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 关于合作社和集体农业这两种制度性的安排，其角色已经被广泛地强调了。例如，包括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 1979： 135)在内，她曾指出：“一些合作社的或集体的资产（土地和生产资料）对于提供这样的一种框架而言是必要的，在此框架之中，现代化可以一直持续，而不必经历整个第三世界迄今仍然在承受的贫富分化之痛。
[vi] 中国改革前后经验的详细分析，见塞斯(1987， 1993， 1995a， 2001： 90–94)。
[vii] 在高度集体化时期的劳动力积累所起到的作用，及其改革之后作用下降的讨论见塞斯(1995a： 212–17)。较早的研究者承认劳动力积累对农村发展的巨大作用（偶尔也会出现问题），关于这方面的文献可参考民泉（Minquan，1991），尼库姆（Nickum,1978）、拉吉（Raj, 1983/2006： 265–66）、维米尔（Vermeer, 1977）。
[viii] 关于更详细的讨论和原始资料，参见塞思（Saith, 1992： Ch. 4)
[ix] 正如中国的情况所已经表明的，（如果整年都能衣食无忧的话）充分利用农闲时间来改善灌溉、检查损旧情况和修建道路等等，从技术上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由于存在谁会从这些活动中获益的问题，因此对土地的个人产权会阻碍这类计划的进行。(Robinson and Eatwell， 1973： 328.)
[x] 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能够证实，在各种形式的以减贫为目标的计划中，存在着大量的漏洞。see Saith (2005)。媒体的调查性报道通常会强调地方性腐败和NREGA项目中的管理不善。这些发现不断集聚的影响力度，最终导致了对 NREGA项目国家投资组合的官方审计。官方报告显示的所是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不作为与乱作为，读后令人沮丧。报告发现，在大量的邦、郡或者村务委员会中，都存在着对每个层次的正式要求的背离。而总体的覆盖率也令人失望：有3810万户家庭参加了计划；而其中只有55%的家庭曾接受过工作，而注册家庭中仅有220万户家庭（约占5.8%）的农户，每户曾接受过100天工作的权利。(印度政府， 2007： 9)。此外，来自民间社会组织的调查人员经常遭遇到当地政治黑社会势力的暴力行为。
（五）生产力与就业平衡
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令人大伤脑筋和无所不在的平衡问题在中国农村是从制度上得到了解决的，以及它是如何在印度农村遭到失败的。
土地所有权的集体制度安排的力量，从因导致生产力提高的技术变革所引起的劳动替代的例子中得到了很好的例证。它可以在许多各种形式的劳动密集型的劳作中采取机械化的形式，从整地到播种、灌溉、收割和脱粒等，均可以采用机械化。而在印度的情形是，机械化则会导致劳动替代以及下岗的劳动者收入减少。但在中国的情形中，生产力提高所产生的收益归所有劳动者共享，他们因此就能够脱出身来，多出一些时间去从事其他生产性或者休闲性的活动。因此，尽管中国和印度都存在尖锐的劳动力过剩问题，但是中国哪怕是在强化劳动力累计计划时，也能够采用广泛的农业机械化。因为机械化所导致的在私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所存在的鸿沟，与中国的集体制度关系并不密切。但是在印度，这个鸿沟却是很大的，其表现就是被替代掉了的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损失。
另外一个说明体制变革具有奠定中国农村现代化基础的重要性的有力证据是村办企业(Saith，1987， 1996)。在人民公社形成时期，零散的传统低生产力和低技术的农村手工业和制造业都集中于联营体制下，并作为合作社企业而得以合理化和现代化。在毫无竞争力的农村手工业部门中，以手工业为生计的贫困人口不存在任何的风险，因为在必要的情况下被取代的劳动力可以进入到其他农业部门。无论如何，农村需求的增加限制了对这种重新布局的需要。而且这些企业都设在公社内，并且因此为农民而非富裕的地主所有。因此，在这些农村手工业工厂中，机械化的劳动替代型的工艺流程及产品升级和现代化都能够实现，并且同时不会出现被取代的农村手工业者迫于贫困而迁移的典型流动。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非常典型的，在取代了劳动力的发达生产与就业创造和成果分配之间的冲突，就在改变了博弈性质的制度变革中被化解了。
为前后联系着的成功的劳动积累过程所带动的农村工业企业，本身就构成了农村投资和增长的发动机。它类似于一种农业内部部门的刘易斯式积累和增长过程的运行方式，并且是在人民公社的集体制度框架内运行的。在集体所有的农村工厂中工作的农民挣工分，然后，按照以大约相当于一个农民平均分配到的收入的比率，工分就能够兑现回现金。在农地和企业之间的生产力差距仍然由企业保持着，然后企业根据一个议定的方案，将一个相当大的部分重新用于农业投资。农民的消费水平与种田部门的生产力之间，比与从集体的非种田部门之中获得的收入之间的联系更紧密。在那些非农企业发展欣欣向荣的地区，集体企业变成了农村积累的强大的内部代理人。而在包括印度农村在内的其他世界发展中地区，明显缺乏这样的集体企业。
