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野到稚内市的火车票价是二千三百四十日元，加上之后转乘特别快车二等座的票价一千二百日元以及青函渡轮二等座的船票二百九十日元，每人的单程交通费就需要三千八百三十日元。这笔钱是从侦查经费里好不容易挤出来的，因此需要科长特批。
“北海道果然很远！我还没见过这么贵的差旅费呢。”看着出差申请，搜查一科科长玉利皱起了眉头。
“很抱歉，我会在住宿费上想办法节省点儿。”昌夫战战兢兢地回答。
搜查一科科长手下管着两百多名刑警。像昌夫这种小青年，基本上不可能直接向科长面对面地请示工作，本来应该由各组组长代为申请，但玉利科长特地指示：“叫申请人本人过来。”昌夫只得小心翼翼地来到位于警视厅本部大楼一层的科长办公室。
“算了，没关系，去住间像样的旅馆吧！从前出差的时候，我们还借住过当地警署的值班室哪。现在时代变了，刑警也应该像普通国民一样去正常地出差嘛！”玉利自言自语地边说边点了点头，在申请书上盖了章。昌夫长舒了一口气。在尚未确认嫌疑人的情况下擅自要求出差，他一度担心自己会被科长教训一顿。
“对了，落合，你对侦查总部的指挥工作有什么感觉？”
“感觉？”
“迟迟找不到线索啊。你来一科是第一年，坦率地说说你的感想，怎么样？”
被科长如此提问，昌夫一时难以作答。科长特地叫他来似乎是想听听年轻人的意见。见他仍在琢磨着如何开口，玉利科长又说：“是我把你和岩村调到一科的。如果暴力犯罪的侦查工作只能依靠老刑警，警察组织将会一成不变。饭岛部长常说，只有推行组织优化才能应对和侦破复杂案件。改变还是要依靠年轻人的力量啊！”
玉利科长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学部，也是“大学生派”。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刑警常常在背地里叫他“大学出来的理论家”。
“找不到线索，是因为大家都想着如何一鸣惊人。前辈们似乎都采取独狼行动，这挺让我惊讶的。”昌夫老老实实地回答。玉利科长沉默了片刻，抬头看着昌夫，微微点头。
“我倒也能理解，这种心理都是因为竞争。不过，遇到复杂的案子，它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反正，我今后争取先把自己发现的线索分享给大家。”
“是啊，经验虽然很重要，但在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都很发达的现代社会，侦查工作中的横向交流才是关键。你明白这一点就好。努力吧，我对你们这些年轻人充满期待啊。”
“是！”
“另外，别忘了坚持学习。你可是干部提拔的人选，一定要好好参加升职考试，争取在三年内当上警部补。”
“是！”昌夫挺直身体回答，随即走出了科长办公室。被上级寄予期待，他不免有几分飘飘然。时代正在变化，而未来的主角将是自己这样的年轻人。
他顺路去了财务科，财务看到差旅费的金额也吓了一跳。虽说因为即将召开奥运会，警视厅的经费预算大幅度增加，但分摊到每名刑警，能动用的经费依然少得可怜，连出差期间的饭钱都要自己掏腰包。
他们登上晚上七点十分从上野站发车的快车十和田号，只见车厢内一半的座位都空着，难怪他们很顺利地订到了面对面的座位。财务科的职员老家在东北地区，很熟悉这个方向的班次，据他说，四十分钟后发车的卧铺列车北斗号总是满座，订十和田号更保险。
“日本人也学会享受了，宁可花那么多钱也要坐卧铺！”同行的大场讥讽地说。
