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这个曾经几乎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的超级王国，也迎来了它最后的归宿。历史总是以其独特的方式前行，王朝的兴衰原属正常，只是这个王朝的确太短命。即使它曾经富有四海、广有两洲又能如何？
作为唯一个堪与开国皇帝忽必烈执政年限相媲美的皇帝，元顺帝无疑是元朝皇帝中的幸运者，然而，也正是这位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听到了大元帝国悲凉的丧钟。虽然亡国的黑锅不能让顺帝一个人背负，但他也确实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中兴君主。也曾辛苦起五更，转眼便闻亡国音。
也曾辛苦起五更
马上得天下，但绝不能马上治天下，这是历朝历代提炼出来的千古箴言，而蒙元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说：“中国人常说蒙古人在马背上得天下，也企图在马背上治理天下，这种批评有事实的根据。可是要是说成吉思汗之子孙完全忽略经理上的问题，则与情况相左了。”因为元朝也曾有统治者悉心研究如何管理这个多民族、大疆域的帝国，比如皇帝忽必烈，比如权臣脱脱。然而，地缘政治的限制和复杂矛盾的冲突，使得元朝当政者无法将各朝遗留的执政碎片有机拼合组成一个有效的国家机器。
王朝由盛而衰是难逃的宿命，但中国的好几个朝代也曾出现过“中兴”时期，让王朝步入第二春，在元朝也曾出现过一抹曙光，只可惜转瞬即逝，之后便是更为压抑的黑暗。这种光明与黑暗的鲜明对比便出现在大元的末代皇帝——元顺帝的执政时期。
《元史》关于元朝帝王的本纪一共４７卷，而顺帝一个人就占了１０卷，接近１／４的篇幅，因为同其他短命的皇帝相比，元顺帝稳居宝座的时间的确长了很多。元朝１００多年的历史中共有１１个皇帝，第一个皇帝世祖忽必烈从称帝之日算起，在位３４年，此后的９个皇帝一共只经历了３８年，而最后一个皇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却在位３５年之久。
忽必烈之前，蒙古的汗位由几大部落推选，忽必烈以武力称帝，规定以后皇位的继承，可以父死子继，也可以兄终弟继，下任皇帝由现任皇帝指定。因此，顺帝的父亲明宗与弟弟文宗便颇有一番真情或假意的退让。最后的结局是，明宗在去往大都当皇帝的路上莫名猝死，真相扑朔迷离，莫衷一是。妥懽帖睦尔作为明宗的长子而非嫡子，在父亲死后，一度被放逐到高丽（今朝鲜）大青岛和广西静江。
文宗死后，皇帝之位几经周折，由于先前太子阿刺忒纳答刺的身亡，文宗的皇后卜答失里执意遵照先帝遗嘱让明宗的儿子继承皇位，不料即位的明宗嫡子懿璘质班没过多久也病故了。在卜答失里心中，这皇位多少有些不吉祥，或许也是大权旁落的疑虑，她坚决反对立小儿子燕帖古思为帝，因为燕帖古思不是她的亲生子，又是权臣燕铁木儿的义子。
在皇后的固执之下，燕铁木儿也没了脾气，于是妥懽贴睦尔便登上了皇帝之位。卜答失里究竟是怎样打算的，后人不得而知，或许是想用明宗的儿子冲冲皇位的杀气吧。但她没有料到的是，妥懽贴睦尔这皇位一坐就是三十多年。
要说元顺帝也不容易，自即位时起，身边便没少了把持大权的重臣。
自从世祖忽必烈之后，元朝只有一个皇帝即顺帝的祖父元武宗海山以赫赫战功稳坐龙庭，武宗解除了元帝国在西北部的威胁，也成就了手下的三个部属，即燕铁木儿、康里脱脱和伯颜。康里脱脱早死，燕铁木儿和伯颜则成了影响几朝的权臣，也着实让顺帝头疼不已。
燕铁木儿死后，其子唐其势也加入了夺权之战，为了压制燕铁木儿家族的势力，顺帝大力提拔伯颜。政治也就是那么回事，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了东风。清除了唐其势等燕铁木儿家族的残余势力后，伯颜的气焰又日渐高涨。顺帝于是故伎重施，利用伯颜的侄子脱脱再次将权倾天下的伯颜扳倒。
德国汉学家赫伯特曾说：“伯颜确定的是反对中国人的，因此他与年轻的皇帝冲突激化，而皇帝倒倾向于臣下对中国传统多少有些关心的蒙古官员。”其实，这也多少表明了顺帝与伯颜在治国方面的矛盾。伯颜初当宰相，辅佐顺帝，遵循旧章，提倡农事，减除杂徭盐税，赈济饥民，还算是个明相；但诛杀唐其势之后，开始专政恣肆，肆行贪暴。任命的官员多向伯颜行贿，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省、台、院官多出其门下。伯颜作为蒙古蔑儿乞部的贵族，在草原贵族的支持下，极力排斥汉人官员，日渐跋扈，连顺帝也不放在眼中。
伯颜的侄子脱脱虽为伯父一手教养，却对汉族文化颇为看重，因此后来掌权的脱脱着实进行了一番改革。
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中国的好几个朝代，都有’‘中兴’‘一事。大概朝代初年的军制和财政税收，到中期已失时效，中兴需要一番挣扎，一般新的安排或是改组，或是局部的修正，都要通过社会的中层才能透入到基层机构的民间里去，这时候不是朝廷的一纸通令可以达到目的，也不是全靠军事行动所能生效，民间对朝代的信心，常有左右全局的可能。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断言蒙古人的元朝没有通这一磁。要不是过去的纪录太坏，人心离散的话，顺帝这一朝，有脱脱的领导力量，修辽金宋三史，修贾鲁河，使黄河入故道，又有扩廓贴木儿的军事领导力量，朝廷又一度使方国珍降伏，恢复海运，看样子并不是全无中兴的希望。”