1978年在上海郊区城东人民公社进行的实地调查，提供了这一转变模型的动态力量的微观例证。在它的总收入中，有四分之三强来自于生产队一级以上，其中有将近一半是在公社一级获得的；在它的总积累中，83%来源于生产队一级以上，超过来源于公社一级；在生产队一级，净收入的12%用于积累，但是在公社一级，净收入的50%用于积累。随着增长和发展，更高层级中的份额稳定地增加(Griffin and Saith，1981：75–7；Tables 5.1–3)。公社很像一个现代的小规模工业区，但它由农民所有，因此也努力将盈余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用于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这就是强大的人民公社的典型，基本上它的优势在于它处于一个工农业发达地区的有利位置。正是像城东这样的公社，最初是反对1978年的第二次土地改革的。
与此相反，在印度，由于根本无力与现代制造业进行竞争，农村的工匠和手工业者一直遭受着着连续的损害。几十年来，印度农村的传统制造业部门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只有小范围的非贸易商品和服务幸存下来并挣些小钱。通过在农村的生产活动所获得的收入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稳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其他形式的劳动和为贫困所迫而参与的无需专门训练的个体经营活动。即使存在一些能够盈利的村办企业，它们的剩余也不能重新流回农业发展、减贫、基础设施或者农业部门内部的进一步积累中去。企业的所有者倾向于将盈余投资于城市贸易和房地产中，这就导致了农村部门的进一步萎缩，并因此加剧了人口迁移的压力。[i]
（六）解决信息的自相矛盾
文化同质性与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和权威的广泛被接受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被认为在经济及其制度的重新定位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政府利用在农村产生的的新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来解决信息的自相矛盾现象。这种自相矛盾的表现是，尽管中央的计划者和领导人对发展目标以及各目标之间的权衡有着不受影响的很好的整体认识，但分散的地方单位在分散的微观层面仍然着对保持其适宜性、适用性以及成本和局限的认识偏差。于是，包含了必要的地区差异性的国家政策就可以通过反复的信息流动而被确定下来。正是通过这种中央和人民公社之间的互动——它构成了最低等级的政府，以及之后公社领导与农户通过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这些层面的互动，那些政策才得以迅速地制定、重新定位或者微调。有两个例子能够说明在中国农村是如何规避制度性的自相矛盾的：一个是与新技术的产生和传播有关，另一个与适当的制度性变革的形成有关。
尽管在1950年之前的上百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中印两国的农业技术在本质上并无什么变化，但是此之后的很短时间里，情况就发生了巨变。尽管绿色革命为更多的土地拥有者阶级引入了新技术的一揽子交易之中，但是印度的农民阶级并不是其主要的推动者或主要受益人。它的扩散过程是断断续续，而又离普及化甚远。这与中国的情况恰恰形成反差。在中国，在更大的规模上，可以利用具体的体制特征来实现更迅速和更大规模地传播与采用新技术。1977年为研究农业技术和农村产业而访问中国农村(ARSID，1977)的美国代表团在其报告中认为，中国农村的许多不同地方都在发生着的价格竞争，确定出了最适合当地条件的水稻种植和收割技术。
这鼓励了本地的、地区的乃至全国范围的创新。在经过广泛的科学评估之后，一些设计被悉心挑选出来，然后通过金字塔结构的政府，经过信息、疑问与回应以及指令与行动的双向流动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
第二个是适用于制度实验的一般性案例。是应该根据家庭规模和结构还是应该根据所赚取到的工分来分配粮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什么才是家庭自留地分配使用的最优政策？应如何改革工分制度？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什么样的土地所有权和合同制度才是最优的？在地方层面上，哪种参数能够适合于人口控制政策？各单位应如何参与到劳动力积累也就是农村基础设施发展的过程中？以及什么样的激励措施或者规则能够引导农户、生产队或者其他单位的行为与决策？也许，对此最有力的解释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人民公社终止之后开始迅速推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即包干到户了。
因此，制度框架就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它不仅应用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或者创新的推广，还应用于体制框架自身的试验与重新制定。这种制度弹性就在社会主义框架内，确保了满足快速增长需要的结构的功能性。而且，与印度农村中缓慢的、停滞的制度框架相比，反差是巨大的。唯一有意义的试验是印度村务委员会体制(Panchayati Raj)，而且这种姓的’地方’农村治理形式，在绝大多数时候只不过是试图反映与复制那故老相承的等级制的、不平等的所有权与权力结构。当然，印度盛产非政府性的、民间社会性的和激进主义者的发展组织，并且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其中包括若干能够被汇编起来的’行之有效(good practice)’的措施的清单。然而，在向地区一级的大规模适用或推广的第一道关卡中，这些就往往都倾向于失败，更不必说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规模了。而与之同时，在农业计划中，尤其是在减贫计划中，国家支援的支配性角色则是通过地方政府来表现的。而在地方政府中，可以预料的是，地方精英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这一过程和结果。