“这不是正好吗？托那些享受派的福，咱们才能订到好座位。”昌夫脱下外衣，挂在衣钩上。虽然有些不雅，但他还是脱了鞋子，把脚搁在对面的座位上，然后打开在车站买的“幕之内”盒饭[43]吃了起来。
大场还没打开饭盒，先买了两瓶清酒“咕嘟咕嘟”喝上了。
“抱歉，我先开喝了。”
“没事儿，您请便。反正明天早上九点才能到青森，在那之前也没啥事儿可干。”
其实，昌夫随身带着《刑法》的参考书。被科长一番鼓励之后，他准备明年就参加警部补的升职考试。他原本希望能独自去北海道出差，但田中认为实地问询调查必须二人结对进行，他只好从命。实际上，田中是担心派他这个小青年单独去地方上调查，当地的警察可能会不当回事儿。在警视厅也是如此，对于从地方上来东京出差的警察，根据年龄和职位的不同，接待规格也不尽相同。
大场只花三十分钟就干掉两瓶酒，才开始吃饭。吃完饭，他脱掉鞋，伸长腿，靠着车窗闭上眼，不一会儿便低声打起了鼾。
车厢里的乘客很杂，并不都是出差的人，还有看样子是去参加葬礼的中年夫妇、回老家的工人或学生。因为是二等座，所以几乎没有观光客，每个人看起来都有事在身，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昌夫翻开《刑法》的参考书读起来。晚上十点过后，车厢内的灯光变暗，他只好收起书本，虽然并不是很困，但一合上眼，睡意便自然地袭来，在列车“咣当咣当”的摇晃声中逐渐进入梦乡。
次日早晨，他打了个喷嚏，睁开双眼。旁边的大场不见了踪影，探头一看，原来他正坐在过道另一侧的位子上看报纸。
“有一半乘客在盛冈站下了车。原先坐在这个座位上的是个中学教师，据说是要去东京考察学生即将集体就业的企业。那家伙的口音太重了，说的话我只听懂了一半。”
“啊，是吗？大场前辈昨晚睡得好吗？”
“嗯，睡得不错。干刑警久了，在哪儿都能睡。”大场虽然如此说，却藏不住通红的双眼。他快六十岁了，在窄小的硬座上睡觉其实挺辛苦。
“现在到哪儿了？”昌夫看了看手表，已经是上午七点多。
“刚刚在一个叫尻内[44]的大站停车来着。我下去买了份报纸，本想再买份盒饭，不过冷饭实在让人没胃口啊。据说餐车七点开饭，还是去那儿吃吧。”
“好啊，走吧。”昌夫从座位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车厢内的空气很清凉，让人切实地感到已经身在北国。窗外是一片金黄色的稻田。这里的时令比关东地区早一步，马上就要开始收割水稻了。
他们在餐车各自点了标价一百五十日元的套餐，热乎乎的米饭和味增汤让人从喉咙到胃都感到无比熨帖。
“你小子昨晚是在准备升职考试吧？”大场问。
“啊，是的，不过没怎么看进去。”昌夫回答。
“阿落是大学毕业生，以后怕是要飞黄腾达了。”大场头一次用“阿落”这个昵称称呼昌夫。
“哪里哪里……”
“能出人头地挺好。”大场吸溜着味增汤说。虽然不太明白他的真实想法，但听起来并没有讽刺的意思。
这些天，大场对昌夫的态度有所变化，他似乎觉得昌夫刨根问底、终于确认宇野宽治为本案的重要嫌疑人这件事干得不赖，因此对他另眼相看。昨天出发前，他居然笑眯眯地说：“能在退休前到北海道转悠转悠，真是沾了落合警官的光啊！”昌夫原以为他话里有话，却也并没有生气。
快到九点，列车抵达青森[45]站。他们沿着与车站相连的港口栈桥转乘青函渡轮。二人都是第一次去北海道。船到函馆大约需要四个半小时，在船上无事可做，昌夫便躺在二等舱的榻榻米上翻看参考书；大场则跑去甲板上百看不厌地眺望大海，他告诉昌夫，自己是头一回坐船。昌夫想了想，自己似乎也是，心里不由得感慨，什么时候能带着妻儿一起来坐趟船呢？接着又想，恐怕连究竟有没有这种可能都还难说呢。
