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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06 13: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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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麾下大将董其武，在民国军事将领中可称出类拔萃，其点滴小事，也颇值得回味。
一.捡来的便宜兄弟“董大班长”
一九四零年，傅作义发动五原战役，一举收复绥西直到五原陕坝等地，是抗战期间北线国军少有的胜利。一时举国振奋，傅作义派此战功臣，已经升任暂四军军长的董其武到重庆报捷。
抗日功臣到首都，自然少不了觥筹交错，鲜花掌声。虽然打了胜仗，这一战傅作义部队的装备损失也不小，尤其是负责打援的董其武一零一师最需要补充。所以董其武此行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请求总部对作战中的损失给予补充，更新装备。这件事，却是拖来拖去，始终没有结果。参谋总长何应钦开始很热情，表示一定全部给补齐，但随着时间推移，宣传逐渐降温，却渐渐面有难色，推三阻四起来。
最后，在董其武即将返回的时候，何应钦才把他叫去，温言道此战你军辛苦，但国家如今也很困难，你的损失，只能给你部分地补充。。。什么是部分的补充呢？董其武去看过后才明白，是机枪二十七挺，步枪二百五十支，还不够装备一个营的。
打了这样一场大战，难道补充的就是这一点点么？
回到旅馆董其武，觉得虽然国家困难，真的难到这种地步么？但是又无从打听，不禁十分纳闷。
恰好这时，忽然看到同住一个招待所的另一个国民党嫡系将领，十六军军长董钊，董其武心生一计，于是满面春风和董钊攀起交情来。
要说董钊这人，虽然是黄埔一期，打仗是不大行的，后来被彭德怀牵着鼻子满陕北转圈，人家讽刺他说“胡宗南如果算个大连长，董钊只能算个大班长了”，但是，这人也有优点，就是不以自己属于嫡系而傲慢，品质还是满实诚的 -- 废话，不实诚能让彭德怀牵得跟牛似的么？
一看五原大战的英雄董其武折节下交，虽然同是军长，董钊大有受宠若惊之感，马上出钱请客，与董其武把酒言欢。两个人相见恨晚，说来说去，一笔写不出两个董字，居然祖上还有些亲戚（一个山西一个陕西，这怎么算的。。。），算起来董其武比董钊大三岁，董钊以兄称之，两个人更加亲近起来。
干吗这么和“董大班长”这么热乎呢？原来，董钊到重庆，也是来请求补充武器的，不过，他可不是作战损失，是单纯要求更新装备而已。喝着喝着董其武就把董钊十六军换装武器的凭单拿到手了。
人家董钊一个军的装备，可是全更新了，一点儿折扣都没打。
看来，困难也要看对谁说。
这就是嫡系阿。
看破了真情的董其武当天回了绥远，从此对蒋介石心存芥蒂，四六年底劝傅作义不要到北平去，心思未必不是这个时候种下。
只是那个露了底细的董大班长，后来还多次给董其武大哥写信叙旧，很是亲近，到死，好像也没明白自己卖了何总长和蒋委员长。。。董其武呢？却不过情面，也就少不得年节给这个“兄弟”送点土产礼物什么的，关系一直不错。
看来，这位“董大班长”打仗是不灵，交朋友，还真有两下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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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06 13: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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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该放的石觉
董其武其人恋旧，忠诚，所以傅作义起义后，国民党方面曾经对董其武寄予一定的希望，希望他率领绥远守军西撤，和马鸿逵共守宁夏。
按说，傅作义与董其武的关系如此，国民党方面为何还寄有这个希望呢？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国民党的行政院院长是阎锡山，在广州视事。董其武本是太原学兵团旧人，对阎锡山十分尊重，信中曾有“生誓死追随钧座”的说法。甚至，阎锡山方面还希望通过董其武再把傅作义争取回来。
现在有文献讲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后依然有首鼠两端的思想，材料多来自于当时到归绥与傅作义董其武谈判的徐永昌。
实际上徐永昌所言，是当时对国民党政权不无鼓舞士气的说法，个人以为不可完全采用。徐永昌是国军中出色的稳重老将，那时候居然说出“国民党还有很多在缅甸训练的军队，还没有拿出来”“日本国际志愿军组织了几十万人”这样的昏话，完全是被局势挤兑得无可奈何了。