（七）群众动员型转型模式
在印中合作的早些年，应1955年访问印度的孙中山夫人的邀请，一个高级别的印度代表团在次年访问中国（和日本），来研究处于发展阶段的农业合作社的作用，并带回了适用于印度农村情况的可借鉴的经验。随后的报告（印度政府，1956）见证了中国农村集体能量的大爆发：
中国人在农业合作社的形成中所取得的非凡成就震惊了所有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习惯于个人耕作的印度访问团而言，中国人的成功绝不亚于一个奇迹。很自然的，每个人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所有这些成就是如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取得的？（印度政府，1956：86）
珀金思(1980：127)正确地强调了在集体制内部以劳动为基础的转型作用：
与其它最不发达国家相比（如印度），在中国，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全年都在辛苦地劳作。其中大部分获得从事的都是一些生产率非常低的工作。比如，那些从附近的山坡上取土来建水坝或增加一小块耕地面积的农民，正在从事的就是非常艰辛繁重的劳动，而所换取的常常仅仅是非常有限的的农作物产量的增加。有人怀疑，如果农民能够自由选择的话，他们也许会宁愿选择闲暇也不会去这样做。不管他们是否自愿，中国已经从劳动力资源库中成功调动了数十亿人日的劳动量，而这些劳动力资源库在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中仍然处于闲置状态。
但是这样的群众动员是如何实现的呢？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答案就是’释放群众的热情’。对于反社会主义者而言，在这种转型中，所有关于自愿的说法即便不能被全部否认，也是值得去质疑的。那么，读一读同一时期来访的印度官僚和政治家代表团在这一问题上的反应将会是很有意思的：胁迫是热情的对立面。我们无法从一个被强迫加入合作社的民族那里看到能量的热情迸发。在他们中我们注意到一股伟大的爱国热忱，它使我们想起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们的人民所怀有的去为自由而奋斗的爱国热忱。而对中国农民而言，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只是生产合作社的一个方面。不断有人告诉我们，他们加入合作社是为了努力工作，从而实现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印度政府，1956：95）
在群众动员模式中，一个关键的作用机制就是响应党的号召的运动。这种运动可能是针对革命敌人的政治行动，可能是一场在文化领域或者经济领域改善集体行为的一种措施，又或者是一场催化特定的投资、发展和环境变化的形式的行动。[ii]通常而言，政府都会树立起一个成功的典型用于模仿。以大寨大队的发展为例。在大寨，纯粹的农民劳动用来对抗极端的自然条件差异，从而显示出社会主义者即使在面临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仍有去塑造和获得自己未来的能力。其他强有力的运动涉及在集体框架下五个小的农村产业的发展，而另一个运动是二十世纪50年代的针对蚊子、苍蝇、老鼠和麻雀的除四害运动。大量劳动被热烈地动员起来并消耗掉。当这些运动成功时，是了不起的；而当偶尔它们成为失败者时，其复制的规模也令人警惕。后者在农村麻雀被消灭的例子中得以体现，后来人们发现麻雀成为保护作物不受各种害虫侵害的关键。另一个失败的例子是严重污染当地水资源的农村小规模化工厂和化肥厂。然而，这些问题仍然是例外而非常规的，并且一旦这些问题出现，它们都能尽快地得到承认和处理。
对于群众运动型转型模式的成功发展而言，有一些潜在而又活跃的因素共同构成了其前提条件。第一，在近乎全国范围内存在文化同质性；第二，群众对国家具有强烈的主人翁感和认同感；第三，群众呼吁国家制定一些主要的农村政策，诸如土地改革、农村工业以及农村社会——经济保障政策；第四，具有支持信息双向流动的有效率的组织结构；第五，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指挥结构；第六，利用促进农村群众思想动机的意识形态工具；最后，成功本身就是维持过程继续的润滑剂——经济成就的利益广泛分享并且大多数人都能够感受到，因此使得努力工作看起来是正确且值得的。
1975年冬季的海城地震为群众动员力量的能力作了精彩的例证。中国官员下令对全部的1，000，000人口进行疏散，拯救了否则就可能在之后的2月4日又爆发的7.3级大地震中丧失的数万生命。中国是如何如此准确预测的？这一预测是基于对大量来自于公众的报告和反馈形式的信息所做的辛苦而又系统的整理而做出的。而这些报告和反馈资料汇报了反常现象，比如海拔突然变化，地下水位令人费解的变化，动物的古怪行为，等等。将这些资料与地震测量活动所得到的证据结合在一起，便实现了对这次地震的预测。在当时，这被誉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下展示人民力量从而达到了又一不可思议高度的一个实例。然而，1976年6月28日发生的与海城规模相当的毁灭性的7.6级唐山大地震却未能得到预测，导致超过250，000人死亡。因此，参与预测方法的力量被削弱了。然而，群众动员能力、人民的积极参与和意愿毫无疑问地得到了展示。