脱脱在顺帝的支持下推行“更化”政策后，朝政为之一新，“中外翁然称为贤相”（《元史·脱脱传》）。顺帝也开始用心攻读圣贤书，裁减宫女、宦官，节省御膳、御装，关心政治，常在宣文阁与大臣商谈国事。广大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因受到重用，多“知无不言，言无顾忌”（《元史·苏天爵传》），欢呼“至正宾兴郡国贤，威仪重见甲寅前”，准备在“至正中兴”中一显身手。
然而，顺帝与脱脱在才能与气魄上都有些缺陷。脱脱在治国方面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上台之初，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伯颜的排汉政策，恢复了科举取士，重开经筵，又修《宋史》，提倡文治和经史，但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他并没有多少建树，改革措施流于表面而未触及根本，结果必然以失败告终。
如果只从前面来看，元顺帝以一个孤儿的身份登位，孤单无援的情况下，化解了多次权臣逼宫的危机，实属不易，让人不禁想到了康熙。然而，顺帝的温平却让他甘于沉浸在后宫的温柔乡中，又如何能够承担中兴大任呢？
石人一只眼 挑动黄河天下反
脱脱虽然才能有限，但终究给大元带来一丝“中兴”的希望，脱脱第一次当政期间，连顺帝也大有励精图治、大干一场的意思。谁知，此时，政治纷争又开始了。脱脱执政不到４年，便因政敌的攻击，于１３４４年被迫辞相。之后的５年中，元朝的政治机体日益腐化，问题丛生。顺帝不得不于至正九年即１３４９年再次任命脱脱为相。
脱脱二次为相后，面临的是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而他自身的短板也暴露无遗，治河与变钞两项举措，看似英明，实为败笔。邱树森先生在《元朝史话》中说：“如果说，元末农民起义是元朝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开河’‘和’‘变钞’‘就是这次大起义的导火线。”
至正四年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北决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金堤。沿河郡邑，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等诸多州县均遭水患。黄河泛滥如此严重，受害地区如此之广阔，是河患史上所罕见的。由于当政者没有采取果断的治河措施，水势不断北侵。到至正八年正月，河水又决，北侵汇入运河，河间、山东两盐运司所属几十个盐场也面临覆灭的危险。
河患使得社会矛盾尖锐，河泛区“所在盗起，盖由岁饥民贫”，大批流民涌入长江下游，“沿河盗起，剽掠无忌，有司莫能禁”。起义此起彼伏，《元史·顺帝纪四》中记载：监察御史张侦惊呼：“灾异迭见，盗贼蜂起……若不振举，恐有唐末藩镇噬脐之祸”。天灾人祸使得全国上下一片混乱，此时的官吏却纷纷浑水摸鱼，贪污盘剥，中饱私囊。民间有诗嘲笑顺帝派出的反腐倡廉的廉访司官员：“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扔穗贼不争多。”时人叶子奇说，“及元之将乱，上下诸司，其滥愈甚。”
苛税赋役如猛虎，水深火热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面对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脱脱采取了两项措施：变钞和治河。让脱脱预料不到的是，这两项在他看来的妙策居然使得元朝步入深渊。
世祖至元后期以来，国库严重空虚，入不敷出，财政渐见拮据，纸币发行量猛增。几代皇帝积累的纸币印量到了至正年间濒临崩溃，加之伪钞横行，钞法几被破坏殆尽。至正十年，在脱脱的大力支持下，开始变更钞法。
用旧日的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两贯，两种钞并行通用，而中统交钞的价值比至元宝钞提高一倍。《元史·食货志五》中记载：“每日印造，不可计数。舟车装运，轴护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这一举措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恶性通货膨胀。“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元史·食货志五》）到至正十六年时，纸币“绝不用，交易唯用铜钱耳。钱之弊亦甚……且钱之小者，薄者，易失坏，愈久愈减耳”。这种以“钞买钞”，治标不治本的方法，非但没能解决问题，还使得社会愈加动荡不安。