当时傅作义的条件根本不允许他回头，在绥远他的主力部队只有一一一军和独七师以及几个骑兵旅（二十二军是邓宝珊的），这一点兵力到了国民党军中也是杯水车薪，他回头没有资本。而且，事先签订的和平协议中有明确的条款“地方全部解放区化，部队全部解放军化”“部队以团为单位开出北平接受整编”由此可以看出，傅作义同意起义的时候，对北平的问题有很明确的主见，不会存在事后不满的问题。该放手时须放手，不懂得放手太平天国苏州杀降的例子是现成的。
北平起义以后，傅作义到绥远董其武那里阅兵讲话，要有跑的心思早就跑了。事实上傅作义给董其武撑腰，是绥远起义的关键一步。所以，国方让傅作义回头，无非是幻想而已。徐永昌自己回广州的时候也说：本来我是来拉傅宜生回头的，不料却让他给我讲了一番大道理。
因为对董其武有期望，所以北平起义后阎锡山很快派出绥远籍参议员方克尤去归绥，告诉董其武可以自己再编一个军，军费他负责。
然而，好意刚刚传达，广州方面对董其武忽然就冷漠下来，不但多编一个军不再提起，而且干脆断了绥远的薪饷，调整绥远军政布局，取消归绥指挥所，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试图将其架空，用孙兰峰，刘万春代替其掌兵。
这时，董其武还没有进行起义的实质活动呢，广州方面何至于如此忽冷忽热？
事后才知道，问题出在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石觉身上。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并没有把事情做绝（这件事共方也表示了谅解和配合），而是把石觉，李文等在北平的国民党嫡系将领礼送回宁 – 要搁宋楚瑜估计石觉李文能落个全尸就不错，闹不好就脑袋拌石灰当大礼了。
但是，千不该万不该，石觉的部队居然在北平起义前一天发动了一次兵变，试图推翻傅作义，当时傅作义在城里的嫡系兵力只有两个师（由此也能看明白傅总为什么起义了），差点儿被翻了桌子。其间解放军曾问傅总要不要增援，傅总说我自己的事自己处理得了。果然，在国民党军中论打仗能打得过“七路半”的并不多，战斗到天亮，这次兵变最终被镇压下去。如此一来，石觉只好到傅作义那里负荆请罪，请求原谅了。傅总对此倒也宽厚，温言抚慰，依然按照计划送走石觉。
巧不巧，正在这时候董其武却从绥远飞来北平，一来，直奔居仁堂见傅作义 – 他知道北平起义了，要傅总指示绥远该怎么办呢。
于是，晚宴上，三个各怀心腹事的人物就坐在了一起 – 傅作义，董其武，石觉。
董其武后来回忆 – “石觉的脸色极为难看”。
石觉回去，当然会把在北平碰上董其武的情况报告了，“董其武在北平帮助傅作义筹划起事”的消息不胫而走。
阎锡山素来疑心重而小气，听了这个不断董其武的饷，倒是奇闻了。。。
说起来，傅作义送走石觉，算是对得起朋友，可这个决定后给共产党方面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石觉南归以后，蒋介石对他依然信任如故（要搁阎锡山就送雪耻奋斗团了，老蒋的气度多少好些），败退之中令其镇守舟山。四九年十月的登步之战，让六十一师吃苦头，打出了一个反登陆战的，就是这个石觉，算是党国的“中兴名将”之一呢。
考虑到石觉前面和共军打仗败多胜少的履历，估计北平起义时毛泽东傅作义对他会这样长进是谁都没想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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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06 18: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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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次空难让国民党彻底丢了绥远
话说阎锡山断了绥远的接济，没了粮饷的董其武十分艰难，绥远人少地荒，部队到了春天还没有单衣，没办法，只好把棉衣的棉花取出来，充作夏季军服。官兵每月的菜金只有两元。向广东政府催要饷项，却是一无回音，只是连电董其武离开绥远前往广州“开会”。
这种“会”哪个敢去开？要说董其武当时怎么算也还是国军编制，就冲阎老西这一手断粮，不造反也要给逼反了。
这个时候，和共产党方面的接洽却出了问题，绥远重新倒向国军出现了一线希望。
这就是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五月的“刺杀共产党谈判代表案”。当时，中共派驻归绥的代表潘纪文的处理略显过激，引发了双方的信任危机。
事情其实并不是很复杂，当时共产党方面为了和董其武谈判，派出一个联络处进驻归绥，主任潘纪文，副主任何树声，是双方的主要联络机关。机关中有个集宁铁路工会的代表王士鑫，走在绥远街上就被人扔手榴弹炸死了。事情发生以后，潘纪文大怒，立命联络处撤出归绥，董其武再三劝说无效，潘纪文只勉强留下了何树声等三人算是留守，其他人员连夜撤走，双方的关系一时紧张，陶布齐停火线双方都重新布防，大有开战的架势。