（八）劳动的尊严：旧与新
毛泽东的集体主义学说也强调，尽管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社会主义剩余的汲取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但是经济发展的需求首先直接反映在农民的生活水准上。为了反对故老相承的剥削与异化形式，社会中存在着一股持续为社会主义劳动和工作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认同和尊严的动力。布告、电影、音乐、戏剧等都塑造了一种社会主义者劳动尊严的新文化：社会主义工人和农民是革命英雄；而且人民解放军战士们也耕地。在合作社中任何劳动都不会在本质上被看作是低贱的。传统上’被委派’给妇女的每日处理粪便垃圾的负担现在越来越多地由家庭中的男性来分担。城镇附近的生产队通过收购合同从城市设施中收集粪便，并将它运回农村作为肥料来处理。印度和印度人虽然也同样重视劳动的尊严，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与精英制度的影响，及其所反映出来的简直如百科全书一般种类齐全的社会排斥，也表现出了一点不同：即尊严只是作为某些人的特权而被他们攫取并保有，但真正的劳动却被作为一种义务而要由一部分人向另外一部分人付出。
（九）结构性结果
在发展的最初几十年里，两国都在发展战略中嵌入了一种以工业化为主导的滴入(trickle-down)过程，农村小规模的经济领域的作用在于填补可预期出现的由资本密集型工业化进程所导致的就业差距。尽管这一战略在整个中国农村都取得了成功，但在印度却未成功。
大多数印度的经济观察家沉浸于所谓的总体增长率的趋同之中，反而忽视了农业部门的困境。实质上几乎在每个方面，无论是根据积极的结构变化、创造就业、产出增长、投入的使用与产出等指标，还是出口和投资，农业部门都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所达到的水平。在从1996-1997年到2003-2004年之间，印度粮食产量增长率很糟糕地下降到每年0.6%，而谷物实际上每年还下降了0.1%。在1984-1985年到1995-1996年的十年间，净国内农产品增长率的趋势是3.62%；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在非农业增长率达到高峰的同时，农业增长率却下降到1.85%；同期，多达十五个邦出现了年增长率在2%以下的记录。按实际值计算的农村资本投资也下降了。农村就业情况变坏。尽管官方统计的农村收入贫困率下降，但除了一个不完善的贫困线方法之外，找不到其他令人信服的病灶。随着公司、跨国公司和金融企业进入到农村市场，农业出现了商业化和资本化飞地的迹象。但是这些企业的盈利只能使公司股东获利，而农村民众却很少从中得到任何收益。而且即使出现了一些增长，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也都是资本家的获利范围。鉴于最近商品作物贸易幅度的下降、进口增加以及来自于重补贴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竞争，这种前景令人担忧。由于缺乏选择，农村的贫困正越来越多地向城区输出。一些密切观察印度农业的人指出了国家农业危机的说法，这主要体现为在过去十年内，全国范围内，包括全国最富裕的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和旁遮普省(Punjab)有超过100，000农民自杀。很明显，农业部门没有能力作为农村群众剩余劳动力就业或谋生的来源。
但令人十分担忧的是，很少有什么迹象表明非农经济的高增长率正在转变成为显著提高的劳动力吸收能力。这种高增长率几乎没有为制造业创造任何的就业机会。毫无疑问，服务业繁荣了，但这种繁荣更多的是产出方面，而非就业。在服务业部门的就业创造中，相对于生机勃勃的高生产率的工作，我们并不清楚迫于贫困和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穷人的活动在其中占有多大的比例。除了通过相当有限的间接影响，信息技术的繁荣并未给穷人创造就业机会。刘易斯式的劳动力转移过程裹足不前。农村中所有权进一步细分的必然过程表明，只有极小一部分农户拥有的土地，使其足以能够仅靠农业生产来维持着相当于贫困线水平的收入。这表明，传统的土地再分配改革作为一种通用解决方法，其可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有限。情况还可能是，农村人口的土地权利还受到很多进一步的威胁，例如非农经济活动扩张，城市化，以及原先公有的财产和环境资源事实上的和正式的私有化。随着私有化的进展，医疗和教育费用的激增也加重了生存负担。就平均状况来说，印度的农业部门表现不佳；当农村的两极分化也被列为其中的重要因素时，情况就变得非常明显，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甚至比一般水平还要差。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看起来社会舆论和政策都已经转向第二层次的财政再分配机制。