治河问题更体现出脱脱的短视，他采取都漕运使贾鲁的治河方案：“疏南河，塞北河，使复故道。”当时，工部尚书成遵等出面抗争，脱脱再次力排众议。《元史·成遵传》中记载成遵力主黄河故道不可得复，说：“济宁、曹、郓，连岁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人于此，恐日后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事实胜于雄辩，结果证明成遵看得更准。
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顺帝正式批准治河，下诏中外，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１３路民１５万人，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戍军１８翼２万人供役。四月开土，七月完成疏浚黄河故道工程，开始堵塞黄河故道下游上段各决口、豁口，修筑北岸堤防。八月二十九放水入故道。九月初七，贾鲁用船堤障水法开始堵水工程，至十一月十一终于使龙口堵合，“决河绝流，故道复通”。
治河取得了成功，脱脱原本可以成就千古美名，孰料，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等决定抓住这一时机，一面加紧宣传“弥勒下生”、“明王出世”，一面又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并暗地里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河道上。独眼石人挖出后，河工们惊诧不已，消息传出，大河南北，反抗的烈火顿时燃起。正是“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时人作诗云：“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又有《醉太平·小令》称：“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
变起一朝，祸积有素，变钞与开河并非元朝生变的根源，但的确是起义的催化剂。此后，元朝忙着平叛，忙着肃乱，也忙着窝里斗，忙得不亦乐乎，败得也是一塌糊涂。当脱脱忙着镇压起义并渐有起色时，一场导致他政治生涯结束的厄运降临到他头上。皇太子因不满“未授册宝之礼”，而支持顺帝宠臣哈麻弹劾脱脱，致使脱脱被革职流放，至正十五年（１３５５）年底，脱脱死于毒酒。脱脱的死使得他殚精竭虑修补的元王朝统治堤坝再度崩塌，此时，毁灭已经不远了。
可悲！由内而外的杀戮
正当外面乱成一锅粥时，元朝内部也频生波澜。元朝统治集团的内斗相残，从成吉思汗时就一直没有停息，铁木真在统一蒙古诸部的内战中，就有过以铁镬七十只烹煮俘虏的记载。
就在石人挑动天下反之后，红巾军如火如荼燃烧了大片国土，顺帝不得不向镇守北方的诸位蒙古宗王下诏，让他们起兵南来帮助朝廷灭寇。没想到镇守北藩的蒙古宗王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却趁火打劫，拥众数万，裹挟当地几个宗王一起造反，并派使臣入大都呵斥元顺帝：“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太半？何不以传国玺授我，我来坐帝位！”
乱军当前，深知不能硬来的元顺帝放低姿态，温言劝说，希望能化干戈为玉帛。态度强硬的阳翟王不为所动，妄图染指中原。顺帝只得强打着精神，派兵迎击。第一次派出的将领秃坚帖木儿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他所强征的哈剌赤人更是外强中干，临阵丢盔弃甲，争相投敌，秃坚帖木儿全军覆没，“单骑还上都”。
之后，顺帝采用离间之法，利用阳翟王之弟忽都帖木儿扰乱阳翟王帖木儿的军心，同时出兵讨逆的将领老章更是以金钱珠宝开路，买通阳翟王的手下和被裹挟的宗王，结果，阳翟王窝里反，其部将脱欢反水、阿鲁辉帖木儿被五花大绑押送大都。
到此，顺帝对这场内乱处理得一直很得体，不料，到了最后关头，却来了个败笔。依据旧制，宗王谋叛，一般是裹在毛毡中摇死、用马踩死或者用大弓弦绞死，名曰“赐死”，即不使黄金家族的“神圣”血液玷污于泥土。元顺帝却被仇恨蒙了心，一纸诏书将阳翟王押至闹市砍头，黄金家族的北边诸王知道后心生隔阂，日后都对大都元廷的存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后多年，元朝的正规军与杂牌军一直在北方相互绞缠，杀得你死我活。正因为此，江南的朱元璋赢得了时间，从容不迫，步步为营，先后消灭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人，势力范围越来越大。
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元朝的最后十年内，宫廷多阴谋，能作战的将领则被处死，也和多数民族所主持之朝代覆亡如出一辙，最后只剩了一个扩廓帖木儿（王保保）。朱元璋也称他为’‘奇男子’‘，可是为时已晚，只能随着’‘北元’‘的流亡政府效忠于塞外。”