下午两点，渡轮驶达函馆港。函馆本线开往札幌的快车要到傍晚才发车，他们只能在车站的候车室里再等上将近三个小时。一想到总部的同事还在忙着查案，自己却在这里无所事事，他们就觉得有些内疚。然而火车的车次的确很少，着急也没有用。昌夫去了一趟车站派出所，亮明身份后请对方帮忙保存行李，便独自去函馆市内随便逛逛。如果不是因为公干，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来到这座城市吧！那个名叫宇野宽治的年轻人去东京的时候也是这么无所事事地打发着时间等待换乘吗？据说入室盗窃的人多是惯犯，说不定那家伙趁机又在这里干了一票。
再次走进列车车厢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从函馆到札幌大约要花五个小时，之后，还需从札幌换乘前往稚内的夜行列车，要九个小时才能最终到达。抵达时间预计为次日早上的七点左右。
昌夫已经无法集中精神看书，只好眺望车窗外的景色。说是眺望，但列车一旦驶离了市区，外面就是绵绵无尽的黑暗原野。大场翻看着在车站买的一本关于诘将棋[46]的书消磨时间。昌夫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日本国土的跨度，同时理解了为什么飞机票会那么昂贵——把原本需要三十个小时的旅行时间压缩至三小时，自然需要多花好几倍的价钱。
他们到达宗谷本线终点站的前一站——南稚内站的时候，是早上七点半，在这里下车的只有他俩和几名高中生。站在月台上，他俩被超乎想象的低温冻得浑身发抖，慌忙跑进车站。车站大厅里生着炉子，窗玻璃上因为温差的关系蒙着一层雾气。昌夫从旅行包中拽出妻子给他准备的毛衣穿在身上。
“年轻人穿得真时髦啊！”大场说着，在更衣室里脱掉上衣，在衬衫下加了一件长袖内衣。
车站站长走了出来，问他们“从哪里来”。昌夫回答“东京”时，对方吃惊地瞪大眼，忙招呼他们到办公室去坐，还端上热茶。
“你们来这里干吗？”站长问。
“为了卖东西呗，船用小型发动机。”大场抢着回答。这种程度的瞎话，他张口就来。
“找到住处了吗？”
“还没有，有什么既便宜又实惠的地方？”
“前面不远处有家朝日旅馆，做生意的人住那儿挺合适呗。”
“多谢！我们这就过去看看。”
他们按站长指点的方向走了没多远，就看见了那家店的招牌。旅馆是古旧的两层木结构小楼，二楼的防雨窗关着，好像没什么客人。进店问了问价钱，说是含两餐的话，每人六百五十日元一天。他们央求店家“多少给便宜点儿”，总算把价钱谈到了每人六百日元。
“我们还没吃早饭，能给准备点儿啥吗？”听大场如此要求，店家回答说，现蒸米饭费时太长，可以做些杂煮[47]。大场当然没意见。不一会儿，店家就端来了十分美味的海带汤杂煮。
“这里的杂煮里居然放海带啊。”昌夫说。
“嗯，北海道人原是不吃杂煮的，是岛外的人带进来的。”
老板娘故作惊诧地摇着头，告诉他们，稚内的海带很有名，还竭力劝说他们买点儿带回去当伴手礼。
填饱肚子，他们便起身前往稚内南警署。事前，他们已经写信通知对方要来调查，还带了腌海味作为礼品。选礼品的时候，他俩煞费苦心，因为一说到东京的土特产，大家能想到的只有这个。
“哎呀呀，千里迢迢的，辛苦了！”正如他在信中的言辞给人的感觉，国井署长是个没什么架子的人。虽然身为警视，官阶不低，却没有居高临下的派头。
昌夫递上了礼品，说了声：“带来一点儿东京的特产，区区之物，不成敬意。”双方便立刻熟络起来。
“不好意思，能否尽快拿到宇野宽治的指纹和照片？”
“哦，早就准备好了，我之前向北海道警察本部的鉴证部申请了。还有宇野少年时期的犯罪记录，也一并申请下来了。”说着，国井递过一个信封。