其实，这件事董其武毫无责任。甚至，这位王代表自己还要负些责任。用手榴弹炸王代表的不是特务，而是一一一军段锦堂团的一个连长李锡庆。李是兵痞出身，善战而莽撞，当时奉命率部防守归绥北门，奇怪的是他在军中平时竟然还算是亲共的。
亲共的怎么还会炸王代表呢？归绥古城是清代归化，绥远两城合建，甚是宏伟。王代表是个秀才，这天走到北门，发了雅兴就要登城一望。结果，被李锡庆的兵拦住，李锡庆以军事重地，谢绝参观为名拒绝了王代表的要求。
王代表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于是王代表就开始骂人，骂李锡庆是“反动派”。
他骂完了就走了，李锡庆可火了，这人是个浑人，一向以进步自居，居然被人骂“反动派”心中懊恼，带了两个兵下城追上去就扔了一个手榴弹。。。
等李锡庆清醒过来知道自己闯了祸，无路可走，只好带着本部，以“剿匪”为名，向北山逃跑，路上一说自己是想西逃，手下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多是绥远本地人，都不跟他走了，顿时逃散大半（可见要是董其武西撤，下场也好不了，国军西北的部队多在西撤中自己散了摊，和解放军打仗损失还在其次），李锡庆被追来的段锦堂团长抓获。
千不该万不该，段锦堂也是个火爆性子，抓住李锡庆一枪就给毙了。
这样，没了人证，事情就复杂了。潘纪文的过激反应也有理由，因为联络处进驻归绥的时候，孙兰峰曾经竭力反对，潘因此对绥远的国民党方面缺乏信任。而潘的撤离，也让绥远内部亲国一方的声音骤然增大。后来在北平的中央闻讯赶紧出面协调，安抚董其武等人，才把局面稳定下来，但这样做总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这时候，国民党方面就钻空子派人来做工作了，和绥远将领素有交往的徐永昌，王叔铭，张庆恩等纷纷赶来，劝说董其武西撤，甚至，还主动带来了黄金一千多两，作为部分拖欠的薪饷。
可是，国民党方面做工作也是操之过急，大特务杨作舟甚至露出希望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干掉董其武，拉队伍西撤的意思。他们没有意识到傅作义部将领之间的感情深厚，彼此抱团，疏不间亲，刘万春怎么会去杀董其武？反而是董其武提高了警惕。
这时，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以董其武的儿女亲家郭寄峤的名义派了架飞机来绥远，要接董其武去兰州，和西北几省长官会晤。你不是不愿意去广州么？兰州总可以吧，那里也不是广州能说了算的。董其武开始也同意了，临上飞机想想改了主意，君子不立险地，这个兰州不去也罢。
不料，这一改主意却产生了令人咋舌的效果 – 当天，那架原定董其武乘坐的飞机在会宁失事，全员死难，其中包括董派往兰州催给养的兵站第二十三分监张良弼。
董其武真是幸运。
因为盛传保密局的特务要“干掉董其武”，这起空难不免让人疑惑。紧接着董其武和孙兰峰等人到陕坝会见徐永昌和王叔铭，双方谈得并不投机。特别是徐永昌说 “撤过喜马拉雅山那才是胜利”，让董其武等人对国民党的局面彻底失望，最后，董其武表态绥远的问题，要听傅作义先生的意见，徐永昌无奈，双方分手。
离奇的是董其武的飞机在返回包头时再遇空难，一起飞即坠毁。
飞机上不但有董其武，还有孙兰峰和刘万春呢！
结果。。。
三个将军表现各异，董其武大将风度屹然不动，孙兰峰大将豪气怒骂老天，刘万春扑到地板上来了个武术动作双腿硬撑住座椅。
功劳应该归于驾驶员，在关键时刻采取了正确的做法加油门而不是收油门，飞机才能抬头撞进一个土围子，而没有低头坠毁。三位将军都受了伤，全都是脑震荡，但无大碍。
与此同时特务开始在归绥等地造谣，说董其武重伤，绥远国军要开宁夏等等。
这一来，绥远高层纷纷认定这次空难是保密局特务头子张庆恩捣的鬼，对国军那边的绝情寒了心。原本动摇的人心，又转向了北平。
直到今天，保密局的旧人都不承认和这两次空难有任何瓜葛，制造谣言属于顺水推舟，逻辑上说，就算想杀董其武也不能把孙，刘搭进去么，否则谁带兵后撤呢？
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这两次空难实在太巧了，换了我是董其武，也难保不做此想。
也许，是上帝安排的，他也不想让绥远再打了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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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07 08: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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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子同袍
二三事怎么出来了四？这一段应该算是一个小故事，白饶的吧
绥远九一九起义，签字的时候虽然傅作义就在包头，领衔的却是董其武。这里面的深意就是傅作义要成全自己的爱将 – 北平的和平是傅作义造成的，绥远的和平，和我傅作义无关，是董其武造成的。