然而，就是这位朱元璋一直招降不成的“奇男子”，也曾在外患不绝的紧急关头忙于内战。就在北方元军诸部自相残杀之时，至正二十七年底，朱元璋正式开始了北伐。明军势如破竹，逼向大都。
在这紧急关头，顺帝只得不顾以前的猜忌再度倚重王保保，不料王保保并未遵诏抗敌，而是向云中（今山西大同）方向进发。其帐下将有不少狐疑，问：“丞相您率帅勤王，应该出井陉口向真定（今河北正定），与在河间的也速一军合并，如此可以截阻南军。如果出云中，再转大都，迂途千里，这怎么能行？”王保保敷衍道：“我悄悄提军从紫荆关入袭，出其不意，有什么不好？”倒是他身边谋士孙恒一语挑明：“朝廷开抚军院，步步要杀丞相。现在事急，又诏令我们勤王。我们驻军云中，正是想坐观成败！”进言者听此话，只得默然。
元廷危在旦夕，诸部将领却纷纷作壁上观，结果可想而知。大都即将被攻克前，顺帝在清宁殿召集三宫后妃、皇太子等人，商议出京北逃。左丞相失烈门等人谏劝，无奈顺帝一心逃命，不予理会。
１３６８年阴历七月二十八日夜，元顺帝率皇后、皇太子等人开建德门，出居庸关，逃往上都方向。八月三日，明军攻入大都城，元朝灭亡。元顺帝在一年多后因患痢疾病死，终年５１岁，庙号“惠宗”，朱元璋则“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曰顺帝”。是表彰还是嘲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元廷覆灭后，当初自顾自身保全的王保保反倒忠贞不贰，追随北元朝廷，跟朱元璋执著地打着游击。《明史·扩廓帖木儿传》中有这样一个典故：洪武初年岭北和林战役结束后不久，有一天明太祖朱元璋大宴众将领时突然问大家：“天下奇男子谁也？”众人都回答说：“常遇春是也。遇春将不过万人，横行无敌，真奇男子也。”太祖笑着说：“遇春虽人杰，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其人，奇男子也。”
朱元璋曾多次派人去漠北招降王保保，都未能成功。《新元史·李思齐传》中说：割据关中的李思齐在洪武初年投降了明朝，奉朱元璋之命前往漠北，王保保对李思齐这位老朋友“待以宾礼”，觥筹交错之后，派兵士送李思齐回国。到了边境，兵士说，主公有命，请留一物为别。李思齐说，我远来无所齑。士兵说，那就留条胳膊吧。“思齐知不免，断臂与之。还，未己卒。”
洪武八年八月，即元宣光五年八月，天下“奇男子”扩廓帖木儿去世。《明史·扩廓帖木儿传》载：“其后，扩廓从其主徙金山，卒于哈喇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经死。盖洪武八年也。”随后，他苦苦支撑的北元也在不久之后在明军和瓦剌的打击下覆亡。
世人对于汉人出身的王保保的忠贞如此赞誉，实在令人狐疑。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窝里斗得如此热闹，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后再故作姿态，又有什么用呢？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是元代汉族文人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在元代的汉族文人中，仁宗年间的张养浩或许还是幸运的。他年轻时即步入仕途，得人赏识，后来成为一般汉人难以企及的高官，却没有沦落于官场泥淖之中。他因直言进谏而屡遭排挤，历经宦海浮沉，看透官场险恶，于知天命之年辞官归故里。此后，十年之中，元廷七次征召，他都力辞不就。
文宗天历二年（１３２９），“关中大旱，饥民相食”，元廷再度征召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这次是趟苦差，张养浩却欣然领命，因为这次救灾功在黎民。年已六旬的张养浩，鞠躬尽瘁，散尽家财，终因积劳成疾而死于任所。如今，他留给后人的是不朽的文字与岁月的记录。
途经洛阳时，他写下：
天津桥上，凭栏遥望，舂陵王气都凋丧。
树苍苍，水茫茫，云台不见中兴将，千古转头归灭亡。
功，也不久长；名，也不久长！
——《山坡羊·洛阳怀古》
当他走到骊山时，眼前是：
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
只见草萧疏，水萦纡，至今遗恨迷烟树，列国周齐秦汉楚。
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山坡羊·骊山怀古》
在咸阳，他感慨道：
城池俱坏，英雄安在？云龙几度相交代！
想兴衰，若为怀，唐家才起隋家败，世态有如云变改。
疾，也是天地差；迟，也是天地差！
——《山坡羊·咸阳怀古》
途径沔池，他又想起：
秦如狼虎，赵如豚鼠，秦强赵弱非虚语。
笑相如，大粗疏，欲凭血气为伊吕，万一座间诛戮汝。
君也，谁做主？民也，谁做主？
——《山坡羊·沔池怀古》
元曲仿佛一扇窗，推开便可见当时的景象。张养浩笔触豪放，读来悲壮，正如元朝的风云变幻，兴亡盛衰。统治者的享乐纵欲以及他们的家天下的兴亡，都是建立在百姓的血泊泪海之上。
