轲刺秦齐名，可惜呀。
他打了三枪。我跟你说，我这人好研究事情，你要我干什么，我大事小事我都研究。我太太总骂我，你什么事都研究！
我是个军人，我从军人的角度来给你解释，他那是一个左轮枪，他这个枪里，放了三个子弹，只有三个子弹，搁的布劳宁子弹。他为什么不搁铅弹？这个人一定想，布劳宁子弹打得厉害。其实他是个大错误，因为布劳宁子弹不能经过来复线，子弹头小。
可他这三枪，这个人的三枪打的，我给你解释，汪精卫挨了三枪，一枪是打在这儿，打在脸上，一枪打在背上，打在胳膊背上，一枪打在后头。汪精卫脸上挨一枪，臂上挨一枪，这个后心挨一枪。你听我给你讲啊，我给你解释，他这个人怎么打的。他开手就奔他这后心打的头一枪，这一定是他头一枪，啪，他头一枪就打着了；汪精卫一转身，他就给他一枪，就冲他的心口，冲他的背，啪，就给他一枪。这个人的枪法打得好，在那个时候他不乱吶，你知道不？你要晓得，你得要明白当时的这个情况，一个人在那个时候，还能够镇静住。你想你研究研究他的枪，头一枪他就往他的背、往心打去了，正冲他的心打去了，这汪精卫大概一扭身，所以打他背上了．他还是冲他这个地方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