昌夫打开一看，见里面是指纹印鉴、嫌疑人照片和以往的犯罪记录等。这是全国通用的鉴证资料。资料上，宇野宽治的面孔是随处可见的平凡青年的模样。
“另外，宇野宽治母亲的住宅与酒吧的地址、船主酒井寅吉家的地址及纵火案发现人赤井辰雄家的地址也都写在这里了，供你们调查的时候用。礼文岛派出所那边也通知到了，说警视厅的刑警要去他们那里查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他们会随时配合。”
“您安排得这么周到，真是太谢谢了。”昌夫朝国井深深鞠了一躬，表示感谢。
“宇野宽治还活着吗？”国井问。
“现阶段还不能确定。不过，既然有了照片，给目击者看一下，应该就能确定了。”
“是这样啊！我们这边也在反思，林野厅值班室那桩盗窃案，刑事科科长的判断不准确，定为遗失物品类就草草了事。要是确定宇野宽治还活着，我就让林野厅整理一份被盗物品清单，按盗窃案重新督办！”
“实在抱歉，又把这些芝麻小事翻出来了。”昌夫表示歉意。
“啊，不，不，我们这里和东京不太一样，一年到头没什么大案，所以这件事终归是我们粗心大意了。玉利科长还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哪！”
国井谦逊的态度让昌夫非常感动。总的来说，警察内部有很强的地盘意识，有些人甚至对其他地区的同行怀着敌视的态度。
“对了，有没有宇野宽治的笔迹记录？”大场问道。
“我问过鉴证部的人，说是在当铺票据上留下过笔迹，应该有相关的资料。”
“另外，如果能提供宇野宽治被释放后的保护观察员或保护负责人的情况，就更好了。”
“好，我们查一下。”
“给您添麻烦了。”昌夫和大场一起低头表示感谢。昌夫想，等回到东京，要给这位十分帮忙的署长寄些酒之类的表示感谢。
他们在警署前乘公共汽车去了稚内港，然后在码头登上了前往礼文岛的渡轮。渡轮的乘客大多是岛上的居民，外出采买的货物堆满了大半个船舱。大概是因为在二等舱里很少见到外地人，岛民们都毫不掩饰地打量着昌夫他们。
昌夫试着与一个面色黝黑的中年男子搭讪，一问之下才发现对方是渔协的职员，干脆亮明警察身份，问他认不认识宇野宽治。
“啊，就是那个放火烧了酒井家番屋的小偷？”男子点点头，“不过，咱跟他妈妈倒是更熟悉些呢！就是酒吧的妈妈桑，那个叫良子的。她对外说宽治是她的弟弟，其实谁都知道那是她儿子呗。啊哈哈哈！”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哎呀，这叫人怎么说呢……”男子看看四周，压低了声音，“你们还查个什么劲儿？宽治都死了，责怪死人有啥意义？”
“不，不，就算嫌疑人已经死亡，案子还是案子。我们正在调查他的背景，也就是成长经历、性格之类的。”
“唔……成长经历嘛……对了，你们是哪里人？”男子问。他好像刚刚意识到昌夫他们说话不带当地口音。
“我们是从东京来的。”昌夫只得回答。
“哎呀呀，为啥要跑这么老远呢？”
“外派到北海道警察本部一年，最近这种人事变更挺多的。”大场又轻车熟路地撒了个谎。
“嗯……宽治是良子和外来打工的渔民生的孩子呗，是私生子！后来良子带着他去了札幌，她在那儿结了婚，后来又离了。宽治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娘儿俩又回到岛上。宽治初中毕业后，去札幌的零部件工厂集体就业，去年春天又跑回来了，后来就在叫酒井的船主家干活儿，帮人家捞海带。他一直在那儿干，再后来就放火偷东西了——真是个恩将仇报的家伙！”男子十分健谈，虽是一副皱着眉头、十分为难的样子，却滔滔不绝。