其实，当时还有一个人可能领衔起义的。
那就是徐永昌。
您说不对阿，徐永昌老将军不是南京来的说客么？徐老将军对党国极为忠诚，若是这位堂堂的国府军令部长送上门去领衔起义，传出去怕不笑死几口子？
所以我只说“可能”么。
这件事从头到尾是一个玩笑。傅作义到了绥远以后，阅兵讲话发慰问金，绥远的起义已成定局，唯一的障碍，就是这位徐永昌老将军了。徐老将军在傅军中袍泽甚多，恩德广被，很有威望，从个人感情上很多傅作义的部下对徐永昌十分尊敬。
所以，如果徐永昌在这里苦口婆心地劝大家忠于党国，这些人还真不好意思就此签字起义。徐永昌也看出了这一点，干脆称病就地住院，作为自己阻挡绥远归向北平的最后一张牌。
徐永昌老将军也是密苏里号上受过降，驰骋中原的一员虎将，落到靠一把老骨头挡道的境地，说来也很凄凉。
但是这一招还真管用，连傅作义都觉得棘手，说这怎么办，他在这儿咱们不能起义阿。
别说，就有人站出来了 – 放心，我去和他说，一说就走。
谁呀，这样大口气？大家看去，原来是国民党的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说起来这个人要写可就传奇多多，在榆林死守孤城大战彭德怀的是他，在北平力主和平与解放军当谈判代表的，也是他，早年大字不识出身行伍的是他，晚年书法精美人称儒将的也是他，这时候他带着自己的二十二军和王老九骑兵旅也来绥远等着一块儿起义呢。现在说董其武，咱们别跑题了。这位邓大人虽然后来读书了，总有早年国民二军半拉子土匪的匪性，军中正规军校出身的将领多目其为二百五，他能劝得了老奸巨猾的徐永昌？
还别说，真就是一物降一物，几句话一说，徐永昌马上什么病都没有了，说要“首人之托，忠人之事”，蹦起来就跑，上飞机回广州了。
老邓怎么说的？
他是进门就开门见山 – 徐总指挥阿（徐永昌中原大战的时候当过总指挥），你看你病成这个样儿啊就不要走了，在这儿好好养着吧 – 回头，我们发通电，算您领衔，带大伙起义。。。
这句话一出，徐永昌能不跑么？照这位二百五将军的霸王硬上弓，自己再不走只怕广州都回不去了 – 广州没有黄河，老将军洗得清么？
他一走，就好办了，九月十九日，董其武第一个在起义通电上签字，“绥远方式”遂成为历史名词。
但是，签字之后，董其武却来了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拿过来一个茶杯，啪的一声压在自己签名的下方，站起来走了。
第二个签名的是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刘万春愣了 – 这什么意思啊？看着后面排队的将领，只好在茶杯下面签自己的名字了。
董其武这是什么意思？
那个茶杯，是给他的老搭档孙兰峰占着位置呢。
董其武和孙兰峰是多年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情谊深厚。这两个人都是名将但性格不同。孙兰峰凶悍暴躁，董其武沉毅有威，在绥远的问题上，两人的思路就有所异同，孙兰峰始终认为应该效忠党国，不能未战而降，他在武川收集残兵，积极备战，对董其武的起义准备表示反对，是绥远最大的死硬派。
但是，当广州方面试图通过他“处置”董其武，谋夺绥远政权的时候，孙却很不配合，这种背后插朋友两刀岂是义气深重的孙兰峰能干的？
两个人是主义之争，但私人感情并不因此而疏远。
因为孙兰峰在绥远军中的影响，没有他的认同，绥远的起义很不容易。这一点傅作义也很清楚，所以从北平前往绥远，给董其武撑腰。
这一招果然见效，孙兰峰再“忠”，也不能违拗傅先生么。不过，孙兰峰自己的主意并不肯改，抱着做忠臣的念头住进包头医院，坚决不参加起义。
傅作义去劝也不行，生气之下傅也就听其自便。
但董其武的想法不同，他用一个茶杯，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傅作义的两只虎，孙兰峰，董其武”。有董，怎么能没有孙呢？更深一层说来凶险，以孙兰峰和共产党结下的梁子，如果没有一道护身符，将来怎么能过得了关？
董其武的态度让傅作义也动容了，于是同意再劝孙兰峰一次。问题是，谁去当这个说客呢？董其武主动请缨，傅作义却没有同意，把这件事交给了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
刘万春在傅军中，也是有名的只会打仗的浑人，否则就不会五零年还满不在乎地通过香港和国民党那边称兄道弟了。如果说邓宝珊是二百五，那刘万春就是大号的二百五，派他去劝人？大家都以为听错了。
真是神了，傅作义都没有办法的事情，刘万春有办法，愣是把孙兰峰给说活了，当晚，孙兰峰来见傅作义，最终同意了在起义通电上签名，并且随即跟随傅作义飞北平，去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至于刘万春怎么说的，至今无可靠说法，估计，将是历史上一个无解之谜了。
反正，是一个浑的劝过来了一个更浑的。