中国的情况恰为对照。非农部门较高的增长率是以包含中小企业(SMEs)在内的制造业为基础的，而制造业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吸收劳动力；而在中国出现的一股强大的建设高潮也成了创造就业的有力的发生器。等式的一边，是继承了平均主义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土地改革遗产的农业部门，它在生计方面提供了社会-经济的缓冲机制。毫无疑问，区域和更下级地区的情况千变万化，但是，尽管中国的农业部门和农业人口的收入一直以来都远远落后于中国爆发式增长的城市受益者，但是中国整体的农业部门情况与印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确，基于新近关于农村收入的调查数据，目前有一种推测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可能正在接近刘易斯拐点。在经历了一段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扩大的时期之后，更新的研究结果发现，由于主要源于工资收入差距的减小，对转移收入的接受（主要是流动人口汇款）以及财政转移支付（意味着国家政策的作用）等原因，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正在减小(Khan， 2005)。中国农村确实需要中国政府在一些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内有效而迅速地采取行动；但尽管如此，中国农村整体上的发展获得了非常出色的成功。这与印度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经历很少有什么相似之处。
[i] 毫无疑问，这只是一个一般性的倾向，肯定存在着许多地区差异，也许还会存在某种例外。关于宏观的和村级的一个分析性概述，see Saith (2001)。
[ii] 作为一种政治形式，“运动”在日期上产生于中国革命早期。卢彩珍（2008：附录二）详细提供了中国从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66次运动的记录。
五、印度正在赶上？
在过去的十年间，印度经济以高增长率而著称，这就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印度正在赶上中国吗？很多印度人都在谈论这一话题，但这仅仅是表达正在涌现的新贵的好时光的一种不成熟的必胜心态吗？虽然在增长率方面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毫不含糊的，但是这一比较还有其他相关方面的维度。
（一）持续的差异
在一些关键领域，印中之间的持续差距仍然有继续的迹象。在农业、创造就业和减贫等方面印度继续大幅落后。尽管有更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在服务业方面赶超的程度要高于印度在制造业领域的进展，但是作为增长驱动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国经济体仍然维持着其各自的相对位置。大体来说，饥饿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褪色的记忆，但在印度，它仍然是许多人每天要面对的现实。中国自由民主政治的缺乏仍然一如既往；印度富人版的议会民主也仍然同样如此，而且它依然是中上层阶级的有效手段。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没有让位于自由的政治权利；而无论是印度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其新自由主义道路也都没能够在物质和人类发展方面造福群众。就这个方面来说，没有证据表明两种体制之间存在潜移默化的趋同情况。
（二）某种趋同
那么，是否存在一些积极趋同的迹象呢？尽管变革的速度的确接近了，但是对中国而言，其发展水平仍然较高。其潜在的意味就是，就所实现的成就的绝对水平而言，印度几乎没有赶上或者超过中国的可能，除非假定中国处于凯恩斯长周期中，而那时我们都已不在人世了。尽管印度计划在2020-2025年实现人均GDP增长率超过中国，但是在2050年印度的人均收入仍然只有中国人均收入的55%(Goldman Sachs，2003)。
由于较年轻的印度人口带来了人口抚养比下降的事实，因此所谓的人口红利成了最多的谈资。这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很容易预测得到并且也是可以想见的）相反。然而，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更大规模的人口究竟是经济的机会还是负担，关键要取决于人口的质量，以及制度是否有能力为新进入的劳动力创造相应的就业。由于持续的低收入、人类发展水平的低下，以及低素质和低技能，印度很容易在需求和供给方面都遭遇到这些人口发展趋势的负面效应，除非正在进行的发展进程和政策发生了实质性的逆转。这就削弱了假定的人口红利作为趋同机制的潜在力量和自动性。
当然，在某些方面肯定会出现趋同之处，例如，由于两个经济体未来都将在小学和中学教育实现最大程度的覆盖，因此识字率和教育方面可能会有所趋同。但是即使在这些方面，如果聚焦于每个学生的素质或者所占据的资源，相关的指标可能会无法趋同。同样地，由于报酬递减律：每多活一年，就会更困难而且花费更多，因此在在寿命方面两国的绝对差距可能会缩小；但尽管如此，卫生保健的质量可能会继续保持差距扩大的趋势，而且，由于到时候中国政府最终会愿意承担建立普遍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的医疗保险制度的责任，这种差距可能更是会大幅扩大。但是，也有迹象表明一些印度的传统优势可能开始丧失了。现在的中国教育体制十分重视语言，印度所享有的英语优势可能很快就会结束了。印度在信息技术领域还能保持多久的先发优势也是一个问题。在大多数印度以前比中国有优势的领域，中国甚至已经或者现在正在做得更好，因此很可能会继续存在差异，而不是正面的趋同。