“宇野宽治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孩子傻乎乎的呗，好像有什么毛病，缺心眼儿。”
一听到“傻”字，昌夫连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就冲这一条证词，北海道没有白来。
“是天生的吗？”
“那就不知道了，你们去问问良子呗。不过她挺讨厌警察，听说警察当初去调查她儿子干的那些事儿的时候，她爱答不理的。听人家说，她自己其实也有前科，哈哈哈……”
男子滔滔不绝地说了三个小时，诸如那个叫酒井的船主贪得无厌，人人都不同情他；良子连自己亲生儿子的葬礼都不参加……昌夫还没来得及问的事情，他都自顾自地抖搂了出来。或许，对于长年居住在小岛上的人来说，外地人是最好的倾诉对象。
派出所的警官在礼文岛的香深港等着他们，还配了一台斯巴鲁360[48]轻型自动车供他们全天使用。
“这里的公交车每两个小时才来一班，没有汽车或摩托车，你们在岛上会寸步难行。”
这是一位怎么看人都很好的老警官，甚至还给他们带了说是让妻子特地准备的饭团。昌夫和大场十分过意不去。
“宇野宽治还活着吗？”警官提出和国井署长同样的问题。
“哦，还不太清楚。”昌夫回答。
“他要是还活着，就太好了。我说过好几次，那孩子不像个坏人，就是脑筋不好。我总觉得他像是被人利用了。”
“您知道他有前科吗？”
“不知道，我是去年刚到岛上来常驻的，对以前的事不大了解。昨天国井署长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时候，我真是大吃一惊啊。”老警官有些遗憾地说。看来他还不知道东京发生的杀人案。
昌夫和大场坐进斯巴鲁，从长条形礼文岛南端的香深朝北端的船泊驶去。宇野宽治就出生在船泊。
车子在沿海的道路上行驶着，对面几乎没有车开来。昌夫被碧蓝色的海面迷住了，几只海鸟在空中追逐着他们的车。真想让妻子也看看眼前的景色呀，他由衷地想。
到了酒井寅吉的家，他们朝屋里打招呼，说想了解有关宇野宽治的事。
酒井寅吉本人穿着棉夹袍古古怪怪地走了出来，一脸“事到如今，警察还有何贵干？”的表情。
“我们想再了解一下宇野宽治的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站在玄关外的泥地上，昌夫表情严肃地说。
“什么样的人？放火烧我的房子、偷我钱柜里的钱、私开我的渔船逃跑还把船给弄报废了的家伙呗，还有什么好说的！”大概是想起了当时的情景，酒井寅吉气得面红耳赤。
“宇野宽治虽然在未成年时有过盗窃前科，但记录上从来没有诸如放火之类的暴力行为。他为什么会一下子想到放火呢……”
“这些事问我有什么用？去问他本人吧！”酒井的脸色越发难看，倨傲地望着他们，似乎根本不打算让他们进屋。
“说到他本人，可能还真的活着。”大场干脆把话挑明。
“真的？”酒井脸色大变，连说话声音都不一样了。
“在东京发生了类似的年轻男子盗窃抢劫案，我们就是为了确认嫌疑人是不是宇野宽治才来找你了解情况的。”
酒井眉头紧锁，思忖了片刻。
“难不成你们是大老远从东京特地跑来的？”他的态度缓和了许多，忙不迭地把二人让进屋，带着他们来到一个设有漂亮壁龛的房间里，还端上了茶。
“酒井老板当初是怎么雇了宇野的？”接下来轮到昌夫提问。
“那是去年春天的事。稚内那边负责少年保护的人来到岛上，说宽治就要放回来了，拜托各家店主，看看谁能给他安排个活儿。起先是米店老板雇了他当伙计，专门去熟客那儿打听人家要不要订货，可他才问了数字，一转眼就忘了。大伙儿这才知道他脑子不大好。就算这样，米店老板好歹勉强着雇了他一年，大概是把他当用人使唤吧。不过，最后还是忍不下去了，说是不能再接着雇他了，看看谁家能接收他。既然如此，除了打鱼，他也没别的好干了。打鱼的活儿不用动脑子，他上中学的时候好像干过一阵子。所以没办法，负责少年保护的人跑来说拜托酒井老板之类的，我就从今年五月开始雇了他来干活儿。”