此后，历次运动中，“绥远起义第二号领导人”始终是孙兰峰的一面挡箭牌，虽然不能保护他毫发无伤，却使他能够撑过镇反，文革等道道关口，或许，那时候他会想起董其武那只茶杯来？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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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12 18: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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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西安事变七十周年，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文献已经汗牛充栋，原本不必多说了，但隐藏在史料角落中的若干不被人注意的轶事如果整理一下，似乎也有阅读价值，于是，就动笔了。
说起来，西安事变因为抗日而起，但令人气闷的是，因为抗战中东北军被分割使用，颇受歧视，特别是参加捉蒋行动的军官对蒋的报复心存疑虑，参与此役的东北军将领中，在八年中被迫投日的颇不少。比如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就是其中典型，此外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当时的激进少壮派军官也都曾降日。包括负责执行捉蒋任务的骑六师师长白凤翔也在作战中负伤被俘，被迫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后因试图反正被日军毒死）。
然而，在这些将领中，最直接的捉蒋部队指挥官，却在此后的抗战中战死沙场，而且死得相当刚烈。
这个将军，就是白凤翔的部下，骑六师骑兵十八团团长刘桂五。
阵亡时年仅三十六岁的刘桂五
刘桂五，河北建昌人，出身绿林，参加过抗日同盟军的活动，西安事变时，因为他和白凤翔都有为匪经历，善于“掏老窑”，因此命令他所带的团，在西安事变中直接负责攻击蒋介石侍卫警戒的二道门和五间厅。为此，张还曾特别带白凤翔和刘桂五去见过蒋介石，目的是熟悉路径，认清人，对于当时官阶仅为上校的刘桂五，倒也是难得的“殊荣”了。
这段史实其实颇为值得玩味，因为张学良引见白，刘给蒋介石的名义，恰恰是因为要派他们两人深入热河日军背后开展游击战！想来若蒋对抗日完全没有信心或者兴趣，是不会召见这两个军官的。可能蒋对张学良来说，不是不抗日，而是抗日的招法太缓，太犹豫吧。
尽管有“掏老窑”的经验，由于天黑地险，蒋方卫士训练有素，攻打五间厅的战斗还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指挥抵抗的侍卫长钱大钧被弹穿胸部（后被部下扶到一个窑洞中抢救，被东北军俘获），才停止抵抗。这时，蒋介石已经逃入骊山，刘桂五没能将其生擒，后被刘多荃，孙铭九派人搜出（孙铭九对西安事变的描述多所闪烁，史家有疑）。
捉蒋亭，蒋介石被捉处，萨曾经在游览西安的时候攀爬到此处，二十几岁还累得喘吁吁，遥想当年蒋介石年过半百，带伤而走，深夜中还能跑这样远，这份功夫硬是了得。旁边有铁索两条，通一石缝，据说就是蒋介石藏身所在。亭子的样式中西合璧，又名“兵谏亭”。当时下面有一算命人，倒是卦法奇准。
西安事变解决后，白凤翔被免职，但蒋方对团级军官表示既往不咎，因此刘桂五升任骑兵第六师少将师长，下辖两个骑兵团，一个步兵团。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命令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将军在大同组建东北挺进军，做出收复东北态势，其主力即为骑三师井得泉部与骑六师刘桂五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察绥大部失陷，靠东北挺进军杀回东三省的可能性显然太小。但马占山毅然向北移军大青山畔的哈拉寨，以游击战术纵横伊克昭草原，并不断率军翻越大青山，向日军腹地攻击，成为晋绥侧翼的一支重要力量。八年间日军始终无法在这个地区彻底驱逐马占山所部。
东北军骑兵部队在敌后的作战一度有声有色，马占山之外，白凤翔的热河挺进军也曾威胁多伦，辗转转战，1939年才在日军重兵攻击下于固阳兵败，地点和刘桂五战死处仅距离几十公里。
在几次穿越大青山的作战中，刘桂五利用绥远地广人稀的特点，充分运用骑兵快速，凶狠的优点，打了就走，屡立战功。一九三八年三月，为了配合傅作义部反攻绥远的作战，马占山部再次翻越大青山，在日军背后发动攻势，乘虚攻占凉城，河口，托克托等地，生擒伪蒙古军骑四团团长门树槐，刘桂五并率骑六师攻占萨拉齐火车站，活捉伪蒙康王（后作为俘虏送归重庆）切断平绥铁路。
傅的反攻和日军酒井师团在晋北发动的攻势恰好撞车，损失较大，但日军因为平绥铁路被切断深感震惊，主力掉头攻击马占山挺进军。由于日军吸取了和马部骑兵作战的教训，组建了大编制的摩托化部队，并在飞机配合下攻击马占山部，使主力是传统骑兵的挺进军陷入被动。此时，马占山为胜利所激动，一时贪攻试图收复整个绥北，还在继续向东方百灵庙和武川方向攻击，发现情况危急后回撤不及。四月二十日，后退中的挺进军被日军截击战败。刘桂五率部断后，奋力阻击，激战两天两夜，二十二日，部队在黄油干子（今包头附近）渡河时，马占山司令部突遭日军战车袭击，刘师长率部就地抵抗，掩护军部撤离，不幸中弹殉国。
