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教导他的民众不仅要远距离作战，而且教导他们要维持数年、数十年的作战，而最终，持续的战争超过了三代人。但对于黄金家族来说，他们继承了成吉思汗骁勇善战的品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开疆拓土，他们热衷于此，并且享受着由此而来的荣耀。
成吉思汗去世后，虽有遗命令窝阔台继承汗位，但是拖雷监国两年也有足够的实力问鼎大位，因此，窝阔台与拖雷开始了暗中争夺。由谁来做大汗将会直接影响到蒙古帝国的稳定和以后的发展方向。在这个过程中，耶律楚材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希望选择一个有政治才能的人来当大汗，而窝阔台见识颖敏，意志坚定，是理想的人选。拖雷却崇尚武力，不喜儒生。因此在最后时刻，耶律楚材没有倒向占多数的拖雷一边，而是以成吉思汗遗照为名，敦促拖雷“早定宗社大计”，从而打消了拖雷故意拖延选汗日期的打算，使窝阔台终于登上了大汗的宝座。
一代天骄的战略遗愿：联宋灭金
成吉思汗病逝前，已经预见到自己的大限将至。临死前，他把随军的儿子和部将都叫到跟前说：“金朝的精兵在潼关，潼关北靠黄河，南据华山，我们如果正面进攻，难以一下攻破。如果假道南宋，宋金两国是世仇，宋人一定会同意。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其精锐，然后从背后发兵直捣汴京。汴京危机之时，金朝必从潼关调兵。而等潼关数十万军兵千里赴援到汴京，人马必然疲惫，疲惫的兵马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因此，汴京一举可破。”
后来窝阔台忠实地执行了这一策略将金朝灭掉，成吉思汗的军事思想在其逝世后又一次取得了成功。
公元１２２９年年底，窝阔台与拖雷率军渡过大漠南进。次年率军攻金。金朝急忙调整部署：增加凤翔、京兆（今西安）等州府守城兵力；抽调忠孝马军入关，加强京畿外围突击力量；改陕西西路行省及陕西东路行省为陕西两路行省，置于阌乡（今河南灵宝西北），增强潼关防御。１２３１年２月，蒙古军攻克金兵军事要地凤翔。５月，窝阔台回官山九十九泉（今内蒙古单资北灰腾梁）驻夏，召集诸王将领商议灭金战略。窝阔台采纳拖雷之策，决定分三路进攻。
窝阔台汗统中路军，由碗子城（太行山之隘）南下渡河，由洛阳进攻；斡惕赤斤那颜统左路军，由济南进攻；拖雷此时正统右路军率３万骑兵穿过西南方，借道宋朝，对金形成了大包抄之势。拖雷穿过宋境，突然出现在河南南部南阳附近的金境内。
同时，窝阔台已经指命他最杰出的战略家、波斯和俄罗斯战争中的胜利者速不台去围攻南京（今开封），南京军民奋力抗战，而金哀宗却遣使议和，南京城内一片混乱。最后，金西面元帅崔立杀死留守完颜奴申、完颜习捏阿布，献城投降，并将两位王后、两位宗王及５００名宗室贵族带至蒙古军营。４月蒙古军入据南京。
金哀宗已逃出城，企图在开封城外的其他地区组织抵抗。最初，他逃至归德（今河南省商丘）避难，后又逃到小城蔡州（汝宁）。
此时，宋朝企图对金国进行报复，就借给蒙古人一些步兵帮助蒙古军夺取蔡州。金哀宗见宋助蒙攻金，派皇族完颜阿虎去宋朝和谈说：“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联合，所以为我也是为宋也。”但是，宋朝拒绝了金国的提议。
１２３４年３月，当蒙古人发动最后的攻击时，金哀宗见蔡州无法守住，便说：“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入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而无恨，只恨祖宗传国百年，至我而绝。”随后便在幽兰轩自缢而死。
对于这次战争，朱东润先生说：“这一类的事实，并不足奇。大致在彼时北方的汉人眼中，女真人也是要不得，所以听到蒙古人的侵掠，多数人认为是汉人抬头的机会，这正和北宋会女真灭辽，南宋会蒙古灭金，是一样的心理。至于辽人既灭而女真之祸更甚于辽，金人既灭而蒙古之祸更甚于金，本来无从逆料，总之，没有身受蒙古之祸的人却认为是民族复兴之机。”