（三）太多‘反常趋同’
通过‘反常趋同’，我意指的是指两国经济和社会互相效仿彼此的一些负面特征。的确，存在着源源不断的大量有力证据来证明这种反常趋同，主要是中国开始表现出一些印度社会——经济和政治治理方面的负面特征。很明显的，这种现象十分广泛：妇女的地位，包括强烈的性别劣势、卖淫和可怕的出生性别比的倒退；国家的环境状况；贪腐横行；由于作为改革的一部分而加以征收的昂贵的使用费使得广大的农村人口越来越不能享受到医疗和教育，由此引起地方性的农村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膨胀；在两个国家中都出现了不平等加剧现象，而中国的情形则恶化更快，而且很可能会在某些不好的方面超过印度。那些把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维持作为印度更为糟糕的经济表现的理由、借口或者托辞的人们需要注意到，这个国家的公共生活质量在持续地消耗退化，尤其包括臭名昭彰的腐败渗透，犯罪，以及进入政治策略之中的地方自治主义。从这种反常和并不理想的意义上，两国的确正在趋同，而且很难说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观的损失要比印度民主的、’有社会主义特点的’准则和行为方式的损失更严重和更具破坏性。在两种体制中，公共利益已被彻底私有化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那么多的注意力是否过于关注一场错误的竞赛了？
中国的减贫成就已经被农村人口的社会-经济脆弱性的急剧上升所削弱，这主要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力支付起日益昂贵的医疗和教育费用。因此，可以这样说，后改革时期的教育政策造成了明显的教育和社会排斥，并导致童工状况的泛滥，从而为新的无权无势的、未受教育的新的下层社会人群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医疗政策的趋势也同样是倒退的。尽管中国人与健康相关的指标水平仍然遥遥领先于印度，但是也有一些令人苦恼的迹象，也即，对于相当大比例的人口而言，他们所享有的医疗服务的范围和质量出现了严重缩水的迹象。忽略在质量上的不同水平，从一个接近普遍覆盖的体制方面来看，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呈现出的都是萎缩趋势。2003年的第三次全国医疗服务调查显示：
在中国，本应就医的公民中有49%没有就医，高于1993年的36%；大约44%的住院病人在尚未痊愈的情况下出院——这主要是由于支付不起医疗费；75%的农民由于经济原因在本应住院的情况下没有住院治疗，高于1993年的64%；33%的农民因病致贫，高于1993年的22%(Chen and Shiva Kumar 2007：164)。
尽管中印两国在性别比例整体上比较接近，处于每1000名男性中有930-945名女性的一个不甚乐观的区间内，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在出生性别比水平上的新趋势。两国都出现了令人鄙夷的结果，这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印度父权制的偏见依然存在，哪怕很多疑似是女婴的胎儿实际上并不是；而中国，在性别领域，一代人的革命所获得的成果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就在不经意间彻底逆转了，倒退回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在家庭中占主导的时代，强烈偏好男孩，认同男性作为家长的角色。在这里，反常趋同异常令人悲痛，并且更为迅速地出现。在中国，这些因素盘根错节：农村的贫困与排斥、农业女性化和男性支配地位的增强也许能够解释在中国农村中女性所占比例高以及农民自杀现象，这一现象与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在印度农村出现的尚未平息的农民自杀浪潮形成明显的共鸣。
由于高度的腐败，治理问题也变得日益重要起来。透明国际清廉指数表明了中国和印度正在恶化的状况，而且尽管印度在这方面一直都表现不好，但是作为一个后入场者，中国很快就后来居上了。对印度而言，政党、司法、警察、议会和立法机构在国际清廉指数中得分最差；这一指标超越了民主是否在形式上存在的问题，而是更加注重民主的质量。在中国，大公司进入共产党上层并介入各级政府的领导层，也许消除了商人为影响政客决策而行贿的需要；这种讨好党和商业的趋势为嵌入式政府的观点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
最后是曾经在印度偏高而在中国相当低的不平等，它在在中国已经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急速飙升，并且在某些方面似乎已经超过了印度。[i]例如，印度在1992-2002年的十年间，40%的下层民众占有21%的收入，而20%的上流社会占有42%的收入。中国在1993-2003年的十年间的相应的份额分别为14%和52%。在两种体制中，高度的不平等都是极端的和野蛮的，而且无法以任何诸如激励投资和增长的假定功能来论证其合理性。这些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是与在中国新涌现的劳动工艺流程中的相同的排斥是相类似的，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在经济特区的流动人口和工人中，以及在许多其它类型的劳动力中（包括童工），以及在工作年限的延伸到超越之前的退休标准的老年阶段的例子中，这些情况更为突出。