突围的马占山听说刘桂五战死，不顾危险返回后队，抚尸大哭（马与刘是东北军时代的老友，袍泽情深）。因为战况紧急，只能着部下暂时将其遗体仓促掩埋在河岸附近的乱石中。
当时的中国政府追赠刘桂五为陆军中将。一年后马占山率部再出大青山，为刘桂五重建陵墓，穿石为忠烈祠，并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以作纪念。
起于草莽，殉于国家，大概就是说的刘桂五这样的军人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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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13 21: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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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视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向阳用复仇的子弹击毙日酋松井。然而，鉴于当时中日双方战力的差别，今天的我们不免会怀疑，在当时真的存在这样痛快淋漓的复仇之战么？
答案是肯定的，很多早期影视作品中的战斗，都有真实的来历。比如，在某部电影中曾经出现的日军对村民进行“机枪点名”时，八路军部队突然从天而降，将日军击退，将村民救出。这样一段类似传奇的情节，其实也确实发生过，这段真实的战斗，就发生在山西晋城，而这支八路军部队，则是八路军三五八旅的一个团。假如今天去查晋城县的县志，还可以看到这次战斗的记载。只不过这次战斗因为八路军以救人为主，并没有象电影中那样给日军极大的杀伤罢了。
发生在一九四三年的“榛子镇之战”，也是一次这样的复仇之战。
“榛子镇之战”，发生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农历七月），是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第二次恢复基本区作战中的战斗之一，从规模上来看，它属于一场不大的战斗，因此，在中日双方的记载中，都并不是很受到重视。但假如审视它的意义，这又是一场非常值得纪念的战斗。
因为，这一战，是八路军为“潘家峪惨案”中死难同胞的报仇之战。
经过对照中日资料，这次复仇之战的前后，似可大白于天下。
潘家峪惨案，是抗战时期华北遭到日军“三光作战”制造的典型惨案之一。中国方面的记载称“潘家峪惨案：1941年1月25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日军调集了迁安、滦县、卢龙、遵化、丰润等五县的敌伪军，天明后不久，就包围了潘家峪。全村一千多的村民，也被鞭打着，人们驱赶着，赶进那所大院里，关上了大门，机关枪密集的人群扫射起来，人整排整排地都倒下去了。全村被敌寇惨杀者1035人（其中儿童妇女有658名），负重伤者84人，活着和下落不明者只剩三百零三人。全家惨死者三十余家。烧毁房屋一千一百间。”
根据日方记载，实施这次屠杀的日军部队，是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及丰润县伪军警备队，指挥官佐佐木中尉。
对这次惨案，即便于南京大屠杀多所推诿的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原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参谋田辺曾就此提供证言，承认中方的记载。然而，近年来，日方却颇有些舆论对此进行“翻案”参加过屠杀行动的原日军士兵片川三蔵和筒中要之助在日本发表言论，以所谓“亲历”对潘家峪惨案的过程作出辩解，并称田辺的证言是谎话。然而，即便是他们的辩解，也无法掩饰这次屠杀的残忍，甚至使若干真相更加清晰。
根据这两名日本士兵的证言，日军对潘家峪村的袭击是“有预谋的”，然而，片山强调，这次屠杀“可能是佐佐木中队长单独决断的”，言外之意这是某个日军中级军官自行决定的行为。而对于屠杀的理由，则归结为潘家峪属于“敌对部落”，村民经常给八路军提供后勤，情报等支援，进行屠杀是“不杀人就会被杀，这就是战争”。而筒中在他的证言中则强调田辺的两点说法不符合事实。一个是日军的屠杀并非机枪中队人人参与。“机枪手为了避免遭到袭击，在村口的高大建筑物上警戒。（屠杀）是用步枪干的。”；另一个是“村子比较小，搜出的村民只有大约三百人，没有一千人以上那样多”。
即便如此狡辩，片山也不得不承认“当看到那种场面（向村民射击）的时候，心中是‘军队怎么做这样的混账事啊？！’的惊讶”，而且，提到当时村中的干部约二十人并不是被集体屠杀的，而是时候拉到附近的河滩上枪杀。