由此可见，这次战争从表面上看，宋朝也取得了胜利，实际上经过此战，宋朝的位置更加孤立，它直接与蒙古帝国接壤，加速了灭亡的步伐。
金国灭亡后，蒙古人成了宋王朝的近邻。为报答宋朝在攻金的最后战斗中的援助，窝阔台允许宋朝收复今河南东南部的一些地区。这应该是一种欺骗性和迷惑性的报答。然而，南宋的统治者还沉浸在迷梦之中，并没有领会到这其中更深层次的含义，他们想得到河南全境。
于是，南宋政府竟愚蠢地对蒙古军队发起了进攻。最初，宋军没有经过战斗就重新占领了开封和洛阳。当然，他们的做法势必激起了蒙古人的不满，很快宋军就被蒙古人驱逐。更大的灾难正等待着南宋。
因为宋军首先挑起了战争，这就给了蒙古人更充分的发动战争的理由，催化了蒙古人攻击南宋的决心。公元１２３５年，窝阔台在哈拉和林举行的大会上宣布征服宋朝。此时，南宋统治者应该真切体会到了金哀宗所说的“唇亡齿寒”了吧？
长子西征 将大汗之精神播撒欧洲
年已六十的速不台站在一处高地上黯然凝视着前方，陷入沉思。城堡外面布满了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壕沟，虽然不深，却严重影响了蒙古骑兵的冲击阵形；一座座坚石垒成的岗楼，尽管规模不大，仍然能将发动冲锋的蒙古骑兵，分割成一块又一块，以此削弱骑兵的力量。天下第一的蒙古骑兵，第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面对蒙古骑兵的进攻，不里阿耳国倾其所有兵力，部署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摩拉里尔城；第二道，是与摩拉里尔城相距一百四十里的莱萨城；第三道，则是与莱萨城相隔二百一十里的都城不里阿耳。
速不台动用了三个万人骑队，同时对不里阿耳的三道防线发动进攻，然而，连续三天的攻击，并没有瓦解掉不里阿耳的防线，杀敌三千，自损八百的战果，让速不台惊怒无比，更是心痛莫名！
这就是“长子西征”途中一次著名的战役——不里阿耳战役的一个场景，没有人能想到，战无不胜的蒙古铁骑会在此处碰到一个硬钉子，虽然结果是蒙古骑兵胜了，但是也带给了他们许多的思考。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战略战术，不断完善自己的攻击策略。
长子西征源于成吉思汗的遗训：
我，指定我的孙子拔都为蒙古大军的统帅，要他去征服世界，直到最后的海洋，直到蒙古马蹄能够踏到之处。到那时，瘟疫、饥饿和旱灾就会停止，普遍和平就会降临！
——成吉思汗
鉴于此，太宗七年（公元１２３５年）夏，窝阔台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决定遵从成吉思汗遗训，扩展疆土。他命令由各族宗王长子或长孙率兵西征，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也派长子出征。窝阔台又以大将速不台为先锋，长子术赤拔都为统帅率领全军西征。诸王子贵由、蒙哥等从征，因此又称为“长子西征”或“诸子西征”。
成吉思汗曾鼓励他的子孙攻占外国，不断地征服就是他毕生信奉的哲学。而长子西征就是这种哲学的再一次体现，铁骑所到之处将成吉思汗的精神撒到了欧洲广阔的土地上。正如朱耀廷先生所说：西征是以征服战争为直接目的，需要掠夺奴隶，需要抢夺地盘。
蒙古军队首先分路并进，１２３６年秋，会师于押赤河，速不台先克亦的勒河中游的不里阿耳国，蒙哥攻取钦察。１２３７年秋，诸路蒙军深入斡罗思，于次年分兵四出，连破莫斯科、罗斯托夫等十余座城市。１２３９年，蒙哥攻破高加索山北麓的阿速国，拔都长驱直入斡罗思南部。１２４０年，攻占伽里赤国。１２４１年春，再次分兵，一路攻入波兰的孛烈儿国和匈牙利的马札儿国，并进军西里西亚。在里格尼茨与欧洲联军发生激战，并取得胜利。这一战使欧洲诸国十分震惊，感受到了这支来自东方侵略军的严重威胁。可惜由于教皇和德国皇帝的尖锐矛盾，未能采取一致的对策，使得这路蒙古军获胜后，又攻入了莫剌维亚，继而南下与拔都军取得了会合。另一路蒙军在进至维也纳附近的诺伊施达时，被奥地利和波希米亚联军击退，拔都西进受阻。
１２４２年４月，窝阔台汗的讣报到达西征军营，大军便趁机率诸军东还，拔都则率领本部回到亦的勒河下游营地，留在了钦察草原。此后拔都即在此地建立起钦察汗国（也称金帐汗国），以萨莱城为首都，西征到此结束。