蒙古人将他们的草原文明带到中原，与中原的农耕文明终于发生激烈的碰撞。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导言中说：“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破坏。”
元人评价当时的税收时说：“割剥民饥，未见如此之甚！”元朝后期“酒课、盐课、税课，比之国初，增至十倍。征需之际，民间破家荡产，不安其生。”宋元之际的诗人汪元量作诗《利州》：“云栈遥遥马不前，风吹红树带青烟。城因兵破悭歌舞，民为官差失井田。岩谷搜罗追猎户，江湖刻剥及渔船。酒边父老犹能说，五十年前好四川。”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百姓在战乱、天灾、暴敛中苦苦挣扎之时，蒙古贵族在内讧，将领们在乱战，皇帝在做工匠。
亡国君主元顺帝有一个同明熹宗朱由校相似的嗜好。他酷爱工匠建造，而且技艺高超远胜过其治国之术，在京师还享有“鲁班天子”的美誉。他亲手为近臣刻削屋宇的模型，做得巧夺天工，模型上镶嵌了许多珍奇的宝石。然后让这些近臣依照模型建造房子。当他询问如何时，内侍们便假言：“这屋宇比不上某某家精美。”顺帝便随手将模型毁弃了重新做，内侍们则趁机从模型上抠下珠宝。
顺帝还建造了清宁殿，以及前山、子月宫等穷极奢华的殿宇，他还在内苑亲自设计制造龙舟，移动时龙首及口眼爪尾皆可活动，栩栩如生。顺帝不由感叹：“难怪隋炀帝游江都乐而忘返呢！”仅此一句话，即为亡国音。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雕梁画栋又如何？
兵荒马乱中，百姓流离失所；繁华享乐时，百姓来埋单。纵览元朝雄图，最苦的还是百姓。
退回草原等待再一次的轮回
１３６８年，享国运不足百年的元朝被朱元璋推翻，末代皇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率领着王族和残军撤退到自己祖先曾经兴起的故地——蒙古高原，完成了一次外来政权全身而退的“奇迹”。正是：从何处来，回何处去。
当初，成吉思汗近乎疯狂的扩张使得蒙古帝国幅员辽阔，汗国、部落林立，元朝版图仅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不过，元朝的皇帝同时也是蒙古帝国的大汗，对于蒙古各大汗国和部落享有宗主权。元廷覆灭，蒙古帝国失去了中国的大好河山，但帝国仍在，顺帝退至上都后所保有的政权史称“北元”。
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写道：“元朝的第１１个皇帝，他倒在位３５年，可是他也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在明军入大都时奔回漠北，使元朝在中国历史里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
此时的元朝，已不复当年辉煌，沦为流亡政权。此时的上都宫阙府衙先前曾遭红巾军一部劫掠焚烧，到处残垣断壁，四处瓦砾。仓皇北归的打击，让这位对汉文化有所涉及的皇帝难抵“国破山河在”的愁绪。汉人治国之术只学了个皮毛，“去国怀乡”的哀怨倒学到了精髓。１３７０年５月２３日，仓皇郁闷兼而有之的顺帝在沙拉木伦河畔的应昌去世。
元顺帝的儿子爱猷识里达腊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便在哈拉和林继位，史称北元昭宗。作为北元的第二位皇帝，他将残元政权又维持了八年，并厉兵秣马盼望着有朝一日重登中国皇位。然而，这一切随着深入蒙古地区的明朝军队的攻击而逐步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
１３７２年，明朝大将徐达率军攻向蒙古黄金家族的大本营——哈拉和林，对于这个象征着蒙古人权力和荣耀的地方，蒙古人誓死护卫。然而，被誉为“万里长城”的徐达所向披靡，爱猷识里达腊绝望了。明朝大军因战线过长，后援不继，于土拉河畔止步。六年后，爱猷识里达腊怀着满腔遗憾去世，其子脱古思帖木儿继位，这位第三任北元皇帝所能控制的领土已经缩小到蒙古帝国最初兴起时的规模，不由让人感叹。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到如今，苟延残喘，低头俯居人下。
１３８８年，一０ｓ支十万人的明朝军队在大将蓝玉的率领下在合勒卡河和克鲁伦河之间、贝加尔湖南岸大败脱古思的军队，残元诸王、平章以下官员三千多人及军士七万余人被俘，脱古思帖木儿逃走后被其部将缢杀，黄金家族辉煌不再。
百年前，蒙古军队犹如上帝之鞭，铁马长弓，凭着一腔原始的豪情，以极少的人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征服。百年后，蒙古铁军被汉人军队逐步击溃，如同摧枯拉朽，退回了当初的水草地，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明太祖朱元璋成为元朝的终结者，在之后提及“胡元制主”之时，也深带着汉人民族主义的苦大仇深，然而，他依旧将元世祖忽必烈的牌位供奉在列代帝王庙内，与汉唐宋创业之主并列，一同祭祀。一代开国帝王的考量无疑是对的，虽然元朝未能在统一中远迈汉唐，但毕竟一个帝国的气魄打出一个开阔的格局。