在地区不平等问题上也是同样，后改革时期中国的趋势也突然急转直下地恶化。由于结构性的和地理-自然性的特征，中国一贯表现出地区之间、省份之间广泛的差异性。在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之前，城市居民人均消费的地区间差异降低，这体现了支持远离沿海的内陆省份的工业布局政策。而自从1978年以来，非常明显的是，在地区差异方面，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不平等都拉大了(Saith，1993：Table 1)。自改革开始，所有证据都指向了地区不平等程度的极度加剧。在部分上，这可以由教育差距的累积效应进行解释，部分上可由长期制造不平衡的农村工业化所产生的影响（农村工业化偏爱具有较好的基础条件和较佳的地理位置的地区）；但主要还是由沿海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过度集中造成的。相似地，在改革开始之后，印度也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先进邦和落后联邦之间鸿沟扩大的迹象。
因此，在趋同问题上好像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结论：也有一些正面趋同的证据，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印度增长率已经上升到接近中国的水平。然而，两国之间仍然存在差距，而且即使这种差距将会缩短，但是仍然会保留一定的差距，从而在绝大部分相关指标上区分了两国总体上的绝对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更为令人诧异的反常趋同，也即，在增长所产生的那些消极方面上，中国也越来越多的表现出曾经为印度所独有的不好的社会-经济特征，比如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程度的提升、性别偏见、环境压力以及政府赤字等。
六、竞争的意义
（一）印度民主：几多欢呼？
那么，印度经验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它特有的杰出特征，就是其民主政治吗？印度的民主政治是制约了印度的发展呢？还是它仅不过是作为在这场竞赛中远远落后于中国的一个永远的托辞和方便的借口？来看看斯瓦米(1973：1)是如何提出这一难题的：
‘在中印比较的背景下……如果情况所表明的是，中国的增长率仅比印度高0.5个百分点，那么人们可能会问：这半个百分点值得中国付出如此严格控制社会的成本吗？或者易言之，如果是印度比中国高出半个百分点，那么这值得印度以允许如此严重的不平等为代价吗？
尽管斯瓦米承认，他’不能在任何确定的意义上，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但是当前对印度改革及其成果的一种狂热的观点却丝毫不再掩饰：’是的，民主的确使我们的发展减速……但是，如果它达致了一种平衡，我不认为在印度有人会为了增长率高2个百分点而放弃民主政治。我们等了3000年才等到这个消除了贫困的时刻，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愿意再等20年，用民主来实现这一目标。’(Das，2007)。
这种种种形式的论调使得这一议题变得不重要了；民主不能被天真地定义为一个简单变量，它能够在这个坐标轴上与另一个坐标轴上的GDP增长率进行对应。有些人可能会赞成对民主的这样一些界定，这些定义认为民主确实在半个世纪内真正履行了宪法的指导原则；而穷人和被排斥群体可能将它视为一场定期演出(tamasha)，其中充满着他们为了表现生活没有发生多大改变而发出的呐喊和愤怒；因此，在印度选举中，掌权的政党几乎总是会一成不变地抛出所谓的’任期因素’，这表明对于提供给全体选民的实质选择而言，名大于实。
对于那种将民主看作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力量的思想而言，早已经时过境迁了。尽管在与社会主义中国竞争的背景下最初的宣传和预期是乐观的，但是早期实现的发展经验却是发人深省的。它导致了一个悄悄的U型转折(U-turn)，在这个转折点上，有各种形式的假说，主张为了民主的美德而付出了包括增速减慢在内的代价。[ii]接着，这种关于民主与发展之间的权衡的已被接受的（或者说是’陈词滥调’）的观点，在解释近来印度增长速度加快的问题上遭遇到了困难：毕竟，在印度的增长加快之前，正如在其增长之后，印度一直以来都是民主的、有’印度特征的’，而且这与’印度的’增长率概念或者其他消极的权衡形式并不相符。毫不奇怪，这一切又将在简化论者中引起另一场对民主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化的大转变。[iii]这一关于积极的、协同性关系的’新’思想，也为近来由全球性咨询公司与国际发展机构所作出的乐观预测提供了基础。这些预测显示，印度很快就会有比中国更好的经济表现。在进行这样的预测时，它强调了由来已久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制度性三位一体状态，也强调了其包括证券交易在内的优越的公司治理和金融治理。[iv]然而，仍然可以根据严肃的方法论和经验方面的理由，使得我们对这些简化论者的、常常不过是同义反复的’假说’保持相当程度的怀疑。