曜质潜灵总幻观 所嘉忠赤一心殚
昆明湖——北京的西湖，既不胖也不瘦。虽然苏轼不曾来过这里，但另一位大学者，耶律楚材，却看中了它，以此为永远的安息之地。当他随蒙古铁骑南征北伐途中，时常怀念故乡山水，写下“归隐西山五亩宫”等诗句。今天的万寿山，当时叫瓮山，因而昆明湖又叫瓮山泊。今人从颐和园东门进入，沿仁寿殿南侧前行至昆明湖东岸、文昌阁以北，仍能找见庭院深深的耶律楚材祠——北屋内陈列数米高的红土堆，即其遗冢，但已是乾隆年间重修的。
当时，乾隆造清漪园（今颐和园前身），在瓮山之阳挖出耶律楚材棺木，皇帝下令“培土为山其上以藏之”，并加盖祠堂三间，内供塑像及墓碑。乾隆对耶律楚材的评价颇高：“闻其为楚材之墓久矣，使阅时而湮灭无传，岂所以褒贤劝忠之道哉？”他还亲笔题诗：“曜质潜灵总幻观，所嘉忠赤一心殚。无和幸免称冥漠，有墓还同封比干。窀穸即仍非改卜，堂基未没为重完。擒文表德辉贞石，臣则千秋定不刊。”乾隆泼墨题诗，犹觉不过瘾，还让丞相汪由敦写一篇《元臣耶律楚材墓碑记》，极尽褒扬。被成吉思汗倚为左膀右臂的耶律楚材，入土五百年后，终于又一次赢得了一位隔世的知音——乾隆大帝。
耶律楚材，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因其住在北京玉泉山一带，所以又称玉泉居士。他本是契丹人，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九世孙，曾任金朝国史院编修及尚书右丞。成吉思汗攻破金中都后，首先想到了他，下诏书令其从军参政，并为之取了个“美髯公”的外号。这位一代天骄辞世前曾指着耶律楚材告诉其子窝阔台：“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窝阔台从其父之言，倍加重用耶律楚材；而耶律楚材也不负厚望，为蒙古帝国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
明朝的张溥认为他“相二帝，辟草昧，开基元德”，其功绩可与周召二公相比。沈德符对他的评价也很高，认为他“功德塞天地”，是一个“大有造于中国”的人。
其时，蒙古立国未久，又连年征战，国库急需补充。而蒙古人只知掳掠，不懂休养生息，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耶律楚材设十路征收课税所，起用著名儒生二十余人，使税收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所获白银５０万两，金帛、粮食等奇货无数。太宗感到非常惊奇，于是在中央设立中书省，拜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将更多的权利交给了耶律楚材，并明令规定“事无巨细，皆先白之”。至此，耶律楚材由掌管文书、占卜者的必阉赤变成了蒙古大汗的亲臣、重臣，成为权重一时的国相。
范文澜先生曾说：窝阔台时，耶律楚材等人作为亡金地主阶级和汉文化的代表人，在促使蒙古适应中原的统治制度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位至中书令的耶律楚材励精图治，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推行封建化政策，将儒家的治国思想运用于实践当中，使蒙古帝国接纳了中原封建文化的洗礼，绕过了游牧民族的历史暗礁，促进了蒙古帝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具体表现在：重用儒臣，施行军政分立，加强中央集权等一系列措施，并反对屠杀，禁止扑买课税，对统治区的人民实行汉族编产制度。这些改革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都有着巨大的作用。
比如在对待屠城这一事件上，蒙古军队侵略亚欧各国和征服国内各民族的时候，曾有这样的规定：凡是进攻敌人的城镇，只要对方进行抵抗，一旦攻克，不问老幼、贫富、逆顺，除工匠外，大部分杀戮，少数妇女和儿童成为奴隶。耶律楚材就建议：凡是很巧的工匠，拥有财富的大户，都集中在汴京城里，这些人一概不能杀。窝阔台觉得有道理，就采纳了耶律楚材的建议。从此，蒙古军队屠城的事渐渐减少了。