附录 名家简介
韩儒林（１９０３～１９８３），中国历史学家，蒙古学家。字鸿庵，河南舞阳人。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名誉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副主任，江苏史学会会长，江苏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任等职。韩儒林自留学欧洲以来，始终专注于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的研究。其主要著述有《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氏族札记》《蒙古答剌罕考》《元代阔端赤考》等篇，多注重名物制度的考释，纠正了元史著作中的许多失误，弄清了前人未能解决的许多问题。此外，韩儒林在突厥史、西藏史、西夏史、中西交流史等方面，也颇有建树。
由他主编的两卷本《元朝史》，获国家优秀图书奖。韩儒林的主要著述多收入《穹庐集》，此外尚有《成吉思汗传》《元史讲座》等著作。
陈垣（１８８０～１９７１），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字援庵，广东新会人。陈垣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全靠自己的勤奋，著作宏富，成就斐然。研究中国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历史文献学等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世界闻名的史学大师。１９２２年胡适曾断言：“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陈垣的著作主要有：《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元西域人华化考》《元典章校补释例》（又名《校勘学释例》）《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史讳举例》《南宋河北新兴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典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
宋濂（１３１０～１３８１），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今浙江义乌）人。至正二十年（１３６０），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洪武初主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后因牵涉胡惟庸案，谪茂州，中途病死。有《宋学士全集》《孝经新说》等。
王国维（１８７７～１９２７），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哲学家，国学大师。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他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６２种，批校的古籍逾２００种。收入其《遗书》的有４２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钱穆（１８９５～１９９０），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字宾四，江苏省无锡人。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１９４９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１９６４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１９６６年，移居中国台湾台北市，１９９０年８月在台北逝世。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著述颇丰，专著多达８０种以上。其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范文澜（１８９３～１９６９），著名历史学家。浙江绍兴人。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还著有：《中国近代史》（上册）《历史考略》《群经概论》《水浒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