“他干起活儿来怎么样？”
“打鱼是不行的，倒是听话，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有没有什么奇怪的癖好或习惯？”
“这个嘛……我刚雇了他三个月，不大好说……啊，对了，有一件事，虽然不能说是癖好，但他有时候会突然昏过去。”
“昏过去？”
“嗯，听到来送油的卡车鸣笛，就立刻晕倒在地；听见船上的引擎爆燃的声音也会昏过去。所以我觉得，除了脑子不好以外，他可能还有别的毛病。”
“你这么想？”
酒井寅吉说着说着，情绪好像平复了一些。他带着似乎有些同情的口吻说：“唉，宽治也是个可怜的孩子。刑警先生，你们听说过宽治家里人的事吗？还有他的出身？”
“听说过一些。”
“说起来，他的爹妈也真是……宽治手脚不干净的毛病没准儿是从他妈那儿学的。那个叫良子的女人啊，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趁放假跑去稚内偷东西，还一直在香深撒谎说自己没嫁过人，真是不像话！对她儿子的所作所为也假装不知道，从来没过来给我赔不是。我老婆气得要命，去找她索赔，她反倒说宽治已经成年，做了什么事都跟她这个当妈的没关系……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人！”酒井轻蔑地说，“不过，宽治那小子到了东京也还在偷东西，真是个不知死活的家伙呗。我们家被他偷走的现金和贵金属价值二十万日元呢，不是开玩笑的呗！他要是还活着，我可得找他讨回来。刑警先生，抓住他的时候务必给我传个话，我要去法院告他。就算让他花上一辈子，也要赔偿我的损失，哼！”
身为船主，酒井应该还是很有钱吧，虽然嘴里说着被盗的事，但他除了苦笑，似乎并未因此而一蹶不振。
谈完，酒井寅吉深深地叹了口气，转身走进里屋。过了五分钟，手里拿着两个大纸袋走了出来。
“既然来了礼文岛，就带点儿海带回去吧。”
“哦，不必了……”
“您别客气，请务必笑纳。”见实在难以推辞，昌夫和大场只得连声道谢，收下了礼物。
从酒井家出来，他们又去拜访住在附近的姓赤井的渔民。
赤井家是一栋旧平房，院子里晒着很多婴儿尿布，看来他是个有家室的人。
派出所的老警察告诉他们，捕捞海带的工作一般到中午就结束了，赤井肯定要回家睡午觉。
事实果然如此。
听闻警察们要询问有关宇野宽治的情况，赤井起初只是颇不耐烦地敷衍着。后来听说宇野可能还活着，还去了东京，他也像酒井一样立刻变了脸色，说了句“到外面说”便走到了院子里，仿佛不太情愿让妻子听到他们的谈话。
“听说你和宇野宽治关系最好？”
“不，谈不上关系好呗。不过是那小子实在没什么经验，干活儿的时候我时常教教他罢了。”
“他在番屋放火的那天晚上，据说你在现场看到他了？”
“嗯……”
“放火时间是晚上八点左右，那时候海边应该挺黑吧？”
“有点儿黑，不过能看清是谁。”
“他事先跟你商量过什么吗？”
“没那回事儿！”赤井连眼睛都不眨地一口否认，多少显露出一丝惊慌。
“我说，刑警先生，宽治真的还活着吗？”
“现在还不清楚，只是有个人在东京犯了好几起入室抢劫的案子，怀疑是他。”
“不是说他在海上遇难了吗？警察也说他死了。”
“只是推定死亡，至今还没发现尸体。”
“宽治那家伙是傻子，他说的话，你们千万不能信。”赤井忽然没头没脑地说。
“你指的是什么事？”
“他根本就没实话，还有记忆障碍，他说的话都不能信。”赤井喋喋不休。