耶律楚材作出的丰功伟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其背后的艰辛与艰难又是常人无法体会的。难怪元朝的宋子贞在评价耶律楚材时说：在那个“大乱之后，天纲绝，八理灭”的时代，“以一书生，孤立于庙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学”，确实是很困难的。但他终于发挥他的才干，取得蒙古统治者的信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广泛的改革，使“天下之人固已均受其赐”，贡献之大非同一般。耶律楚材因此赢得了“治天下匠”的美名。
从一定意义上说，蒙古帝国之所以没有骤兴骤亡，与耶律楚材的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耶律楚材“以唐虞吾君为远图，以成康吾君为己任”，“尽弥沦之术，入酬酢之汁”，终于使成吉思汗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巩固下来，为元朝开国奠定了基础。
公元１２４４年，一代贤相耶律楚材走完了他传奇而又光辉的一生，病逝于蒙古高原，遗嘱以马革裹尸运回燕京，埋葬在玉泉山下瓮山泊旁，成全了他的思乡之情、念乡之意。此地原来很荒凉，芦苇遮天，自从耶律楚材归来之后，才变得热闹了。高官显贵、文豪墨客都前来凭吊英魂。
窝阔台之以德治天下
中亚某国曾将一条用宝石镶嵌的金腰带献给窝阔台，他十分喜欢，平时都把它系在身上。有一次金腰带的扣子坏了，窝阔台就把它交给工匠修理。这位工匠私下里却把腰带拿出去卖了，对大汗派去拿腰带的人只推说还没有修好。最后，大汗手下的人觉得事情蹊跷，于是就把他抓起来严加审讯，他这才承认是自己卖掉了。于是，工匠被投入了死牢，窝阔台知道真相后说：“虽然这也是一桩大罪，但做出这样的事来，正说明他极端穷困、无路可走，给他１５０两银子，让他重新做人，今后不许重犯。”工匠做梦也没有想到居然因祸得福，自然是感激涕零，逢人便称颂大汗的宽宏大量。
窝阔台是蒙古帝国的第二位大汗，在位的十三年中，继承了成吉思汗的业绩，为继续扩大帝国的版图，巩固蒙古对北方草原和占领区域的统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称为“马上治天下”的第一人。他在耶律楚材的辅佐下，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治理天下的举措，受到了世人的广泛称颂。
宋濂在《元史·窝阔台传》中对他作了极高的评价，说：“帝有宽宏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时称治平。”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窝阔台的思想，那就是“德”。只是窝阔台实行以德治国的政策绝不是偶然为之，这是由那个时期特殊的社会状况决定的。当时，蒙古帝国虽然还在迅速扩张，但占领地的治理问题已经突出地摆在了蒙古人的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光靠武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应该以一种仁慈的政治思想为基础，实现帝国的有效管理，让人民能够在思想上和体制上两方面来接受大汗的领导。
事实上，窝阔台也在尽自己所能来实现以德治国的思想。在窝阔台看来，作为永存之物的德，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忠，就是忠于祖业，忠于主人；其次是仁，就是对下仁慈。这些思想贯彻在他的治国方略中，无论是文治武功，还是日常的言行，他事事都以此为准绳。
一次，他对不愿执行其善行的诸臣说：“在这有盛有衰的世界上有无永存之物？”当诸臣齐声回答没有时，他却说：“那就错了，好的名誉和声名在这世上永存。”而所谓“好的名誉和声名”，就是他一直提倡的符合道德原则的人的言行。