日本右翼就用他们的证言试图为“潘家峪大屠杀”翻案 -- 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仿佛用步枪就可以否定屠杀，杀害了三百人而不是一千人就不算屠杀似的（田辺的证言则说当时殉难者超过一千，因为当时临近春节，很多村民从逃难中回到村中准备过年）。
等待公正，恐怕永远都要等待，如果真的想要公正，莫如用自己的手拿回来。
榛子镇之战（这是日方的说法，中方称为“干河草村战斗”或“王店子村战斗”，因为这次战斗发生在这两个村子之间），打的正是日军这个在潘家峪进行大屠杀的“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
当时，为了恢复此前被日军侵夺的冀东根据地基本区，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率八路军第十二团主力和地方区队，由滦河以东地区进抵丰滦迁地区，寻歼日伪当地驻军，力图夺回根据地。
李运昌，面貌温和，气质娴雅，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很难想象这位儒将在战场上却是个天杀星。当年，著名的游击英雄节振国刚到李运昌手下任职，为其儒将外表所惑，还曾经闹过一个笑话。当时节振国所部擒获汉奸十余名，按照审问结果当杀，但节担心自己刚当八路，不懂政策而过分严厉，于是千辛万苦一百多里把这些汉奸送到李运昌的司令部请求指示。
令他大开眼界的是吃着饭的李运昌认真看完报告，把嘴一抹，很兵痞地喝道：“统统拉出去砍了！”
就当街砍了，血流满地。
反而是老粗节振国吓了一跳，回来说 – 要是我判，也不过是枪毙而已。。。
这一次，李运昌又开了荤，八月十六日，侦察人员汇报日军一百多名从沙河驿出发，试图扫荡滦河以西地区（日军方面记录当时还不知道八路军主力杀回来的事情，认为当面对手是“土共”）。李运昌当即命令第十二团团长曾克林担任前敌总指挥，率部在王，干两村间设伏，坚决吃掉这股日军。
这一战，八路军上下打得特别坚决凶狠。
原因是从番号上，十二团已经发现这支部队就是潘家峪大屠杀的日军元凶，而十二团，正是大屠杀后进入潘家峪的第一支部队，被屠杀的村民的尸体，就是十二团收敛的。参加战斗的序列里，就有一个全是潘家峪子弟组成的“复仇团”！
十八日，日军果然进入了李运昌部预设的伏击圈。以下是八路军方面关于此战的记载（作者为第十二团第二营营长）：
[上午10点多，敌人的车队终于大摇大摆地开过来了。我断定这是开路的伪军，没命令打。又一个营的伪军过去，后面是180多个鬼子兵押着140多辆运粮车，鬼子的后面又是伪军，大约有两个营。我指挥员屏住呼吸，紧紧盯着敌人的一举一动。等敌人的后队进入干河草村东，前队已进入王店子村中时，我命令6连向王店子出击，歼灭其先头部队；5连向干河草村东出击，攻打敌人的后队。6连迅速攻进王店子村内，与敌人展开巷战，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人仰马翻，乱成一团。伪军们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
敌人先头部队与我军交战后，日本鬼子队长佐佐木二郎指挥鬼子兵跳下汽车，占领了干河草村东公路两侧壕沟。敌人利用沟边的土坎展开火力，我5连出击牛农对受阻，被敌人密集火力压制在干河草村东的开阔地上。时值盛暑，骄阳似火，热浪灼人，子弟兵们在战斗中有的晕倒，有的受了伤，还有的牺牲了。附近各村群众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抢救我们的伤员和中暑晕倒的同志。有的群众一口气背了十多次伤员，战士的鲜血渗透了他们的衣裳；有的老乡冒着生命危险往阵地上送水、送小米绿豆汤，解救中暑的战士。
情况紧急，团长曾克林命令我二营全营发起冲击。特务连和“潘家峪复仇团”插到敌后，投出一颗颗手榴弹；一排长李学良绕到敌后重机枪的后面，一个箭步上去踢翻敌机枪射手，夺过那挺打得通红的重机枪。我营各连战士一跃而起，端着刺刀冲进敌群，一场短兵相接肉搏战开始了。
“潘家峪复仇团”的战士们，像一只只下山的猛虎，专门找鬼子官拼杀格斗。一个战士摔倒了，鬼子趁机扑过来，那个战士双腿猛地一蹬，鬼子摔了个四脚朝天。战士趁势跨上去，骑在鬼子身上，一手掐住他的脖子，一手握紧铁拳，像捣蒜似的一拳拳打下去。打一拳喊一声“血还血！命还命！”战士们带着满腔仇恨为死难亲人报仇雪恨，祭慰亲人们在天之灵。
战斗结束了，一百多个鬼子全部被消灭。谷子地里传出一阵欢呼声“杀人魔王佐佐木二郎完——蛋——啦——”这喊声震撼了大地，战士们闻声一齐拥向谷子地。佐佐木二郎仰面朝天躺着，他带队血洗潘家峪时获得的那枚六角银质勋章还戴在他罪恶的胸前。]
复仇之战，果然酣畅。
根据日方在《晋察冀边区西边肃正作战》中的记载，八路军的战果有所夸大，此战，日军共计阵亡五十八人，伤百余人，第一机关枪中队被打垮，基本失去了战斗力，只得任由八路军在当地自由发展。
唯一遗憾的是，此战中被打死的日军代理中队长佐佐木高（日方记载中无佐佐木二郎其人）并不是执行潘家峪大屠杀的日酋，这个中队中，有两个叫做佐佐木的日军军官。真正的凶手名叫佐佐木信三郎，日军中尉，就在一个月前，被转调回国了，以后去了缅甸，还参加了英帕尔之战，日本战败后此人逃过了盟军的审判，回到故乡青森隐居，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十月才悄然死去。