柏杨，原名郭衣洞，笔名柏杨。１９２０年生于河南省开封市。东北大学毕业后，曾任东北青年日报社社长、沈阳辽东学院教师。后去中国台湾。柏杨主要写小说、杂文，后者成就更高，曾被列为中国台湾十大畅销作家之一，他的杂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梦闲话》（１０集）《西窗随笔》（１０集）《牵肠挂肚集》《云游记》等。柏杨一生著述丰厚，《柏杨版资治通鉴》在中国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
蒙思明（１９０８～１９７４），中国历史学家，元史和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原名尔麟，又名弘毅，生于四川省盐亭县金鼎场。蒙思明的史学贡献，主要表现在元史领域以及魏晋南北朝史领域。其主要代表论著有《元代社会阶级制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组织与功能》《元魏的阶级制度》《曹操的社会改革》《六朝世族形成的经过》及前述有关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论文。
黄仁宇（１９１８～２０００），祖籍中国湖南长沙，后入美国国籍，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是史学界的异数，治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能让大众愿意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按现代大史家钱穆先生的“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做一国之国民”的观点来看，则黄仁宇先生之欲树国民历史性格功不可没。从历史观点和著作风格来看，他继承了钱穆先生的特点：做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主要著作有《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
王曾瑜，１９３９年生于上海，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便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主要从事宋史研究，现为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宋先生一生潜心研究学问，曾著有《鄂国金佗（左禾右卒）编、续编校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宋朝兵制初探》《宋朝阶级结构》，历史小说《靖康奇耻》《河洛悲歌》等。
李治安，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生，河北省邢台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国家社科重点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边疆民族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会历史组成员、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天津市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元史和古代政治制度史。其主要著作为：《元代分封制度研究》《行省制度研究》《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忽必烈传》。主编并与人合著《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中国文化通志·社会阶层制度志》等。
朱东润（１８９６～１９８８），江苏泰兴人，中国古代文学及各体文学专家。１９１６年英国伦敦西南学院肄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全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等，是复旦大学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历史，尤其专长历史人物传记文字的创作。善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实的分析考辨，著有《张居正大传》《杜甫叙论》等传记文字作品，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批评著作之一。
邱树森，１９３７年出生于江苏苏州，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澳门科技大学客座教授。１９５９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主要著作有《元朝史》（合著）《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回族史》（合著）《元朝史话》《元代文化史探微》等。