《合罕言行录·概述》中曾记载窝阔台对他的下属们说，“我们的习俗风尚的声名传给叛逆者，他们的心必然倾向我们……这种善行，使得军队和百姓免除征伐他们之苦，无须大量履危涉险。”在这里，善行被看成是比征伐更为优越的手段。
就窝阔台本人来说，他是这种“德”的观念的忠实传播者和实践者。事实也证明，这样做的确为他赢得了好的名声和人心。就像志费尼在对窝阔台的德治思想进行评价时所说：“我需要一个名字，因为肉体要死亡。”这就是说，好名声是永存的，比生命更加长久。
以德治国，还体现在治理“人心”上，“治心”才是一笔永恒的财富，而窝阔台当然也善于“治心”。据《合罕言行录》记载，窝阔台经常谈论古代帝王的统治经验。他对那种积聚财富珍宝的做法不满，他说：“至于我们，为了我们的英名起见，我们将把我们的财宝储存在人们的心坎里，不给明天留下任何东西。”
对那些不愿实行德行的大臣，他多次做过解释和批评，有时还气愤地说：“你们是我真正的敌人。”有一次，宫中佣人去枣店买回一盘枣，已经按照窝阔台的规矩多付了一倍价钱，但窝阔台还嫌少，叫人添钱送去。这些能为自己迎来好名声的事情，窝阔台向来是乐此不疲的。
毫无疑问，他的这些思想和行为，对不断扩张的蒙古帝国来说，是绝对有积极意义的。它使被占领地区的人民，逐渐对蒙古人产生了认同感，从而接受了他们的统治。
《元史》中对他的评价是：举无过事。意思是说他从未干过坏事。这显然是封建史学家的阿谀奉承之词。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古今中外，岂有例外？只不过，比起其他的几位大汗，他能够以德治国，显得宽厚仁慈了许多罢了。
１３４１年，窝阔台于狩猎后饮酒过量而死，这样的结果多少让人不能接受。窝阔台的一生没有经历过其父汗多灾多难的少年时代，而后驰骋疆场、建功立业，虽然死得有点啼笑皆非，特没有英雄气概，也算得上是“长生天”的宠儿了。
最后一次西征
据《出使蒙古记》所载，蒙哥汗继位后，曾有４００名阿昔新人，化装进入蒙古汗国境内，准备阴谋刺杀蒙哥汗。为此，蒙哥汗决定派其弟旭烈兀率大军前去征讨。
大军出发之前，封禁了从别失八里（今新疆维吉尔萨尔护堡子）到呼罗珊（今阿母河以南，兴都库什山脉以北地区）、格鲁吉亚的所有牧场和草地，不准任何人在这一带打猎，并在深流巨川上搭起桥梁。由各地百姓每人交出１塔合面粉和１皮囊酒作为军粮。蒙哥汗诏谕旭烈兀：一切事情均要遵守成吉思汗时期颁布的法令，对反抗者要坚决镇压，凡顺从者要赐予恩惠；并命令旭烈兀摧毁从忽希思丹到呼罗珊筑起的堡塞。１２５２年八月，怯的不花率领先头部队１２０００人出发。次年三月，渡过阿姆河，向忽希思丹发动进攻，占领其大部分地区。五月开始围攻作为亦思马恩派的据点之一的吉儿迭苦黑堡，用了两年时间将其攻克。就这样轰轰烈烈的旭烈兀西征拉开了序幕。
其实，宪宗元年（１２５１年），蒙哥即汗继位后，就遵奉祖父成吉思汗遗训，决定再一次拓展疆土，开藩建汗。这一时期，在波斯境内尚有两个国家保持独立：一是立国于马三德兰地区（今伊朗北部马赞德兰省）的刺客派之木刺夷国；一是建都巴格达的黑衣大食王国（报达国）。其西还有叙利亚国。此三国彼此不相声援，地位孤立。其中木刺夷人屡劫蒙古商旅，这更给了蒙哥大汗征讨的理由。于是，蒙哥大汗为了维护蒙古汗国的权益，扩大疆土，决定远征波斯，以图在该地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元宪宗二年至世祖中统元年（１２５２～１２６０年）蒙哥汗派其六弟旭烈兀率领１０万大军进攻波斯，这也是蒙古帝国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西征。
此次西征，蒙古军队又一次显示了高超的战略、战术。亨利·利德尔哈特如此评价：“在中世纪里，战略的最好例证并不出在西方，而是来自东方。１３世纪，对于西方战略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时代。其所以显出光辉，是因为蒙古人给欧洲的骑士们充当了教师，使他们在战略方面得到了有益的教训。蒙古人所进行的各次战争，无论在作战的规模和艺术方面，在突然性和机动性方面，还是在战略和战术上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方面，不仅不会逊色于历史上的任何战争，甚至于还要超越这些战争。”