这里所主张的默认的立场，绝不是要容忍社会控制和极权主义，而是认为民主不应永远都只是肥了（还在急速增肥）印度精英阶层，而应该表现更好。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实际上印度民众既没有享受到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也没有享有民主政治所带来的权利。对印度胜利的欢呼，不管是对近年来的经济表现，还是对印度一贯的民主政治的优点的欢呼，都主要是来自印度转型期新出现的新潮的精英阶层；然而，构成了另外一个印度的大多数人仍然是满怀期待的旁观者，他们期待着自己的生活能够从发展的利益中分一杯羹。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先锋？
对这两个伟大文明的发展经验的比较性反思，不能真的被简化成成一个有多项选择的资产负债表，或者被当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面对面对比各自优越性的试验证据。仅仅关注经济竞赛的数字，我们忽视了社会动态在庞大而复杂的演化过程中更深层次的含意和线索，以及作为变革的催化剂的印度民主政治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
在渡过了漫长的封建时代和殖民时代之后，两国都在同一历史时刻实现了突破。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世界体系，并且都采用了独立自主而又不闭关自守的有计划的策略来实现快速、平等的发展，从而克服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惯性和缺陷。用汤因比(Toynbee)的术语可以将这一突破描述为挑战—反应；或者也可以用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来说明这种突破，他认为国家就是克服历史性落后的变革的推动因素；或者还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畴以及生产方式的动力来解释这一突破。尽管这每一种进路都强调这种变化的断裂性质，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令人满意地解释这种变革发生的时机，也没有一种方法能够预测它之后的进程以及它的持续性或者消散。尽管两国使用了不同的表达词汇，并且其实质性的深刻差异在部分地被早期印度计划话语中的激进词汇所掩盖，但是它们都是与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变革相反的计划。中国走的是一条精力充沛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印度的道路则只能被委婉地描述成是 ‘社会主义的’。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将它形容为’国家革命模式’的变化。印度政府不顾它的有产阶级基础而提出了控制印度经济的制高点，并重新领导由国家主导的发展过程，以实现社会发展目标。它的背后隐含着的是一个符合宪法所设定值期望的想象中的共同体和国家。非常有意思的是去关注这一点，在两个国家中，这个最初基于共同的社会价值观的现实（在中国）或者概念（在印度）的转型计划在两国仅仅持续了三十年，就出现了引进资本主义增长的新的改革时代。在现在这个阶段，虽然两国都强调经济现代化，但是最初的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似的理想都日益萎缩，而正是这些理想为第一届独立政府提供了社会动力和存在理由。
现在，两国都重新进入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但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之中，可是，他们并不是充当无用的角色，而是成为全球增长的动力源。对立的计划已经走向其反命题。这在两国都引起了对国家领导的非资本主义的，或者社会主义的措施的历史意义的质疑。对于经济制度及物质消费、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方面极端的不平等所导致的无效率的积弊而言，可以将上述这些理解为对其所做的系统性的、革命性的修正吗？如此看来，就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而言，中国已经明显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重大成功；而且政治民主化的议程也在决定着其未来。但对印度而言，矫正远没有这么明显，并且这个新兴的经济体与国家仍然保留着它最初想要克服掉的极端不平等和排斥。迄今为止，它的政治民主体制仍然未能全面民主地分配经济成果。凭借着卓越的财政实力、更具文化凝聚力的社会——文化构造以及强大的中央政府，比起印度，中国似乎正处在一个更好的位置上，因而能够制定出进一步社会进步性的修正措施。相比较而言，在印度的政治结构中，这种修正只能通过排除法而被总结出来。在那里，新老精英阶层控制着国家和社会，能够成功阻止任何以重大的再分配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尝试，而只能因为恐惧或者迫于赢得选举的压力而每过几年就周期性地出台一些权宜之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