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性变革的长期推进中，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所曾经做过的相比，中国的社会主义变革和印度有计划的发展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更有效率的先锋。正如另一个印度正在形成，并且等待其民主制度能够带来共享的、平等的可持续增长一样；另一个中国也期待着在它巨大的经济成果之中增添一些有意义的政治权利。岁月不等人，历史正焦灼地看着两个民族要踌躇多久。
[i] 关于对印度不平等趋势的证据的述评，请参考Pal and Ghosh (2007)；而对中国趋势的分析，请参考万光华（2008）。
[ii] 岗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的“软国家”，米哈儿·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和K.N.拉吉(Raj)的“中间政体”、巴格瓦蒂( Bhagwati)式的的民主与发展之间的“残酷的取舍”、拉吉·克里希纳(Raj Krishna)所谓的“印度增长率”，或者是迪帕·拉尔的“印度均衡”，等等这些概念都被用来与主导东亚增长过程的强有力的“发展型国家”相对比。然后这种所谓的取舍就成为对中国和印度之间不同的经济绩效分殊的一种默认解释。
[iii]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基于“在适宜的环境下”民主与发展之间所具有的实质性协同关系的可能性，引入了一种“新的”关于发展的思想；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颂扬印度的“功能民主”和“新闻自由”，认为这是其没有经历饥荒的原因；阿图尔·科利(Atul Kohli)更早地论证了，出于策略性的考虑，现任政府会在下次选举之前发起减贫计划，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印度民主为贫困人口带来了一些利益；普兰纳布·巴德汉(Pranab Bardhan)和T.N.斯里尼瓦桑 (T.N. Srinivasan)分别论证了印度的民主政治使地方性的政治冲突的解决成为可能，而中国在这方面则远远落后于印度。
[iv]有许多持这样看法的人，在他们之中，可以参考高盛(2003)，黄(2006)，黄和肯纳(Khanna)(2003)，以及波达和易(Poddar)(2007)。德怀特·珀金斯 (Dwight Perkins)和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也向这个新共识提供了支持。（引自斯瑞尼瓦桑2006：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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