昌夫心中掠过一丝疑云，但只是静静地听着。
离开赤井家，大场低声说：“那家伙会不会有问题？”
“一听到宇野宽治可能还活着的消息，他就紧张了。难不成宇野活着对他不利？”
“我也这么觉得，先跟国井署长打个招呼吧。”
虽然与东京的杀人案没什么牵连，但利用宽治这个“傻子”，趁虚而入地抢走他偷来的财物，这种事大概是干得出来的——那个赤井一看就是个狡狯之徒。
一见到公寓门外站着的昌夫和大场，宇野良子——两名刑警在礼文岛的最后一个问询对象——的表情立刻变得僵硬，摆出一副充满戒备的姿态。在他们自报家门之前，她好像已经明白了对方的身份。她堵在玄关，并没有招呼二人进屋。从她的肩头朝屋中看去，只见被褥全摊开，衣物扔得到处都是。
“关于令郎的事，我们想……”
大场刚开口，良子便一脸厌烦地吐出一句：“又来了！不是都结束了？如果要我赔偿，也应该是民事诉讼，跟警察有什么关系？”
“不，我们是从东京来的。”
“东京？来干吗？”良子瞪大了眼睛。
大场于是把宇野宽治可能还活着、可能卷入连环入室盗窃案的话又说了一遍。
“不可能！是你们搞错了吧？”良子一脸困惑地说。对于儿子可能还活着的消息，她没流露出半点儿喜悦的神情。
“怎么，你是不是觉得他死了倒更好？”大场脱口而出。
“那倒不是……”
“我听说，你连他的葬礼都没参加？”
“还不是因为缺钱嘛！要是有钱，葬礼总还是会去一下的。怎么，这跟你们有关系吗？求你们别烦我了，我忙得很。快走吧！”良子疲惫不堪地说。
“太太，不要着急嘛，我们还有一件事要了解。据说你儿子有智力障碍，是天生的吗？”
一听到这个问题，良子顿时神情紧张。
“跟你们没关系！为什么连东京的警察都要过问这件事？”
“这算是重要的参考信息。如果犯罪嫌疑人有残障，警察在收集证据的时候会慎重对待。”
“我不知道！你们赶紧走吧！”良子伸出双手，仿佛要把他们推出门外。
昌夫和大场只得后退几步，房门在他们眼前重重地关上。
“真是个可恶的女人啊，这样也配当母亲？”大场吃惊地摇了摇头。昌夫想象着宽治的成长经历，至少有一点，他可以确定：宽治在成长过程中从未得到过父母的爱。
完成了所有的调查，无事可做的他们便回到了派出所，听老警察谈礼文岛。曾经因为捕捞鲱鱼而繁盛，昭和三十年前后，因为鲱鱼的灭绝而逐渐衰落，人口持续流失……诸如此类的事。眼下虽然还有海带可以捕捞，但岛民的生计依然很艰难。
“本地的议员说，日本马上就要进入国民能乘飞机旅游的时代了，北海道会再次繁荣。听着倒是挺不错，可谁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老警察轻笑了一声说。
昌夫虽然沉醉于礼文岛的美丽景色，但他同样不知道日本何时才能迎来议员描述的那种日子。
傍晚，他们去码头乘渡轮离岛，又看见几只海鸟追逐着渡轮飞翔。望着甲板后方螺旋桨激起的白色浪花，昌夫想，今后大概再也没机会到此一游了吧？心头不禁涌起一丝伤感。
旅馆的晚餐是咖喱饭。他们原本暗自期待旅馆会供应些新鲜的海产品，但老板冷冷地回答，一晚六百日元的住宿费太便宜了，不仅不能加菜，连添一碗米饭还要加收五十日元。二人只得忍气吞声地吃完了晚餐。
次日，他们去拜访了稚内市的少年保护人，对方叫松村喜八，是住在城郊的电气作坊老板，五十多岁，看起来颇为稳重。宇野宽治从少管所释放后到二十岁这段时间里，松村一直担任他的保护人，是地方上有名的慈善人士。
昌夫他们向松村介绍了宽治的情况。如果他还活着，就不仅仅是入室盗窃那么简单，有可能成为杀人案件的重要嫌疑人，触及案件的核心部分。
“怎么会这样……”松村一时无语，视线竟不知看向何方。
“在您看来，以宇野宽治的性格，有可能实施重大犯罪吗？”