比如说，蒙古军队有一个惯用战术是佯装退却。当遇到强敌时，蒙古军队会故意乱糟糟地撤退，显得丧失斗志，引诱敌军紧追不舍，然后趁敌人队形散乱时，突然回头痛击。运用这个战术需要部队有非常强的纪律性和战术素养。相比较之下，欧洲军队就根本做不到，因为他们一旦后退，步兵就会立刻溃散，一发不可收拾。蒙古军队的指挥通常用旗帜，偶尔用鼓点和响箭，部队调动迅捷无声，让对阵的欧洲军队摸不着头脑。
蒙古军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战术，就是在寡不敌众、战况危急之时会全部下马，以皮制盾牌布阵，蒙古士兵们在盾牌的后面用重弓极其精准地射杀敌人，这时蒙古士兵往往会战斗到最后一人。因为蒙古军队在波斯和叙利亚吃了几次败仗，蒙古人的这个战术才被阿拉伯人载入史册。
蒙古军队的能征善战，由此可见一斑。
旭烈兀从蒙古出发，１２５６年渡阿姆河，会同怯的不花军攻打担寒山要塞吉儿都怯堡。一路杀伐征战，所向披靡，一直打到了叙利亚。１２６９年秋，旭烈兀分兵三路攻入叙利亚，次年一月，破阿勒颇城，叙利亚算端纳昔儿弃大马士革，打算逃亡密昔儿（埃及），后被蒙古军捕获。大马士革长官献城投降。就在这个时候，同样的历史又一次上演。正如，窝阔台汗的死曾拯救了欧洲一样，蒙哥汗的死讯也阻止了旭烈兀西征的脚步。对埃及来说，可以算得上是真主显灵了。
当使者送来蒙哥的死讯后，旭烈兀率大军返回波斯，留先锋怯的不花统率两万军队继续征进。七月，密昔儿马木鲁克王朝算端忽秃思（原为大臣，篡位自立），杀蒙古谕降使者，进兵巴勒斯坦；九月，与蒙古军大战于阿音札鲁德，因大军东返，军力不足，怯的不花战死，蒙古军全军覆没。密昔儿乘胜占领大马士革、阿勒颇和叙利亚全境，杀蒙古所置官吏，蒙古西征的势头被阻止了。
说来有趣，蒙古王子旭烈兀还被广大的基督徒视为救世主，而他的西征大军也因此被冠以“东方十字军”的称号。旭烈兀率领的十几万大军中，来自基督教附属国的部队就有好几万人。其中，海屯亲率两万亚美尼亚铁甲骑兵打头阵，蒙古军中显要的基督徒还包括旭烈兀麾下的第一悍将怯的不花。旭烈兀的王妃脱古思可敦是忠诚的景教徒，其人精明干练，称得上是巾帼英雄，蒙哥汗对她非常赏识，多次嘱咐旭烈兀遇到大事一定要和她商量。脱古思可敦对旭烈兀的宗教政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每每旭烈兀大军宿营的时候，军中的基督教士们就支起帐篷教堂，摇响木铃，召唤教徒们前来祈祷，这已经成为大军西征途中一道特殊的风景。
旭烈兀回到波斯后，闻听其兄忽必烈已继承汗位，自己就留在了波斯建立了伊利汗国。汗国的疆土东起阿姆河，西至小亚细亚，北临钦察汗国，南至印度洋，其都城为帖必力思。
旭烈兀和他的王妃于１２６５年相继去世，得到百万东方基督徒的哀悼。亚美尼亚史料这样写道：“基督教的两颗巨星坠落了。”继位的阿八哈汗性情温和，志在守成，不再提起西征之事。这样自从１２２０年成吉思汗讨伐花剌子模帝国，掀起蒙古西征的滔天浪潮，历经四十年，掠地万里，灭国无数，到这时才终于退潮。
作为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有着血统身份上的天然优势，而一次次辉煌的战绩同样宣示了他无愧于成吉思汗的子孙。他将“上帝之鞭”伸向西亚，在真主的土地上建立了蒙古人的国家。伊利汗国尽管延续时间不长，但他的出现完全改变了西亚历史的走向。
除了伊利汗国之外，历史上所说的蒙古四大汗国的其他三个为钦察汗国（也称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及窝阔台汗国。成吉思汗在世时，他高大的身影足以将所有蒙古人团结在一起；当他去世后，他的子孙们很快就相互举起了原本对付敌人的刀剑。由于贵由死后窝阔台系同拖雷系的汗位之争，加上后来的海都反叛，窝阔台汗国在１４世纪初就被察合台汗国兼并了。其他三大汗国也分别在１４世纪中后期和１５世纪中期因汗位争夺与诸侯叛乱先后灭亡了。不过，这几大汗国名义上仍受元朝的控制。就像范文澜先生说的那样：忽必烈在汉地称汗建国时，西北的钦察、察合台、伊利三个兀鲁思（汗国）实际上已经分立，但是忽必烈和他以后的元朝皇帝，在名义上仍是蒙古大汗的继承者。各兀鲁思宗王推戴的君主，有权处理本国的大事，但须向元朝皇帝奏报。各兀鲁思汗位的继承也要得到元朝皇帝的认可。