朱耀廷，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现任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元史、北京文化史、主要著作有《成吉思汗全传》，《成吉思汗传》，《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及长篇历史小说《成吉思汗》等，同时编写了电视连续剧《元世祖忽必烈》，主编《中国传统文化通论》《北京文化古迹旅游》及《北京文化史》等。
史卫民，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３日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元室副主任、副研究员。１９８５年１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搞研究工作。主要论著《元代侍卫军组织的职能》《中国史研究》《元上都》（与陈高华合著）《蒙古汗国时期蒙古左右翼军千户沿袭归属考》《西北民族研究》《元代蒙古军都万户府的建置及其作用》《甘肃民族研究》《元代军事史》等。
志费尼（１２２６～１２８３），出生于波斯的志费因省。祖辈历任波斯旧朝的撒希伯底万之职。他本人在２０岁前已开始为新统治者蒙古人服务。他曾几次入朝蒙古都城哈剌和林。正是在最后一次哈剌和林之行中，志费尼应友人之请，开始撰写巨著《世界征服者史》，这部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谢和耐（Ｊａｃｑｕｅｓ Ｇｅｒｎｅｔ），生于１９２１年，法国现当代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谢和耐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研究体系，他最早在学院里培养汉语人才，创办各种刊物，出版了各种专著。谢和耐在汉学领域内一直勤耕不辍、著述颇多，已出版的著作有以下九种：《菏泽神会禅师（６８０～７６０）语录》《中国５～１０世纪的寺院经济》《蒙古入侵前中国的日常生活》《帝国形成之前的古代中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中国社会史》《中国和基督教》《唐甑及其〈潜书〉》（译自中文，附译音序言和注释，１９９２）和《中国的智慧、社会和伦理》等。这些著作每部都有多次重版或修订再版，并大都被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出版。
威泽弗德，杰克·威泽弗德，著名蒙元史专家。美国明尼苏达州保罗卡利斯特学院人类学教授；获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博士学位，并获蒙古成吉思汗大学人文学科荣誉博士学位。代表作有：《印度缔造者》《乡根》《野蛮与文明》以及《金钱简史》。
后记
一本著作的完成需要许多人的默默贡献，闪耀的是集体的智慧。其中铭刻着许多艰辛的付出，凝结着许多辛勤的劳动和汗水。
本书在策划和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行的关怀与帮助，及许多老师和作者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以下参与本书编写的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廉勇、欧红梅、周珊、张艳红、柳絮恒、赵一、赵红瑾、齐红霞、齐艳杰、陆晓飞、赵广娜、徐春艳、王非庶、李秀敏、王杰、张保文、李亚莉、何瑞欣、杜莉萍、李卫平、李敏、梁素娟、许庆元、姚迪雷、毛定娟、尹娜、王巧、杨婧、王娟娟、张艳芬、许长荣、王爱民、李琳、李伟楠、王鹏、罗华杰、武敬敏、甘艳河、闫妍妍、杨英、罗婷婷、李良婷、上官紫薇、杨艳利、于海英、曹慧利、肖冬梅、张乃奎。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借鉴和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和作品，从中得到了不少启悟，也汲取了其中的智慧菁华，谨向各位专家、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因为有了大家的努力，才有了本书的诞生。凡被本书选用的材料，我们都将按出版法有关规定向原作者支付稿酬，但因为有的作者通信地址不详，尚未取得联系。敬请您见到本书后及时函告您的详细信息，我们会尽快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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