“唉，他在我面前一直是个挺朴实的青年……不过，虽然他并没有恶意，但他缺乏明确的是非观，很难说清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这让当初负责他的警官感到很困惑。”
“没有是非观的意思是……”
“是指他的偷盗癖。只要缺钱，他就会毫无顾虑地去偷东西。某种意义上说，又好像是一种正当防卫，就像肚子饿了便会自然而然地去拿饭团，至于那是谁的东西，他完全不在乎。”
“这是因为他的智力障碍吗？”
“你们知不知道他的智力障碍是怎么来的？”
“这倒没有听说，难道不是天生的？”
听昌夫如此问，松村点上了一支烟，目光投向了远方。
“我曾经翻阅过他的审判记录。说起来，宽治真是个可怜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个私生子，被轮流扔给亲戚家抚养……五岁的时候，他妈妈带他去了札幌，可那个继父人品不怎么样，甚至简直可以说是个混蛋。听说他为了‘好好管教孩子’，天天对宽治施加暴力，不仅如此，每次手头没钱了，就拿宽治当作碰瓷的工具。”
“碰瓷？”昌夫不禁蹙眉问道。
“是啊。札幌的街面上汽车很多。他们躲在路边的电线杆后面，见有车开过来，继父就把宽治推到马路中间造成交通事故。然后继父就去敲诈车主，打着治疗费和赔偿金的幌子，让人家赔上一大笔钱。如今不是开始买车了吗？买得起汽车的大多是有钱人，所以那家伙靠这一手赚了不少钱。”
“那么宇野宽治呢？”
“头一两回只是被撞到骨折，第三次好像被狠狠地撞了头部，留下了后遗症。给他看病的医生说，好像是脑功能障碍，连记忆都丧失了。宽治大概已经记不得五六岁时的交通事故了。”
“怎么竟然会有这种事……”昌夫怒从心头起，大场也不由得脸色铁青。
“结果第三次碰瓷的时候被警察识破了。那个男人死活不承认，警察于是去质问宽治的母亲。她后来终于招供了，所以警察把他们都抓了起来。”
“那个男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这就不好说了，毕竟是十三年前的事情，他大概从监狱里放出来了。后来，宽治被送到礼文岛他祖母那里抚养。在岛上读完初中，去札幌的零部件工厂上班。一开始都挺好的，一年后，宽治就开始小偷小摸，被人家抓住好几次，被送进了少管所。”
宽治悲惨的成长经历让昌夫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大部分犯罪者从未得到过家人的爱，宽治是其中之一。
“东京的杀人案……怕不是你们搞错了吧？”松村欲言又止。
“还不清楚。不过，案发地点附近的目击记录显示，嫌疑人与宇野宽治的特征匹配。”
“是这样啊……”松村垂下肩膀，连连叹息。
下午，他们再次回到稚内南警署，向国井署长致谢并道别。
“这就要走了吗？再住一晚吧？”国井吃惊地问。
“啊，没办法，还在查案，东京那边的事情很多。”
“找到有用的线索了吗？”
“啊，是的，多亏了您的协助，太谢谢了！”
“不过，抛开入室盗窃不说，如果杀人案不是宇野干的就好了。岛上的人都挺伤心的，我们也很难受。”国井感慨地说。昌夫点了点头。个人情感是破案的大忌，但如果宽治真的是杀人凶手，昌夫也觉得自己很难接受。
来到车站，站长记得他们，热心地问：“发动机卖得咋样？”
“卖了三台！马马虎虎。”大场回答。
“这是要回东京了？”
“是啊，不停地坐车、坐车，要坐三十个小时呢！”
“下次还是夏天来吧，那时候的花开得可漂亮了。”
“好啊，一定！”
简短地道别后，他俩搭上了只有两节车厢的列车，车里的乘客只有他俩和当地的高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