这唯一的遗憾，大概也是此战最大的遗憾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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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14 17: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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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共计阵亡了八个军长，其中七个都在胜利后入驻忠烈祠，但只有一个人，直到一九八二年，才被国民党方面追认为烈士。这一个四十五年始终蒙着“投敌”罪名的殉国将领，就是东北军出身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七军中将军长吴克仁。
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
吴克仁的死，以及他死前死后的若干历史痕迹，个人感觉若是追溯起来，仿佛依稀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轨迹，环环相扣在对东北军这个团体的控制之上，不过，这种推论，最终只能停留在逻辑上，所以，只能说，这是一个尚不能说解开的历史谜团。
根据现在手头的史料，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是在一九三七年的淞沪战役中战死的，是这场战役中国军阵亡的最高将领。他死得十分蹊跷，据说，是十一月九日在松江前线中炮落水阵亡，连尸体都没有找到。这在整个抗战过程里，是将级军官中绝无仅有的一例。
虽然吴克仁军长的死是否另有内幕现在并无进一步的证据，但国民党政府方面对于六十七军的处理是迅速而坚决的，第一，是宣布“根据敌伪情报”，吴克仁并非战死，而是战场投敌了，下令通缉；第二，是将六十七军迅速解编，压缩为一零八师，并入中央军序列。
假如考虑到第六十七军在东北军中的价值，这个安排，就不免令人疑惑。
西安事变之前的东北军，共分为五个军，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这五个军的情况，他们与少帅的关系是不同的。
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是张作霖时代的老将，西安事变前，因为东北军老将在热河抗战中的拙劣表现让张学良极端失望，他正对东北军进行“换血”，努力提拔少壮派军官，万福麟等人最是不满，所以事变一起他就在保定宣布看戏了。这个军与少帅最无缘分。少帅有事他不拆台就是好的。
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他也是老将，但为人忠厚，西安事变后遵令在兰州起事，忠心没有问题。不过，于学忠在东北军中是个外来户，他是吴佩孚的人，所以号召力不够强。
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资格也有，为人圆滑，西安事变中张调他到总部当参谋长，似有不信任之意，而董后来在抗战和内战中对做官果然也很聪明。此人打仗不行，所部刚被徐海东打成重残，董英斌因此灰头土脸，在东北军中说话不响。
骑兵军，军长何柱国，有山海关抗战的战功，虽然属于杨宇霆一派，但何是张学良的嫡系,和红军代表见面，张学良笑对何曰：现在连我太太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但是他不介意何柱国知道，可见信任。然而，何升官太快，军中颇有议论。他自己对担任军长很有顾虑，只是张学良对他说你不当就等于白送蒋介石一个军才担任的。而且，他是广西人，也因此为东北将领视为异类。
只有六十七军堪称张学良嫡系的嫡系。六十七军共编五个师，是个超大号军，原军长王以哲是张学良最欣赏的中生代军官。北大营被袭击时他就是指挥官，以后又有长城抗战之功。六十七军装备好，人员充足，可以说是张学良控制东北军的最主要军事支柱。
考虑到这一点，南京急于将六十七军拆掉也就不奇怪了。若有一支军队在张学良被囚后代表东北军揭竿而起，那只有六十七军有资格。而没了六十七军，张学良就是出来号令东北军，腰杆也不硬，快向冯玉祥在西北军中的地位靠拢了。
耐人寻味的是，张学良在离开西安的时候，留下的嘱咐是：“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虎臣，即杨虎城，早年曾号虎臣，后改虎城，孝侯，即于学忠。字迹潦草，几不能认。没有让张学良最信任的王以哲担纲，这份嘱托一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